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学校公众反映调查分析报告

一、民办学校公众反映调查分析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魏聪,王友缘,王海英^[1]（2021）在《民办幼儿园营非之选中缘何“名实分离”——基于全国范围的实证调研》文中提出通过对全国范围内民办园举办者的实证调研发现,由于隐念错位、信念缺位、欲念越位等原因,在民办教育分类管理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营非之选陷入两难抉择并造成"名实分离"的困境。为扭转由于隐念偏好盲目选择非营利、修正由于信念缺失被迫选择非营利、杜绝由于利益至上故意选择非营利等可能行为,在后续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过程中需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营非园所的合法地位及一视同仁;制度红利的加码细化及宣传解读;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及严格监管。

徐婧琳^[2]（2021）在《“公民同招”政策下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问题研究 ——以S校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刘爽^[3]（2020）在《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研究 ——基于权力分割与互动的视角》文中认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复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近40年来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前行,以办学体制改革为重点不断成长。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背景、过程和所处的阶段,既不同于欧洲政府烙印深刻的私立高等教育,也不同于美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家市场化特征明显的私立高等教育,这决定了我国民办高校法人治理问题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由于受到各种利益的驱动,以及外部监管的不到位,出现了一系列法人治理结构不适的症状,亟待通过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实现学校决策权、行政权和监督权的适度分离与相互制衡,推动我国民办高校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在大学治理日益复杂的现代趋势中,特别是国家大力倡导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下,文章以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为研究靶向和分析核心,根据研究的重点抽取出民办高校、治理结构等核心概念并加以解析,以述评的形式对业界和学界的研究做学术考察,藉由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将治理思维引入民办高校之中。论文以治理理论为指导,作为在理论层面对主体内容进行研究的方法论;以组织理论为参考,重点分析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的现状与问题;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补充,为提升民办高校治理问题与策略提供多维的视角。文章认为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是以能动主体的组织建设为核心,以相关制度的设计为表述的框架性安排。同时,硬性的结构会在民办高校内部孕育出无形的运行机制,共同作用于民办高校的发展。能动主体主要包括董事会、校长（校长班子）、党委、监事会、学术委员会等能够输出思想与意志的权力源。制度安排主要是指与主体建设和功能发挥相对应的制度设计。运行机制是法人治理活动中最抽象的客观存在,其实质是机构“运行方法与关系的总和”,运行机制主要涉及到权力输出与资源配置两块内容,调控着权力主体间管理、监督、制衡和保障的各种关系。文章根据法人治理结构的组成,主要从主体设置及对应的制度安排切入,佐以对相关机制的分析,逐渐厘清法人治理在结构化层面以权力和制度为突出存在的现实矛盾与困境。研究从私立高等教育发达程度与地理文化影响的角度选取美国、日本、台湾的私立大学法人治理结构作为重要参照对象进行梳理分析,以尝试从中获取可资借鉴的经验。文章最后提出了我国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优化的对策建议。策略组块主要从政府、学校、治理结构主体三个维度来思考。政府的政治意志是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安排的刚性指南,民办教育的发展历程表明,外部政策始终是民办高校发展的风向标与土壤,它的每一项“思想”“原则”“规定”都决定着民办高校发展的步伐,甚至是存亡。民办高校自身治理结构的安排本质上就是权力、资源的配置。民办高校的资金来源、发展类型（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发展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法人决策者、管理者及其他能动主体的“执业能力”综合了“人”的行政气质、思维品质与道德情怀,对完善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生成组织治理文化起着潜在的基础性的作用。政府主要通过政策调节民办高校法人治理方向与治理环境,从而匡正治理结构。高校自身主要通过内部制度与机制设计破除权力集中的壁垒,平衡各种权力主体力量,实现权力互动,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结构主体中“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能动性的发挥上,通过具体行动直接对法人治理结构做出或正向或负向的安排。

