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也论建国初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论文文献综述）
赵子夜[1]（2021）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研究（1949-1956）》文中认为中华民族历来是勤劳勇敢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同时积淀出无数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但在数千年的封建思想浸染下,传统的文学、戏剧、美术、音乐、舞蹈等文艺作品在其内容上均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暴力、愚昧、迷信、色情等诸多封建落后因素。这些封建落后的思想异质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新中国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完全疏离的,必然要受到整饬与改造,使其纳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轨道,重塑民族国家理想,巩固新生人民政权。随着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新的文艺机构团体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传统文艺改造运动逐渐拉开帷幕。期间,中国共产党相继从“改制”“改人”“改剧”三个方面,分别对传统文艺的体制、艺人、内容进行由内而外,自上而下的彻底改造。虽然在改造过程中也产生一定的问题,但总的来说,通过传统文艺的改造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指导地位,推动了传统文艺的发展繁荣,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也进一步明晰了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理清了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坚定了“双百”方针的正确引导。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文艺思想的基础上,运用党史学、艺术学、文学等知识,通过文献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交叉研究法等方法,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文艺的背景、步骤、措施、作用、问题等进行综合研究,以总结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探索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历史规律,为当下文艺工作的开展提供指导和借鉴。具体来看,论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的背景、国内外学者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思路及及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同时对论文中所涉及的一些特定名词进行具体阐释。第二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背景。该部分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列宁的文艺理论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文艺理论三方面分别进行归纳分析,剖析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文艺的理论基础;随后对苏区时期和延安时期文艺改造的历史实践进行总结回溯,总结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文艺的实践经验;最后则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改造的现实缘由进行系统分析,包括推进文艺现代转型、整饬伦理道德观念、重塑民族国家理想、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等等。第三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准备。该部分主要对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为破旧立新,全面改造传统文艺所进行的铺垫工作进行系统地梳理与解构,包括对旧文艺机构的接管与改造、对传统文艺理论的改造与利用、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文艺改造机构和团体的建立。第四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出台及贯彻。该部分为本文的核心部分。首先对这一时期决定传统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第一届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五五指示”及文艺整风运动这三个重要节点进行梳理分析,从宏观上描绘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路线。随后从“改制”“改人”“改剧”三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文艺改造的具体措施进行系统阐释解构,如从改革文艺管理体制、改革团体组织体制、改革团体管理体制三个层面对传统文艺体制进行彻底的变革;从思想改造、技能改造、形象改造三个层面实现传统艺人到文艺工作者的蜕变;最后从查禁反动有害的旧文艺、整理改造传统文艺和创作社会主义新文艺三个方面实现对传统文艺内容的改造与利用。第五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该部分承接第四章,主要对“双百”方针提出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嬗变进行解构研究。其中,首先介绍“双百”方针的形成、出台,客观评价“双百”方针对传统文艺改造的影响。之后从传统文学、传统戏剧、传统美术、传统音乐四个方面分别阐述“双百”方针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第六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成果及经验。该部分首先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所取得的成果,并对传统文艺改造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提炼总结。借此进一步明确今后文艺的思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文艺的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文艺的导向必须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文艺的繁荣必须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第七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问题及反思。该部分对传统文艺改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对文艺改造中的教训进行深度反思,为当下及今后中国共产党文艺发展的路线政策提供借鉴参考。
张晓鹏[2]（2021）在《“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文中研究指明“替曹操翻案”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双重刺激下产生的一场历史人物评价运动。因此,这一运动蕴含着复杂的学术内涵和微妙的政治意蕴。对于作为政治事件的“替曹操翻案”,学者和舆论抱有极大的兴趣,而对作为学术、思想事件的“曹操论战”,关注者却寥寥无几。事实上,“曹操论战”或包涵、或体现着1949年后一系列重要历史观念的变迁。对于这些观念转折及其影响的认识,有待进一步展开。论战的动机与过程,是首先要搞清楚的内容。郭沫若通过创作历史剧《蔡文姬》等方式发起“替曹操翻案”,并非仅仅是个人志趣的表达,而是存在着现实的考量。所谓“总理的提示”确有其事,但似乎是出于无意间,既非命令,也非政治任务。毛泽东虽确曾与郭沫若直接讨论过曹操,但他的“提示”更多的是“暗示”而非“明示”。1957—1958年间,毛泽东数次在公开场合评论曹操,这一举动为具有敏锐政治嗅觉的郭沫若意会,论战的发生便带有了二人“唱和”的意味。相较之下,探寻曹操论战的学术背景显得更有意义。论战的发生顺应了近代以来“替曹操翻案”的潮流,并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界正在进行的众多热点问题交叉在一起。同时,经历了 1958年“史学革命”的学术界,有识之士将重新评价曹操作为打破沉闷学术空气的突破口,论战的发生提供了契机。论战发生后,争论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曹操能否超越阶级,推动历史进步”。在实际争论中,对曹操的评价及具体问题的讨论难以做到非此即彼,俨然一片混战,但大多学者都从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曹操的历史作用。在清理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才能以思想史的视角对“曹操论战”进行重新审视。概括地说,“曹操论战”从价值、立场与方法三个层面与1949年后历史理论的嬗变发生关联。从价值的角度看,论战首先冲击的是传统的儒家伦理。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其影响之下,传统史学承担着社会教化的功能。因此,传统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往往将价值判断置于事实判断之上。无论是从“正统史观”还是曹操个人道德的角度出发,曹操早已成为传统史学否定的对象。晚清近代以来历史进步观念的兴起,对传统史学以道德为本位的评价方式产生了冲击。社会进化论和唯物史观是历史进步观在近代中国前后相续的两种存在形态。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成为主流历史观念。在“曹操论战中”,鲜明地呈现了历史评价的标准,由以政治伦理和个人道德为本位的“道德评价”,向以历史功绩为本位的“事功评价”的转移。从中可以看出“曹操论战”对儒家伦理史学解构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人民选择”与“正统观念”的对立、“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的矛盾、“历史规律”与“个别人物”孰重孰轻等层面。在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视野下,“曹操论战”的思想史同样彰显出深刻的思想史意涵。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上,曹操的作为,尤其是镇压黄巾起义的“罪行”自然不能被宽恕。而站在民族本位的立场上,曹操统一北中国等历史功绩却无法忽视。“人民本位”思想的发展演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涵盖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革命党人和学者对历史主体认识和探索的过程。毛泽东、郭沫若等人的相关论述表明,“人民本位”的实质就是“阶级本位”。在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历史环境中,“人民本位”思想呈现出种种缺陷:这一历史观念已不能适应中国共产党从革命者到中华民族代表这一角色的转换。在历史研究中,对“人民本位”对“封建社会”的全盘否定存在着走向民族虚无主义危险。1959年“替曹操翻案”无疑可以视为执政党的思维方式从“人民本位”转向“民族本位”的具体表征。正是因为站在了民族的立场上,才对曹操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只有在这个立场上曹操才能超越阶级,成为黄巾农民起义的继承者。郭沫若是从曹操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贡献的角度而不是打击了侵略者的角度提出曹操应当是一个民族英雄的。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曹操攻打乌桓才有了民族融合的意义。在方法论视野下,“替曹操翻案”体现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领域,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之间的博弈。阶级观点在传入中国之初,就由于其同情劳动人民的底层价值倾向产生偏差。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变本加厉,在1958年“史学革命”中彻底走向绝对化。相对于传统史学对曹操评价的“旧案”,“阶级观点”对曹操否定的“新案”似乎更为牢固。正统主义史家从来没有将镇压农民起义作为曹操的一项罪状,相反,只有运用阶级观点研究历史的学者才作如是观。因此能否为镇压黄巾起义的曹操翻案成为论战中学者最为纠结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曹操论战”不仅仅像学者通常认为的那样从客观上反对“史学革命”,而是从主观上就是对“史学革命”的反拨。更为明显的是,论战中反对阶级观点对曹操的否定,由为曹操翻案进一步扩展到为殷纣王、秦始皇、武则天其它封建统治阶级的帝王将相翻案,进而反对“打破王朝体系”的口号等等,都是反对阶级观点片面化的体现。在历史人物评价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曹操论战”坚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评价历史人物的历史主义方法,批判了论战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尤其是对个人在历史上地位肯定,对个人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作用关系的正确探讨,都带有对史学界错误倾向“纠偏”的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大小小此起彼伏、堪称波澜壮阔的论辩中,“曹操论战”只能算得上是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前有1958年“史学革命”,后有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曹操论战”如何能不被淹没?更致命的是,“曹操论战”夹在二者中间,却并未能够“力挽狂澜”,扭转史学界一路向左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曹操论战”对绝对化阶级观点的反拨只能算“昙花一现”。但我门不能因此就否定它在史学史上的贡献。“曹操论战”呈现出的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十分难能可贵,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群广泛参与其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最热门的话题,曹操论战是一场大规模地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史学研究的实战演练,推动了唯物史观的普及运用,同时,它对阶级观点的反思,是对唯物史观发展的推动。在相关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曹操论战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历史人物评价、农民战争、古史分期等理论问题的深入,功不可没。在具体的研究中,曹操论战引发了建国后长达三十年曹操研究的高潮,进而带动了对汉末魏晋历史的研究。当然,这并不是说“曹操论战”无可指摘。如果是论战在史学史上的贡献是得大于失,那么它在思想史上却留下了相当严重的后果。“替曹操翻案”的对儒家伦理的批判导致了历史与伦理的决裂。曹操的许多行为,比如杀人、奸诈的个人品质,违反了人类的普世价值,是在任何历史时代、任何社会背景中都不值得被提倡的。历史进步标准也不能完全取代道德评价。传统史学的伦理教化功能无法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并非与价值无涉。因此,重建史学与伦理的联系,重视史学中“史学伦理”的研究,应当成为史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李文静[3]（2020）在《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中国共产党对法治本质、价值、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直接决定着法治在中国的命运。