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0年度作物病害调查鉴定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周本国[1]（2021）在《烟蚜与蚜传病毒病发生相关性及绿色防控技术研究》文中认为烟蚜及烟草马铃薯Y病毒病（PVY）等蚜传病毒病是烟草上的重要病虫害,常年发生严重,且难以防治,给烟叶生产造成巨大损失。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烟草上的蚜虫种类及蚜传病毒病种类进行鉴定,对蚜传病毒病的遗传多样性进行分析,并对蚜虫和蚜传病毒病发生流行相关性、蚜虫和蚜传病毒病的绿色防控技术进行研究,为有效控制烟蚜及蚜传病毒病的发生危害提供理论基础和应用模式。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烟草蚜虫种类鉴定及其传毒方式研究开展了烟草蚜虫种类鉴定,明确安徽烟区危害烟草的蚜虫种类主要是桃蚜（烟蚜）。开展了蚜虫传毒方式研究,明确了烟蚜的口针、头部以及腹部均可带毒,烟蚜体内的持毒时间可达10h,烟蚜的传毒效率与其带毒率并不成正比。2.烟草蚜传病毒病检测、危害及遗传多样性研究开展了烟草蚜传病毒病种类鉴定,采用ELISA、PCR方法和小RNA高通量测序方法检测了670份烟草样品,明确了安徽烟区蚜传病毒病种类主要为PVY等。开展了烟田周边毒源植物检测和大棚烟苗带毒率检测,明确了毒源植物主要有油菜、小麦、杂草、蚕豆、白菜、萝卜、元胡、菠菜、豌豆、马铃薯等,且烟草在苗床即可带毒。开展了蚜传病毒病的遗传多样性分析,明确了CMV、PVY、TVBMV三种病毒在安徽烟区的遗传多样性。3.利用siRNA高通量测序技术筛选烟草蚜传新病毒利用小RNA高通量测序方法检测出烟草新病毒TV2,对其序列进行了分析,TV2的基因组全序列5979个核苷酸,与马铃薯卷叶病毒（PLRV）具有最高的同源性,为87%,在烟草上首次报道了一个新的马铃薯卷叶病毒属病毒基因组全序列。在安徽烟区首次检测到危害烟草的芸薹黄化病毒（BrYV）和辣椒脉斑驳病毒,对Br YV-AH分离物基因组全序列进行了分析,该病毒基因组全长5678bp,编码6个开放阅读框,属于马铃薯卷叶病毒属成员,是一株重组病毒。4.烟蚜及蚜传病毒病发生流行相关性研究开展了有翅蚜迁飞动态监测与蚜传病毒病发生相关性研究,所得结果表明有翅蚜迁飞的数量和时间与蚜传病毒病发生轻重正相关。有翅蚜迁飞数量越大,蚜传病毒病发生相对越严重;有翅蚜迁飞高峰期和蚜传病毒发生高峰期正相关。有翅蚜迁飞到烟田传毒后,带毒烟株有个隐症过程,这一过程持续时间长短,主要与气候因素和烟草生育期有关,如气候条件利于病害发生,则隐症期较短,如气候条件不利于病害发生,则隐症期可长达15-20天。5.烟蚜及蚜传病毒病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开展了治虫防病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包括天敌昆虫蚜茧蜂、物理方法（无纺布覆盖、黄板等）防治烟蚜、新型免疫诱抗剂预防蚜传病毒病等。筛选出以下几种治虫防病效果较好的绿色防控技术:蚜茧蜂防治烟蚜平均防治效果达到75%,生产季节平均减少防蚜农药3次,减少防治病毒病农药1次,平均减少化学农药投入6.4元/667m2,平均减少施药成本12元/667m2;和周边常规防治区相比,无纺布覆盖防蚜示范区、黄板诱蚜示范区和免疫诱抗剂预防病毒病示范区的相对防效分别达到80%、40%和40%以上。
范学锋[2]（2021）在《中国小麦茎基腐病病原菌群体组成及遗传结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镰刀菌引起的小麦茎基腐病近年来在我国普遍发生,危害程度不断加重,不但造成产量损失,还存在真菌毒素污染的潜在威胁。本研究阐明了全国麦区茎基腐病原菌群体组成及优势种的遗传多样性;分析了南方麦区引起茎基腐病和赤霉病的禾谷镰刀菌复合种间的群体遗传关系;首次阐述了田间自然发病后毒素在小麦植株中的分布和含量以及枯白穗中毒素污染情况,评估了茎基腐病造成的毒素污染风险。1.小麦茎基腐病病原菌组成分离鉴定出致病镰刀菌23个种,北方冬麦区优势种F.pseudograminearum;河套春麦区优势种F.pseudograminearum和F.culmorum;东北春麦区优势种F.graminearum。长江中下游麦区优势种F.asiaticum;西南麦区优势种F.graminearum和F.asiaticum。F.culmorum优势毒素基因型为3ADON;F.asiaticum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和西南麦区优势毒素基因型分别是3ADON和NIV;F.graminearum优势基因型是15ADON,但在东北春麦区3ADON菌株占群体数量31.8%。F.pseudograminearum在河套春麦区和北方冬麦区优势毒素基因型分别是3ADON和15ADON。北方冬麦区和河套春麦区F.pseudograminearum数量逐年升高。长江中下游麦区F.graminearum群体具有升高的趋势。2.北方麦区假禾谷镰刀菌群体遗传多样性F.pseudograminearum交配型MAT1菌株和MAT2菌株在田间广泛分布。简单重复序列多态性分析（SSR）表明群体多样性水平较低,基因型单一,连锁系数高,以无性繁殖为主。毒素基因型可以体现一定的遗传进化关系。菌丝生长速率、分生孢子产量和致病力测定显示不同基因型群体之间没有显着差异。省份地理群体间遗传分化小。遗传变异主要来源于群体内菌株间。3.南方麦区禾谷镰刀菌复合种群体遗传多样性存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和西南麦区两个独立的F.asiaticum遗传群体。同一区域内引起茎基腐病和赤霉病的F.asiaticum群体为同一遗传群体。F.asiaticum遗传多样性高,来源于赤霉病的群体多样性要高于茎基腐病群体。群体遗传分化与地理区域相关。西南麦区引起茎基腐病和赤霉病的F.graminearum是同一遗传群体。4.北方麦区小麦植株内毒素分布及田间病穗毒素污染水平人工接种后植株中毒素主要分布在第三茎节以下,但自然发病植株的第三茎节以上部分比人工接种条件下,毒素含量高。田间症状为枯白穗植株的穗部毒素含量在省份间没有差异,在采样点间差异较大,表明产毒素量主要受采样点当地因素影响。只有微量毒素被转移到麦粒中。茎基腐病引起的谷粒真菌毒素的污染风险极小,但秸秆用于饲料原料后,污染风险相对较大。
王磊[3]（2021）在《198份CIP马铃薯种质资源的表型性状和晚疫病抗性的遗传多样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铃薯起源于南美安地斯山脉,于明末清初传入中国。我国虽然是马铃薯生产大国,但抗晚疫病且农艺性状优良的种质资源十分缺乏,引进马铃薯种质并综合评价,是改良我国种质资源,提高育种效率的有效途径。本研究对198份引自国际马铃薯中心（秘鲁）的材料进行表型性状和晚疫病抗性的遗传多样性分析,以期评价该种质资源的抗晚疫病能力,为优良抗病品种选育提供良好的亲本资源。本论文主要结果如下:1、连续3年,在气候条件差异较大的2个试验基地进行了198份材料的22个表型性状的评价,发现两地出苗率变异系数相差很大,张北县该指标显着低于康保县,单株产量的变异系数在两地均高。通过遗传多样性指数（H’）和均一度指数（J）的评价,除芽眼深浅指标,198份材料的21个表型指标均具丰富的多样性和很好的均一度。因子确定为6水平且遗传距离在40处时,198份材料被聚类为6类,定义为G1～G6组,其中G2组、G5组和G6组均可分为2个亚组,G4组仅有1份材料（BFY005）;分析各聚类群含有的资源数量和重要农艺性状特点后发现,品性优良的资源有G5类群（73份）和G3类群（12份）,品性中等为G6类群（57份）,品性差的资源有G2类群（52份）、G1类群（3份）和G4类群（1份）。2、利用多态性好的17对引物扩增,获DNA特异性片段186条,清晰条带3360条,其中2770条带具多态性,多态性条带占比82.44%;不同引物扩增的等位基因数介于7～15个之间,Shannon指数（I）1.479～2.301,各位点多态信息指数（PIC）0.680～0.861,故该群体具很好的遗传多样性;当欧式距离为0.44时,198份材料聚类为6类,其中Class 1又可分为两个亚类。群体遗传结构分析发现,198份材料被分为4个Q群,各群体所含材料数量为47份（Q1）、75份（Q2）、50份（Q3）和26份（Q4）,其中Q1～Q3群中Q值大于0.6的材料占比46.81～58.00%,Q4群中Q值大于0.6的材料,占比96.15%,说明Q1～Q3的172份材料来源较为多样化,遗传背景也较为宽泛,来自于Q4群的材料来源单一,遗传背景极为狭窄。4个Q群体的材料在不同来源的9个群体（A、B1、B3、LTVR、B3-HT、B3-LTVR、BW和VARIETY、来源不明确）中均有分布,分布无明显界线。表型聚类中划归为优良组的G5类群,其在SSR分群中主要被划归于Class1和Class2群,且表型聚类中划归为中等组的G6类群和低劣组的G2类群,与G5群的情况类似;表型聚类中也划归为优良组的G3类群,在SSR分群中仅被划归于Class1、2和4群。3、连续三年鉴定198份材料的晚疫病抗性,确定具有晚疫病抗性背景的材料群体具有较多的免疫抗性资源（8.33～14.63%）;以抗病毒为目的筛选的75份LTVR群体,晚疫病免疫抗性材料仅占4.00%,且高感和感病材料则达60份;不明来源的材料,也具有较高比例的免疫资源（11.76%）;4份染色体倍性不确定的材料,其倍性变化与晚疫病抗性能力无关;SSR技术确定的遗传距离很近的3份材料（BFY089、129、189）的晚疫病抗性能力差别很大。4、77份材料含12个被检测的抗性基因,5份材料仅含11个,当缺乏Rpi＿abpt或Rpi-blb1基因时,2份材料表现为高感,但包含12个抗病基因的7份材料也表现出高感,故晚疫病的抗性是十分复杂的,需增加检测基因数量;82份材料基于K-value下分群越多,不同类群的材料交织越多,将其分为2个类群时,其中Q2群体占比高,达77.08%,且2个群的遗传背景均极为单一;基于SNP数据下,82份材料被聚类为5个类群,其中a和d类群分别只占1份材料,b类群占33份材料,c类群占8份材料、e类群占39份材料,在这些类群中,b和e类群又分别可分成2个亚群;本聚类结果由于部分基因序列相似、数目较少等,使晚疫病高感材料和免疫材料被聚类在同一个群体中。5、在马铃薯S.tuberosum Group Phureja（DM）全基因组中,共鉴定出369个NB-LRR基因家族成员,主要分为CNL和TNL两大类,分别由321个和48个基因组成。对其理化特性、染色体的分布、基因结构、蛋白保守结构域、基因复制事件、系统发育关系、不同组织的表达情况进行了分析,筛选出NB-LRR基因家族中响应接种晚疫病P.infestans不同生理小种后的候选基因15个（CNL）和4个（TNL）。