吴依妮^[4]（2020）在《国有民办学校的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有民办学校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由于当时国家能投入的教育经费有限,但人民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不断提高。为了打破政府包揽办学,进行教育体制的深化改革,国有民办学校由此产生。国有民办学校为实现办学的多元化,有效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开辟了一条新路。但在办学过程中产生的乱收费、违规招生、国有资产流失、破坏教育生态等问题日益凸显,必须对国有民办学校的办学乱象进行治理。通过对国有民办学校的概念及内涵、形成的背景及类型、贡献与争议及治理方向进行综述,奠定研究基础。将以国有民办学校为主体的政策文本进行梳理,理清其产生、发展、转制及异化的四个阶段;对X省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包含在对各类学校的满意程度、家庭的择校意愿、为择校所负担的费用、对国有民办学校的认知及对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四个方面;对以中国教育新闻网、中青在线和人民网教育频道中有关治理国有民办学校的办学乱象的媒体报道,依据媒体类型、报道时间、修辞倾向、讯息来源、报道与论述方式建立分析框架,对其进行编码、统计计量分析;对X省各地市的论坛（BBS）发帖中,X省网友对国有民办学校的讨论与争议,从个人立场态度、国有民办学校的属性及影响三部分进行文本分析;对12位X省学校管理者及教育行政人员以历史沿革、办学模式、争议与贡献、未来发展四个维度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当前,X省在出台法规政策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规范国有民办学校招生方式、加强教师队伍编制管理三方面已取得初步的成效。据此,提出X省国有民办学校的深度治理路径:（1）制定国有民办学校的治理方案。应兼顾学校的土地和校产问题、学校的人事问题及学校品牌的资产评估问题,完善国有民办学校改革配套政策;（2）改进监管力度和评鉴体系,建立健全国有民办学校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制度、资产评估体系及监督管理组织体系;（3）构建民间治理和信任体系,培育非政府中介组织。

刘学民^[5]（2020）在《分类管理背景下我国营利性民办高校的风险防控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办高等教育逐步进入了高速发展期,满足了不同人群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丰富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类型,为高等教育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民办高等教育也成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民办高等教育取得巨大成就的背后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主体定位不明、法人属性不清、办学不规范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为进一步推动我国民办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解决民办高校身份模糊问题,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提出民办高校分类管理规定,也即是将民办高校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类。分类管理政策的出台解决民办高校身份认同等问题,新政策给予了民办高校尤其是营利性民办高校更多自主决策权,调动了民办高校的办学积极性。但是,分类管理政策推行也给营利性民办高校带来了之前并未遇到的风险,在这些风险中,值得关注的有五大风险,它们分别是管理决策风险、财务风险、办学质量风险、政策法规风险、市场风险（包括生源市场风险、办学市场风险、就业市场风险）等。如果无法妥善地处理和应对这些风险,这些风险极大概率会演变成危机,甚至会影响营利性民办高校的生存和发展。基于以上思考,本研究综合运用教育经济学、投资学、风险管理学、现代管理科学中的理论与方法,分别从管理决策、财务、办学质量、政策法规、市场五个角度,系统而又细致地分析了分类管理后营利性民办高校面临的经营管理风险,并根据具体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其研究结果如下:（1）详细梳理了民办高校分类管理内容及分类管理后民办高校经营方向选择。首先,详细阐述了分类管理政策的部署和推进过程,对民办高等教育分类管理的内容,特别是分类管理下营利性高校与非营利性民办高校之间的不同,展开详细深入分析。同时,进一步提炼出分类管理下营利性民办高校的独特性。其次,采用访谈形式对国内50多所民办高校负责人进行访谈,通过访谈了解和掌握这些民办高校的办学选择倾向。最终发现在接受访谈的50多位民办高校负责人中,有30位表示其所在学校目前倾向于选择营利性办学,但并未进行明确登记。同时,通过50多位负责人的阐述和资料收集,对分类管理下民办高校的发展现状进行总结归纳。为分类管理下,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办学环境分析提供更加科学的借鉴。（2）梳理并提炼了分类管理下营利性民办高校面临的经营风险以及风险产生的动因。在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分类管理具体规定,同时结合现实民办高等院校管理内容,梳理并提炼了分类管理条件下,营利性民办高校所面临的经营风险。按照管理的一般流程,分类管理下营利性民办高校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有政策法规风险、管理决策风险、办学质量风险、财务风险以及市场风险这五大风险。且这五类风险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忽视其中任何一类风险都可能催生其他风险恶化,进而影响营利性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所以,应对并处理这些风险时应当统筹、系统的考量而不能遗漏其中任何一项。