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理论要有创新的学风和文风

一、创新理论必须有创新的学风与文风（论文文献综述）

沈壮海,王芸婷^[1]（2021）在《试论文风》文中指出文风反映学风,体现理论成果的质量,关系理论成果的影响力。好文风之"好",体现在文简、意实、理透、韵美、神正等多个方面。好文风有根基、需滋养、得磨砺。思想理论工作者肩负着理论创新、思想武装、教育人民、凝聚共识等重要任务,应对文风问题有更多关注,并在弘扬优良文风上不断取得新进步。

倪晓明^[2]（2021）在《《论衡》会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会通”的角度切入《论衡》的研究。文章从书与人两条线交融的视角出发,试图挖掘作家身份与文本形态的融会贯通属性。总体上,文章又分文体、文本、文心、文脉四个范畴,而王充的士大夫身份是勾连四个范畴的桥梁。第一章谈王充的文体意识及其文化动因。《论衡》是王充创作实践与认识观念的统一体。在“论”体层面,王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文体意识。与兰台文人作家群相比,王充的批判气质使其能对“论”体进行深入探索。从王充到刘勰,展现的是文体探究由朦胧模糊到逐渐清晰的文体发展历程。“论”体的正俗功能,促使王充将其作为“疾虚妄”的选择;王充的博通之学,则为其驾驭“论”体提供客观保障。越文化、书肆、班氏家族,共同铸就王充的博通学风。王充的个人气质与学术素质使其与“论”体交融为一,相互成就。第二章从文本素材角度还原了王充的士大夫身份。《验符》篇涉及的素材大多是汉代的文书,王充对文书内容进行节录与转写处理后,将其移入《论衡》的文本之中,而官吏身份是其能够阅读官方文书的前提,他对文书的熟悉也是其官吏身份的反映。这表明王充的真实身份应当是融“文人”与“官吏”于一身的士大夫。王充征引文书有两大意义:其一是文书的史料价值。《论衡》所载汉事与常见史书存在详略不同、文字出入等差异。其二是征引素材的宣汉意义。王充将政府公文用于文章写作,含有宣汉的政治意味。此举致力于匡正儒生的复古观念,是从素材到理念的双重纠偏。第三章谈王充颂汉的文化意味。为汉辩护是王充创作《论衡》的首要动机,是其为文之用心。首先,王充的颂汉理念与其对《春秋》的继承密不可分。《春秋》“惩恶劝善”的理念为王充“颂汉”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其次,王充与东汉前期的其他文士存在颂汉理路的细微差异。王充依违五经,东汉文士依附五经。东汉其他文士对汉德的歌颂不出经义的范畴,王充的颂汉则超出了五经的界限。东汉文士通过依附往圣的方式抬高汉圣,王充则通过对比往圣的方式以凸显汉帝王的优越性。第四章谈《论衡》在后世的接受。总体来讲,20世纪以前的《论衡》评价呈现出褒贬不一的态势。由于历代的文章评判标准不同,《论衡》的评价也随之起伏不定。黄晖撰写的《论衡校释》是融“会校”与“通释”于一体的“会通型”学术专着。张舜徽先生对《论衡》之接受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张氏由《论衡》崇博尚通的学风奠定自身博通的治学路径。其二,张氏服膺《论衡》贬斥师法与其自身转益多师的学术阅历有关。其三,张氏以《论衡》“作”、“述”、“论”三科为依托,由考辨体例到编纂语选,实现了体用的会通。其四,张氏由认同《论衡》“反是古非今”理念,到推崇知今之学,将教学与科研、时代与学术融会贯通,知行合一。

