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厦门市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现状与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宋晓娟[1](2021)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文中指出社区是居民基于中意而结成的共同体。就私人生活而言,居民可能以个体或家庭的形式存在,但受房屋产权、物理位置、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居民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社区组织。同一社区空间内的组织之间共享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甚至还可能存在成员重叠。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生物学领域将不同种属按某种厉害关系生活在一起叫做共生,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做出了相似的现象解释,而社区则成为了最常见的共生关系发生域,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来透视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心几经调整。但到本世纪之初,城市社区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且管得着但不愿管的现象仍很普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就社会管理传统下的网格化管理(2004-2012)而言,其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源自于政府,因此从主质参量来看,其与政府管理方式同质,是后者向社区的进一步下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改革。作为社会的微观构体,城市社区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在网格化管理强化的同时开始注重治理主体的培育,实践创新的单位则以区、街道为主。以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市社区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分析得出,这三年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重点依次是: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和政社互动。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的实践由同质延伸转向了异质化发展。研究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关键变量发现,社区有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这些主体在通过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产生互动,互动中的物质信息交流以单向为主,互动的结果是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的提升。变量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的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偏利共生。实践步入近几年(2016至今)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单位由区、街道转向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与社区治理要素又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从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来看,自2016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延续着常态化发展,核心在于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已有问题的探索性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后,网格化管理承接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重要使命,实践方式做了一些应急性调整与“补漏”式改进。就社区治理要素的发展而言,以民政部在2018年选出的101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已对最新进展做了补充)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以协商共治为整体目标导向,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的治理格局,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式。从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核心变量来看,城市社区生成了丰富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发起了多样化的共治活动,活动中的物质信息呈多方多向流动,最终导向了驻区组织的非同步化发展,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城市社区共生行为模式属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在中国城市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似乎始终未曾远离。每一次新实践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而新问题又成为了实践再次创新的动力。目前,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城市社区实践面临诸多问题,对称互惠共生是其进化方向。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的发展需要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条件的多重转变,对称互惠共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这一转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基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实践现状,结合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要想完成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深度融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强化政府对内部层级部门间网络的管理能力。城市社区治理要素发展的实质是社区内公私合作程度的提升与基层党政部门对公私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的语境下,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是理解网络化治理的两个维度。对比理论植根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社区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化治理是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双维度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共生理论认为,动力与阻力是影响共生关系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要想推动共生关系发展必须提升动力,消解阻力。网络化治理是城市社区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理想状态的技术工具,形塑网络化治理的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主体增容(共生单元)、强化组织互动(共生界面)、加速物质信息流动(共生条件)之力;阻力则主要是由社区组织的互动方式(共生界面)与组织性质(共生单元)决定的。研究发现,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党政领导力、利益驱动力和科技支撑力。这些动力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单一治理网络可以由多种动力来形成,但通常只有一种动力在发挥主导作用。