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大试验──江西农村民间流通协会的运作方式和效果（论文文献综述）
察应坤[1]（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徐北春[2]（2020）在《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扩散及行为控制策略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同时,由于长期的高产导向,以高投入换取高产出成为绝大多数农户生产决策的逻辑起点。在这种决策逻辑下,农业资源过度开发,生产要素过度集约,生态环境问题凸显,农业质量效益和市场竞争力总体偏低,亟需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大力推进农业清洁生产。吉林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玉米是全省第一大作物。玉米的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代表全省的农业生产方式。农户是玉米生产的具体实践者,是各种农业资源和农用物资的直接利用者,其是否采纳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是玉米生产方式能否转型的关键。受诸多因素影响,吉林省玉米清洁生产至今仍未大规模实现,亟需从农户这一基本生产单元出发,研究其采纳和扩散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影响因素、行为规律和控制策略。本文以正在吉林省中西部地区推广使用的“可降解地膜水肥一体化技术”为例,从农户异质性视角,在准确界定相关概念、综合评价分析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水平基础上,提出加快推进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的必要性,并从采纳意愿—采纳行为—技术内部扩散—国际经验借鉴—生产行为控制5个环节构建核心研究框架。其中,采纳意愿—采纳行为—技术内部扩散部分重点分析农业清洁生产系统内部要素的影响与作用机理,国际经验借鉴部分重点从政策法规和管理措施视角分析农业清洁生产外部系统施加的影响与作用机制,行为控制策略部分重点从控制行为熵变化的视角分析农业清洁生产系统内部和外部熵变影响并提出针对性的控制策略。重点开展了如下研究工作:第一,系统梳理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供给情况和应用现状,指出当前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单项技术供给较为充足,但集成技术供给整体不足,技术扩散中还存在农民参与程度低、基层技术力量薄弱、政策支持力度不足、成本分担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从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视角,综合评价分析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水平,结果显示当前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水平总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粮食主产省中处于中下游位置,部分指标处于粮食主产区甚至全国倒数水平。这说明当前吉林省农业生产方式既不环保又不经济,质量效益已成为吉林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短板,加快推进农业清洁生产刻不容缓。第二,基于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有效与非有效、理性与非理性的内在逻辑,在有效意愿、非有效意愿甄别和样本分析前提下,建立影响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的多元有序选择模型（ologit）。结果显示:农户家庭决策者受教育程度、资金投入能力、土地性质、土地规模和灌溉水的易获性、农户能力、购买社会化服务情况、对过量使用农药化肥等非清洁生产行为的认知、对清洁生产技术使用成本收益的认知、农户风险态度和应对干旱的态度等变量,对农户采纳“可降解地膜覆盖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意愿有显着影响。农户总体采纳意愿强度不高,一般意愿远高于强烈意愿。农户异质性特征对清洁生产技术采纳的一般意愿和强烈意愿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影响。第三,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异质性对农业清洁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进而分析一般意愿、强烈意愿与采纳行为的转化关系,以及农户农业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采纳行为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结果显示:农户家庭决策者受教育程度、资金投入能力、土地性质、灌溉水的易获性、农户能力、购买社会化服务情况、对清洁生产技术使用成本收益的认知和农户应对干旱的态度等变量,对农户采纳“可降解地膜覆盖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行为有显着影响。农户对清洁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实施是意愿强度不断累积的结果。“无意愿”农户、“一般意愿”农户和“强烈意愿”农户实际采纳的概率依次提升,具有“强烈意愿”的农户意愿—行为转化效率最高。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理存在差异性。第四,综合运用技术扩散理论、博弈论和系统工程理论,分析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由外及里扩散到农业农村并被早期采纳者采纳应用后,在农户内部的扩散机理、扩散效应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内部的技术扩散更多追求互惠和利他,单纯的经济目的不明显。农户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等社会网络构建的技术扩散渠道,受扩散环境、扩散主体和扩散中介的影响。农户内部技术扩散存在动力机制、传导机制和运行机制。动力机制主要来源于扩散主体动力、扩散受体动力和扩散环境动力。传导机制主要包括技术传导、效益转移和学习效应。运行机制需要技术供给过程、交流过程和采纳过程的协同作用。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存在空间效应、时间效应和时空交互效应。空间效应包括近邻效应、等级效应和集聚效应,时间效应包括扩散时间差和技术势能差。时空交互越紧密,越有利于农户内部技术扩散。第五,从农药化肥规制、水污染防治、环境保全型农业发展三个视角,梳理分析美国、丹麦、日本三个国家关于农业清洁生产的相关政策和控制措施。借鉴三国经验,提出我国亟需完善以法律法规为基础的农药化肥管理体系,完善以产品质量为核心的生产经营管理体系,完善统筹环保与农业生产的农药化肥施用体系;亟需建立健全农业生产水污染综合防治法律法规,以严格的监管政策和组合措施确保法律法规落到实处,同时要加强农业水污染技术创新,引导公众尤其是农民积极参与;亟需健全农业清洁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功能和作用,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农业清洁生产。第六,基于系统工程理论,指出农业清洁生产系统是由包括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子系统、农作物生产管理子系统、农产品销售子系统和农业生产服务子系统4个子系统组成的内部系统,以及政策法规子系统、科技服务子系统、农资供给子系统和城镇发展子系统等4个子系统组成的外部系统共同构成。各子系统内要素间相互作用和内外子系统间相互作用同时存在,共同推动农业清洁生产系统不断演进。农业清洁生产系统具有开放性、非平衡性、非线性和随机涨落性4个特征,是典型的耗散结构系统。引入“行为熵”概念,结合前文研究结论,研判农业清洁生产系统行为熵类型及来源。针对熵流来源,从增加负熵流、降低正熵流视角,构建促进清洁生产技术采纳与扩散,推动农业清洁生产发展的农户行为控制策略。
张建锋[3]（2020）在《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的合作及其治理 ——以农机服务为例》文中指出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经步入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新阶段。在新发展阶段,“如何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以土地承包、家庭经营为核心的基本经营制度如何创新以适应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成为亟待破解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立足我国人均耕地资源少、农业劳动力资源弱质化、粮食供给总量紧平衡等现实,着力推进农业专业化分工与合作、推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逐渐为社会所认同。与此同时,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我国农业专业化分工呈现深化趋势,但在区域、产业、具体农事活动方面存在不协调不充分问题。立足我国小规模农户将长期存在并处于基本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国情,在深化专业化分工过程中,探究农户参与分工与合作的缘由、农户参与分工与合作的方式、农户参与分工与合作的保障,具有现实的必然性和理论的必要性。本文以农机服务为例,探究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的合作及其治理,回答“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为什么要以合作的方式完成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如何合作以保障农事活动的有效实现?”问题,并将“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如何合作”分解为“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如何选择相应的合作方式?”“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匹配什么样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等子问题。文章基于专业化分工理论、农户家庭决策模型、合作及合作行为理论、外包理论、交易成本与交易治理理论等理论基础,在借鉴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水稻生产经营技术经济与制度结构-交易效率-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合作治理”的基本框架。基于此分析框架,从稻农家庭微观决策出发分析了稻农参与分工与合作的缘由,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关系、稻农合作的影响因素与合作机制、稻农农事活动合作方式选择及合作治理匹配的影响因素;随后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分析了稻农合作及其治理的演化历程及现实状况,并基于2004-2017年全国主要稻产区数据、采用FGLS方法验证了技术经济结构变迁对农机服务外包合作的影响,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ivprobit模型、内生次序probit模型模型、multi-logit模型分别验证了稻农农机技术使用与否、农机技术使用程度、农机服务合作与合作程度、农机服务合作方式选择、农机服务合作治理结构及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因素。最后在多案例分析专业化分工和稻农合作实现逻辑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含义。通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规模经济、分工经济、交易成本、信息处理效率等四个视角单独均无法相对全面解释稻农农事活动合作的缘由,应从合作意愿形成与强化、合作行为实现与开展、合作持续等三个层面具体分析稻农合作的缘由。稻农合作嵌入外部技术经济、制度演化与变迁过程中,是稻农以综合成本最小化、综合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导向,权衡合作的预期收益增加或预期成本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与交易效率、主体与群体的行为能力及合作能力、主观与客观规范与控制等因素,并与内外部诸多利益相关者互动的结果。规模经济、分工经济、交易成本、信息处理效率等四个视角都是以合作的预期绩效为出发点,只强调了合作预期绩效中的某一方面,未将合作发生置于综合系统中考量,且四个观点间也存在相应的联系。生产要素稀缺引致的生产实现与生产成本降低诉求、生产经营组织制度不均衡诱致的交易成本降低诉求、小农户综合收益最大化导向下的机会成本最小化诉求、交易效率提升与合作的经济可行性得以保障、稻农行为能力与合作能力的提升、强有力外部推力与助力的存在、新型水稻经营主体的存在与引领、合作分配机制的激励效应与分配的公平性、合作组织的存续发展与合作组织绩效的提升等方面构成了稻农农事活动合作的多维缘由。（2）技术变革与制度变迁对农业专业化分工演进以及农户合作行为选择具有显着的直接、间接影响。（1）制度及制度变革围绕宏观产权制度、产业保护与扶持制度、微观规范与控制制度三个维度,通过影响宏观交易成本与交易效率、合作的微观交易效率,通过改变水稻生产经营主体的资源、资本与要素禀赋结构,直接、间接影响农事活动分工与合作;（2）技术及技术演化围绕生产型技术、交易型技术两个维度,通过改变农事活动的技术经济结构、影响合作的交易效率,进而影响稻农合作动机、合作行为与合作方式的选择;（3）技术、制度协同演化,共同形塑了“小农户家庭内部合作为主与关系型换工合作为辅→农户被动卷入同公社化与合作化生产合作为主→农事活动合作市场化与社会化逐渐深化→农事活动合作市场化与社会化为主”的稻农合作与合作方式演进历程。水稻农事活动中稻农合作治理演进围绕交易属性演化、水稻生产经营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演化两个维度展开。交易属性演变嵌入水稻生产技术、制度与政策环境、社会与文化环境中,生产经营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的演化影响技术选择、农事活动的专业化分工,进而影响农事活动的实现方式,最终影响农机服务合作治理及治理机制的选择。水稻生产经营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演化维度的治理演化主要从“交易效率演进嵌入、经营主体选择”、“混合治理结构嵌入、经营主体选择”两个角度发挥作用。