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南亚综合养鱼述评（论文文献综述）
孙悦[1]（2021）在《稻鱼共生对土壤微生境和鱼类内环境的影响及其互作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稻鱼共生（Rice-fish co-culture）是“全球重要的农业遗产系统”之一,在亚洲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我国稻田养鱼也有1600多年的历史,主要集中在华中、西南、华东、华南等地区。广东省粤北山区拥有充足的水源和经验丰富的水稻种植技术,是发展稻鱼共生的优良地区。同时,稻鱼共生模式是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方式。目前,国内外关于稻鱼共生系统土壤不同层级微生物与养殖对象肠道内环境的相关研究鲜有报道。本研究通过设置稻鱼共生组（RF）和水稻单作组（RM）,分别对不同养殖时期（前期和后期）、不同层级土壤（0-2 cm、2-4 cm、4-6 cm、6-8 cm、8-10 cm、10-15cm和15-20 cm）进行采样,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系统分析。采用生态学研究方法对两种稻田系统的土壤环境因子进行测定分析;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两组稻田土壤及鱼肠道微生物的种类和丰度进行鉴定和分析;并利用生态网络分析了两种模式土壤微生物的系统稳定性。采用生化分析方法对比研究了稻鱼共生系统和池塘养殖鲤的血清生化指标和肠道组织结构差异,分析了稻田养殖对鱼类的影响。最后,综合分析了稻鱼共生系统中土壤环境因子及微生物群落结构与鱼类内环境的互作效应,取得的主要结果如下:（1）稻鱼共生对土壤理化因子和酶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稻鱼共生模式显着提高了前期土壤p H、全磷和有效磷含量和后期氨氮、有效磷、速效钾和微生物生物量磷含量（P<0.05）;RF组与RM组土壤养分含量随分层变化的趋势一致,其土壤养分含量、微生物生物量和酶活性均随土壤深度的加深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与0-10 cm相比,10-20 cm处显着降低（P<0.05）;其中,有效钾含量在稻鱼共生后期逐渐积累在10-20cm处。（2）稻鱼共生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基于门水平和属水平的细菌群落结构来看,稻鱼共生未改变0-20 cm土壤门和属水平的细菌物种组成,但在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酸杆菌门（Acidobacteria）、绿弯菌门（Chloroflexi）和厚壁菌门（Firmicutes）以及优势属的相对丰度上发生了明显变化。RDA结果表明,在土壤层级0-2 cm处,稻鱼共生全时期的硝氮和全磷含量显着影响细菌群落结构的变化;2-10 cm处土壤p H显着影响细菌群落结构;10-20 cm处土壤p H和铵态氮显着影响细菌群落结构。后期RF组0-10 cm和10-20 cm土壤细菌群落分别聚集在全氮含量和有机碳含量较高的区域。生态网络分析结果表明,稻鱼共生的前、后期,与RM组相比（80.00%和78.78%）,RF组中的细菌微生物之间的互动更积极（89.89%和79.58%）。（3）稻田环境对鲤血清生化指标、肠道组织形态及细菌群落结构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与同等条件下的池塘养殖相比,稻田环境显着提高了鲤的生长性能;降低了血清谷草转氨酶（AST）、谷丙转氨酶（ALT）和丙二醛（MDA）的含量;稻鱼共生组肠道微绒毛长度较短,不利于营养物质的吸收。与池塘养殖的鱼类相比,稻鱼共生组鲤的肠道微生物多样性提高,显着提高了变形菌门、疣微菌门（Verrucomicrobia）、α-变形菌纲（Alphaproteobacteria）的丰度,显着降低了梭杆菌门（Fusobacteria）、放线菌纲（Actinomycesbovis）、气单胞菌属（Aeromonas）、邻单胞菌属（Plesiomonas）和拟杆菌属（Bacteroides）的丰度。（4）土壤理化因子及微生物群落结构与鱼类内环境的互作分析。结果表明,稻鱼共生模式下鲤肠道细菌种类与土壤0-10 cm和10-20 cm细菌种类相似度分别为30.52%和29.16%。鲤肠道微生物与0-10 cm土壤微生物的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表明,共有8个菌属存在显着相关性（P<0.05）,8个菌属存在极显着相关性（P<0.01）,与10-20 cm土壤微生物无相关性（P>0.05）;禾花鲤肠道微生物与0-10 cm土壤理化因子的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表明,共有4个菌属与理化因子存在显着相关性（P<0.05）,4个菌属与土壤理化因子存在极显着相关性（P<0.01）,与10-20 cm层级环境因子无相关性（P>0.05）。本研究结果表明,与水稻单作相比,稻鱼共生系统提高了土壤中营养物质的转化,为水稻的生长提供丰富的营养物质;改变了土壤和鲤肠道微生物物种丰度,提高了土壤和鲤肠道微生物群落结构复杂性,保证了水稻和鲤生长的需求。鲤肠道细菌结构与土壤0-10 cm细菌物种组成更为接近,相关性更强。因此,稻鱼共生模式可促进土壤营养盐释放,土壤微环境更稳定,鲤肠道内环境更健康,值得大力推广。
