一、“城市城市化”:江苏城市参与世界城市体系竞争的必然选择（论文文献综述）
万宁娜[1]（2020）在《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研究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文中指出2018年11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11月,时隔一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再次考察上海时指出,“上海要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2019年12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标志着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大框架下,上海和长三角地区迎来了新的历史重要发展机遇和重大挑战。一直以来,长三角地区始终是我国经济综合实力最强、经济要素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但现有研究多是从传统经济学角度出发,研究方法多采用传统的计量模型,虽然对理解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传统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分析快速发展的区域一体化。随着全球一体化使城市和区域联系从地区和国家内部逐渐扩散到世界范围,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研究城市和区域必须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局限,需要在更大的视野下对城市和区域研究的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框架进行调整,要将城市和区域作为节点纳入到大型网络的范畴进行研究。本文将传统区域经济学理论与全球城市网络理论相结合,将长三角大都市区纳入城市网络的分析框架和范畴,基于交叉学科的视角,采用INM城际联锁网络模型对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进行研究,并从非对称城际关系、关注落后地区和分区域等方面对INM模型进行了修正和扩展,在一定程度上从交叉学科的角度对区域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探索和丰富。本文以上海和长三角大都市区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以上海为核心的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水平及政府干预下的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效应。在理论分析、文献梳理及概念界定清晰的基础上,以相关理论及特征事实为指导和依据,通过归纳总结、实证研究等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首先,对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历程进行了回顾,重点对上海的行政区划、政府主导下的一体化政策和战略规划演进等进行了归纳研究,并划分了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演进阶段,用SI指数比较了上海与OECD国家主要大城市在土地、人口方面存在的问题,总结了影响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即集聚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政府干预下的一体化政策,重点对产业结构调整、区域一体化政策与大都市区一体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借鉴了发达国家如纽约大都市区产业结构调整与一体化互动发展的经验、政府规划和政策干预下的东京大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经验。其次,本文通过跟踪记录2016-2019年企业设立的分支数据,从空间结构一体化的视角对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利用世界城市网络INM模型（城际联锁网络模型）对长三角大都市区26个城市的城际联系进行度量和考察,重点对上海在长三角地区的腹地和产业承接城市的区域重要程度进行研究,同时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动态演变过程进行了度量。实证结果表明,长三角大都市区城市网络层级分化现象明显,发展并不均衡,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心城市在辐射和拉动次级城市和周边城市效应显着,但仍需要进一步加强。长三角大都市区城市网络发展不均衡,网络多中心化、层级化现象明显。城市联系高度集中在发达的中心城市内部,外围城市之间的联系较少,处于网络边缘位置。综合各项指标,将长三角城市网络划分为一、二、三、四层级,其中上海是长三角地区层级最高的城市,属于核心城市;南京、杭州、合肥、宁波、无锡、苏州处于第二层级,属于中心城市;常州、南通、扬州、芜湖、嘉兴、泰州、镇江处于第三层级,属于次中心城市;其他城市处于第四层级,属于外围城市。中心城市分别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外围城市进行辐射和拉动,直接和间接效应总和约为50%,较为显着。从城市非对称曲线来看,7个中心城市与上海的城市能级和城市综合水平均有一定的差距。从省级层面来看,江苏省的城市排名靠前,安徽省排名靠后,合肥作为省会城市的优势不突出,部分指标落后于宁波。从长三角地区五大亚城市圈与核心城市的联系来看,苏锡常都市圈位列第一,南京都市圈次之。此外,在对企业进行长三角地区内部与外部分区域度量时,结果显示长三角以外的企业选择在长三角设立分支的意愿并不强烈。以非长三角地区企业度量时发现,结果显示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在聚合链接占比、城市网络距离等方面比有了显着改善,这说明城市门槛效应对企业选择分支定位有一定的影响。随着上海核心城市地位的提升,门槛效应进一步提高,非长三角地区的企业更倾向在二级中心城市设立企业分支。2016年6月,《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颁布实施,规划期为2016-2020年。通过比对2016至2019年各项指标的变化,进一步研究4年来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和一体化水平的动态演变情况。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2016年,2019年上海的门槛效应更加显着。由于上海较高的城市发展水平给企业带来了过高的成本等负面影响,导致企业尤其是长三角以外的企业进驻上海的意愿在进一步降低。4年来,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水平在进一步提高,企业选择落户除核心城市上海以外的其他城市,不仅没有对企业产生影响,相反还降低了企业的经营与发展成本。经过4年的发展,长三角大都市区城际联系普遍增多,表明城市联系更加紧密,但城市排名整体变化不大,2016年排名前列的城市在2019年的城际链接值的增幅要小于排名后列的城市。经过4年来的发展,大部分城市虽然没有跨出本层级范围,但是次中心城市和外围的排名均有显着变化,集中体现在浙江省城市的快速发展。最后,基于1997-2018年长三角三省一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作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标,实证检验了区域一体化政策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效应。提出三个假说,认为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能够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将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划分为产业结构差异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种路径,考察这两种路径方式下哪种路径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更为显着。为了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核心解释变量分别采取经济指标和政策指标两种指标进行度量。实证结果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产业结构调整下的两条路径的作用效果并不相同,两者具有显着的差异性,产业结构高度化路径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产业结构差异化路径的作用效果。造成差异性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各级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各种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在运用区域一体化政策时都偏向选择效率回报最高的产业结构转型政策,再加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我国政府自制造大国到创造大国转型的主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策的导向性,因此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产业结构高度化,其作用效果显着大于产业结构差异化路径。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对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要提高优质企业在上海的落户和设立总部的比例。近年来,随着上海核心城市地位的不断提升,门槛效应也随之提高,城市门槛效应对企业选择分支定位的城市有具一定的影响,而非长三角地区的企业更倾向选择在长三角大都市区内的二级中心城市设立分支,以降低企业在核心城市落户或设立总部及分支的各类成本。鉴于此,上海要进一步降低低端落后企业留沪的比例,将有限的资源留给国内外大型优质企业,进一步提高优质企业总部在上海的落户比例,保留上海的城市核心功能。此外上海作为核心城市,其对外围城市的直接辐射拉动效应远低于间接辐射拉动效应。建议要进一步提高上海对外围城市的直接辐射效应,从而提高长三角一体化水平。第二,要进一步加强中心城市对长三角大都市区外围城市的辐射拉动效应,从而提高区域一体化水平。中心城市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外围城市产生的作用效应总和约为50%,较为显着。外围城市要加速发展,不能局限于第四层级和外围城市内部,要加强与高层级、中心城市的联系与合作。中心城市的城际链接不能仅停留在第一、二层级内部,要更多地扩散和覆盖到到第三、四层级的城市。第三,建议进一步提高中心城市的城市能级、缩小与上海的差距,提高城市承载能力。从非对称曲线来看,上海的整体城市能级仍远高于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今后上海的非核心功能要向这些周边中心城市疏解的话,这些城市的匹配和承载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提高。中心城市要加强与核心城市上海的联系,提高城市服务水平,积极做好产业转移的承接工作。第四,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积极引导产业结构朝着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和大都市区一体化的发展方向调整,加强三省一市的合作,科学制定长三角大都市区内产业协同发展的制度机制和政策导向,充分发挥政府干预的正向效应,消除地方行政壁垒、加强地区联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杨伟荣[2]（2020）在《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否取得根本成功、国家现代化发展能否获得顺利实现。不可否认,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推动农村和农民“更好”发展的政策性安排的确是党和国家对西式城市化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新时代成果,但当下各地方振兴战略的规划方向和实施重点仍延续了发展主义话语下乡村经济如何实现快速发展的老问题。鉴于以往乡村发展被发展主义裹挟的客观结果是乡村更加边缘化,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如果不转变思路,很可能会再次遭遇过去那些乡村建设运动所面临的发展主义困境。为此,本文以发展伦理学为学理依据,从“发展”的流动性特点切入,通过系统梳理“发展”意蕴的伦理呈现和乡村发展概念的价值彰显过程,分析了国际发展伦理的建构瓶颈以及乡村发展伦理的出场语境和当代使命,并以乡村振兴的发展主义遭遇为突破口,对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以及发展方式等方面的“问题化”表现进行深层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提出了应对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城市中心主义的伦理策略,确立了乡村“整体美好持续共生”的价值取向,力求在推动乡村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语境下建构符合中国乡村发展实际的发展伦理体系。首先,就乡村发展目标的“问题化”而言,经济增长至上的乡村增长主义给农民带来了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同时也使乡村面临“负增长”困境、农民陷入无意义的价值危机。为此,必须以乡村“美好发展”对乡村发展目标进行伦理定位,明确农民美好生活作为乡村发展价值目标的基本内涵,并在推动农民劳动休闲化和休闲劳动化融合统一的过程中落实农民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其次,在乡村发展主体的“问题化”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凭其较高的经济贡献率主导了乡村发展,并对分散小农群体产生“排斥”,导致了不同阶层之间发展权益的不平等。为此,必须以乡村“整体发展”对乡村发展主体进行伦理审视,坚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并共享乡村发展成果的伦理要求,发挥“中坚农民”的主体联结功能以克服弱势小农群体“被组织”、“被合作”的主体建构困境。再次,在乡村发展动力的“问题化”方面,刺激农民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被人为建构并无限扩张,最终出现了资本逻辑宰制的、不可持续的乡村发展动力谱系。为此,必须以乡村“可持续发展”对乡村发展动力进行伦理整合,明确资本逻辑在乡村发展中的双重作用,并以“社会运行与发展的总体逻辑”整合多元化的乡村发展动力要素,实现内、外源动力之间的互动转换和有效聚合。最后,在乡村发展方式的“问题化”方面,以城市（镇）化为核心的乡村发展方式使我国城乡发展长期处于一种非均衡、不协调的状态,乡村难以享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和权益。为此,必须以城乡“共生发展”对乡村发展方式进行伦理调适,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属人性、平等性和多样性价值,并通过践行平等公正的“对称性”发展准则、双向合作的“互惠性”发展路径及五位一体的“共赢性”发展格局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实践。当然,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中的“问题化”表现并非仅有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四种形式,发展伦理对社会发展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也不止是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式四个方面。只有在更深层发掘“问题域”和更广泛拓展“价值面”的基础上推动乡村发展伦理体系的建构,才能真正实现农村和农民“更好”的发展。