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即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最重要的主体,其对法治的认知程度与定位,深刻影响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本文以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呈现出U字型的演变轨迹:从建国初期的良好开端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曲折转向再到改革开放初期逐步回到正轨。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视角,以正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选集、文选、年谱、传记等为基础,以这一时期颁布的重要法律文本、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法治事件为切入点,力求清晰勾勒出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演变轨迹,总结蕴含其中的法治认识成果,探讨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发生嬗变的原因、经验教训与当代启示等问题,以期为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领导,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加快建设法治中国提供学理支撑。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为三个部分,共七章。其中,第一部分（第一、二章）是论文的基础,主要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思想资源和历史前提;第二部分（第三、四、五、六章）是论文的核心内容,主要分析1949-1982年间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第三部分（第七章）是论文的落脚点,总结和概括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教训和当代启示。引言阐明论文研究的意义;对论文的核心概念——法治进行科学界定,分析法治与人治、法治与法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使论文的研究建立在科学性与规范性的基础之上;对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评述。已有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借鉴,而已有研究不足又印证着本文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成为论文研究的新的生长点。第一章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建立在前人对法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对法的根源、本质、职能的认识、列宁在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对法治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最直接的理论来源。中国传统法治思想、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法治思想、西方现代法治思想则是党对法治认识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章考察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阶段党对法治的认识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对法治认识的重要历史前提。本章遵循中共党史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期,将党对法治的认识分为土地革命战争阶段、抗日战争阶段和解放战争时期三个历史阶段,总结概括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从三个历史时期的认识成果来看,既体现着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法治要为巩固革命成果、维护革命秩序、促进革命胜利服务的共性,同时又体现着特性,即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结合新的实践背景,又形成了对法治认识的新成果。第三章考察分析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新中国成立之初,巩固新生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中心任务。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主要是围绕为巩固新生政权提供法治保障为出发点的。本章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制定和司法改革运动等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法治事件为切入点,概括总结出这些重大法治事件所体现的一切从实际出发,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原则、法贵在行的理念以及司法要坚持阶级立场和人民立场等认识成果。这些认识成果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清醒的。第四章考察分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主要是围绕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法治保障为逻辑起点的。本章主要以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法治事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制定、中共八大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针的提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概括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从整体来看,这三大法治事件分别为社会主义法治奠定了制度根基、筑牢了法律体系基石、提供了根本遵循,搭建起社会主义法治大厦的“四梁八柱”,为推动社会变革提供了法治保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法治本质要求的正确认识与把握。第五章考察分析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及其发生曲折转向的原因。本章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概括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尤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对法治的认识成果,深刻剖析了党对法治认识之所以发生曲折转向的原因。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是正确与错误两个发展趋向的互相交织,即便是在错误发展趋向压倒正确发展趋向,致使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几近中断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也并未完全抛弃宪法和法律,也曾希望通过法治的力量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通过丰富的史料和严密的论证回应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第六章考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认真总结反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法治的认识也由此逐渐回到正确轨道。本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两案”的审判、“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的制定等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法治事件为主要研究对象,概括总结这些重大法治事件所彰显的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这些认识成果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把握,为开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奠定了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第七章分析总结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及启示。提出了坚持党对法治的领导,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准确把握法治国情;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坚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人类文明成果,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四点经验及启示。结语在总结全文内容的基础之上得出了四个方面的结论,并对今后的研究工作作出了进一步的展望。
姚春林[4]（2020）在《新中国初期（1949-1956）中国共产党高校人文关怀研究》文中认为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从人文关怀出发,改造旧大学,建设新大学,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促进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手段,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发展的阻碍因素被破除,在质与量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力量总体薄弱,高校在校学生数量较少,特别是工科院校占比较低,难以满足新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此,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及服务国家建设的角度推动高等教育改革成为新中国初期的重点任务。该时期党和政府明确了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建设的发展方向,通过对高校接管改造、颁布政策法令措施、进行院系调整、推进课程改革、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等一系列蕴含人文关怀的实践活动,对高校师生进行人文关怀和思想引领,并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从实际效果和历史意义看,在党和政府的人文关怀下,逐步确立了新中国初期高等教育发展的路径和方向,提升了师生的思想觉悟和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保障了高校与高等教育的稳定与延续性,有效巩固了新政权。本文对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高校人文关怀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进行了研究。主要是从马克思人学理论、列宁知识分子理论及毛泽东关心和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思想出发,分析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推进高校人文关怀的理论基础、文化渊源、实践基础,探讨该时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总体设计、初步规划、实施举措和内容拓展。本文对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推进的国情基础进行了阐述。首先,研究了该时期党推进高校人文关怀的政治基础,包括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社会形态演变与过渡、政治体制初创、阶级关系和政治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其次,探究了该时期党推进高校人文关怀的经济基础,包括多元的经济形态背景、严峻的经济形势等因素的影响;再次,分析了该时期党推进高校人文关怀的文化基础,包括主要阶层社会心理差异、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和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对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实践推进进行了梳理。首先,梳理了该时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政策保障,从《共同纲领》统领高校改革到“包下来”政策,从“双百”方针指引文化发展到确定适应总路线任务的培养目标。其次,研究了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物质支撑,包括教师工资补助、学生补贴、建设投入与扶持等措施。再次,探讨了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队伍建设。本文对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实施进行了评析。首先,总结了该时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实施成效,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逐步认同共产党执政,青年学生牢固树立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和布局更加成熟等方面。其次,探讨了该时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实施过程及不足之处。本文认为,新中国初期高校人文关怀工作存在过于简单化、苏联印记过于浓厚、过于强调政治因素等诸多不足。本文对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实施的价值进行了探讨。一是促进了高校人文关怀理论的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丰富的人文关怀思想和精神,是对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思想理念的继承与发展。二是促进了高校人文关怀的实践推进。这主要体现在坚定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推动师资队伍的成长发展等方面。同时,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无论是新中国初期,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境遇下,党对高校人文关怀都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高校改革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积极借鉴国外经验,同时通盘考虑大学发展的综合性与延续性。结语简要回顾了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并对未来深化研究作了前瞻与展望。
