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ENTOMOLOGIA SINICA Volume 9,2002 CONTENTS（论文文献综述）
王松[1]（2020）在《山东农业近代化专题研究（1860-1937）》文中研究表明农业为立国之本,重农思想深植于中华文化之中。山东自古为农业大省,农业生产关乎华北乃至全国稳定。研究山东农业近代化,对认识中国近现代农业史、经济史、社会史和传统三农的现代化转型,揭示转型历程中的时代性与过渡性质,具有理论意义;对梳理近代化历程起源与节点,廓清近代化体系及其发展规律,给中国近代化以准确历史定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对凝炼农耕文明精华,探寻“乡村振兴”,推动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战略实施,具有鲜明的现实关照作用。本文使用民国时期史料汇编、报纸杂志、人物文集、回忆录和地方史志等原始史料,尤其是发掘征引了各类馆藏官方档案,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对山东农业近代化进行了动态考察。并拟定从“新旧动能转换”视角,抓住从“西”到“东”和从“旧”到“新”历史发展趋势,以“变”字为关键,着力研究1860年到1937年山东农业改良的内容及发展过程。运用专题研究等手段,以时间为序,横向上以农业机构、农业科学技术、农作物品种的引进、农业政策等方面为基点,呈现山东农业近代化的重点和特点。随着近代外国入侵与资本主义文明的传入,山东农业在中西文化、制度、观念等方面的互动中发生了近代化转变。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第一,科学化。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选种、种植、施肥、采集等技术并逐渐推广以提高产量。落后的生产方式其影响虽未能完全消除,但随着时间发展,使用科学技术已经成为近代山东农业不可动摇的趋势;第二,体系化。近代山东农业开始出现供销一体的现代生产模式,这一特征在乡建运动中尤为突出;第三,机械化。清末新政以来,山东新式农业机械开始逐步取代手工生产工具,西方农业机械的引进逐渐成为一种潮流。纵观整个民国,虽然由于时局、技术等问题,机械化影响还未广遍农村,但其进程从总体上一直持续,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山东农业机械化打下基础;第四,商品化。随着卷入国际市场,山东农业不可避免地出现区域专门化生产,农作物商品率进一步增加。在此过程中,山东农业近代化进程既对其作用,又受其影响。这一关系同列强侵略、国家主权等因素相糅合,最终构成了山东农业商品化发展的复杂面相;第五,开放化。近代山东农业开始突破省级联系的局限,与外国对接,从而使得山东农业得以面向世界。第六,观念上的开放。由于农业科学宣传和新式农业教育的影响,山东民众从最初敌视、畏惧外国群体与科学,逐步过渡到有保留的接触,最终积极引进、运用并宣传西方农业知识,并努力探寻适合山东发展的农业近代化方式。总体来看,山东农业近代化是从旧到新的过渡性变革。从农业法规、部门设置、教育制度的频繁变动到农业发展路径的激烈争论与主题变化,表现出时代性与不稳定性的辩证统一。此外,由于农业发展规律与外国干涉的影响,山东农业近代化分期较为明显。山东农业近代化始于外国传教士来鲁;清末新政开启了山东农业近代化的自主尝试;20世纪20年代起,山东农业发展路径不再单一借鉴日本发展模式,开始有意识的师法欧美。至韩复榘主鲁,山东农业近代化呈现出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局面,显示出山东农业的深入发展。山东农业近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其一,它标志着山东农业领域对传统体系与制度的逐步批判,自此山东的小农经济格局得以进行改造;其二,它代表着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对山东经济领域的影响。农业利权与农业发展间关系,成为近代山东政府与社会共同探讨和努力完善的对象;其三,从保守到开放,昭示着山东逐渐融入近代世界农业体系;其四,从传统农业走向近代化,显示出山东农业的巨大潜力;其五,山东传统农业精华在近代化过程中能与时俱进,其生命力及潜力,有力地证明了山东农业能够在近代历史巨变中走向新生。农业近代化乃至现代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尽管由于国际国内形势、体制、经济等原因限制,山东农业发展不甚彻底,但能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前行,无疑是近代山东的卓越成绩。山东农业近代化,在中国近代山东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郑瑶[2]（2019）在《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文中认为抗战以来,江西作为“前线的后方,后方的前线”,承担着重要的农业生产任务,以保障战时军民对农产品的需求。抗战之前江西境内屡遭兵祸,省内农业人口锐减,这对提高农业生产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此外,战时江西高等农业教育领域仅有江西省农业院兽医专科学校,缺乏对其他农业方面的人才培养。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与社会需求下,省内有识之士于1940年在江西泰和创建了国立中正大学及其农学院,担负起江西农业发展及国内农业改良的使命。本文第二章在大量文献资料的支撑下,展现中正大学农学院独特且艰难的发展历程:1940年胡先骕掌校后与院长周拾禄互相配合,设备仪器从无到有,农学院逐渐壮大发展成为国内知名学院。然而好景不长,胡先骕于1944年4月因“民国日报”事件被迫辞职,经济学家萧蘧接任校长。该年恰逢日军发动“浙赣会战”,致使农学院迁校期间设备仪器惨遭损毁,历年筹办之辛苦皆付之东流,不久萧蘧因遭学生误解辞职离校。林一民接掌正大,他一方面积极筹备发展农学院院务,一方面着手处理学潮运动,但与院长周拾禄在学生管理上有不同的意见,合作一年后两人产生嫌隙,1948年暑期周拾禄离校,由王志鹄接任院长。1949年5月南昌解放,随后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易名为国立南昌大学农学院。本文第三章至第五章以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为切入点,立体呈现正大农学院九年发展历程中的学科建设情况。就师资而言,虽历经播迁,院内总有名师留守;虽人数起伏不定,但这是时代所造成大学师资频繁流动的常态,并且正大农学院师资人数较多的时候甚至超过了许多“前辈”,成为国内农学院中名师齐聚的“农学重镇”。就人才培养而言,农学院始终将人才培养作为使命之一,设置合理的专业课程,置办齐整的教学材料,寻找合适的实习场所,总是为院内学子的成才尽心竭力,其学子也不负众望,毕业后或从事农业教育,或从事科研工作,虽领域不一,但都为国内农业教育及农业发展作出了一番努力。农学院的另一个使命是进行科研,服务农业。院内诸多科研立足于国情与江西地区的农业特色,并且农学院积极与其他农事机构开展合作,推广优良农产品种植,推广农学知识与技术,改良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此外,农学院还为农界人士与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诸多服务。本文结语梳理了正大农学院办学的经验教训与所获成就,以期鉴古知今。中正大学农学院在发展变迁中有不足,如教师进修培训始终被耽搁,拟定的发展计划总是因故难以执行,这些都制约了农学院的长远发展。但是,瑕虽在,却不掩瑜。农学院创造了众多的成绩与辉煌,其培养的人才、强大的师资、科研的成果与服务都对江西农业乃至中国农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发展模式对当今倡导的学科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聂选华[3]（2019）在《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文中认为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在不同时空范围内呈现出普遍性、连续性、积累性和重叠交错的分布特征,灾害的持续性和衍生性造成饥荒蔓延。面对严重的灾荒,清朝政府和云贵地方当局以国家完备的荒政制度为蓝本,积极开展灾荒赈济工作。荒政作为清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国家府库银钱和粮食等救灾物资的调拨,灾荒赈济举措的协调推行,以及云贵地区毗邻省区之间赈灾物资的应急补给,较大程度上拓展了云贵地区被灾民众的生存空间。清代国家荒政的制度化和灾荒赈济实践路径的系统化,为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和灾后重建提供了重要条件。清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对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社会治理和经营,清朝中央政权在云贵地区的设治经营及自上而下的“国家化”进程,为云贵地方的灾荒治理提供了制度支撑。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不同程度地加剧了云贵两省自然灾害暴发的频次,并对清政府加强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进程造成影响。荒政制度作为清代国家治理西南边疆的重要路径,为清朝中央政权巩固和经营西南边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云贵地区与周边乃至中原地区的灾赈资源整合与融通,加强了清政府在西南边疆灾荒治理期间的协调联动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并从根本上加快了清代国家“一体多元”的发展进程。边疆治理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热点议题之一。本文以清代云贵地区作为研究的特定时段和区域,以清代国家灾荒赈济的社会治理及其效应为研究对象,对西南边疆地区灾荒期间社会治理的国家应急响应能力进行分析,以多角度地认识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各个面向。同时,基于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深入分析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能力和基本谱系,对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体系以及云贵地区的底层认同和国家认同进行探讨,藉此系统阐释清代灾荒赈济在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过程中得到深入施行的深层机理和积极效应。
程则峰[4]（2019）在《传薪翻是出书人 ——舒新城出版理念及其实践研究（1930-1937）》文中提出晚清以降,西学东渐,中国的传统知识结构渐趋解体,思想和知识体系发生重大转型,使得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前后截然两分。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新式出版业成为勾连知识和常识、思想世界和生活世界的重要中介。出版家对于知识内化为常识、思想渗透入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曾长期担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的舒新城是其中的佼佼者。作为典型的五四青年,舒新城素存教育救国之志,随着对国内实际教育情形和近代中国教育史认识的深化,其教育思想由“教育万能论”转向“教育工具论”,并重视出版对于教育普及的作用,最终在友人陆费逵的邀请下,怀着“出版补助教育,出版开通民智”的理想加入中华书局任编辑所所长。舒新城的教育思想主导了他的出版理念,使他形成了“发展教育文化与维持公司生存兼顾”的出版方针和服务于中小学生和一般社会人士的读者取向。为落实出版理念,舒新城厉行考试制度,俾为编辑所揽才,并通过开展职业训练、塑造职业风气等方式对编辑所同人进行培育。同时,重视中华书局图书馆的建设,以丰富的图书参考资料支撑书籍出版。舒新城将书籍作为启迪民智、传播常识的工具,将自身的文化理念融入书中,出版了旨在提供系统知识的百科类书籍和满足学生求知需要的教育类丛书。在国难之际,舒新城还致力于出版普及国难知识和训练应变常识的国防类书籍,以此参与“文化国防”的建设工作。舒新城融教育思想于出版事业,致力于传播基础知识和各类常识,其主持出版的书籍承担着简化改造精英思想并将其向下传递的任务。这些书籍随着中华书局强大的发行网络进入千家万户,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潜移默化地形塑着社会各阶层的政治观念、思维方式和知识体系,影响深远而绵长。从这一角度而言,以舒新城为代表的近代出版家所从事的实际上是有别于学者和思想家的另一种形式的启蒙事业,实可谓:传薪翻是出书人!