陈斌[2]（2021）在《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文中研究说明盘江流域由南盘江、北盘江及共同交汇而成的红水河和诸支流构成。该水系所覆盖的地理区域,上可经横断山脉承青藏高原,下可凭广西盆地接东南低山丘陵,总体处于云贵高原向东南低山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高原、盆地、丘陵在山脉与河流的交错分布中有序排列。同时,由于该地域主体部分面向海洋,大气湿度极高,导致境内生物多样性水平较高。苗、布依和汉族作为其主体居民,各民族原有的社会文化,在与世居于此的仡佬族相遇之后,再加上多样性生物特征的作用,不仅促生出新文化形态,为多民族共生传统提供人文多样性资源,而且能将人文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很好地契合起来,以创造盘江流域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自秦朝以来的历代王朝国家,或间接、或直接地对此区域实施治理。明清承接前朝遗产,在此综合实施土司、卫所、州县等制度,旨在强化中央集权统一,为民国和新中国奠定治理秩序框架。社会发展史暨“单线进化论”者认为,这些自上而下的制度,是王朝国家对其实施治理的主要内容,也是盘江流域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认为上述社会发展史叙事有失偏颇。一方面,忽略了当地居民多民族共生传统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另一方面,在斗争哲学视野下,有将边疆地方与王朝国家对立二分的嫌疑。美国政治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C.Scott）,采用从边疆看中心的范式,先后推出“弱者的武器”、“佐米亚”（Zomia）等创新概念,彰显东南亚山民文化的主体能动性,以此弥补了社会发展史的缺陷。但他又因为片面强调山民与河谷平原王朝国家的矛盾冲突斗争哲学,忽视了国家大传统与地方小传统的兼容共生机制。事实上,双方除了冲突斗争的消极层面,还有在交往交流和交易博弈中构建共生秩序的积极层面。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在对盘江流域文史和社会沿革机制有整体认知的前提下,考察该流域内各民族自明清以来的社会文化生活实践,一方面,彰显当地居民多民族共生传统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另一方面,超越斗争哲学和对立二分视野,在凸显多样主体前提下,通过开放博弈、公平传承方式,实现多元一体的社会治理共生秩序。质言之,探求、理解和维护文化生态多样性体系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可持续机制,乃本文的主要旨趣。为此,本文进而提出三方面创新观察角度。第一,盘江流域是中国大西南山地诸多类型缩影之一。当地居民依托山地文化生态家园和传统资源,相互之间建立起互动互惠交往模式,且在危机时刻能为外来人提供庇护,由此生成多样化民族文化共生机制;第二,元明清以来的中原王朝强化西南山地开发加深统治。这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又因生计资源过度开发而影响到当地可持续发展。面对新的环境压力,山地民族发挥文化多样性社会整合功能,积极地与王朝国家官吏及其代理展开顽强博弈。其实质是山民希望与王朝国家达成新秩序的维权诉求;第三,王朝/国家面对山民的诉求,应是通过双方代理人理性协商推出新制度,形成“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新治理秩序。唯因形格势禁或双方代理人损公肥私,乃至无论羁縻制到土司制、土司制到改土归流及“改卫设县”的制度升级中,都难免出现“反抗镇压+善后安民”的运作机制。但事后看,王朝开发新边疆拓展政治经济利益的诉求,总要通过包容民众维护生态家园、生存环境和社区、生计资源权益的某种自治诉求,才能基于互惠达成长治久安。盘江流域山民与历代王朝/国家的长时段博弈,凸显出如下两方面特征:第一,理论上,盘江流域山民与中原王朝/国家的互动,既非完全的斗争哲学,又非完全的消极顺从。更具体讲,它是界于斯科特（James C.Scott）的“佐米亚逃避”、宋怡明（Michael A.Szonyi）的“积极被统治”与拉铁摩尔（O.Lattimore）的“贮存地对抗”之间的“就地坚守在服从中博弈”。它为各界思考边疆民族与王朝国家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类型样本。第二,实践上,现代国家应对边疆民族基于文化生态家园权益多样性公平传承的博弈诉求,或可借鉴盘江流域互惠双赢的成功经验,致力于边疆民族社区发展与国家治理秩序共建共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关系和主体能动性相互包容意识。本文力图展现盘江流域与王朝国家博弈过程,旨在基于长时段历史经验,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丰富内涵和机制结构,以此揭示中国筑牢现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厚文化资源,为“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建设提供有普遍价值的社会产品,进而助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秩序建设。但因笔者志大才疏眼高手低,缺陷漏洞在所难免,恳请前辈导师侪辈同仁鞭策提携批评指正。