在对相关风险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对这些风险产生的内因和外因进行深入分析,这也为处理这些风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3）通过实证分析确定了以上五种管理风险的重要性和差异程度。虽然以上五种风险对于分类管理条件下营利性民办高校正常发展非常重要,但是各个风险重要性程度并不一致,若对这些风险进行同等管理显然效率较低。因此,在有限管理资源条件限制下,应当针对不同重要性程度的风险进行分类才能取得较高的管理效率。基于此,以接受访谈中30所倾向于选择营利性办学的民办高校相关数据为例,对分类管理下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办学风险展开了实证分析。通过建立营利性民办高校的风险指标评价体系,并充分运用因子分析法,将影响各营利性民办高校办学风险的众多因素进行归类,同时又进一步运用主成份分析法,得出影响营利性民办高校办学风险的主要因素,为后期的风险防控提供基础。（4）结合国外民办高校风险管理经验及国内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现状,提出有针对性的“三维、六位、一体”的管理风险防控体系。如何妥善应对以上风险是本文主要研究目的,所以在前文梳理风险类型、风险成因、确定风险重要性程度的基础上,在充分借鉴国外高等教育风险防控和教学质量保障成功经验的条件下,本文以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为例,提出了“三维、六位、一体”的管理风险防控体系,从多角度、全方位对营利性民办高校分类管理后风险防控提出针对性建议,为国内其他民办高校的风险防控提供参考。并以进行实际的教学质量保障机制设计,以从教学质量角度降低办学风险。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第一,将风险防范的相关概念和理论运用到分类管理实施后的民办高校管理中,充分利用先进的风险管理理论分析和解决分类管理下我国民办高校,特别是营利性民办高校的风险问题。第二,对分类管理下我国民办高校,特别是营利性民办高校的风险类型及成因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阐述。第三,以现倾向于选择营利性办学的30所民办高校为例,采用因子分析法对30所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各类型风险以及综合风险展开实证评估。第四,创造性的提出了营利性民办高校的风险防控机制,即“三维六位一体”的风险防控机制,为我国民办高校风险防控提供借鉴。

王玲^[6]（2020）在《三边联动：中国的教育理念及其运行研究》文中指出有关教育过程与社会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人在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之间改变或不改变的途径,其核心关注点主要在于家庭所处的阶层位置以及家庭文化资本的存续。为此,目前学界对此议题的解释框架倾向于在“文化资本”与“学业成就”之间单向度的推演。其研究逻辑大致可以概括为“阶层地位→文化资本→学校环境→学业成就”的关系链条,而一旦这一链条中的某些环节（特别是“阶层地位→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学校环境”这两个环节）被打破,将会制约文化资本的教育分层效应。研究发现,在对“文化资本→学校环境”发生影响的过程中,文化资本是通过两条中介路径（认知性的能力与非认知性的惯习）影响学业成就,但这一解释模式的背后其实是由一种稳态的社会结构做支撑的。本文认为,中国现代化以来的教育模式是动态的。以动态的视角看待中国人的教育过程与社会流动,我们看到从国家到地方,从学校到学生等一直处于变动的教育过程中。单以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为一个考察范围,我们便可以发现,中国高考方式改革所带来的相应制度不停地随之改变已成为常态。所以,要想研究动态中的教育获得与社会流动,首先还是要对日常现实中关于教育过程与社会流动关系问题的经验事实,包括国家政策、相关文件、典型案例进行关注、梳理和深度剖析。当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社会分层、家庭背景等因素依然非常重要,但此时其重要必须以改变中的其他因素为前提。那么,这个前提是什么呢?这就是中国自传统到现代社会以来,在通过教育选拔人才上的大一统模式。虽然作为这一模式本身,也是可以稳定的,但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教育平等的教育理念逐渐推进,必然导致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不断调整,而牵动了学校的相应配合和调整,但已处于市场化中的各个学校也会有自己的社会运营考量,以致于最终带动了备考的学生及家庭的教育策略上的调整。为此,我在研究框架中提出一个“政策—学校—家庭”的三边联动理论假设,以考察在此联动框架中什么样的教育过程会带来什么样的升学效果。若以这一理论假设为起点,本文倾向认为,中国教育获得的过程,不仅仅取决于家庭背景的阶层再生产,还与国家教育制度的规定、教育政策的调整以及随之而来学校的应对等因素密切相关。而对于这一框架的合理性认识又必须建立于中国的历史演变、国家特征、文化传统与考试所形成的特点之上。只有从此视角出发,才可能比较真实地揭示出中国教育获得与社会流动的基本方式。通过对三边联动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国家教育政策将设计与制定出学生的培养模式与人才选拔制度;（2）处于具体执行机构的各个层级的公立学校在接受国家政策指令下又需要在社会上赢得优质学校的声誉;（3）学生个人与家长应变则是一切以升学为主旨的调整,并由此造成的各种社会矛盾再回到政府相关部门,为下一步的教育理念做出新的制度安排。而这样的循环关系一方面表现出国家与社会都希望寻求一种接近教育公平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社会、市场尤其是家庭及其备考学生又会以博弈的方法寻找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由此,我们从理论上可以认为:（1）政府的地区调控能力会降低文化资本在中国各地区原本可能发挥的作用;（2）应试教育会再一次降低经济和文化发达地区的优势,包括高等院校密集的城市不一定比普通中小城市在学习上更占优势。