高广奇[4]（2021）在《大麦黄花叶病抗性新位点rym7H-1遗传解析》文中研究表明大麦黄花叶病是由大麦黄花叶病毒（Barley yellow mosaic vrius,Ba YMV）和大麦温和花叶病毒（Barley mild mosaic virus,Ba MMV）单一或复合感染引起的病毒病害,以土壤中的禾谷多黏菌（Polymyxa graminis）为中间宿主进行感染与传播,严重威胁欧洲和东亚秋播大麦生产。目前已报道了22个抗性基因（部分互为等位基因）,但是仅两个抗性基因e IF4E和PDIL5-1被克隆。鉴于大麦黄花叶病的危害性、以及国内外育种使用的主要抗性基因在我国流行病区失效的现状,挖掘抗黄花叶病新基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育种价值。研究团队前期收集了以中国大麦地方品种为主的900份代表性大麦种质资源,完成了该自然群体的低丰度全基因组重测序（Whole genome shotgun,WGS）、以及在我国江苏流行病区三年两地的田间抗病性鉴定工作。通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can,GWAS）,在5H染色体上检测到1个主效抗病关联位点,该位点在不同年份能够解释17%-25%的表型变异。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以我国骨干亲本、广谱持久抗黄花叶病的大麦地方品种“尺八大麦”为材料,通过与高感品系“关东二条18号”杂交构建了双亲遗传群体,这两份遗传材料在5H关联位点上存在抗、感分离,将采用自然群体与双亲群体相结合的策略,进行该抗性基因的遗传解析。首先,将显着关联位点及其附近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转化为等位基因特异性扩增标记（Kompetitive allele-specific PCR,KASP）,在双亲群体102个F2个体进行了基因型鉴定和物理遗传位置的关联分析。结果发现,定位于5H染色体的关联标记存在序列锚定的错误,其真实位置位于7H染色体短臂末端。利用关联标记和侧翼标记的基因型鉴定结果,从扩大的双亲群体F5代中挑选了抗、感基因型个体。田间抗病性鉴定和病情指数调查结果发现,家系间表现出极显着的抗、感表型差异,进一步证实了该位点的抗病遗传效应。病毒接种后,双亲杂交F1植株感病,证明其为1个隐性抗病遗传位点,被命名为rym7H-1。大麦7H染色体短臂不含有已知的抗黄花叶病遗传位点,因此rym7H-1编码1个抗黄花叶病新基因。其次,针对rym7H-1的关联区间,利用多态性数据开发了KASP标记用于区段内的标记加密,随后通过与自然群体田间病情指数的关联分析,进一步将该位点的关联置信区间限定在约500kb内。依据大麦参考基因组“Morex”的基因注释信息,该区间包括12个高可信度基因和16个低可信度基因。基于大麦泛基因组序列信息和转录组测序分析数据,通过对该区间的候选基因进行序列比较分析、组织与时空表达丰度分析、多拷贝基因注释等分析工作,确定了2个基因为重要候选基因,优先开展基因功能验证。基于实验室前期以大麦黄花叶病感病品系“哈铁系”构建的突变体库,通过扩增子测序（Amplicon-seq）技术已获得了候选基因的非同义氨基酸突变的突变体单株,这为今后验证候选基因的抗病功能提供了材料。综上所述,本研究从我国骨干亲本和核心抗源“尺八大麦”中定位了1个抗大麦黄花叶病新位点rym7H-1,为今后克隆目标基因、解析抗病机理奠定了基础,为抗黄花叶病大麦新品种选育提供了优异的基因资源。
史晓玲[5]（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指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郭成瑾[6]（2020）在《腾格里沙漠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多样性及生防木霉抑菌作用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作为一种重要的真菌资源,在沙地土壤结构形成、微生物区系平衡、促进植物生长和有益微生物资源利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关于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群落结构与多样性,以及沙生环境生防木霉资源的利用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针对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研究与利用的薄弱现状,运用随机调查和定点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采用真菌分类学和高通量测序技术,对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群落结构与多样性变化进行了研究;从固沙植物根际土壤中进行木霉菌分离、筛选、鉴定和生物学特性及其对立枯丝核菌拮抗机制解析;并研究了生防木霉菌对马铃薯黑痣病防治效果及根际土壤微生态的影响,旨在揭示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群落结构与多样性变化规律,明确生防木霉菌对马铃薯黑痣病抑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对我国西部沙漠生态治理与修复,以及开发应用极端生境有益真菌资源具有重要意义。1.固沙植物根际土壤可培养真菌群落结构及分布特征采用随机和定点取样方法,对不同植被、时间以及生境下固沙植物根际土壤可培养真菌群落结构及分布特征等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腾格里沙漠地区52种固沙植物中,根际土壤真菌数量在6.38×103232.28×103 CFU·g-1之间,真菌种类在29属之间,其中骆驼蓬（Peganum harmala）真菌数量和种类相对最多,而盐爪爪（Kalidium foliatum）相对最少;共分离得到真菌3176株,分属于25属,其中青霉属（Penicillium）、镰刀菌属（Fusarium）和曲霉属（Aspergillus）是固沙植物根际土壤可培养真菌的优势种群;真菌数量和种类在夏季出现一个高峰;真菌数量由2013年到2016年增加了15.86%,而真菌种类无变化;土壤真菌数量以草原区最多,沙漠区最少;真菌种类以沙漠区最多,封育区最少;木霉属（Trichoderma）为沙漠区优势属,青霉属为半荒漠区和草原区优势属,青霉属和丛梗孢属（Monilia）为封育区优势属。2.固沙植物根际土壤可培养真菌群落多样性利用土壤真菌数量和种类调查数据,对固沙植物根际土壤可培养真菌群落多样性、生态分布及其与土壤性状相关性等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夏季真菌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最高,均匀度最低;而秋季真菌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最低,均匀度最高;2013年度真菌多样性各项指数均高于2016年度;沙漠区真菌多样性指数、均匀度和丰富度均最高,分别为2.2390、0.8938和3.0191,而草原区最低,分别为1.6507、0.7184和2.1729;4个生境真菌种群相似性为中等不相似,半荒漠区与封育区相似性最高,草原区与沙漠区相似性最低;青霉属、曲霉属、镰刀菌属、茎点霉属（Phoma）和毛霉属（Mucor）属于4个生境中生态位较宽的广布属;氮含量和钾含量是影响根际土壤可培养真菌群落变化的最主要土壤性状。3.基于高通量测序的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多样性分析基于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了不同生境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多样性。结果表明,4种生境共获得有效序列2,212,338个,聚类成4043种OTUs,共鉴定出14门44纲108目231科442属471种真菌;子囊菌门为各生境土壤真菌最优势门,镰刀菌属为最优势属;各生境土壤真菌功能型以腐生营养型相对丰度最高,功能群以植物病原菌相对丰度最高;草原区物种指数、菌群丰富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均最高,分别为1057、1423.84和6.12,而沙漠区均最低,分别为657.33、884.57和4.46;各生境间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群落结构具有显着差异（P<0.01）,其中沙漠区与封育区间差异极显着（P<0.001）;有机质、全量氮、全量磷、速效氮和速效钾是影响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群落多样性的主要土壤性状;有机质、全量氮和速效氮对各生境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群落反映更敏感。4.固沙植物根际土壤拮抗木霉菌分离鉴定及其生物学特性测定采用平板对峙法、对扣培养法以及圆盘滤膜法从固沙植物根际土壤中分离筛选出木霉菌M-33,对其进行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分析鉴定,并采用菌丝生长法和孢子计数法研究其生物学特性。