张星^[3]（2021）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章是舆论宣传和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文风,即文章的风格特点以及由此反映出的作者态度和为人处事原则。文风是党和政府的形象窗口,人民大众通过政府文风可以间接了解到党员干部的作风。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抓学风、改文风、促党风的延安整风运动,尤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第一次把文风建设提到与党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通过整改党政机关和文艺队伍中文风不正的问题,从文风建设的形式、内容、语言和方式入手,通过全方面多层次对党员干部的文章写作予以引导和整改,提高了边区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文化功底和调研写作能力,为全党实现高度的思想统一,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推动作用。目前,学术界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的研究并不多。因此,本文通过初步系统地研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风建设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术界对这一研究的欠缺,从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引起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进行文风建设的关注和重视,并对当前中国共产党形成为民务实的党政公文文风,构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密切党群关系,推动党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从六个方面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进行探讨和研究。开篇是引言,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概念界定、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第一部分,探讨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文风建设的理论依据。指出一个政党、一个阶级都要通过写文章作报告来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要紧抓文风建设,坚守舆论阵地。该部分通过对史料的研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文章和写作的相关论述,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相关文风建设理论,为日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推进文风建设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分析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文风建设的历史背景。认为延安时期以前,尤其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风受到党八股的影响,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加之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革命形势愈发严峻,而且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表现在领导干部平时写文章、作报告和开演讲之中,影响到党的建设,不利于夺取革命的胜利。文风问题归根到底是思想问题,只有从思想上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党八股彻底清除,统一全党思想,凝聚党内团结,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才能为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新文风建设,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需要。第三部分,文章以“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为历史节点,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风建设分为三个阶段。认为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至1941年5月开展延安整风运动,是文风建设的酝酿阶段,中国共产党通过大量翻译和写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着作,吸引先进知识分子前来延安学习生活,为之后全面推进文风建设提供了素材准备和人才储备。1941年5月开展延安整风运动至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止,是文风建设的实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文风作品形成的时期。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到1948年3月中共中央东渡黄河离开陕北,是延安时期文风建设的总结阶段,这一阶段用马克思主义文风作品让中国人民对国家前途和自身命运更加关注,为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第四部分,围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的内容展开史论结合的叙述,主要从文风的形式、内容、语言和方式四个方面做出阐释。一是文风形式建设,认为提倡无产阶级批判的战斗文风形式,才可以分清革命的朋友和敌人,用传达准确信息的简约文风形式鼓舞革命队伍的士气,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团结一切力量向敌人进攻;二是文风内容建设,指出提倡群众欢迎认可的真实文风内容有助于揭穿反动派的伪善面具,用解决实际问题的文章,务实的为群众服务,为中国革命前途服务;三是文风语言建设,指出提倡边区多彩面貌的活泼文风语言和人民群众话语的朴实文风语言,有助于提升边区群众的文化水平,为身处艰苦而长期战争环境的根据地群众带来精神上的盛宴;四是文风方式建设,提倡中国问题自己分析的调研文风方式,以此清除党内存在已久的主观主义错误,用写作服务抗战的宣传动员文风方式,号召了广大群众参与到革命斗争之中。第五部分,分析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的特点和成效。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的特点是:时代性鲜明;参与性广泛;协同性突出。其成效是通过文风建设纯洁了延安时期的党风学风,使全党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优良文风,进而推动了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第六部分,总结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对当前文风建设的现实启示。认为延安时期党的文风建设的历史经验是:加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是塑造优良文风的基本前提;坚持马克思主义文风是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维护群众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文风建设的根本宗旨。以史为鉴,对当前文风建设的现实启示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李丹^[4]（2021）在《延安整风时期党在思想上的自我革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42年至1945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更是全党思想上的一场自我革命。延安整风时期党进行思想上的自我革命,为解决党员干部的思想问题积累了极具政治智慧的理念和做法。本文主要依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行的机关报、杂志、领导人讲话、政策文件等为研究资料,同时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对延安整风时期党在思想上的自我革命进行阐述。首先,论述了延安整风时期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进行思想上自我革命的原因。整风运动之际,中国共产党已经具备了“创造新世界”的客观条件,而且党基于避免“重犯过去错误”、“迎接将来光明世界”的考虑,必须抓住时机,进行思想上的自我革命。其次,具体论述了延安整风时期党在思想上自我革命的具体内容。中国共产党开展延安整风运动是为了把全党思想从马克思主义教条和对共产国际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本文首先明确了延安整风时期党将全体成员作为思想上自我革命的对象,自上而下依次进行。再从进行学风革命以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的精神与方法、进行党风革命以建立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政党、进行文风革命以提倡新鲜活泼有中国气派的文风三方面进行论述。再次,初步探索延安整风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思想上自我革命的路径。延安整风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舆论宣传,紧抓思想宣传主阵地,为党进行思想革命保驾护航;组织全党开展党史学习与教育活动、将精读文件和落实写笔记活动相结合,不断夯实全党共同的思想基础;并且认识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把握理论联系实际的“中间环节”,统一全党的认识来源;再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指导方针,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锐利武器,转变党的思想作风,为中国共产党进行思想上的自我革命开辟新路径。然后,总结延安整风时期党在思想上的自我革命的成效。延安整风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进行思想上的自我革命,使全党在思想认识上达到高度共识,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开创了以整风精神进行党的思想建设的方法,为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奠定思想基础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作出巨大贡献。最后,通过总结、借鉴延安整风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思想上的自我革命的成功经验,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提供启示。