更有甚者,文化资本拥有量雄厚的直辖市与省会城市在现有的高考制度下,尚需要主管部门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才能使学生享受到进入优质大学的名额;（3）中国家长和学生几乎都明白的道理是,任由教育理念而调整的和学校规定的政策来实现个人的教育提升是不现实的,这是教育改革举步维艰的地方,因为在此三边关系中,学校教育、学校老师指令和学校布置作业始终是解决升学的法宝,但面对联动中的政府要求,其学校及家庭的做法也就是寻求到其形式上的合理性。对照这一框架而言,家庭文化资本的解释力度只限于在一个确定的区域或一个特定的范围内,比如同一所城市、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级内部,而在以国家和省地市的比较中,这一解释框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此,我们得到的答案是,中国的教育获得与社会流动中所发生的不平等与各种乱象,是在大一统的国家与社会框架中因教育政策的改变与学校、家庭应对的博弈中产生的。其结构上的掣肘远比家庭与学校两者间复杂得多,但其宏观调控能力却不靠社会自身的调节,而在国家的决策之中。

陈春梅^[7]（2019）在《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引入民营资本,充分发挥公私不同属性资源的优势,从而激发国企的活力和竞争力。随着经济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入,这种理念渐渐渗透到教育领域。长期以来,公办高职习惯了“养尊处优”且担心与民营企业合作有损公益形象或导致国有资本流失,而民办高职由于被视为“二等公民”难以吸引优秀企业合作,使得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往往存在“两张皮”的现象。是否可以探索一种新的办学体制以激发企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让不同的资源得以优化配置?2014年,国务院正式提出鼓励各类办学主体以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等多种要素参与办学,并明确指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从而拉开了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序幕。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指由来自公共和私人部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主体以多种要素共同举办职业教育,具有多元产权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且不同产权主体共同治理、共享成果、共担风险的特点。国务院倡导高职院校探索混合所有制旨在鼓励社会力量（尤其是企业）参与办学,实现不同属性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案例院校的调研,梳理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的现状并着重探究其内部治理。相比于国外,当前我国关于公私合作办学的实践较少,相关研究也有限。研究中选取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两大机构——社区学院（大都会学院）和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戴维瑞教育集团和阿波罗教育集团）的典型案例展开具体分析,以拓展研究的国际视野。研究发现:社区学院的公私合作不涉及产权。各方通过签订协议保护举办者权益;社区学院非常重视与企业之间的互动;企业为了人才培养愿意大力投入办学。研究还发现,大型营利性教育集团内部组织机构的构建相对完善。董事会是集团实现内部治理的载体,因此必须强调董事成员构成的科学性,包括董事成员学历背景、职业背景的多样化,且独立董事和女性董事应占一定比例。为了保障机构规范、有序运行,这些机构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运行保障制度。与国外公私合作办学不同,我国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涉及产权问题,且产权结构影响高职院校的内部治理结构。然而,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产权大小与话语权大小不一定呈正相关。政府的产权占比可能很小,但却拥有较大话语权。因此,不能完全套用经济的产权逻辑分析高职院校的内部治理。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类似,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核心在于构建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作为教育组织,高职院校需要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其内部治理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制约,应借鉴现代大学制度;与此同时,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其内部治理又应借鉴现代公司治理的合理内核。本研究立足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从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分析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内部治理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处的不同层面及同一层面不同要素相互作用的环境。