王成韦[3]（2019）在《基于超网络的城市化发展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文中提出没有任何一个经济社会进程能够像城市化一样创造出如此多的机会,不论是对产业的发展还是就业的促进,城市化都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城市化已经成为我国继工业化之后新的经济发展引擎,国家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双引擎驱动的新成长阶段。随着区域性贸易自由化、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的不断深入,以及新一轮技术变革和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资金、信息、人员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区域内、产业间不断流动、集中和分配。城市的发展已经超越自身界限,涉及地理空间、经济空间和行为主体等多个层面。不同属性和层次的主体（产业、企业和城市等）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迥异,并通过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使得不同属性主体在层内和层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在此背景下,厘清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要素主体关系以及识别影响城市化发展的重要主体及其关联组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城市群为基础发展城市化既是提升我国城市化整体水平的内在要求,又是加快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现实选择。城市经济发展问题涵盖产业、企业和城市等不同属性和层次的经济主体及其关系结构,可视为以产业关联为基础的企业和城市等多属性、多层次主体间的关系整合问题。其中,产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是企业业务交流和城市经贸往来的内在基础;企业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是产业组织网络的高级细分形态,依赖产业空间集聚的同时也对城市经济产生动态影响,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实现;城市承载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具体反映着贸易与合作的效率与效能,是产业关联和企业发展的最终体现。城市内、外要素主体的关联强度和结构表征着资源要素整合和劳动地域分工程度,关键要素主体的辐射带动能力与功能支撑作用影响着城市化发展的效率和效益。因此,在推进城市化发展,制定城市化战略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城市群内产业、企业和城市等主体及其层内和层间关联结构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为了更好的基于城市群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化进程,在城市化发展的研究中必须要开启新的视角,关注城市发展的宏观背景、影响因素、内在机制以及结构演进趋势。本文对城市群经济系统内的各层次要素主体归纳在一个框架下进行整合,在综合考虑城市间的产业投入产出关系和企业业务往来关系对城市发展的影响,采用超网络思想研究城市化发展问题。超网络存在于由很多单一网络相交织形成的现实系统之中,其可更全面描述复杂系统,逐步成为研究现实问题的新方法。因此,本文引入超网络分析方法,基于城市群经济系统构建城市化发展超网络模型,并从关联结构视角刻画和描述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各层次主体的层内、层间交互关系,这对制定科学有效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讲,本文主要完成以下研究内容:（1）分析多属性要素主体关联对城市化发展影响的内涵和机理,构建城市化发展超网络模型。城市群作为城市化发展的主要载体,城市群内的产业、企业和城市及其关联结构是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关键要素,城市群内要素主体关联的本质是在产业和地域分工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层次和各具特色的合作网络,核心是跨区域的资源整合与协同,基础是地区产业存在的投入产出关系。因此,本文第3章在分析城市群内要素主体及其关系对城市化发展影响的基础上,分别构建产业、企业和城市关联网络,并根据其内在的属性和逻辑关系,基于超网络理论耦合三层要素主体关联构建城市化发展超网络模型。（2）设计城市化发展超网络的层内和层间结构度量指标。经济含义清晰且可操作的城市化发展超网络模型的构建,不仅需要明确的应用目标和合理的描述工具,也包括指标设计和指标体系的构建。文中从多个维度分析揭示产业、企业和城市等主体内部及其间的关联结构,测度城市群内单层次和多层次要素关联结构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如基于子网络局部关联结构指标（节点度、点介中心性和边介中心性）可以从层内关联的视角识别层内关键节点和连边,基于子网络整体关联结构指标（基础关联结构、核关联结构和循环关联结构）可以识别单层网络中的关键支撑结构,基于超网络局部关联结构指标（节点超度和强度中心性）可以从层间关联的视角,识别层间交互的关键节点,基于超网络整体关联结构指标（超边度、超边相似度和超边距离）可以识别系统中影响力最强的产业、企业和城市组合。这些主体关联的结构特征可以为制定城市化发展战略以及促进城市经济协同发展提供定量依据。（3）对影响山东省城市化发展的省内、外要素及其关联结构进行应用研究。山东省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也处于实现由大到强战略性转变的关键时期。山东省城市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省内要素主体的协同,也离不开省外要素主体支撑,因此,通过构建山东省自身以及分别与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要素关联的城市化发展超网络,分析要素主体间的关系及结构,找出支撑山东省城市化发展的省内、外关键产业、企业和城市及其组合。根据计算结果分析山东城市化发展中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验证了城市化发展超网络模型构建方法和指标计算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本文具有如下创新点:（1）从产业、企业和城市关联视角分析城市化发展问题。文中研究了城市群内的产业、企业和城市等不同属性主体的层内和层间关联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首先,明确了产业、企业和城市等主体的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影响城市化发展的要素主体关联从单属性、单层次主体关联扩展到多属性、多层次主体间的关联。进而,基于要素关联关系定义城市化发展的内涵为:通过城市群经济系统内多属性、多层次要素主体的有序关联运动促使其在子系统层内和层间形成有序的关联和集聚,并找出子系统层内和层间的关键节点和结构,发挥其核心辐射带动作用,从而实现城市群经济的多层次、多方面的互惠共赢和经济结构优化,最终推进城市化的发展。（2）将超网络的思想融入城市化发展模型构建中。超网络为研究社会经济生活中包含多属性、多目标、跨层级等特征的主体关联结构提供了有效工具。本文基于超网络理论抽象城市群经济系统,将产业、企业和城市等不同属性的要素主体纳入到统一的框架中进行分析,构建了包含城市经济发展的关键主体、反映城市化过程中的单层次内和跨层次间的要素主体关联超网络模型。并以山东省城市化发展超网络为例进行应用研究,进而为识别山东城市化发展中的关键产业、核心企业和重要城市,并确定辐射力广、支撑性强的产业、企业和城市组合提供了模型依据,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城市化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3）设计了经济含义清晰且可操作的层内和层间结构度量指标。文中从多个维度分析揭示产业、企业和城市等主体内部及其间的关联特征,找出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关键要素主体及其关联结构。具体指标包括基于子网络局部关联结构指标（节点度、点介中心性和边介中心性）、基于子网络整体关联结构指标（基础关联结构、核关联结构和循环关联结构）、基于超网络局部关联结构指标（节点超度和强度中心性）以及基于超网络整体关联结构指标（超边度、超边相似度和超边距离）,文中并对山东省城市化发展超网络结构进行实例计算,找出了影响山东城市化发展的省内、省外关键要素主体及其关联组合。这些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城市化发展指标设计体系。
姜义颖[4]（2019）在《城市化区域的形成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途径和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选择。至2016年底,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57.35%,城市化正在由主要是集中型城市化向集中型城市化与扩散型城市化相结合的历史阶段演进。根据城市化一般规律所决定的发展趋势,我国城市化正在由单体城市的城市化走向城市群的城市化,由重视城市建设的城市化转向重视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城市化的转型发展势在必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阐明了城市协调发展战略:“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是对我国城市化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同时也表明我国城市化发展进入新阶段。这种由城市群为形态的城市化进程,从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两方面的协同性来看,城市化会出现一个怎样的新发展形态呢?本文在大量考察我国城市化发展实际和综合研究国外城市化发展形态的基础上认识到,我国城市化和城市发展将迎来发展新时代,即进入到城市化区域的空间城市化发展时代。本文以“城市化区域的形成与发展研究”作为论文选题,期望从城市化发展的隐性（社会空间）和显性（物质空间）两方面,探讨新时代下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新形态以及在新形态下城市化经济如何高质量的协调发展,同时,研究城市化区域的形成机制和运行机理,分析城市化集聚与扩散重塑的区域空间结构和规模经济的发展过程,总结城市化区域在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中的重要作用,这些对丰富城市经济学理论有重要意义。在新时代,城市化经济如何高质量、高效益的发展?如何有效地避免各种城市病?如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这些问题正是需要通过把握城市化区域的发展规律来解决。可见,深入研究城市化区域理论有重要的应用实践意义。城市化发展进程已经表明,探寻城市化区域的一般发展规律,既是推动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应用理论需要,也是推动我国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向理论前沿发展的需要。故对城市化区域的理论探索,将是我国未来一个较长时期的理论研究任务。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城市化发展迅猛并推动区域经济高速增长,但区域发展不平衡日益凸显,城乡差距持续拉大。当下,城市化过程中“五高五低”的发展现实为这种不均衡和差距提供了注解。一是,城市化发展速度高,而质量、效益低。城市化发展直线上升,短短几十年就达到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高度,但是发展质量和效益却与之不符。城市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市政管理、就业吸纳、人文建设等明显滞后,一直是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二是,资源消耗高,规模效益低。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城市化速度远超于人口城市化速度,而人口城市化又远超于产业城市化,“三率倒挂”现象严重,造成大量土地资源浪费。建了视觉城或景观城后没有充足的产业作为支撑,产城失衡,城市规模效益递减,难以保持城市经济持续发展。三是,城市高速发展、农村低速发展。我国实施城市化战略以来,城市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城市面貌得到巨大改善,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农村境遇却日渐没落。城市对农村形成的巨大“虹吸效应”,使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达到了 4倍之多,在医疗、卫生、教育、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城乡差距更大,形成了“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二元结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形成“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的尴尬局面。四是,核心城市高速增长,腹地城市低速增长。近年来,我国城镇规模结构严重失衡,一方面,大城市数量和人口比重持续增加,尤其是特大城市规模盲目扩张,人口数量激增,资源环境负荷加重;另一方面,中小城市开始收缩,中西部一些小城镇甚至出现萎缩迹象,无法对核心城市发展形成有力支撑。五是,东部区域发展水平高,中西部区域发展水平低。我国区域发展东高西低的趋势不断加剧。在我国目前的诸多城市化区域中,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区域处于经济领先地位,且都处于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城市化区域的发展明显落后。这些状态与将城市与区域割裂、城市规划建设孤立化、局部化等有密切关系。由于没有认识到城市化已经进入到城市化区域的发展阶段,导致城市化碎片化、城市和区域之间出现非均衡化、失谐化等,都阻碍了城市的协同发展。因此,在全面把握城市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厘清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化区域边界和功能,分析城市化区域的规模经济状态及空间结构布局,对制定城市经济发展政策和优化区域经济顶层设计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本研究立足于城市化延伸发展到城市化区域之事实,分析城市化区域的概念及其形成与发展,探讨城市化区域发展的核心问题。首先,提出城市化区域概念,探析城市化区域形成机制、运行机理、空间演化及其发展规律。其次,结合我国城市化区域发展现实,深入研究城市化区域发展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城市化区域中城市规模经济决定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二是城市化区域中内部结构决定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再次,分别对城市化区域内的规模经济决定和内部结构决定进行测度,实证分析二者对城市化区域发展的影响。最后,在城市化区域发展战略及政策选择方面,提出城市化区域发展战略内核及推动城市化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本研究在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及调查研究与综合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通过探析城市化区域的概念、分析其形成机制和运行机理,全面剖析和实证检验城市化区域的规模经济、内部结构以及对区域或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求实现以下创新:（1）从理论与实践结合基础上界定城市化区域概念。城市化区域作为城市化发展的空间演化趋势和社会经济表现形式,需要通过全面研究建立起相应的理论体系。这里,首要问题是要准确地界定城市化区域的概念。工业革命后的城市化基本上都经历了由单中心到多中心,专业化城市到综合化城市、单体城市到城市群的发展历程,而城市化形态由单个城市发展转化为多个城市连成片的城市化区域。这种城市化区域是城市与区域连结为一个空间整体的社会形态。它与城市化有形状、品质和技能的同质性,但又比城市化的空间形式更为泛化。通过探讨城市化由城市内部发展到城市外部进而延展到区域的过程,可以得出:城市化区域就是指以一或两个以上（包含两个）大城市为核心、周围环绕若干中小城市和乡村地带作为腹地而形成的遍布城市化生活方式的人类生活区域。本文从城市化发展形态的角度界定城市化区域概念,是对城市化发展形态研究的理论创新。（2）揭示决定城市化区域发展的两个关键问题。城市化区域是由多个城市连结形成的广袤空间地带和社会经济体系。支撑这个空间地带和社会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内在机理,表现在保证区域高收益的城市规模经济实现和保证区域协调发展的内部结构合理化。即城市规模经济与区域内部结构是决定城市化区域发展的两个关键问题。城市化区域内城市数量和实力会不断增长,外向经济会日益扩大,逐步向更高级阶段跃迁,整个区域由均衡走向非均衡再向均衡发展如此循环,这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从城市规模经济与区域内部结构两个方面探讨推动城市化区域有序运行与健康发展是城市化发展的创新。（3）实证分析我国城市化区域经济规模适度点以及城市化区域内部结构的合理度。从城市成本与收益关系理论分析城市化区域适度的经济规模,实证测度出其适度规模人口数量;从区域内部结构均衡理论出发,实证测度我国城市化区域内部结构合理度,为我国城市化区域人口吸纳、转移以及区域规模的发展战略与政策制定提供现实依据,是本研究的另一个创新。因此,本研究尝试对城市化区域的形成和发展及政策选择问题展开探讨,通过提出城市化区域概念,为研究城市化发展提供新视角;通过对城市化区域成因及运行机理的研究,可以引起人们对城市化发展质量、城市发展新格局及城市与区域间关系更加关注;通过城市化区域规模经济决定和内部结构决定分析,为城市化区域规模找到适度点以及内部结构均衡提供理论依据;通过城市化区域发展战略及政策选择分析,可为新形势下制定城市化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参考,以达到城市化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初衷。