刘雯炀[5]（2020）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主要矛盾是指在整个社会矛盾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并对其他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矛盾。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开始得以阐发和使用的重要概念和术语,并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运用和创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领导人民持续推进社会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历史实践表明,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分析判断准确,并能够随之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就能团结人民群众取得社会革命的伟大胜利。与之相反,往往就会遭受挫折和损失。深入研究“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问题,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视野,有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问题的研究,进而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接续奋斗和取得伟大成就的内在逻辑。本文以社会主要矛盾为研究的核心主题,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主要研究时段,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为研究客体,试图探究社会主要矛盾在中国共产党人当中的接受、认知和运用的过程以及经验启示。本文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引言主要论述了本研究选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属于研究的前提性问题。主要包括研究缘起与意义、研究现状与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创新与不足等内容。第一章,主要考察了社会主要矛盾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问题。从概念史的视野出发,依据古今中外的历史文献和思想论述,重点考察了“矛盾”“社会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等核心概念的历史由来和丰富内涵,以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相关概念有清晰的认知。从理论研究的视野出发,重点分析了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构类型、基本特性和理论价值等基本理论问题。在为本研究奠定重要理论前提的同时,也为展开本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分析工具。第二章,主要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初步把握”的历史阶段。党的一大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进行了初次探索,但严重脱离了中国社会实际。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党的二大较为正确地把握到社会主要矛盾,并制定了符合实际的民主革命纲领。国共两党之所以达成共同革命的战略目标,其重要基础就在于认识到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军阀之间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对象,并初步意识能否有效解决这一矛盾关乎国民革命的成败。但也正是对主要矛盾转化认识的不足,特别是对解决主要矛盾的核心力量——革命武装缺乏足够的领导力,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初步把握,既有成功的经验,更有惨重的教训。第三章,全面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重大突破”的历史阶段。以八七会议为标志,党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大众与以蒋介石为主要代表的新军阀的矛盾,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党的六大全面分析了中国社会矛盾问题,对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六大基本路线的坚持和贯彻,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更加符合我国实际的革命新道路。而“左”倾领导者不断滋生严重错误,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对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矛盾双方力量的变化,做出了极为主观的脱离实际的判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局势,成功实现了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重大突破,制定了正确的抗战路线方针和策略,并在长期的抗日民主革命实践中形成和丰富了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为领导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基础。第四章,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不断深化”的历史阶段。第一,抗战胜利后迅速把握到人民大众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政府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并依据形势变化采取针锋相对的政治策略和军事方针,推动人民民主革命不断向前发展。第二,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既能够理性看待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实际情况,又能够对未来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科学的理论预测。第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既能够认识和解决工作实际存在的主要矛盾,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也能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趋势,成功实现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以确立。第五章,侧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经验启示的凝练和概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探索的有益经验集中为:全面分析国情及其变化是科学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基础,正确认识世情变化和时代特征是科学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条件,正确判断主次矛盾的关系是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关键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认识和处理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基础,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这些历史经验,对其继续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重要启迪:综合分析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及新变化,毫不动摇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认识和解决主要矛盾的根本价值遵循,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全面提升分析和应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综合能力和素质。
张佳怡[6]（2020）在《《人民日报》五四社论话语变迁研究（1949-2019）》文中指出以媒介话语变迁来梳理、审视社会历史的发展一直是大众传播学领域的经典议题。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于此回溯媒介中“五四”话语的变迁,对考察我国近现代社会历史轨迹具有重要价值。长久以来,“五四”符号始终在新中国的社会动员中发挥着原力作用,而官方话语体系也在不同阶段结合国家发展需求对“五四”进行再建构、再阐释。《人民日报》作为中国政治规格最高的主流媒体,其对五四社论的话语建构兼具浓厚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时代精神气质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因而,本文参考Fairclough的文本分析、话语实践、社会实践的话语分析三维研究模型对《人民日报》五四社论展开梳理研究。在文本层面,梳理发现不同时期五四社论中的社会热词基本与时代特征同步,高频词突出体现了对立性、阶段性、内在一致性特征;对其情态系统的考察则发现三类典型情态词分布具有明显时代特征,情感倾向日趋和缓;从措辞、文风对《人民日报》五四社论篇章风格的考究也发现改革开放前30年与改革开放后40年有显见差别,即前30年措辞由“浅显直白”逐渐走向“浮夸激烈”,文风逐渐偏离战斗性本质而走向“帮八股”,而后40年社论更注重修辞的艺术性、说理的思辨性,文章精炼水平有所提升。话语实践层面的研究则发现不同时期《人民日报》五四社论突出的表达了“革命”与“建设”两个核心主旨。而后,通过对隐喻使用与青年形象变幻的分析,总结出在以战争隐喻超高频使用到各类隐喻多元应用、青年从单一政治革命化向时代民族奋斗者等形象的转变过程中,五四社论实现了从“革命”话语向“建设”话语建构的转型。最后,本文依托两个时期的社会历史语境,从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媒介环境、社会文化思潮等维度对各时期《人民日报》五四社论话语特征的型构原因进行分析,见证了70年间社会历史与《人民日报》五四社论话语的双向互动影响过程。在深入研究中发现,对立的意识形态格局、“排异”思维的社会结构考察模式（包括由此形成的政治封闭型社会价值体系）、垄断的媒介格局及激进主义思潮的盛行等共同铸就了改革开放前“革命”意味深厚的五四社论话语。反观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逐步形成一体多元（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格局、社会结构认知视角转向开放包容、媒介主体性意识回归、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时代变体等推助了转型时期对“五四”符号的新诠释,使得《人民日报》五四社论话语呈现了万物更新的气质。
蒋夏潞[7]（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本领建设研究》文中指出执政本领建设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一环,关乎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稳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历史方位和社会主要矛盾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并未发生改变。为了更好地应对如此复杂的执政环境,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必须全面增强执政本领。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大力加强执政本领建设。而党的执政本领建设并不是一蹴而就,在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便开始了执政本领建设的探索。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本领建设的背景进行深入剖析,较为全面系统地概括了党在这一时期执政本领建设的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党执政本领建设的主要经验及其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增强执政本领的启示。文章首先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历史背景出发,从国际、国内和中国共产党自身三个方面对当时党所处的环境及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进行了深刻分析,总结了党在这一时期进行执政本领建设的必要性。其次,对党在这一时期执政本领建设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地梳理与概括。主要包括:增强了政治领导的本领,形成了推动制度创新的本领,锻造了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练就了维护国家安全的本领,造就了党永葆政治本色的本领。再次,阐述了增强的这些本领具有的鲜明时代特色。主要体现了新中国初期党进行执政本领建设将增强执政本领与围绕中心任务相结合、学习苏联经验与结合中国国情相结合、提高执政能力与巩固新生政权相结合的特点。最后,在这些基础之上,较为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执政本领建设的主要经验及当代启示。即中国共产党进行执政本领建设必须把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最高标准,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放在首位,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作为中心环节,把从严管党治党贯穿党建全过程。而在新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则必须以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为目标,同时,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坚持实事求是根本原则的基础上,抓紧抓好制度建设这个根本,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特点的执政本领建设道路。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本领才能得到全面增强,才能更好地应对新时代的各种风险和考验,更好地造福广大人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本领建设也才能更加完善,更加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需求。