李晓霞^[5]（2021）在《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内集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加强自身思想建设,推进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法宝。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科学化的关键是在把握和运用规律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并完善其内部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使党内集中教育的各个环节、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更加符合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使党内集中教育呈现出科学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提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这个问题,不是对以往党的思想建设经验和成效的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我们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发生重大转变,给我们党与时俱进增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在新形势下如何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科学化水平就成为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本论文遵循“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这一总的逻辑理路展开。在研究过程中以对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基本概念和本质的把握为基础,围绕“如何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这一基本问题,搭建了以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和理论教育思想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回顾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进程,总结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提升的时代必然性,力图探寻新时代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的主要路径。本论文的正文总共包含五个部分的研究内容。第一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理论阐释。本部分内容旨在解决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依据是什么”“本质是什么”“意义是什么”的前提性问题。本文认为,在理论依据方面,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和理论教育思想是党内集中教育的理论源泉。在本质和特征方面,促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先决条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关键是把握和运用规律,落脚点是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还具有动态性、系统性、长期性等基本特征。在现实意义方面,促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有助于提升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有助于筑牢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有助于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助于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第二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进程。本部分内容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共计22次的党内集中教育,从背景、目标、内容、形式、过程、成效、特点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试图回答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从哪里起步”“经历了什么样发展”的问题。本文认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起步于思想建党基本原则的确立,历经了奠基与开创、继承与曲折、创新与发展、完善与深化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三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经验。本部分内容总结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基本经验,试图回答我们党在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过程中应该遵循“哪些经验和规律”的问题。本文认为,党内集中教育的本质和特征是“贯彻思想建党方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根本追求是“推动党的自我革命,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坚持实事求是,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成效检验的方法和标准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树立实践检验的根本准则”;根本保证和重要保障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第四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提升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本部分内容立足国情、党情、世情的新变化,从三个维度深入探讨了新形势下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发展“是否必要”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能够为我们党统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提供重要思想保证,能够为我们党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建新布局提供重要抓手,能够为我们党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强大精神支撑。第五部分,守正创新: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本部分内容从优化和完善党内集中教育的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出发,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要在新形势下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就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在准确把握党的思想建设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明确目标定位,以认清党内集中教育的历史方位;优化内容体系,以丰富党内集中教育的内容结构;健全体制机制,以规范党内集中教育的过程管理;创新方式方法,以拓展党内集中教育的开展形式;构建评价体系,以加强党内集中教育的成效评估。总之,要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就要在准确把握党的思想建设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需要,与时俱进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推动党的自我革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

