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略论反腐倡廉的有效途径（论文文献综述）
张剑锋[1]（2021）在《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腐败是全球性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政治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腐败特点,党和政府针对不同阶段的腐败问题,采取不同的腐败治理政策和措施,取得明显效果,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腐败治理力度不断加大,腐败治理取得新的成效。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学者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由于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时段、研究区域的选择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概括起来,大致包括腐败治理有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不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无相关性等结论。对于中国的腐败治理来说,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了腐败治理力度,腐败治理取得了显着成效,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即由长期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骤然降速,且与中共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的时间段重合,国内外都出现了“反腐败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论调。所以,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需要进行全面分析和探讨。学界关于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是否影响经济发展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对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认识分歧。十八大以来经济增速放缓似乎证实了“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而主张“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者则似乎刻意回避将之与腐败治理相联系,显示出逻辑论证前后矛盾的窘境。因此,厘清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关系,对于统一思想认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部分:（1）对腐败治理的概念、腐败治理的度量、经济发展的概念、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相关性的内涵等方面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并对国内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此外,还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2）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总体分析。首先,对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主要从腐败治理举措、腐败治理的成效、中国腐败治理在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排名等方面进行分析。其次,对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分析,通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3）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进行模型建构。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检验,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入手,考虑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然后考虑主要经济发展要素,重新构建模型,检验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进行了实践分析,并对腐败治理与基尼系数、居民幸福指数的相关性进行分析。（4）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差异化检验。为了验证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时间是否不同,就需要对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差异化分析。选择研究样本与研究变量,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采用合适的检验方法对各个模型进行检验,并且对检验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静态面板的角度还是动态面板的角度,腐败治理均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通过逻辑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相互决定的关系,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对腐败治理有决定作用。经济发展为腐败治理提供了前提和依据,决定了腐败治理的目标和方向,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风建设,为腐败治理的成败提供了客观标准。另一方面,腐败治理为经济发展提供直接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2）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复杂相关性关系主要表现在: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存在直接相关性,也存在间接相关性。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时间累积效应,即不仅会对当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还会对后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到滞后二期时会表现较弱。（3）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即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本文创新点主要有:（1）视角创新。从经济发展视角研究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具有视角创新性。首先,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角度,梳理了中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和理论,并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者关系角度,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初步构建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框架。其次,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结论,紧扣当前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提出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系统性。（2）观点创新。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的观点具有创新性。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有直接相关关系,也有间接相关关系。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作用存在着时间累积效应。中国目前应坚持和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3）方法创新。从实证角度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的方法具有创新性。首先是从整体上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了相关性实证分析,然后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进行了差异化检验,在具体检验时,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等多种模型,选取相关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利用经济学计量方法,用相关数据分析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指数之间的复杂关系。
张玉玲[2]（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初心如始,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拒腐防变的新路,一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源、传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和显着优势的监督体系,是能够保持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始终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在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仍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以逐一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应该完善和发展的短板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为逻辑主线,渐次展开本文的研究与论述。本文总体结构包括三部分:引言、正文、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与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论文正文部分由六章内容构成,分别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模式。分别从基本概念界定、十大要素的梳理整合和“多维立体协同”监督模式及其特点三个方面,从宏观上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二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分别阐释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厘清监督主体、强化问责——“谁来监督”,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从内容逻辑视角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三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本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的坚守、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精神内核的继承创新、对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的秉承、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思想的域外借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分别从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历史维度、世界维度,分析回答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第四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首先,依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脉络,分三个阶段梳理其发展历程: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二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1978-2012）;三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2012——）。其次,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体系建设的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分别从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两个方面,阐释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第五章主要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与现实贡献。