左腾飞[8]（2020）在《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每个阶段同样充满着矛盾,其中,处于核心地位、起着支配作用的矛盾就是社会主要矛盾。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发展进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不断调整和变化。矛盾的性质,从建国之初的敌我矛盾,逐步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人民内部矛盾;矛盾的内容,经历了从阶级之间的矛盾、到经济发展落后条件下的物质文化供需矛盾、再到发展模式调整背景下社会供需矛盾的转变。社会主要矛盾是党和国家制定大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和现实起点,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构成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使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2017年,党的十九大正式宣布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这是具有全局性、历史性和战略性的最新论断,关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成为理论界和学界关注的热点和重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系统阐明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逻辑、转化所引发的实践要求、作用、价值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明晰历史新方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客观要求。本文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理论出发,运用文献研究法、定量分析法、多学科综合分析法,力图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论文由以下部分组成:绪论部分:概括选题依据、课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评述国内外对本选题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状况,总结了进一步探讨、研究及深化的空间,阐明了论文研究预期目标、研究思路及方法。第一章:社会主要矛盾基础理论及其发展演变分析。通过对社会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及社会主要矛盾进行区分和对比,总结社会主要矛盾在社会矛盾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厘清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并在此基础上阐明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特点及转化标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历经三次较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客观的、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我们党基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主观论断,兼具主体性和属人特点,其本身就是矛盾统一体。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经历了复杂的过程,认识不断深化,对我们今天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具有重要作用。第二章着重研究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背景、转化原因和转化程度。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时代和实践的要求。社会主要矛盾在新时代发生转化的最大背景和最重要原因就是新时代的到来。因此,分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原因,就必须对“新时代”这一矛盾转化背景进行分析。另外,还要正确把握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生成原因,还需要认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不变”,从而对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及其转化程度、转化背景及其转化原因,形成丰富和立体的认识。第三章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整体分析,主要包括对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后的矛盾主体、矛盾客体、主要矛盾的客体与主体之间关系等内容的研究。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体是人民群众。随着时代的发展,主体需要在实现满足的基础上产生新的需要,更加突显主体需要的全面性。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客体是现实社会生产供给能力,但新时代社会供给相对于人民全面的需要而言,有效供给相对不足,制约着主体需求的满足。本章内容具体分析了主体需要的特点,重点研究了现实社会生产不平衡不充分的内容及其产生原因,总结了现实生产供给对满足主体需要的制约问题,为我们认识这一制约新时代社会发展全局的矛盾提供切入点,更为我们下文解决矛盾提供发力点。第四章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分析了如何更好推进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矛盾不是终点,关键在于对问题的解决。其中,设立合理的目标和原则,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前提;增强社会有效供给能力,推动我国社会全面发展,是新时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要求和关键所在。矛盾的根本解决还在于制度的完善,要通过制度创新,激发社会活力和动力,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为人们美好需要的满足提供根本保障。第五章是本课题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作用和价值。从理论上看,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从实践上看,正确处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能够为党和国家在新时代的全局发展提供着力点,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为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条件。解决好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还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能够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积累经验,为建设美好生活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结语部分: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产生、内涵、解决方案及现实价值进行概述,立足现实,分析了研究存在的不足,对未来深化研究做出展望。
王一铮[9]（2020）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文中认为政党政治是当代世界的普遍现象和有效政治运作模式,政党执政有其自身的基本经验和客观规律。深入探索、准确把握、自觉实践党的执政经验是一个政党不断降低执政成本、增强执政能力和提升执政水平的必然选择,也是一个政党巩固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的迫切需要。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掌握国家政权和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党,开始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始终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效果如何,也与党的建设息息相关。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其目的就是要将其上升为理性认识,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形成科学的执政理论,从而不断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总结经验,是人类进步的重要阶梯,是理论生成的基本前提。善于总结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在长期的执政历史中曾经历过曲折坎坷的中国共产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执政地位,也更加深刻地总结了自己的执政经验。中国共产党九十九年的奋斗历史,是一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实践史,也是一部不断总结概括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走上科学执政轨道的历史。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是一个既具理论性又具现实性的重大战略课题,直接关系执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深入研究党的执政经验对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论文的论证过程中,首先厘清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相关概述。随后,进一步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理论渊源,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实践探索。紧接着,深刻剖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演进逻辑与内蕴规律。在此基础上,详细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对新时代党执政的启示。本文主要从绪论、党执政经验的相关概述、党执政经验的理论渊源、党执政经验的实践探索、党执政经验的演进逻辑与内蕴规律、党执政经验对新时代党执政的启示、结论等七个部分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进行系统研究。具体而言:第一章为绪论。这一部分对论文的选题缘由、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之处、研究难点进行总体概括。论文的选题缘由主要从两个方面阐述了研究此篇论文的原因;选题意义详细论述了论文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研究综述主要介绍了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从不同的侧面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的现状,并对此加以细化从不同侧面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介绍,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研究上存在的不足和遗憾;研究思路主要对本文的构思、轮廓进行梳理概括;研究方法主要体现本文运用辩证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展开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创新之处主要包括本文在哪几个方面进行了创新。第二章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相关概述。这一章首先对执政的基本内涵、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本质进行了阐述,基于对执政及党执政本质的理解,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内涵特点。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与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实践的相关关系分别作了论述,对执政经验有了初步的了解,为下文的展开提供了逻辑、理论上的准备。第三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理论渊源。这一章内容深入挖掘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理论基础:主要源自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执政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思想的理论指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思想的理论滋养;其他国家执政思想的理论冲突、反思与借鉴。此章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理论渊源,使得对党的执政经验有了清晰的认识。第四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实践探索。本章以时间轴为主线,结合执政实践和探索,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实践轨迹,分为三个阶段:执政经验的起步探索阶段;执政经验的改革发展阶段;执政经验的全面创新阶段。此章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阶段性的执政经验,使得对党的执政经验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第五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演进逻辑与内蕴规律。此章深入剖析了执政经验发展演进的逻辑规律,开门见山的指出遵循原理规律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发展演进的基本原则,其中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事物发展客观规律、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党义。之后,指出坚持建党初心和使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不变本色的根本保障,并对此进行了细化分析:初心和使命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特质;初心和使命确保铸牢中国共产党人原始理想信念;初心和使命开启中国共产党青春永驻的基因密码。最后,详细论述了坚持发展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生成积累的主要动力,这一部分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执政理论的丰富发展、执政思想的与时俱进、执政逻辑的时代接轨。通过对党执政经验的演进逻辑与内蕴规律的详细剖析与阐释,对党的执政经验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第六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对新时代党执政的启示。通过前几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研究,总结出党的执政经验对新时代党执政的四点大方向的启示:新时代党的执政要坚定执政理念、优化执政环境、完善执政主体、改进执政方式。此章重点对这四个方面进行细化分析,对于坚定执政理念,通过靠谁执政、靠什么执政、为谁执政的思路,将此部分细化为三点: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对于优化执政环境,也细化为三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经济稳中向好健康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即从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的方面对如何优化执政环境的问题进行阐述;对于完善执政主体即党要在自身上下功夫,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坚持加强基层党组织与党员队伍建设;对于改进执政方式即要实现党执政方式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结论。这部分主要是对本文做了简短的补充、总结,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更加科学的积累完善寄予展望。总之,本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展开了系统的研究,有助于帮助党在执政实践的过程中更加客观、全面、科学地总结我们党执政的主要经验,在理论上,有利于加深对党的执政本质、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规律等重大问题上的真理性认识;在实践中,有利于党增强正确的执政意识,努力从规律层面把握和解决执政问题,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保证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决不动摇。