张光润[5]（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指出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王昇[6]（2018）在《清代害虫观念研究》文中提出为了防治农业害虫,自古以来人们想了很多办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防虫治虫方面积累丰富的技术经验。治虫防灾也一直是中国历代帝王关注的大事,是官员必须承担的任务。同时,中国古人将虫作为生活、生产中合理存在的部分,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活动,只要其不伤害庄稼,不影响人的日常生活即可。不过,这一观念在现代的农药技术大行其道后便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近现代,中国大量采用杀虫剂,杀虫剂的撒布固然简便且效果良好,但对人体、环境的负面影响也很严重,人类滥用杀虫剂的后果,刺激我们去思考环境伦理问题。清朝是帝制时期的最后一个王朝,害虫观念得到总结并发展到最高水平,清代对害虫的防治措施更为完备,《清实录》中有大量关于害虫的记载,治蝗专书与相关地方志也最为丰富。清人具有独特的害虫观念,他们认为,昆虫（包括害虫）,与万物都存在于一气之中,都是自然界气运动的结果。因此,虫与万物都有在自然界存在的同等权利。作为这种观念的反映,在害虫发生的时候,清人虽然也主张捕杀害虫,但他们首先做的是,反省自身,反省自己是否违反了“天”的意志。这里的“天”既有大自然的含义,更有命运主宰者的意蕴。害虫的发生首先是违反“天意”的结果。因此,清人敬畏大自然,敬畏“天”这个主宰者,力求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天”的意志。害虫观念来自于人的见闻与生产、生活实践,面对虫害问题,不同的主体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思想观念。通过梳理相关文献记载可以看出,清代的害虫观念大体上来源于三个主体,一是,清朝皇帝的害虫观念,上至皇太极,下至溥仪,包括慈禧等特殊时期实际统治者的害虫观念;二是,农书作者的害虫观念,清代农书数量丰富,能集中反映农书作者们对于害虫的看法;三是,地方官与民众的害虫观念,他们是如何看待、治理害虫的,这些内容会反映在地方志记载中,本文将通过对方志的查阅与整理进行梳理。三个部分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能够较清楚地反映出清代整个社会对于害虫的认识。清代皇帝认为昆虫是合理存在的,昆虫草木与人与其他生物并育于太和,相信天与人之间可以相互感应,信仰虫神,也相信鱼虾卵可以变为蝗蝻的说法。害虫发生后,皇帝以祈祷、祭祀的方式祈求消除天灾,并自我修省,希望官民与皇帝一体一心,和气致祥则不会有灾害降临。但专事祈祷,放弃治理也是不可取的,害虫并非神虫,有损田禾,危害生产时必须进行捕杀,为防止害虫的发生,需重视预防,实力尽心治理,对于捕虫不力的官员严加惩治。清代治蝗农书众多,其中包含了农书作者们的害虫观念。他们认为,帝王的行为直接关乎虫灾,有好官则蝗虫不入境,或入境即死,地方官侵渔百姓就会有虫害,百姓的孝行也会影响到害虫的发生。并从气的角度解释害虫发生的原因,同时也相信鱼虾的卵可以变为蝗虫。农书作者们主张诚心修省、祈祷、祭祀,上天必然明鉴,民众为之所感,天灾虫害自然消除。还需消除戾气,以迎祥和。他们对害虫的习性与生长规律都有相对科学的认识,提倡害虫可捕、可食,主张消除百姓害虫不可捕的顾忌,并早加预防,治早治小。清代方志中的记载反映的多为基层官吏和普通民众的观念,关于害虫的来源,他们的基本看法是,害虫由天派遣而来,不论灾年、丰年,收成如何都是由天感召,天的运动有其自身规律,并非人的意志可以决定。掌管昆虫的神由上天统一管理,神对虫的行动、地方的丰歉负责,赏罚分明。阴阳失调也会导致害虫的发生,且鱼虾的卵可变化为蝗虫。对害虫究竟因何而来的认识影响到对害虫的治理,地方官与民众将害虫看成是神派遣而来,主要通过祭祀、祈祷天与诸神的方式消除虫灾。由于担心惹怒神灵,即使捕虫,也会向上天祷告其并非主观故意,而是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修德对于害虫的治理很重要,因为虫患发生与否与人的感召有关,遇到虫灾必须自省才能消除。清代地方志中还有诸多对害虫的名称、生长规律、习性等的描述接近于现代科学认识,当地民众据以捕杀害虫,效率较高。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违背自然规律会导致害虫的发生。皇帝、农书作者、地方官吏与民众对于祭祀、祈祷的看法和害虫是否可捕的认识都存在差异。清代皇帝的实用理性思维方式较为突出,以是否实用为标准,重视历史经验。由于清代前后历经267年,前后期皇帝的治理也有所差别,从前期的积极治理渐渐转向后期的消极治理。而地方官与民众前期认为害虫是人力可战胜的,到后期则更倾向于以祭祀、祈祷的方式祈求天、神的帮助。地方志中还反映了害虫观念的地区差异,总体来说,北方地区重视害虫的捕杀,南方地区重视祭祀、祈祷,陕西、山西与湖南、湖北例外,单独讨论,另外,不同地区对于害虫是否可食的认识也有所不同。与当今彻底杀灭害虫的观念不同,清人认为,昆虫与万物并育于太和,它们有在自然界存在的权利。因此,清代人关于害虫问题的基本观念是,在尊重自然,遵守“天意”的前提下,承认害虫存在的生态合理性,如果害虫不会对农业生产生活构成威胁,人类就不应也不能去消灭这些所谓的害虫。另外,在虫害发生严重的时候,人们除了反省自身的行为之外,也不应听天由命,放任虫害蔓延,对人类社会造成危害。这种独特的害虫观念,或许能对当今的害虫防治工作有一些启迪。
毛光远[7]（2016）在《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研究》文中提出清末民初以来,由于国内社会动荡不安,牧政废弛,天灾人祸接撞而至,畜牧业生产社会环境遭到破坏,中国产马数量及素质能力均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严重制约着军用马匹补充和农商社会经济的发展。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的国防危机日益加深,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加紧筹划国防军备建设,在推进现代化军备建设的同时,作为冷兵器时代关系封建王朝兴衰的马政,其在国防军备方面的重要性也逐渐引起了军政各界的重视,马政提上了国民政府议事日程。鉴于当时马政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军马补充的困难,国民政府相继成立了马政委员会、马政局及马政司等中央马政管理机构,并派马政界官员远赴国外考察,通过借鉴东西方列强马政模式,制定了马政建设长远计划及军马管理方面相关法规,围绕着以增加产马数量和增进产马素质为中心,开始推进马政建设工作,以期解决陆军建设中的马匹配额问题,加强国防军备建设步伐,应对当时所面临的险恶国际战争环境。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产马体格能力的下降,使得适合军用马匹数量日渐减少,故推进国产马匹品种改良成为国民政府马政建设主要内容之一。马种改良首要培育出足够数量优良种马,以期达到普遍改良之目的。有鉴于此,军政部创设了种马牧场和种马育成所,引进外洋优良种马,并通过洋马和国产马累代杂交,以期育成国产优良种马。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所属马种改良繁殖场在西部后方地区设立配种站所,推进民马改良繁殖工作。同时,为了马种改良繁殖工作有章可循,国民政府颁布了国营各牧场种马选用与马种改良的相关标准。然而由于外洋种马数量有限,再加上战争环境负面影响,国民政府各牧场民马配种站所未能广泛设立,更难以达到普遍改良繁殖民间马匹之目的。尽管如此,国民政府西部地区牧政建设活动对推动边疆民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无裨益。军用马匹广泛来源在于地方民间社会,因此推动地方产马事业发展成为国民政府马政建设中心工作之一。为了增进民间产马数量及素质能力,军政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奖励保护民间产养马骡相关办法,以推动地方马政建设工作向前发展。在国民政府推动地方马政相关政策的倡导下,地方各省通过设立种马牧场、推动民马配种、禁止屠宰马骡、举办马骡增产贷款及产马比赛会等方式,致力于地方马政建设工作。这不但体现了国民政府中央马政建设方案在地方的运行状况,而且对推动地方产马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由于接连不断战争影响,国民政府奖励保护地方产马政策缺乏彻底推行的良好社会环境,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是大打折扣,这在客观上又影响着地方民间社会产马业的发展。马政建设需要兽医、蹄铁等有关方面的大量人才,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对清末民初陆军兽医学校整顿建设,使其成为培养马政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校。军政部陆军兽医学校是民国时期畜牧兽医人才培养数量最多的高等学府。另外,为了解决地方畜牧兽医人才不足的问题及推动地方马政建设的需要,国民政府中央有关机构与地方各省通过举办各类短期训练班及高等学校教育等方式,加大马政人才培养力度。但由于当时畜牧兽医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相对滞后,再者受传统职业偏见的影响,从业人员较少,这使得民国时期畜牧兽医人才一直处于紧缺状态。人才供求紧张状况给国民政府马政建设造成了不利影响。