首先,通过古今中外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显着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优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其次,基于显着优势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方面的现实贡献: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从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第六章主要剖析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成果颇丰,但当前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党和国家监督制度逐渐成熟定型,仍然面临三个方面的现实挑战:一是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二是党内监督的短板——“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有待加强;三是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基于对现实挑战的剖析,本文提出新时代应对现实挑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三条对策:一是完善协同监督机制,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协同性;二是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三是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分别从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完善和发展的薄弱环节是什么。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观点的宏观提炼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的未来展望。本文基于以上六章内容的研究,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的必由之路。第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制度密码”。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管住公权力”的“中国智慧”。笔者认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研究,协同监督机制研究,权力配置、运行和制约机制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阐释,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
李震[3]（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发展过程与基本经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只要有权力,一个人就可能产生腐败动机,做出越轨行为。因此,腐败治理成为世界的难题。腐败作为一种社会污染,一旦蔓延开来,就会蚕食心智,破坏公平,极易引发重大社会事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降低腐败的危险性,在社会进入重要转型期,党中央立于现实,围绕中心任务,采取多种举措反对腐败,进行廉政建设,使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有了新发展,迈入了新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重设反腐倡廉路线,大力整顿党风、恢复反腐败机构、打击经济犯罪,使党的反腐倡廉建设走向现代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标本兼治的治理方案,开展党风廉政教育、整合反腐败力量、部署反腐败三项任务,使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更加科学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有力提升反腐倡廉地位,加强先进性建设、完善行政问责制度、健全反腐败工作体制,使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更加系统化。改革开放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领导反腐倡廉,打响作风攻坚战、高压惩治腐败、构建反腐败网络、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使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更加全面化。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进行的现代化事业稳步向前。大风大浪中,党始终牢牢掌握反腐倡廉的领导权,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四十多年来,我们党在进行反腐倡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很多宝贵经验:坚持党的统一领导、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完善反腐败机构、加强廉政制度建设、保持党的反腐败威慑力、坚持德治与法治双向发力、加强国际反腐败合作等,这些认识和经验是我们党未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最大的底气。同时,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党进行的反腐倡廉实践具有丰富的时代价值,是其发展成果在实践和理论领域中的具体呈现。
孟复[4]（2020）在《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反腐从来不是新鲜的话题,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自建立开始,腐败问题就如影随形。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有着名论断:“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进入21世纪,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大力发展经济,随之而来的多元价值观和不同文化潮流也带来了腐朽文化的侵蚀,加上社会转型期各类矛盾凸显,腐败问题日益严重,中国共产党一向高度重视腐败问题,始终将反腐倡廉作为党内重要工作持续推进。然而我们发现,当前腐败问题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如:年轻化、高学历化、形式多样化,尤其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是大学生作为非公共权力掌握者,也表现出了一些“微腐败”行为,腐败问题不再是“成年人”或“官员”的“专有”之事。进入新时代,中国到达新的历史方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落在年轻一代身上。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必然将逐步走向社会,走向职场,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成为各级各类的领导者。加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升他们的廉洁意识,帮助他们系好从业的“第一粒扣子”,意义重大。大学生廉洁教育作为国家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延伸、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极具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论文根据“理论阐释——历史考察——现实审视——境外借鉴——总体思路——具体路径”的脉络,分六章对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从诠释廉洁、廉政的含义入手,进而阐述了廉洁教育和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内涵和特点:大学生廉洁教育是指主要由高校对大学生开展的一项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实践活动,其目的在于培养大学生的廉洁意识和廉洁技能,增强拒腐防变的理念和能力,逐步形成廉洁自律、爱岗敬业的职业观念等。大学生廉洁教育具有“与时代发展紧密相关、与大学生自身发展和需求密切相关、教育方法更加多元化、教育效果可量化”等特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廉洁教育的理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廉洁教育的论述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关于廉政教育的思想,为新时代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历史发展和基本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是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的基础。1949年到1976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高校思想理论教育课程的逐步确立给大学生廉洁教育带来机遇,实事求是的学风建设给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土壤,重视社会劳动、实践活动的开展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了实验场地;1976年到2005年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高校主要通过思想品德课（思想理论教育课）积极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着作活动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通过公民道德教育推动大学生廉洁教育;2005年至2012年为第三个阶段,该时期以党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为标志,明确要求高校积极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大学生廉洁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12年至今为第四个阶段,该时期以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为标志,以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课程思政的开展等推动大学生廉洁教育,大学生廉洁教育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总结四个阶段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基本经验: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指导,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领导,三是坚持优秀传统文化中廉洁教育的思想弘扬继承,四是坚持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就大学生廉洁教育相关问题对不同高校师生的调研是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的重要环节。基于对东中西部10所不同办学层次的高校1030份有效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以及35份访谈记录整理,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取得的成效主要体现为:大学生廉洁教育认同度有所加强、廉洁意识有了一定提升、整体上初见成效。但与此同时,大学生廉洁教育还存在队伍建设不到位、教育内容不完善、教育方法不丰富、大学生廉洁实践知行不统一等问题。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对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价值多元文化和网络环境的持续影响以及有效的教育合力尚未形成。大学生廉洁教育可以借鉴国外和我国香港特区开展廉洁教育的一些好的做法和形式。通过课程教学培育廉洁意识,通过实践活动养成廉洁习惯,通过文化氛围引导廉洁观念。政府和社会为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开展提供条件、营造环境:政府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良好的实践基地,法治社会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良好的培育土壤。国外和香港对我国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最突出启示是:“强化廉洁教育的立体化渗透、强化政府在廉洁教育中的组织引领、强化社区教育模式的积极探索”。新时代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长时期的努力,一点一滴的扎实开展、推进。为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本文提出了“增强廉洁认知、提升廉洁认同、树立廉洁观念、践行廉洁行为”的教育目标;“方向性和学理性相统一、认知和践行相统一、灌输教育与双向互动相结合、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原则;并试从主体构建、组织机制、保障机制和评价机制四个层面论述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机制的构建。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要以提升教育实效性为最终目的。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要从完善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内容、创新廉洁教育的方法和优化廉洁教育环境三个维度推进。从马恩经典作家的经典理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的新理论中汲取营养,逐步完善廉洁教育的内容;从课堂廉洁教育、实践廉洁教育、网络廉洁教育等方面创新廉洁教育的方法;从社会环境、校园环境、网络环境和家庭环境四个方面优化廉洁教育环境,最终形成育人合力。