何妤如[3]（2021）在《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渔业经过数年发展,先后解决了“捕鱼难”、“养鱼难”及“吃鱼难”等问题,奠定了渔业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相关治理手段也不断完善。渔业领域主要矛盾已从基本温饱和生计问题,转向更高层次的生境、人权、产权和公平等维度。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渔业伦理研究并尚未得到应有重视。我国现代渔业治理体系中更强调管理和法律等“硬”手段,忽视了伦理道德的“软法”作用。当前政府和民间推行的多项渔业活动已呈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现代多目标治理场景需要引入价值判断加以权衡。如果说关涉伦理的讨论在中国过去的渔业治理中只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那么到了新时代,伦理研究就好比是万事俱备下的那股“东风”。传统渔业管理关注政策和法律层面的制度突破。政策和法律固然重要,但不能包治百病,尤其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病”。它可以将电鱼、毒鱼、偷渔者绳之以法,却无法强制要求渔民必须善待生态环境、关心鱼类福祉。它可以明示、预防、规范和校正渔业的行为和后果,却无法指导渔业利益相关方的道德行为选择。它可以为失海渔民提供各类政策保障,却无法弥合渔民海洋纽带被切断后的心理创伤。它可以依照科学模型和数据制定总可捕量（TAC）目标,却无法对渔家妇女在职业、情感和生活上的遭遇加以同情和关心。正如决定技术的往往是非技术因素,涉渔法律和政策不应被指望能解决所有问题。倘若文化、伦理不能发挥价值规训作用,那么政策和法律也终将失范。当前,养护渔业资源、维护渔业公正已为时代大势所趋,现代渔业治理不仅要务实,也要务虚,以便从战略全局高度推进治理措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实际上,人们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影响会渗透到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可持续、负责任渔业的发展依赖于一个具有明确性的规则指引,在治理中开展价值性分析显得十分重要。国内外渔业资源的衰退趋势,以及不断涌现的现代性社会问题,让形而上学的价值回溯变得更为必要而迫切: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是什么?伦理判断有哪些原则和标准?何种治理才是伦理意义上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治理?如何破解渔业治理中存在的伦理困境?中国怎样利用已有道德资源和智慧应对渔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基于此种认识,本文从伦理视角出发,反思当前出现渔业生态和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尝试建构渔业伦理的理论体系,详述渔业伦理的由来、定义、主要原则和类别。将抽象的伦理考量运用于对治理问题的具体分析,提出符合渔业价值的治理范式,从渔业治理的“元层次”,谈到相关现代治理理论,再到针对治理实践的分析评估。现代渔业治理在追求各类目标时,容易陷入价值冲突的困境。本文针对治理实践中的普遍问题,提出“应然”层面的解决方案。伦理分析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我国现代渔业治理。因此,文章结合中国本土的涉渔道德资源和渔业实际状况,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渔业治理路径,以渔业领域的价值尺度和伦理基础为导向,为推动渔业的“天人合一”和协调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新理念和新思路。伦理学是哲学中关于道德的价值系统。生态伦理学的兴起从根本上触及了“为什么要对鱼谈伦理?”这一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论辩突破了传统伦理学的“人伦”语境,让“渔业”和“伦理”的结合有了学理上的支撑。道德共同体得到拓展,将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纳入道德考量范畴。但完全以生态为中心又会减损人类福祉,人与自然应当被视作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整体。“为己利TA”的价值取向既能为己谋福,也能在此基础上考虑利TA（既有属人的“他/她”,又有属自然的“它”）因素,因而是渔业伦理所追求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善。渔业资源是渔业存在的基础,具有不确定性、波动性、竞争性、整体性、多样性等五大特性。从价值构成上看,它在使用、生态和选择等层面具有功效价值,在政治、社会、哲学、宗教、伦理、文化等层面具有非功效的内在价值。对渔业资源价值的充分认识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而鱼类为人类所提供的多元价值是人类养护渔业资源的基础。养护伦理强调的是如何科学人道地利用水生动植物资源。鱼类是否能够成为道德主体、权利主体甚至是诉讼主体成为环境伦理学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鱼的道德地位与福利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渔业的伦理维度涉及“渔业”和“伦理”的互动关系。鱼类依次满足了人类基本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类在享受水生动物开发权利的同时,理应履行与之对等的责任和义务。为了人类自身和生态系统的长期福祉,须建立一套指导渔业行为、受到大众认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渔业伦理规范。渔业伦理以渔业现象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研究对象,是指导渔业行为的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涉渔法律和伦理可共同为基于价值的渔业治理策略提供依据。