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文化城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

一、陶寺文化城址的发现及其意义（论文文献综述）

郭立新,郭静云^[1]（2021）在《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二）》文中研究指明2.嵩山地区:江河中原之北界放眼世界,在整个东亚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除了长江中游之外,没有任何城或古国性质的遗存,唯一的例外是西山城。豫中地区最早的城址就是郑州西山城（图四:21）。该城规模不大,估计城内面积3万平方米左右;依据碳十四约为公元前3300—前2800年（28）。郑州地区迄今并未发现与其同时的其他城址。

袁飞勇^[2]（2020）在《煤山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煤山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对煤山文化的内涵界定、分期、年代、区域类型划分、文化渊源、发展过程与周边文化互动关系、文化去向、与夏的关系等问题做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全文共分为绪论、第一至七章和结语。绪论部分主要对煤山文化以往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问题和研究任务。第一章界定清楚了煤山文化的内涵。通过与王湾三期遗存的比较,赞同王湾三期文化与煤山文化的分别命名,并指出煤山文化还应包括以禹会村、王油坊、南荡、杨庄二期、乱石滩、西花园、肖家屋脊、石板巷子等为代表的遗存。第二章按汝颍河流域、豫东南、豫西南鄂西北、鄂北、江汉平原、鄂西宜都、豫东皖中北、江淮东部等八个地理单元,分别对各区域的煤山文化遗存进行了分期研究。第三章对煤山文化各区域分期的对应关系进行了整合,将煤山文化总共分为从早到晚的五期,其中第一、二期为早期阶段,第三、四期为中期阶段,第五期为晚期阶段。然后全面考察了煤山文化以及相关考古学文化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提出煤山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1900年之间,其中早期约在公元前2500～2300年,中期约在公元前2300～2000年,晚期约在公元前2000～1900年。最后总结了煤山文化不同阶段分布范围的演变与区域类型的划分。第四章首先探讨了煤山文化形成之前中原地区仰韶晚期最晚阶段至龙山早期文化格局的变迁,指出过去常被认为已晚至龙山早期的王湾二期四段、里沟二期、滩小关四期、西山七组、大河村五期、谷水河三期、台王一期等遗存,因普遍仍含有彩陶,实则仍早于龙山早期且属于秦王寨文化。至龙山早期时,在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晚期遗存西进高潮的推动下,汝颍地区新形成大汶口文化前后屯类型,秦王寨文化传统为之终结。在此基础上,本章继而讨论了煤山文化早期两个地方类型郝家台类型和禹会村类型在形成过程中分别对龙山早期时大汶口文化前后屯类型与尉迟寺类型晚期遗存文化因素的继承,以及对同时期山东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因素的吸收。第五章详细讨论了煤山文化在早、中、晚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与其周边地区各不同考古学文化遗存的互动关系。首先在早期阶段,煤山文化推动了王湾三期文化的形成,并受到山东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较大影响。其次在中期阶段,煤山文化因东扩和南下,占据了江淮东部地区和汝颍以南的广大南方地区,自身分布范围发生重大变化并形成诸多新地域类型,由此煤山文化与相邻周边地区产生了新的文化互动关系与文化格局。最后在晚期阶段,因汝颍地区煤山文化煤山类型已转变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由此,黄河流域此阶段相邻周边诸遗存与煤山文化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长江流域诸遗存与煤山文化的关系则大体维持了上一阶段的基本格局。第六章对煤山文化中晚期阶段各不同地域类型的流向分别进行了考察。一是只延续至中期的汝颍地区煤山类型,其中位于嵩山东麓的部分,在煤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和后岗二期文化的冲击下率先转变为二里头文化新砦类型,并北向和南向移动,推动了洛阳盆地二里头文化花地嘴类型和汝颍绝大部分地区二里头文化蒲城店类型的形成,即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新砦期三个类型的全面形成。