军马补充与保育是国民政府陆军马政建设最为核心的内容。国民政府通过整顿原察哈尔军牧场,创设甘青地区军牧场及军马补充所等措施,试图建立起军马补充的常规性机制。鉴于抗战时期军马大量消耗及亟待补充的需要,军政部成立了临时购马骡机构,派员分赴后方产马各地采购军马,并通过"以马代丁"等措施从民间社会征集大量马匹,进行军马广泛社会动员。鉴于军马保健工作的需要,军政部制定了马乾、草料及兽医卫生器材的供给方式与发放标准,并建立了陆军马粮仓库、兽医卫生器材库、兽医院所等军马卫生防疫机构,加大军马保育及伤病马骡的治疗工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陆军马政建设对抗日战争胜利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起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由于近代中国积弱积贫,内忧外患接连不断,边疆畜牧地带危机接踵而至,尤其是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东北及华北等产马主要区域遭到破坏,再加上西北及西南地区处于军阀割据状态下,国家中央行政不是很畅达,国民政府中央直接控制的马政资源不断缩减,这都给马政建设工作的推进造成了不利影响。而在诸多不利因素之中,持续不断的国外内战争是制约马政最为主要决定性因素之一,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马政如同国家其他建设工作一样被淹没在战争的漩涡之中,建设工作的推进面临重重困难,更难以达到预期设计的目标。
康兆庆[8]（2016）在《抗战时期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研资助研究》文中认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造成中国学术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持续发展的局面骤然停滞。研究经费无着,研究设备不足,生活物质短缺成为制约抗战时期中国学术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学术界的诸多困境,国民政府以“奖励”学术成果的方式鼓励开展研究,但该政策制定之日起,就遭到时人的质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则采取消极策略,在抗战时期制定“维持资助事业最低限度原则”,对抗战时期的学术研究贡献有限。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采用积极主动的策略,借鉴德国学术救济委员会的办法,以人为中心,实施科研资助制度,从科研人员、科研经费、科研设备等方面为抗战时期中国学术研究的再度繁荣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也为近代中国新学术增长点的出现及研究方法的革新做出一定贡献。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是管理和分配英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机构,1931年成立,至1958年结束业务,存在了28年。1931-1945年,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对国民政府的建设与教育有过相当贡献。尤其是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面对侵略者对中国教育文化的摧残,为实现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纲领,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实施科研资助,在边远省份的大学设立大学讲座教授,以提高边远地区高等教育质量和促进科学研究的开展；协助科学工作人员,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延续中国科学前进的步伐；设立科学研究助理,选拔和培养优秀的青年科学研究者,为中国的科研发展储备人才；组织科学考察团,培养科研人员的科学探险精神,适应国家建设发展需要,为开发西南、西北边疆提供科学依据；创办中国地理研究所,集合地理学、测量学、海洋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开展联合研究,成为中国近现代地理学、测量学、海洋学最有影响的机构,在中国地理学、测量学、海洋学人才培养、训练及学术方向、学术理念的继承与发展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创办中国蚕桑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个从事蚕桑研究的高级科研机构,标志着中国对蚕桑学进行系统研究的开始,同时对于西南地区蚕桑改良及平衡政府国际收支起到重要作用；创办甘肃科学教育馆,开展地方性研究,推广科学教育和普及科学知识,为中国近代科学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抗战时期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多的成果,原因在于：一是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处处以适合国家需要为前提的资助原则；二是管理者和参与者的爱国热情；三是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科学管理及组织运行机制：四是朱家骅和傅斯年的科学观念及学术思想的影响；五是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与政府、高校、研究机构以及研究人员的通力合作。尽管董事会以适应国家需要为前提,但在科研资助中并不盲从于政府政策,而是坚持基金运行的独立性和科学发展规律,因此,两者之间的合作与冲突一直存在。然而,由于抗战中后期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基金运行出现问题,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加剧,最终导致科学协助制度无疾而终,甚为遗憾。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在抗战时期实施的科研资助制度,其特点有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个人研究与联合研究并举,严格评审与注重监督并行,服务国家需要为最终目的。同时,它也对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表现为引导学术研究转型,提倡学术研究新方向,树立学术研究新风气等方面。
王安[9]（2015）在《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明朝之前,残疾军人保障的标准不明晰,残疾没有轻重之分,待遇没有高下之别。明代的残疾军人保障有了初步的分类,体现出一定的差别。清朝前期对残疾军人的保障,主要依据其自身的残疾轻重程度和是否立有战功来给予相应的待遇;晚清时期,虽然新旧规章共存并行,但是军人的残疾等级有了较为明晰的划分,残疾鉴定更加科学,残疾军人的长期生活也受到了重视。中国传统社会原本就存在针对残疾人的积极救助措施,晚清国门开放,这些积极救助措施也开始转型,由单纯地学习技艺,转向以特殊教育为手段,激发残疾人的潜能,提高其能力。这些都可以在民国时期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制度和实践中寻找到踪迹。同时代的欧美各国通过物质补偿、康复就业、权利保障来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和合法权益。这些国家保障残疾军人的实践向民国政府和国人展示了新的保障理念和保障措施。政府和国人均表现出了仿效的愿望。优抚和安置是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优抚既包括物质层面的抚恤,又包括精神层面的优待。抚恤方面,管理机关分层设科,各有职掌;评残范围逐步扩大,待遇标准的制定主要依据军衔,残疾程度居于次要地位,虽然恤金标准多次提高,但与日渐高涨的物价相比,依旧是杯水车薪,士兵靠抚恤金,根本无法维持生存;在实际的抚恤过程中,虽然相关手续逐渐规范,但是微薄的抚恤金常常被拖欠、克扣。优待方面,残疾军人的功绩获得了表彰,政府与社会团体经常对残疾军人进行慰问、犒劳,残疾军人及其家属还可以获得费用减免等优惠待遇。这些措施虽然起到了一定精神慰藉、激励士气的作用,却并没有在实质上提升残疾军人的社会地位。收容教养与就业安置同为国民政府安置残疾军人的重要举措。国民政府设立教养院为残疾军人提供衣食住所,对他们开展教育,灌输政治理念,传授文化知识,培养劳动技能,并管束其行为。国民政府安置残疾军人就业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组织残疾军人集体进行生产活动;第二,鼓励残疾军人分散就业。安置残疾军人就业的活动,开始于全面抗战之前,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设立机构,出台法规,建构了残疾军人就业安置制度。残疾军人安置工作在抗战期间于国统区内全面推行开来,由于各种原因,抗战胜利之后,国统区的残疾军人安置工作逐渐陷入困境之中。国民政府安置残疾军人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国统区的残疾军人安置工作得到了社会力量的支持,社会舆论给予残疾军人安置工作高度关注,当时的社会舆论认为,安置残疾军人,不仅是满足残疾军人的个人需要,也是政府的责任和社会的义务,更是坚持抗战乃至建设国家的必然要求;并探讨了安置的具体途径,如提升素质、集体安置等。