陈文[5]（2020）在《新时代反腐倡廉背景下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研究》文中提出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起决定作用。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上的一些消极腐败思想逐渐渗透到大学生群体中,引起了党和国家对强化大学生廉洁素养的高度关注,并对高校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建设提出了新的具体要求。对大学生进行廉洁文化教育,是实现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加强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快速稳健发展的重要举措。笔者立足于新时代加强反腐倡廉的背景下,以大学生廉洁文化的教育现状为基础,发现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对策,以期为实现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研究由理论型向应用型转变做出一些贡献。本文首先在绪论部分中阐释了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的研究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介绍了本文的主要内容、研究思路与方法,指出研究的重难点和创新之处。接着就是梳理和总结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的理论。通过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和对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的理论依据的梳理,进一步明确了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整体的理论思路。其次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对当前大学生的廉洁修养以及教育建设的现状等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分析,并深入总结了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最后,以我国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现实为出发点,分别从政府、社会、学校、习总书记家风思想及自身五个方面关于教育实践对策加以系统性的尝试研究。
解艳波[6]（2020）在《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意识培育研究 ——基于哈尔滨市部分高校调查分析》文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崇和倡导的是“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的价值观”。大学生作为国家青年一代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随着廉洁意识培育纳入反腐倡廉体系、国民教育体系,不仅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大学生廉洁意识的培育,从国家长远发展角度来看,是忧患于先,源头防范;从现实来看,在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下,大学生群体中呈现“模拟腐败”现象、缺乏艰苦奋斗精神、生活奢侈浪费以及考试、学术诚信等不廉洁行为,更加凸显培育的紧迫感和重要性。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以当前大学生廉洁意识及其培育面临的问题为导向,通过实证调查研究方法找出问题并分析原因,继而为加强和改进培育工作提供参考与借鉴。具体研究内容如下:论文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主要研究选题的背景与意义、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意识培育的文献研究综述,通过梳理关于本问题理论研究后,指出本文的研究方向与创新之处,为本文写作奠定理论研究基础。论文第二章对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意识培育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梳理归纳马克思、恩格斯的廉洁思想、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廉洁思想、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廉洁重要论述以及西方文化中的廉洁思想。论文第三章是阐释大学生廉洁意识培育的主要内容,以2007年教育部《关于在大中小学开展廉洁教育工作的意见》关于廉洁教育内容、实证研究结果分析及新时代反腐倡廉最新成果、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等为参照,将大学生廉洁意识培育主要内容划分为理想信念教育、廉洁美德教育、廉洁法制教育和廉洁文化教育。论文第四章为实证研究,主要以调查问卷形式来调查、发现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意识培育存在的问题,并从自身、家庭、学校和社会层面找出问题的成因。论文第五章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结合实际情况,从大学生自身、家庭、学校和社会的角度,从大学生的廉洁自律、家庭培育方式、学校培育体系以及社会廉洁文化的构建等层面探索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意识培育的路径。
刘栋[7]（2020）在《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党是政治组织,政治属性是政党第一位的属性。加强自身政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着标志。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诞生以来,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都十分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形成了讲政治的优良传统。运用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结合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框架,追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历史,梳理和总结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能够深刻认识党的政治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政治建设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特殊的历史条件。通过对延安时期党的历史资料的挖掘,重点挖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三位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建设的思想,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治建设思想,总结延安时期以前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政治建设的经验,以求“研之有理”。厘清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条件和实践要求,是实现“研之有据”的重要前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既肩负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又面临着异常复杂的社会环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现实所需。从党面临的外部环境来看,既有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又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以提高战斗力。从我们党领导社会革命的角度来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局部执政阶段,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边区经济和民生建设的需要。从党的自我革命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是一种复杂的系统性存在,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围绕自身政治建设进行了丰富实践,主要包括夯实思想根基以坚定政治信仰,完善党的领导机制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能力,依托局部执政着力净化政治生态等。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保证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方向和效果,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营造了一个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推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进程。这一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特点在于,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凸显了党的政治建设任务的艰巨性,斗争中突出了理论指导的创新性,出于革命的需要党的政治建设在军队方面表现尤其突出,价值追求方面凸显人民性。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是一个政党保持自身活力的重要法宝。循着历史逻辑,回顾和总结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在方向引领、核心领导、路线遵循、示范引领、整风运动、纪律约束等方面积累了党的政治建设的宝贵经验。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坚持党的初心和使命不动摇;把坚决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重中之重;密切结合复杂环境,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加强党员党性修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强化制度保障,不断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制度化;推动党的政治建设与党的其他各项建设协调共进。历史发展表明,只有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才能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党组织战斗力,促进党的事业顺利发展。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无论党的建设推进到什么阶段,政治建设这个根本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李春艳[8]（2020）在《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所谓“廉政”,顾名思义就是指廉洁政治,这是一种与贪污腐败直接对立的政治现象,因此,强调廉政就必须要坚决反对腐败。当前中国共产党必须严加惩治贪污腐败问题,必须要把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去认知,唱响反腐倡廉的时代最强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1）这里,不仅明确了党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同时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党所面临的执政环境和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为此,党中央多次提出要坚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不断深化标本兼治,努力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通过廉政建设的不懈努力换取“海晏河清、朗朗乾坤”。因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想坚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就必须深入学习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历届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政思想,厘清该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所遵循的内在规律,挖掘它的现实价值,这样才能对当前建设廉洁型执政党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产生重要的指导性作用。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思想资源。