（3）技术经济结构变迁是水稻农机服务外包合作的核心诱致因素,四种水稻种属农机服务外包合作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存在分异。水稻生产经营农事活动合作与合作方式选择嵌入技术经济与制度结构及其共同决定的专业化分工系统中。影响稻农合作及合作方式选择的因素主要包括水稻生产经营资源与要素相对稀缺状况、水稻生产经营组织结构的变革、非农就业市场成长与非农就业比较收益状况、农业生产经营公共制度与产业政策、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嵌入的农村社会关系与社会文化网络等。基于2004-2017年中国粳稻、早籼稻、中籼稻、晚籼稻四个主要属种及主要种植省份的宏观数据,采用FGLS模型实证发现:（1）农机专用性指标、农地折租成本代表农地租种机会成本、农户自有劳动力价格代表的机会成本、雇工成本等对农机服务外包合作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台均拖拉机动力代表的农机专用性对农机服务外包合作呈负向影响。（2）水稻种植现金成本收益率代表的比较收益指标、农机总动力代表的农机可得性、农户自我完成部分成本等三个指标影响出现了分异,现金成本收益率在粳稻、中籼稻种植区对农机服务外包合作呈正向影响,在早籼稻和晚籼稻产区呈现负向影响;农机总动力代表的农机服务可得性在粳稻产区、晚籼稻产区呈正向影响,在早籼稻、中籼稻产区呈负向影响。农户自我完成部分成本在早籼稻、晚籼稻产区呈现负向影响,在粳稻、中籼稻产区呈现正向影响。粳稻、中籼稻的个体效应在省域间存在分异性。（4）农户户主特征、农户社会与经营特征、村域技术经济结构等因素对农户农机选择、农机化程度、农机服务合作、农机服务合作程度、农机服务合作方式选择均会产生显着影响。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6年数据,分别采用probit与工具变量probit模型、次序probit模型与内生次序probit模型、multi-logit模型实证发现:（1）农户户主年龄、留家人员健康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的对数值、农忙时雇工价格、惠农支农服务的可获得性,对农业机械采用具有显着影响,惠农支农服务可得性显着提升农户农机采用。（2）农业收入占比、主事者年龄、家庭外出劳动力占比、留家人口受教育程度、役畜拥有与否、家庭耕地面积、支农惠农服务可获得程度对农户农机化程度的选择具有显着影响。（3）役畜的拥有情况、农户耕地面积、农忙时的雇工价格、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情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村民间关系的和谐程度对农户农机及农机合作行为的选择具有显着的影响。（4）役畜拥有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农忙时雇工价格、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农户间关系和谐程度、惠农支农服务可得性等对农户实现合作程度产生显着影响。（5）基于不同的参照组,农业收入占比、户主的性别、户主年龄、女性劳动力占比、役畜的拥有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对数值、农地产权改革颁证与否、村域人均劳动力耕地面积对数、农忙时雇工价格、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离县城最近的距离对数、农户间关系的和谐程度、村域惠农支农服务可得性、获得补贴的金额对数对合作方式产生显着影响。但不同参照组内,显着性有差异。（5）水稻农机服务合作交易治理结构、交易治理机制选择主要受役畜拥有状况、农地确权颁证状况、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村民间关系和谐程度、村域支农惠农服务可得性等因素影响。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6年数据,采用multi-logit模型实证发现:（1）农忙时雇工价格对数、村民间关系的和谐程度、离最近县城的距离、从事农业生产3个月以上的劳动力人数、村域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惠农支农服务的可获得性对农户选择市场化治理结构具有显着正向影响。（2）农业收入占比、是否拥有役畜、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农忙时雇工价格、农户间关系和谐程度等对农户不同参照组条件下选择混合治理结构的几率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3）农地确权颁证状况、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支农惠农服务可得性状况对不同参照组间农户选择关系治理结构具有显着促进作用。（4）拥有役畜的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对数、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获得补贴金额的对数值、支农惠农服务获得性等在不同参照组条件下农户选择一体化治理结构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5）役畜拥有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对数、农户间关系和谐程度、合作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是农户农机购置与作业合作治理机制选择的核心影响因素。（6）确权颁证实现情况、合作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等对农户选择关系治理机制具有显着的正向关联。（7）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村民间的关系和谐程度、超过3个月的劳动力人数对农户选择契约治理机制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8）农业收入占比、拥有役畜的状况、家庭农户耕地面积对数、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等对农户选择混合治理具有显着影响。推进水稻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农户合作、优化合作方式与合作治理,需要从如下方面着手:（1）调整合作规制的着力点,将着力点置于外在交易成本的降低与交易效率的提升、水稻生产经营技术经济结构的变革、农业创业与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发育成长等方面;（2）优化与完善相应的规制政策:（1）改善水稻产业发展的宏观技术与制度环境。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水稻行业技术效率提升、组织制度创新的制度与政策体系;一方面强化农业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与基础条件建设、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推进“信息技术+农业（水稻）”进程,降低组织创新与市场型交易的交易成本。（2）优化水稻农事活动实现的技术经济结构。一方面着力推进水稻农事活动技术变革,提高农事活动实现的技术标准化;一方面着力推进农地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的组织与治理创新,进一步推进水稻生产经营的职业化、专业化、规模经营。（3）推进农业创新创业与新型主体发育成长。一方面着眼于优化水稻生产经营创新创业的制度与产业政策体系,降低创新创业的制度成本、风险成本和初创成本;一方面着眼于从供给端推进水稻生产经营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成长,为水稻规模经营主体的发育成长提供技术经济支撑。（4）推进农村协同治理与社会关系网络重塑。一方面着眼于推进农村治理的主体与机制创新,构建主要利益相关者间协同、多元机制协调与共生的治理体系,将水稻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嵌入农村治理创新过程中;另一方面着眼于重塑农村社会文化与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农村传统的非正式制度的继承与优化、基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型契约与法治文化的培育,实现农村传统优秀文化同现代市场经济契约与法治文化的有效衔接,降低水稻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交易成本。
辛丽峰[4]（2020）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研究》文中提出健全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十九大报告中我国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是互联网背景下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然而,目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着小规模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之间的发展难题,农业社会服务供需矛盾突出,农产品交易成本高,农产品商品转化率低等问题;通过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将分散经营转变为联合经营,有利于实现小规模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为紧跟新时代的步伐,提升现代农业要求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成为本文研究的聚焦点。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的提升对促进农业快速发展、农村经济繁荣、农民持续增收以及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以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为目的进行学术研究。首先,本文对国内外农业社会化服务及相关内容的研究现状进行了阐述,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其次,从服务主体、服务模式、服务领域与产业融合性等方面分析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现状;在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通过借鉴前人研究的成果,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进行测度。通过计算分析得出:2008-2017年间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总体水平呈快速上升的趋势发展;从各项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来看,2008-2017十年间农业生产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服务、农业信息服务、农业金融保险服务、农业产业化服务与农业流通服务等七大方面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波动发展。根据上述分析结果,计算出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的制约度,得出目前制约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的主要因素,从而为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建议。再次,通过分析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经验,总结出各国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基本特征,从而为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的提升提供借鉴与启示。最后,根据乡村振兴战略对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新要求并结合前文的研究内容分析出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应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健全为农服务网络体系,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加快构建“三产融合”发展体系,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加快培育新型经营服务主体,以人才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完善农业保险市场等。
张伟[5]（2020）在《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家庭农场发展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家庭农场在取得成就的同时逐渐出现土地流转不畅等问题。这些问题单独依靠家庭农场自身的力量,无法妥善解决。探索家庭农场的联合与合作才是出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是本文解决中国家庭农场发展中存在问题的理论基础。运用文献研究法梳理,该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以马克思恩格斯农业合作理论、列宁农业合作理论、毛泽东农业合作理论、邓小平农业合作理论、江泽民农业合作理论、胡锦涛农业合作理论及习近平农业合作理论为组成部分的开放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包含农业合作的必然性、性质、重要原则、最终定位、作用等基本内容。家庭农场是中国正在积极探索的新型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具有特定的内涵,体现出家庭化、专业化等多重特征,形成丰富多样的类型。中国发展家庭农场有其必要性。因为家庭农场在发展农业生产水平上具有比较优势,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并且能从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和西方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中找到理论依据。通过调查、访谈以及文献研究发现,土地流转不畅、融资困难、品牌缺乏影响力、家庭农场劳动力素质偏低以及社会化服务水平依然有待提高等问题仍然在影响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为我国探索家庭农场的发展路径提供了新思路。推行土地股份合作,实现土地流转顺畅。以互助合作的方式融资,拓宽融资路径。政府牵头组织,多主体协同参与,家庭农场与农民合作社优势互补,以此提高品牌影响力。利用合作组织、专业机构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树立榜样典型的方式示范引领,促进家庭农场劳动力素质整体提升。通过加强各类服务组织内部的组织化和外部的一体化以及构建线上线下综合服务中心,进一步提高农业的社会服务水平。