全面抗战之前,社会团体对残疾军人的救助活动就已经存在。全面抗战期间,社会团体中出现了以残疾军人为服务对象的专业团体。这些社会团体开展职业培训,介绍工作岗位,设立安置社区,为安置残疾军人做出了重要贡献。残疾军人也自发组建了互助团体,为群体谋福利。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根据地为依托,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对人民军队中的残疾军人实行社会保障。土地革命时期,军队系统与政府部门,明确分工,密切配合,形成了一个集抚恤、优待、疗养、安置为一体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体系。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将优抚与安置紧密结合,引导残疾军人发展生产,实现自给自足。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将残疾军人社会保障工作与革命斗争的需要相结合,号召残疾军人继续为革命服务。各解放区开办荣誉军人学校,提高残疾军人的政治觉悟,组织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对于有工作能力的残疾军人,军政部门则量才使用,分配适当工作。对于身处后方的残疾军人,各解放区则鼓励他们努力发展生产,在改善生活的同时厉行节约,尽力支援前线。民国时期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在性质上已由皇权恩赐转变为政府责任和社会义务。政府、社会团体、民众均参与其中。保障的目标由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提升为实现自我价值。保障措施也由单一向多元转化。与同时代的欧美国家相比,民国时期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在保障水平和保障标准方面还存在着差距。革命根据地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成效明显优于国统区。这与两党的动员能力、组织能量、政治风气及政策执行力有密切关系。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历史轨迹为今天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推行和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陈晓峰[10]（2015）在《通州范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学世家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通州范氏家族是名副其实的文学世家,具有典型意义和独特之处。家族跨越明、清、民国,直至当代,450余年间繁衍生息,绵延13代,克绍箕裘,文人辈出,先后诞生了文学家30余人,文献留存丰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令人叹为观止的家族景观。本文以通州范氏家族文学与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分为上编和下编两大部分,上编是家族整体研究,下编是家族个案研究。从原始文献出发,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进行重点突出、深入系统的课题研究。论文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考订家世谱系、梳理家族文脉。根据家谱、史志、别集等文献记载以及当代学者最新研究成果,补充和完善通州范氏家族信息。通过世系简表与人物小传的形式还原家族众生群像,勾勒生息、繁衍、迁徙的历史轨迹,建构丰富而明晰的家族文学谱系。通州范氏门祚悠久,系北宋名臣范仲淹直系后裔,属其次子忠宣公范纯仁支脉。南宋覆亡之际,由江西抚州始迁通州,不断壮大,发展成为该地首屈一指的文学世家。家族各代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和传承意识,从明代中叶范应龙开始诗文存世,13代以着述立身,翰墨相继。笔者广泛搜集家族着述信息,务求其详,力求其尽。同时按图索骥,奔赴全国各地图书馆,排比已知诗文版本,考述新出着述内容,梳理出家族成员各类撰着、辑录逾200余种。范氏家族漫长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既有彬彬之盛、着述盈门的高峰时期,也有衰落不振、命悬一线的低谷阶段,呈现了曲折推进的态势,承中有变,同中有异,由此带来文学生命的长盛不衰。第二章探讨家族发展演变的文化生态。首先,朝代更迭、社会政治、文学思潮与家族命运紧密相关,直接影响到成员的境遇心态、处世方式、创作阵容、文学审美。其次,范氏家族长期稳定地生活于通州,带有该地鲜明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基因,襟江枕海、南北五山的地理环境,重视兴学、文教发达的人文传统,名家辈出、艺文繁富的文化氛围等,成为孕育文化世家的积极因素。又次,家族形成了一脉相承的重教传统,以实现文化累积和家学传承。不仅重视自身家族的文化建设,还强调婚姻圈的建立,起决定作用的是双方的品节操守和文化背景。范氏内部诗文唱酬,群体参与,交相师友,赏鉴品评,既增进了亲情,又锻炼了诗艺,在艺术化与审美化的生活方式中激发起强大的家族文学能量。晚辈精心守护、整理前代文学文献,前赴后继,不遗余力,建构起庞大的家族文学谱系。第三章揭示范仲淹对通州范氏家族文化精神的影响。范仲淹丹心辅国,忠厚传家,通州范氏成员受到其深刻影响,文化精神高度质同,各代传承文正家风不辍。第一,范氏世代演进过程中,家族意识异常强烈,贯穿始终。认祖归宗,称颂家族崛起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敬宗收族,通过兴义庄、修家谱等方式增强亲族联络。高度重视治家教子,对家族未来发展密切关注。第二,范仲淹“先忧后乐”的社会担当引起范氏家族各代普遍共鸣,居庙堂之高,慷慨时事,无私无畏,登进善类,揭发贪鄙;处江湖之远,忧念国君,改善民生,指陈时事,建言献策。第三,范氏家族发扬文正苦读精神,世代不懈。在先祖深厚广博的艺文修养感召之下,各代注重经学、史学、文学、艺术、医学的累积传承,蓄厚发远,家族内部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和高雅的艺术品位。第四,孝悌是范仲淹维系家族的精神纽带,也成为明清通州范氏的显着家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各代自觉发扬先祖人文关怀,传递仁爱,博施于众,普行善举。第五,注重教育也是范氏家族一脉相承的家族情怀,设馆授徒、受聘西席,从事官学、执掌书院,到创办近代新学、投身现代教育,类型丰富,惠泽深远,形成了悠久的教育传统和可观的教育阵容。第六,范仲淹清正廉洁的立身品节对家族影响深远,范氏成员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勤俭持家,甘贫守约;励节修身,正直磊落。在家族漫长坎坷的发展过程中,各代推重先祖宠辱不惊、进退裕如的儒隐精神。这一超然胸怀的获得或与佛教情结密切相关,发展为特色鲜明的家族佛学修为。第四章以明末范凤翼为研究对象。范凤翼是家族唯一一位立朝言政之人,忠君忧民,正气凛然,以事功和文学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本文论述涉及其诗文版本、着述刻书、政治立场、结社赋诗、诗歌创作等。万历三十八年,范凤翼辞官归隐,提倡风雅,积极投身文化事业,其诗文着述在清代特殊文化语境下,流播过程中禁毁与选录二元并存,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尽管家庭经济拮据,范凤翼刻书共计19种,数量在《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江苏家刻卷》中仅次于毛晋,涵盖经、史、子、集,扞卫传统经典,鼓励学术创新,关注现实政治,重视人伦教化,悉心甄别,精心校刊,在明末清初出版史上值得关注。范凤翼正道直行,命运与晚明党争无可避免地产生了紧密关联,被时贤后彦普遍视为“东林人物”。笔者通过其与东林党人在政治作为、社会交往、立身原则、党争态度方面的异同,逐一辨析,以澄清事实,还原其非“东林人物”的真相。范凤翼致力于与志同道合者交游结社,是通州山茨社,金陵白门社、兰社的灵魂人物。山茨社寓含鲜明的政治态度,先后绵延近二百年。白门社名流翕集,规模宏大,盛极一时。兰社是明代为数不多、规模最大的画社,诗、画渗透交融。三社均属艺文性质鲜明的文人活动,持续时间长,参与人员众,活动内容多,相互补充,在明清文人结社史上具有独特意义。范凤翼置身明代门户林立、纷纭杂陈的诗坛格局,主要继承前后“七子”诗学思想,并对其成败得失进行深刻思考,代表了明末清初文坛的主流风习。其诗歌紧密结合万方多难的时局、坎坷多艰的人生,寻求复古与性灵的融合统一,陶写性情,真挚感人,诗风雄奇,自然流畅,各体兼备,复古模拟的同时求新求变,真实袒露了明末文人的生存境况和精神世界。第五章以清初范国禄为考察对象。范国禄以布衣终身,是家族文献着述最为宏富之人,诗文杂着且逾百卷。其着述刊刻行世者大部分现皆罕见或亡佚,多以稿本、抄本传世,不乏海内孤存。笔者对其诗集、文集、总集、杂着版本及流传进行了系统梳理,其中多有可贵发现。中科院图书馆藏《十山楼诗年》三卷,卷首自注不见传世他本,为了解人物生平事迹、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材料。