渔业伦理学主要任务是通过得到普遍认可并经过实践检验的道德原则,对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开展事前指导和事后评判。在渔业伦理中,渔业正义是最高原则;渔业福祉、渔业自由和渔业公平是三大基本原则;而以《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为代表的伦理性国际文书,以及符合国家/地区具体渔况的纲要构成了具体原则。根据渔业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关系属性和所涉问题的不同特征,可将其分为生态伦理、社会伦理、产业伦理和科技伦理四大类别,这四大类在伦理要求上存在差异、各具特色,但都应服从上述伦理原则。将伦理原则和要求融合进现代渔业战略管理过程,可能会产生“为善者诸事顺”的良心效应,从而实现治理的最终目的——“善治”。为克服多元价值冲突带来的治理障碍,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研究治理现象背后的治理逻辑,寻求协同发展科层、市场和网络治理组合的最优解:当参与式治理导致监管过于复杂、进入无休止协商状态时,就启动科层模式;当科层模式无法触及所有渔业问题或获得渔业利益相关方广泛接受时,就开启市场或参与式模式;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承担起作出最终决策的元治理者的角色。可持续渔业治理研究中涌现出诸多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其中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管理和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管理成为研究热点,前者主要聚焦渔业生态系统方法、预防性原则等整体思维,而后者主要涉及管理策略评估,正当性理论,系统治理等理念工具。在构建起理念框架的基础上,根据新生物技术的实践伦理发展出的伦理分析矩阵,以及Rapfish评估工具,促进了对伦理原则遵守情况的考察,有助于为负责任渔业实践提供“良善之策”。现代渔业治理时常陷入一种伦理意义上的权利困境,众渔业利益相关方不得不在多项行动方针之间艰难行使选择权。遵循特定伦理原则选择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涉及违反其他某项伦理原则。可持续渔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出现在追求“天时”、“地利”、“人和”三大目标的决策选择过程之中。如何平衡现代人和未来人的资源利益是最首要、最核心的议题;渔业所涉水陆空间差异和相关社会生态问题构成了空间正义研究的一个典型样本;而人际关系中整体、长远利益与个体、短期利益的冲突影响到资源的公平分配,渔家妇女和小型渔业等弱势参与方应当得到更多的道德注意力。导致上述困境的原因既有人与人因抢夺野生资源所导致的公地悲剧或囚徒困境,又有在人与鱼道德地位孰高孰低的辩难中掉入的激进环保主义陷阱,还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执行障碍。上述困境的破解之道不仅具有制度属性,也深刻地蕴含着价值属性。从制定目标,到开展决策,再到执行、监督和评估,伦理视角可渗透至治理的全部流程。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可从制定伦理目标和开展伦理决策着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增进民生福祉。我国的渔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离不开丰富道德资源的支持。生态方面,我国渔业治理史就是一部鱼类资源养护史,古今实践中折射出关怀鱼类福利、师法自然等生态感悟。社会方面,我国传统乡土社会文化里蕴含着包括群体意识和互助伦理、涉渔组织的参与式伦理在内的道德及礼俗规范。“三渔”问题是中国渔业发展面临的伦理性挑战,其本质是渔业的过密化,渔民的过溺化,以及渔村的过疏化。为解决渔业渔民渔村的问题,新中国开展了各项改革措施。新中国绿色渔业治理制度体系构建历程大体上可分为萌芽探索、改革攻坚与走向成熟三大阶段。在气候变化、疫情冲击、渔业资源衰退、全球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我国渔业治理者迎难而上,实现生计型治理→发展型治理→可持续治理的价值飞跃,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伦理的中国特色可持续渔业发展道路,培育出政府元治理者主导下,科层、市场和参与式治理协同开合的多元治理形态,形成了顺应自然、生态优先、以养为主、立体复合、科技导向、体系健全、应兜尽兜的发展模式。随着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不断提升,中国渔业发展在收获伟大果实的同时,也为未来可持续、负责任渔业发展积累了大量可贵的实践经验。在今后的渔业治理中,我国各渔业利益相关方应本着福祉、自由和公正的原则,进一步促进渔业的绿色转型发展。