二是延续至晚期的其他七个类型。其中豫东皖中北的王油坊类型和江淮东部的南荡类型均被岳石文化所取代,而汝颍地区以南至长江中游沿岸的五个类型,与目前这些地区发现的年代皆早不过二里头二期晚段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之间尚存在缺环,并且它们的主要文化因素也均未见之于后者中,故而它们的去向仍需存疑,有待新材料的发现。第七章结合学界关于夏王朝年代、文献所载夏王朝早期活动地望的研究,对有关夏代早期重大史事与考古学、年代学的对应关系做了相应探讨,并以此推断煤山文化煤山类型与夏的关系以及其他类型的主要人群构成。结语部分则对论文的几点主要收获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本文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对将来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曹凌子,郭崇文^[3]（2020）在《中原史前文化的东渐与海岱地区筑城技术的发展》文中研究表明截至2020年年初,中国境内已发现史前有垣城邑逾百座,主要分布于北方、中原、海岱、巴蜀、江汉、太湖等六大史前文化区。其中,中原、海岱两区经由考古工作证实的史前城邑数量较多,规划布局、筑城技术等因素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甚至一定程度先进性①的态势,已有学者对史前城邑筑城技术给予过不同程度或不同类别的专题关注[1]。然而,就已刊文献而言,从文化交流、文化因素传播视角专门考量中原地区先民对海岱地区先民史前筑城技术影响的探讨为数偏少。

缪小荣^[4]（2019）在《中国早期城址城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早期城址是中国古代城市初创阶段之城址。城墙作为古代城市最突出的标志,在早期城址阶段扮演着重要角色。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开展,陆续发现了大量早期阶段的城址,为开展早期城址城墙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以早期城址城墙为研究对象,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有关地层学、类型学、聚落考古学、二重证据法及统计学的相关方法,对早期城址城墙的平面规划设计、城墙结构、城墙附属设施、城墙功用、城墙发展演变与分区等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全文共分八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是对早期城址城墙的相关概念加以界定,回顾和梳理与本课题有关的研究成果,分析其不足之处,说明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并对具体的研究方法加以阐释。第二章是城墙的发现及确认。主要梳理早期城址阶段中国各地已知的早期城址相关概况;按不同时段,以从早到晚的顺序归纳总结各区域已发现的建造有城墙的早期城址情况。认为中国各地已发现建造有城墙的早期城址267座,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及西辽河流域及其左近。第三章是城墙平面规划设计研究。将城墙按照平面形态的不同分为圆形城墙、方形城墙、不规则形城墙和非闭合城墙四类,其中前三类属于闭合城墙的范畴。并对这四类城墙进行大数据统计和分析,探讨其设计特征,分析不同类型城墙的合理性和优势。据统计,目前共发现圆形城墙城址13座,方形城墙城址62座,不规则形城墙城址14座,非闭合城墙城址18座。城墙规划设计受多重因素影响,可概括为地理环境、建造技术、建城理念、社会发展需求共四方面主要原因。第四章是城墙结构分析。将城墙结构分为形态结构、技术结构和墙基结构三大类。其中形态结构又可分为上下（纵向）形态结构和左右（横向）形态结构。上下结构可分为单独墙体、墙体+基槽、墙体+垫层三种;左右结构分为单独墙体、墙体+内外护坡、墙体+内护坡、墙体+外护坡四种;城墙技术结构包括单一堆筑、单一夯筑、单一版筑、单一砌筑、夯筑+版筑、夯筑+堆筑及其他式;墙基结构主要有平地型、基槽型、壕沟型、依崖型四类,有的城址城墙还存在多种墙基结构组合使用的混合型。对上述各小类进行考古学观察,总结其特征,并将其还原到大类下进行综合分析,考察不同类型各自的数量及所占比重,以及不同类型在中国早期城址阶段的发展演变规律。第五章是城墙附属设施探索。主要研究城门、瓮城、马面、角楼、道路、护城壕等城墙附属设施,对诸类设施的考古发现情况分时段归纳总结,并对建造技术（包括规划设计、建造方法）、功能及发展演变情况进行研究。认为城门整体演变情况经历了数量由少到多、城门设计由较随意变为较规整、相关城门设施由少到多的过程。瓮城数量一直不多,但形态结构逐渐变得规整。