这对于促进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杨伟荣[10]（2020）在《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文中指出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否取得根本成功、国家现代化发展能否获得顺利实现。不可否认,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推动农村和农民“更好”发展的政策性安排的确是党和国家对西式城市化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新时代成果,但当下各地方振兴战略的规划方向和实施重点仍延续了发展主义话语下乡村经济如何实现快速发展的老问题。鉴于以往乡村发展被发展主义裹挟的客观结果是乡村更加边缘化,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如果不转变思路,很可能会再次遭遇过去那些乡村建设运动所面临的发展主义困境。为此,本文以发展伦理学为学理依据,从“发展”的流动性特点切入,通过系统梳理“发展”意蕴的伦理呈现和乡村发展概念的价值彰显过程,分析了国际发展伦理的建构瓶颈以及乡村发展伦理的出场语境和当代使命,并以乡村振兴的发展主义遭遇为突破口,对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以及发展方式等方面的“问题化”表现进行深层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提出了应对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城市中心主义的伦理策略,确立了乡村“整体美好持续共生”的价值取向,力求在推动乡村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语境下建构符合中国乡村发展实际的发展伦理体系。首先,就乡村发展目标的“问题化”而言,经济增长至上的乡村增长主义给农民带来了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同时也使乡村面临“负增长”困境、农民陷入无意义的价值危机。为此,必须以乡村“美好发展”对乡村发展目标进行伦理定位,明确农民美好生活作为乡村发展价值目标的基本内涵,并在推动农民劳动休闲化和休闲劳动化融合统一的过程中落实农民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其次,在乡村发展主体的“问题化”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凭其较高的经济贡献率主导了乡村发展,并对分散小农群体产生“排斥”,导致了不同阶层之间发展权益的不平等。为此,必须以乡村“整体发展”对乡村发展主体进行伦理审视,坚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并共享乡村发展成果的伦理要求,发挥“中坚农民”的主体联结功能以克服弱势小农群体“被组织”、“被合作”的主体建构困境。再次,在乡村发展动力的“问题化”方面,刺激农民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被人为建构并无限扩张,最终出现了资本逻辑宰制的、不可持续的乡村发展动力谱系。为此,必须以乡村“可持续发展”对乡村发展动力进行伦理整合,明确资本逻辑在乡村发展中的双重作用,并以“社会运行与发展的总体逻辑”整合多元化的乡村发展动力要素,实现内、外源动力之间的互动转换和有效聚合。最后,在乡村发展方式的“问题化”方面,以城市（镇）化为核心的乡村发展方式使我国城乡发展长期处于一种非均衡、不协调的状态,乡村难以享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和权益。为此,必须以城乡“共生发展”对乡村发展方式进行伦理调适,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属人性、平等性和多样性价值,并通过践行平等公正的“对称性”发展准则、双向合作的“互惠性”发展路径及五位一体的“共赢性”发展格局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实践。当然,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中的“问题化”表现并非仅有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四种形式,发展伦理对社会发展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也不止是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式四个方面。只有在更深层发掘“问题域”和更广泛拓展“价值面”的基础上推动乡村发展伦理体系的建构,才能真正实现农村和农民“更好”的发展。
二、也论建国初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也论建国初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1.5 基本概念界定 |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背景 |
| 2.1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 |
| 2.1.2 列宁的文艺理论 |
| 2.1.3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文艺理论 |
| 2.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实践经验 |
| 2.2.1 苏区时期的文艺改造 |
| 2.2.2 延安时期的文艺改造 |
| 2.3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现实缘由 |
| 2.3.1 协调继承发展,推进文艺现代转型 |
| 2.3.2 培育文化认同,整饬伦理道德观念 |
| 2.3.3 建立人民主体,重塑民族国家理想 |
| 2.3.4 强化宣传机制,巩固新生人民政权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准备 |
| 3.1 中国共产党对旧文艺机构及传统文艺理论的改造 |
| 3.1.1 中国共产党对旧文艺机构的改造 |
| 3.1.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理论的改造 |
| 3.2 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影响 |
| 3.2.1 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 |
| 3.2.2 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影响 |
| 3.3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改造机构和团体的建立 |
| 3.3.1 中央性文艺改造机构和团体的建立 |
| 3.3.2 地方性文艺改造机构和团体的建立 |
| 第4章 中国共产党传统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出台及贯彻 |
| 4.1 中国共产党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出台 |
| 4.1.1 改造的基本方向:第一届全国戏曲工作会议 |
| 4.1.2 改造的根本方针:“五五”指示 |
| 4.1.3 改造的思想纠偏:文艺整风 |
| 4.2 中国共产党对文艺体制的改造 |
| 4.2.1 改革文艺管理体制 |
| 4.2.2 改革团体组织体制 |
| 4.2.3 改革团体管理体制 |
| 4.3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艺人的改造 |
| 4.3.1 思想改造 |
| 4.3.2 技能改造 |
| 4.3.3 形象改造 |
| 4.4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内容的改造 |
| 4.4.1 查禁反动有害旧文艺 |
| 4.4.2 整理改造传统文艺 |
| 4.4.3 创作社会主义新文艺 |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 |
| 5.1 “双百方针”的提出 |
| 5.1.1 “双百”方针的提出 |
| 5.1.2 “双百”方针的影响 |
| 5.2 “双百”方针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 |
| 5.2.1 改造传统文学的推进 |
| 5.2.2 改造传统戏剧的推进 |
| 5.2.3 改造传统美术的推进 |
| 5.2.4 改造传统音乐的推进 |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作用及经验 |
| 6.1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作用 |
| 6.1.1 确立社会主义的文艺体制 |
| 6.1.2 推动传统文艺的繁荣发展 |
| 6.1.3 建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
| 6.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经验 |
| 6.2.1 文艺的思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
| 6.2.2 文艺的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6.2.3 文艺的导向必须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 |
| 6.2.4 文艺的繁荣必须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
| 第7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问题及启示 |
| 7.1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问题 |
| 7.1.1 文艺改造教条化 |
| 7.1.2 文艺论争政治化 |
| 7.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启示 |
| 7.2.1 尊重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 |
| 7.2.2 正确处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 |
| 7.2.3 坚持“双百”方针的正确引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的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1959年“曹操论战”概说 |
| 第一节 “替曹操翻案”的背景 |
| 一、从《蔡文姬》的创作动机说起 |
| 二、“主席的提示” |
| 三、毛泽东“替曹操翻案”的用意探究 |
| 第二节 “曹操论战”的内在理路 |
| 一、近代以来“替曹操翻案”的潮流 |
| 二、“曹操论战”发生的学术环境 |
| 三、史学界“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
| 第三节 “曹操论战”的过程 |
| 一、酝酿: 从文学讨论入手 |
| 二、开战: “翻案者”的理论立场 |
| 三、对垒: “反对者”的逻辑 |
| 四、混战: 具体问题的讨论 |
| 五、下沉: 学术圈外的讨论 |
| 第二章 价值: 从道德评价到事功评价 |
| 第一节 传统史学与儒家伦理 |
| 一、历史与道德的悖论 |
| 二、传统史学的儒家伦理特色 |
| 第二节 从“道德”到“事功”: 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 |
| 一、历史进步观对道德评价的冲击 |
| 二、论战中曹操评价标准的转换 |
| 三、辩证法: “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 |
| 第三节 “曹操论战”对儒家伦理史学解构的影响 |
| 一、“人民选择”与“正统观念”的对立 |
| 二、“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的矛盾 |
| 三、“历史规律”与“个别人物”孰重孰轻 |
| 第三章 立场: 从人民本位到民族本位 |
| 第一节 1949年后思想转移的背景 |
| 一、从革命者到中华民族的代表者 |
| 二、民族史观与阶级史观的张力 |
| 第二节 “人民本位”的实质——阶级本位 |
| 一、平民主义: 毛泽东人民观的根本特征 |
| 二、“帝王本位”的反面: 郭沫若人民本位思想 |
| 三、“人民本位”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冲突 |
| 第三节 从“阶级”到“民族”: “替曹操翻案”的立场 |
| 一、民族与阶级视野下的曹操 |
| 二、“曹操打黄巾”: 对“人民立场”的商榷 |
| 三、“曹操打乌桓”: “民族英雄”论何以成立 |
| 第四章 方法: 从阶级观点到历史主义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后阶级观点的绝对化 |
| 一、底层倾向与阶级观点的中国化 |
| 二、阶级观点的深化与偏向 |
| 三、伦理主义: 绝对化阶级观点特征 |
| 第二节 “曹操论战”中对阶级观点的反拨 |
| 一、“新案”难翻: 阶级观点对曹操的根本否定 |
| 二、隐晦批评: 对阶级分析的纠偏 |
| 三、直接反拨: 遏制“史学革命” |
| 第三节 “曹操论战”中“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讨论 |
| 一、历史人物评价的历史主义方法 |
| 二、论战中对历史主义评价人物方法的运用 |
| 三、论战中对“非历史主义”的批评 |
| 第五章 “曹操论战”的评价与反思 |
| 第一节 “曹操论战”在史学史上的失与得 |
| 一、对阶级观点的反思“昙花一现” |
| 二、学术氛围与论战群体自由广泛 |
| 三、理论问题与具体研究的推进 |
| 第二节 历史与伦理的决裂:曹操论战的最大困惑 |
| 一、曹操论战的思想史后果 |
|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道德维度 |
| 三、“史学伦理”: 重建历史与道德的联系 |
| 结语 |
| 一、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纠偏” |
| 二、论战后历史观念的转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法治的由来及基本内涵 |
| (二)人治与法治 |
| (三)法制与法治 |
| 三、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 |
| 一、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思想 |
| (二)列宁的法治思想 |
| 二、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思想资源 |
| (一)中国传统法治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法治思想 |
| (三)西方法治思想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历史前提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工农民主法治的认识 |
|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工农民主政权重要法律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工农民主政权的司法工作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主法治的认识 |
| (一)抗日民主政权施政纲领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抗日民主政权重要法律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抗日民主政权的司法工作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法治的认识 |
| (一)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的宪法性文件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的司法工作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良好开端 |
|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共同纲领》的制定与颁布 |
| (二)《共同纲领》体现的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 |
| (三)《共同纲领》的历史贡献 |
| 二、新中国成立之初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司法改革运动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司法改革运动的历史背景 |