结果表明,木霉菌M-33被鉴定为哈茨木霉（Trichoderma harzianum）,其发酵粗提液、挥发性代谢物以及非挥发性代谢物对立枯丝核菌（Rhizoctonia solani）的抑制率分别为74.51%、58.43%和92.75%;哈茨木霉M-33对营养物质需求低、环境适应性强。5.哈茨木霉M-33对立枯丝核菌拮抗作用机制解析通过显微观察和酶活测定解析了哈茨木霉M-33对立枯丝核菌的拮抗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哈茨木霉M-33与立枯丝核菌未接触前,可在培养基上快速生长,占据营养空间;当两菌接触后,发生附着和缠绕现象,哈茨木霉M-33产生的分泌物可使立枯丝核菌菌丝细胞壁断裂、溶解,进而哈茨木霉M-33菌丝和分生孢子侵入立枯丝核菌菌丝和菌核内部定殖;立枯丝核菌诱导哈茨木霉M-33产生酶活变化,几丁质酶和β-1,3-葡聚糖酶在处理后第5 d活性最强,分别为7.31 U·（min·mL）-1和1.63U·（min·mL）-1,而中性蛋白酶和纤维素酶在处理后第6 d活性最强,分别为0.155U·（min·mL）-1和0.899 U·（min·mL）-1;几丁质酶在哈茨木霉M-33对立枯丝核菌的拮抗作用中起着关键作用。6.哈茨木霉M-33对马铃薯黑痣病（Potato black scurf）防治效果及根际土壤微生态的影响运用平板涂布法筛选出适合哈茨木霉M-33生长的秸秆添加物和最适接种量,通过盆栽和田间试验研究哈茨木霉M-33协同小麦秸秆对马铃薯黑痣病的防治效果和对马铃薯植株生长的影响,基于稀释平板法和高通量测序技术测定协同处理对马铃薯根际土壤微生物区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哈茨木霉M-33最适秸秆添加物为小麦秸秆,最佳接种量为1×108个·mL-1。盆栽试验表明,哈茨木霉M-33与小麦秸秆协同处理马铃薯出苗率为100%,对马铃薯黑痣病的防效高达70.26%,马铃薯株高、茎粗和分枝数分别为43 cm、0.82 cm和3.89,均明显高于对照（P<0.05）;协同处理后可降低马铃薯根际土壤真菌数量,提高细菌、放线菌和木霉菌数量;协同处理对真菌群落多样性、群落结构组成影响较大,对细菌群落多样性、群落结构组成影响较小;协同处理能够促进马铃薯根际土壤中有益微生物的聚集。田间试验验证了协同处理对马铃薯黑痣病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能促进马铃薯生长,提高马铃薯产量;在马铃薯整个生育期中,协同处理后木霉属真菌相对丰度上升,在马铃薯成株期达到高峰,而马铃薯致病菌相对丰度下降。
张然[7]（2020）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制糖技术改良研究（1937-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蔗糖业,是将甘蔗作为原料,经过压榨、熬煮、分蜜等一系列手续后制成液体或晶体红糖、白糖、桔糖等糖品的行业。中国是传统的产糖大国,具有悠久的甘蔗种植和手工制造糖品的历史;明清时期,中国的手工制糖技术得到突破性发展,其技术水平几乎已达世界高度。但随着近代科学技术与工业革命的发展,机械制糖技术使快速生产出大量优质的白糖成为可能,世界糖品市场也因此风云变幻。而此时中国的大部分制糖场坊仍固守数百年前的手工制糖技术,虽有少数有识之士试图全面“移植”机械化制糖技术,但他们屡遭失败,使中国这一手工制糖大国陷入了转型之危机中。其中,四川省作为近代中国三大产糖大省之一,在20世纪初即已形成了极具特色的“蔗糖经济”,制糖业在四川省经济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亦有数位致力于改良手工制糖业的先进人士将机械制糖工具引进四川省,但悉数失败。正值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新型酒精液体燃料对制糖副产品——糖蜜之需求陡增,而两广地区与福建省等传统产糖重镇又相继沦陷,四川省制糖业的发展和制糖技术改良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重视。在四川省甘蔗试验场、中央工业试验所制糖试验室、川康区食糖专卖局等多个科研机构与糖政机关的合作与努力下,战时四川省制糖技术的改良与推广事业取得了重大突破。各技术人员遵循科学原理,运用专业的理论知识和实验仪器,进行了一系列标准化、精确化的科学实验。面对战时的艰苦环境,他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最终在优良蔗种的引种、先进蔗作技术的引进、传统手工制糖技术的改良,及小型制糖机械——手摇离心机的仿制与改造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技术层面的突破。与此同时,各科研机构和糖政机关联合金融机构,针对优良蔗种和手摇离心机在四川省、甚至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推广体系,使科研成果的规模化转化成为可能,大大提高了其实际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在各方的合作与努力下,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省制糖技术的改良与推广事业几乎可以代表同时段中国大陆的最高水平。随着以中国联合炼糖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全机械化制糖工厂在战时四川省的建立,以及手摇离心机等小型制糖机械逐渐引进部分手工制糖场坊,战时四川省制糖业呈现出了多种生产手段和经营方式并行的手工业“多元结构”。本文在中国近代手工业转型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通过横向比较近代中国的其他手工行业,认为战时四川省制糖行业呈现出的“多元结构”,实际上是伴随着传统手工业生产的“维持”与机械化生产的“突破”。“维持”的具体表现是高度发达的手工制糖技术,固定的生产关系与融资关系,再加之贫困化趋势,使得战时四川省的多数手工制糖场坊只得维持手工生产,或对制糖机械接受能力不强。而“突破”的表现则是得益于政府在战时特殊背景下的支持,三座全机械的制糖工厂得以屹立于四川。因此本文认为战时四川省制糖业呈现的“多元结构”一方面符合近代手工业转型的内在机理,一方面也充分体现了制糖行业和抗战背景的特殊性。不仅如此,这一现象还象征着战时四川省制糖业“急进”与“缓进”并行的改良路径,这一路径与此前机械技术的全面“移植”相异,经过实践证明,是更适合于中国制糖业工业化的新路径。虽然战时四川省制糖技术的改良与推广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但从甘蔗产量与糖产量的数据变化看,战时四川省制糖业的发展呈现“徘徊不前”的形势。战时四川省制糖业之所以会出现发展“悖论”,本文通过对比20世纪30年代广东,以及日据台湾制糖技术的革新与制糖业发展,认为在战时的艰难且多变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政府对于制糖技术改良与推广事业的支持无法是长期的、深入的;而四川省本已呈现贫困化趋势的蔗农经济在战时更是颇为分散且不稳定,无法为改良制糖技术的推广提供好的环境。在种种限制下,战时四川省制糖技术的改良成果远未及“革新”水平,优良蔗种和小型制糖机械的推广也寸步难行,再加之战时的特殊背景,共同造就了制糖技术改良取得突破、而糖业发展却徘徊不前的发展“悖论”。
宋文亮[8]（2020）在《瑞普908等17个玉米新品种农艺性状和产量的比较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玉米是我国主要的粮食和饲料作物。优良玉米新品种的在生产中的推广和应用,不仅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也对加速玉米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针对宝鸡市地区玉米品种推广中存在的问题,对适宜本地区种植的玉米品种进行了筛选和鉴定。2017年和2018年在宝鸡市陇县和千阳县两个试验点对17个玉米品种的产量、生育期、倒伏、株高、穗位、穗行数、行粒数、病害等性状进行分析对比,适应性进行了综合评价。通过对各品种生物性状分析、抗病性分析以及产量的分析对比,研究结果如下:（1）两年两点试验表明,瑞普908、鑫研218、西蒙208、农科大18、登海3721和瑞普909具有较好的丰产性、稳产性和适应性。（2）病害鉴定结果:登海3721、瑞普908和金凯8号对大斑病和小斑病表现出良好的抗性。（3）通过对比两年两点的数据得出,不同玉米品种的穗行数差异不显着,但行粒数存在明显差异,且受地点环境影响大。（4）在两个试验点中,陇县试验点的登海3721出籽率最高,中榆968出籽率相对较低。而在千阳县试验点,金科玉3308相对出籽率较高,而登海3721次之,相比而言,西蒙668出籽率最低。（5）在两年两试验点中,宝单918、瑞普908、农科大18、潞玉1525、鑫研218和金科玉3306倒伏率均为0,表现出良好的抗倒伏性。（6）通过在两年两个试验点中对于玉米产量的因子分析,总结出影响玉米产量的三个性状因素:单位面积穗数、百粒重和穗粒数。三个性状因素中,单位穗数和穗粒数与产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综合各品种的性状表现情况得出结论,瑞普908、鑫研218、西蒙208和农科大18为丰产性、稳产性和适应性较好的品种,可作为宝鸡地区大面积示范推广种植的春播玉米品种。