综合比较前面所有的样本社区及笔者所调研的其他社区,笔者发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城建社区的动力因素最为全面,且已初步推进了网络化治理建设。以城建社区为例,本文从实践层面剖析了这些动力因素导向网络化治理的运作过程。此外,本文以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向心力”中的最高施力方(基层党组织)领导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离心力”为例,剖析了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内在张力。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明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强化动力、消解阻力之方法。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价值理念是影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共生(共生除可以是一种主体间形态外,还可以是组织行为的先导,即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原价值,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以社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为基点的,所以前者的实施路径也是后者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条件三个共生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成果配置”是共生关系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也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实施路径的基本面向。有鉴于此,本文从共生价值体系(价值理念)、治理组织建设(共生单元)、治理行动选择(共生界面)和科学技术支撑(共生条件)四个方面探寻了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施路径。
刘盼芳[2](2021)在《Z公司企业年金实施现状及优化路径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国家首次提出提倡、鼓励发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后逐渐将企业为职工办理的补充养老保险加以明确,确定了新的名称“企业年金”。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企业年金,逐步形成基本养老保基础,企业年金增保障的更加全面的保障体系。首批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集中于电力、烟草、能源等国有企业,近年来发展增速逐步加快,截止2019年底参加企业数95963家,覆盖职工2500万人,积累年金基金达到17000亿元,近10年年均投资收益率5.05%,有效保障了职工企业年金基金的长期保值增值。但仍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是覆盖面较低,很多企业对企业年金并不了解;第二是部分较早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公司对年金管理的方式较为陈旧,没有充分激发其吸引、激励、稳定人才,切实提高员工退休待遇的作用。Z公司企业年金运作周期长,经历了我国企业年金制度从发展阶段到完善阶段,企业年金基金规模积累由少到多,企业年金的缴费、支付、转移以及变更等业务覆盖全面,企业年金计划的建立对国家、企业以及个人的益处得以彰显。但是正因为Z公司年金制度与我国企业年金制度由发展到完善的过程相伴而行,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也发现了Z公司年金计划运营管理的一些薄弱环节。本文以Z公司企业年金运作情况进行全面研究,对通过建立年金计划对职工待遇水平的提高,企业完善薪酬福利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进行分析,同时指出企业年金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在缴费比例、权益归属、激励措施以及企业年金管理模式和机制上提出优化建议,有利于提高企业年金管理水平和效率,充分发挥企业年金制度优势。
贺菲[3](2021)在《广西高校非实名控制数人员建立职业年金的探索与实践》文中研究说明文章在广西高校非实名用人制度背景下,从非实名控制数人员建立职业年金制度的政策沿革、发展及现状进行研究,对非实名控制数人员职业年金参缴流程及实践进行科学性探讨,分析非实名控制数人员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后续问题及困难,为完善广西高校非实名控制数人员职业年金制度,提出分散风险、健全制度、优化结构、扩大宣传等建议。
洪展鹤[4](2020)在《厦门市农村社区化治理问题研究 ——以温厝社区为例》文中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农村不断走向现代化,农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伴随城市化发生了剧烈变革,“村改居”“撤村并居”等计划加速了农村向农村社区转变,对农村生产、农民生活和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在城镇化的指引下,全国各地大力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在城市郊区大量农村改造为集中居住的农村社区。但农民集中居住后,失去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社区治理、生活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也出现治理难题和保障不到位等新问题。同时,当前的农村社区化是在政府主导下采用行政方式推进的模式,已不适应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对农村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农村社区治理问题成为事关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全局性问题,需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各地有益经验,提高治理水平。近年来,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加快了厦门市城镇化进程,厦门农村面貌及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外来人口大量增加,城郊农村逐渐城市化,农民不断从土地生产或养殖业中转移到第三产业,但现有的土地资源已无法满足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的需求,同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缓慢,村级管理和公共服务难以满足村民需求,集中化居住管理的农村社区建设日益迫切。因此从2003年开始,厦门大力推进“村改居”进行农村社区化改造,为经济社区提供发展空间,同时有效衔接政府管理服务与农村社区自治,增强农村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和谐稳定。本文以厦门“村改居”农村社区化为研究对象,选取海沧区温厝社区农村社区化治理为例,分析农村社区化的治理难题,进而参照国内其他地区农村社区化治理经验,提出提升农村社区化治理效能的有益做法,主要内容:一是概述农村社区化治理的选题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理论和实践意义,介绍国内外关于农村社区、农村治理等方面的研究现状,提出论文的研究思路及方法,指出主要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二是阐述农村社区化、社区治理、农村社区化治理的概念,指出农村社区居民集中居住、公共服务统一供给、生产要素入股、社区治理的四个主要特征,分析了公共治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关于社区治理的理论思想,为农村社区化治理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三是选取厦门市温厝社区农村社区化治理作为研究案例,采用文献法、案列分析法、归纳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分析了温厝社区治理的现状,指出农村社区化过程中政府、村(社)、农民各自的不同利益诉求。