王海荣[5]（2019）在《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文中认为城市作为一个人口聚集性生存的空间存在,其空间本身不再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容器,而是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建构性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系、利益结构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它在扩张、更新、重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流动和剧烈变化;它背后有国家/政府的主导、市场的作用、社会力量的参与,各种利益主体围绕空间资源在互相博弈。空间反映着国家与城市中不同社会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同时,空间的边界规定着城市与国家的关系;空间是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国家要在有界空间范围内促进城市空间发展,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政治目的,同时,也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可能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诉诸城市空间治理,防范和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与危机,协调多元空间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维持国家的一体化发展与社会秩序稳定。本文以空间理论和城市政治理论为理论资源,梳理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历史变迁,从城市空间治理背后的政治意义和所要面对的城市空间问题两个方面回答为什么要进行城市空间治理,继而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空间生产与治理上的表现和具体化。解释这种体制是如何在推行非均衡空间发展战略的情况下,维持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以及它本身在城市空间生产和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最后试图提出推进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路径。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起点。城市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战略空间。对于中国而言,在超大规模的地域范围内,在多元民族、区域、文化、阶层的社会结构中推进现代化进程,空间是国家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家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战略需要,有选择性地干预地理空间,介入城市空间生产,促进城市空间治理转型与变迁,进而引发了不同的空间效应和结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内容从巩固新生政权、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变,城市空间生产经历了从强调空间控制、空间商品化、突出空间公共性质向空间多重属性全面发展的转变,城市空间治理模式经历了管理型地方政府、经营型地方政府、服务型地方政府向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地方政府的方向转变。空间始终内在于整个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过程之中,与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对于维持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是,城市空间治理的内在矛盾也带来了空间难题,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且差异化特征明显。这体现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个层面的一种叠加式的城市空间结构问题,而由此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使城市内部面临失序、分裂和碎片化的风险,使国家的合法性和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受到严重挑战。现实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凸显了城市治理的空间维度。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层面上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决定了它通过城市空间治理既要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又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从本质上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是党运用国家权力并动用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城市空间生产层面促进国家建设和城市发展,并解决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城市空间问题的过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包括党的领导、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关系;在空间生产维度上,包括这种体制对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属性的生产。国家与城市中的不同权力主体介入城市空间生产形塑着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模式。但是,不同治理主体空间生产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失衡也是引发城市空间问题的根源。党和国家追求对城市空间生产的控制与秩序,以维护政治的合法性;市场参与者通过开发、建设、运营各种生产性和消费性空间,实现资本的增值;城市中的广大市民则试图维护具有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治理体制既是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又引发了城市空间问题,既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内在逻辑的反映,又构成了城市空间治理的现实挑战。面对城市空间治理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空间问题,我们应当从权力结构和空间生产的维度上探索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协调和理顺多元空间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即,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宏观统筹与引导、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范和引导、加强政府对社会的培育与引导。在空间生产维度上,推进城市空间多重属性的全面发展。即,在城市经济空间生产上坚持科学与创新、在城市政治空间生产上注重包容与协商、在城市社会空间生产上秉持公平与共享、在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上突出特色与传承、在城市生态空间生产上强调绿色与低碳。
黄军[6]（2019）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国家城镇化战略向纵深推进,小城镇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与此同时小城镇区域各类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不仅加剧了小城镇多元社会主体间环境利益冲突,也制约着小城镇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传统的政府单一主导的生态管理机制与模式对于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却屡屡失灵。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下,小城镇生态治理面临着多种治理困境与挑战,难以有效地解决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这成为制约“新型城镇化”战略向前推进的重要因素,迟缓了小城镇居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步伐”,更是摆在地方政府眼前棘手而又亟需解决的问题。那么如何有效应对小城镇生态治理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和治理困境,实现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抑或而言,小城镇基层政府、企业、镇村居民和环保组织以何种治理理念为指导进入生态治理的场域、体现并发挥其具体的角色和功能?各治理主体又以何种治理方式和治理制度推进生态治理?显然,研究这些问题既有助于生态治理现代化理论的完善,也有助于小城镇生态治理实践水平的提升。正因为此,上述这些问题自然就构成了本研究的中心议题。本研究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来收集相关理论和实践资料,并通过案例回顾的方式找到资料中包含的重要信息,从中分析得出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逻辑思路,并从四个维度实现了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同时结合长三角地区生态治理实践提出了小城镇生态现代化的具体路径。以下四点是本研究的核心研究发现:第一,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生成机理。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反映出当前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的形成存在深层次的根源,它受到小城镇社会结构、理性选择和文化心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如何治理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现成的理论框架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这就需要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建构出小城镇生态治理的现代化路径,从而实现小城镇生态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本研究在对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构造和生成机理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生成机理分为四个层面,即基于绿色发展的治理理念、基于复合型结构的治理主体、基于行为手段的治理方式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治理制度。第二,小城镇生态治理的困境与原因分析。在小城镇生态治理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虽然经历了一些挫折,但也积累了宝贵的治理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小城镇生态治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新型城镇化对小城镇发展也提出更高的要求,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时代背景。当前我国小城镇生态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的问题,即生态治理主体结构单一阻碍治理主体多元化及其协同共治的实现;传统的政府生态环境管理方式落后制约了生态治理效率;生态治理制度缺位造成了资源投入与服务供给不足。这些治理困境的产生,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既有理念性原因、主体性原因,也有行为性原因和制度性原因。在理念性原因方面,表现为治理主体缺乏绿色发展理念、镇村生态文化断裂;在主体性原因方面,表现为小城镇生态治理主体的单一化、生态共治和公众参与的弱化;在行为性原因方面,表现为生态治理法治化能力欠缺、生态治理文明化程度不够、生态治理民主化不充分和生态治理缺乏科学手段;在制度性原因方面,表现为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运行不畅。第三,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思路。为了有效解决小城镇生态治理困境,本研究对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思路进行了系统性阐述。首先,以科学性和正义性的统一与平衡作为小城镇生态治理理念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它致力于实现绿色发展指向的生态治理现代化;其次,通过构建小城镇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复合型生态治理架构来矫正小城镇多元治理主体的不对等地位并规范好各生态治理主体的角色和功能,它致力于解决小城镇生态治理中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问题;再次,以小城镇多元生态治理主体环境利益共识为基础,将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和文明化的治理方式贯彻到小城镇生态治理实践之中,它致力于实现小城镇生态治理方式的现代化;最后,主张基于政府和市场融合的理念通过小城镇生态治理的制度设计、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以新的制度建构、统筹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它致力于实现小城镇生态治理制度的现代化。第四,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在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理论思路的基础上,结合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生态治理实践,本研究最终对小城镇生态治理提出了具体的现代化路径:其一,在生态治理理念维度,要培育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观、重塑镇村生态文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和新时代“两山论”的生态思想;其二,在生态治理主体维度,要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复合型生态治理新格局;其三,在生态治理方式维度,要推进小城镇生态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文明化和科学化;其四,在生态治理制度维度,要完善互惠共赢的环境保护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苟欢[7]（2020）在《社会转型期的社区合作治理研究 ——行动主义的视角》文中认为纵观我们的生活空间,是一个不断被各种社区所嵌入的场域,就像地球被“国家化”、国家被“城市化”一样,城市也逐渐被“社区化”了,我们几乎无时无刻不与社区这个包裹着我们身、心、灵的壳打交道。当人类进入20世纪80年代,社区作为治理开展的新兴力量和基础单位,承担了越来越多（甚至是超越其能力）的公共性,以至于出现了街道开始具备执法权的奇特景观。西方国家对社区及其治理功能的重视早于中国,这与其特殊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和“自洽”的理论阐释逻辑息息相关。从实践背景而言,西方较早进入工业社会发展阶段,较早受到工业文明的洗礼,也较早感知到工业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各种“负产品”（各类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危机事件易发多发。）正是这些“负产品”不断冲击着社会治理的各道防线,使得西方社会治理变革的诉求更为迫切,变革动力更为深刻,变革决心更为坚定,一场“依靠社区发展社会”的社区复兴运动便由此开始。那么,引导西方社区治理实践的理论是什么呢?总结而言,就是“公共选择+民主理论”的变革理路。以奥尔森、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论证了集体行动的诸多实践困境,如搭便车、公共池塘、负外部性行为等等问题;以罗伯特·达尔、卡普兰、帕特南为代表的民主理论探析更告诉我们:“民主太遥远了,不如打个折去搞多头政体”、“理性选民是个神话,总统总是选择不良政策”、民主制度的绩效在地区间存在极大差异会导致“独自打保龄球”的社会原子化。将这两条主线合流,便构成了西方社区治理实践与研究的基本假设与理路:共同体内人数太多,民主制度不易玩转,必须缩小共同体规模,即将国家治理转换为城市治理、把城市治理分割为社区治理,在“小场域”的社区民主实践中去实现“大场域”的社会发展。然而,立足于历史发展与转型的时空格局来看待走向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当今社会及其治理,社会治理及其行动场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要素与特征不断凸显,社区的民主追求与治理行动亦呈现出非线性的发展趋势,社区再也无法从社会大系统中被分割看待。进言之,治理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部分简单相加之和,社会的治理绝对不能被机械地加总为对“多个社区的治理”,因为多个社区之间的互动极可能放大一些问题,亦可能次生出一些之前没有的新问题。所以,在走向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转型期,在一个城市胜利的时代,在社区生活模式不可逆转的时代,我们需要在对社区及其治理面貌的重新省察基础之上对社区治理的未来发展做出前瞻性的行动构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使得以社区治理为核心构成的城市治理、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具有坚实的存在之基。如果说当下社区及其治理的建构目标与行动路径是由整个社会的历史转型情景与发展诉求所决定的,那么新型社区及其治理行动的建构过程必然充满着各种困境。因为社会的发展与转型并非是一个均衡的发展过程,相反,其间不断充斥着由各种主、客观因素作用而成的社会发展失调问题,即主要表现为作为主观条件的行动知识建构滞后于作为客观条件的时代发展情景,继而致使具有主观性和稳固性特征的传统社会意识,在新生社会情景中依然继续发挥着对新生社会事物及其运行过程的观念塑造与行动支配作用,这显然具有导向意识混乱与行动失灵的双重发展困境。全球化和后工业进程中呈现出的新型社区及其行动建设便处于这样的风险之中。虽然转型时期的社区及其治理语境已然不同于工业社会时期的样貌特征,但是工业社会时期的意识形态却依然继续侵染着新兴社区及其治理行动场域。这将不仅削弱作为新型社会治理力量之一的社区在转型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亦将极大干扰以新型社区自治与合作为基本实践路径而实现社区实质民主价值的行动方向,更将最终阻碍以社区合作治理促进整个社会合作治理的发展进程。当然,我们并非就此而全盘否定传统社区及其发展的历史作用,在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全面转型的历史发展情境中开展社区及其治理模式的构建,必须始于对工业社会时期的社区观念与行动的反思性考察与合理性解构,继而才能创造性地重构出具有“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特征的社区治理理论与实践模式。针对这些研究背景、特征省察、研究目的与基本假设,我们将关于转型时期的社区治理考察与研究凝练为一个核心问题: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如何促使社区及其治理模式改革朝向具有实质民主意涵的发展方向。围绕这个核心问题而拓展出的实践模式思考,便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社区合作治理模式。据此,我们又将核心研究问题具化为一组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问题链:为什么社区合作治理模式是走向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时期的社区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建构趋势与目标?为什么行动主义是社区合作治理研究的应然理论范式?社区合作治理模式构建的行动主义特征与规范基础为何?如何在行动主义的知识规范下具体建构走向合作的社区及其治理实践?根据这些问题索引,我们首先对转型时期社区合作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基本论证,明确了现代社区作为新市民社会的基本构成区别于传统社区所具有的自主行动特质,以及作为转型时期社会治理的新型自治力量,对社会合作治理终极建构目标所具有的实践价值。其次,通过对工业社会时期所形塑的制度主义社区治理方案的反思性考察,发现其在后工业化情景中具有导向社区治理走向失灵和形式民主等诸多实践悖论的风险,故转而透过行动主义的理论棱镜去折射出转型期的社区治理模式所应关注的建构维度和内容。并在此基础之上重新梳理了社区民主与社区治理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社区民主作为社区治理追求的价值目标,应该在公共性的社区扩散实践发展背景之下,在作为新生社会治理力量的社区自治组织与以政府为核心的公权力部门之间建构平等的合作关系模式,从而实现契合社区自主行动诉求和提升社会治理效率的双重目标。如此,朝向合作的新型社区自治模式也便具有时刻关照各类社区治理行动者权益的实质民主发展蕴含。这一“结构-解构-重构”的诠释过程,也便构成了社区合作治理理论构想的行动主义知识与规范。最后,为了更为具体地诠释转型社会时代中社区合作治理建构的行动主义知识与规范,我们着重选取了两组相对应的诠释要素——“自主性-场域”和“他在性-角色”——以更为具体地贯通行动主义视角下社区合作治理模式构建的理路与实践。在关于“自主性-场域”的理论探析过程中,我们首先明确了自主性作为社区场域的构成性特征,是规范现代社区治理场域的一个基本建构性变量。据此,我们树立起对社区参与治理模式的实践警觉、排除了社区自治与他治的实践纠结、打破了社区治理理念中感性与理性的对立性思维,并最终确立起合作理性在社区合作治理模式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发展过程中的价值指引功能;在“他在性-主体”的实践探析过程中,我们首先树立起对“他在性”作为一种区别于“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去主体中心化”的理念,它之于社区民主价值的实现所具有的主体建构意义。以此为基础,我们更加具体地明确了服务型政府模式与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建构之于社区合作治理建设的核心引导作用、明确了社区场域中的新社会组织及其组织形态之于社区合作治理建设的重要支持作用、并确立起社区治理行动者角色及其能力塑造的基本向度。以上这些问题和内容的相继呈现,共同诠释了什么是行动主义的社区合作治理模式,以及如何建构更加符合全球化和后工业化转型情景的社区合作治理模式。这一切在理论建构的意义上,为朝向具有实质民主蕴含的社区及其行动模式的建设做出了大胆的探索。