闫智臣[9]（2020）在《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间作绿肥对玉米、小麦和马铃薯病害影响的研究》文中认为河西走廊是甘肃省重要的粮食基地,绿肥-主作物间作是该区常见的种植模式。目前尚不明确该系统下主作物病害发生、危害及绿肥对主作物病害的调控作用。本研究通过绿肥-主作物间作系统的长期定位试验,调查了甘肃省河西走廊绿洲灌区武威试验站绿肥-主作物间作系统主作物病害的发生情况,分析了土壤丛枝菌根真菌（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AMF）群落结构多样性,并在温室内就该区主要栽培模式毛苕子（Vicia villosa）间作小麦（Triticum aestivum）系统主作物及绿肥对病害的调控进行了研究分析,为探索发展生态绿色病害调控技术提供理论依据。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河西走廊绿洲灌区绿肥-玉米（Zea mays）、小麦、马铃薯（Solanum tuberosum）间作系统下,3种主作物病害主要为:玉米的锈病（Puccinia sorghi）、麦根腐平脐蠕孢叶斑病（Bipolaris sorokiniana）、圆斑病（Bipolaris zeicola）,小麦的离蠕孢综合症叶斑病（B.sorokiniana）以及马铃薯的早疫病（Alternaria solani）、炭疽病（Colletotrichum coccodes）。2、间作箭筈豌豆（Vicia sativa）、毛苕子、针叶豌豆（Pisum sativum）和甜豌豆（Lathyrus odoratus）等绿肥可降低玉米、小麦和马铃薯病害发病率1.97%39.37%:（1）间作箭筈豌豆降低小麦离蠕孢综合症叶斑病发病率10.53%13.63%;间作箭筈豌豆+毛苕子降低玉米麦根腐平脐蠕孢叶斑病发病率25.27%,马铃薯早疫病发病率2.84%29.67%,马铃薯炭疽病发病率26.38%。（2）间作针叶豌豆降低玉米锈病发病率1.97%34.80%;马铃薯早疫病发病率2.83%29.90%,马铃薯炭疽病发病率39.37%。（3）间作甜豌豆降低玉米锈病发病率2.93%28.87%,马铃薯炭疽病发病率14.00%。3、温室模拟田间毛苕子-小麦间作发现,毛苕子、小麦可相互影响彼此病害的发生:间作小麦使毛苕子发病率显着增高48.67%143.62%;小麦离蠕孢综合症可造成小麦产量减产16.04%42.81%,间作毛苕子减少小麦产量损失5.98%8.10%。4、绿肥-主作物间作系统可影响土壤中AM真菌群落多样性和丰度。田间试验中共检测到4目8科13属23种AM真菌,其中球囊霉科（Glomeraceae）占各样本的46.67%81.09%,为所有样本的优势科,摩西斗管囊霉（Funneliformis mosseae）和层状近明球囊霉（Claroideoglomus lamellosum）为优势种,相对丰度分别在10.97%54.11%和15.15%45.56%之间。主作物的种类是影响AM真菌群落的重要因素之一,间作绿肥可相对提高AM真菌群落的多样性和丰度,土壤速效钾（AK）和全氮（TN）含量显着影响土壤AM真菌群落,且AM真菌群落多样性和丰富度越高,主作物病害发病率越低。对田间土壤养分与病害发生相关性分析表明,马铃薯早疫病与AK显着正相关,玉米叶斑病和SOM显着负相关。因此可通过间作绿肥和适当施肥,实现该区作物病害的绿色防治。
张园园[10]（2019）在《向日葵黄萎病菌的侵染过程、种子带菌及不同寄主间交互侵染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向日葵黄萎病是由大丽轮枝孢菌（Verticillium dahliae Kleb.）引成的极具破坏性的土传性维管束病害,其发生严重地影响了向日葵的产量和质量。在本研究中,我们利用绿色荧光蛋白（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GFP）标记的大丽轮枝抱菌对向日葵黄萎病的侵染过程进行了系统地观察,证明了种皮是种子携带大丽轮枝孢菌的主要部位;建立了基于MNP-10培养基快速检测向日葵种子携带黄萎病菌的体系;并研究了向日葵种子携带的大丽轮枝孢菌的遗传变异;最后还对不同寄主来源的轮枝孢菌的交互致病性和遗传变异进行了研究。具体的研究结果如下:（1）利用农杆菌介导的遗传转化体系,获得120株带有GFP标记的大丽轮枝孢菌的阳性转化子。通过对阳性转化子的生长速率、产孢量、粗毒素分泌量和致病力与野生型菌株进行比较,筛选到阳性转化子VdBM9-6在生物学特性和致病力上与野生型菌株VdBM9均没有显着性差异。该转化子将作为后续研究向日葵黄萎病菌侵染过程的接种菌株。（2）利用带有GFP标记的大丽轮枝菌菌株VdBM9-6系统地研究了大丽轮枝孢菌对向日葵的侵染过程,结果表明,人工接种后分生孢子能够附着在须根的根冠,成熟区和伸长区,并萌发形成菌丝体;菌丝体能够沿着根的细胞间隙横向和纵向扩展或侵入相邻的表皮细胞,最终定殖在木质部导管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向日葵的地上部分如茎秆、叶柄、叶脉、花盘的苞叶、花萼、种子的种壳和种皮上均检测到了大丽轮枝孢菌的定殖。（3）利用人工接种收获的花盘以及大田自然发病植株上采集的花盘的种子为实验材料,确定了利用选择性培养基MNP-10能够快速而准确地鉴定向日葵是否携带大丽轮枝孢菌以及种子的带菌率。（4）利用MNP-10培养基对实验室留存的105份不同向日葵品种的种子带菌率进行了检测,结果表明,19份油葵品种中只有’KY2’和’KY3’两份材料携带有大丽轮枝孢菌,带菌率均为1%;其余17份油葵品种均不携带大丽轮枝孢菌。86份食葵品种中有43份材料携带大丽轮枝孢菌,带菌率介于1～5%。其中,’甘葵2号’种子的带菌率最高,为5%;’H16-22’和’H16-24’等17份材料种子的带菌率为1%,其余43份食葵材料的种子上没有检测到大丽轮枝孢菌。（5）对来源于向日葵种子的89株大丽轮枝孢菌的生理小种和交配型的鉴定结果表明,所有种子来源的大丽轮枝孢菌均为单一的生理小种类型,即2号小种,但是却存在两种交配型即MAT1-1-1和MAT1-2-1,是优势交配型,占供试菌株的69.66%。（6）对来源于向日葵、棉花、茄子、生菜和马铃薯5种不同寄主植物上的10株轮枝孢菌的生物学特性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寄主来源的轮枝孢菌在菌落形态和生长速度上存在显着差异;生理小种和交配型的鉴定结果表明,除了来自生菜的大丽轮枝孢菌Ls16-1为1号生理小种外,其余8株不同寄主来源的大丽轮枝孢菌均为2号生理小种;所有供试的不同寄主来源的大丽轮枝孢菌的交配型均为单一交配型,MAT1-2-1型。交互侵染的结果表明不同寄主来源的轮枝孢菌对不同的寄主具有一定的交互致病性,但以在其分离寄主上表现出的致病力最强。
二、2000年度作物病害调查鉴定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0年度作物病害调查鉴定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烟蚜与蚜传病毒病发生相关性及绿色防控技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1 烟草病虫害发生情况 |
| 1.2 烟草蚜虫研究进展 |
| 1.2.1 形态及为害 |
| 1.2.2 生活史及习性 |
| 1.2.3 发生与环境的关系 |
| 1.2.4 传毒方式 |
| 1.2.5 预测预报 |
| 1.2.5.1 春季越冬寄主调查 |
| 1.2.5.2 有翅蚜迁飞动态系统监测 |
| 1.2.5.3 田间烟蚜种群数量调查 |
| 1.2.6 综合防治 |
| 1.2.6.1 农业防治 |
| 1.2.6.2 物理防治 |
| 1.2.6.3 生物防治 |
| 1.2.6.4 化学防治 |
| 1.3 烟草蚜传病毒病研究进展 |
| 1.3.1 烟草蚜传病毒病危害现状 |
| 1.3.2 烟草马铃薯Y病毒病(PVY)研究进展 |
| 1.3.2.1 PVY多样性 |
| 1.3.2.2 PVY血清学特征 |
| 1.3.2.3 PVY分子特征 |
| 1.3.2.4 HC-Pro研究 |
| 1.3.3 烟草黄瓜花叶病毒病(CMV)研究进展 |
| 1.3.4 烟草脉带花叶病毒病(TVBMV)研究进展 |
| 1.3.5 烟草番茄斑萎病毒病(TSWV)研究进展 |
| 1.3.6 烟草蚜传病毒病高通量检测技术 |
| 1.3.7 烟草蚜传病毒病遗传多样性分析 |
| 1.3.8 烟草蚜传病毒病预测预报研究进展 |
| 1.3.9 烟草蚜传病毒病综合防治研究进展 |
| 1.4 烟蚜和蚜传病毒病相关性研究进展 |
| 1.4.1 蚜虫的传毒特性 |
| 1.4.2 影响PVY传播的因素 |
| 1.4.3 PVY的蚜传机制 |
| 1.4.4 蚜虫迁飞与PVY发生流行的关系 |
| 1.4.5 治蚜与防病的关系 |
| 1.5 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意义 |
| 1.6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6.1 烟草蚜虫带毒部位及其发生规律研究 |
| 1.6.2 烟草蚜传病毒病检测及危害研究 |
| 1.6.3 利用siRNA高通量测序技术筛选烟草蚜传新病毒 |
| 1.6.4 蚜虫及蚜传病毒病发生流行相关性研究 |
| 1.6.5 蚜虫及蚜传病毒病绿色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
| 第二章 烟草蚜虫种类鉴定及其传毒方式研究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烟草蚜虫种类鉴定 |
| 2.1.2 烟蚜传毒方式研究 |
| 2.2 结果与分析 |
| 2.2.1 蚜虫种类鉴定 |
| 2.2.2 烟蚜形态观察与描述 |
| 2.2.3 CMV毒源鉴定 |
| 2.2.4 口针中CMV检测结果 |
| 2.2.5 烟蚜头部CMV检测结果 |
| 2.2.6 烟蚜腹部CMV检测结果 |
| 2.2.7 烟蚜持毒时间的测定 |
| 2.2.8 烟蚜传毒效率的测定 |
| 2.3 结论 |
| 2.3.1 毒源的鉴定 |
| 2.3.2 烟蚜各部位CMV的检测 |
| 2.3.3 烟蚜持毒时间及其传毒效率的测定 |
| 第三章 烟草蚜传病毒病检测、危害及遗传多样性研究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大田蚜传病毒病种类鉴定 |
| 3.1.2 烟田周边毒源植物检测 |
| 3.1.3 大棚烟苗带毒率检测 |
| 3.2 结论与分析 |
| 3.2.1 大田蚜传病毒病种类鉴定 |
| 3.2.2 烟田周边毒源植物检测 |
| 3.2.3 大棚烟苗带毒率检测 |
| 3.2.4 CMV、PVY、TVBMV遗传多样性分析 |