法明云^[6]（2021）在《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作风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同时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为了争取抗战胜利,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影响力,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展开作风建设,并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广大党员的思想素质、党性修养进一步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激活了全党的创造性;培育并形成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党的作风建设不仅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也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从此意义上来说,党的作风建设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依然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推进作风建设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下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因此,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对于今天党的建设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对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展开研究。首先,梳理总结了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历史背景条件,分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着作中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作风建设有指导作用的相关党建学说,系统分析和阐述了在抗日战争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进行作风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其次,对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作风建设的历程和主要内容进行梳理,集中分析当时党内存在的错误方针路线及政策的思想根源和产生这些错误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同时阐述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一步步克服多方困难,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进行作风建设,并最终形成“三大优良作风”。最后,根据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结合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明确作风建设的历史价值及经验启示,为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

李敏^[7]（2021）在《“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末五子”是后七子派领袖王世贞命名的一个文学群体,成员包括赵用贤、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他们文学交游活动广泛,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辐射面广,影响者众。“末五子”处在七子派与公安派的过渡地带,在晚明文坛由复古向新变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对七子复古派的文论主张多有矫偏救弊之举,同时不断调和“师古”与“师心”的矛盾,发挥了扭转文学流弊的作用。他们坚守文学有益于世用的原则进行创作,与晚明作家宣传人性解放的文风有根本性的差别,起到了对晚明世风振起的作用。本论文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说明“末五子”命名的缘起及作为群体研究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探讨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意图及二者的依违离合。通过对“末五子”排序问题的分析,探讨王世贞的排名意图。第二章分析晚明文学思潮嬗变下,“末五子”的文学观念及其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纠偏和折衷。第三章讨论“末五子”对明代博学思潮的接受及推进,聚焦李维桢、胡应麟诗文创作的博学特性。第四章第一节讨论晚明儒释道思潮对“末五子”的影响,从李维桢《续藏书序》两个版本的文字差异入手,分析他对狂禅派代表李贽的真实态度;第二节着重阐述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屠隆与李贽的差异性特质,指出屠隆不属于狂禅派,从所掌握的材料出发,论证屠隆纵欲之说不成立,屠隆在生活上克欲寡欲,在作品中宣扬情欲的危害性,他是晚明世风的振起者。第三节重点讨论儒释道思想影响下的屠隆诗文创作。第五章分析在晚明复古文学思潮下,赵用贤、魏允中诗文创作中复古与新变的特点。第六章从文学交游的角度讨论胡应麟、屠隆、李维桢的文坛地位及影响。重点围绕他们的诗社活动、文坛盟主地位及对公安派、竟陵派的影响展开分析。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吴亚鹏^[8]（2021）在《延安时期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价值和当代启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特别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建设的重要意义。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党进行革命斗争独特而显着的优势,而延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也是党思想政治工作发展最成熟的时期。党不仅带领延安时期的大学创造和积累了许多新鲜宝贵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还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这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切合当时实际,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既保证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也保证了各项工作顺利进行,丰富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以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探讨延安时期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延安时期,党为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办了各种类型的高等院校（包括学员、公学和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高等院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培养优秀革命战士的使命,在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史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芒,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的宝库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延安时期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和特征切合时代特点,在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的同时,也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整风运动的开展、统一战线的建设、七大的召开乃至新中国的建立都发挥了强大的基础性作用。探讨延安时期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论文首先梳理了延安时期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概念。基本概念包括延安时期、延安时期的大学以及延安时期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三方面;其次,从国内外两个维度研究了该时期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探析该时期大学思想政治工作是在革命实践中、党的思想路线形成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以此对延安时期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成整体性的认知;最后,文章第三部分对延安时期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进行了系统总结,分别对理论与实际的统一、政治原则学理原则、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统一、将启发教学与榜样教学相结合的教育方法进行了分析。同时,延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特点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时期教育方法的联系和规律,探究党在该时期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面貌;最后,文章第四、五部分总结出延安时期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价值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乃至新中国的建立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代启示展现了延安时期大学思想政治工作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当今高校开展思政工作提供了经验和启示。