| (二)司法改革运动体现的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 |
| (三)司法改革运动的评价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重大突破 |
| 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
| (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对我国政治格局的影响 |
| 二、“五四宪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的成果 |
| (一)“五四宪法”的制定 |
| (二)“五四宪法”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五四宪法”的历史价值 |
| 三、中共八大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中共八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
| (二)中共八大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中共八大正确法治认识中断的原因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曲折转向 |
|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与党对法治正确认识轨道的偏离 |
| (三)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与党对法治认识的逆转 |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法治认识逆转的直接危害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法治认识逆转原因的分析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反思与重塑 |
| 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与党对法治认识的及时转向 |
| (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与“七八宪法”的制定 |
| (二)“七八宪法”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七八宪法”的地位与评价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深远影响 |
| 三、“两案”审判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两案”审判 |
| (二)“两案”审判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两案”审判的法治意义 |
| 四、“八二宪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八二宪法”的制定 |
| (二)“八二宪法”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八二宪法”的历史贡献 |
| 第七章 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启示 |
| 一、坚持党的领导,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 |
| (一)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
| (二)在法治轨道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
|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 |
| 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准确认识和把握法治国情 |
| (一)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
| (二)准确认识和把握法治国情 |
|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 |
|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
|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
|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
| 四、坚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人类文明成果,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
| (一)以开放心态对待域外经验 |
| (二)高度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新中国初期（1949-1956）中国共产党高校人文关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述评 |
| (二) 国外研究述评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初期界定 |
| (二) “人文”“关怀”与“人文关怀”的内涵界定 |
| (三) 中国共产党高校人文关怀的主体和客体 |
| (四)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重要载体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
| (二) 历史分析法 |
| (三) 文献研究法 |
| (四) 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
| (五) 比较分析法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
| 一、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推进的理论基础和文化渊源 |
| (一) 马克思人学理论 |
| (二) 列宁知识分子理论 |
| (三) 毛泽东关心和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思想 |
| (四) 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渊源 |
| 二、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推进的实践基础 |
| (一) 党局部执政时期高度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
| (二) 根据地、解放区的大学教育及人文关怀 |
| 三、新中国初期党确立对高校人文关怀的战略地位 |
| (一) 人文关怀的需求是人的一种自发的精神需求 |
| (二) 旧教育过程中人文精神要素的缺失 |
| (三) 确立党对高校人文关怀战略 |
| 四、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总体设计 |
| (一) 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初步规划 |
| (二) 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实施内容 |
| (三) 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内涵拓展 |
| 第二章 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推进的国情基础 |
| 一、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高校人文关怀推进的政治基础 |
| (一) 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 |
| (二) 新中国初期社会形态的演变与过渡 |
| (三) 新中国初期政治体制的初步创建 |
| (四) 新中国初期阶级关系的变化 |
| (五) 政治环境对高校人文关怀实施的影响 |
| 二、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推进的经济基础 |
| (一) 多样的经济形态是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重要背景 |
| (二) 严峻的经济形势使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面临巨大困难 |
| (三) 经济环境对高校人文关怀实施的影响 |
| 三、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推进的文化基础 |
| (一) 新中国初期主要阶层社会心理差异 |
| (二) 思想文化多元性 |
| (三) 文化环境对高校人文关怀实施的影响 |
| 第三章 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实践推进 |
| 一、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政策保障 |
| (一) 《共同纲领》统领高校改革,彰显人文关怀 |
| (二) “包下来”政策增强高校师生的政治认同感,落实关怀政策 |
| (三) 思想改造运动提高知识分子觉悟,体现思想关怀 |
| (四) “双百”方针指引文化发展,激发高校知识分子的工作热情 |
| (五) 确定适应总路线任务的培养目标,体现政治关怀 |
| 二、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物质支撑 |
| (一) 教师工资补助尽显人文关怀 |
| (二) 学生补贴尽显人文关怀 |
| (三) 加强高校建设投入与扶持 |
| 三、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队伍建设 |
| (一) 师生培训和思想改造 |
| (二) 加强对师生的思想政治引领 |
| (三) 教师在教学中体现对学生人文关怀 |
| 第四章 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实施评析 |
| 一、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实施成效 |
| (一) 知识分子逐步认同共产党执政和确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
| (二) 青年学生牢固树立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 |
| (三) 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教育布局更加成熟、合理 |
| (四) 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 |
| 二、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实施的不足 |
| (一) 工作过于简单化 |
| (二) 工作有苏联印记 |
| (三) 工作过于强调政治因素 |
| 第五章 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实施的价值 |
| 一、促进了高校人文关怀理论发展 |
| (一) 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的人文关怀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体现 |
| (二) 毛泽东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彰显人文关怀 |
| (三) 邓小平从人文关怀角度对“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 |
| (四) 江泽民对“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创新 |
| (五) 胡锦涛对“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新发展 |
| (六) 习近平对人文关怀理论发展的新高度 |
| 二、促进了高校人文关怀的实践推进 |
| (一) 始终坚定高等教育发展的正确道路 |
| (二) 创新思政教育的形式多样化 |
| (三) 注重师资队伍的健康成长 |
| (四) 进一步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 |
| 三、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时代价值 |
| (一) 必须坚持党对高校的坚强领导 |
| (二) 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高校改革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
| (三) 合理借鉴国外经验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
| (四) 通盘考虑大学发展的综合性与延续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以来科研情况 |
| 一、课题 |
| 二、论文 |
| 致谢 |
（5）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关于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整体性研究 |
| (二)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演进研究 |
| (三)关于毛泽东《矛盾论》中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研究 |
| (四)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经验启示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社会主要矛盾的相关概念和理论思考 |
| 一、社会主要矛盾相关概念的历史考察 |
| (一)矛盾 |
| (二)社会矛盾 |
| (三)社会基本矛盾 |
| (四)社会主要矛盾 |
| 二、社会主要矛盾基本问题的理论思考 |
|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构类型 |
| (二)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特性 |
| (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价值 |
|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初步把握 |
| 一、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初次探索 |
|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与世界的认识 |
| (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初步分析 |
| 二、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转变与国共合作从酝酿到形成 |
| (一)从一大到二大与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转变 |
| (二)国内外时局变化的新认识与国共合作从酝酿到形成 |
| 三、社会主要矛盾逐步变化与国民革命从兴起到失败 |
| (一)从国民党一大到中共四大与主要矛盾认识的变化 |
| (二)五卅运动的开展与党对反革命力量的认知提升 |
| (三)党对主要矛盾转换的严重误判与国民大革命的失败 |
| 四、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重要创新成果 |
| (一)中国革命主题的初步确立 |
| (二)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初步运用 |
| (三)党对统战工作的初始探索 |
|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重大突破 |
| 一、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再认识与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
| (一)八七会议前后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认识与武装斗争的兴起 |
| (二)党对社会矛盾的全面分析与六大路线的基本确认 |
| (三)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重要进展与六大路线的坚持和推进 |
| (四)社会矛盾变化的深入把握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 |