杜宇[8]（2019）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及外部动力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劳动力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经济增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劳动力要素之一,其转移、流动,是劳动力因素随着空间、地位、结构的变化而实现优化配置的过程,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研究是解决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各项难题的起点,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现实基础。本文以31个省市为基本核算单位,估算农村劳动力可输出及输入量,结合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划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模式。系统地分析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动力,将其分为内外两大类,因内部动力的人力资本提升属于长期投资效应,现期应大力提升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时,更应为农村劳动力有量有质地转移提供良好的外部动力。因此本文有针对性的按农村劳动力转移地不同模式,评价社会公平推动外部动力、经济发展拉动外部动力以及考核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的综合动力,为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为以下几点:（1）构建乡村劳动力平衡模型估算31个省市可输出农村劳动力数量,构建劳动力平衡模型估算31个省市输入农村劳动力数量。这两个劳动力平衡模型中的一个关键变量为农业劳动力实际需求数量,通过比较了学术界主要的估算方法的优劣,最终确定采用工日法估算该变量。在此基础上,估算了 31个省市2009～2016年农村劳动力输出和输入量,按照国家统计局区域的划分整合数据,与《农民工监测报告》中相应区域的农民工输出、输入量进行比较,验证估算结果的科学性。根据净输入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划分了基本类别:高度净输入区域、中度净输入区域以及净输出区域。（2）采用决策试验和评价试验法,确定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结合31个省市估算出的农村劳动力输出量、输入量、净输入量,通过聚类分析法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划分为五类模式。构建回归模型,通过面板数据分析农村劳动力净输入（或净输出）对每类转移模式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结果表明第Ⅱ类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第Ⅲ类相对封闭本地自发型流动模式、第Ⅳ类本地人口导出模式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其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贡献。（3）首先确定我国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内外动力,通过实证分析确定这两类动力所应包含的关键因素。内部动力为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提升,其关键因素有思想观念、受教育水平、劳动素质与能力、敬业精神与就业收入水平五项,但因城乡人力资本的投资差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和农村教育投资困境导致我国现期农村劳动力能力禀赋低,因此应建立良好的外部动力环境,激励农村劳动力自发的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外部动力包括社会公平推动和经济发展拉动,其中社会公平推动包括就业收入公平、教育文化公平、医疗卫生公平和社会保障公平四个关键因素。外部动力经济发展拉动中,因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其有显着贡献的第Ⅱ类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第Ⅲ类相对封闭本地自发型流动模式、第Ⅳ类本地人口导出模式中所各自包含的区域面临的经济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路径有所区别,因此通过实证分析,确定第Ⅱ类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的经济发展拉动关键因素为经济实力、经济结构、经济效率和经济潜力四项因素;确定第Ⅲ类相对封闭本地自发型流动模式的经济发展拉动关键因素为产业集聚、资本集聚、人口集聚和技术集聚四项因素;确定第Ⅳ类本地人口导出模式的经济发展拉动关键因素为城乡基础实力、城乡关联强度、城乡统筹能力和城乡竞争潜力四项因素。（4）考虑到教育本身为长期投资效应,以及我国现期农村教育困境,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提升在短期内没有详实的数据做论证评价,因此本文主要对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外部动力社会公平推动和经济发展拉动做评价分析。首先,采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确定社会公平推动评价指标体系,包含4个维度26项指标,通过综合集成法确定指标体系权重,对指标体系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其次,我国市场经济确立是1992年,从这以后农村劳动力成规模性的开始流动,因此对1992～2016年的社会公平状态进行评价。最后,对31个省市和农村劳动力有显着经济贡献的三类转移模式分别作了社会公平状态的评价。其中,包含第I类超大规模与超强人口集聚模式的北京、上海、天津,第Ⅱ类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的江苏、浙江、广东和福建与第Ⅲ类相对封闭本地自发型流动模式中的山东这8个省市的社会公平指数高于全国平均值,其余23个省份低于全国平均值,可见我国社会资源过于集中在经济发展好的区域。（5）经济发展拉动评价①采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确定三类模式的经济发展拉动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综合集成法确定指标体系权重,并对指标体系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其中,第II类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的经济发展拉动评价指标体系包含4个维度45个指标、第III类相对封闭本地自发型流动模式经济发展拉动评价指标体系包含4个维度37个指标、第IV类本地人口导出模式经济发展拉动评价指标体系包含4个维度33个指标。②对三个模式各自的经济发展拉动状态进行评价,外来人口导出模式中除经济结构外,其余三个维度对经济起正向效应;相对封闭本地自发型模式,人口集聚和资本集聚发展相对缓慢,资本集聚在四个维度中先下降在缓慢上升,近几年趋于平稳,产业集聚变化幅度最大;本地人口导出模式四个维度的指数都有增长,但都没有超过0.5,涨幅有限。③对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经济增长潜力分析中,从4个维度中选取关键变量构建模型,对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评估,分析结果表明劳动产出弹性和资本产出弹性受到结构变化影响出现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受到结构变化影响出现明显上升。对相对封闭本地自发型流动模式的区域进行经济增长潜力分析,考虑要素集聚具有空间相关性,因此构建三个空间计量模型;又因该模式中8个省份差别较大,因此继续细分了四个小模式,分别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山东四个要素集聚都对经济产生增长效应;海南山西体现为资本集聚和人口集聚对本地经济增长产生显着效应;该模式中其余5个省份体现为资本集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着效应。对本地人口导出模式的经济潜力分析中,首先对33个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确定6个公因子,构建回归模型,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分析6个公因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6）经济、社会共同推动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从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二者之间的发展度、协调度的耦合关系来判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综合动力。根据发展度和协调度的不同组合划分出耦合程度的四种状态,即（高发展-低协调）组合其耦合程度为系统相悖、（低发展-低协调）组合其耦合程度为低水平耦合、（低发展-高协调）组合其耦合程度为虚假耦合、（高发展-高协调）组合其耦合程度为协调耦合。分析表明,外来人口导入模式从1992～2003年的（高发展-高协调）的协调耦合发展至（高发展-低协调）的系统相悖状态;相对封闭本地自发流动型模式从（低发展-低协调）的低水平耦合发展到（低发展-高协调）的虚假耦合状态。本地人口导出模式则从（低发展-高协调）的虚假耦合变化为（低发展-低协调）的低水平耦合状态。
王通[9]（2019）在《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地理空间结构（人口流动）和社会阶层结构（阶层流动）中的位置变化。从社会整体来看,社会流动是阶层结构优化的重要形式;从成员个体来看,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改善阶层状况或改变阶层类型的关键机制。兼具公共和个人双重属性的社会流动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面之一,是解读政治生活的关键视角。根据FJH假设的基本原理,社会流动模式是由社会的分工结构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在“两化叠加”（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两个历史阶段近乎于嵌套在一起的时代特征）的时代背景下,描述和解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规律具有理论和实践等双重价值。对于社会阶层关系的解读,马克思主义阶级范式和韦伯主义阶级范式是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具体到社会流动分析,前者以阶层类型转变为聚焦,侧重于解读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变化,是一种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后者偏重于阶层状况的升降变化,是对社会成员在高低有序的地位体系中位置变化的分析,是一种指标性社会流动逻辑。在社会转型期,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更适合形成对中国社会基本面变迁的有效解读。从历史变迁来看,中国的结构性社会流动模式经历了限制性阶段、区别性阶段和赋能性阶段等转变。这一历史进程是制度性阻滞作用不断弱化,而制度性支持作用日渐显示,同时,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动作用日益强化的变化过程;并且,呈现出社会流动路径的多元化和社会流动机会的非农化等发展趋势。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是指中国社会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其中,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形成的基础性因素;城乡关系变迁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成因的基本线索;乡城社会流动为主要形式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典型表现。这种特殊性具体表现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层次。在宏观层面,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和对比来看,中国社会流动突显社会转型和政府主导等发展性特征,同时,城乡关系变迁和能动作用强化是社会流动模式变迁的重要线索。在中观层面,从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中的流动来看,人口流动与阶层流动的含义重合、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的结果重合以及乡城社会流动与城城社会流动的时代重合等是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重要特征。在微观层面,乡城社会流动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主流形式,可以分为联根式社会流动、脱嵌式社会流动和发展式社会流动等三种结果;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相关数据来看,三种乡城社会流动形式的比重分为为45.15%、39.87%和11.54%（其他形式占比为3.43%）。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形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础性成因在于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成员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等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的伴生性现象。但是,农村人口基数大以及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上述转型过程的长期性;发展性城乡二元结构和制度性城乡二元结构并存增加了上述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地区间产业布局差异以及公共服务水平梯度格局使得人口流动具备了阶层流动的属性。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结构性成因。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释放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潜力;伴随社会流动,农村社会流动人口由“进城诉求”向“融城需求”转变,产生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需求。在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人口容量和流动机会等现实制约并没有降低中国社会流动的规模,以非正规就业等形式进行流动成为中国流动人口的能动性选择。在具体的社会流动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资本差距等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流动能力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但是,贫富差距的相对合理水平以及信任文化的可塑属性等则为社会成员的能动精神提供了作用空间。然而,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差距弱化了农村社会成员获得优质流动机会的能力,这对政府强化社会公平职能提出了实质需求。对当前的社会流动格局进行综合归纳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对此,部分媒体和学者偏向于进行阶层固化的解读,并使得阶层固化成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热门标签”。作为对当前社会流动问题的集中揭露,这一命题具有一定价值,但也存在夸大社会风险或放大社会问题的偏向,同时,具有理论和事实等双重缺陷。这启示我们对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进行更加准确和全面的概括。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因为,伴随户籍制度等政治经济改革进程,社会成员跨越制度阻隔的成本降低;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为社会流动增加了权利保障,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及其他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单位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扩招等降低了传统流动路径的实际效能,这意味着社会流动群体个人成本的增加。从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视角看,保障畅通且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分担社会流动成本。这成为流动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社会流动机制变迁的重要线索。比如,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及政府与个人关系等政府职能范围的变迁产生了社会流动机会和流动路径效能等方面的变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优化流动社会的治理机制也应该以政府职能转变为着力主线:从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和优化职责体系;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和建设有为政府;从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和推进城乡融合。