与此同时,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对其内部治理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第一,制定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指导文件,明确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法律地位和法人属性、保护各举办方的合法权益并推动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第二,完善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首先,提高董事会（理事会）及监事会成员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董事（理事）成员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且来自法律、财务、会计、管理及教育等多种职业背景。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校友、教师、学生、中介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在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中应占有一席之地,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并实行监督权。此外,应增加独立董事（理事）和独立监事的比例。其次,职业校长（院长）由董事会（理事会）聘任,并实行任职回避制度。且职业校长（院长）的激励方式应多元化。还要正确处理董事会（理事会）、职业校长（院长）、党委及监事会等之间的关系;第三,制定、修订和完善学校章程、董事会（理事会）章程及相关规章制度等并严格执行,以推动高职院校实现依法依规治校、治学。今后,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内部治理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制衡机制与激励机制相结合;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当然,对这种新的办学体制的探索,一些问题至今尚无定论,如独立法人的问题、举办者与校长（院长）关系的问题、产权结构合理性的问题、董事会（理事会）中教师和学生代表的问题等。这些问题有待高职院校在后续的改革探索中,由学者进一步跟踪研究。

胡超^[8]（2019）在《城市小学教师社会地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着眼于当前城市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问题,尝试运用合理的研究方法,探寻城市小学教师社会地位事实,结合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为合理建构城市小学教师社会地位的维度,进一步有效提高教师社会地位、让教师职业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提供参考。在充分的文献查阅基础上,使用自编问卷,并结合访谈,深入探究当前城市小学教师社会地位的维度构成、现状,并结合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对问卷数据、访谈记录,根据布迪厄划分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行一一对应分析,最终得到:城市小学教师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三者之间的存在相互影响及影响的方式与结果。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提出了提高城市小学教师社会地位的具体路径,即:微观层面需提高教师个人的理性信念,提高教师个人的理性信念是提高教师社会地位的核心环节。中观层面的提高策略主要是围绕提高教师的文化资本。宏观层面的提高策略主要是围绕提高教师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本文分五部分来论述城市小学教师社会地位。第一部分为前沿,介绍本文的一些前期准备工作。第二部分为界定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第三部分是对问卷结果和访谈进行整合与分析。第四部分是结合文化资本理论对城市小学教师社会地位进行分析。第五部分为城市小学教师社会地位的提高策略。本文将主要运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结合问卷法与访谈法所获得得数据,对城市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进行分析研究。

梁玉巧^[9]（2018）在《人口迁移背景下义务教育公共服务有效供给问题研究 ——以东莞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城镇化率也持续走高,造成人类发展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量人口迁移。随着大量的外来人员进入,对迁入地公共服务体系的资源输出与服务供给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特别在义务教育方面,大批适龄儿童跟随父母进入城区,形成了巨大的教育资源需求,给迁入地政府带来巨大的教育供给压力。因此,需要通过推动城市义务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提高城市现有义务教育资源的供给水平、改善城市义务教育资源的供给质量,从而满足不断增长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就学需求。本文以东莞市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对当前城镇化背景下城市义务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分析比较法和实证研究法等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收集义务教育方面的信息,通过比较分析东莞市义务教育政策、财政投入情况、义务教育学位供给水平、在校师生情况等这些数据,结合对东莞市民的问卷调查信息的分析,探讨东莞市义务教育公共服务的供给情况,并指出东莞市义务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存在以下问题:公办学校教育资源稀缺;教师供给不足;民办教育质量参差不齐;供给过程中存在不公平现象等等问题。