| 第四章 利用siRNA高通量测序技术筛选烟草蚜传新病毒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烟草新病毒Tobacco Virus 2的序列分析 |
| 4.1.2 芸薹黄化病毒(Brassica yellows virus-AH)烟草分离物序列分析 |
| 4.2 结果与分析 |
| 4.2.1 烟草新病毒Tobacco Virus 2的序列分析 |
| 4.2.2 芸薹黄化病毒(Brassica yellows virus-AH)烟草分离物序列分析 |
| 4.3 结论与讨论 |
| 第五章 烟蚜及蚜传病毒病发生流行相关性研究 |
| 5.1 材料与方法 |
| 5.2 结果与分析 |
| 5.2.1 2016 年监测结果 |
| 5.2.2 2017 年监测结果 |
| 5.2.3 2018 年监测结果 |
| 5.3 结论与讨论 |
| 第六章 治虫防病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 |
| 6.1 天敌蚜茧蜂控制烟蚜技术研究与应用 |
| 6.1.1 繁蜂设施与器材 |
| 6.1.2 烟蚜茧蜂繁育技术 |
| 6.1.3 烟蚜茧蜂释放技术 |
| 6.1.4 种蚜种蜂保育技术 |
| 6.1.5 烟蚜茧蜂对烟蚜的防治效果 |
| 6.2 物理防治技术研究 |
| 6.3 黄板诱蚜示范 |
| 6.3.1 目的 |
| 6.3.2 地点 |
| 6.3.3 品种 |
| 6.3.4 实施情况 |
| 6.3.5 调查统计 |
| 6.3.6 结果与分析 |
| 6.4 .新型免疫诱抗剂防治烟草病毒病技术研究与示范 |
| 6.4.1 基本情况 |
| 6.4.2 施药情况 |
| 6.4.3 调查统计 |
| 6.4.4 结果与分析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研究结果 |
| 7.1.1 明确了烟草蚜虫种类及其传毒方式 |
| 7.1.2 明确了烟草蚜传病毒病种类、危害及遗传多样性 |
| 7.1.3 利用siRNA高通量测序技术筛选出烟草蚜传新病毒 |
| 7.1.4 明确了烟蚜及蚜传病毒病发生流行的相关性 |
| 7.1.5 开展了治虫防病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 |
| 7.2 主要创新点 |
| 7.2.1 利用小RNA高通量测序方法检测新病毒 |
| 7.2.2 明确了皖南烟区烟蚜及蚜传病毒病发生流行的相关性 |
| 参考文献 |
（2）中国小麦茎基腐病病原菌群体组成及遗传结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对照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小麦茎基腐病简介 |
| 1.1.1 小麦茎基腐病分布及危害 |
| 1.1.2 小麦茎基腐病菌群体组成和分布 |
| 1.1.3 茎基腐病的防治 |
| 1.2 镰刀菌群体遗传多样性研究 |
| 1.2.1 群体遗传多样性研究方法 |
| 1.2.2 假禾谷镰刀菌 |
| 1.2.3 禾谷镰刀菌复合种 |
| 1.2.4 镰刀菌毒素 |
| 1.2.5 镰刀菌遗传多样性 |
| 1.3 小麦茎基腐病和赤霉病病原菌的关联性研究 |
| 1.4 镰刀菌侵染植株中菌丝和毒素的系统分布研究 |
| 1.5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6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小麦茎基腐病病原菌群体组成 |
| 2.1 实验材料 |
| 2.1.1 样品采集 |
| 2.1.2 实验仪器及试剂 |
| 2.1.3 培养基及试剂配方 |
| 2.2 实验方法 |
| 2.2.1 小麦茎基腐病组织分离培养 |
| 2.2.2 菌株单孢子分离 |
| 2.2.3 镰刀菌基因组DNA提取 |
| 2.2.4 镰刀菌种的鉴定 |
| 2.2.5 镰刀菌毒素化学型鉴定 |
| 2.2.6 假禾谷镰刀菌毒素基因型测定方法 |
| 2.2.7 分生孢子产量测定 |
| 2.2.8 产毒素能力测定 |
| 2.2.9 致病力测定 |
| 2.3 结果与分析 |
| 2.3.1 小麦茎基腐病病原菌组成 |
| 2.3.2 镰刀菌毒素基因型 |
| 2.3.3 镰刀菌分生孢子产量 |
| 2.3.4 镰刀菌苗期致病力 |
| 2.3.5 优势镰刀菌产毒能力 |
| 2.3.6 优势镰刀菌成株期致病力 |
| 2.4 结论与讨论 |
| 第三章 北方麦区假禾谷镰刀菌群体遗传结构 |
| 3.1 实验材料 |
| 3.1.1 所用菌株 |
| 3.1.2 实验仪器及试剂 |
| 3.1.3 培养基及试剂配方 |
| 3.2 实验方法 |
| 3.2.1 假禾谷镰刀菌交配型鉴定 |
| 3.2.2 假禾谷镰刀菌群体多样性分析 |
| 3.2.3 不同基因型菌株生态适应性测定 |
| 3.3 结果与分析 |
| 3.3.1 假禾谷镰刀菌群体交配型组成 |
| 3.3.2 假禾谷镰刀菌群体遗传多样性 |
| 3.3.3 不同基因型菌株致病力测定 |
| 3.4 结论与讨论 |
| 第四章 南方麦区禾谷镰刀菌复合种群体遗传结构 |
| 4.1 实验材料 |
| 4.1.1 实验菌株 |
| 4.1.2 实验仪器及试剂 |
| 4.1.3 培养基及试剂配方 |
| 4.2 实验方法 |
| 4.2.1 基因组DNA提取 |
| 4.2.2 群体遗传多样性分析 |
| 4.3 结果与分析 |
| 4.3.1 亚洲镰刀菌群体遗传多样性分析 |
| 4.3.2 禾谷镰刀菌群体遗传多样性分析 |
| 4.4 结论与讨论 |
| 第五章 北方麦区茎基腐病植株内毒素污染和转运 |
| 5.1 实验材料 |
| 5.1.1 样品采集 |
| 5.1.2 实验仪器及试剂 |
| 5.1.3 培养基和试剂配方 |
| 5.1.4 实验菌株 |
| 5.2 实验方法 |
| 5.2.1 田间人工接种实验 |
| 5.2.2 样品前处理 |
| 5.2.3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
| 5.3 结果与分析 |
| 5.3.1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方法可行性 |
| 5.3.2 田间人工接种条件下毒素在植株内的系统分布 |
| 5.3.3 自然发病植株内毒素的系统分布 |
| 5.3.4 北方麦区小麦穗部真菌毒素的测定 |
| 5.3.5 小麦籽粒中真菌毒素测定 |
| 5.4 结论与讨论 |
| 第六章 全文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3）198份CIP马铃薯种质资源的表型性状和晚疫病抗性的遗传多样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SUMMARY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1 马铃薯种质资源起源与多样性 |
| 1.2 我国马铃薯种质资源引进及利用情况 |
| 1.2.1 我国马铃薯种质资源保存现状及育种进展 |
| 1.2.2 我国引进马铃薯种质资源进展 |
| 1.2.3 引进种质资源在我国马铃薯育种中的利用现状 |
| 1.3 遗传多样性研究及利用 |
| 1.3.1 系谱分析 |
| 1.3.2 形态学标记 |
| 1.3.3 遗传标记法 |
| 1.3.4 SSR分子标记及其应用 |
| 1.3.5 SNP分子标记及应用 |
| 1.3.6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
| 1.4 马铃薯晚疫病与种质资源的抗病性评价 |
| 1.4.1 马铃薯晚疫病概述 |
| 1.4.2 寄主与病原物互作机制 |
| 1.4.3 马铃薯晚疫病危害 |
| 1.4.4 马铃薯抗晚疫病资源筛选及抗病育种 |
| 1.4.5 马铃薯晚疫病相关基因的挖掘及全基因组分析 |
| 1.5 本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第二章 198份马铃薯种质资源表型性状的多样性分析 |
| 2.1 试验区情况及材料方法 |
| 2.1.1 试验区气候环境及土壤 |
| 2.1.2 试验材料来源及种植 |
| 2.1.3 田间表型性状测定及赋值方法 |
| 2.1.4 数据分析 |
| 2.1.4.1 定量性状划分 |
| 2.1.4.2 遗传多样性评价 |
| 2.1.4.3 统计各性状类型所占的百分比 |
| 2.1.4.4 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 |
| 2.2 结果与分析 |
| 2.2.1 田间定量性状的多样性分析 |
| 2.2.1.1 不同试验点定量性状的表现 |
| 2.2.1.2 定量性状与环境和年度的互作效应 |
| 2.2.1.3 定量性状的分布与分级 |
| 2.2.1.4 定量性状多样性分析 |
| 2.2.2 定性性状多样性分析 |
| 2.2.2.1 定性性状频率与分布 |
| 2.2.2.2 定性性状多样性分析 |
| 2.2.3 田间21 个形态学性状的因子分析 |
| 2.2.4 田间21 个表型指标的聚类分析 |
| 2.3 讨论 |
| 2.3.1 田间22 个表型性状的多样性分析 |
| 2.3.2 田间21 个表现性状的聚类分析 |
| 2.3.3 几个极端材料的描述 |
| 第三章 马铃薯种质资源倍性鉴定及SSR遗传多样性分析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试验区气候环境及土壤 |
| 3.1.2 试验材料来源及种植 |
| 3.1.3 染色体倍性研究方法 |
| 3.1.3.1 试验材料采集与保存 |
| 3.1.3.2 核提取液制备 |
| 3.1.3.3 叶片细胞核悬浮液制备 |
| 3.1.4 SSR遗传标记的聚类分析方法 |
| 3.1.4.1 DNA提取及质量检测 |
| 3.1.4.2 SSR引物筛选 |
| 3.1.4.3 PCR反应体系及程序 |
| 3.1.4.4 SSR标记分析 |