四是结合案例,从政府、村(社区)组织、农村居民三个方面分析农村社区化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政府治理不够完善,存在公共决策失败、社区治理体制运行不畅、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社区未能形成多元共治体系,存在产权不够明晰导致利益受损、多元共治缺失导致治理混乱、社区干部保障不足导致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农村居民服务保障水平较低,存在失地农民就业困难、生活成本上升质量下降、保障不够到位、参与治理观念滞后等问题。五是研究分析国内山东、苏州、上海等地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总结治理的措施和经验,提出可供厦门市农村社区化治理的有益经验。六是在前期研究基础上,从政府方面提出构建制度规制政府行为,从社区方面提出加强组织建设,从社区居民方面提出完善保障措施,为探索农村社区化治理的有效途径提出对策措施,解决社区治理难题。农村社区化治理是近年来社会治理的一项新课题,由于我国农村社区化时间较晚,社区治理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各种主体利益交错复杂,存在的一时难以解决等因素,现有农村社区治理理论及经验还处于实践验证阶段。本文借鉴其他地区先进治理经验,综合结合厦门实际,得出厦门“村改居”后要实现有效治理,需要建立政府主导和居民自治相结合、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与差异化发展相结合的社区治理体系,形成政府、社会、居民多元共治的“厦门模式”,政府、社区、社会力量等多种主体积极参与农村社区治理,各利益主体相互协作、共同治理,共同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增加居民收入,加强社会保障,社区居民入住社区后的获得感、幸福感显着增强。
苏莉[5](2020)在《税务局统征社保费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淮安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
洪年[6](2020)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以厦门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横跨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一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退休制度阶段;二是20世纪90年代到2014年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探索阶段;三是2015年以后的建立统一的机关事业单位养
岳赛[7](2020)在《新个税改革背景下广西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新《个人所得税法》的颁布实施,2018年5月1日,在上海市、福建省(含厦门市)和苏州工业园区实施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一年试点期结束,但试点效果未达预期。这既有政策本身的局限性,也有新《个人所得税法》出台带来的直接影响。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养老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为使广西尽快加入试点,在新个税改革背景下,本文对广西建立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制度进行研究。目前广西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峻,且大部分老年人口面临收入急剧减少,需要子女赡养的状况,未富先老的趋势日益明显。再加上广西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多山区少平原,城乡间贫富差距较大。与我国其它省份类似,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三支柱发展不平衡,过度依赖第一支柱-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而第二支柱-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覆盖范围较小。因此,在广西发展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很有必要。同时,在广西发展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仍然具有一定优势。比如: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比重较小、政府政策支持、可以减轻纳税人负担和增加保险公司的保费。本文首先对广西养老保险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主要从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等角度展开。随后对税收优惠养老模式的国内外经验进行了借鉴;分析了国内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最新试点情况,对其税收优惠额度、运营机制、兼顾公平性和产品设计等进行了研究,结合新个税改革背景得出了我国试点城市的试点经验及对广西的借鉴意义。本文选取税收优惠养老制度的代表国家美国和德国,对其法律制度保障、政策制定兼顾公平性、严格监管制度打击偷税漏税和税收优惠额度动态调整等进行了研究,获得其实践经验及对广西的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广西建立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制度的政策建议:广西应制定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法规,加大政府扶持力度;设计针对不同群体优惠方案,保障公平及扩大覆盖范围;优化产品设计,严格监管制度;适度扩大税收优惠程度,简化运营机制;加大宣传力度,不断提高投保率。
韦芸[8](2020)在《大病保险对居民医疗费用支出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民健康是国家富强和民族昌盛的重要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医疗保障的要求正在由疾病治疗向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保障转变。然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历经了十几年快速扩张后预期功能被过分放大,设计和实施都背离了“保基本”的原则,承担了太多本不属于它的功能,抵御大病风险的能力被严重削弱。为解决医疗保障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我国政府于2012年决定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框架中引入大病保险,专门用来解决因住院、门诊大病治疗、公共卫生危机疫病救治等引发的高额医疗费用,防止居民发生支出型贫困,弥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障功能的不足。大病保险工作自提出后得到迅速推广,并于2016年前后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覆盖。那么,大病保险的出现会对居民医疗费用支出产生哪些影响,能否有效缓解居民的大病费用负担?目前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尚不够深入。研究大病保险对医疗费用支出的影响效应,有助于评估大病保险的政策效应并深入认识效应背后的传导机制,对全面建成全民覆盖、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开创健康中国新局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是关于大病保险与居民医疗费用支出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首先从制度需求视角出发,分析大病保险政策的发展变迁和居民医疗费用支出的状况,在此基础上借助健康需求和医疗服务利用理论构建大病保险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提出研究假设,利用2014-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采用两部模型、logit模型、OLS回归等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主要内容为以下六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介绍选题背景以及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意义,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为理论基础。阐述了本研究所涉及的大病风险、大病保险以及居民的医疗费用支出等核心概念以及需借鉴的健康需求理论和医疗服务利用理论,为后续关于大病保险对居民医疗费用支出影响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为制度变迁分析。