中科院图书馆藏《狼五诗存》是通州第一部地域诗歌总集,呈现了该地有宋以来诗歌发展状貌和诗人群体图谱,成为研究地域文学的珍贵参照。中科院图书馆藏《十山书刻序言》,收录了清初李渔等33人为范国禄16种书刻所作序文,内容可靠,归属明确,多数均属首次披露,保留了大量顺康之际文人别集失收之作,颇多正误、辑佚之功,也为考察人物生平、交游、文学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文献。清代文学繁荣发展中布衣群体形成了中坚力量,范国禄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活跃于清初文坛词苑,努力矫正流弊,积极参与时代建构。其诗学对明代反思批判,对现实救弊补偏,鲜明体现了对儒家诗教精神的皈依和坚守。以博大的胸怀面对前代诗学遗产,取舍慎妥,其复古与总结在清代具有典型意义。范国禄篇目繁多的诗作详细记录了一己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留下了解清代前期下层文人生存状态的第一手资料。诗歌创作努力挣脱晚明竟陵诗派的幽孤局促,直面广阔社会和现实人生,酣畅淋漓地言志抒情,登山临水、雅集唱酬之作尤多,显示了清初社会安定繁荣带来的士风新变和文坛新景。其诗以情感人,各体兼备,以赋为笔,出入唐宋,具有清逸之美,体现了时代文坛主流的审美观念。范国禄参与词界唱酬,从事词学实践,参编词坛总集,评点词家名作。具有强烈的尊体意识,严格区分诗词之异,规范词作之韵。顺应时代潮流,超越正变论争,主张广泛师法。对重要词学命题的阐发达到了时代新高度,不仅雄峙于广陵词人群体,在清初词学胚变时期亦不容忽视。范国禄爱重交游,这是其作为布衣文人的主要生活方式,交往人物接近1000人,对象不拘一格,既有遗民志士,如陈济生、冒襄,又有当朝官吏,如王士禛、孔尚任、施闰章,还有布衣文人,如陈维崧、李渔、邓汉仪,笔者选择对其有重大影响者加以分类考察。第六章以晚清范当世为论述重点。范当世作为家族中对时代文坛影响最着者,诗是晚清同光体的杰出代表,文为曾国藩、张裕钊之后桐城一脉的嫡传。范当世具有丰富的问学经历和广泛的文学交游,深刻思考和持续关注古典诗歌发展,鼓励争鸣,主从同光诗体观点,通过复古的方式开创诗界新局面。同时,以积极姿态应对时势,革故鼎新,表现出的文学自信令晚清诗坛为之一振。范当世将创作的源头活水指向了诗人生存和社会现实,强调传统士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对国家与文化的担当。推崇创作主体刚正的人格、渊博的才学,避浅去俗,崇尚“深寒”之境,代表了新旧杂陈的近代语境下文人在诗学道途的锐意进取和艰难探索。范当世主要取法宋代诗学思想和艺术手法,借径苏、黄,上溯杜、韩。以文为诗,纳入了纯熟的散文笔法;诗风鲜明,以甲午战争为界,前期雄放劲健,后期沉郁悲壮;求新求变,在题材、内容、艺术等方面努力开拓;致力于炼字琢句,多用典故。范当世与杜甫在社会政治、家族文化、命运遭际、诗学思想等方面高度一致,诗歌呈现出鲜明的杜甫情结,表现为思想内容的借鉴,艺术技巧的吸收,精神人格的发扬,从具体视角显示了杜甫在晚清的接受和影响。范当世重情笃义,与前室吴氏伉俪情深,相濡以沫,妻死之后以诗文宣泄哀伤,凄美动人。不仅诞生了广为传诵的名篇,而且可见对这一传统题材的艺术开拓与创新。范当世与继妻姚倚云显示了以尊重、平等为核心的全新文人伴侣关系,既呈现为家庭生活内的温馨融洽,又表现为社会场域中的相得益彰;既有对传统道德的恪守,又有对时代新风的吸纳;既有深挚感情的支撑,又有共同事业的维系,深刻体现了传统婚姻的近代转型。范当世交游遍布天下,其中与刘熙载、张裕钊、吴汝纶、陈三立的交往对其诗文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担任李鸿章西席,个体命运与近代时事政治产生了紧密关联。笔者选取这5位人物,全面搜辑文献,细致辨析,详细解读交往事迹,以深入了解人物命运和文学创作。通州范氏家族文人数量可观,文学成果丰硕,主导了通州明清文坛格局,成为乡邦文学的核心,以独特的文学声望和榜样力量带动了该地文学的繁荣,是家族参与地域文化建设的典型。不仅如此,范氏各代素有重视交游的家族传统,对象不拘,地域开阔,积极投入各地文学活动,参与时代文学思考,不仅提升了自身艺文能力,更带来与时代文坛的交流互动,广泛的社会交往中因才华修养为个体和家族赢得了声誉,影响远超一地。范氏清芬世守,虽然功名零落,境遇窘迫,坚定维护诗书传家的生存模式,潜文游艺,扎根现实生活,介入时代发展,追求文学与人生的水乳交融,是超越功利的纯粹文学家族,显示了古代世家的多元存在方式和发展态势。当历史上众多文化家族飘零消逝、成为过往之时,范氏持续推进、绵延至今,岿然灵光,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是地域文学乃至国家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和地位。此外,笔者还对范氏家族第13代成员范曾先生进行了相关研究,如古体文学创作、范氏家风对书画艺术的影响等。因论文篇幅所限,暂且割爱。
二、ENTOMOLOGIA SINICA Volume 9,2002 CONTENTS（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ENTOMOLOGIA SINICA Volume 9,2002 CONTENTS（论文提纲范文）
（1）山东农业近代化专题研究（186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农业问题:中国近代化发展的基础 |
| 二、选题的价值、意义与作用 |
| (一)学术价值 |
| (二)理论意义 |
| (三)现实作用 |
| 三、学术史综述 |
| (一)史料出版 |
| (二)馆藏档案 |
| (三)学术成果 |
| (四)其它方面 |
| 四、学术要点 |
| (一)选题切入点 |
| (二)重点 |
| (三)难点 |
| (四)学术创新点 |
| 五、相关界定 |
| (一)时间界定 |
| (二)主体界定 |
| 第一章 近代山东种植业发展述评 |
| 第一节 山东农业种植地域的专门化发展 |
| 一、土地占有状况与作物致诱性变迁 |
| 二、天灾人祸与农业种植专门化 |
| 三、专门化生产的成就与局限 |
| 第二节 山东农业种植的商品化发展 |
| 一、赋税与农业商品化发展 |
| 二、交通与农业商品化发展 |
| 三、农业商品化的局限 |
| 第三节 农业种植的科学化发展 |
| 一、化肥与农药的施用 |
| 二、水利灌溉的发展 |
| 三、农业机械的使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基督教与山东农业近代化 |
| 第一节 传教士来源及其见闻 |
| 一、来鲁传教士的差会来源与发展概况 |
| 二、传教士眼中的山东农业 |
| 第二节 传教士的早期农业活动 |
| 一、优质品种的引进 |
| 二、推动副业发展 |
| 三、先进科学技术的宣传 |
| 第三节 乡建运动与农业现代化——以齐鲁大学为例 |
| 一、被教会忽视的山东农业 |
| 二、振兴农业的尝试 |
| 三、迟滞的进程——齐鲁大学农事活动的局限 |
| 小结 |
| 第三章 外国政府和团体与山东农业近代化 |
| 第一节 外国在山东的农业活动 |
| 一、山东农业调查 |
| 二、外国的农业投资与援助 |
| 三、棉麦借款与山东农业 |
| 第二节 德日在青岛的农业建设 |
| 一、德占时期的农业建设 |
| 二、日占时期的农业建设 |
| 第三节 外国团体与山东农业:以山东华洋义赈会为例 |
| 一、组织架构与资金来源 |
| 二、赈济工作 |
| 三、农业活动 |
| 四、成就与局限 |
| 小结 |
| 第四章 山东农业近代化历程中的农业机构 |
| 第一节 农业部门的近代化发展 |
| 一、中央农业部门的近代化进程 |
| 二、山东地方农业部门的近代化沿革 |
| 三、山东农业部门近代化局限 |
| 第二节 山东基层农业机构建设 |
| 一、各级农事试验场沿革 |
| 二、农业部门人员构成 |
| 三、基层农业机构发展:以青岛为例 |
| 第三节 政府与农业活动:以青岛防治赤星病运动为视角 |
| 一、20 世纪30 年代青岛农业状况 |
| 二、运动发起及筹备 |
| 三、官民矛盾的形成 |
| 四、围殴村长事件与政府应对 |
| 五、官民矛盾的解决 |
| 小结 |
| 第五章 山东农业近代化历程中的教育机构 |
| 第一节 山东各级农业学校沿革 |
| 一、山东高等农业教育 |
| 二、山东初、中等农业教育 |
| 三、成就与局限 |
| 第二节 高等农业人才培养:以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为中心 |
| 一、教员情况及管理 |
| 二、癸卯学制与学校生源 |
| 三、课程安排与学生管理 |
| 四、学业、就业、职业:由成绩表引发的审思 |
| 第三节 山东地方农业教育 |
| 一、士绅与山东农业学校 |
| 二、山东地方农校运行及学界反思 |
| 三、乡建运动与农业教育实践 |
| 小结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2）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思路 |
| (一)路数选择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成立背景 |
| 一、战时江西农业的现状与重要地位 |
| (一)抗战时期的江西农业情况 |
| (二)抗战时期的江西农业地位 |
| 二、战时江西高等农业教育的缺失 |
| (一)晚清时期 |
| (二)民国时期 |
| 三、时代交织背景下的人才流动 |
| (一)江西农业人才的回流 |
| (二)战时农学人才的内迁 |
| 第二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发展态势 |
| 一、胡先骕掌校时期——茁壮发展 |
| (一)充实图书资料 |
| (二)添置仪器设备 |
| (三)扩充实验场所 |