王新建^[9]（2020）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文中指出长期以来,学界在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内涵上观点高度一致,而在其莫衷一是的外延列示中,唯有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被普遍尊崇,足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和学界在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上的坚守。新时代历史方位所展现的现实域场和发展意涵,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培养时代新人的时代使命。完成这一新时代使命,须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以其更为鲜亮的实践性指向和高度清晰的、具体的而又针对新时代意涵的可操作化运行机制,切实推进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新要求的贯彻落实。“两化”,即“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是冯契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而提出的“补充”口号。这里的“理论”主要是指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党规党法如政治规矩等;“方法”主要指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化而来的各种方法和方法论;“德性”主要指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较高的认知和觉悟程度,如较高的政治觉悟、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内在品质和品格等。“两化”的“教化—内化—外化—性成”这一运行机制所内在要求的“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议程”意蕴,对于克服现实中诸如人们对理论联系实际之难的慨叹,只知“联系”之重要而对如何联系的懵懂,对知行统一的不自觉却步,为人与为学的两立,科学与人生的脱节,以致“两面人”等现象,继而使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能够充分发挥其指导和规范作用,均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显着的实效性。鉴此,论文主题主旨确定为:把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细化和具体化为“两化”原则,即把“两化”提升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提出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理论、不断革命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深厚基因。冯契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绵延数千年的名实之辩、知行之辩的认识论思想解析,对理想人格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两化”原则的提出提供民族文化启示,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对“两化”作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合法性、必然性和必要性的阐释,新时代“学哲学、用哲学”活动和其他教育实践活动所展现的把理论化为方法和德性的宏大实践叙事,分别给予“两化”原则以学理证成和实践证成。“两化”原则对于贯彻落实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八个统一”“六要”“思政课的实践性”等新要求,对于新时代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灌输论”理论、“生命线”理论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等重大问题的深化研究等,均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涵。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所昭示的实践辩证法对“两化”原则所内在要求的“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议程”进行理论鉴临能够说明:在“教化—内化—外化—性成”运行机制上的缺失、敷衍、断裂、梗阻和得过且过,将导致“理论”向“方法”“德性”转化的不可能,造成理论与实践的“两立”。在“两化”运行机制的认知和践行方面,在以“两化”原则为指导开拓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场域方面,广大思政学人应尽快建立起高度的专业自省、职业自觉和实践自为意识。

张积玉^[10]（2020）在《学术规范的境界与精品学术期刊的打造》文中研究表明创办精品学术期刊,必须严守学术规范,坚持优良学风、文风。而严守学术规范,其最高境界就在于:坚持求实创新,做到观点、理论创新与论证的严谨扎实以及资料翔实可靠的有机结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做到理论问题探讨与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有机结合;坚持内容创新与形式规范的有机统一,追求刊物内容的高水平与讲究编辑编排形式的规范化、标准化的有机结合。

二、创新理论必须有创新的学风与文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创新理论必须有创新的学风与文风（论文提纲范文）

（1）试论文风（论文提纲范文）

（2）《论衡》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延安整风时期党在思想上的自我革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作风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延安时期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价值和当代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学术规范的境界与精品学术期刊的打造（论文提纲范文）

四、创新理论必须有创新的学风与文风（论文参考文献）

• [1]试论文风[J]. 沈壮海,王芸婷. 文化软实力研究, 2021(03)
• [2]《论衡》会通研究[D]. 倪晓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研究[D]. 张星.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4]延安整风时期党在思想上的自我革命研究[D]. 李丹. 延安大学, 2021(12)
• [5]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D]. 李晓霞.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6]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作风建设研究[D]. 法明云. 沈阳师范大学, 2021(11)
• [7]“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D]. 李敏. 兰州大学, 2021(09)
• [8]延安时期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价值和当代启示研究[D]. 吴亚鹏. 陕西科技大学, 2021(09)
• [9]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D]. 王新建.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10]学术规范的境界与精品学术期刊的打造[J]. 张积玉.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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