通过回顾大病保险发展历经的自发探索、试点推广、全面覆盖并继续完善三个阶段,梳理其政策设计的变化以及实践探索的创新,在理论认识层面明确大病保险的功能定位应该是更大力度的保基本和与医疗救助托底保障的配合。第四部分为描述性分析。分别从总体均值和分性别、城乡、区域、经济状况、参保状态等多个角度对居民的医疗费用支出和医疗服务利用状况展开纵向与横向比较,全面立体地考察了当前居民医疗费用支出的现实情况。第五部分为大病保险对城乡居民医疗费用支出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从医疗费用总额、住院费用总额、住院自付费用三个维度检验了大病保险对居民医疗费用支出产生的需求释放效应和减负效应,并考察了这些效应在不同收入阶层中的差异,同时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为大病保险影响效应传导机制的实证分析。首先通过对传导机制进行理论分析,找出大病保险影响居民医疗费用支出的两条传导途径,然后利用logit模型、OLS回归以及处理效应模型检验这两条传导途径所发挥的作用,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七部分是研究的结论部分。介绍了文章的主要结论,在此基础上分析结论中问题的成因,并据此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最后对未来的研究做出展望。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大病保险具备明显的医疗需求释放效应。一方面,大病保险能刺激居民进一步释放医疗需求:大病保险全面实施后,参保居民医疗总费用支出的可能性提高了8个百分点,医疗总费用支出金额也增加了3个百分点;大病费用支出存在类似的情况,住院费用支出的可能性虽然没有显着提高,但住院费用支出金额增加了1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大病保险在需求释放上展现出了鲜明的“亲穷人”特征,中等、较低、最低这三个阶层的总体医疗需求和中等、最低这两个阶层的大病医疗需求都得到了有效释放。在考虑了内生性和城乡异质性的稳健性检验后,这一基本结论不变。值得注意的是,大病保险释放的医疗需求既可能是受经济条件限制而一直被压抑的必要医疗需求,也可能存在因就医门槛降低而加剧的需方道德风险导致的过度需求。第二,大病保险尚未发挥出足够的减负效应。在大病保险全面实施之前,基本医疗保险尚能有效降低居民的住院自付费用;大病保险全面实施后,这种减负效应却不再明显,并且从对住院自付费用支出影响的估计值大小来看,减负能力还减弱了12个百分点。这可能跟大病保险刺激居民释放大病医疗需求的同时尚无力填补住院费用总额与住院自付费用之间的缺口有关。收入阶层分组回归的结果发现,在大病保险出现后,只有中等收入阶层的大病负担得到了切实减轻,而其他收入阶层尚未享受到足够明显的减负成效。从政策设计角度来观察,主要归因于整齐划一的分段补偿模式,既忽略了不同收入阶层购买力的差异,又无法抑制患者的道德风险,削弱了大病保险资金抵御大病风险的能力,就难以实现对低收入阶层的精准支付。第三,传导机制分析表明,大病保险通过参保和受益可及性两条途径对居民的医疗费用支出产生影响。“已参保”的状态能促进居民做出积极的就医决策,尤其能激励穷人及时就医;受益可及性的提高能增加居民对医疗服务的利用,但比起低收入者,高收入阶层在大病保险中更多地利用了医疗服务,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医疗服务利用的不平等状况正在扩大,原因同样跟大病保险补偿政策不具差异性和排斥性有关。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立足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探索差异化补偿政策,切实提升大病保险的减负能力;创建动态调整的筹资模式,确保大病保险财务可持续发展;做好大病保险与其他保障层次的衔接,助力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在研究了整体样本政策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不同收入阶层受大病保险影响所发生的医疗费用支出的差异,深入讨论了大病保险政策带来的医疗服务消费公平性问题。这些内容在以往有关大病保险的研究中鲜有涉及,探索这些问题有利于丰富大病保险政策效应的研究内容,也能为优化大病保险政策提供更为全面的建议。二是本研究所用资料不再像以往研究那样只采用区域数据或面向特定群体的调研数据,本研究使用的样本覆盖全国,具有地域广、特征多样化、年龄跨度大等特征,得出的估计结果更具客观性,同时调研时间正好分别处于大病保险全面实施前与后,为因果推断提供了合适的数据条件。
林鸿[9](2020)在《福建省民办高等教育政府扶持政策执行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民办高等教育结合自身的办学特点开创独特的办学、管理、运作等机制体制,不断探索出优化高校内部管理、提升办学质量、丰富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的新方法,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我国教育事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然而,随着民办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发展后劲不足、人才流失等问题接踵而来,影响和制约了民办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近年来,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出台了一些促进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扶持性政策,但在政策执行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从福建省对民办高等教育扶持政策的发展历程出发,归纳当前政府扶持政策的主要内容,立足政策执行情况,分析福建省民办高等教育政府扶持政策执行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即执行部门联动配合差、执行经费配套不足、执行监督不到位、扶持政策执行宣传不充分。根据史密斯模型理论框架,以理想化政策、执行主体、目标群体以及环境因素为分析维度,剖析了福建省民办高等教育扶持政策执行过程中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在于:扶持政策本身不完善、执行主体执行不到位,目标群体执行效果不佳以及执行环境受限等原因。为了落实福建省民办高等教育扶持政策有效执行,首先要优化民办高等教育政府扶持政策,将民办高等教育纳入福建省教育发展的总体规划,制定与民办高校发展相适应的扶持政策。其次,要转变政策执行主体的观念,充分认识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重要意义,并设立专门负责民办教育管理的机构,提升执行主体的能力。再次,要健全财政资助制度,加强对民办高校的监督,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优化政府扶持政策执行机制。最后,民办高校要提升自身的办学能力,着重加强教学质量建设、抓好教师队伍建设。
郭书剑[10](2020)在《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文中提出当前中国大学人才竞争的主要对象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强势群体亦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作为政府与大学协作的产物,制度化学术精英因拥有经官方认证的学术权威与学术声誉而受到大学的强烈推崇与热烈追求。大学围绕制度化学术精英而展开的人才竞争直接刺激并引发学术精英的流动。某种意义上,制度化精英主义愈兴盛则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而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则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愈频繁。1999年以来,中国大学学术精英在不同地区、不同省市的不同层次大学间进行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大学学术精英在全国的分布格局随各地、各校人才竞争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总体上,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散中有聚”“聚中有散”;以跨域流动为主,但同域流动现象亦值得关注;众多普通院校和地方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具活力的机制、更富成效的举措在学术精英竞争中“异军突起”,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成了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新局面。中国地方政府人才竞争的背后是为经济增长而竞争,更是为政治晋升而竞争。