马面萌芽于仰韶时代,在龙山时代形成,夏商阶段缓慢发展。角楼主要功能是预警和观察。道路演变轨迹较清晰,数量由少到多、宽度由窄变宽、设置由随意到整齐。护城壕平面由圆形变方形、圈围面积由小变大、剖面由不规整到倒梯形、深度由浅变深。第六章是城墙的功用及城墙、城址与城址文明研究。认为城墙的功能主要有军事防御、防洪、规范空间布局和社会秩序、防野兽、防盗、拦坡筑坝、居住共七种。其中前两种功能在不同地区的侧重点有差异,即南方地区以防洪为主,中原地区和北方地区主要是军事防御。其规范空间布局和社会秩序属于后起功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出现的。此外,对城市的基本设施——城墙、无城墙城市的出现、建造设防城市的社会背景和动因、设防城市与城市文明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索。第七章是城墙发展演变与分区研究。依据城墙的平面规划设计、城墙结构、城墙附属设施的发展变化规律,结合城墙功用,将早期城址城墙分为仰韶时代、龙山时代、夏代和商代四大阶段。依据不同区域之间城墙的差异性,将早期城址城墙分为中部区、南方区和北方区三大区域,其中南方区又依据城墙结构方面的差异分为长江上游区、长江中游区和长江下游区三个小区。这些区域的早期城址城墙既有一定的共性,也存在诸多地方差异。第八章是结语。概括总结全文主要研究成果和观点。

申晓颖^[5]（2019）在《皋陶法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皋陶又作“咎繇”、“咎陶”、“皋繇”,史载皋陶是舜时期的重要大臣,专职司法。皋陶堪称中华民族的司法始祖,是后世各朝所恭敬的狱神,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法制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皋陶作为中国古代法文化中的重要人物,他的法治思想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本文主要围绕皋陶法文化展开论述,文章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是介绍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动态和研究方法。基于前人对皋陶的研究成果分析,发现在皋陶其人、皋陶法治思想内涵的分析,尤其是皋陶法治思想在历朝中地位的归纳分析上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因此,笔者在借鉴和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再研究皋陶的法文化,以便更清楚地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第二部分主要是对皋陶其人的分析,包括对皋陶居住地、皋陶形象及獬豸的论述。由于皋陶所处时代缺少确切的文献记载和实物资料,在论述皋陶的真实性和居住地时则较多依靠传世文献和相关考古资料。通过对六安说、洪洞说和曲阜说的比较分析得出,皋陶居住地是在今山西省洪洞县。第三部分是对皋陶法治思想的分析,主要是从皋陶法治思想中的“德”、“法”,以及皋陶刑法治理中的天人关系方面展开论述。舜时期的皋陶根据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在制定法律之时,便形成了一种德刑并用和德治为主、刑法为辅的思想特征。皋陶注重以人为本、狱讼宽平的司法原则,体现了皋陶对人性的关怀和更看重人自身的思想。第四部分主要是论述皋陶法治思想的历史地位,包括皋陶法治思想对皋陶所处时代产生的社会影响、在历朝中的地位以及对当今法治建设的启示。皋陶对尧舜时期的和合和文明社会的起步意义重大。皋陶时代社会上贯穿着以“明刑弼教”的精神进行社会治理的思想理念,对后世法律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历代统治者结合时势需要对皋陶的法治思想进行了程度各异的继承和发展,着重强调了法律对于维护皇权、政治统治的作用,使得皋陶在不同朝代社会背景下地位有所不同。因此,分析皋陶法治思想和历朝历代中皋陶的历史地位,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好的认识古代中国法律思想的内涵,了解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另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汲取其中的优秀法治文化及思想理念,使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于有光^[6]（2018）在《中国早期城市瓮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瓮城作为城门处一种独特的防御设施,其在早期城市阶段发生、发展的过程及整体面貌尚未研究清楚。