| (四)壮大发展院系 |
| 二、萧蘧掌校期间——惨淡经营 |
| (一)迁校避战(1944年5 月—1945年8 月) |
| (二)战后复员(1945年8 月—1946年11 月) |
| (三)内战学潮(1946年11 月—1947年7 月) |
| 三、林一民掌校期间——艰苦奋斗 |
| (一)林一民与周拾禄 |
| (二)林一民与王志鹄 |
| 第三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师资队伍 |
| 一、农学院的师资情况 |
| (一)师资人数、研究领域、留学学历 |
| (二)师资来源情况分析 |
| (三)教员“留守”原因之分析 |
| 二、农学院的师资对比 |
| (一)与校内其他院系对比 |
| (二)与国内其他农学院对比 |
| 三、农学院的知名师资 |
| (一)国内农学领域学科带头人 |
| (二)任职任教的四位学部委员 |
| (三)与农学院同甘共苦的教授 |
| 第四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人才培养 |
| 一、农学院的学生情况 |
| (一)学生来源、招录人数、专业选择 |
| (二)学生成绩与培养质量 |
| 二、农学院的人才培养方法 |
| (一)结合实际设置科系专业与课程 |
| (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
| (三)以实习检验学理 |
| 三、学生毕业去向及院内知名校友 |
| (一)学生毕业去向及就业选择方向 |
| (二)农学院内各系知名校友 |
| 第五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科研工作及社会服务 |
| 一、农学院的科研工作 |
| (一)科研准备 |
| (二)科研活动 |
| (三)科研成果 |
| 二、农学院的社会服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3）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灾荒史研究的问题导向及既有研究成果 |
| 三、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四、研究重点和难点 |
| 五、创新与写作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自然因素 |
|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 |
| 二、气候变迁的驱动 |
| 三、生态环境变迁的负面效应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社会因素 |
| 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化 |
| 二、云贵地区民族起义的扰动 |
| 三、西方近代化势力的入侵 |
| 第二章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差异 |
| 一、气象灾害 |
| 二、地震灾害 |
| 三、地质灾害 |
| 四、疫疾灾害 |
| 五、农作物病虫害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产生的后果及影响 |
| 一、灾害对云贵地区农业生产的冲击 |
| 二、灾害对云贵地区财政经济的损耗 |
| 三、灾害对云贵地区民众生活的扰动 |
| 四、灾荒对云贵地区社会文化的影响 |
| 第三章 清代云贵地区荒政制度的施行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荒政的基本程序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报灾 |
| 二、清代云贵地区的勘灾 |
| 三、清代云贵地区的审户 |
| 四、清代云贵地区的发赈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救灾的基本措施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蠲免 |
| 二、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 |
| 三、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借贷 |
| 四、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抚恤 |
| 第四章 清代云贵地区的备荒仓储制度建设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常平仓建设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常平仓设置 |
| 二、云贵地区常平仓的功能 |
| 三、云贵地区常平仓的管理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社仓建设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社仓设置 |
| 二、清代云贵地区社仓的功能 |
| 三、云贵地区社仓的管理 |
| 第三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建设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建设 |
| 二、清代云贵地区义仓的功能 |
| 三、清代云贵地区义仓的管理 |
| 第四节 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建设 |
| 一、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推行的原因 |
| 二、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的建设 |
| 三、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的实践成效 |
| 第五章 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赈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官方救灾实践路径 |
| 一、减免额赋以纾民困 |
| 二、平粜米谷以平市价 |
| 三、赈给银米以裕口食 |
| 四、鼓励垦殖以补种杂粮 |
| 五、捐给养廉银两以资赈济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民间救灾实践路径 |
| 一、地方官宦倾力捐输 |
| 二、民间绅商慷慨捐赀助赈 |
| 三、民众祭拜神灵以禳弥消灾 |
| 第三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灾后恢复重建实践 |
| 一、修缮城墙以资扞卫 |
| 二、疏挖河道以广“东作” |
| 三、修复桥梁设施以利行旅 |
| 四、修复盐井以利税课征收 |
| 第六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案例探讨 |
| 第一节 危机与应对:清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害救济 |
| 一、清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情 |
| 二、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害赈济 |
| 三、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后重建 |
| 第二节 清光绪朝云南昭通以工代赈的实践路径及成效研究 |
| 一、清朝“以工代赈”在西南边疆实施的原因 |
| 二、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主导措施 |
| 三、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辅助举措 |
| 四、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社会成效 |
| 第三节 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应急响应 |
| 一、清代贵州“新疆”的开辟 |
| 二、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发生的背景 |
| 三、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时空分布特征 |
| 四、清代贵州“新疆”地区的自然灾害应急响应 |
| 第七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赈实践的区域联动效应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赈实践的区域协调联动 |
| 一、云贵地区灾赈物资的应急调运和供给 |
| 二、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国家干预” |
| 三、云贵地区灾赈期间的乡村秩序维系 |
| 第二节 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联动效应 |
| 一、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困境 |
| 二、清光宣时期云南的灾赈近代化转型路径 |