| 二、党对社会矛盾的综合考量与中国革命战略的逐步转变 |
| (一)“左”倾领导者对主要矛盾的错误估量与中国革命的严重挫折 |
| (二)党对社会矛盾变化的综合考量与北上抗日方针的逐步实现 |
| (三)党对国内阶级变化的新认识与抗战统战工作的初步成效 |
| 三、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成功突破与抗日民族民主方针的调整和坚持 |
| (一)团结抗日新局面的形成与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完成 |
| (二)中日民族矛盾认识的不断深化与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 |
| (三)中日民族矛盾逐步解决与构建联合政府设想的提出 |
| 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不断深化 |
| 一、抗战胜利前后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逐步把握 |
| (一)抗战胜利后的时局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准确把握 |
| (二)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爆发与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完成 |
| 二、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深化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 |
| (一)人民解放战争的重大战略转变与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入把握 |
| (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综合分析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 |
| 三、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逐步把握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把握与国民经济基本恢复 |
|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逐步认识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与贯彻 |
| 第五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经验启示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经验 |
| (一)全面分析国情及其变化是科学判断主要矛盾的现实基础 |
| (二)正确认识世情变化和时代特征是科学判断主要矛盾的重要条件 |
| (三)正确判断主次矛盾关系是科学把握主要矛盾转化的关键所在 |
|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科学把握主要矛盾的理论基础 |
| (五)正确认识和判断主要矛盾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当代启示 |
| (一)综合分析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及新变化 |
| (二)毫不动摇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 |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认识和解决主要矛盾的根本价值遵循 |
| (四)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 |
| (五)全面提升分析和应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综合能力和素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人民日报》五四社论话语变迁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分析 |
| 1.2.1 关于《人民日报》社论的研究 |
| 1.2.2 关于“五四”的相关研究 |
| 1.3 理论范式 |
| 1.3.1 话语及话语分析 |
| 1.3.2 批评话语分析及Fairclough话语分析理论 |
| 1.4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点 |
| 1.5 文章架构 |
| 第二章 《人民日报》五四社论概述 |
| 2.1 样本概况 |
| 2.1.1 样本数量统计 |
| 2.1.2 样本篇幅情况 |
| 2.2 研究阶段的划分及依据 |
| 第三章 《人民日报》五四社论(1949-2019)话语之文本特征 |
| 3.1 词汇变迁 |
| 3.1.1 社会热词变迁记录时代变迁 |
| 3.1.2 高频词呈现对立性、阶段性、一致性特征 |
| 3.2 情态词使用变化 |
| 3.2.1 情感表达直接,态度激变明显(1949-1978) |
| 3.2.2 情感表达内敛,态度趋向平和(1979-2019) |
| 3.3 风格变迁:措辞及文风 |
| 3.3.1 措辞“浅直”渐向“浮夸”,文风深陷“帮八股”(1949-1978) |
| 3.3.2 措辞明显加注锤炼,文风日渐“清朗炼达”(1979-2019) |
| 第四章 《人民日报》五四社论话语建构变迁 |
| 4.1 《人民日报》五四社论的主题变迁 |
| 4.1.1 “革命”话语的建构(1949-1978) |
| 4.1.2 “建设”话语的建构(1979-2019) |
| 4.1.3 从“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的转向 |
| 4.2 “革命”、“建设”话语体系下《人民日报》五四社论隐喻变化 |
| 4.2.1 “革命”话语体系时期:种类单一,战争隐喻“一枝独秀”(1949-1978) |
| 4.2.2 “建设”话语体系时期:种类丰富,三大隐喻“齐头并进”(1979-2019) |
| 4.3 “革命”、“建设”话语体系下《人民日报》五四社论的青年形象变迁 |
| 4.3.1 革命话语时期青年形象:劳动者、革命者、知识青年 |
| 4.3.2 建设话语时期青年形象:“四有”新人、责任者、奋斗者 |
| 第五章 《人民日报》五四社论(1949-2019)的社会实践 |
| 5.1 社会环境构成要素的变迁 |
| 5.1.1 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地位变迁 |
| 5.1.2 社会结构:阶级阶层变迁下的价值体系转变 |
| 5.1.3 媒体环境:党报功能性调转 |
| 5.1.4 社会思潮:三大思潮对“五四”符号的时代诠释 |
| 5.2 “革命”话语时期《人民日报》五四社论话语特征形成归因 |
| 5.2.1 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非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 |
| 5.2.2 “排异”的阶级斗争观与封闭的社会政治价值体系 |
| 5.2.3 媒介“过语”与“失语”:政治宣传工具与阶级斗争武器 |
| 5.2.4 激进主义思潮推助革命话语体系的建构 |
| 5.3 “建设”话语时期《人民日报》五四社论话语特征形成归因 |
| 5.3.1 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多样化意识形态格局 |
| 5.3.2 “求同”的阶层认知观与走向开放的社会价值体系 |
| 5.3.3 单一媒介格局破裂:“党”报媒介主体性回归 |
| 5.3.4 自由主义思潮下人文意识复兴与文化保守主义对文化继承的时代变调 |
| 5.4 《人民日报》五四社论话语变迁轨迹兼容“共”与“独” |
| 5.4.1 《人民日报》五四社论话语变迁之“共” |
| 5.4.2 《人民日报》五四社论话语变迁之“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7）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本领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本领建设的背景 |
| (一)国际形势的新动态 |
| 1.美苏两极格局逐渐形成 |
| 2.世界经济一体化逐渐加深 |
| (二)国内形势的新发展 |
| 1.全国解放结束国家分裂局面 |
| 2.国民党及封建残余迫切需要肃清 |
| 3.地方各级政权急需建立健全 |
| 4.国民经济生产亟待恢复发展 |
| (三)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新变化 |
| 1.从领导革命到领导建设 |
| 2.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本领建设的主要内容 |
| (一)增强政治领导的本领 |
| 1.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 |
| 2.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相结合 |
| 3.密切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
| (二)推动制度创新的本领 |
| 1.创新政治制度的本领 |
| 2.创新法律制度的本领 |
| 3.创新经济制度的本领 |
| 4.创新文化制度的本领 |
| (三)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 |
| 1.巩固工农联盟的本领 |
| 2.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关系的本领 |
| 3.团结知识分子的本领 |
| 4.促进民族团结的本领 |
| (四)维护国家安全的本领 |
| 1.与国内反动势力斗争的能力 |
| 2.与外国侵略势力斗争的能力 |
| 3.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能力 |
| (五)永葆政治本色的本领 |
| 1.强化理论武装的能力 |
| 2.增强组织发展的能力 |
| 3.提高自我净化的能力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本领建设的主要特点 |
| (一)增强执政本领与围绕中心任务相结合 |
| (二)学习苏联经验与结合中国国情相结合 |
| (三)提高执政能力与巩固新生政权相结合 |
| 四、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本领建设的经验及启示 |
| (一)主要经验 |
| 1.把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最高标准 |
| 2.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放在首位 |
| 3.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作为中心环节 |
| 4.把从严管党治党贯穿党建全过程 |
| (二)当代启示 |
| 1.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
| 2.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
| 3.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 |
| 4.抓紧抓好制度建设这个根本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本人读研期间发表论文情况一览表 |
（8）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一)选题依据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关于该选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进一步探讨、发展或研究的空间 |
| 三、论文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论文研究目标 |
| (二)论文研究内容 |
| (三)论文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社会主要矛盾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 |
| 第一节 社会主要矛盾及相关内容阐释 |
| 一、社会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 |
| 二、社会主要矛盾内涵与特点 |
| 第二节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分析 |
| 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条件论析 |
|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评判依据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演化 |
| 一、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演化 |
|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演化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 一、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示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新的阶段性特征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出更全面的价值诉求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原因 |
| 一、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反映了时代和实践要求 |
| 二、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过程 |
| 三、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原因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没有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 |
| 一、“新时代”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社会主要矛盾”之间的历史继承关系 |
| 三、主要矛盾的“变”与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不变”的逻辑统一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辩证分析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主体分析 |
| 一、人民是美好生活需要的主体 |
| 二、美好生活需要具有层次性和社会性 |
| 三、追寻美好生活的过程是人全面发展的过程 |
| 四、美好生活的实现需要人的劳动和奋斗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客体分析 |
| 一、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一般规定及内在关系 |
| 二、当代中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时代内涵及其特点 |
| 三、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形成原因及存在基础 |
| 四、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运动趋势 |
| 第三节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辩证关系分析 |
| 一、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与需要具有对立统一性 |
| 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制约 |
| 第四章 推动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
| 第一节 树立合理目标与原则是解决主要矛盾的前提基础 |
| 一、解决好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目标 |
| 二、解决好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原则 |
| 第二节 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设是解决新矛盾的关键所在 |