它包含四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廉政建设要坚持人民至上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要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列宁提出执政党“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毛泽东提出党拒腐防变的铜墙铁壁是真心实意的群众;邓小平提出廉政工作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造福群众;习近平强调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来保持执政本色,二是廉政建设要坚持制度反腐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打碎旧的国家制度和机器是遏制腐败的根本途径;列宁提出消除腐败必须“用法令指明道路”;毛泽东提出用“党内法规”和制度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邓小平提出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要通过法制来保证;习近平强调要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三是廉政建设要纯洁党的组织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要严格党员入口,以保组织纯洁;列宁要求通过开展“清党”工作以维护党组织纯洁;毛泽东提出抓好思想道德建设做“端端正正的官”;邓小平提出完善选人用人标准以确保组织纯洁;习近平提出要通过培养选拔好干部、从严管理干部的方式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四是廉政建设要加强权力监督,反对特权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特权,实现人类解放;列宁提出要“同一切特权作不调和的斗争”;毛泽东提出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邓小平提出搞特权和特殊化“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腐化”;习近平强调必须坚决反对“四风”问题,必须从思想作风上反对特权。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继承性和创新性、时代性和局限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实践,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对当前建设廉洁型执政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经验启示:巩固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紧紧依靠人民,保持执政本色;纯洁党的组织,筑牢战斗堡垒;完善制度建设,防止权力越轨;加强权力监督,确保权力阳光化;严厉打击特权,维护制度公正。廉政建设关系到执政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思想上的纯洁性和组织上的纪律性,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党必须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只有坚持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才能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始终不忘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
焦茹霞[9]（2020）在《廉政获得感、制度信任与反腐败的公众参与》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向纵深方向推进,群众身边的微型腐败更加突出。如何解决反腐败斗争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成为当前治理基层腐败的重要目标。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反腐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反腐败的效率和成效。目前,虽然政府已经出台相关政策来宣传、鼓励公众参与反腐败斗争,但是反腐败的公众参与仍然处于自发的、无组织、无序的状态,没有形成有效的机制和规范,这给反腐败带来一系列问题。近年来,围绕公众参与反腐败的意愿这一主题,学者们较多地关注了公众参与反腐败意愿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一方面关注了反腐败公众参与的经济环境、政治生态、大众传媒等环境因素,另一方面研究从公众自身出发,关注公众个体特征对反腐败公众参与的影响。行为公共管理学理论认为政府和公众之间是互动关系,政府的行为影响公众的获得感和信任程度,而公众的获得感和信任度又反向影响政府的行为。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受到行为态度（获得感和信任度）、主观规范（政府鼓励、周围环境约束）和知觉行为控制（自身条件）的影响。具体到公众参与反腐败的治理意愿中,可以理解为公众的反腐败参与行为受到自身的廉政获得感、制度信任、所处环境和条件的影响。廉政获得感是公众对政府反腐倡廉能力的主观评价,制度信任是公众对政府出台的反腐败制度的信任程度评价,这两者都属于公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知觉行为控制因素。本文从计划行为理论出发,运用实证分析探究这两者是否是影响公众参与腐败治理的重要因素。在已有研究中,讨论廉政获得感、制度信任对公众参与反腐败影响的文献比较缺乏,而采用实证分析方法来研究反腐败公众参与影响因素的文献更为不足。因此,研究廉政获得感、制度信任对公众参与反腐败意愿的影响,有助于了解这两大因素对反腐败公众参与意愿的影响机制,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目前公众参与反腐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以杭州市为例,时刻围绕“廉政获得感、制度信任如何影响公众的反腐败意愿”这一核心问题,在回顾和梳理有关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廉政获得感、制度信任与反腐败公众参与意愿的概念模型。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首先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共获得1012份有效问卷,然后运用因子分析、相关分析以及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研究旨在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廉政获得感和制度信任是否是影响公众参与反腐败的重要因素?（2）廉政获得感和制度信任是如何影响公众参与反腐败的?（3）廉政获得感、制度信任与反腐败的公众参与意愿之间关系和作用机制是怎样的?研究结果:（1）公众的廉政获得感对其参与反腐败的意愿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说明公众的廉政获得感越高,其参与反腐败的意愿也就越强。（2）对廉政制度越信任的公众具有更强的反腐败参与的意愿。（3）制度信任在廉政获得感对反腐败公众参与意愿的影响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这些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研究认为,廉政获得感、制度信任与反腐败公众参与意愿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公众的廉政获得感、制度信任不仅能够分别直接对反腐败参与意愿产生影响,也能够通过制度信任对公众参与反腐败的意愿产生影响。因此,研究建议通过提高公众的廉政获得感、增强公众的制度信任来提高公众的反腐败参与意愿。本探究的主要理论贡献:（1）从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研究公众在反腐倡廉中的获得感与个体信任态度是如何影响其参与反腐败意愿的,发现制度信任在廉政获得感对反腐败参与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是从心理学视角对公共管理学领域中公众参与反腐败意愿研究的丰富和补充。（2）将个体的主观态度与感知行为控制相结合,研究不同信任程度的公众对反腐败参与意愿的差异,对已有理论进行拓展。
荣震[10]（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腐败治理,围绕着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搞好反腐倡廉建设的中心问题,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腐败治理道路,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治理体制。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和经验,把握新时代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新任务新要求,对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为研究对象,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为理论基础,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该理论分析框架包括纵向历时分析和横向要素分析两个维度。以理论分析框架为依托,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演变历程。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适应性改革阶段、2002年至201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阶段。每一个历时时期内的分析则以横向要素为依托,从制度环境、制度需求、制度供给三个展开论述。其中,制度环境主要包括国际和国内环境,制度需求主要是从腐败形势对腐败治理体制提出的治理任务角度切入,而制度供给则包括腐败治理指导思想、组织体系和具体制度规范供给三个内容展开论述。历史演进分析之后,综合运用制度分析范式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历程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动因分析、行动者分析、变迁模式和路径依赖五个逻辑线条探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在进行透彻的历时演变分析和变迁逻辑分析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特征、基本经验与存在问题进行归纳与总结,最后,从战略、策略和基本着力点三个层面提出了新时代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基本路径。具体而言,文章共包括五个章节:第一章主要是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在阐释腐败、腐败治理、体制与机制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明确界定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内涵、基本功能与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模式。然后,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三个理论流派主要理论支撑点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包括横向历时性分析维度和纵向要素性分析维度两个组成部分。第二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十八大迈入新时代四个党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史演进划分阶段,结合官方腐败治理体制改革表述话语体系及学术界现有研究的阶段和命名划分,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适应性改革阶段、2002年至201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阶段。对每个阶段内腐败治理的政治生态环境、腐败形势、腐败治理体制分别展开论述。第三章主要基于制度分析理论范式对腐败治理体制变迁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动因分析、行动者分析、变迁模式和路径依赖五个逻辑线条探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第四章是基于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变迁历程和变迁内在逻辑,对我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经验、主要特征和存在问题总结与分析;第五章则是在上述四章的基础上,从战略、策略和基本着力点提出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发展与完善的基本路径。
二、略论反腐倡廉的有效途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略论反腐倡廉的有效途径（论文提纲范文）
（1）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与评述 |
| 1.2.1 文献综述 |
| 1.2.2 文献评述 |
| 1.3 核心观点与理论支点 |
| 1.3.1 核心观点 |
| 1.3.2 理论支点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腐败治理 |
| 2.1.2 经济发展 |
| 2.1.3 相关性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 |
| 2.2.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 |
| 2.2.3 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借鉴 |
| 2.3 本章小结 |
| 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分析 |
| 3.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三者的互动关系 |
| 3.1.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 |