文章根据已发表的考古资料,梳理早期城市中发现的瓮城材料,对早期城市中瓮城的形制、结构、建造技术、功能及与其它防御设施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全文共有五章:第一章为绪论。首先对论文涉及到的早期城市、瓮城等概念和研究的时空范围进行界定,简单回顾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并介绍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中使用的方法。第二章为瓮城的发现与确认。主要是将早期瓮城分为仰韶时代、龙山时代、夏商时代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梳理每一阶段瓮城的发现情况。认为早期瓮城经历了仰韶时代的孕育、龙山时代的出现、夏商时代的进一步发展等三个阶段。第三章研究瓮城的形制、结构与建造。总结归纳瓮城的平面形状和所处位置,分析构成瓮城的墙体、门道和门具、道路、门房、门楼、墩台、广场等设施的情况,并研究瓮城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方法。认为早期瓮城的平面形状可分为不规则形、长条形、曲尺形、方形、梯形等五种,结构包括墙体、门道、道路、门房、门楼、墩台、广场等几部分,建造方面北方多以石料砌筑,中原地区则多用土夯筑。第四章探讨瓮城的功能及其与其它防御设施的关系。即研究瓮城在战时防御和日常运用中发挥的功能,以及瓮城与护城壕、马面等城垣其它防御设施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瓮城具有军事防御、日常管理、防洪、装饰等功能,并与护城壕、马面等设施相互配合,共同加强了城门处的防御能力。第五章为结语。主要内容为总结概括正文的主要观点,并指出文章的不足之处。

王华东^[7]（2017）在《中国河套及周边地区史前社会与早期文明进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河套及周边地区是研究中国史前社会与早期文明进程的中心区域之一。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掘和研究,发现了丰富的地下遗存,并建立了较完备的史前文化体系,为建构我国早期文明进程多元一体化特征提供了重要的例证。河套及周边地区的史前社会与早期文明进程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距今约80006700年间,属于老官台文化阶段。原始农业畜牧业已经出现并有了进一步发展,但渔猎经济仍占据十分重要地位;原始的手工业技术已经产生,但制作技术较为粗糙,单一。其社会组织处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并出现了偶婚制家族的萌芽。原始的宗教意识已经产生。距今约67006200年间,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阶段。农作物种类,粮食产量都有所增加,犁耕农业开始萌芽;蓄养家畜的种类和数量都有所增加;出现了慢轮修理口沿的陶器制作技术以及手工业和农业分离的萌芽,简单的穿孔、抛光的石器制造技术,金属制造和玉器的切割技术开始出现。社会组织已经发展到偶婚制家族阶段,男女地位由平等甚至女性略高发展到男性地位开始逐渐居于女性之上的现象。本阶段图腾崇拜意识、特殊的“割体礼仪”、大型祭祀、早期萌芽状态的文字等的出现体现了宗教祭祀以及史前艺术的进一步发展。距今约62005200年间,属于仰韶文化史家类型经庙底沟类型到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早段。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手工业上慢轮修理现象已经相当普遍,在局部地区还出现了快轮修理小器物的技术。社会组织发展到家长制家庭公社阶段,距今59005500年间陇东地区出现了酋邦社会,公元前4000公元前3500的关中地区出现了早期城址起源,距今5500左右出现专偶制家庭的起源,男性地位进一步提高,出现了对男性的崇拜现象。距今约52003900年间,属于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晚段到龙山时代文化晚期。此阶段农作物产量进一步增大,小麦开始种植,快轮制陶和模制技术开始普及,铜器冶炼技术和玉器制作技术进一步发展,丝纺织开始出现。社会组织已普遍进入了专偶制家庭阶段,阶级开始分化,男性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开始奴役和压迫女性,成熟文字开始出现,宗教文化进一步普及。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在距今约50004300年出现了具有军事防御性质的石城群址,并出现了利用巫师阶层统治的初级酋邦社会。