郑国[10]（2019）在《经济要素流动视角下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随着我国高铁事业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高铁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空间结构的影响愈发明显。国际经验己经证明高铁可以加强沿线城市之间的联系,加快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经济要素在区域内的流动。在我国,许多城市管理者和相关专家学者对高铁抱有较髙的期望,将高铁视为促进经济要素流动和城市发展的绝佳机遇。许多区域性中心城市纷纷利用高铁为城市带来的可达性提升、投资环境改善等优势,吸引来自区域的经济要素流入,推动城市空间结构的转变。然而,国内一些高铁城市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却出现了高铁建设和城市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在我国有关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的研究,尚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支持。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拟定从经济要素流动的视角审视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带来的影响。从跨学科的研究视角界定城市空间结构这一研究对象的内涵,以整体系统认识的视角将研究内容分为区域、城市、站点三个空间层次,并将经济要素流动这一视角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深入分析“高铁——经济要素流动——城市空间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高铁对区域和城市经济要素流动的影响,阐述城市外部经济要素的流入和城市内部经济要素的流动所产生的空间影响,以及站区资本分布对站区空间结构的作用,从而解释了高铁通过经济要素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过程和内在机制。本文首先从经济要素流动视角建构了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的理论框架。在区域层面,高铁能够极大地改变区域的可达性特征,与高铁直接相连的沿线设站城市可能因可达性的提升而获得经济要素的流入,高铁起到了区域经济要素再分配的作用。在城市层面,经济要素的新增或流失使得城市的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发生变化,导致城市内部经济要素依据特定的竞租曲线出现位移,并引发城市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的调整,从而影响城市空间结构。在站区层面,高铁站点的建设增大站点地区的客流量,不同的客流特征塑造着投资于不同城市功能的资本的分布状态,进而形成相应的站点地区用地布局和空间结构。以上述理论框架为基础,本文对法国TGV东南线高铁走廊和里昂进行了案例分析。随着TGV的开通,巴黎—里昂高铁走廊客流量大幅增加,走廊内部的经济要素从高铁走廊沿线未设站城市流向设站城市。在受到TGV对东南线高铁走廊经济要素流动的影响、以及其对城市内部经济要素产生位移的影响之后,里昂城市传统工业发生重组,第三产业随之兴起,并造成了城市用地规模、强度和结构的变化。TGV的开通导致帕拉迪地区客流量的增长以及节点价值的提升,站点地区一系列的开发措施也导致了场所价值的提升;客流在站点地区的分布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站点地区和核心区的总体结构。在对国外案例进行研究之后,本文以我国沪宁高铁走廊和沿线中心城市南京为例,对南京高铁城市建设进行实证研究。在区域层面,本文研究高铁对沪宁走廊可达性的影响,以及沪宁高铁沿线城市客流流动特征,认为沪宁高铁的开通有利于降低沪宁走廊的运输成本,提升沿线城市的外部可达性,进而对沪宁走廊经济要素流动产生影响,促进经济要素流动和区域同城化效应,并有利于沪宁走廊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在城市层面,高铁的开通能够提升南京的枢纽地位,加快经济要素从周边地区流入南京,并带来城市整体地租和站点地区地租的上升,进而促进城市内部资本的位移。这些资本在城市空间的变化会促进城市用地规模的增加,驱动城市用地强度的提升,有利于城市用地结构的优化。在站点层面,本文分析南京南站地区的客流分类和特征,总结南京南站地区的开发模式,进而根据资本分布特征将站点地区分为不同的圈层,并阐述了各个圈层的空间结构。最后,本文结合国际经验对国内外高铁城市建设进行对比反思。根据其他国家高铁对区域影响的规律分析,为了防止我国高铁走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要素过度流失,满足城市间多种高铁客流的通勤商务等需求,以及避免经济要素在各个高铁城市之间的无序恶性竞争,研究提出了下面几点认识:其一,在区域层面应加强区域交通网络的建设、丰富高铁运行方式、建立完善功能互补的城镇体系、以及加强城市间的产业互补和信息交流,以实现高铁沿线城市的“共赢”局面。其二,在城市层面需要协调不同高铁站点的开发策略,制定基于市场的相关政策,利用价格机制来防止过多企业从城市中心迁移到城市外围站点地区,导致内城的衰败,同时应完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减少城市内部经济要素流动的阻力。其三,在站点地区应根据经济要素的分布特征布局不同城市功能,提升站点地区的场所价值,达到节点价值和场所价值的螺旋式发展。本文主要从上述的理论建构、案例分析、实证研究、对比反思这四大部分进行研究,并尝试从以下三方面进行研究创新:其一,经济要素流动研究视角,即本研究引入经济要素流动视角,厘清了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驱动机制,分析高铁在其中所产生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高铁效应理论研究的不足。其二,整体系统研究分析,即本研究避免从孤立的城市片区维度看待高铁站点对城市空间的影响,而是将其放置于区域和城市当中,即高铁站点、高铁城市和高铁走廊所构成的系统中,来分析高铁对区域和城市的影响。其三,跨学科交叉研究,即本研究并非采用以往的单一学科视角,而是尝试从新经济地理学、地理学和城乡规划学等多个学科视角审视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由于时间和水平限制,本文关于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的研究仍存在待改善的地方。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也与多种多样的因素有关,绝非某一两个因素能够完全左右,高铁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要素流动,还有待用更加科学有效的方法去研究论证。全文约20.7万字。
二、“城市城市化”:江苏城市参与世界城市体系竞争的必然选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城市城市化”:江苏城市参与世界城市体系竞争的必然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1）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研究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大都市区形成机制及一体化驱动因素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城际联锁网络相关文献综述 |
| 三、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点 |
| 一、从非对称城际关系视角对INM城际联锁网络模型进行了扩展 |
| 二、从落后地区和分区域视角对INM城际联锁网络模型进行了扩展 |
| 三、从交叉学科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方面对区域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扩展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城市、都市、大城市、大都市 |
| 二、全球城市、世界城市、国际大都市 |
| 三、都市区、都市圈、城市群 |
| 第二节 城市化和大都市区一体化相关理论 |
| 一、城市化理论 |
| 二、大都市区和城市全球化发展理论 |
| 第三节 核心——边缘理论与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 |
| 一、核心——边缘理论 |
| 二、区域非均衡理论 |
| 第四节 城市场理论 |
| 一、场理论 |
| 二、场理论相关模型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历程及驱动因素探究 |
| 第一节 上海城市形成与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历程回顾 |
| 一、城市雏形期 |
| 二、多功能经济中心时期 |
| 三、城市恢复期 |
| 四、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 |
| 第二节 上海城乡一体化演进路径及驱动因素探析 |
| 一、上海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行政区划演变 |
| 二、上海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主导下的政策和战略规划演变 |
| 三、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阶段演变 |
| 第三节 上海郊区一体化及城乡一体化现状测度 |
| 一、上海郊区一体化 |
| 二、城乡扩张指数 |
| 三、用城乡扩张指数度量上海城乡一体化现状 |
| 第四节 上海在长三角大都市区中核心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 |
| 一、上海在长三角大都市区中核心地位的表现 |
| 二、上海核心地位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都市区一体化主要驱动因素探究 |
| 第一节 集聚经济形成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大都市区一体化 |
| 一、集聚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 |
| 二、从静态集聚经济到动态集聚经济的转变 |
| 三、基于核心——边缘模型下的一体化与产业集聚模型 |
| 第二节 纽约、东京大都市区(圈)一体化发展的经验借鉴 |
| 一、纽约大都市区产业结构调整与一体化互动发展经验 |
| 二、东京大都市圈政府干预政策与一体化互动发展经验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城际联锁网络视角下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视角研究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现实背景 |
| 一、基于城际联锁网络视角研究区域和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全球化背景 |
| 二、基于城际联锁网络视角研究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现实背景 |
| 三、基于城际联锁网络视角研究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有关拓展 |
| 第二节 构建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城际联锁网络模型 |
| 一、城际联锁网络模型及对模型的修正 |
| 二、数据节点层:长三角大都市区主要城市样本数据 |
| 三、数据子节点层:大都市区企业样本数据 |
| 第三节 基于静态数据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
| 一、数据结果初步分析 |
| 二、聚合链接结果分析 |
| 三、相对链接度结果分析 |
| 四、空间网络距离结果分析 |
| 五、辅助指标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多中心化的长三角大都市区的空间联系测度 |
| 一、上海与五大亚都市圈的空间联系 |
| 二、上海及中心城市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辐射拉动效应 |
| 三、非对称性关系下的长三角大都市区城际联系测度 |
| 第五节 数据比较分析下的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动态演变 |
| 一、数据结果初步分析 |
| 二、聚合链接结果分析 |
| 三、空间网络距离结果分析 |
| 四、辅助指标结果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产业结构调整视角下一体化政策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一、区域一体化政策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 |
| 二、我国区域一体化政策的现实背景 |
| 三、提出区域一体化政策影响区域经济实现路径的三个假说 |
| 第二节 基于基准路径对区域一体化政策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析 |
| 一、构建基准模型 |
| 二、样本数据及变量说明 |
| 三、基准模型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
| 第三节 基于中介路径对区域一体化政策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析 |
| 一、初始中介路径模型的实证回归结果及分析 |
| 二、中介路径模型的实证回归结果及分析 |
| 三、稳健性说明及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一、政策建议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实证部分的数据样本、初始矩阵、运算结果矩阵及面板模型的变量数据指标值等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2）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的学术考察与分析 |
| 一、国内外的发展伦理研究及其“地方性”取向 |
| 二、国内外的乡村伦理研究及其“发展性”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田野调查的个案选择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乡村发展:一种伦理性发展 |
| 第一节 “发展”意蕴的流变 |
| 一、客观存在状态的描述 |
| 二、规范性意义的嵌入 |
| 三、自反性品质的呈现 |
| 第二节 乡村发展概念的演进 |
| 一、模糊的文化概念 |
| 二、突出的经济概念 |
| 三、复合的社会概念 |
| 第三节 乡村发展伦理的出场 |
| 一、国际发展伦理研究的“进入” |
| 二、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发展转型 |
| 三、“整体美好持续共生”的价值确立 |
| 第二章 发展至上?——被发展主义遮蔽的乡村伦理视界 |
| 第一节 增长主义:乡村发展目标的“问题化” |
| 一、增长主义的“增长”逻辑及其“乡村化” |
| 二、乡村增长主义驱动下的增长困境与价值危机 |
| 三、“去增长”的解构与“美好生活”的定义 |
| 第二节 精英主义:乡村发展主体的“问题化” |
| 一、农民阶层分化: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 |
| 二、“富人治村”:乡村精英概念的普遍化 |
| 三、“扶贫内卷化”:乡村精英俘获的消极后果 |
| 第三节 消费主义:乡村发展动力的“问题化” |
| 一、消费力:扩大乡村消费需求的动力表现 |
| 二、由“消费积极分子”到乡村消费主义 |
| 三、资本逻辑:构成乡村消费主义的深层根源 |
| 第四节 城市中心主义:乡村发展方式的“问题化” |
| 一、乡村发展的城市化“偏好” |
| 二、“城市信仰”与“永恒正义” |
| 三、“乡村复兴”与“尺蠖效应” |
| 第三章 为何发展:乡村发展目标的伦理定位 |
| 第一节 以农民美好生活定位乡村发展:历史沿循与现实审思 |
| 一、现代乡村发展目标的迷失及缘由 |
| 二、农民美好生活:新时代乡村发展目标的价值确认 |