| 3.1.2 社会结构的层次和层次态发展 |
| 3.2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理分析 |
| 3.2.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分析 |
| 3.2.2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 |
| 3.2.3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 4.1 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举措与成效 |
| 4.1.1 腐败治理的举措 |
| 4.1.2 腐败治理的成效 |
| 4.1.3 基于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中国腐败治理分析 |
| 4.2 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 4.2.1 经济增长状况 |
| 4.2.2 居民可支配收入及消费状况 |
| 4.2.3 投资质量状况 |
| 4.2.4 对外贸易状况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统计检验 |
| 5.1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检验 |
| 5.2.1 平稳性检验 |
| 5.2.2 E-G协整检验 |
| 5.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3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检验 |
| 5.3.1 考虑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因素的腐败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 5.3.2 腐败治理通过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结果分析 |
| 5.4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检验 |
| 5.4.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实践一致性检验 |
| 5.4.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指数一致性检验 |
| 5.5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模型解析 |
| 5.5.1 直接相关性解析 |
| 5.5.2 间接相关性解析 |
| 5.5.3 因果相关性解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差异化检验 |
| 6.1 样本及变量选择 |
| 6.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1.2 变量选择及统计 |
| 6.2 模型设定及检验 |
| 6.2.1 静态面板模型 |
| 6.2.2 动态面板模型 |
| 6.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差异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检验结果 |
| 6.4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时间效应”模型 |
| 6.4.1 模型构建 |
| 6.4.2 时间效应模型检验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采用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 |
| 6.5.2 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 |
| 6.6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对策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 |
| 7.2.2 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 |
| 7.2.3 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7.2.4 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和研究价值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 |
| (二)主要研究领域及代表性观点简介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与结构模式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权力、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公权力与腐败 |
| (二)监督、监督制度、监督体系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认识的不断深化 |
| (二)学界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的探讨 |
| (三)梳理与整合:党和国监督体系的“十大要素”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结构模式 |
| (一)“多维立体协同”监督结构模式及其结构分析 |
| (二)“多维立体协同”结构模式的特点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 |
|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 |
| (一)党内监督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 |
| (二)国家监督践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打造廉政为民政府 |
| (三)社会监督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筑人民监督网 |
| 二、厘清监督主体——“谁来监督” |
| (一)厘清党内监督多元主体 |
| (二)厘清国家监督多元主体 |
| (三)厘清社会监督主体 |
| 三、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 |
| (一)党内监督对象始终坚持全覆盖和抓“关键少数”相结合 |
| (二)国家监督逐步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 |
| (三)社会监督对象的统一性和全覆盖 |
| 四、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 |
| (一)压实责任,党内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二)强化责任担当,国家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三)依法有序监督,社会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 |
| 一、始终坚守马列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 |
|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监督思想内核的坚守 |
| (二)对列宁社会主义监督思想的继承 |
| 二、始终继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的精神内核 |
| (一)学习借鉴苏联的党政监督模式 |
| (二)党政监督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 |
| (三)重视党政监督法规建设 |
| (四)建立局部政权条件下的行政监察制度体系 |
| 三、始终秉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 |
| (一)对我国传统法治监察思想的传承 |
| (二)对我国传统监察制度体系建设思想的借鉴 |
| (三)对我国传统廉政文化教育的扬弃 |
| 四、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思想的借鉴 |
| (一)各国应在共同反腐中交流互鉴 |
| (二)对资产阶级权力监督思想的批判吸收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 |
| (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制度框架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 |
| (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恢复发展(1978-2012) |
| (三)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发展(2012——)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必须坚持紧扣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和中心任务 |
| (三)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 |
| (四)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 |
| (五)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 |
| 一、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 |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 |
|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 |
|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优势 |
| (四)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 |
| 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贡献 |
| (一)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
| (二)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 |
| (三)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 |
| (四)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 |
| 第六章 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与完善对策 |
| 一、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 |
| (一)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 |
| (二) “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仍是党内监督的短板 |
| (三)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
| 二、健全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对策 |
| (一)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协同监督机制 |
| (二)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同级监督难题 |
| (三)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发展过程与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选题背景 |
| 2.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3.相关研究评价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研究创新 |
| 2.研究不足 |
| 一、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1.腐败 |
| 2.廉政 |
| 3.反腐倡廉建设 |
| (二)理论基础 |
|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廉政学说 |
| 2.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相关内容 |
|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政理念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发展过程 |
| (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的反腐倡廉建设 |
| 1.以整党为重心,全面整顿党风 |
| 2.重建反腐机构,强化廉政监督 |
| 3.严打经济犯罪,狠刹不正之风 |
| (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的反腐倡廉建设 |
| 1.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加强党员党性建设 |
| 2.实行纪检监察合署,完善相关监督机制 |
| 3.坚持标本兼治,确定反腐败三项任务 |
| (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行的反腐倡廉建设 |
| 1.加强先进性建设,开展党内教育活动 |
| 2.完善行政问责制度,规范干部从政行为 |
| 3.健全反腐败工作体制,对接国际反腐败工作 |
| (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的反腐倡廉建设 |
| 1.围绕中央“八项规定”,打赢作风攻坚 |
| 2.高压惩腐,强化“不敢腐”的震慑 |
| 3.深化反腐败机构改革,完善纪检监察体制 |
| 4.加强巡视派驻,实现党和国家监督全覆盖 |
| 5.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保证 |