距今约43003900年的陕北石峁古城、山西陶寺古城阶级的萌芽、大型宫殿遗址、掌握公共权力的“警察”等特点的出现,标志着国家的产生,是河套及周边地区从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的标志,为探索我国早期国家形成、文明进程提供了重要的例证,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套及周边地区四个阶段演进状况的研究,与摩尔根、恩格斯提出史前社会四个发展阶段的理论基本一致,惟家长制家庭公社在河套及周边地区持续了近一千年的时间,持续时间较长,这与恩格斯认为的在农业社会出现后至文明时代开始前的绝大部分时段处于偶婚制家庭阶段,只在专偶制家庭出现前的短时段内是家长制家庭公社的观点不同。河套及周边地区文明进程研究为检验、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起源理论提供一个典型的例证,在是我国文明进程史上居于重要的地位。

李昶^[8]（2016）在《中原早期城市与文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所说的中原是以嵩山地区为中心,范围涉及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关中地区以东、河北南部等区域,重点空间范围限定在河南大部和山西南部区域。该地区位于中国大陆的腹心地带,地形多样,资源丰富,气候适宜,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古代文明,建造了一系列城市,为我们深入研究城市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新的考古发现,运用地层学、类型学、聚落考古学、社会学等方法,并结合文献学相关资料,对中原早期城市起源与发展的历程、城市社会的复杂化、城市性质及城市在文明研究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界定了本文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对文中出现的存在争议的相关概念进行阐述和界定,回顾并梳理了与本课题有关的研究历史与研究现状,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并介绍了本文运用的研究方法。第二章是中原早期城市的起源与发展探讨。综合考察中原地区城市的聚落形态、数量、规模、建造技术等方面,认为早期城市经历了裴李岗文化时期和仰韶文化早中期的孕育、仰韶文化晚期的起源、龙山文化时期的推广、新砦期和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初步发展等四个阶段,且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第三章为中原早期城市社会复杂化历程研究。通过对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时期不同文化城址内房屋建筑、墓葬、祭祀遗存、高等级手工业作坊的分析,认为仰韶文化晚期两座城址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阶层分化,但二者表现的并不一致。龙山时期不同文化城址内遗存反映的阶层分化情况也不一致,其中陶寺文化城址内社会阶层分化情况最为显着,阶层之间的区别也十分明显。与陶寺城址相比较,王湾三期、后冈二期、王油坊类遗存城址所反映的阶层分化并不十分明显,但也在不同方面表现出当时城内社会有一定程度的分化。同一文化城址之间的复杂化情况也不一致,如王湾三期文化的城址之间,王城岗与古城寨城内的社会较为复杂,郝家台与蒲城店城内的社会则相对简单。新砦期两座城址,其中一座城址的材料尚未公布,仅从新砦城址内遗存分析,其城内社会阶层分化较为简单。二里头文化城址内的社会人员可以划分多个阶层,其中二里头遗址内各层级社会人员均有,而其他城址内生活的人员既没有最高层,也没有最底层。第四章是中原早期城市的性质研究。综合分析仰韶至二里头时期各个城址的规模、位置、城内布局、文化内涵等情况,认为仰韶时期的两座城址均属于区域性政治中心。龙山时期诸城址的性质,有些属于所在文化区域的政治中心,如陶寺和平粮台。多数属于所在文化一定范围内的政治中心,如王城岗、古城寨、新砦、徐堡、西金城、孟庄等城址。一部分应该是所属文化区域内防御、扩张的军事据点或重镇,如蒲城店和郝家台等城址。个别如后冈城址属于后冈二期文化分布范围内小的中心聚落。新砦和东赵小城两座新砦期城址,前者属于新砦期文化的政治中心,应是都邑;后者应属于防御性质的城市,但也不排除其作为一方政治中心的可能。二里头时期的城址,既有都邑性质的二里头遗址,军事方国性质的大师姑和望京楼等城址,也有为大师姑和望京楼城市提供物质资源的储备中心东赵中城,亦有二里头文化向南方扩张之时建立的军事重镇蒲城店城址。而辉县孟庄城址则很可能属于先商文化的军事方国。第五章探讨中原早期城市在文明研究中的地位。