杨滢[6]（2020）在《彭州市农业协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九大以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经济增速、农民增收、农业高质量发展是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实践证明。为确保农村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小农生产并入现代化农业发展轨道,需发挥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进一步促进农产品增产增效,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造,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大力培育和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本文研究对象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的农业协会,以彭州市作为研究区域,运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数据分析法。在整理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设计调查问卷,获取研究数据,以评价彭州市农业协会的实际发展情况,剖析产生的问题和原因。针对彭州市农业协会的发展壁垒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以期强化农业协会运营能力与优化彭州市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切实提高农民的经济效益。本研究通过对国家、四川省、成都市与彭州市农业协会的政策、发展历程、组建形式、发展现状等基础情况进行分析,总结了目前彭州市农业协会在沟通协调多方、服务其它主体、推广专业技术、维护行业自律各方面的实践成果。参照各类评估方式的原则和框架,根据彭州市实际情况设计评价指标和问卷,通过调查问卷收集农业协会的基本信息、组织运行情况、服务工作情况、外部环境情况等数据,对彭州市农业协会的履责成效进行简要评价。进而从政策环境、服务能力、资金运营、人才建设、核心技术多个方面详尽分析发展面临的问题。结果表明,问题主要体现在保障监管相对较弱、服务功能开展困难、运营资金十分有限、缺少核心技术支撑、专业人员配置稀缺;究其根本原因是政策体系不全、服务机制不完善、筹资方式不多样、技术交流不通畅、引进人才比较难等多方面制约着彭州市农业协会的发展。因此,为促进彭州市农业协会的进一步发展制定相应对策:完善政策法规保障,积极争取政策倾斜;规范组织内部结构,加强服务体系建设;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改善财务管理制度;多元形式整合技术,积极参与新品实验;加强专业队伍建设,树立正确思想观念。
崔鲜花[7]（2019）在《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农业为基本依托,使农村三产紧密相连、协调发展,并且带动资源、技术、要素、市场需求在农村的整合集成和优化重组,最终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繁荣的经营方式,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重要途径、增强农村繁荣发展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始于20世纪60年代,通过开展农产品加工和制造、开发乡村旅游、农家乐村庄、扩大产地直销等途径,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将农业产业链前后延伸,将其领域扩展到工业和服务业,试图解决农民收入单一、收入低下、农业竞争力不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问题。通过将近60年的实践,韩国已进入到产业融合发展的阶段。中国近年来为应对“三农”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动我国农业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增强农业创新力和竞争力,发展农业多功能性,积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然而,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存在着融合深度和层次不高、要素瓶颈约束、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新型经营主体的带动效果较弱、发展环境仍需优化等问题。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起步较早且成效显着。因此,总结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经验,对构建和丰富中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拓展农民增收渠道,推动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论文以交易费用理论、产业集群理论、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理论支撑,构建了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体系。第一,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特征和功能进行了一般性分析。生产互补互促、农村与市场互联互通、要素与技术融合创新、体制协同创新以及产业可持续发展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特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功能则主要体现在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形成农业新业态和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四个方面;第二,考察了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和演变历程。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在于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农业附加值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其发展历经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年的农工并进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积极促进农村收入源开发和改善农村产业结构阶段、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农村产业培育转换阶段、以及2010年至今的农业“六次产业化”和“农村融复合产业化”阶段。第三,分析了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推动力。降低交易成本、创新驱动、农业多功能性诉求和获得范围经济效应是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力。建立健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法律法规体系、制定并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相关规划、构建中央和地方二元支持体系、出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推进方案则成为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外部推动力。第四,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分析了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包括产业链条延伸型融合发展模式、产业交叉型融合发展模式、产业技术渗透型融合发展模式以及地区单位主导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并且结合典型案例对四种融合模式的运行机制和突出特征进行了分析;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实证评价,深入探讨了现代农业快速发展、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农户收入来源结构多元化等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成效。第五,分析了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总结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得出对中国的启示,并提出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问题和困境主要表现在农业经营主体规模有待提高、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市场范围狭小、中央和地方二元支持体系协调性较差、相关配套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等方面。重视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构建、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差异化的管理策略以及对经营主体权益的有效保障是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先进经验,中国在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加快构建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创新政府管理体制、加大相关政策扶持力度、努力开展深层次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突破农村地区要素瓶颈制约、在农户与企业间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
李攀[8]（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研究指明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阳斌[9]（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党、国家和社会的共识,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微观组成部分,其精神内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保持共性。乡村治理在治理价值上强调多元、合作、参与、法治、规范等多维追求,在治理目标上追求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的、行政主导的一元式权威治理模式进行变革,主张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建立一个多元主体协商、合作、互补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包含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等核心公共权威组织,也包含事实上参与乡村治理过程的内生或外来的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民间权威及广大人民群众等主体与力量,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形成更具包容性的乡村建设合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则主要强调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按照法治、透明、回应、责任、有效、廉洁、公正等价值追求进行改造与重塑,建立更为宽松的乡村治理外部环境,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乡村治理的民主性建设任务,以促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完成。本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乡村治理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视野中考察。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开始肩负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双重建设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对此,中国共产党围绕“耕者有其田”进行了漫长的革命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政社合一”的国家整合治理模式逐渐形成,农村以整体的力量支持国家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但“人民公社”的管控模式使农村发展逐渐失去生机与活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序幕,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并以农村为突破点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于1982至1986连续5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涉及农村农业发展,在农村经济领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长久束缚于土地的各种乡村资源逐渐激活,农村社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在农村政治领域进行“乡政村治”治理探索,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紧密结合,不断促进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向前发展,使广大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形成了一系列乡村治理思想。