| 三、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现实困境及其发展伦理消解 |
| 第二节 在“富”与“安”之间理解农民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 |
| 一、农业匮乏经济基础上的“小富即安”生成 |
| 二、乡村发展主义主导下的“小富即安”批判 |
| 三、乡村发展伦理建构中的“且富且安”实践 |
| 第三节 以“美好发展”重塑农民生活的“劳—闲”之维 |
| 一、新乡村增长主义与农民“劳动—休闲”异化 |
| 二、休闲本原化:农民美好生活的“低人本”设计 |
| 三、“美好发展”:一种合乎人性的“劳闲融合”策略 |
| 第四章 谁主发展:乡村发展主体的伦理审视 |
| 第一节 多元主体参与乡村发展的伦理要求 |
| 一、坚持“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发展理念 |
| 二、重视“竞争”发展对新型主体的责任引导 |
| 三、推动“道义”发展对弱势小农的主体建构 |
| 第二节 乡村“道义”发展的现行模式及其主体困境 |
| 一、“发展型”小农经济:“道义”发展的现行模式 |
| 二、“弱势”组织合作:“发展型”小农经济的主体建构 |
| 三、“被组织”情形下“弱势”主体建构的实践困境 |
| 第三节 “中坚农民联结”:新“道义”视角下的乡村整体性发展 |
| 一、中坚农民:支撑乡村“道义”发展的新主体 |
| 二、主体联结:中坚农民在乡村发展中的伦理功能 |
| 三、基于“中坚农民联结”的乡村整体性发展 |
| 第五章 凭何发展:乡村发展动力的伦理整合 |
| 第一节 应对乡村资本逻辑的发展伦理思路 |
| 一、建构与破坏:资本逻辑对乡村发展的双重作用 |
| 二、既有乡村资本批判的逻辑主题及其伦理向度 |
| 三、发展总体逻辑: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
| 第二节 “资本之外”:乡村发展动力体系的伦理考察 |
| 一、乡村发展的技术支持与“技治主义”的伦理规制 |
| 二、乡村发展的组织基础与“共同体”的伦理培育 |
| 三、乡村发展的“制度安排”与政府权责的伦理重构 |
| 第三节 乡村发展“合力论”及其伦理意义 |
| 一、外源动力扩张与乡村自主性的式微 |
| 二、内生动力开发与乡村价值性的单一 |
| 三、“内外聚合”:乡村可持续真正发展的关键 |
| 第六章 如何发展:乡村发展方式的伦理调适 |
| 第一节 发展伦理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导向 |
| 一、发展的属人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理念 |
| 二、发展的平等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核心 |
| 三、发展的多样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标识 |
| 第二节 从分离到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单向逻辑及其局限 |
| 一、“以乡促城”中的“牺牲型发展”及其“正义性搁置” |
| 二、“以城带乡”中的“追赶型发展”及其“人本性缺失” |
| 三、“城乡协调”中的“统筹型发展”及其“地方性消解” |
| 第三节 “城乡互融共生”:实践乡村振兴的“新范式” |
| 一、遵循平等公正的“对称性”发展准则 |
| 二、践行双向合作的“互惠性”发展路径 |
| 三、建构五位一体的“共赢性”发展格局 |
| 结语 探索乡村发展伦理体系的建构 |
| 一、乡村发展“问题域”的发掘 |
| 二、发展伦理“价值面”的扩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3）基于超网络的城市化发展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系统论与协同论 |
| 2.1.2 区域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1.3 超网络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城市化的内涵 |
| 2.2.2 城市化的动力研究 |
| 2.2.3 城市化战略的选择 |
| 2.2.4 超网络建模研究 |
| 2.3 文献评述 |
| 第3章 基于超网络的城市化发展模型构建 |
| 3.1 基于超网络的城市化发展内涵和特征 |
| 3.1.1 基于超网络的城市化发展内涵 |
| 3.1.2 基于超网络的城市化发展特征 |
| 3.2 基于超网络的城市化发展关键要素和机理 |
| 3.2.1 基于超网络的城市化发展要素 |
| 3.2.2 基于超网络的城市化发展机理 |
| 3.3 城市化发展超网络建模原理 |
| 3.3.1 产业关联网络建模原理 |
| 3.3.2 企业关联网络建模原理 |
| 3.3.3 城市关联网络建模原理 |
| 3.3.4 城市化发展超网络耦合原理 |
| 3.4 城市化发展超网络模型构建 |
| 3.4.1 产业关联网络模型构建 |
| 3.4.2 企业关联网络模型构建 |
| 3.4.3 城市关联网络模型构建 |
| 3.4.4 城市化发展超网络模型构建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网络结构的城市化发展指标体系研究 |
| 4.1 城市化发展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
| 4.2 基于子网络局部关联结构的发展指标 |
| 4.2.1 节点度计算与内涵 |
| 4.2.2 点介中心性计算与内涵 |
| 4.2.3 边介中心性计算与内涵 |
| 4.3 基于子网络整体关联结构的发展指标 |
| 4.3.1 核关联结构计算与内涵 |
| 4.3.2 基础关联结构计算与内涵 |
| 4.3.3 循环关联结构计算与内涵 |
| 4.4 基于超网络局部关联结构的发展指标 |
| 4.4.1 节点超度计算与内涵 |
| 4.4.2 节点强度中心性计算与内涵 |
| 4.5 基于超网络整体关联结构的发展指标 |
| 4.5.1 超边度计算与内涵 |
| 4.5.2 超边相似度计算与内涵 |
| 4.5.3 超边距离计算与内涵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山东省城市化发展超网络模型构建 |
| 5.1 问题描述 |
| 5.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1 数据处理思路 |
| 5.2.2 产业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3 企业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4 城市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3 山东省城市化发展超网络子网络构建 |
| 5.3.1 产业关联网络构建 |
| 5.3.2 企业关联网络构建 |
| 5.3.3 城市关联网络构建 |
| 5.4 山东省城市化发展超网络中子网络耦合 |
| 5.4.1 子网络层间逻辑关系 |
| 5.4.2 山东省城市化发展超网络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山东省城市化发展超网络结构研究 |
| 6.1 基于子网络局部关联结构的计算与分析 |
| 6.1.1 节点度计算与分析 |
| 6.1.2 点介中心性计算与分析 |
| 6.1.3 边介中心性计算与分析 |
| 6.2 基于子网络整体关联结构的计算与分析 |
| 6.2.1 核关联结构计算与分析 |
| 6.2.2 基础关联结构计算与分析 |
| 6.2.3 循环关联结构计算与分析 |
| 6.3 基于超网络局部关联结构的计算与分析 |
| 6.3.1 节点超度计算与分析 |
| 6.3.2 节点强度中心性计算与分析 |
| 6.4 基于超网络整体关联结构的计算与分析 |
| 6.4.1 超边度计算与分析 |
| 6.4.2 超边相似度计算与分析 |
| 6.4.3 超边平均距离计算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超网络的山东省城市化发展分析和对策 |
| 7.1 基于超网络的山东省城市化发展分析 |
| 7.1.1 山东省城市化要素重要性排序 |
| 7.1.2 山东省城市化发展现状分析 |
| 7.2 基于超网络的山东省城市化发展对策 |
| 7.2.1 延伸拓展产业链,优化区域产业结构 |
| 7.2.2 重视跨层级联动,培育发展内生动力 |
| 7.2.3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协同网络体系 |
| 7.2.4 完善要素流动机制,健全创新发展措施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工作和结论 |
| 8.1.1 主要工作 |
| 8.1.2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8.2.1 研究局限 |
| 8.2.2 研究展望 |
| 附录1 上市公司对应的产业及其代码和名称 |
| 附录2 上市企业代码及其对应的产业和城市 |
| 附录3 上市公司分布的城市及其代码和名称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城市化区域的形成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研究思路 |
| 1.3 论文创新点 |
| 1.4 基本概念界定 |
| 1.4.1 城市化 |
| 1.4.2 大都市区(都市圈) |
| 1.4.3 城市群 |
| 1.4.4 城市化区域 |
| 1.4.5 城市化区域与相近概念区分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城市化的相关研究 |
| 2.1.2 城市化形态相关研究 |
| 2.1.3 城市规模的相关研究 |
| 2.1.4 城市空间的相关研究 |
| 2.1.5 研究评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城市化发展理论 |
| 2.2.2 城市规模理论 |
| 2.2.3 城市空间理论 |
| 2.2.4 城市区位理论 |
| 2.2.5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3 城市化区域形成与演化分析 |
| 3.1 城市产生及发展 |
| 3.1.1 城市的产生 |
| 3.1.2 城市的发展 |
| 3.2 城市化产生及发展分析 |
| 3.2.1 城市化的产生 |
| 3.2.2 城市化的发展 |
| 3.3 城市化区域形成及运行机制分析 |
| 3.3.1 城市化区域形成原因 |
| 3.3.2 城市化区域运行机制 |
| 3.3.3 城市化区域发展规律 |
| 3.3.4 城市化区域功能 |
| 3.4 城市化区域的演化 |
| 3.4.1 城市化区域的经济增长 |
| 3.4.2 城市化区域的空间演化 |
| 3.5 我国城市化区域形成中的问题分析 |
| 4 我国城市化区域形成的实例分析—以京津冀城市化区域为例 |
| 4.1 京津冀城市化区域成因分析 |
| 4.1.1 资源禀赋 |
| 4.1.2 工业化发展 |
| 4.1.3 信息科技创新 |
| 4.1.4 城市化扩散 |
| 4.1.5 空间有限性 |
| 4.2 京津冀城市化区域形成的实证分析 |
| 5 城市化区域经济规模分析 |
| 5.1 城市化区域经济规模模型 |
| 5.1.1 城市化区域投入要素 |
| 5.1.2 城市化区域产出要素 |
| 5.1.3 城市化区域规模效益理论模型 |
| 5.2 区域核心城市经济规模效益理论 |
| 5.3 城市化区域适度经济规模模型 |
| 5.4 我国城市化区域经济规模现状分析 |
| 5.4.1 我国城市化区域经济规模发展现状 |
| 5.4.2 我国城市化区域经济规模实证分析 |
| 5.4.3 我国城市化区域经济规模存在的问题 |
| 5.5 我国城市化区域经济规模策略选择 |
| 5.5.1 提高城市空间人口承载力 |
| 5.5.2 提升城市空间集聚水平 |
| 5.5.3 测量城市经济规模适度点 |
| 5.5.4 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 |
| 6 城市化区域内部结构分析 |
| 6.1 中心城市结构均衡分析 |
| 6.1.1 “城”均衡态 |
| 6.1.2 “市”均衡态 |
| 6.1.3 “城”与“市”均衡态 |
| 6.2 城市化区域的规模结构分析 |
| 6.3 城市化区域的公共基础设施分析 |
| 6.4 城市化区域产业结构协调分析 |
| 6.4.1 城市化区域产业链分析 |
| 6.4.2 城市化区域产业梯度分析 |
| 6.4.3 城市化区域产业集群分析 |
| 6.5 我国城市化区域内部结构现状分析 |
| 6.5.1 城市化区域内部结构发展现状 |
| 6.5.2 城市化区域内部结构实证分析 |
| 6.5.3 我国城市化区域内部结构存在的问题 |
| 6.6 我国城市化区域内部结构均衡发展策略 |
| 7 城市化区域发展战略及政策选择 |
| 7.1 新时代我国城市化区域的战略内核 |
| 7.1.1 城市化区域物质空间结构战略 |
| 7.1.2 城市化区域社会空间结构战略 |
| 7.1.3 城市化区域首位城市战略 |
| 7.1.4 城市化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 |
| 7.2 推进城市化区域发展的政策选择 |
| 7.2.1 城市化区域的土地利用政策 |
| 7.2.2 城市化区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 |
| 7.2.3 城市化区域的公共环境政策 |
| 7.2.4 城市化区域的中心城市发展政策 |
| 7.2.5 城市化区域的产业发展政策 |
| 7.2.6 城市化区域的城乡融合发展政策 |
| 7.2.7 城市化区域的合作机制政策 |
| 8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在读期间发表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历史分析方法 |
| (二)比较研究方法 |
| (三)文献分析方法 |
| 五、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空间与空间生产 |
| (二)治理与城市治理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 |
| 二、理论基础 |
| (一)国家空间理论 |
| (二)城市治理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一)城市权力结构维度的三对关系 |
| (二)城市空间生产维度的五重属性 |
| 第二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过程与模式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1949-1978:巩固新生政权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单位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中央国家”: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二节 1978-2002:促进经济增长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经营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竞争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节 2002-2012: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社会回归”: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平衡策略”: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四节 2012-2018: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全面深度改革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与问题对象 |
| 第一节 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 |
| 一、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 |
| 二、中国国家建设与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关系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转型的特点 |
| 第二节 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问题对象 |
| 一、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 |
| 二、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表现形式 |
| 三、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特点 |
| 第四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内在逻辑与现实挑战 |
| 第一节 内在逻辑: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特殊性与优越性 |
| 一、领导核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二、集权与分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
| 三、有为与有效: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
| 四、主导与自主: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现实挑战:城市空间生产逻辑的冲突与失衡 |
| 一、基于政治建构的权力逻辑:作为控制与秩序的空间 |
| 二、基于资本增值的市场逻辑:作为生产与消费对象的空间 |
| 三、基于生活需要的社会逻辑:作为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 |
| 第五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优化城市空间治理结构 |
| 一、全面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领导 |
| 二、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三、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四、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
| 第二节 完善城市空间属性的生产 |
| 一、城市经济空间的生产坚持科学和创新 |
| 二、城市政治空间的生产注重包容与协商 |
| 三、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秉承公平与共享 |
| 四、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突出特色与传承 |
| 五、城市生态空间的生产强调绿色与低碳 |
| 结语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状况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状况 |