综合分析文献和考古材料,认为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自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初步形成,至新砦期和二里头时期最终形成。通过对文明要素情况的梳理,可知除了城市的起源、推广与发展的过程与文明起源、形成的时间一致,其他文明要素要么在文明起源之前已经出现,要么在文明形成之后才最终形成。城市出现与发展本身即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集中反映,城市社会的复杂化也是整个社会复杂化的缩影,城市性质的确定是社会性质确定的重要证据,城市群布局也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关系的见证。而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是阶层分化以后人类文化的存在方式,是对社会进入阶级状态以后的概括和总结。因此,中原早期城市是该地区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物质体现。第六章为结语,总结了本文研究取得的重要收获与成果。

丁新^[9]（2015）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文中指出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是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领域的终极命题之一,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最初动力。文明的主体是民族,而民族的形成的标志是超越血缘认同,产生文化认同和治理认同。因此,探索文明的起源不仅要对考古学发掘成果做文化表层特征上的概括和分析,在此基础上还要上升到由共同文化特征反映出来的集体身份认同和社会思想,即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观念体系层面。这正是本文选题和研究所尝试实践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本文的主要观点是,中国文明起源于东西二元异质文化相互碰撞交融,初次在晋南豫西一带即中原地区形成于统一的文化中心,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夏文化。东方文化系统再次复兴,使商取代了夏,而周人再次回到中原则又取代了商文化。中国文明大体上是东西二源文化碰撞的结果,有着较为集中的文化中心和比较清晰的发展脉络。夏商周及周边所谓“戎狄蛮夷”的交替是不同族群在三代历史演变过程中从中心到边缘,再从边缘到中心交替反复的过程。公元前4000年左右,因为地形和洪水的隔绝造成了一定时期内中原地区和海岱地区新石器文化彼此相对独立发展,进而形成了仰韶与大汶口这东西两大不同的文化传统。这点从仰韶文化基本不出三足器可以看出。同时,绿松石、花边罐、箍状附加堆纹、玉器等文化特征也可以作为仰韶、大汶口之后继续追踪两大文化传统发展线索的重要指标。仰韶文化中期以后,东方大汶口文化因素因为黄河下游遭遇洪水袭击,而不断向西迁徙,他们穿越太行山南下进入晋南豫北一带,形成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并以此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形成了陕西龙山文化、河北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穿越太行山以后经由陶寺向南发展,在陶寺地区留下了早于黄河南岸的陶寺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形态。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重新回到了陶寺,形成了陶寺文化早期,并以陶寺为中心,产生了一个能够平衡太行山东西两侧两大文化大系的古国联盟,这就是陶寺文化早期遗址和遗存所包涵的文化因素几乎涵盖了整个黄河流域文化类型的原因。陶寺文化早期带有的龙山文化邦国林立的情况,加剧了洪水对城邑的影响。夯土筑城并没有能够抵挡住洪水袭击,这就是传说中鲧治水失败。而西方携带着马家窑文化因素的夏人受邀东进黄河中游、下游展开治水工作,并在治水过程中掌握了中原统治的主导权,继承了尧舜统治权力。其携带来了马家窑文化因素使陶寺文化和中原河南龙山文化混入了部分遗留的仰韶文化因素,并且因为夏建立了集权统治而使得陶寺文化由多元混杂向一元化发展,这就是陶寺文化中期。陶寺文化中期无论从大型城址、宫殿的规模来看,还是从陪葬品的风格来看,都具有专制和集权性特征。很可能是初级的国家形态,与历史记载中的夏代从绝对纪年和历史地理学上均有较大的吻合。夏代的统治在立国以后很快遭遇了太康失国,陶寺文化中期截止,而夏文化集体南迁,辗转进入二里头地区。二里头文化进入第二期以后,原址上的河南龙山文化被迫北上,从三里桥进入陶寺地区,从此,河南龙山文化终止而陶寺文化晚期开始。