| 3.1.4.5 种质资源的聚类分析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种质资源的染色体倍性鉴定 |
| 3.2.2 种质资源的SSR聚类分析及遗传多样性研究 |
| 3.2.2.1 引物筛选及其退火温度确定 |
| 3.2.2.2 种质资源SSR扩增条带的多态性分析 |
| 3.2.2.3 种质资源的聚类分析 |
| 3.2.3 种质资源的群体的遗传结构分析 |
| 3.2.4 种质资源的SSR聚类与表型聚类的关联性分析 |
| 3.3 讨论 |
| 3.3.1 种质资源群体的染色体倍性鉴定 |
| 3.3.2 种质资源群体的多态性及聚类分析 |
| 3.3.3 种质资源群体的遗传多样性分析 |
| 3.3.4 SSR分类群体与表型分类群体的关联性 |
| 第四章 种质资源晚疫病抗性离体评价及其SNP遗传多样性分析 |
| 4.1 试验材料与方法 |
| 4.1.1 材料及基因组信息 |
| 4.1.2 离体叶片晚疫病抗性室内鉴定方法 |
| 4.1.3 基因组测序及SNP遗传多样性分析 |
| 4.1.3.1 DNA提取和测序方法 |
| 4.1.3.2 SNP数据统计及分析 |
| 4.2 结果与分析 |
| 4.2.1 198 份材料离体叶片晚疫病抗性鉴定 |
| 4.2.2 82 份材料中12 个晚疫病抗性基因的检测 |
| 4.2.3 82 份材料的群体结构及主成分分析 |
| 4.2.4 82 份材料基于SNP的遗传多样性分析 |
| 4.2.5 82 份材料的SNP分类与表型聚类和SSR分群的关联性分析 |
| 4.3 讨论 |
| 4.3.1 晚疫病抗病能力及所选相关抗性基因的评价 |
| 4.3.2 82 份材料的群体结构及遗传多样性分析 |
| 第五章 马铃薯NB-LRR基因家族全基因组鉴定及表达分析 |
| 5.1 试验材料与方法 |
| 5.1.1 马铃薯基因组中NB-LRR成员的鉴定 |
| 5.1.2 马铃薯NB-LRR家族成员的序列和结构特征分析 |
| 5.1.3 马铃薯NB-LRR家族成员的染色体定位分析与基因重复事件分析 |
| 5.1.4 NB-LRR的进化分析与分类 |
| 5.1.5 NB-LRR家族成员的表达模式分析 |
| 5.2 结果与分析 |
| 5.2.1 NB-LRR的鉴定及染色体分布 |
| 5.2.2 NB-LRR基因复制事件分析 |
| 5.2.3 NB-LRR进化分析与分类 |
| 5.2.4 NB-LRR基因结构和motif分析 |
| 5.2.5 NB-LRR蛋白的理化性质和亚细胞定位 |
| 5.2.6 NB-LRR基因家族在不同组织中的表达分析 |
| 5.2.6.1 CNL基因家族在不同组织中的表达分析 |
| 5.2.6.2 TNLs家族成员在不同组织中的表达分析 |
| 5.2.7 NB-LRR基因家族响应晚疫病不同生理小种的表达分析 |
| 5.2.7.1 CNL基因家族响应晚疫病不同生理小种的表达分析 |
| 5.2.7.2 TNL基因家族响应晚疫病不同生理小种的表达分析 |
| 5.3 讨论 |
| 5.3.1 NB-LRR中CNL家族的分类特征 |
| 5.3.2 NB-LRR基因在不同组织和的表达分析 |
| 5.3.3 NB-LRR基因响应晚疫病不同生理小种的表达分析 |
| 第六章 全文总结及创新点 |
| 6.1 全文结论 |
| 6.2 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和研究成果等 |
| 导师简介 |
（4）大麦黄花叶病抗性新位点rym7H-1遗传解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对照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大麦概况 |
| 1.2 大麦黄花叶病概述 |
| 1.2.1 大麦黄花叶病的传播与发生 |
| 1.2.2 Ba MMV和 Ba YMV毒性株系分类 |
| 1.2.3 大麦黄花叶病的防治手段 |
| 1.3 大麦黄花叶病抗性资源发掘和遗传育种研究 |
| 1.3.1 抗性资源的鉴定与发掘 |
| 1.3.2 抗性基因的遗传解析 |
| 1.3.3 分子标记辅助大麦抗黄花叶病育种利用 |
| 1.4 大麦基因组学和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
| 1.4.1 大麦基因组学的研究现状 |
| 1.4.2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的原理以及在大麦中的应用 |
| 1.4.3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在大麦抗病基因定位中的应用 |
| 1.5 图位克隆的原理和在大麦中的应用 |
| 1.6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第二章 材料与方法 |
| 2.1 实验材料 |
| 2.1.1 大麦种质资源和遗传群体构建 |
| 2.1.2 主要试剂及仪器 |
| 2.2 实验方法 |
| 2.2.1 基因组DNA的提取 |
| 2.2.2 总RNA提取 |
| 2.2.3 RNA反转录合成单链c DNA |
| 2.2.4 大麦黄花叶病田间抗病性鉴定与病情指数计算 |
| 2.2.5 大麦黄花叶病温室人工摩擦接种方法 |
| 2.2.6 大麦黄花叶病的分子鉴定方法(Multi-RT-PCR) |
| 2.2.7 抗性基因显隐性判断 |
| 2.2.8 极端性状植株混池重测序(BSA-Seq) |
| 2.2.9 竞争性等位基因特异性PCR技术(KASP) |
| 2.2.10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
| 2.2.11 酶切扩增多态性标记(CAPS) |
| 2.2.12 关联标记的遗传定位 |
| 2.2.13 候选基因分析 |
| 2.2.14 大麦“哈铁系”突变体库鉴定候选基因突变单株 |
| 第三章 结果与分析 |
| 3.1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鉴定5H关联位点 |
| 3.2 双亲分离群体验证抗病新遗传位点 |
| 3.2.1 抗、感亲本材料的筛选 |
| 3.2.2 抗性基因显隐性判断 |
| 3.2.3 极端性状混池测序(BSA-Seq) |
| 3.2.4 5H关联标记的序列分析 |
| 3.2.5 5H关联CAPS标记发展 |
| 3.2.6 5H关联位点的遗传定位和抗性位点rym7H-1 命名 |
| 3.2.7 抗性位点rym7H-1 遗传效应验证 |
| 3.3 rym7H-1 的关联置信区间和候选基因分析 |
| 3.3.1 rym7H-1 的关联置信区间分析 |
| 3.3.2 rym7H-1 候选基因注释和序列变异分析 |
| 3.3.3 重要候选基因的序列单倍型分析 |
| 3.3.4 重要候选基因的突变体鉴定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中国大麦品种资源中的黄花叶病抗性新位点 |
| 4.2 结合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和遗传连锁分析推进抗性新基因克隆 |
| 4.3 BSA-Seq效果取决于极端表型单株混池的构建 |
| 第五章 全文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5）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腾格里沙漠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多样性及生防木霉抑菌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SUMMARY |
| 前言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1 土壤真菌群落结构及其在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 |
| 1.1.1 土壤真菌种类与数量 |
| 1.1.2 土壤真菌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
| 1.2 土壤真菌群落分布特征 |
| 1.2.1 季节分布特征 |
| 1.2.2 空间分布特征 |
| 1.3 土壤真菌群落结构影响因素 |
| 1.3.1 植被 |
| 1.3.2 土壤 |
| 1.4 沙漠生境土壤真菌群落结构研究 |
| 1.4.1 沙漠土壤真菌群落组成 |
| 1.4.2 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群落结构 |
| 1.5 生防木霉菌拮抗机理及其在马铃薯土传病害防治中的应用 |
| 1.5.1 生防木霉菌在根际土壤中分布及其种类 |
| 1.5.2 生防木霉菌对病原菌的拮抗机制 |
| 1.5.3 木霉菌在马铃薯土传病害防治中的应用现状 |
| 1.5.4 农作物秸秆在生防木霉菌菌剂中的作用 |
| 1.6 高通量测序技术及其在土壤真菌研究中的应用 |
| 1.6.1 高通量测序技术在土壤真菌研究中的应用 |
| 1.6.2 高通量测序技术在沙漠土壤真菌中的应用 |
| 1.7 研究区域概况 |
| 第二章 固沙植物根际土壤可培养真菌群落结构及分布特征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采样方法 |
| 2.1.2 土壤真菌的分离鉴定 |
| 2.1.3 菌落计数方法 |
| 2.1.4 真菌的鉴定与统计 |
| 2.1.5 数据分析 |
| 2.2 结果与分析 |
| 2.2.1 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数量、种类和分布特征 |
| 2.2.2 不同季节和年际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群落结构 |
| 2.2.3 不同生境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群落结构 |
| 2.3 讨论 |