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党中央更是连续16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强调,必须把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作为新时期全党的工作重点,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乡村治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40余年的改革开放促使农村各方面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治理成效的背后也面临诸多治理困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使我国农村不可逆转的走向了现代化道路,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动速度加快,农民参与分享城市收益的路径越来越广阔,农村与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村外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之中,使得乡村治理的主体、客体及环境等方面开始发生变化,农村原有的利益格局开始处于变化与流动之中,全国绝大多数村庄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败,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治理困境。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乏力,难以产生乡村治理合力;乡村治理资源消减,难以有效提供乡村治理的基础平台;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治理手段策略化选择,难以回应乡村公共需求;乡村治理绩效徘徊不前,老百姓获得感不强;乡村利益格局持续分化,农村非均衡发展严重等。乡村治理困境的产生与“大国家、小社会”的社会形态紧密相关。从国家建构的现实运作逻辑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公共权威是推动乡村治理向前发展的动力引擎,但乡村社会内生活力的激发方式与程度明显不够,乡村社会的自治空间相对比较狭窄,而且,基层公共权威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人、财、物缺失的现实难题,严重影响其治理水平,在诸多自上而下的考评体制中,基层公共组织的理性选择方式则是“策略化选择”与“非正式运转”,这势必导致基层治理过程中民主化程度偏低,进而影响基层公共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升。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群体分化已经产生,精英群体与普众群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行为表现及价值追求开始差异化呈现,乡村精英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普通大众对土地更加眷恋。务工群体与务农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态度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务工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社会事务的默然冷对,留守务农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坚守。同时,中国农村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严重影响乡村治理的整体推进,城郊农村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惯性的碰撞中滋生出诸多新问题需要智慧回应,远郊农村的特色农业发展需要走“一村一品”之路。因此,乡村转型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治理的内生复杂性,探寻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产生的缘由需要从宏观的视角对其加以综合认识。新时代乡村治理需要以马恩经典理论为指导,加快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要从马恩经典理论中汲取营养,又要解决探索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依其自身规定性的逻辑展开过程,又是一个理论付诸于实践的社会运动过程。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其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对于全面分析当代中国农村改革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探索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的科学道路,促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等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本文在考察马恩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思想,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基础地位、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等思想的基础之上,积极建构未来乡村治理的复合框架结构,力促乡村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国正处于“民主国家”建构进程中,民主化建设已成为构建现代国家的必经环节。因此,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加强基层公共权威主体的规范性建设,通过厘清基层公共组织的角色与定位,实现权责对应,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通过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破除基层治理传统行政模式的单维弊端,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积极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参与、社会协同”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联动机制,形成乡村治理合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治理过程的民主性建设目标。
郭家栋[10]（2017）在《中国家庭农场发展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农村土地出现了大范围的撂荒、弃耕现象,农业生产在很多地方成为务工人员的一种兼业形式。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城镇化和工业化高速发展中,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较为滞后,“四化同步”成为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导向。因此,在农地弃耕化、撂荒化及农业兼业化的情况下,如何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保障农业的基础产业地位,是我们必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在2013年1号文件中提出,要积极推进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建设,通过这些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发展来重构农业生产关系,增强农业发展的活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业经济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业生产关系推动下得到了快速发展,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也稳定了国家的粮食生产,可以说是居功至伟。但在国家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不断显现,其均田制的地权配置方式,造成了土地的分割化、碎片化和条块化,导致了农业劳动率及土地产出率的下降,也造成了农业投入及产出的不平衡。为此,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进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建设是极为必要的。在各类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中,家庭农场有较为突出的优势,其既可以发挥家庭经营的优势,又能够促进资本、技术、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最优配置,是中国农业改革中较为适合国情及农业生产力的一种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组织体,其主要内涵包括:保证了家庭经营的核心地位,推进了土地的适度规模及确立了农业生产的市场化方向。从这个意义上看,家庭农场突破了小农经济的范畴,在不改变家庭农场主和家庭成员劳动、决策主导地位的基础上是可以雇佣临时劳动力的,是发展农业规模经济的一种制度创新。其产权性质、制度性质、组织性质、劳动性质与传统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下的小农经济体制是不同,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化经营体制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专业大户相比也具备不同视角的优势。家庭农场的发展是农业生产力与农业制度变迁的结果,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弊端的一种回应,体现了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及农业制度体系的创新。家庭农场从政策层面上看,是一种新生事物。但研究其发展历史,当前的家庭农场制度框架与历史渊源来自于国营职工家庭农场,职工家庭农场对集体所有制下家庭农场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展望家庭农场的未来,在经营管理上会走向企业化,本组织体系上会呈现横向联合化,在组织形式上会走上纵向一体化。家庭农场的发展相较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或其他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其可以兼顾家庭农场和企业经营之优势,还可以弥补专业大户和农业合作社的不足,更能够推进城镇化及新农村战略的发展。从现实的角度看,家庭农场在我国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是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农业现代化发展以及破解当前“三农”困境的需要。家庭农场从国营农场的职工家庭农场发展至今,从基本状况上看,目前经营规模差别较大、经营类型多样化,农场经营效益较好、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整体发展速度较快、区域发展不平衡。从基本类型上看,是多种多样的,可以从经营方式、内容和类型上划分为不同种类。从发展特点看,实现了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拓宽了农业生产融资渠道,提升了农户收入,同时法律地位也较为明确。尽管家庭农场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定位不清、土地流转机制不畅通、融资较为困难、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以及家庭农场经营者整体素质偏低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家庭农场的发展。在全面的文献梳理及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家庭农场的实际运作,本文还以上海松江、浙江宁波、安徽郎溪、河南民权四地的家庭农场为蓝本,论述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市场引领和政府扶持型、政府支持和农业企业主导型四种典型模式的具体做法、实际成效、运作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并比较了四种模式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之处。经过研究发现,就上海松江模式而言,是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政府在土地流转、财政补贴、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方面均绝对的控制权,特别是村集体组织对土地的控制力和对农民的权威,这在全国其他地区农村是不可多见的,是典型的经济发达地区工业反哺农业的范例。由此看,这种模式的优点是能够保证家庭农场发展的规范,能够提升家庭农场的整体收益;但缺点也是明显的,那就是对政府的财力有较高的要求,在其他地方难以复制。就浙江宁波模式而言,是属于典型的市场主导型。土地流转、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方面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农场的经营模式也向企业化发展,法人化经营占据主导地位,家庭农场的规模也比较大,且雇工经营是其经营主要方式。由此看,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市场调节能力强,能够通过市场较好地实现资源配置,保证农场经营者利益的最大化;但缺点也是明显的,市场调节有可能失灵的时候,而土地又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一旦出现市场失灵,家庭农场的发展就可能呈现无序状态。就安徽郎溪模式而言,属于市场引领、政府扶持模式。