| 三、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社会效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及荣获奖励情况 |
| 致谢 |
（4）传薪翻是出书人 ——舒新城出版理念及其实践研究（193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前史 |
| 三、研究方案 |
| 第一章 以出版为志业：舒新城入职中华书局 |
| 第一节 与文化运动相应和：中华书局的前二十年 |
| 一、与中华民国相伴而生 |
| 二、承前启后的二十年代 |
| 三、变动时代中的编辑所 |
| 第二节 友谊乎?志业乎?：舒新城入职中华书局的因缘经过 |
| 一、教育家的成长之路 |
| 二、从教育界转向出版界 |
| 第三节 早期经历中适于出版的素质 |
| 一、广博与专精的知识体系 |
| 二、嗜书如命 |
| 三、熟于出版流程,敏于读者需求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融教育于出版：舒新城的出版理念 |
| 第一节 由教育救国到出版救国 |
| 一、五四青年的“教育万能论” |
| 二、从“教育万能论”到“教育工具观” |
| 三、出版是补助教育的利器 |
| 第二节 融合教育的出版理念 |
| 一、出版方针：“发展教育文化与维持公司生存兼顾” |
| 二、预设读者：服务于中低文化程度者 |
| 三、鼓动潮流：出版宜有计划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为出版奠基：中华书局人才网和知识库的建设 |
| 第一节 练成专业人才：中华书局编辑所的人才引进和培育 |
| 一、不拘文凭揽人才 |
| 二、培育编辑英才 |
| 第二节 打造“知识仓库”：舒新城与中华书局图书馆 |
| 一、设立图书馆 |
| 二、改造图书馆 |
| 三、建设成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出版理念与时代思潮交织下的书籍出版 |
| 第一节 建构系统知识：以百科类书籍为中心 |
| 一、“灌输一般知识的读物”：《中华百科丛书》 |
| 二、“供给人人必备之工具”：《辞海》 |
| 第二节 “养成新民”：以教育丛书为中心 |
| 一、“为儿童造福”：《小朋友文库》 |
| 二、供少年求知：《初中学生文库》 |
| 三、“提高文化的前途”：《大学用书》 |
| 第三节 国难之际的文化担当：以国防类书籍为中心 |
| 一、普及国难真相：以《东北研究丛书》与《淞沪御日战史》为例 |
| 二、“训练应变常识”：以《国防丛书》与《非常时期丛书》为例 |
| 本章小结 |
| 结语：近代出版家的启蒙理想及其践履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中华百科丛书》书目简表 |
| 附录二 《小朋友文库》书目简表 |
| 附录三 《初中学生文库》书目简表 |
| 致谢 |
（5）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6）清代害虫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五、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清实录》所见之清代皇帝的害虫观念 |
| 第一节 清代皇帝关于害虫发生的观念 |
| 一、天人合一观念影响下的害虫发生观 |
| 二、虫神负责掌管害虫的行踪 |
| 三、鱼虾子变化为蝗蝻的观念 |
| 第二节 清代皇帝关于害虫治理的观念 |
| 一、诚心修省 |
| 二、祭祀、祈祷以消除害虫 |
| 三、以捕杀方法治理害虫 |
| 四、整治蝗蝻易生地 |
| 第三节 清代皇帝对害虫的科学认识 |
| 一、害虫可捕 |
| 二、重视预防 |
| 三、其他科学认识 |
| 第二章 清代农书中的害虫观念 |
| 第一节 清代农书中的害虫发生观念 |
| 一、人的行为对害虫发生的影响 |
| 二、气“失和”导致害虫的发生 |
| 三、清代农书记载中的虫神信仰 |
| 四、陈芳生等农书作者对鱼虾子可变为蝗蝻的认识 |
| 第二节 清代农书中的害虫治理观念 |
| 一、修省对害虫治理的作用 |
| 二、祈祷、祭祀对害虫治理的作用 |
| 三、消除害虫需要消戾气、迎祥和 |
| 四、以捕杀方法治理害虫 |
| 五、整治蝗蝻易生地 |
| 第三节 清代农书中关于害虫的科学认识 |
| 一、农书作者们对害虫发生时间与生活习性的认识 |
| 二、害虫可食用、可肥田 |
| 三、害虫应早加预防 |
| 第三章 清代方志所见之害虫观念 |
| 第一节 清代方志中的害虫发生观念 |
| 一、天的意志决定害虫的发生与否 |
| 二、鬼神负责具体掌管害虫的行踪 |
| 三、气“不和”导致害虫发生 |
| 四、对鱼虾子可变为蝗蝻的认识 |
| 第二节 清代方志中的害虫治理观念 |
| 一、祭祀、祈祷可以缓解虫害 |
| 二、消除虫害需要修省 |
| 三、以捕杀方法治理害虫 |
| 四、整治蝗蝻易生地 |
| 第三节 清代方志中对害虫的科学认识 |
| 一、害虫的辨名 |
| 二、违背自然规律导致害虫发生 |
| 三、害虫的生长规律与习性 |
| 第四章 清代害虫观念的一般性考察与整体认识 |
| 第一节 皇帝、农书作者、地方官与民众害虫观念的比较 |
| 一、对祭祀、祈祷的看法 |
| 二、不同观念主体对害虫是否可捕的态度及认识 |
| 三、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 |
| 第二节 清代前期与后期不同主体的害虫观念对比 |
| 一、前后期皇帝观念的对比 |
| 二、前后期地方官与民众的治虫观念对比 |
| 第三节 清代害虫观念的地区差异 |
| 一、北部地区重捕杀 |
| 二、南部地区重祭祀、祈祷 |
| 三、其他地区 |
| 四、害虫可食观念的地区差异 |
| 结语 清代害虫观念的现实借鉴意义 |
| 一、现代滥用农药的后果 |
| 二、清代害虫观念对现代虫害防治与生态保护的借鉴价值 |
| 三、清代害虫观念对未来治虫工作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7）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史料运用说明 |
| 第一章 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的缘起 |
| 一、马匹在国防军备方面的重要性 |
| 二、产马数量锐减与体格能力的退化 |
| 三、军用马骡补充困难 |
| 第二章 中央马政机构与马政计划 |
| 一、中央马政机构演变与事权的集中 |
| 二、中央马政机构的播迁 |
| 三、全国马政建设计划 |
| 四、军马选定与保管规则 |
| 第三章 种马牧场与马种改良 |
| 一、马种改良预期标准 |
| 二、抗战前种马牧场建设与马种改良 |
| 三、抗战开始后的种马场所建设与民马改良 |
| 第四章 军牧场与军马培育 |
| 一、军牧场整顿与建设 |
| 二、军牧场马匹构成与军马培育 |
| 三、军牧场垦殖工作 |
| 四、军牧场与地方社会的纠纷 |
| 五、军民合作放牧协定办法的出台 |
| 第五章 提倡地方产马与地方马政建设 |
| 一、国民政府地方产马助成办法 |
| 二、地方各省马种改良繁殖 |
| 三、地方产马比赛会 |
| 第六章 马政人才培养与军马卫生防疫 |
| 一、马政人才培养 |
| 二、军马卫生防疫机制 |
| 三、陆军兽医卫生器材供给机制 |
| 第七章 国民党军队军马补充与草料补充机制 |
| 一、军马补充所与补充处 |
| 二、军马采购临时机构与相关问题 |
| 三、"以马代丁"措施与民众负担 |
| 四、"献马运动"与民众反抗 |
| 五、军牧场育成军马调拨 |
| 六、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军骡输入 |
| 七、马粮仓库与军马草料补充机制 |
| 八、军政部保护产马与军用马骡保育 |
| 第八章 国民政府马政建设过程中的相关困境 |
| 一、马政建设起步迟滞 |
| 二、马政模式与相关困境 |
| 三、马政资源萎缩 |
| 四、牧政基础设施薄弱 |
| 五、军用马骡频繁征调与农家役畜短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抗战时期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研资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研究回顾 |
|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资料 |
| 四、研究思路、创新点及框架 |
| 第一章 日本全面侵华与中国科研资助的调适 |
| 第一节 战争对科学研究的破坏 |
| 第二节 中国科研资助的调适 |
| 第二章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研资助的组织架构 |
| 第一节 决策机构 |
| 一、董事会议 |
| 二、教育委员会 |
| 第二节 执行机构 |
| 一、协助科学工作人员委员会 |
| 二、学科分组委员会 |
| 第三节 合作机构 |
| 第三章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研资助的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经费来源及运用 |
| 一、中英庚款的“退还” |
| 二、息金的运用原则与标准 |
| 三、庚款收支与运用 |
| 第二节 资助学科范围 |
| 一、资助学科的统计分析 |
| 二、“人文科学”资助范围的界定与讨论 |
| 第三节 评审程序 |
| 一、评审办法的确定与运用 |
| 二、评审标准的确定 |
| 三、监督考核机制 |
| 第四节 人情关系对评审的影响 |