潘秋宇[4]（2020）在《柳州市生态农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作为新兴农业产业类型,生态农业具备多面性、综合性等特点,其形成与发展需兼顾社会、经济、自然环境三大要素。要想农业发展能够更上一层台阶,生态农业因其为综合性复合型的农业产业类型具有一定优势。目前,全国范围内许多地区都根据自身的自然情况因地制宜的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生态农业。柳州市作为我的家乡拥有丰富的农业发展资源,但在经济发展中却长期重视工业发展轻视农业发展,致使环境污染严重,许多农业生产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柳州市农业发展较为缓慢。而发展生态农业能有效解决资源有效利用及环境保护的问题,优化发展模式,促进柳州经济健康、和谐、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实地考察法、资料分析法、实例剖析法、SWOT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柳州市生态农业形成、建立、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发展中所产生的问题,及针对问题的解决对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剖析,主要研究内容及成果如下:一、柳州市发展生态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身优势,主要体现在:柳州市发展农业及生态农业具有地理、自然资源、人文、交通区位等各类优势,能为有效发展农业相关产业提供坚实基础。经研究发现,柳州市发展生态农业呈现出生态农业的经营模式（例如林下种养殖、“稻田+渔”等）和产业的发展方向（例如三江稻鱼、融水林下灵芝等）多样化的特点,同时,以现代产业园区为中心点,辐射带动其周边生态农业的发展,生态农业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二、柳州市生态农业还面临许多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农业科研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农民及农业从业人员知识素养有待提高,产业相关基础设施覆盖率低,产业化程度低,产业信息化程度较低及相关政策制度包括立法方面存在缺失等。三、根据上述现状与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应的对策:一是创立新型管理体制和机制,不断提高生态农业发展自主研发能力。二是加强对产业人员相关专业技能知识的培训,提高产业相关人员的技能素质。三是发挥产业特色优势,不断提升产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四是积极构建产业融资新型渠道,确保资金支持。五是建立完善产业配套服务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构建,确保生态农业产业的发展得到支持与保障。
袁媛,袁永明,代云云,敬小军,龚赟翀[5]（2020）在《中国参与涉渔国际组织现状、问题与对策建议》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通过调研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水产养殖中心网和世界渔业中心等涉渔国际组织,深入研究中国参与涉渔国际组织合作的主要途径、领域和方式,探析当前涉渔组织合作的成效及存在问题,探讨了中国和涉渔国际组织未来合作的建议,从而提升中国渔业和水产养殖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当前合作主要问题包括:一是国内相关机构对涉渔国际组织的构架和职能运作不够了解,对借助国际组织平台扩大中国渔业国际影响力的意识有所欠缺;二是国内机构和国际组织合作渠道类型相对单一,国际合作的深度不足,尚未建立类似ODA的国际合作经费和立项机制;三是在国际组织任职的中国籍员工较少,国内具有国际视野的领军专家也较缺乏等问题。本文提出从政府层面统筹规划,主动参与涉渔国际组织的治理工作,积极提出热点问题的项目和合作计划;结合"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战略,借助渔业国际组织平台,建设卓越中心,设计国际合作项目;加强知识分享网络和示范中心建设,加大对外技术指导和推广服务,促进技术转移和产业综合发展;制定国际型人才培养方案,打造渔业和水产养殖国际合作队伍和推出国际组织在岗培养计划;通过国际组织平台,打造产业联盟,促进产业合作,推动我国渔业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等对策。
田梦思[6]（2020）在《梅州市大埔县百侯古镇聚落形态的近现代演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来,梅州地区的乡村经历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巨大变迁,其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近现代演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乡村聚落在近现代演化进程中,梅州地区的乡村普遍相对完整地保存了多个发展时段中形成的建设片区,聚落空间体现为历时性历史痕迹的共时并存。同时梅州地区的乡村聚落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各式问题也日益凸显,在目前国家推崇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时代背景下,关于梅州地区传统乡村聚落形态演化的研究也显得极为迫切。本文期望通过典型个案的研究,为研究客家乡村聚落现代演化普遍规律提供重要样本,为更深层次的建筑理论研究奠定基础。本文的研究对象大埔县百侯镇,百侯镇是国历史文化名镇,在明清时期形成了典型的客家聚落形态,其丰富的经济、文化、历史资源一直受到诸多人文学者的关注,丰富的历时性资料也对本文从个案角度深入理解梅州地区传统乡村聚落形态近现代演化的历程提供巨大的便利条件。本文在着眼于具体形态变迁的分析之前,首先对各个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中与聚落形态变化相关的因素进行概括,然后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上对聚落形态的演化历程和演化特征进行分析。