| (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是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力量来源 |
| (三)保持反腐威慑力是党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保障 |
| (四)德治与法治双向发力是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基础手段 |
| (五)完善反腐败机构是党反腐倡廉建设的主要抓手 |
| (六)加强廉政制度建设是党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途径 |
| (七)加强国际反腐败合作是党反腐倡廉建设的时代要求 |
| 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时代价值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价值 |
| 1.发展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体系 |
| 2.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廉政文化内容 |
| 3.为多国和地区提供了中国反腐方案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实践价值 |
| 1.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 |
| 2.加快党的腐败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
| 3.助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难点和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的重难点 |
| (二)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理论阐释 |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廉洁与廉政 |
| (二) 廉洁教育 |
| (三) 大学生廉洁教育 |
| 二、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 (一)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重要性 |
| (二)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必要性 |
| 三、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理论依据 |
| (一) 马恩等经典作家廉洁教育理论 |
| (二)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廉洁教育的论述 |
| (三)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关于廉政教育的思想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历史演进和经验总结 |
| 一、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历史发展 |
| (一) 大学生廉洁教育的萌发期(1949年—1976年) |
| (二) 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初步发展(1976年—2005年) |
| (三) 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快速发展期(2005年—2012年) |
| (四) 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全面建设期(2012年—) |
| 二、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基本经验 |
|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指导 |
| (二)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领导 |
| (三) 坚持优秀传统文化中廉洁教育的思想弘扬继承 |
| (四) 坚持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 |
| 第三章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现实审视 |
| 一、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调研的基本情况 |
| (一) 调研的内容和方式 |
| (二) 当前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基本情况 |
| (三) 当前大学生廉洁教育的成效 |
| 二、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存在的问题 |
| (一) 大学生廉洁教育队伍建设不到位 |
| (二) 大学生廉洁教育内容不完善 |
| (三) 大学生廉洁教育方法不丰富 |
| (四) 大学生廉洁实践知行不统一 |
| 三、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 廉洁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 |
| (二) 价值多元文化和网络环境的持续影响 |
| (三) 有效的教育合力尚未形成 |
| 第四章 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境外借鉴 |
| 一、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国外借鉴 |
| (一) 通过课程教学培育廉洁意识 |
| (二) 通过实践活动养成廉洁习惯 |
| (三) 通过文化氛围引导廉洁观念 |
| 二、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香港经验 |
| (一) 法治社会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
| (二) 全方位的育人实践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培育土壤 |
| 三、国外和香港地区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启示 |
| (一) 强化廉洁教育的立体化渗透 |
| (二) 强化政府在廉洁教育中的组织引领 |
| (三) 强化社区教育模式的积极探索 |
| 第五章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总体思路 |
| 一、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目标 |
| (一) 增强廉洁认知 |
| (二) 提升廉洁认同 |
| (三) 树立廉洁观念 |
| (四) 践行廉洁行为 |
| 二、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原则 |
| (一) 方向性和学理性相统一的原则 |
| (二) 认知和践行相统一的原则 |
| (三) 灌输教育与双向互动相结合的原则 |
| (四) 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原则 |
| 三、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机制建设 |
| (一)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主体构建 |
| (二)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组织机制建设 |
| (三)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保障机制建设 |
| (四)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评价机制建设 |
| 第六章 新时代加强大学生廉洁教育的路径探索 |
| 一、完善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内容体系 |
|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廉洁教育理论 |
| (二) 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教育理论 |
| (三) 加强新时代使命担当的理论教育 |
| 二、完善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途径载体 |
| (一) 优化新时代大学生课堂廉洁教育 |
| (二) 丰富新时代大学生实践廉洁教育 |
| (三) 创新新时代大学生网络廉洁教育 |
| (四) 拓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途径 |
| 三、优化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环境 |
| (一) 营造清廉社会环境 |
| (二) 营造良好校园环境 |
| (三) 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
| (四) 打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新时代反腐倡廉背景下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2.2 研究的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的创新点与重难点 |
| 2 新时代反腐倡廉背景下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的理论 |
| 2.1 廉洁文化教育的理论概念 |
| 2.1.1 廉洁的含义 |
| 2.1.2 廉洁文化的含义 |
| 2.1.3 廉洁文化教育的概念界定 |
| 2.1.4 高校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的内容及意义 |
| 2.2 高校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的理论依据 |
| 2.2.1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 |
| 2.2.2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理论 |
| 2.2.3 中国传统廉洁文化理论 |
| 2.3 反腐倡廉与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的关系 |
| 3 高校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的现状及原因 |
| 3.1 高校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的现状 |
| 3.1.1 大学生廉洁文化修养的状况 |
| 3.1.2 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的现状 |
| 3.2 高校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存在问题及原因 |
| 3.2.1 自身对廉洁文化的认知短浅 |
| 3.2.2 学校廉洁文化教育资源短缺 |
| 3.2.3 廉洁文化良好社会影响颇微 |
| 3.2.4 家庭文化教育积极影响不足 |
| 3.2.5 政府切实、有效的关注不够 |
| 4 高校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的对策研究 |
| 4.1 充分发挥学校廉洁文化教育的主导作用 |
| 4.1.1 营造良好廉洁文化校园学习环境 |
| 4.1.2 创建廉洁文化教育信息学习平台 |
| 4.1.3 专兼职教师结合,扩大师资力量 |
| 4.1.4 创新文化社团、组织的教育形式 |
| 4.1.5 强化廉洁文化融入思政课主渠道 |
| 4.2 善于利用政府的统筹与带头作用 |
| 4.2.1 增强文化自信的影响力 |
| 4.2.2 把文化与制度紧密结合 |
| 4.2.3 要加强检查和督办力度 |
| 4.3 加强社会廉洁文化教育影响力 |
| 4.3.1 夯实有效廉洁文化实践教学建设 |
| 4.3.2 充分发挥“第二课堂”实效作用 |
| 4.4 增强习总书记家风思想的良好影响力 |
| 4.4.1 家国情怀 |
| 4.4.2 以德为先 |
| 4.4.3 言传身教 |
| 4.5 提高自身道德修养 |
| 4.5.1 加强自身的知识储备 |
| 4.5.2 提高认知和情感意识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发表论文及获奖情况 |
（6）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意识培育研究 ——基于哈尔滨市部分高校调查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意义 |
| (一)选题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方法、创新之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注释 |
| 第二章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意识培育相关理论概述 |
| 一、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意识培育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新时代 |
| (二)廉洁 |
| (三)廉洁意识 |
| (四)大学生廉洁意识培育 |
| 二、大学生廉洁意识培育理论依据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廉洁思想 |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廉洁思想 |
| (三)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廉洁重要论述 |
| (四)西方文化中的廉洁思想 |
| 注释 |
| 第三章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意识培育的内容 |
| 一、理想信念培育 |
| (一)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远大理想 |
| (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明确共同理想 |
| 二、廉洁美德培育 |