| 第四章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资助科研人员的统计分析 |
| 第一节 大学讲座教授 |
| 一、讲座设置的统计分析 |
| 二、讲座待遇的统计分析 |
| 三、讲座设置的影响 |
| 第二节 科学工作人员 |
| 一、申请者的资格与条件 |
| 二、科学工作人员的群体分析 |
| 三、资助科学工作人员的成效 |
| 第三节 科学研究助理 |
| 一、科学研究助理的推荐 |
| 二、科学研究助理的统计分析 |
| 三、科学研究助理设置的成效 |
| 第五章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研资助与学术增长 |
| 第一节 科研资助与边疆研究 |
| 一、科学考察团与边疆研究 |
| 二、甘肃科学教育馆与边疆研究的学术转变 |
| 第二节 学术研究机构的创建 |
| 一、中国地理研究所 |
| 二、中国蚕桑研究所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说明 |
| （一）军人社会保障 |
| （二）残疾 |
| （三）残疾军人社会保障 |
| 三、研究综述 |
| （一）特殊教育 |
| （二）社会保障 |
| （三）残疾人事业 |
| （四）残疾人的贡献与影响 |
| （五）职业群体 |
| 四、研究方法与写作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起点和参照 |
| 第一节 历史起点：帝制时代的保障措施 |
| 一、明清以前：代有诏令 标准同一 |
| 二、明清时期：官兵有别 赏依伤定 |
| 三、晚清时期：多规并行 新旧共存 |
| 第二节 历史参照：残疾人的积极救助 |
| 一、传统遗产 |
| 二、晚清变化 |
| 第三节 时代参照：欧美国家的保障措施 |
| 一、物质补偿 |
| 二、康复就业 |
| 三、权利保障 |
| 小结 |
| 第二章 残疾军人的优抚 |
| 第一节 抚恤：经济补偿 |
| 一、管理机关 |
| 二、待遇标准 |
| 三、实际推行 |
| 第二节 优待：精神慰藉 |
| 一、优待方式 |
| 二、实际效果 |
| 小结 |
| 第三章 残疾军人的安置：政府举措 |
| 第一节 收容教养 |
| 一、机构沿革 |
| 二、收容转院 |
| 三、教养管束 |
| 第二节 就业安置 |
| 一、制度建构 |
| 二、实施情况 |
| 第三节 成绩与问题 |
| 一、主要成绩 |
| 二、存在的问题 |
| 小结 |
| 第四章 残疾军人的安置：社会支持 |
| 第一节 社会舆论的关注 |
| 一、关于安置意义的阐发 |
| 二、关于安置途径的探讨 |
| 第二节 社会团体的协助 |
| 一、推动职业重建 |
| 二、建立安置社区 |
| 三、组建互助团体 |
| 小结 |
| 第五章 革命根据地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 |
| 第一节 土地革命时期: 分工明确形成体系 |
| 一、机构设置 |
| 二、内容构成 |
| 三、实际运作 |
| 第二节 抗日战争时期: 优抚安置保障生活 |
| 一、抚恤 |
| 二、优待 |
| 三、安置 |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量才使用 继续革命 |
| 一、提高觉悟 培养能力 |
| 二、分配工作 量才使用 |
| 三、生产节约 支援前线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附录 |
| 致谢 |
（10）通州范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通州范氏家族文学谱系 |
| 一、家族谱系简表 |
| 二、家族人物小传 |
| 三、家族着述知见 |
| 四、家族文学脉络 |
| 五、家族独特之处 |
| 第二章 通州范氏家族文化生态 |
| 第一节 世变时风 |
| 一、社会政治深刻影响 |
| 二、家族成员与世推移 |
| 三、文学思想与时俱进 |
| 第二节 地域文化 |
| 一、襟江负海的地理位置 |
| 二、蒸蒸日上的文教事业 |
| 三、繁富多元的艺文成就 |
| 第三节 家族氛围 |
| 一、重视教育 |
| 二、文化联姻 |
| 三、诗歌唱酬 |
| 四、文学切磋 |
| 五、文献积累 |
| 第三章 范仲淹对通州范氏家族文化精神的影响 |
| 一、家族意识 |
| 二、社会担当 |
| 三、艺文修养 |
| 四、家风传承 |
| 五、教育心志 |
| 六、立身品节 |
| 第四章 铨曹特精衡鉴,林壑独励风裁——晚明范凤翼研究 |
| 第一节 范凤翼诗文集版本及作品流传研究 |
| 一、作品版本 |
| 二、后世流传 |
| 第二节 范凤翼诗歌创作研究 |
| 一、直面现实,题材丰富 |
| 二、陶写性情,真挚感人 |
| 三、雄奇阔大,自然流畅 |
| 四、各体兼备,求新求变 |
| 第三节 范凤翼刻书考论 |
| 一、刻书考 |
| 二、刻书论 |
| 第四节 范凤翼非“东林人物”辨 |
| 一、政治作为 |
| 二、社会交往 |
| 三、立身原则 |
| 四、党争态度 |
| 第五节 范凤翼的结社活动及其社集特征 |
| 一、范凤翼结社活动考 |
| 二、范凤翼结社活动论 |
| 第五章 翩翩浊世佳公子,只属扬州范十山——清初范国禄研究 |
| 第一节 范国禄着述版本及流传考述 |
| 一、范国禄诗集版本及其流传 |
| 二、范国禄文集版本及其流传 |
| 三、范国禄诗文总集及其流传 |
| 四、范国禄杂着版本及其流传 |
| 第二节 范国禄书刻序言考述 |
| 一、对了解范氏刻书内容提供了具体材料 |
| 二、对确定范氏刻书时间提供了可靠信息 |
| 三、对评价范氏诗文成就提供了多重借鉴 |
| 四、对了解范氏生平遭遇提供了重要旁证 |
| 五、对深化清初文人研究提供了宝贵文献 |
| 第三节 通州文学总集的开山之作——范国禄《狼五诗存》考述 |
| 一、编纂过程 |
| 二、选录对象 |
| 三、编排体例 |
| 第四节 范国禄诗学思想研究 |
| 一、功能论 |
| 二、创作论 |
| 三、主体论 |
| 第五节 范国禄诗歌研究 |
| 一、生平际遇 |
| 二、诗歌题材 |
| 三、艺术风格 |
| 第六节 范国禄词学研究 |
| 一、词学活动 |
| 二、词学思想 |
| 第七节 范国禄交游考述 |
| 一、遗民志士 |
| 二、当朝官吏 |
| 三、布衣文人 |
| 第六章 能教天下翕然变,岂谓其文穷始工——晚清范当世研究 |
| 第一节 范当世着述版本考述 |
| 第二节 范当世诗学思想研究 |
| 一、瓣香前哲无休歇 |
| 二、有我在,有当时在 |
| 三、积气成华人群卑,变幻吐纳云烟垂 |
| 四、几个审美范畴 |
| 第三节 范当世诗歌艺术研究 |
| 一、以文为诗,无施不可 |
| 二、多方师承,风格鲜明 |
| 三、崇尚新奇,独树一帜 |
| 四、锻炼字句,多用典故 |
| 第四节 论杜甫对范当世诗歌创作的影响 |
| 一、范当世诗歌对杜诗的引用与借鉴 |
| 二、诗歌主题一脉相承 |
| 三、技巧风格隔代响应 |
| 四、相似的创作背景和命运经历 |
| 第五节 范当世悼亡文学研究 |
| 一、吴氏其人,德艺双全 |
| 二、沉痛哀悼,愧悔由衷 |
| 三、追忆过往,深情缅怀 |
| 四、图画遗照,广泛徵咏 |
| 五、迫改初衷,不忘故人 |
| 第六节 范当世、姚倚云婚姻研究 |
| 一、成婚始末——好事多磨、一波三折 |
| 二、家庭生活——孝悌传家、满室春和 |
| 三、夫妻感情——志同道合、如鼓琴瑟 |
| 四、社会交往——身份多元、相得益彰 |
| 五、教育之业——前赴后继、矢志不渝 |
| 第七节 范当世交游考述 |
| 一、刘熙载 |
| 二、张裕钊 |
| 三、吴汝纶 |
| 四、李鸿章 |
| 五、陈三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ENTOMOLOGIA SINICA Volume 9,2002 CONTENTS（论文参考文献）
- [1]山东农业近代化专题研究（1860-1937）[D]. 王松.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2]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D]. 郑瑶.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1)
- [3]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D]. 聂选华. 云南大学, 2019(09)
- [4]传薪翻是出书人 ——舒新城出版理念及其实践研究（1930-1937）[D]. 程则峰.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5]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6]清代害虫观念研究[D]. 王昇.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7]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研究[D]. 毛光远.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6)
- [8]抗战时期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研资助研究[D]. 康兆庆. 山东大学, 2016(10)
- [9]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研究[D]. 王安. 苏州大学, 2015(07)
- [10]通州范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D]. 陈晓峰. 扬州大学, 201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