为赢得政治锦标赛,地方政府所出台的人才政策对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具有较强的激发性、引导性与支持性。因地制宜制定人才政策,与时俱进变革人才政策,是地方政府维持人才竞争力、保持人才竞争优势的必要之举。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大学重点建设的逻辑是竞争博弈,而竞争博弈的载体则是学术锦标赛。在市场化大学排名与行政化学科评估的驱动下,中国大学着重以学术管理资本主义的方式吸引海内外学术精英,以不断争取国家的政策关照与政府的重点支持。大学人才竞争所促成的流动,对学术精英学术发展的影响,既有特殊性也存共通性。大部分学术精英流动后的学术生产力、学术影响力和学术竞争力得到提高。这一方面是由于流动对知识生产与创新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则与学术锦标赛密切相关,其不仅驱动大学支持学术精英发展学术,还驱动大学要求学术精英发展学术。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是一个复杂现象。由于学术精英吸收能力的异质性与学术精英竞争优势的可转移性,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对大学发展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可以明确的是,学术精英流入对大学学科发展的积极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学术精英流出对大学学科发展的消极影响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基于此,学术精英流动不应成为大学间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更不应诱致大学间针锋相对的“人才战争”。在面向世界、追求卓越的发展战略下,需要正确理解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以历史的、发展的、全球的眼光认识和体察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所具有的阶段性、特殊性和一般性。这对中国大学全面深刻地了解自己,实事求是地制定科学合理的“双一流”建设目标、采取正确有效的学术精英队伍建设策略至关重要。
二、厦门市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现状与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厦门市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现状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研究问题 |
(二)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为关注热点的社区管理研究 |
(二)以社区网络化治理为前沿议题的社区治理研究 |
(三)社区由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发展研究 |
(四)共生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研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一、核心概念 |
(一)城市社区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 |
(四)共生 |
二、理论基础 |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二)治理理论 |
(三)共生理论 |
三、分析框架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同质下延: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兴起 |
一、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缘起 |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初始历程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创形态(2004)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步成长(2005-2012) |
二、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同质化下延分析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主体多数属于体制内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政府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推进了政策执行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与限度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限度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偏利共生:网格化管理强化与治理主体培育 |
一、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新探(2012 年末-2015) |
(一)2013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减负增效 |
(二)2014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三社联动 |
(三)2015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政社互动 |
(四)2013-2015 年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总特征 |
二、中国城市社区偏利共生行为模式研判 |
(一)共生单元具备: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 |
(二)共生界面生成: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设立 |
(三)共生条件满足:单向为主的物质信息交流 |
(四)共生成果配置: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提升 |
三、中国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与困境 |
(一)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 |
(二)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困境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非对称互惠共生:网格化管理新突破与治理要素新发展 |
一、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的新实践(2016-至今)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新突破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要素的新发展 |
(三)近年来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整体特征 |
二、中国城市社区非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剖释 |
(一)共生单元具备:丰富的治理主体生成 |
(二)共生界面生成:多方发起的活动开展 |
(三)共生条件满足:多向的物质信息交流 |
(四)共生成果配置:组织间非同步性进化 |
三、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与问题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导向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前行的目标、动力与阻力 |
一、网络化治理:中国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 |
(一)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发展的理想状态 |
(二)网络化治理:实现理想状态的工具设计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系统结构 |
(四)网络化治理系统结构建构的基础条件 |
二、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党政领导力 |
(二)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利益驱动力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科技支撑力 |