| (一)社会公德教育培育服务社会意识 |
| (二)职业道德教育培育廉洁从业意识 |
| (三)家庭美德教育培育良好孝廉意识 |
| (四)个人品德教育培育廉洁自律意识 |
| (五)艰苦奋斗教育培育勤俭节约意识 |
| 三、廉洁法制培育 |
| (一)学习法律知识,培育遵纪守法意识 |
| (二)形成法制观念,培育拒腐防变意识 |
| 四、廉洁文化培育 |
| (一)学习廉洁理论,增强理论素养 |
| (二)践行廉洁实践,端正行为规范 |
| 注释 |
| 第四章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意识培育存在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
| 一、大学生廉洁意识培育调查问卷 |
| (一)调查问卷设计 |
| (二)调查问卷样本分布 |
| (三)问卷调查的结果及分析 |
| 二、大学生廉洁意识培育现状分析 |
| (一)大学生廉洁意识培育的成就 |
| (二)大学生廉洁意识培育存在的问题 |
| 三、影响大学生廉洁意识培育的因素分析 |
| (一)自身层面分析 |
| (二)家庭层面分析 |
| (三)学校层面分析 |
| (四)社会层面分析 |
| 注释 |
| 第五章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意识培育的路径探析 |
| 一、增强自身廉洁自律,做到廉洁知行合一 |
| (一)增强廉洁认知,坚定廉洁信念 |
| (二)提高廉洁自觉,树立廉洁价值观 |
| (三)形成廉洁思维,规范廉洁行为 |
| 二、优化学校培育体系,构建风清气正校园 |
| (一)加强师德师风,涵养廉洁品行 |
| (二)打造廉洁文化,建设廉洁校园 |
| (三)创新培育方法,丰富形式多样 |
| (四)明确常态化机制,完善培育保障 |
| 三、注重家庭培育方式,树立优良廉洁家风 |
| (一)增强知识学习,加深廉洁认知 |
| (二)转变传统观念,注重家庭德育 |
| (三)坚持以身作则,净化家庭环境 |
| 四、建设社会廉洁文化,营造崇廉敬廉氛围 |
| (一)学习政策法规,筑牢思想防线 |
| (二)加强文化建设,净化社会环境 |
| (三)注重宣传典型,坚持正确舆论 |
| 注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情况 |
| (三)对国内外研究状况的评析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延安时期和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 |
| (一)延安时期 |
| (二)党的政治建设 |
| (三)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 |
| 二、政治和讲政治 |
| (一)政治 |
| (二)讲政治 |
| 三、党的建设与政治建设 |
| (一)党的建设 |
| (二)党的建设层面的政治建设 |
| (三)国家建设层面的政治建设 |
| 四、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党的政治建设 |
| 第二章 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思想来源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的政治建设思想 |
| (一)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必须坚定政治信仰 |
| (二)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事业的政治领导 |
| (三)政治能力的提高是共产党发展的重要条件 |
| (四)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政治生态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政治思想 |
| (一)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理论精华 |
| (二)中国传统政治忠诚观涵养政德 |
| (三)中国传统大局观给予历史启迪 |
| (四)中国传统廉洁文化的养料滋养 |
| 三、中国共产党自身政治建设积累的经验 |
|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党员思想政治化的要求 |
| (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
| (三)提高政治能力是从政治上建设党的着眼点 |
| (四)良好的政治生态是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
| 第三章 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条件和实践要求 |
| 一、历史条件:相对稳固的根据地得以创建 |
| (一)根据地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 |
| (二)局部执政奠定了较坚实的经济基础 |
| (三)共产国际的变化增强了党的自主性 |
| 二、实践需要:应对复杂的革命形势的迫切要求 |
| (一)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 |
| (二)应对外部困境和危机的内在要求 |
| (三)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必然结果 |
| 三、党建要求: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使然 |
| (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党员政治信仰 |
| (二)党的政治领导弱化的状况需要及时扭转 |
| (三)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亟待提高 |
| (四)保持党的自身肌体健康需净化政治生态 |
| 第四章 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具体实践 |
| 一、夯实思想根基以坚定政治信仰 |
| (一)加强理论武装以提高党的战斗力 |
| (二)实事求是地制定和执行党的路线 |
| (三)毫不动摇地坚持人民立场 |
| 二、完善党的领导机制加强政治领导 |
| (一)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
| (二)建立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体制 |
|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领导制度 |
| (四)坚持群众路线这一基本领导方法 |
| 三、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能力 |
| (一)增强各级党组织政治功能 |
| (二)彰显边区各机关政治属性 |
| (三)发挥群团组织桥梁和纽带作用 |
| (四)在政治历练中提高党员干部政治能力 |
| 四、依托局部执政着力净化政治生态 |
| (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内生活政治性 |
| (二)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以促进全党团结统一 |
| (三)突出政治标准选拔干部以确保德才兼备 |
| (四)建设廉洁政治以保持党员干部清正廉洁 |
| 第五章 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成就及特点 |
| 一、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成就 |
| (一)保证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方向和效果 |
| (二)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
| (三)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党员领导干部 |
| (四)营造了一个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 |
| (五)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进程 |
| 二、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特点 |
| (一)形势严峻彰显任务艰巨性 |
| (二)理论指导方面创新性突出 |
| (三)具体实践方面侧重于军队 |
| (四)价值追求方面凸显人民性 |
| 第六章 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经验及当代启示 |
| 一、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是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灵魂 |
| (二)保证全党服从中央是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
| (三)坚持正确政治路线是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遵循 |
| (四)党员干部示范引领是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关键 |
| (五)延安时期以整风形式加强政治建设是党的伟大创举 |
| (六)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是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保障 |
| 二、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对当代的启示 |
| (一)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紧密结合党的历史使命 |
| (二)将维护党的核心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重中之重 |
| (三)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
| (四)加强党员党性修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
| (五)强化制度保障,不断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制度化 |
| (六)推动党的政治建设与党的其他各项建设协调共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国外研究现状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廉政要坚持人民至上的思想 |
| 引言:人民至上是廉政建设的核心宗旨和价值归宿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廉政建设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 |
| (一)反抗旧制度的卑劣性要发挥“人民要求”的决定性作用 |
| (二)新的无产阶级政权要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
| (三)自由人联合体中“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 |
| 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须依靠人民获得和制约国家权力的思想 |
| (一)坚信无产阶级才是争取政治自由和敌视专制制度的先进战士 |
| (二)无产阶级政党要让人民群众来掌管国家政权和管理国家 |
| (三)执政党“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 |
| 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廉政工作依靠人民和为了人民的思想 |
| (一)党拒腐防变的铜墙铁壁是真心实意的群众 |
| (二)廉政工作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造福群众 |
| (三)廉政工作关乎人民政权的生死存亡 |
| (四)廉政建设要坚持“三为民”的廉政文化观 |
| 四、对本章的综合分析与评价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制度反腐的思想 |
| 引言:坚持制度反腐是廉政思想和实践的核心要义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腐败的制度根源的分析及其破解 |
| (一)资本主义制度及私有制是腐败的根源 |
| (二)打碎旧的国家制度和机器是遏制腐败的根本途径 |
| (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和罢免制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有效途径 |
| 二、列宁关于消除腐败必须“用法令指明道路”的思想 |
| (一)建立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来防止权力专断 |
| (二)加强干部管理制度建设以保证党政机关廉洁 |
| (三)建立惩治贪污腐败的监督检查机构 |
| (四)法制建设与提高文化水平合力惩治腐败 |
| 三、中国共产党关于廉政建设必须依靠制度的思想 |
| (一)用“党内法规”和制度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 |
| (二)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要通过法制来保证 |
| (三)通过制度、机制、法律法规完善反腐倡廉工作 |
| (四)加强国家廉政立法,推进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 |
| 四、对本章的综合分析与评价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纯洁党组织的思想 |
| 引言:纯洁执政党组织是廉政建设的基本诉求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确保无产阶级政党纯洁性的思想 |
| (一)廉政之根在党,党之廉政在本 |
| (二)强化理论武装,以保思想纯洁 |
| (三)严格党员入口,以保组织纯洁 |
| 二、列宁关于维护“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的思想 |
| (一)严格党员发展以保证党员质量 |
|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坚定理想信念 |
| (三)开展“清党”工作以维护党组织纯洁 |