| 2.3.1 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数量研究 |
| 2.3.2 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种类研究 |
| 第三章 固沙植物根际土壤可培养真菌群落多样性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多样性分析方法 |
| 3.1.2 土壤性状测定 |
| 3.1.3 数据处理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不同季节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群落多样性 |
| 3.2.2 不同年际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群落多样性 |
| 3.2.3 不同生境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群落多样性 |
| 3.2.4 不同生境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组成相似性分析 |
| 3.2.5 不同生境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生态位宽度 |
| 3.2.6 不同生境固沙植物根际土壤性状 |
| 3.2.7 不同生境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群落结构与土壤性状的关系 |
| 3.3 结论与讨论 |
| 3.3.1 时间对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群落多样性影响 |
| 3.3.2 生境对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群落多样性影响 |
| 3.3.3 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群落结构与土壤性状的关系 |
| 第四章 基于高通量测序的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群落结构与多样性分析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采样方法 |
| 4.1.2 测定方法 |
| 4.2 结果与分析 |
| 4.2.1 数据预处理 |
| 4.2.2 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群落结构变化 |
| 4.2.3 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群落多样性变化 |
| 4.2.4 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群落与土壤性状关系 |
| 4.3 结论与讨论 |
| 4.3.1 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群落结构变化 |
| 4.3.2 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群落多样性变化 |
| 4.3.3 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群落与土壤性状关系 |
| 4.3.4 形态学与高通量测序分析比较 |
| 第五章 固沙植物根际土壤拮抗木霉菌分离鉴定及其生物学特性测定 |
| 5.1 材料与方法 |
| 5.1.1 材料 |
| 5.1.2 方法 |
| 5.1.3 数据分析 |
| 5.2 结果与分析 |
| 5.2.1 木霉菌分离 |
| 5.2.2 生防木霉菌株初筛 |
| 5.2.3 生防木霉菌株复筛 |
| 5.2.4 木霉菌M-33鉴定 |
| 5.2.5 哈茨木霉M-33生物学特性 |
| 5.3 结论与讨论 |
| 5.3.1 生防木霉菌的筛选 |
| 5.3.2 培养性状对生防木霉菌生长及产孢量的影响 |
| 第六章 哈茨木霉M-33对立枯丝核菌拮抗作用机制解析 |
| 6.1 材料与方法 |
| 6.1.1 材料 |
| 6.1.2 方法 |
| 6.1.3 数据分析 |
| 6.2 结果与分析 |
| 6.2.1 显微观察哈茨木霉M-33对立枯丝核菌的拮抗作用 |
| 6.2.2 立枯丝核菌诱导哈茨木霉M-33产酶作用 |
| 6.3 结论与讨论 |
| 6.3.1 哈茨木霉M-33对立枯丝核菌的拮抗作用显微观察 |
| 6.3.2 立枯丝核菌诱导哈茨木霉M-33产酶作用 |
| 第七章 哈茨木霉M-33对马铃薯黑痣病防治效果及根际土壤微生态的影响 |
| 7.1 材料与方法 |
| 7.1.1 材料 |
| 7.1.2 方法 |
| 7.1.3 数据分析 |
| 7.2 结果与分析 |
| 7.2.1 不同秸秆对木霉菌存活能力的影响 |
| 7.2.2 不同接种量对木霉菌存活能力的影响 |
| 7.2.3 木霉菌协同秸秆室内防治促生作用评价 |
| 7.2.4 木霉菌协同秸秆田间防治促生作用评价 |
| 7.3 结论与讨论 |
| 7.3.1 秸秆对木霉菌存活能力的影响 |
| 7.3.2 木霉菌协同秸秆室内防治促生作用评价 |
| 7.3.3 木霉菌协同秸秆田间防治促生作用评价 |
| 第八章 结论与创新点 |
| 8.1 结论 |
| 8.2 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腾格里沙漠地区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属)名录 |
| 项目资助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和研究成果等 |
| 导师简介 |
（7）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制糖技术改良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近代中国农业、手工业科技改良研究 |
| (二)中国糖业史研究 |
| (三)中国近现代制糖技术史研究 |
| 三、本文主旨与结构安排 |
| 四、相关问题说明 |
| (一)资料来源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近代以来中国制糖业与制糖技术发展概况 |
| 一、近代中国甘蔗制糖业概况与蔗糖经济区 |
| 二、中国手工制糖技术及在近代的发展困局 |
| (一)蔗作技术 |
| (二)手工制糖技术 |
| 三、全面抗战爆发前机械制糖厂在近代中国的移植尝试与失败 |
| (一)民国建立之初的振兴糖业措施 |
| (二)全面抗战爆发前的近代中国制糖工业 |
| (三)从技术史角度看全面抗战爆发前的近代中国制糖工业 |
| 第二章 战时四川甘蔗引种与蔗作技术改良 |
| 一、科学论证的基础:蔗糖业改良机构与蔗糖经济调查 |
| (一)蔗糖业改良机构——四川省甘蔗试验场的设立 |
| (二)蔗糖业改良之准备——蔗糖经济调查的进行 |
| 二、蔗作试验:甘蔗种植的现代化 |
| (一)优良蔗种引种试验 |
| (二)优良蔗种栽种试验 |
| (三)甘蔗宿根技术、秋植技术与病虫害防治试验 |
| 三、优良蔗种与相关试验成果的推广 |
| (一)第一阶段(1937-1942年):由甘蔗试验场主导进行的四川省优良蔗种推广 |
| (二)第二阶段(1943-1945年):由川康区食糖专卖局主导、甘蔗试验场辅助开展的优良蔗种推广 |
| (三)战时四川省优良蔗种推广的成果与困难 |
| 第三章 战时四川省手工制糖技术改良与推广 |
| 一、改良四川省手工制糖业之考量与计划 |
| (一)改良四川省手工制糖业的必要性 |
| (二)商议与制定改良四川省手工制糖业之方针 |
| 二、手工制糖技术的改良 |
| (一)压榨 |
| (二)熬煮 |
| (三)分蜜 |
| (四)红糖包装 |
| (五)蔗汁澄清 |
| (六)糖清脱色 |
| 三、离心机制糖法的引进与推广 |
| (一)离心机制糖技术与黄泥漏钵分蜜法的对比试验 |
| (二)手摇离心机的自制与使用法研究 |
| (三)离心机制糖技术的推广 |
| 第四章 战时四川省制糖业的机械制糖技术引进与发展 |
| 一、半机械化的小型改良糖厂 |
| (一)华农糖厂 |
| (二)华原糖厂 |
| 二、机械制糖技术的全面移植:中国联合炼糖公司的建立 |
| (一)中国联合炼糖公司概况 |
| (二)中炼司的精糖生产与机械设备 |
| 三、“维持”与“突破”:由制糖技术发展看战时四川省制糖业的特殊性 |
| (一)传统手工生产的“维持”——近代手工行业发展的内在机理 |
| (二)制糖工业的“突破”——非常态战时经济下的四川省制糖业新发展 |
| (三)与其他近代中国手工行业的结合思考 |
| 第五章 战时四川省制糖技术改良困境与蔗糖业的发展悖论 |
| 一、政策支持的缺乏 |
| 二、四川省蔗农经济的分散性与不稳定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瑞普908等17个玉米新品种农艺性状和产量的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1 玉米产业概况 |
| 1.2 宝鸡市玉米产业发展现状 |
| 1.3 宝鸡市玉米产业存在的不足和发展对策 |
| 1.3.1 玉米产业存在的不足 |
| 1.3.2 玉米产业发展对策 |
| 1.4 品种适应性在发挥良种优势中的重要作用 |
| 1.4.1 品种适宜种植生态类型对适应性的影响 |
| 1.4.2 品种的特征特性对适应性的影响 |
| 1.4.3 品种栽培措施对适应性的影响 |
| 1.5 玉米品种适应性试验研究目的 |
| 1.5.1 研究内容和意义 |
| 1.5.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材料与方法 |
| 2.1 供试材料 |
| 2.2 试验地点 |
| 2.3 试验设计 |
| 2.4 田间管理及其他技术措施 |
| 2.4.1 苗期阶段管理 |
| 2.4.2 穗期阶段管理 |