此种模式较好地结合了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的优势,能够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发挥到最大,在各类经济水平区域均可以适应,有较强的生命力。但这种模式对政府恰到好处的作用有要求,对市场引领的方向也有要求,即政府不宜干预过多,市场规则能够得到较好的运用。就河南民权模式而言,是一种农业企业扶持模式。这种模式客观看,尽管能够将家庭农场纳入到现代化大生产体系中,但家庭农场的经营自主权无法得到体现;其优点是家庭农场能够实现纵向上的一体化,但这在目前家庭农场普遍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难以实现的。当然,没有哪种模式是万能的,毕竟家庭农场的发展受限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各地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业结构、农业自然禀赋、城镇化发展程度、非农就业水平、农户的组织化程度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家庭农场的发展在中国只能是有一个大致的模式框架,各地需要根据自身条件发展具有各地特色的家庭农场。家庭农场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较短,但在国外有较长的发展历史,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基于此,笔者就美国、法国、日本三个发达国家和俄罗斯、巴西、印度三个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农场为样本,分析了其家庭农场发展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特点,总结了这六个国家的家庭农场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借鉴作用。在总结国内外典型模式及我国现状、问题的基础上,最后提出了中国家庭农场发展的具体对策,需要从土地流转、金融支持、农业科技推广、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以及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等六个方面阐释其具体的发展对策,也从农户意愿、土地流转、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家庭农场主利益四个方面阐释了家庭农场发展应该注意的问题。中国家庭农场是在坚持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承包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制度创新,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升级版和综合体,是解决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同步发展的途径。就中国农村的实际条件下,未来家庭农场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劳动密集型农场,因此需要推进家庭农场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结合,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帮扶下,提升家庭农场在市场竞争体系中的话语权。
二、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大试验──江西农村民间流通协会的运作方式和效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大试验──江西农村民间流通协会的运作方式和效果（论文提纲范文）
（1）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扩散及行为控制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评述 |
| 1.3.1 农业清洁生产文献综述 |
| 1.3.2 农业技术采纳文献综述 |
| 1.3.3 农业技术扩散文献综述 |
| 1.3.4 农户行为控制文献综述 |
| 1.3.5 相关文献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与内容框架 |
| 1.4.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研究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清洁生产 |
| 2.1.2 农业清洁生产 |
| 2.1.3 农业技术扩散 |
| 2.1.4 农户异质性 |
| 2.2 范围与对象界定 |
| 2.2.1 研究范围 |
| 2.2.2 研究对象 |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农户行为理论 |
| 2.3.2 技术扩散理论 |
| 2.3.3 信息扩散理论 |
| 2.3.4 社会网络理论 |
| 2.3.5 系统工程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水平评价与分析 |
| 3.1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供给与应用现状 |
| 3.1.1 单项技术供给较为充足 |
| 3.1.2 集成技术供给整体不足 |
| 3.1.3 清洁生产技术应用现状 |
| 3.2 基于生态效益的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水平评价 |
| 3.2.1 吉林省农业生态效益水平纵向演变 |
| 3.2.2 吉林省农业生态效益水平横向对比 |
| 3.2.3 吉林省农业生态效益水平分析 |
| 3.3 基于经济效益的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水平评价 |
| 3.3.1 吉林省农业经济效益水平纵向演变 |
| 3.3.2 吉林省农业经济效益水平横向对比 |
| 3.3.3 吉林省农业经济效益水平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分析 |
| 4.1 研究假说与模型设定 |
| 4.1.1 研究假说 |
| 4.1.2 模型设定 |
| 4.1.3 变量解释与赋值 |
| 4.2 数据来源与样本分析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样本分析 |
| 4.3 实证结果与检验 |
| 4.3.1 模型结果分析与讨论 |
| 4.3.2 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分析 |
| 5.1 研究假说与模型设定 |
| 5.1.1 研究假说 |
| 5.1.2 模型设定 |
| 5.2 数据来源与样本分析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样本分析 |
| 5.3 实证结果与检验 |
| 5.3.1 模型结果与分析 |
| 5.3.2 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 |
| 5.4 关于采纳意愿与行为的讨论 |
| 5.4.1 意愿强度与行为转化 |
| 5.4.2 意愿和行为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农户内部清洁生产技术扩散机制与效应分析 |
| 6.1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要素分析 |
| 6.1.1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主体 |
| 6.1.2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受体 |
| 6.1.3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渠道及其变动性 |
| 6.2 基于社会网络的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机制 |
| 6.2.1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的动力机制 |
| 6.2.2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的传导机制 |
| 6.2.3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的运行机制 |
| 6.3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的时空效应分析 |
| 6.3.1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的空间效应 |
| 6.3.2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的时间效应 |
| 6.3.3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的时空交互效应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清洁生产视角的农户行为控制经验借鉴 |
| 7.1 美国农药化肥规制经验及启示 |
| 7.1.1 美国农药管理政策及规制措施 |
| 7.1.2 美国化肥管理政策及规制措施 |
| 7.1.3 美国经验及启示 |
| 7.2 丹麦农业生产水污染防治经验及启示 |
| 7.2.1 丹麦农业生产水污染防治政策及措施 |
| 7.2.2 丹麦经验及启示 |
| 7.3 日本发展环境保全型农业的经验及启示 |
| 7.3.1 日本发展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政策和措施 |
| 7.3.2 日本经验及启示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基于清洁生产视角的农户行为控制策略 |
| 8.1 农业清洁生产系统解析 |
| 8.2 农业清洁生产系统的耗散结构特征判定 |
| 8.2.1 农业清洁生产系统的开放性 |
| 8.2.2 农业清洁生产系统的非平衡性 |
| 8.2.3 农业清洁生产系统的非线性 |
| 8.2.4 农业清洁生产系统的随机涨落性 |
| 8.3 基于熵变模型的农户行为控制策略分析 |
| 8.3.1 农户清洁生产行为熵变模型构建 |
| 8.3.2 农业清洁生产系统行为熵的类型 |
| 8.3.3 农业清洁生产内部系统行为熵控制策略 |
| 8.3.4 农业清洁生产外部系统行为熵控制策略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主要创新点 |
| 9.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农户调查问卷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的合作及其治理 ——以农机服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相关研究及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目标及内容 |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5 研究数据与论文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第3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及其治理的理论分析 |
| 3.1 理论假定 |
| 3.2 稻农合作的缘由 |
| 3.3 专业化分工与稻农合作的关系 |
| 3.4 稻农合作的影响因素及机制 |
| 3.5 稻农合作治理及影响因素 |
| 第4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及治理的历史演进与现实考察 |
| 4.1 技术与制度演化嵌入的水稻农事活动服务专业化分工状况 |
| 4.2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及合作方式演进与现状 |
| 4.3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演进与现状 |
| 4.4 小结 |
| 第5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农机服务合作及影响因素—基于水稻主产区面板数据的实证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稻农合作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5.3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的影响因素 |
| 5.4 专业化分工与稻农农机服务合作选择的宏观模型 |
| 5.5 宏观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5.6 小结 |
| 第6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农机服务合作及合作方式选择—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实证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现有相关的研究 |
| 6.3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4 稻农农机服务合作及合作方式选择的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
| 6.5 小结 |
| 第7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农机服务合作治理—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实证 |
| 7.1 问题提出 |
| 7.2 相关研究的现状 |
| 7.3 稻农合作治理结构选择的理论模型 |
| 7.4 基于2016年CLDS数据的稻农农机服务合作治理结构影响因素实证 |
| 7.5 基于2016年CLDS数据的稻农农机服务合作治理机制影响因素实证 |
| 7.6 小结 |
| 第8章 专业化分工与稻农合作深化的实现逻辑—基于多案例的比较 |
| 8.1 问题提出 |
| 8.2 相关的研究现状 |
| 8.3 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农户合作模式的主要案例 |
| 8.4 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农户合作主要模式的比较 |
| 8.5 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农户合作深化的实现逻辑 |
| 8.6 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推进专业化分工与稻农合作深化的政策含义 |
| 9.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发表论文及参与课题一览表 |