| (四)工人阶级执政党要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 |
| (五)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上而下的监督形式和方法”防止权力运行不纯 |
| 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思想 |
| (一)抓好思想道德建设做“端端正正的官” |
| (二)完善选人用人标准以确保组织纯洁 |
| (三)整治不正之风以涵养廉洁之风 |
| 四、对本章的综合分析与评价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反对特权的思想 |
| 引言:特权是破坏廉政建设的政治毒瘤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特权现象所进行的系统性彻底性批判 |
| (一)特权的形成源自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阶级分化 |
| (二)资产阶级废除了封建特权,但它未能完成彻底废除特权的重任 |
| (三)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特权,实现人类解放 |
| 二、列宁关于“同一切特权作不调和的斗争”的思想 |
| (一)对旧社会中特权现象存在的揭露和批判 |
| (二)无产阶级只有消灭旧社会的特权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 |
| (三)俄国共产党并不给予党员任何特权,而只是使党员担负更重的责任 |
| 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克服党内官僚主义和特权行为的思想 |
| (一)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 |
| (二)搞特权和特殊化“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腐化” |
| (三)党员干部“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
| (四)制度面前没有特权、遵守纪律没有特权 |
| 四、对本章的综合分析与评价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的地位及当代启示 |
| 一、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的地位 |
| (一)探索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廉政建设之路 |
| (二)确立了“人民至上”的廉政建设核心理念 |
| (三)指导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和政权建设 |
| 二、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的当代启示 |
| (一)巩固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 |
| (二)紧紧依靠人民,保持执政本色 |
| (三)纯洁党的组织,筑牢战斗堡垒 |
| (四)完善制度建设,防止权力越轨 |
| (五)加强权力监督,确保权力阳光化 |
| (六)严厉打击特权,维护制度公正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9）廉政获得感、制度信任与反腐败的公众参与（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1.3 研究思路 |
| 1.1.4 研究方法 |
| 1.1.5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廉政获得感 |
| 2.1.2 制度信任 |
| 2.1.3 反腐败公众参与 |
| 2.2 理论基础与依据 |
| 2.2.1 行为公共管理学理论 |
| 2.2.2 计划行为理论 |
| 第3章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
| 3.1 反腐败公众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 |
| 3.2 廉政获得感与反腐败公众参与意愿的关系 |
| 3.3 制度信任与反腐败公众参与意愿的关系 |
| 3.4 廉政获得感与制度信任的关系 |
| 3.5 廉政获得感、制度信任与反腐败公众参与的关系 |
| 第4章 研究数据、变量与方法 |
| 4.1 研究数据的来源 |
| 4.2 变量的测量与赋值 |
| 4.2.1 廉政获得感、制度信任与反腐败参与的测量 |
| 4.2.2 人口控制变量的赋值 |
| 第5章 数据分析 |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 信度与效度检验 |
| 5.2.1 信度检验 |
| 5.2.2 效度检验 |
| 5.3 相关性分析 |
| 5.4 回归分析 |
| 5.5 研究假设结果检验统计 |
| 5.6 稳健性检验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与讨论 |
| 6.2 对策与建议 |
| 6.2.1 提升公众的廉政获得感 |
| 6.2.2 提升公众的制度信任 |
| 6.3 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评述 |
| 三、研究内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可能的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四、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相关概念阐释 |
| (一)腐败 |
| (二)腐败治理 |
| (三)体制与机制 |
| 二、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内涵 |
| (一)腐败治理体制的界定 |
| (二)腐败治理体制的价值及功能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典型 |
| 三、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构建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的思想 |
| (二)制度变迁理论 |
| (三)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 |
| 一、腐败治理体制的恢复重建时期(1978-1992) |
| (一)腐败治理体制恢复重建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私利的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蔓延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恢复重建 |
| 二、腐败治理体制的适应性变革时期(1992-2002) |
| (一)腐败治理体制适应性变革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权力寻租、资金密集型领域的多样化腐败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适应性变革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深化改革时期(2002-2012) |
| (一)腐败治理体制深化改革时期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从争夺经济利益到争夺政治权力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深化改革 |
| 四、腐败治理体制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时期(2012—今) |
| (一)腐败治理全面协同深化改革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高层化、群体化、家族化、多元化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逻辑 |
| 一、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 |
| (一)从治标主导到标本兼治的腐败治理战略取向 |
| (二)从权力反腐、制度反腐到系统反腐的核心理念 |
| (三)从反黑色腐败到全方位反腐的腐败治理行动策略 |
| 二、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动力机制 |
| (一)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外生因素 |
| (二)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生因素 |
| 三、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行动主体 |
| (一)党、政、司法机关为主的专门腐败治理机构 |
| (二)人大和政协等监督机构 |
| (三)社会参与主体 |
| 四、腐败治理体制变迁方式分析 |
| (一)供给强制性腐败治理体制变迁 |
| (二)需求诱致性腐败治理体制变迁 |
| 五、腐败治理体制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分析 |
| (一)权力结构不均衡的路径依赖 |
| (二)腐败治理手段的路径依赖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特征、基本经验和主要问题 |
|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一)中国共产党高度反腐自觉的变迁底色 |
| (二)腐败治理制度体系建构与完善的变迁核心 |
| (三)兼具时代性与历史传承性的变迁历程 |
| (四)党纪国法互联互通的变迁协同 |
|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基本经验 |
|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确保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正确政治方向 |
| (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推动腐败治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
| (三)明确核心理念,锁定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价值导向和目标定位 |
| (四)与中国政治发展环境相适应,保证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时代回应性 |
| (五)寓腐败治理于制度建设之中,促进腐败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 |
| (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腐败治理的公信力和凝聚力 |
| 三、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腐败治理的认识存在误区 |
| (二)腐败治理机构职能协同不足 |
| (三)腐败治理制度规范有待完善 |
| (四)腐败治理体制的社会参与不足 |
| 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现代化治理理念不牢固 |
| (二)体制自主性困境的制约 |
| (三)腐败治理体系不完整 |
| (四)腐败治理能力总体偏弱且不平衡 |
| 第五章 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路径选择 |
| 一、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战略分析 |
| (一)坚持以政党为中心的反腐逻辑支点 |
| (二)坚持法治思维为主导的反腐价值理念 |
| (三)坚持多元主体协同的反腐行为取向 |
| 二、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策略分析 |
| (一)强化反腐倡廉思想教育 |
| (二)推进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 |
| (三)促进腐败治理的社会参与 |
| (四)加强腐败治理的国际合作 |
| 三、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基本着力点 |
| (一)强化腐败治理主体责任 |
| (二)强化反腐制度落实 |
| (三)创新廉政教育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四、略论反腐倡廉的有效途径（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D]. 张剑锋.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D]. 张玉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发展过程与基本经验研究[D]. 李震.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4]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D]. 孟复.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5]新时代反腐倡廉背景下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研究[D]. 陈文. 武汉纺织大学, 2020(02)
- [6]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意识培育研究 ——基于哈尔滨市部分高校调查分析[D]. 解艳波.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7]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研究[D]. 刘栋. 兰州大学, 2020(01)
- [8]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研究[D]. 李春艳.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9]廉政获得感、制度信任与反腐败的公众参与[D]. 焦茹霞. 浙江财经大学, 2020(07)
- [1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D]. 荣震.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