仲康中兴以后,夏文化的同盟原山东龙山文化族群携带着夏文化元素进入了海岱地区,开启了岳石文化。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形成东西制衡北方河北龙山文化的同盟关系。这种三角制衡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演变,先商文化不断与岳石文化相互影响,最终岳石文化被融入先商文化,汤在从河北龙山文化区域进入先王居住的商丘,进而南下,联合皋陶氏后裔,颖水、汝水流域的英、六等国对夏文化形成的包围之势,并最终取代了夏文化。商代夏之后,夏的遗民部分西逃,试图回到夏文化的起源地,这就是商代的羌人,而臣服于商人的夏遗民被派往北部和西部,形成了武装游牧部落,这就是戍的产生。本文着重从魏营子文化来谈戎的产生。商文化的主脉来源于东方的龙山文化,商取代夏可以看作是龙山文化取代西方仰韶文化传统的一次伟大的复兴。商的国名来自于地理位置,商洛即上洛,意指洛水上游,而后在帝尧之时被迁往太行山东麓,商的名号一直背负随行,商文化兴起发展于河北龙山区域。契因治水有功而被封于商,封国以其名号,位置大概就在今天商丘。商代夏以后,在继承夏九州统治格局基础上,建立了方国结构,形成了方国居外,天邑居中的治理模式。周的先人在失官以后,被迫北迁,先在夏人驱赶下北渡黄河进入晋南,后又迫于商人的压力从晋中进入陕北、内蒙河套地区,即所谓自窜戎狄之间。周人从晋南经晋中、陕北、河套辗转进入甘肃庆阳一带在豳地落脚,进而迫于戎狄威胁而迁入岐山。周人的这一迁徙过程已经为从三里桥类型到陶寺文化晚期、晋中白燕文化、内蒙古朱开沟文化、陕西碾子坡文化和岐山先周文化在考古学上的联系所证明。周以西北小邦征服了天邑商以后,周的社会主题转变为如何构建周天下的治理体系,而构建周的治理体系的核心又是如何接纳商的政治、文化体系、如何解决商的遗民,从而实现整个华夏地区文明主体认同从商向周的转变。周人通过营建洛邑构建了一个完善的封建体系；通过各种诰命向天下宣誓周的主权,阐述周的天命,文化上既向殷人学习,又注重保持周人文化人格的独立性和自豪感,制度上承夏制,袭殷制,问政箕子,自成《周礼》。为了实现政治承袭商命的合法性、文化上整合商周并保持独立性,周人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强调夏商周三代的继承关系,尤其强调周人作为夏的后人的地位。总的来说,周人以“夏”变“（殷）遗”为周,而没有遵从的那部分人则继续以“夷”的名义称呼之。这是夷的真正的本质含义。

张金平^[10]（2014）在《考古发现与《易》学溯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探求这两部分定型前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因素影响了或成为了该书的内容,都属于《易》学溯源研究。本选题研究时间范围界定为史前时期和商周时期。二十世纪下半叶,商周筮数易卦、商周以前大量的龟甲和卜骨,以及其它与《易》学阴阳观和尚中思想相关的考古遗存的大量出土,为《周易》溯源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支撑。因此,笔者将“考古发现与《易》学溯源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论文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考古发现与《易》学卜筮文化溯源”。首先,通过搜集排比文献材料中关于龟卜和蓍筮的记载,探讨了这两种卜筮方法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其次,从龟卜、蓍筮这两种卜筮方法所采用的材料的特殊性的角度,分析了它们得到人们尊信的原因。最后,通过对史前龟甲和卜骨材料的广泛搜集,分区、分期排比,得出了史前时期龟甲属于数占,卜骨属于象占的结论。第二章“考古发现与《易》学阴阳观”。阴阳观是《易》学的核心思想之一,正如庄子所云“《易》以道阴阳”。从《易经》卦象、卦序、卦名间的对立关系（如泰与否、既济与未济）等方面分析,阴阳观是《易经》固有的思想,毋庸置疑。有学者将阴阳观出现的时间延迟至《易传》固为不妥,而因甲骨文中已有阴、阳二字将阴阳观的出现时间上推至殷商时期亦不够彻底。其实大量的史前考古遗迹、遗物都体现了《易》学阴阳观。本章以玉璇玑、玉琮、八角星纹、鱼鸟图、墓葬朝向等为据探讨了《易》学阴阳交易观、阴阳各归其类观和尚阳观的渊源,将阴阳观的渊源上推至史前时期。第三章“考古发现与《易》学尚中思想”。尚中思想亦为《易经》中固有之思想。刘玉建先生曾通过统计六十四卦第五爻爻辞的吉凶,得出如下结论:“《周易》六十四卦中,五爻爻辞绝无完全称凶者,仅有三卦在称凶的同时,又称吉或无咎。另仅有两卦称’厉’,厉即危厉,是说有危险的可能,而决不同于凶。五爻如此普遍吉利的现象,是其它各爻所不具备的,这绝非是偶然,而是说明《易经》作者特别重视第五爻位,并将此爻视为六个爻位中最为吉利的一个爻位。”①刘玉建先生是从爻位说的角度统计的,但其统计结果也充分反映了《易经》尚中思想。