| 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民美好需要的物质基础 |
| 二、拓宽民主法治供给,满足人民不断发展的民主法治需要 |
| 三、深化文化发展体制改革,满足人民丰富多样精品文化需求 |
| 四、补齐民生建设短板,满足人民日益广泛的社会发展需要 |
| 五、保障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
| 第三节 完善现代化制度是解决主要矛盾的根本保障 |
| 一、以改革开放创新彰显活力,完善解决矛盾动力制度 |
| 二、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完善解决矛盾保障制度 |
| 三、明晰规范合理的衡量标准,完善矛盾解决评价体系 |
| 第五章 正确判断和处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价值 |
| 第一节 科学判断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贡献 |
| 一、开辟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发展新境界 |
| 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新飞跃的思想基石 |
| 三、成为全面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钥匙” |
| 第二节 正确处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价值 |
| 一、是新时代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发展的关键 |
| 二、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及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
| 第三节 解决好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世界意义 |
| 一、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提供经验 |
| 二、为解决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矛盾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文献类 |
| 二、着作类 |
| 三、期刊与报纸论文 |
| 四、学位论文类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9）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研究难点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相关概述 |
| 2.1 前提概念厘清 |
| 2.1.1 执政的基本内涵 |
| 2.1.2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本质 |
| 2.1.3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内涵特点 |
| 2.2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相关关系阐明 |
| 2.2.1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与执政实践 |
| 2.2.2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与执政规律 |
| 2.2.3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与执政能力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理论渊源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执政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思想的理论指引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的执政思想 |
| 3.1.2 列宁执政思想 |
| 3.2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思想的理论滋养 |
| 3.2.1 民本思想与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 |
| 3.2.2 德治思想与以德治国的执政方略 |
| 3.2.3 贵和思想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执政方针 |
| 3.2.4 尚贤思想与选贤任能的干部路线与标准 |
| 3.3 其他国家执政思想的理论冲突、反思与借鉴 |
| 3.3.1 汲取世界上一些政党衰败的经验教训 |
| 3.3.2 借鉴国外主流政党执政的成功经验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产生的实践轨迹 |
| 4.1 起步探索阶段：从建国初期的过渡探索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曲折发展 |
| 4.1.1 社会变革中的实践 |
| 4.1.2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中的探索和挫折 |
| 4.1.3 “文革”时期的实践 |
| 4.2 改革发展阶段：从改革开放后的科学发展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与时俱进 |
| 4.2.1 改革开放起步与全面展开时期的实践阶段 |
| 4.2.2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21世纪的实践阶段 |
| 4.2.3 与时俱进的实践阶段 |
| 4.3 全面创新阶段：从深化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执政创新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的稳步推进 |
| 4.3.1 深化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执政面貌 |
| 4.3.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的执政面貌 |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演进逻辑与内蕴规律 |
| 5.1 遵循原理规律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发展演进的基本原则 |
| 5.1.1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5.1.2 坚持事物发展客观规律 |
| 5.1.3 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党义 |
| 5.2 坚持建党初心和使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不变本色的根本保障 |
| 5.2.1 初心和使命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特质 |
| 5.2.2 初心和使命确保铸牢中国共产党人原始理想信念 |
| 5.2.3 初心和使命开启中国共产党青春永驻的基因密码 |
| 5.3 坚持发展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生成积累的主要动力 |
| 5.3.1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的丰富发展 |
| 5.3.2 中国共产党执政思想的与时俱进 |
| 5.3.3 中国共产党执政逻辑的时代接轨 |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对新时代党执政的启示 |
| 6.1 坚定执政理念 |
| 6.1.1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
| 6.1.2 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
| 6.1.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 6.2 优化执政环境 |
| 6.2.1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
| 6.2.2 促进经济稳中向好健康发展 |
| 6.2.3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
| 6.3 完善执政主体 |
| 6.3.1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
| 6.3.2 坚持全面增强执政本领 |
| 6.3.3 坚持加强基层党组织与党员队伍建设 |
| 6.4 改进执政方式 |
| 6.4.1 实现执政方式科学化 |
| 6.4.2 实现执政方式民主化 |
| 6.4.3 实现执政方式法治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 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的学术考察与分析 |
| 一、国内外的发展伦理研究及其“地方性”取向 |
| 二、国内外的乡村伦理研究及其“发展性”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田野调查的个案选择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乡村发展:一种伦理性发展 |
| 第一节 “发展”意蕴的流变 |
| 一、客观存在状态的描述 |
| 二、规范性意义的嵌入 |
| 三、自反性品质的呈现 |
| 第二节 乡村发展概念的演进 |
| 一、模糊的文化概念 |
| 二、突出的经济概念 |
| 三、复合的社会概念 |
| 第三节 乡村发展伦理的出场 |
| 一、国际发展伦理研究的“进入” |
| 二、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发展转型 |
| 三、“整体美好持续共生”的价值确立 |
| 第二章 发展至上?——被发展主义遮蔽的乡村伦理视界 |
| 第一节 增长主义:乡村发展目标的“问题化” |
| 一、增长主义的“增长”逻辑及其“乡村化” |
| 二、乡村增长主义驱动下的增长困境与价值危机 |
| 三、“去增长”的解构与“美好生活”的定义 |
| 第二节 精英主义:乡村发展主体的“问题化” |
| 一、农民阶层分化: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 |
| 二、“富人治村”:乡村精英概念的普遍化 |
| 三、“扶贫内卷化”:乡村精英俘获的消极后果 |
| 第三节 消费主义:乡村发展动力的“问题化” |
| 一、消费力:扩大乡村消费需求的动力表现 |
| 二、由“消费积极分子”到乡村消费主义 |
| 三、资本逻辑:构成乡村消费主义的深层根源 |
| 第四节 城市中心主义:乡村发展方式的“问题化” |
| 一、乡村发展的城市化“偏好” |
| 二、“城市信仰”与“永恒正义” |
| 三、“乡村复兴”与“尺蠖效应” |
| 第三章 为何发展:乡村发展目标的伦理定位 |
| 第一节 以农民美好生活定位乡村发展:历史沿循与现实审思 |
| 一、现代乡村发展目标的迷失及缘由 |
| 二、农民美好生活:新时代乡村发展目标的价值确认 |
| 三、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现实困境及其发展伦理消解 |
| 第二节 在“富”与“安”之间理解农民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 |
| 一、农业匮乏经济基础上的“小富即安”生成 |
| 二、乡村发展主义主导下的“小富即安”批判 |
| 三、乡村发展伦理建构中的“且富且安”实践 |
| 第三节 以“美好发展”重塑农民生活的“劳—闲”之维 |
| 一、新乡村增长主义与农民“劳动—休闲”异化 |
| 二、休闲本原化:农民美好生活的“低人本”设计 |
| 三、“美好发展”:一种合乎人性的“劳闲融合”策略 |
| 第四章 谁主发展:乡村发展主体的伦理审视 |
| 第一节 多元主体参与乡村发展的伦理要求 |
| 一、坚持“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发展理念 |
| 二、重视“竞争”发展对新型主体的责任引导 |
| 三、推动“道义”发展对弱势小农的主体建构 |
| 第二节 乡村“道义”发展的现行模式及其主体困境 |
| 一、“发展型”小农经济:“道义”发展的现行模式 |
| 二、“弱势”组织合作:“发展型”小农经济的主体建构 |
| 三、“被组织”情形下“弱势”主体建构的实践困境 |
| 第三节 “中坚农民联结”:新“道义”视角下的乡村整体性发展 |
| 一、中坚农民:支撑乡村“道义”发展的新主体 |
| 二、主体联结:中坚农民在乡村发展中的伦理功能 |
| 三、基于“中坚农民联结”的乡村整体性发展 |
| 第五章 凭何发展:乡村发展动力的伦理整合 |
| 第一节 应对乡村资本逻辑的发展伦理思路 |
| 一、建构与破坏:资本逻辑对乡村发展的双重作用 |
| 二、既有乡村资本批判的逻辑主题及其伦理向度 |
| 三、发展总体逻辑: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
| 第二节 “资本之外”:乡村发展动力体系的伦理考察 |
| 一、乡村发展的技术支持与“技治主义”的伦理规制 |
| 二、乡村发展的组织基础与“共同体”的伦理培育 |
| 三、乡村发展的“制度安排”与政府权责的伦理重构 |
| 第三节 乡村发展“合力论”及其伦理意义 |
| 一、外源动力扩张与乡村自主性的式微 |
| 二、内生动力开发与乡村价值性的单一 |
| 三、“内外聚合”:乡村可持续真正发展的关键 |
| 第六章 如何发展:乡村发展方式的伦理调适 |
| 第一节 发展伦理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导向 |
| 一、发展的属人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理念 |
| 二、发展的平等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核心 |
| 三、发展的多样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标识 |
| 第二节 从分离到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单向逻辑及其局限 |
| 一、“以乡促城”中的“牺牲型发展”及其“正义性搁置” |
| 二、“以城带乡”中的“追赶型发展”及其“人本性缺失” |
| 三、“城乡协调”中的“统筹型发展”及其“地方性消解” |
| 第三节 “城乡互融共生”:实践乡村振兴的“新范式” |
| 一、遵循平等公正的“对称性”发展准则 |
| 二、践行双向合作的“互惠性”发展路径 |
| 三、建构五位一体的“共赢性”发展格局 |
| 结语 探索乡村发展伦理体系的建构 |
| 一、乡村发展“问题域”的发掘 |
| 二、发展伦理“价值面”的扩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四、也论建国初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研究（1949-1956）[D]. 赵子夜. 吉林大学, 2021(01)
- [2]“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D]. 张晓鹏. 山东大学, 2021(10)
- [3]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D]. 李文静.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新中国初期（1949-1956）中国共产党高校人文关怀研究[D]. 姚春林. 扬州大学, 2020(04)
- [5]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研究[D]. 刘雯炀.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6]《人民日报》五四社论话语变迁研究（1949-2019）[D]. 张佳怡. 河北大学, 2020(08)
- [7]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本领建设研究[D]. 蒋夏潞.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2)
- [8]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D]. 左腾飞.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9]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D]. 王一铮. 吉林大学, 2020(08)
- [10]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D]. 杨伟荣.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