| 1.2.3 研究现状的简要述评 |
| 1.3 核心概念释义 |
| 1.3.1 小城镇 |
| 1.3.2 新型城镇化 |
| 1.3.3 治理与善治 |
| 1.3.4 生态治理现代化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基础 |
| 2.1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分析基础 |
| 2.1.1 马克思主义城市化理论 |
| 2.1.2 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 |
| 2.1.3 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 |
| 2.2 新型城镇化与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
| 2.2.1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有利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 |
| 2.2.2 新型城镇化推动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
| 2.2.3 新型城镇化与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契合 |
| 2.3 理念、主体、方式和制度的现代化: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3.1 基于绿色发展的治理理念现代化 |
| 2.3.2 基于复合型结构的治理主体现代化 |
| 2.3.3 基于行为手段的治理方式现代化 |
| 2.3.4 基于可持续性的治理制度现代化 |
| 第3章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生态治理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困境 |
| 3.1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及其生态环境问题 |
| 3.1.1 长三角地区的自然地理概况 |
| 3.1.2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的基本特征 |
| 3.1.3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 |
| 3.2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生态治理的历史演变 |
| 3.2.1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生态治理的历史过程 |
| 3.2.2 当前社会变革对小城镇生态治理的挑战 |
| 3.3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生态治理的现实困境 |
| 3.3.1 主体结构单一阻碍协同治理的实现 |
| 3.3.2 管理方式落后制约生态治理效率 |
| 3.3.3 制度缺位造成资源投入与服务供给不足 |
| 第4章 小城镇生态治理困境的原因分析 |
| 4.1 理念性原因:小城镇生态治理理念发展滞后 |
| 4.1.1 绿色发展理念不足 |
| 4.1.2 镇村生态文化断裂 |
| 4.2 主体性原因:小城镇生态治理主体结构失衡 |
| 4.2.1 生态治理主体结构单一 |
| 4.2.2 多元主体协同失效 |
| 4.3 行为性原因:小城镇生态治理方式落后 |
| 4.3.1 生态治理法治化能力欠缺 |
| 4.3.2 生态治理文明化程度不够 |
| 4.3.3 生态治理民主化不充分 |
| 4.3.4 生态治理缺乏科学手段 |
| 4.4 制度性原因:小城镇生态治理制度缺位 |
| 4.4.1 生态治理制度供给不足 |
| 4.4.2 生态治理制度运行不畅 |
| 第5章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思路 |
| 5.1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向度 |
| 5.1.1 小城镇生态治理理念的基本构成 |
| 5.1.2 小城镇生态治理理念的实践原则 |
| 5.2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向度 |
| 5.2.1 复合型生态治理结构的构建 |
| 5.2.2 生态治理主体整体性功能的最大化 |
| 5.2.3 多元生态治理主体的协调互动 |
| 5.3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行为向度 |
| 5.3.1 生态治理方式现代化的物质动因 |
| 5.3.2 民主、文明、法治和科学的生态治理方式 |
| 5.3.3 生态治理方式现代化的行动准则 |
| 5.4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向度 |
| 5.4.1 政府与市场融合下的制度设计 |
| 5.4.2 回应现实需求的生态治理制度供给 |
| 5.4.3 面对生态治理实践的制度动态演进 |
| 第6章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
| 6.1 推进小城镇生态治理理念的现代化 |
| 6.1.1 树牢新时代”两山论”的生态思想 |
| 6.1.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理念 |
| 6.1.3 培育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观 |
| 6.1.4 重塑以生态价值观为准则的镇村生态文化 |
| 6.2 推进小城镇生态治理主体的现代化 |
| 6.2.1 完善小城镇生态治理的主体结构 |
| 6.2.2 发挥小城镇多元生态治理主体的生态职能 |
| 6.2.3 实现小城镇多元生态治理主体的合作共治 |
| 6.3 推进小城镇生态治理方式的现代化 |
| 6.3.1 生态治理方式的民主化 |
| 6.3.2 生态治理方式的法治化 |
| 6.3.3 生态治理方式的文明化 |
| 6.3.4 生态治理方式的科学化 |
| 6.4 推进小城镇生态治理制度的现代化 |
| 6.4.1 完善小城镇生态保护与管理的法律制度 |
| 6.4.2 健全小城镇生态治理的运行机制 |
| 6.4.3 创新小城镇环境公共服务的供给制度 |
| 第7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社会转型期的社区合作治理研究 ——行动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主题陈述 |
| 一、选题背景与主题确立 |
| 二、研究价值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社区治理与合作的国外研究 |
| 二、社区及其合作治理的中国研究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指向、基本假设 |
| 一、研究指向 |
| 二、基本假设 |
| 第四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社会转型 |
| 二、社区 |
| 三、社区合作治理 |
| 第五节 理论基础与运用 |
| 一、社会转型论与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理论 |
| 二、后结构主义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理论 |
| 三、制度主义理论与行动主义理论 |
| 四、其他理论 |
| 第六节 研究方法 |
| 一、作为宏观范式的方法论——建构主义 |
| 二、作为中观策略的研究方法或方式——历史反思阐释法和“想象”法 |
| 三、作为微观方法的具体技术和技巧——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 |
| 第七节 研究框架与篇章结构 |
| 一、研究框架和技术路线 |
| 二、篇章结构与内容设计 |
| 第二章 作为时代课题的社区合作治理 |
|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中的社区及其治理 |
| 一、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特征 |
| 二、社会构成中的基层社区 |
| 三、社会治理中的社区治理 |
| 第二节 社区重建中的行动空间 |
| 一、流动性和异质化的社区构成 |
| 二、陌生化和匿名性的社区特征 |
| 三、开放性和网络化的社区发展 |
| 第三节 走向合作的社区及其治理趋势 |
| 一、社区中的竞争文化与实践后果 |
| 二、社区合作治理的意愿与理念 |
| 三、领域融合中的社区合作治理 |
| 第三章 行动视角中的社区合作治理 |
| 第一节 社会治理转型中的行动主义主张 |
| 一、行动主义的理论建构 |
| 二、行动主义的社会治理构想 |
| 三、合作治理研究的行动主义范式 |
| 第二节 作为行动主体的新型社区 |
| 一、社会自治再兴模式中的新型社区自治 |
| 二、共同体进化中的社区样态 |
| 三、社区的建构性特征 |
| 第三节 通过行动建构社区合作 |
| 一、制度主义的社区合作方案 |
| 二、对合作的行动主义理解 |
| 三、社区治理的行动主义阐释 |
| 第四章 走向社区合作治理的思想历程 |
| 第一节 社区治理的价值追求及其困境 |
| 一、基于民主追求的公民治理 |
| 二、对社会契约论的颠覆以及民主的没落 |
| 三、公民治理的民主救赎与失败 |
| 第二节 从民主向合作转型的社区治理逻辑 |
| 一、作为社会治理模式的民主实践 |
| 二、公共性扩散条件下的社区合作 |
| 三、超越民主模式的社区合作治理理路 |
| 第三节 社区治理体系及其结构的知识转型 |
| 一、在社区治理的系统中廓清结构概念 |
| 二、社区治理结构分析的视角转换 |
| 三、社区合作治理体系的知识重塑向度 |
| 第五章 社区合作治理的行动场域 |
| 第一节 自主性生成的社区行动场域 |
| 一、社区行动场域的建构基础 |
| 二、自主性争夺的社区治理场域冲突 |
| 三、重塑社区行动自主性的思维机制 |
| 第二节 社区行动场域中的形式理性省察 |
| 一、工业社会语境中的社区行政模式 |
| 二、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 |
| 三、社区“自治”模式在社会转型中的挑战 |
| 第三节 社区行动场域中的合作理性建构 |
| 一、社区治理实践的去感性化是否可能 |
| 二、社区治理实践中的经验是否可靠 |
| 三、社区治理中的合作理性建构路径 |
| 第六章 基于“他在性”的社区合作治理 |
| 第一节 政府权能重塑与社区公共服务 |
| 一、公共性扩散中的政府与社区关系重构 |
| 二、社区合作的政府服务向度 |
| 三、社区合作治理中的政府职能 |
| 第二节 新社会组织兴起中的社区合作 |
| 一、新社会组织的行动逻辑与社区治理转型 |
| 二、走出社区自治与他治的二元困境 |
| 三、社区合作治理的组织形态 |
| 第三节 社区合作治理中的行动者及其观念 |
| 一、社会变迁中的社区行动者角色 |
| 二、社区行动者的独立性 |
| 三、社区治理行动者的能力塑造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及外部动力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价值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内容 |
| 1.5 论文技术路线图 |
| 1.6 主要创新点 |
| 2. 文献述评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农村转移劳动力 |
| 2.1.2 农村劳动力转移 |
| 2.2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研究综述 |
| 2.2.1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数量研究 |
| 2.2.2 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因素 |
| 2.3 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研究综述 |
| 2.3.1 国别视角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 |
| 2.3.2 城市化视角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 |
| 2.3.3 个体选择视角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 |
| 2.4 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力研究综述 |
| 2.4.1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个体动力 |
| 2.4.2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综合动力 |
| 2.4.3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评价研究 |
| 2.5 现有研究述评 |
| 3.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估算 |
| 3.1 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估算方法 |
| 3.1.1 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不同方法 |
| 3.1.2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估算方法的比较 |
| 3.2 我国各地区农村劳动力输出数量估算 |
| 3.2.1 我国各地区农业实际劳动力需求数量估算 |
| 3.2.2 我国各地区农村劳动力输出数量估算 |
| 3.3 我国各地区农村劳动力输入数量估算 |
| 3.3.1 农村劳动力输入数量估算方法 |
| 3.3.2 农村劳动力输入数量估算过程 |
| 3.3.3 农村劳动力输入数量估算结果 |
| 3.3.4 农村劳动力输入数量估算结果科学性论证 |
| 3.4 我国各地区农村劳动力净输入分布 |
| 3.4.1 净输入估算方法 |
| 3.4.2 净输入估算过程 |
| 3.4.3 净输入估算结果 |
| 3.5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分析 |
| 4.1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1.1 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
| 4.1.2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系统分析 |
| 4.2 划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 |
| 4.2.1 研究方法与变量说明 |
| 4.2.2 聚类分析的结果 |
| 4.2.3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五类模式 |
| 4.3 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不同模式区域的比较分析 |
| 4.3.1 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同模式区域人口分布比较 |
| 4.3.2 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同模式区域经济发展实力比较 |
| 4.4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不同模式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分析 |
| 4.4.1 模型构建 |
| 4.4.2 模型检验 |
| 4.4.3 分析结果 |
| 4.5 五类转移模式选择三类进行重点分析的说明 |
| 4.6 本章小结 |
| 5. 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动力分析 |
| 5.1 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动力构成要素 |
| 5.1.1 内部动力 |
| 5.1.2 外部动力 |
| 5.2 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动力的发展现状分析 |
| 5.2.1 内部动力的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分析 |
| 5.2.2 外部动力的社会公平推动现状分析 |
| 5.2.3 外部动力的经济发展拉动现状分析 |
| 5.3 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不同动力的关键因素 |
| 5.3.1 内部动力农村劳动力能力的关键要素 |
| 5.3.2 外部动力社会公平推动的关键要素 |
| 5.3.3 外部动力经济发展拉动的关键要素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村劳动力转移社会公平推动评价 |
| 6.1 社会公平推动评价指标体系 |
| 6.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1.2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1.3 数据的来源与指标处理 |
| 6.1.4 指标体系的权重 |
| 6.1.5 评价指标体系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
| 6.2 社会公平推动状态评价 |
| 6.2.1 社会公平推动系统评价 |
| 6.2.2 三种模式社会公平推动的状态评价结果及比较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发展拉动评价 |
| 7.1 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经济发展拉动状态评价 |
| 7.1.1 经济发展拉动评价指标体系 |
| 7.1.2 经济发展拉动状态评价 |
| 7.1.3 经济增长潜力分析 |
| 7.2 相对封闭本地自发流动模式经济发展拉动状态评价 |
| 7.2.1 经济发展拉动评价指标体系 |
| 7.2.2 经济发展拉动状态评价 |
| 7.2.3 经济增长潜力分析 |
| 7.3 本地人口导出模式经济发展推动状态评价 |
| 7.3.1 经济发展拉动评价指标体系 |
| 7.3.2 经济发展拉动状态评价 |
| 7.3.3 经济增长潜力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 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综合动力评价 |
| 8.1 测算综合动力的模型与方法 |
| 8.2 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综合动力评价 |
| 8.3 相对封闭本地自发流动模式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综合动力评价 |
| 8.4 本地人口导出模式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综合动力评价 |