根据东莞市实际情况,探索构建适应当前人口迁移背景下迁入地政府外来工子女义务教育公共服务供给的模式。这对维护外来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提升义务教育供给质量,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杨媛^[10]（2018）在《厦门市思明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积分入学政策执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育事业关乎社会发展进步与稳定和谐,历来就是社会关注热点,也是政府重点推进的工作之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进城务工人员为城市的建设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成为了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受教育问题,也成为解决教育公平的重点问题。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随迁子女跟随父母涌入到经济建设较为发达的城区,如何解决有限的教育资源和无限的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制订科学合理的入学政策并使之得到有效执行是随迁子女流入地政府必须正视并致力解决的问题。2014年3月,厦门市出台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积分入学政策。本文以地处厦门市中心城区的思明区为例,对该区2014年至2018年五年期间执行该政策的前期准备和各个工作阶段过程进行全面跟踪,并从随迁子女接受教育现况、与厦门市其他区的执行差异和社会反映及影响等方面观察积分入学政策在该区的执行效果。通过研究,本文认为思明区积分入学政策整体上执行比较到位,较好实现了政策预期目标。结合史密斯模型理论进行分析,这主要是由于积分入学政策本身比较完善,社会关注和影响程度较广泛,执行主体推动力度明显,目标群体总体认可度较高,执行环境相对稳定等原因,在政策自身影响力、执行机关引导力、目标群体反应力、客观环境制约力等四个方面对政策实施结果及后续修订完善等产生了积极影响。积分入学作为近年来随迁子女教育改革趋势之一,思明区在政策执行方面尽管面临诸多阻力,但仍得到较为有效的实施,归结于其在化解执行主要矛盾、强化工作机制合力、突出换位服务意识、推进政策完善等方面的持续努力,对更好地推动厦门市乃至其他地区随迁子女积分入学政策科学合理、长期实效、全面细致执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其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相应提出了探索学位统筹预案、健全危机评估体系、完善相关配套政策等建议。

二、民办学校公众反映调查分析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民办学校公众反映调查分析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民办幼儿园营非之选中缘何“名实分离”——基于全国范围的实证调研（论文提纲范文）

（3）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研究 ——基于权力分割与互动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4）国有民办学校的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分类管理背景下我国营利性民办高校的风险防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三边联动：中国的教育理念及其运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城市小学教师社会地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人口迁移背景下义务教育公共服务有效供给问题研究 ——以东莞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厦门市思明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积分入学政策执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民办学校公众反映调查分析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办幼儿园营非之选中缘何“名实分离”——基于全国范围的实证调研[J]. 魏聪,王友缘,王海英. 中国教育学刊, 2021(07)
• [2]“公民同招”政策下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问题研究 ——以S校为例[D]. 徐婧琳.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研究 ——基于权力分割与互动的视角[D]. 刘爽. 吉林大学, 2020(03)
• [4]国有民办学校的治理研究[D]. 吴依妮.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5]分类管理背景下我国营利性民办高校的风险防控研究[D]. 刘学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6]三边联动：中国的教育理念及其运行研究[D]. 王玲. 南京大学, 2020(09)
• [7]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D]. 陈春梅. 厦门大学, 2019
• [8]城市小学教师社会地位研究[D]. 胡超.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9]人口迁移背景下义务教育公共服务有效供给问题研究 ——以东莞市为例[D]. 梁玉巧. 暨南大学, 2018(02)
• [10]厦门市思明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积分入学政策执行研究[D]. 杨媛. 华侨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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