三、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阻力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
(二)目标和利益冲突下委托代理关系的内在张力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现路径 |
一、共生: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 |
(一)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 |
(二)价值理念是影响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共生价值体系 |
二、丰富共生主体: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建设 |
(一)在双向需求导向下,选择刚性约束 |
(二)在目标需求导向下,采用弹性约束 |
(三)在利益需求导向下,实施有效激励 |
三、完善共生界面: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行动选择 |
(一)以协商为基础,形成主体间的共识共信 |
(二)以共治为主线,强化主体间的共担共监 |
(三)以共享为旨归,推动全主体的双维进化 |
四、优化共生条件: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技术支撑 |
(一)以用户为中心,建设治理网络平台 |
(二)以平台为依托,联通社区治理主体 |
(三)以问题为导向,健全运行保障体系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Z公司企业年金实施现状及优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企业年金基础理论综述 |
1.2.2 国外企业年金发展情况综述 |
1.2.3 中国企业年金发展情况综述 |
1.2.4 税收政策对年金制度的影响综述 |
1.2.5 企业年金计划运营管理综述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企业年金相关概念及基础理论 |
2.1 企业年金相关概念 |
2.1.1 企业年金概念 |
2.1.2 企业年金待遇支付方式 |
2.1.3 企业年金计划运作方式 |
2.2 企业年金基础理论 |
2.2.1 养老金“三支柱”体系 |
2.2.2 生命周期消费理论 |
2.2.3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
2.2.4 “双因素”理论 |
2.3 企业年金管理模式 |
2.4 小结 |
第3章 我国企业年金发展历程与现状 |
3.1 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发展历程 |
3.2 我国企业年金发展现状与需求分析 |
3.2.1 我国企业年金发展现状 |
3.2.2 国有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需求分析 |
3.2.3 民营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需求分析 |
3.3 我国大力发展企业年金制度的必要性 |
3.3.1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后的必然选择 |
3.3.2 提高养老金替代率的必然选择 |
3.4 小结 |
第4章 Z公司企业年金现状分析 |
4.1 Z公司企业年金概况 |
4.2 Z公司企业年金待遇积累情况 |
4.2.1 退休职工待遇水平 |
4.2.2 年金积累待遇测算 |
4.3 Z公司企业年金基金运作情况 |
4.3.1 Z公司年金基金运作模式 |
4.3.2 Z公司年金基金投资业绩 |
4.4 Z公司企业年金实施效果分析 |
4.4.1 职工退休待遇提高 |
4.4.2 企业及职工纳税降低 |
4.4.3 薪酬福利制度进一步完善 |
4.4.4 离职率影响相关性不高 |
4.5 Z公司企业年金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
4.5.1 企业年金方案有待完善 |
4.5.2 企业年金运作模式应适时调整 |
4.5.3 未构建科学的企业年金管理机制 |
4.5.4 企业年金制度的宣导有所欠缺 |
4.6 小结 |
第5章 Z公司企业年金优化路径 |
5.1 优化企业年金方案 |
5.1.1 企业年金方案优化的原则 |
5.1.2 企业年金优化设计方案 |
5.2 调整运作模式 |
5.2.1 集合型向单一运作转变 |
5.2.2 单一计划模式优势分析 |
5.3 建立健全企业年金组织管理机制 |
5.3.1 健全企业年金组织管理 |
5.3.2 建立管理机构绩效评估机制 |
5.4 加强企业年金宣导和定期披露机制 |
5.5 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6.2 展望及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4)厦门市农村社区化治理问题研究 ——以温厝社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相关研究述评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和不足 |
1.4.1 创新 |
1.4.2 不足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1.1 农村社区化 |
2.1.2 社区治理 |
2.1.3 农村社区化治理 |
2.2 农村社区化治理主要特征 |
2.2.1 农村公共服务统一供给 |
2.2.2 农村居民统一集中居住 |
2.2.3 社区治理高度集中自治 |
2.2.4 社会组织参与共治 |
2.3 农村社区化治理的理论基础 |
2.3.1 公共治理理论 |
2.3.2 新公共服务理论 |
2.3.3 公共选择理论 |
3 厦门市温厝社区农村社区化治理现状 |
3.1 厦门市海沧区温厝社区概况 |
3.1.1 社区现有人口状况 |
3.1.2 社区居民收入情况 |
3.2 温厝社区农村社区化治理措施 |
3.2.1 发挥社区组织作用,开展网格化治理 |
3.2.2 完善社区民主治理,大力发展社区经济 |
3.2.3 整合社区各类资源,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
3.3 农村社区化进程中各主体诉求 |
3.3.1 政府在农村社区化进程中的诉求 |
3.3.2 村级组织在农村社区化进程中的诉求 |
3.3.3 农民在农村社区化进程中的诉求 |
4 厦门市农村社区化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4.1 政府治理不够完善 |
4.1.1 政府公共决策失效 |
4.1.2 政府对农村社区化治理引导不足 |
4.1.3 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
4.2 社区未形成多元共治体系 |
4.2.1 产权不够明晰导致集体利益受损 |
4.2.2 多元共治缺失导致社区治理混乱 |
4.2.3 社区干部待遇保障不足导致积极性受挫 |
4.3 农村居民服务保障水平较低 |
4.3.1 失地农民就业困难 |
4.3.2 居民生活成本上升 |
4.3.3 农民社保权益保障不到位 |
4.3.4 农村居民社区治理观念滞后 |
5 国内其他地区农村社区化治理经验 |
5.1 山东省农村社区化治理经验 |
5.2 苏州市农村社区化治理经验 |
5.3 上海市农村社区化治理经验 |
6 提高厦门市农村社区化治理水平的对策 |
6.1 加快政府职能转型 |
6.1.1 以市场机制促进政府职能转型 |
6.1.2 建立问责机制提高决策失误成本 |
6.1.3 改革农村社区化治理体制 |
6.1.4 完善农村产权制度 |
6.1.5 增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
6.2 构建多元协同共治社区治理体系 |
6.2.1 加强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建设 |
6.2.2 建立社区居民民主参与机制 |
6.2.3 引入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 |
6.3 完善社区居民生活保障 |
6.3.1 建立社区居民保障储备金制度 |
6.3.2 多渠道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难题 |
6.3.3 健全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以厦门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 |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意义 |
1.有利于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
2.有利于优化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待遇结构 |
3.有利于推动机关事业单位深化改革 |
厦门市响应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举措 |
1.“一盘棋”统筹,确保安全 |
2.政策延续,确保衔接 |
3.因人施策,确保平稳 |
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建议 |
1.尽快完善养老保险的高层立法 |