| 2.4.3 花期阶段管理 |
| 2.4.4 适时收获 |
| 2.5 试验数据记载 |
| 2.5.1 气候条件的观察记载 |
| 2.5.2 生物学性状记载和测定 |
| 2.5.3 室内考种的测定 |
| 2.6 数据处理方法 |
| 第三章 结果与分析 |
| 3.1 不同品种产量比较分析 |
| 3.2 不同品种生育期分析 |
| 3.3 不同品种倒伏率分析 |
| 3.4 不同品种株高和穗位分析 |
| 3.5 不同品种穗行数和行粒数分析 |
| 3.6 不同品种病害鉴定与分析 |
| 3.7 产量与性状的回归分析 |
| 第四章 讨论与结论 |
| 4.1 讨论 |
| 4.1.1 不同玉米品种的丰产性、稳产性和适应性比较 |
| 4.1.2 不同玉米品种农艺性状的差异表现 |
| 4.1.3 不同栽培管理措施对品种适应性的影响 |
| 4.1.4 不同玉米品种良种优势分析 |
| 4.2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间作绿肥对玉米、小麦和马铃薯病害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甘肃省玉米、小麦、马铃薯主要病害 |
| 2.1.1 玉米主要病害发生情况 |
| 2.1.2 小麦主要病害发生情况 |
| 2.1.3 马铃薯主要病害发生情况 |
| 2.2 不同绿肥-主作物模式病害防控研究 |
| 2.3 本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2.4 技术路线图 |
| 第三章 河西走廊绿洲灌区绿肥-主作物间作系统病害调查 |
| 3.1 试验材料与方法 |
| 3.1.1 试验点概况 |
| 3.1.2 样地设立情况 |
| 3.1.3 田间管理措施 |
| 3.1.4 病害调查方法 |
| 3.1.5 病原的分离鉴定 |
| 3.1.6 数据处理及分析 |
| 3.2 结果 |
| 3.2.1 绿肥间作玉米病害 |
| 3.2.2 绿肥间作小麦病害 |
| 3.2.3 绿肥间作马铃薯病害 |
| 3.3 讨论与结论 |
| 3.3.1 讨论 |
| 3.3.2 结论 |
| 第四章 毛苕子-小麦系统病害发生情况研究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试验点概况 |
| 4.1.2 试验材料 |
| 4.1.3 试验设计 |
| 4.1.4 试验数据采集 |
| 4.1.5 数据处理及分析 |
| 4.2 结果 |
| 4.2.1 小麦离蠕孢综合症的发病情况 |
| 4.2.2 毛苕子匐柄霉叶斑病的发病情况 |
| 4.2.3 小麦、毛苕子生长及生理生化 |
| 4.2.4 不同处理对温室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
| 4.2.5 各生理指标与小麦、毛苕子发病情况的相关性分析 |
| 4.3 讨论与结论 |
| 4.3.1 讨论 |
| 4.3.2 结论 |
| 第五章 绿肥-主作物间作系统土壤AM真菌多样性 |
| 5.1 材料与方法 |
| 5.1.1 样地设立 |
| 5.1.2 土壤采集 |
| 5.1.3 土壤DNA提取及PCR扩增 |
| 5.1.4 高通量测序分析 |
| 5.1.5 土壤理化性质测定 |
| 5.1.6 数据的分析处理 |
| 5.2 结果 |
| 5.2.1 土壤养分含量 |
| 5.2.2 OTU聚类分析 |
| 5.2.3 AM真菌群落多样性 |
| 5.2.4 AM真菌群落组成 |
| 5.2.5 组间差异分析 |
| 5.2.6 环境因子关联分析 |
| 5.3 讨论与结论 |
| 5.3.1 讨论 |
| 5.3.2 结论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向日葵黄萎病菌的侵染过程、种子带菌及不同寄主间交互侵染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向日葵及向日葵病害 |
| 1.1.1 国内外向日葵种植情况 |
| 1.1.2 向日葵病害 |
| 1.2 向日葵黄萎病 |
| 1.2.1 向日葵黄萎病的危害 |
| 1.2.2 向日葵黄萎病的症状 |
| 1.2.3 向日葵黄萎病病原菌的形态特征 |
| 1.3 大丽轮枝孢菌的寄主专化性 |
| 1.3.1 大丽轮枝孢菌的生理小种 |
| 1.3.2 大丽轮枝孢菌的交配型 |
| 1.4 大丽轮枝孢菌的生活史、侵染过程以及种子带菌 |
| 1.4.1 大丽轮枝孢菌的生活史 |
| 1.4.2 大丽轮枝孢菌的侵染过程 |
| 1.4.3 大丽轮枝孢菌的种子带菌研究 |
| 1.5 农杆菌介导的遗传转化( ATMT)及其在植物和病菌互作研究中的应用 |
| 1.5.1 ATMT的发展过程 |
| 1.5.2 ATMT在植物和病菌互作研究中的应用 |
| 1.6 大丽轮枝孢菌的快速检测体系 |
| 1.7 向日葵黄萎病的防治措施 |
| 1.8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9 技术路线 |
| 2 向日葵黄萎病菌侵染过程的观察 |
| 2.1 材料 |
| 2.1.1 供试材料 |
| 2.1.2 试剂和抗生素 |
| 2.1.3 供试培养基 |
| 2.1.4 仪器设备和耗材 |
| 2.2 实验方法 |
| 2.2.1 向日葵大丽轮枝孢菌的遗传转化 |
| 2.2.2 阳性转化子生物学特性的研究 |
| 2.2.3 利用GFP标记的大丽轮枝孢菌研究其侵染向日葵的过程 |
| 2.3 数据分析 |
| 2.4 结果与分析 |
| 2.4.1 GFP标记大丽轮枝孢菌株的获得 |
| 2.4.2 GFP标记的大丽轮枝孢菌(VdBM9-6)对向日葵侵染过程的观察 |
| 2.5 讨论 |
| 3 向日葵种子携带黄萎病菌快速检测体系的建立 |
| 3.1 材料 |
| 3.1.1 供试材料 |
| 3.1.2 试剂和抗生素 |
| 3.1.3 供试培养基 |
| 3.1.4 仪器设备和耗材 |
| 3.2 实验方法 |
| 3.2.1 向日葵花盘各组织的带菌情况 |
| 3.2.2 田间病株种子的带菌情况 |
| 3.3 结果与分析 |
| 3.3.1 大丽轮枝孢菌在向日葵花盘上的定殖 |
| 3.3.2 黄萎病菌在田间向日葵种子上的定殖 |
| 3.4 讨论 |
| 4 向日葵种子携带黄萎病菌的检测 |
| 4.1 不同向日葵品种种子携带黄萎病菌的比例检测 |
| 4.1.1 供试材料 |
| 4.1.2 试剂和抗生素 |
| 4.1.3 供试培养基 |
| 4.1.4 仪器设备和耗材 |
| 4.2 实验方法 |
| 4.2.1 不同向日葵品种种子携带黄萎病菌的比例检测 |
| 4.2.2 向日葵种子携带大丽轮枝孢菌的分离与单孢纯化 |
| 4.2.3 向日葵种子携带大丽轮枝孢菌的形态学鉴定 |
| 4.2.4 向日葵种子携带大丽轮枝孢菌的分子生物学鉴定 |
| 4.2.5 向日葵种子携带大丽轮枝孢菌的生理小种鉴定 |
| 4.2.6 向日葵种子携带大丽轮枝孢菌的交配型鉴定 |
| 4.3 结果与分析 |
| 4.3.1 不同向日葵品种种子携带大丽轮枝孢菌带菌率的检测 |
| 4.3.2 向日葵种子携带大丽轮枝孢菌的分离鉴定 |
| 4.3.3 向日葵种子携带大丽轮枝孢菌的生理小种鉴定 |
| 4.3.4 向日葵种子携带大丽轮枝孢菌的交配型鉴定 |
| 4.4 讨论 |
| 5 不同寄主来源轮枝孢菌的交互致病性 |
| 5.1 材料 |
| 5.1.1 供试菌株和寄主材料 |
| 5.1.2 试剂和培养基 |
| 5.1.3 仪器设备和耗材 |
| 5.2 实验方法 |
| 5.2.1 不同寄主来源的轮枝孢菌菌落形态和生长速度的测定 |
| 5.2.2 不同寄主来源的轮枝孢菌生理小种的鉴定 |
| 5.2.3 不同寄主来源的轮枝孢菌交配型的鉴定 |
| 5.2.4 不同寄主来源的轮枝孢菌致病力测定 |
| 5.2.5 数据分析 |
| 5.3 结果与分析 |
| 5.3.1 不同寄主来源轮枝孢菌菌落形态的比较 |
| 5.3.2 不同寄主来源轮枝孢菌菌落生长速度的比较 |
| 5.3.3 不同寄主来源轮枝孢菌生理小种的鉴定 |
| 5.3.4 不同寄主来源轮枝孢菌交配型的鉴定 |
| 5.3.5 不同寄主来源轮枝孢菌致病力的测定 |
| 5.4 讨论 |
| 6 全文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四、2000年度作物病害调查鉴定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烟蚜与蚜传病毒病发生相关性及绿色防控技术研究[D]. 周本国. 安徽农业大学, 2021(01)
- [2]中国小麦茎基腐病病原菌群体组成及遗传结构分析[D]. 范学锋.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
- [3]198份CIP马铃薯种质资源的表型性状和晚疫病抗性的遗传多样性研究[D]. 王磊. 甘肃农业大学, 2021(01)
- [4]大麦黄花叶病抗性新位点rym7H-1遗传解析[D]. 高广奇.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9)
- [5]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6]腾格里沙漠固沙植物根际土壤真菌多样性及生防木霉抑菌作用机制研究[D]. 郭成瑾. 甘肃农业大学, 2020
- [7]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制糖技术改良研究（1937-1945）[D]. 张然. 西南大学, 2020(02)
- [8]瑞普908等17个玉米新品种农艺性状和产量的比较分析[D]. 宋文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9]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间作绿肥对玉米、小麦和马铃薯病害影响的研究[D]. 闫智臣. 兰州大学, 2020(12)
- [10]向日葵黄萎病菌的侵染过程、种子带菌及不同寄主间交互侵染的研究[D]. 张园园.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