（4）乡村振兴战略下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文献综述 |
| 1.3.2 国内文献综述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业社会化服务 |
| 2.1.2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
| 2.1.3 农业产业化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产业链理论 |
| 2.2.2 规模经济理论 |
| 2.2.3 供求理论 |
| 第三章 乡村振兴战略下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分析 |
| 3.1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现状分析 |
| 3.1.1 服务主体的多元化分析 |
| 3.1.2 服务模式的多样化分析 |
| 3.1.3 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扩展性分析 |
| 3.1.4 农业产业化融合性分析 |
| 3.2 乡村振兴战略下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测度 |
| 3.2.1 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指标选取的原则 |
| 3.2.2 农业社会化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2.3 乡村振兴战略下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的实证分析 |
| 3.3 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制约因素解构 |
| 3.3.1 研究方法选取 |
| 3.3.2 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制约度计算 |
| 第四章 发达国家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的经验与启示 |
| 4.1 发达国家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的经验 |
| 4.1.1 美国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经验 |
| 4.1.2 德国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经验 |
| 4.1.3 日本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经验 |
| 4.2 发达国家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基本特征 |
| 4.2.1 政府与农业合作组织协力促进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 |
| 4.2.2 多元化的金融信贷为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 |
| 4.2.3 三位一体的教育、科研与农技推广体系满足了农业发展的需求 |
| 4.3 各国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对我国的启示 |
| 4.3.1 依据农户的需求建立社会化服务 |
| 4.3.2 加强政府与各协作组织的合作 |
| 4.3.3 重视科研教育机构的建设和农业技术人员的培养 |
| 4.3.4 完善农业保险服务,提高农户的保险意识 |
| 第五章 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的对策建议 |
| 5.1 健全为农服务网络体系,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 |
| 5.2 加快构建“三产融合”发展体系,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
| 5.3 加快培育新型经营服务主体,以人才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
| 5.3.1 培育新型经营服务主体 |
| 5.3.2 实施人才振兴,打造乡村振兴人才队伍 |
| 5.4 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
| 5.5 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完善农业保险市场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 致谢 |
（5）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家庭农场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及不足 |
| 2 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概述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农业合作理论 |
| 2.1.1 农业合作的理论来源 |
| 2.1.2 农业合作的必然性 |
| 2.1.3 农业合作的原则方法 |
| 2.1.4 农业合作的最终定位 |
| 2.2 列宁农业合作理论 |
| 2.2.1 农业合作的必然性 |
| 2.2.2 农业合作社的性质 |
| 2.2.3 农业合作的重要原则 |
| 2.2.4 农业合作的必要条件 |
| 2.2.5 农业合作的作用与意义 |
| 2.3 毛泽东农业合作理论 |
| 2.3.1 农业合作社的形式与性质 |
| 2.3.2 农业合作的地位 |
| 2.3.3 农业合作的重要原则 |
| 2.3.4 农业合作对“三农”的重要作用 |
| 2.4 邓小平农业合作理论 |
| 2.4.1 农业合作理论的提出背景 |
| 2.4.2 农业合作理论的内容及内在逻辑 |
| 2.5 江泽民农业合作理论 |
| 2.5.1 双层经营体制的稳定与完善 |
| 2.5.2 农业的产业化经营 |
| 2.5.3 农业联合与合作的多种形式 |
| 2.6 胡锦涛农业合作理论 |
| 2.6.1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必要性 |
| 2.6.2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原则方式 |
| 2.7 习近平农业合作理论 |
| 2.7.1 “农民股份合作”的内涵、原则、作用 |
| 2.7.2 “三位一体”的内涵、地位、作用 |
| 3 我国家庭农场的内涵、类型、特征、发展历程 |
| 3.1 家庭农场的内涵界定 |
| 3.2 家庭农场的类型 |
| 3.3 家庭农场的特征 |
| 3.4 家庭农场的发展历程 |
| 4 我国发展家庭农场的必要性 |
| 4.1 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
| 4.1.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业生产力矛盾凸显 |
| 4.1.2 家庭农场在发展农业生产水平上具有比较优势 |
| 4.2 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理想载体 |
| 4.2.1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及要求 |
| 4.2.2 家庭农场符合要求的具体表现 |
| 4.3 农业制度变迁的必然选择 |
| 4.3.1 根据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分析 |
| 4.3.2 根据西方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分析 |
| 5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1 土地流转不畅 |
| 5.2 融资困境突出 |
| 5.3 品牌影响力缺乏 |
| 5.4 家庭农场劳动力素质偏低 |
| 5.5 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有待提高 |
| 6 解决家庭农场发展问题的路径——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视角 |
| 6.1 推行农民土地股份合作,实现土地流转顺畅 |
| 6.1.1 依托土地股份合作社,改变土地流转方式 |
| 6.1.2 落实各方的权利与义务,确保土地流转的顺畅与稳定 |
| 6.1.3 加强土地股份合作的组织建设,完善土地流转的监督管理 |
| 6.2 尝试互助合作式的融资,开拓融资路径 |
| 6.2.1 实行家庭农场与龙头企业的互助合作式融资 |
| 6.2.2 形成以龙头企业做担保的互助合作式融资 |
| 6.2.3 尝试构建家庭农场互助合作金融组织 |
| 6.3 合作打造农场品牌,提升品牌影响力 |
| 6.3.1 明确品牌建设的指向,树立品牌建设的意识 |
| 6.3.2 家庭农场与农民合作社联合建设品牌,多主体协同参与 |
| 6.4 机构合作与示范引领并举,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
| 6.4.1 利用合作组织、专业机构的平台综合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
| 6.4.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典型,示范引领农民的整体提升 |
| 6.5 整合社会服务力量,提高社会服务水平 |
| 6.5.1 加强各类服务组织内部的组织化和外部的一体化 |
| 6.5.2 构建线上线下综合服务中心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彭州市农业协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农业协会 |
| 2.1.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 2.1.3 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治理理论 |
| 2.2.2 农业合作理论 |
| 2.2.3 资源基础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 |
| 第3章 彭州市农业协会发展现状 |
| 3.1 政策依据 |
| 3.2 发展历程 |
| 3.3 协会现状 |
| 3.3.1 地区详情 |
| 3.3.2 注册情况 |
| 3.3.3 业务范围 |
| 3.3.4 效果评价 |
| 第4章 彭州市农业协会发展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存在的问题 |
| 4.1.1 保障监管相对较弱 |
| 4.1.2 服务功能开展困难 |
| 4.1.3 运营资金十分有限 |
| 4.1.4 缺少核心技术支撑 |
| 4.1.5 专业人员配置稀缺 |
| 4.2 问题的原因 |
| 4.2.1 权责界限不明晰,政策体系不健全 |
| 4.2.2 组织管理较混乱,服务机制不完善 |
| 4.2.3 协会依赖性太强,筹资方式不多样 |
| 4.2.4 技术研发力较差,技术交流不通畅 |
| 4.2.5 思想认识不到位,引进人才比较难 |
| 第5章 优化彭州市农业协会发展的对策 |
| 5.1 完善政策法规保障 |
| 5.2 加强服务体系建设 |
| 5.3 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
| 5.4 多元形式整合技术 |
| 5.5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彭州市农业协会发展问题调查问卷 |
| 致谢 |
（7）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际背景 |
| 1.1.2 国内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涵研究 |
| 1.3.2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动力研究 |
| 1.3.3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研究 |
| 1.3.4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成效研究 |
| 1.3.5 文献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案例分析法 |
| 1.4.3 定量分析法 |
| 1.4.4 定性分析法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一般分析及相关理论 |
| 2.1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一般分析 |
| 2.1.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2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特征 |
| 2.1.3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 |
| 2.1.4 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功能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交易费用理论 |
| 2.2.2 产业集群理论 |
| 2.2.3 农业多功能性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3章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及其历程 |
| 3.1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 |
| 3.1.1 耕地面积持续减少 |
| 3.1.2 农业附加值增长缓慢 |
| 3.1.3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
| 3.1.4 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 |
| 3.2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历程 |
| 3.2.1 农工并进阶段(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 |
| 3.2.2 促进农村收入源开发和改善农村产业结构阶段(20世纪80 年代到90年代) |
| 3.2.3 农村产业培育转换阶段(21世纪第一个十年) |
| 3.2.4 农业“六次产业化”和“农村融复合产业化”阶段(2010年至今) |
| 第4章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推动力 |
| 4.1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力 |
| 4.1.1 降低交易成本 |
| 4.1.2 创新驱动 |
| 4.1.3 农业多功能性的诉求 |
| 4.1.4 获得范围经济效应 |