| 8.5 不同模式下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综合动力比较分析 |
| 8.6 本章小结 |
| 9.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1.1 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 |
| 9.1.2 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 |
| 9.1.3 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力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提升农村劳动力群体的人力资本 |
| 9.2.2 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
| 9.2.3 推进农村劳动力流入地的社会公平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清单 |
| 致谢 |
（9）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及选题价值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价值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一、理论基础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 |
| 一、章节结构 |
| 二、技术路线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相关概念与基本涵义 |
| 第一节 概念梳理与辨析 |
| 一、阶级与阶层 |
| 二、社会阶层与社会分层 |
| 三、社会流动: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 |
| 一、中英文研究成果的总体概况及具体比较 |
| 二、对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涵义的初步总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社会流动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从二元阻隔到有序推进的政策变迁 |
| 一、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的限制性社会流动阶段(1949-1984) |
| 二、经济体制转轨背景下的区别性社会流动阶段(1984-2003) |
| 三、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的赋能性社会流动阶段(2003至今) |
| 第二节 制度作用变迁与能动机制强化并存的演变规律 |
| 一、制度因素:作用机制变迁与新生制度问题 |
| 二、能动机制:多元选择与非农趋势 |
| 第三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格局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总体概况 |
| 一、当前结构性社会流动的基本现状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类型 |
| 一、形成背景: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演变 |
| 二、基本类型:联根式流动、脱嵌式流动与发展式流动 |
| 第四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基本成因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动力机制 |
| 一、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结构性动力成因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能动性动力成因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制约机制 |
| 一、先赋性差距:经济收入差距与社会资本差距 |
| 二、后致性差距: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不均 |
| 第五章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反思 |
| 第一节 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与理论来源 |
| 一、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 |
| 二、阶层固化命题的理论来源 |
| 第二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事实维度的反思 |
| 一、贫富差距现状:纵向对比与横向比较 |
| 二、教育机制影响:农村的社会基本面变迁 |
| 三、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事实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三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逻辑反思 |
| 一、问题研判的片面性:形而上,而非辩证性 |
| 二、现实所指的含混性:局部问题,抑或全局特征 |
| 三、分析单位的混淆性:阶层分化,还是社会流动 |
| 四、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逻辑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六章 对于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 |
| 第一节 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为理论总结的原因 |
| 一、社会转型: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结构性致因 |
| 二、制度变迁: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生态性致因 |
| 第二节 社会流动成本的含义及构成 |
| 一、基本涵义 |
| 二、基本内容 |
| 三、主体构成 |
| 第三节 当前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表现、问题及诉求 |
| 一、基本表现 |
| 二、现实问题 |
| 三、基本诉求 |
| 第七章 优化流动社会治理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优化职责体系 |
| 一、政府职能重心转移:突出公共服务,强化社会职能 |
| 二、政府间纵向关系调整:治理重心下移,优化职责配置 |
| 三、政府间横向关系补缺:强化府际合作,构建伙伴关系 |
| 第二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建设“有为政府” |
|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维护公平竞争,消除流动障碍 |
| 二、政府与社会关系:发挥政府主导,推动多元治理 |
| 三、政府与个人关系:明确责任边界,激励能动精神 |
| 第三节 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推进城乡融合 |
| 一、城市维度: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增加社会流动容量 |
| 二、城乡结合部:强化社会治理能力,推动管理机制变迁 |
| 三、农村维度: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寻求内生增长动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一.个人简历 |
| 二.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经济要素流动视角下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部分 研究基础与理论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 |
| 1.2.3 待完善的研究领域 |
| 1.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3.1 概念界定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经济要素流动视角下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理论建构 |
| 2.1 经济要素及其流动性 |
| 2.1.1 经济要素的分类 |
| 2.1.2 经济要素流动的新经济地理学阐述 |
| 2.2 区域层面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机制 |
| 2.2.1 高铁对区域经济要素流动的作用 |
| 2.2.2 区域经济要素流动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
| 2.3 城市层面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机制 |
| 2.3.1 高铁对经济要素流动的影响 |
| 2.3.2 经济要素流动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
| 2.4 站点层面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机制 |
| 2.4.1 站点地区经济要素集聚模式 |
| 2.4.2 高铁站点地区资本分布与空间结构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二部分 国外案例研究 |
| 第三章 法国TGV对东南线高铁走廊经济要素流动的影响 |
| 3.1 引言 |
| 3.2 泛欧高铁网络建设 |
| 3.2.1 泛欧高铁网络建设的背景 |
| 3.2.2 泛欧高铁网建设的过程 |
| 3.3 法国高铁网络建设历程 |
| 3.3.1 1981年：第一条TGV线路——TGV东南线建立 |
| 3.3.2 1989年：第二条高速线路——TGV大西洋线建立 |
| 3.3.3 1990年:高铁网络建设总体规划的开展 |
| 3.3.4 1995年:高铁网络建设的危机与复兴 |
| 3.4 高铁对区域内不同城市的经济要素流动的差异化影响 |
| 3.4.1 TGV东南线高铁走廊简介 |
| 3.4.2 高铁走廊客流量的增长 |
| 3.4.3 设站城市的经济要素流动 |
| 3.4.4 未设站城市的经济要素流动 |
| 3.5 高铁对不同区域的经济要素流动的差异化影响 |
| 3.5.1 东京—大阪(东海道)新干线高铁走廊 |
| 3.5.2 科隆—法兰克福ICE高铁走廊 |
| 3.5.3 三大高铁走廊对比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法国TGV东南线对里昂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
| 4.1 引言 |
| 4.2 里昂简介 |
| 4.2.1 地理环境 |
| 4.2.2 城市发展历程 |
| 4.2.3 空间演变历程 |
| 4.2.4 联运交通网络 |
| 4.3 TGV东南线在里昂经济要素流动中的作用 |
| 4.3.1 吸引城市外部经济要素流入的重要引擎 |
| 4.3.2 推动城市内部资本位移的催化剂 |
| 4.4 经济要素流动引发里昂产业结构的调整 |
| 4.4.1 传统工业的重组 |
| 4.4.2 第三产业的兴起 |
| 4.5 产业结构调整对里昂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
| 4.5.1 用地规模与强度的变化 |
| 4.5.2 土地利用空间布局的变化 |
| 4.6 案例比较:高铁与城市空间重组——以阿姆斯特丹为例 |
| 4.6.1 高铁建设及站点相关概况 |
| 4.6.2 新老站点间经济要素的博弈 |
| 4.6.3 结果:多中心结构的形成 |
| 4.6.4 小结:政府政策的影响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法国TGV东南线对里昂帕拉迪站点地区空间结构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里昂三大高铁站点基本概况 |
| 5.2.1 贝拉舒(Perrache)站 |
| 5.2.2 萨托拉斯(Satolas)站 |
| 5.2.3 帕拉迪(Part-Dieu)站 |
| 5.3 Part-Dieu地区的节点功能、场所功能与经济要素集聚模式 |
| 5.3.1 Part-Dieu站点地区节点功能的提升 |
| 5.3.2 Part-Dieu站点地区场所功能的提升 |
| 5.3.3 Part-Dieu地区经济要素集聚模式 |
| 5.4 Part-Dieu站点地区的空间结构 |
| 5.4.1 站点地区总体结构 |
| 5.4.2 核心区总体结构 |
| 5.5 案例比较——日本京都站 |
| 5.5.1 基本概况 |
| 5.5.2 开发模式 |
| 5.5.3 场所营造 |
| 5.6 本章小结 |
| 第三部分 国内实证研究 |
| 第六章 高铁对沪宁走廊经济要素流动的影响 |
| 6.1 沪宁走廊高铁建设历程及发展概况 |
| 6.1.1 沪宁走廊高铁建设历程 |
| 6.1.2 沪宁走廊发展概况 |
| 6.2 高铁对沪宁走廊可达性的影响 |
| 6.2.1 可达性相关理论 |
| 6.2.2 沪宁走廊可达性提升 |
| 6.2.3 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和区位优势潜力演变 |
| 6.3 沪宁高铁沿线城市客流流动特征 |
| 6.4 高铁对沪宁走廊经济要素流动的影响 |
| 6.4.1 沪宁走廊货币资本流动程度的增强 |
| 6.4.2 沪宁走廊劳动力流动频次的增加 |
| 6.5 沪宁走廊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 |
| 6.5.1 产业转移 |
| 6.5.2 产业结构调整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高铁对南京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
| 7.1 南京高铁概况 |
| 7.1.1 南京及其交通区位 |
| 7.1.2 南京高铁建设历程 |
| 7.2 高铁对南京经济要素流动的影响 |
| 7.2.1 高铁开通后南京枢纽地位的提升 |
| 7.2.2 城市外部经济要素的流入 |
| 7.2.3 城市土地租金的提升 |
| 7.2.4 城市内部资本的位移 |
| 7.3 高铁对南京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
| 7.3.1 高铁促进城市用地规模增加 |
| 7.3.2 高铁驱动城市用地强度提升 |
| 7.3.3 高铁利于城市用地结构优化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高铁对南京南站地区空间结构的影响 |
| 8.1 南京南站概况 |
| 8.2 南京南站地区客流特征及节点—场所价值 |
| 8.2.1 南京南站地区的客流特征 |
| 8.2.2 南京南站地区的节点价值 |
| 8.2.3 南京南站地区的场所价值 |
| 8.3 客流需求导向的站区资本分布及用地布局 |
| 8.3.1 交通功能空间布局 |
| 8.3.2 商业功能空间布局 |
| 8.3.3 商务功能空间布局 |
| 8.3.4 居住功能空间布局 |
| 8.4 南京南站地区开发模式及空间结构 |
| 8.4.1 南京南站地区开发模式 |
| 8.4.2 南京南站地区空间结构 |
| 8.5 本章小结 |
| 第四部分 研究启示与结论 |
| 第九章 国内外对比研究与启示 |
| 9.1 区域层面:沪宁走廊与世界其他高铁走廊对比及启示 |
| 9.1.1 完善区域交通网络建设 |
| 9.1.2 丰富高铁运行方式 |
| 9.1.3 建立功能互补的城镇体系 |
| 9.2 城市层面:南京与里昂高铁城市建设对比及启示 |
| 9.2.1 协调不同站点开发策略 |
| 9.2.2 完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 |
| 9.2.3 推动城市土地功能置换 |
| 9.3 站点层面:南京南站和帕拉迪站对比及启示 |
| 9.3.1 留住场所经济要素防止节点-场所失衡发展 |
| 9.3.2 根据客流分布特征合理进行用地布局 |
| 9.3.3 因地制宜选取开发模式引导圈层空间结构 |
| 9.4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结语与展望 |
| 10.1 研究结论与创新点 |
| 10.1.1 基本结论 |
| 10.1.2 研究创新点 |
| 10.2 研究后续讨论 |
| 10.2.1 本研究的不足 |
| 10.2.2 后续思考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城市城市化”:江苏城市参与世界城市体系竞争的必然选择（论文参考文献）
- [1]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研究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D]. 万宁娜.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2]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D]. 杨伟荣.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3]基于超网络的城市化发展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D]. 王成韦. 山东大学, 2019(02)
- [4]城市化区域的形成与发展研究[D]. 姜义颖.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5]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D]. 王海荣. 吉林大学, 2019(02)
- [6]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D]. 黄军. 华东理工大学, 2019(01)
- [7]社会转型期的社区合作治理研究 ——行动主义的视角[D]. 苟欢.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20(04)
- [8]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及外部动力评价研究[D]. 杜宇.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
- [9]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D]. 王通. 南开大学, 2019(05)
- [10]经济要素流动视角下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研究[D]. 郑国. 东南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