宋儒程颐、清儒钱大听等对《易》学尚中思想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程颐说:“正未必中,中则无不正也。六爻当位者未必皆吉,而二五之中,则吉者独多,以此故尔。”②钱大昕更是明确地指出:“《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③《易》学尚中思想在史前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中往往有明确的体现。水必有源,木必有根,《易》学尚中思想的形成一定经历了从史前时期萌芽、发展的历史过程。本章以敖汉陶人、凌家滩玉版、良渚文化高柄罐盖、牛梁河积石冢中心大墓、原始聚落、史前和三代城址等为据,探讨了《易》学尚中思想的渊源。第四章“考古发现与商周筮数易卦研究”。本章首先对商周时期的二百多例筮数易卦进行了综述。这些筮数易卦主要见于上世纪下半叶出土的各种器物上,也有少数仅见于着录。学界对商周筮数易卦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富有价值的成果。本文在此基础上对殷墟“易卦”卜甲、商周四爻易卦、淳化西周陶罐筮数易卦等进行了专题研究,认为:殷墟“易卦”卜甲可从“八宫说”、“综卦说”和“文王八卦方位说”等角度解读。商周四爻符号易卦非《太玄》之“首”,可从互体、大象、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易占等多角度考虑。淳化陶罐上的十一个筮数易卦,若顺行,首乾卦,次央卦,再次大有卦,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之前三卦正相吻合,故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非无本之木,可溯源于西周时期。淳化陶罐上何以刻十一个筮数易卦,与五、六天地之中数相关。淳化陶罐环肩十格之三、六分界处之所以刻两卦,与三才、六爻之数相关。关于数字“三”,还可用“函三为一”之哲学观来诠释。

二、陶寺文化城址的发现及其意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陶寺文化城址的发现及其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2）煤山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原史前文化的东渐与海岱地区筑城技术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早期城址城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皋陶法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早期城市瓮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河套及周边地区史前社会与早期文明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原早期城市与文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论文提纲范文）

（10）考古发现与《易》学溯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陶寺文化城址的发现及其意义（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二）[J]. 郭立新,郭静云. 南方文物, 2021(02)
• [2]煤山文化研究[D]. 袁飞勇. 武汉大学, 2020(06)
• [3]中原史前文化的东渐与海岱地区筑城技术的发展[J]. 曹凌子,郭崇文. 黄河.黄土.黄种人, 2020(16)
• [4]中国早期城址城墙研究[D]. 缪小荣. 郑州大学, 2019(02)
• [5]皋陶法文化研究[D]. 申晓颖.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6]中国早期城市瓮城研究[D]. 于有光. 郑州大学, 2018(01)
• [7]中国河套及周边地区史前社会与早期文明进程研究[D]. 王华东. 重庆师范大学, 2017(01)
• [8]中原早期城市与文明研究[D]. 李昶. 郑州大学, 2016(08)
• [9]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D]. 丁新. 南京大学, 2015(08)
• [10]考古发现与《易》学溯源研究[D]. 张金平. 天津师范大学, 2014(05)

标签：文化论文;  中原文化论文;  二里头遗址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龙山文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