| 4.2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外部推动力 |
| 4.2.1 建立健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
| 4.2.2 制定和实施农村产业融合相关规划 |
| 4.2.3 构建中央和地方二元支持体系 |
| 4.2.4 出台韩国产业融合发展的推进方案 |
| 第5章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
| 5.1 产业链条延伸型融合发展模式 |
| 5.1.1 产业链条延伸型融合发展模式的内涵 |
| 5.1.2 产业链条延伸型融合发展模式的运行机制 |
| 5.1.3 产业链条延伸型融合发展模式的特征 |
| 5.1.4 产业链条延伸型融合发展模式典型案例 |
| 5.2 产业交叉型融合发展模式 |
| 5.2.1 产业交叉型融合发展模式的内涵 |
| 5.2.2 产业交叉型融合发展模式的运行机制 |
| 5.2.3 产业交叉型融合发展模式特征 |
| 5.2.4 产业交叉型融合发展模式典型案例 |
| 5.3 产业技术渗透型融合发展模式 |
| 5.3.1 产业技术渗透型融合发展模式的内涵 |
| 5.3.2 产业技术渗透型融合发展模式的运行机制 |
| 5.3.3 产业技术渗透型融合发展模式的特征 |
| 5.3.4 农村产业技术渗透型融合发展模式典型案例 |
| 5.4 地区单位主导农村产业融合趋向型发展模式 |
| 5.4.1 地区单位主导农村产业融合趋向型发展模式的内涵 |
| 5.4.2 地区单位主导农村产业融合趋向型发展模式的运行机制 |
| 5.4.3 地区单位主导农村产业融合趋向型发展模式特征 |
| 5.4.4 地区单位主导农村产业融合趋向型发展案例 |
| 第6章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成效 |
| 6.1 现代农业快速发展 |
| 6.1.1 农业实现规模化生产 |
| 6.1.2 农业新业态涌现 |
| 6.1.3 农业多功能性充分发挥 |
| 6.1.4 农业创新技术升级 |
| 6.2 农村产业结构升级 |
| 6.2.1 农村三产协同发展 |
| 6.2.2 农村产业集群快速发展 |
| 6.2.3 农业盈利能力提高 |
| 6.3 农户收入来源结构多元化 |
| 6.3.1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营主体增多 |
| 6.3.2 农户的非农收入快速增长 |
| 6.3.3 农业新业态主营收入增多 |
| 6.4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持续提高 |
| 6.4.1 农村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6.4.2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选取 |
| 6.4.3 农村产业融合水平的评价与分析 |
| 第7章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境 |
| 7.1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问题 |
| 7.1.1 农业经营主体规模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1.2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市场范围相对狭小 |
| 7.1.3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法律法规体系仍不够健全 |
| 7.1.4 中央和地方二元支持体系协调性不高 |
| 7.2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困境 |
| 7.2.1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相关政策可持续性较差 |
| 7.2.2 经营主体过度依赖政府财政支持 |
| 7.2.3 参与农村产业融合的农户老龄化程度高 |
| 7.2.4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配套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 |
| 第8章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
| 8.1 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历程和现状 |
| 8.1.1 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历程 |
| 8.1.2 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现状 |
| 8.1.3 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
| 8.1.4 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8.2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经验 |
| 8.2.1 重视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构建 |
| 8.2.2 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
| 8.2.3 差异化管理策略 |
| 8.2.4 保障经营主体权益 |
| 8.3 对中国的启示及对策建议 |
| 8.3.1 对中国的启示 |
| 8.3.2 对策建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8）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供销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 |
| 一、马列经典作家关于合作社的重要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社的有关论述 |
| (二)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和实践 |
| 二、近代中国合作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
| (一)合作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
| (二)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的合作社运动 |
| 第二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兴起与扩张(1949-1952) |
| 一、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 |
| (一)政治动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
| (二)经济动因:城乡物资交流的迫切需要 |
| (三)重要因素:为工业化提供有效支撑 |
| 二、供销合作理论的建构与政策体系的形成 |
| (一)供销合作理论的初步建构 |
| (二)政策举措的密集出台 |
| 三、“放手发展供销合作社” |
| (一)整顿老社 |
| (二)发展新社 |
| 第三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与功能提升(1953-1956)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新使命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供销合作社新任务的提出 |
| 二、基层组织体系的完善和规范管理的加强 |
| (一)加强组织建设 |
| (二)强化民主管理 |
| (三)健全管理制度 |
| 三、“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全面贯彻 |
| (一)供应生产资料 |
| (二)扶持农村副业生产 |
| (三)新仓经验与“结合合同”的普遍推行 |
| (四)开展生产救灾 |
| 四、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一)改造背景和改造形式 |
| (二)对农村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对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下放”与 “恢复”(1957-1965) |
| 一、农村基层供销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一)县以上机构合并及所有制性质的改变 |
| (二)农村基层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二、大跃进狂飙中的“大购大销”风潮 |
| 三、“多重压力”下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恢复 |
| (一)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 |
| (二)供销合作系统的重建 |
| 四、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继续发展 |
| (一)“轻装上阵”——开展“三清”运动 |
| (二)“强化服务功能”——开展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三)“拓展服务网点”——大力发展代购代销店 |
| 第五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徘徊与曲折发展(1966-1976) |
| 一、对供销合作社的“大批判”及后果 |
| (一)“大批判”引发思想混乱 |
| (二)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撤并和性质变化 |
| (三)“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普遍推行 |
| 二、在“文革”中的曲折发展 |
| (一)供销合作社的再次恢复 |
| (二)为稳定农业生产发挥关键作用 |
| 第六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1977-1991)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有关争论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农村市场的变化 |
| (二)改革大潮中供销合作社改革方向的有关争论 |
| 二、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
| (一)恢复“三性”,启动供销合作社改革(1979-1983) |
| (二)实行“五个突破”,变“官办”为“民办”(1984-1985) |
| (三)抓好“六个发展”,建立综合服务体系(1986-1991) |
| 三、二十世纪80年代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总体评价 |
| 第七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脱困”与“新生”(1992-2002)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一)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供销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困境的多维分析 |
| 二、全行业扭亏为盈目标的实现 |
| (一)《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指明方向路径 |
| (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恢复为“脱困”提供组织保障 |
| (三)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为脱困提供政策保障 |
| 三、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创新发展 |
| 第八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演进的基本经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 |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重难点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1.3.4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治理 |
| 1.4.2 乡村治理 |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乡村治理的理论渊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1.1 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1.2 关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 |
| 2.1.3 关于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1.4 关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
| 2.2 列宁、斯大林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2.1 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2.2 关于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想 |
| 2.2.3 关于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2.4 关于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的探索发展 |
| 3.1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乡村建设思想 |
| 3.1.1 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乡村探索思想 |
| 3.1.2 “政社合一”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整合思想 |
| 3.2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 |
| 3.2.1 邓小平农村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相关思想 |
| 3.2.2 “三个代表”引领下的农村建设思想 |
| 3.2.3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农村建设相关思想 |