2.保障职业年金的稳健增长 |
3.以此次改革为契机,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 |
(7)新个税改革背景下广西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研究框架及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框架 |
1.2.3 研究方法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3.1 国内文献综述 |
1.3.2 国外文献综述 |
1.3.3 研究评述 |
1.4 创新与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一般理论 |
2.1 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概念及政策介绍 |
2.2 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特点及作用 |
2.3 与其它养老险的区别及联系 |
2.4 新个税改革对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相关要素的影响 |
2.4.1 对投保人的影响 |
2.4.2 对保险公司的影响 |
2.4.3 对政府的影响 |
第三章 广西发展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
3.1 广西养老保险发展现状 |
3.1.1 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相关进展 |
3.1.2 广西商业养老保险发展 |
3.2 新个税改革背景下广西发展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必要性分析 |
3.2.1 老龄化速度持续加快 |
3.2.2 老年人口生活质量较低 |
3.2.3 养老保障体系发展不均衡,公众参保意愿不强 |
3.3 新个税改革背景下广西发展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可行性分析 |
3.3.1 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比重较小 |
3.3.2 政府政策支持 |
3.3.3 可以减轻纳税人负担、提高养老金替代率和增加保险公司保费 |
第四章 国内外经验借鉴 |
4.1 新个税改革背景下国内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情况分析 |
4.1.1 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举措及内容 |
4.1.2 上海市等三地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情况 |
4.1.3 上海市等三地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情况分析 |
4.1.4 试点地区经验对广西的借鉴 |
4.2 国外税收优惠养老政策经验借鉴 |
4.2.1 国外税收优惠养老政策 |
4.2.2 国外税收优惠养老政策对广西的借鉴 |
第五章 广西实施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政策建议 |
5.1 制定广西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法规,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
5.2 设计针对不同群体的优惠方案,保障公平及扩大覆盖范围 |
5.3 优化产品设计,严格监管制度 |
5.4 适度扩大税收优惠程度,简化运营机制 |
5.5 加大宣传力度,为税延政策实施造势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8)大病保险对居民医疗费用支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及简要述评 |
三、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核心概念与基础理论 |
第一节 核心概念 |
一、大病风险 |
二、大病保险 |
三、居民的医疗费用支出 |
第二节 基础理论 |
一、Grossman健康需求理论 |
二、Andersen医疗服务利用理论 |
第二章 大病保险政策的发展演进 |
第一节 大病保险的发展历程 |
一、前期探索阶段:2006 年—2012年 |
二、试点推进阶段:2012 年—2015年 |
三、全面实施与完善阶段:2015 年底至今 |
第二节 大病保险的功能定位 |
一、更大力度的保基本 |
二、与医疗救助的托底保障配合 |
第三章 居民医疗费用支出的现状 |
第一节 居民处理大病风险采取的主要手段 |
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
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
第二节 我国居民医疗费用支出状况 |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选取介绍 |
二、居民医疗费用支出的总体情况 |
三、不同群体居民医疗费用支出状况 |
四、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与居民医疗费用支出的关系 |
第三节 我国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状况 |
一、居民的发病率与医疗服务利用状况 |
二、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与不同群体居民医疗服务利用关系 |
三、居民利用大病医疗服务的原因及对服务机构的选择 |
第四章 大病保险对居民医疗费用支出的影响效应 |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一、大病保险对居民医疗费用支出影响的理论机制 |
二、研究假设 |
三、模型设定 |
四、数据来源 |
五、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第二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大病保险对医疗费用支出的影响 |
二、大病冲击下大病保险对居民受益的影响 |
三、异质性检验 |
第五章 大病保险影响居民医疗费用支出的传导机制 |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一、大病保险影响居民医疗费用支出的传导机制分析 |
二、研究假设 |
三、数据来源 |
四、模型设定 |
五、变量选取及处理 |
第二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大病保险参保对居民就医决策的影响分析 |
二、大病保险的受益可及性对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分析 |
三、异质性检验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一、大病保险具备明显的医疗需求释放效应 |
二、大病保险尚未表现出足够明显的减负效应 |
三、大病保险通过参保和受益可及性两条途径影响居民的医疗费用支出 |
第二节 讨论与政策建议 |
一、讨论 |
二、政策建议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9)福建省民办高等教育政府扶持政策执行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第三节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三、创新之处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一、研究思路 |
二、技术路线 |
第二章 福建省民办高等教育政府扶持政策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分析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一、民办高等教育政府扶持政策 |
二、民办高等教育政府扶持政策执行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一、史密斯模型理论 |
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 |
第三章 福建省民办高等教育政府扶持政策执行情况 |
第一节 福建省民办高等教育政府扶持政策的主要内容 |
一、福建省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 |
二、福建省民办高等教育扶持政策的具体内容 |
第二节 福建省民办高等教育政府扶持政策的执行现状 |
一、成立以福建省人民政府为核心的执行主体 |
二、营造良好的执行环境 |
三、加强对民办高校的监督管理 |
第三节 福建省民办高等教育政府扶持政策的成效 |
一、福建省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从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 |
二、福建省民办高校获得政府财政扶持 |
三、福建省民办高校招生规模扩大 |