| 3.2.4 习近平乡村振兴相关思想 |
| 3.3 中国共产党加强乡村治理取得的成效 |
| 3.3.1 乡村治理领导地位得以巩固 |
| 3.3.2 乡村治理依靠力量得以凝聚 |
| 3.3.3 乡村治理物质基础得以夯实 |
| 3.3.4 乡村治理外部条件得以保障 |
| 3.3.5 乡村治理建设热情得以激发 |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分析 |
| 4.1 乡村治理主体的乏力共生 |
| 4.1.1 村内外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困境 |
| 4.1.2 村干部亲“政务”疏“村务”的身份冲突 |
| 4.1.3 基层政权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错位 |
| 4.2 乡村治理资源的张力运转 |
| 4.2.1 乡村治理财力整体匮乏 |
| 4.2.2 乡村治理项目非专项运行 |
| 4.2.3 乡村土地资源非集约利用 |
| 4.3 乡村治理手段的策略化选择 |
| 4.3.1 乡镇掌控基层民主意图时有突显 |
| 4.3.2 乡村治理文牍主义偶有蔓延 |
| 4.3.3 乡村干部维稳追求单维可控 |
| 4.4 乡村治理绩效的离散趋向 |
| 4.4.1 乡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低效 |
| 4.4.2 乡村公共文化原子化呈现 |
| 4.4.3 乡村共同体凝聚力下降 |
| 4.5 乡村利益格局的持续分化 |
| 4.5.1 村民利益分配非均衡发展 |
| 4.5.2 乡村利益主体持续动态博弈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之缘由阐释 |
| 5.1 现代国家建构视阈下的乡村治理张力缘由 |
| 5.1.1 现代国家建构背景下的整合与释放 |
| 5.1.2 冲突与博弈:乡村治理的国家建构张力 |
| 5.1.3 缺失与紧张:基层政权的“非正式运转”逻辑 |
| 5.2 社会分化视阈下的乡村治理群体分层影响 |
| 5.2.1 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群体的非充分发展 |
| 5.2.2 精英与能人: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理性小农 |
| 5.2.3 普众与老弱: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边缘群体 |
| 5.3 社会化小农视阈下的乡村治理态度影响维度 |
| 5.3.1 社会交互进程中的小农货币约束 |
| 5.3.2 进城与务工:乡村公共事务无暇关注 |
| 5.3.3 留守与务农:乡村振兴的中坚守望 |
| 5.4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场域影响维度 |
| 5.4.1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历程 |
| 5.4.2 近郊农村:城市冲击与乡村惯性的张力场域 |
| 5.4.3 远郊农村:传统种植与特色农业的本色使命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体制创新路径 |
| 6.1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框架建构 |
| 6.1.1 确立乡村治理的振兴愿景 |
| 6.1.2 探索乡村治理的自治路径 |
| 6.1.3 健全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 |
| 6.1.4 挖掘乡村治理的德治内核 |
| 6.2 基层党组织统领乡村治理的地位强化 |
| 6.2.1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经济建设的引领者 |
| 6.2.2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政治发展的推动者 |
| 6.2.3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和谐社会的护航者 |
| 6.2.4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美丽乡村的建设者 |
| 6.2.5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促进者 |
| 6.3 基层政府主导乡村治理的职能完善 |
| 6.3.1 基层政府职能的时代型塑 |
| 6.3.2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高效提升 |
| 6.3.3 “乡政”与“村治”指导关系的理顺 |
| 6.4 市场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资源延伸 |
| 6.4.1 农村资源要素的市场蝶变 |
| 6.4.2 市场力量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搭建 |
| 6.4.3 积极构建市场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
| 6.5 民间社会组织协同乡村治理的活力释放 |
| 6.5.1 民间社会组织与基层权威系统的双维均衡 |
| 6.5.2 民间社会规范与正统制度体系的治理包容 |
| 6.5.3 民间社会组织促进乡村治理的空间延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10）中国家庭农场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的内容、方法和思路 |
| (一)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思路 |
| 三、本研究可能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一、理论基础 |
| (一) 农业生产二重性理论 |
| (二) 家庭生产经营理论 |
| (三) 土地流转理论 |
| (四) 产权理论 |
| (五) 小农家庭农场理论 |
| (六) 改造传统农业理论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土地规模经营的文献综述 |
| (二)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文献综述 |
| (三) 家庭农场的文献综述 |
| (四) 研究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家庭农场的内涵、性质及边界 |
| 一、家庭农场的概念及内涵 |
| 二、家庭农场的性质 |
| (一) 产权性质 |
| (二) 组织性质 |
| (三) 制度性质 |
| (四) 劳动性质 |
| 三、家庭农场与农业经营制度的比较 |
| (一) 与农业集体经营制度的比较 |
| (二) 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比较 |
| 四、家庭农场与农业组织的比较 |
| (一) 与专业大户相比较 |
| (二) 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比较 |
| (三) 与农业企业的比较 |
| 五、家庭农场与上述农业制度、农业组织的具体边界 |
| (一) 与农业集体经营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边界 |
| (二) 与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的边界 |
| 第四章 中国家庭农场的兴起、发展及演进方向 |
| 一、中国家庭农场产生的基本条件 |
| (一)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家庭农场的产生 |
| (二) 农业制度变迁推动了家庭农场的产生 |
| 二、中国家庭农场的历史发展 |
| (一) 全民所有制下的家庭农场 |
| (二) 集体所有制下的家庭农场 |
| (三) 两类家庭农场的具体区别 |
| 三、中国家庭农场发展的演进方向 |
| (一) 经营管理上的企业化 |
| (二) 组织形式上的横向联合化 |
| (三) 组织体系上的纵向一体化 |
| 四、中国家庭农场的优势效应分析 |
| (一) 家庭农场能够融合家庭经营和企业经营的优势 |
| (二) 家庭农场可以弥补专业大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不足 |
| (三) 家庭农场的发展还有助于推进城镇化建设及新农村战略的发展 |
| 第五章 中国家庭农场的发展现状及其问题 |
| 一、中国家庭农场发展的现实背景 |
| (一) 家庭农场发展是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的需要 |
| (二) 家庭农场发展是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要求 |
| (三) 家庭农场发展是破解“三农”困境的手段 |
| 二、中国家庭农场的发展现状 |
| (一) 中国家庭农场的发展基本状况 |
| (二) 中国家庭农场的基本类型 |
| (三) 中国家庭农场发展的基本特点 |
| (四) 中国家庭农场发展的成效 |
| 三、中国家庭农场发展存在的问题 |
| (一) 家庭农场的定位不清 |
| (二) 土地流转机制不畅通 |
| (三) 家庭农场发展的融资较为困难 |
| (四)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 |
| (五) 家庭农场经营者的整体素质偏低 |
| 第六章 中国几种家庭农场典型模式的案例研究 |
| 一、政府主导模式:上海松江家庭农场 |
| (一) 具体做法 |
| (二) 实际成效 |
| (三) 相关经验 |
| (四) 存在的问题 |
| 二、市场主导模式:浙江宁波家庭农场 |
| (一) 具体做法 |
| (二) 实际成效 |
| (三) 相关经验 |
| (四) 存在的问题 |
| 三、市场引领、政府扶持模式:安徽郎溪家庭农场 |
| (一) 具体做法 |
| (二) 实际成效 |
| (三) 相关经验 |
| (四) 存在的问题 |
| 四、政府支持、农业企业主导模式:河南民权家庭农场 |
| (一) 具体做法 |
| (二) 实际成效 |
| (三) 相关经验 |
| (四) 存在的问题 |
| 五、国内四种典型家庭农场模式的比较 |
| (一) 比较 |
| (二) 理论解释 |
| 第七章 国外家庭农场的发展模式及其经验 |
| 一、发达国家家庭农场的发展模式及其特点 |
| (一) 美国 |
| (二) 法国 |
| (三) 日本 |
| 二、新兴国家家庭农场的发展及其特点 |
| (一) 俄罗斯 |
| (二) 巴西 |
| (三) 印度 |
| 三、国外家庭农场发展模式及特点带来的启示 |
| (一) 以家庭农场为主导的农业规模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条件 |
| (二) 产权清晰的土地制度是家庭农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保障 |
| (三) 需要正确认知工商资本进入和家庭农场发展之间的关系 |
| 第八章 完善中国家庭农场发展的具体对策 |
| 一、具体对策 |
| (一) 推进农地制度改革,规范土地流转 |
| (二) 推进家庭农场的融资体系建设 |
| (三) 构建现代化的家庭农场农产品流通体系 |
| (四) 完善家庭农场发展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
| (五) 完善家庭农场科技创新与推广体系建设 |
| (六) 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 |
| 二、应该注意的问题 |
| (一) 家庭农场的发展必须是建立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 |
| (二) 家庭农场的发展必须要稳步有序推进 |
| (三) 要解决好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
| (四)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要注重家庭农场经营者的利益保护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一) 中国的家庭农场制实际上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升级版和综合体,也是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一种创新发展 |
| (二) 中国家庭农场是解决农业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同步发展的组织形式 |
| (三) 当前中国家庭农场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劳动密集型农场 |
| (四) “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是家庭农场发展的基本趋向 |
| (五) 中国家庭农场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大试验──江西农村民间流通协会的运作方式和效果（论文参考文献）
- [1]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2]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扩散及行为控制策略研究[D]. 徐北春. 吉林大学, 2020(03)
- [3]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的合作及其治理 ——以农机服务为例[D]. 张建锋. 西南大学, 2020(04)
- [4]乡村振兴战略下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研究[D]. 辛丽峰. 天津商业大学, 2020(12)
- [5]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家庭农场发展路径研究[D]. 张伟.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6]彭州市农业协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杨滢. 西南大学, 2020(01)
- [7]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D]. 崔鲜花. 吉林大学, 2019(02)
- [8]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D]. 李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D]. 阳斌.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10]中国家庭农场发展研究[D]. 郭家栋.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12)
标签：农业论文; 清洁生产论文; 农村论文;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论文; 农村改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