四、福建省民办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良好 |
第四章 福建省民办高等教育政府扶持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第一节 福建省民办高等教育政府扶持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 |
一、执行部门联动配合差 |
二、执行经费配套不足 |
三、政策执行监督不到位 |
四、扶持政策执行宣传不充分 |
第二节 福建省民办高等教育政府扶持政策执行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一、扶持政策本身不完善 |
二、执行主体执行不到位 |
三、扶持政策目标群体执行效果“打折” |
四、扶持政策执行环境受限 |
第五章 其它省市民办高等教育扶持政策执行的经验及启示 |
第一节 其它省市民办高等教育扶持政策执行的概况 |
一、浙江省 |
二、陕西省 |
第二节 借鉴与启示 |
一、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
二、保障民办高校师生权益 |
三、扩大民办高校办学自主权 |
四、推进分类管理制度 |
第六章 完善福建省民办高等教育政府扶持政策执行的策略 |
第一节 优化民办高等教育政府扶持政策 |
一、制定与民办高校发展相适应的扶持政策 |
二、将民办高等教育纳入福建省教育发展的总体规划 |
第二节 提升政府扶持政策执行主体的能力 |
一、转变政策执行主体的观念 |
二、设立专门负责民办教育管理的机构 |
第三节 优化政府扶持政策执行机制 |
一、健全财政资助制度 |
二、加强对民办高校的监督 |
三、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 |
第四节 提升政策扶持对象的办学能力 |
一、加强教学质量建设 |
二、抓好教师队伍建设 |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10)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核心概念 |
三、文献述评 |
四、理论基础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生成 |
第一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及其内涵 |
一、何谓制度化精英主义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文化生态 |
第二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历史溯源 |
一、前制度化精英主义时期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萌发与成长 |
三、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成熟与定型 |
四、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形变与转型 |
五、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新发展 |
第三节 学术精英制度化与制度化学术精英 |
一、人才计划:制度化学术精英的“温床” |
二、多元互动:制度化学术精英的生成 |
三、被接受的制度化:学术精英与学术共同体 |
第二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概况与特征 |
第一节 “两院”院士流动概况 |
一、流动规模 |
二、流动方向 |
第二节 “长江”“杰青”流动概况 |
一、流动规模 |
二、流动方向 |
第三节 “四青”人才流动概况 |
一、流动规模 |
二、流动方向 |
第四节 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整体概况与主要特征 |
一、整体概况 |
二、主要特征 |
第三章 政策驱动与学术精英流动 |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人才竞争 |
一、为经济增长而竞争 |
二、创新驱动与经济发展 |
三、政策激励与人才竞争 |
第二节 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一、部分省级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二、部分非省会中心城市人才政策的要义 |
三、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主要特征与革新空间 |
第三节 人才政策与学术精英流动 |
一、学术精英是人才政策的重要对象 |
二、人才政策势差客观存在 |
三、人才政策效力有弱化风险 |
第四章 锦标赛制与学术精英流动 |
第一节 学术锦标赛与大学排名 |
一、大学为何参与学术锦标赛? |
二、大学如何提升大学排名? |
第二节 大学声誉竞争与学术精英流动 |
一、大学学术精英的市场需求度 |
二、大学竞争学术精英的策略 |
三、大学引才策略对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 |
第三节 学术精英竞赛型流动及其效益 |
一、学术精英学术流动的效益 |
二、学术精英行政调动的效益 |
三、竞赛型流动与学术精英发展 |
第五章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 |
第一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入大学的影响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四、小结 |
第二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出大学的影响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四、小结 |
第三节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的理论分析 |
一、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
二、学术精英吸收能力及其异质性 |
三、学术精英竞争性优势的可转移性 |
第六章 关于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反思 |
第一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 |
一、深化改革促进的高等教育自主化 |
二、快速发展推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与一流化 |
三、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及其形成 |
第二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特殊性 |
一、人才计划支配的学术精英流动 |
二、事业单位制异化的学术精英流动 |
第三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一般性 |
一、世界一流大学运动与中外大学学术精英流动 |
二、加快推进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国际化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发表情况 |
后记 |
四、厦门市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现状与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D]. 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2]Z公司企业年金实施现状及优化路径研究[D]. 刘盼芳.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3]广西高校非实名控制数人员建立职业年金的探索与实践[J]. 贺菲. 市场论坛, 2021(01)
- [4]厦门市农村社区化治理问题研究 ——以温厝社区为例[D]. 洪展鹤.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5)
- [5]税务局统征社保费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淮安市为例[D]. 苏莉. 东南大学, 2020
- [6]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以厦门市为例[J]. 洪年. 厦门科技, 2020(03)
- [7]新个税改革背景下广西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研究[D]. 岳赛. 广西大学, 2020(07)
- [8]大病保险对居民医疗费用支出的影响研究[D]. 韦芸.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9]福建省民办高等教育政府扶持政策执行问题研究[D]. 林鸿. 华侨大学, 2020(12)
- [10]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D]. 郭书剑.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