宏观层次上关注聚落的生态格局、聚落规模以及用地组成结构;中观层次上关注聚落的街巷肌理以及各类公共空间的分布规律;微观层次上关注聚落内部以民居为主的建筑形态变化。本文的内容结构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在文献研究与理论综述的基础上对国内外乡村聚落形态演化研究的方法进行梳理归纳,搭建以个案研究为切入点的研究框架。第二部分是第二章,主要对明清时期形成的聚落初始形态进行了概括分析。第三部分为第三章到第六章,将其演化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民国时期,建国初期（1949-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2年）,快速城镇化时期（1992年至今）。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对百侯聚落各个发展阶段的聚落形态变化进行梳理。最后根据百侯镇的演化历程,探讨聚落形态近现代演化的规律和演化机制,并对聚落未来的发展提出可供参考的建议。
唐建军,胡亮亮,陈欣[7]（2020）在《传统农业回顾与稻渔产业发展思考》文中研究表明对传统农业的深入理解无疑有助于对农业现代化的推进。稻渔共生产业作为优秀传统农业的典范,对于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与可持续发展和世界稻渔共生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本文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尤其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发展历程的回顾切入,简要介绍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内涵、实施及意义,并以传统稻鱼共生系统为例,深刻分析其传衍数千年的科学机制,讨论了稻渔共生产业发展面临的技术挑战及未来发展战略。研究指出,农耕文明的核心理念在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兴起并不断隆盛的石油农业则可能存在包括农业生物多样性简化、农用化学品依赖、生产成本增高、资源竞争激烈、环境压力增大以及这些工业化的现代农业对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产生的不对等的利益竞争和负面影响显而易见。在政府政策激励以及来自科技工作者、技术人员和从农者的共同努力下,从中国优秀传统农业的典范传统稻鱼共生系统逐渐衍生、演变形成的稻渔共生生态种养产业在提高水土资源利用效率、丰富稻田产出、提高农民收入、减少面源污染等方面独具优势。研究表明,相关从业人员需要高度关注现阶段稻渔共生产业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诸如模式选用、景观与农业生物多样性布设、种养协调、肥力调控、产品营销等技术细节问题并加以用心对待、科学掌握。因此提出,未来稻渔共生产业的发展还需要解决农艺机械化、投施精准化、农事省力化等新挑战,并呼吁学界、业界和政策制定部门等聚焦合力解决。
教育部[8]（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研究指明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韩想[9]（2020）在《民族村寨生计变迁研究 ——以富川瑶族自治县虎头村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乡村振兴战略以及精准扶贫等政策的颁布和实施,中国乡村的社会风貌以及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对于民族地区的乡村社会来说,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逐步瓦解,以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政策为依托的生计方式,为了适应不同的时代背景也进行了主动或被动的变迁。生计方式是人们维持稳定生活的谋生办法,它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因此,研究生计方式的变迁路径以及变迁动因、变迁影响有着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同时,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研究民族地区村寨的生计方式变迁,对于现阶段做好乡村振兴和民族工作有着深远的意义。本文以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虎头村为田野调查点,在文献资料收集理论和田野调查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以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理论为指导和研究依据,深入探讨了虎头村的生计方式变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虎头村以农为主、畜牧为辅的传统生计模式,到水库移民之后以渔业为主、种植为辅,再到现代的以乡村旅游发展为主、现代渔业和农业等多元发展的生计格局的发展与变迁,虎头村的这种变迁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与村民自身的发展愿望,而变迁产生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不仅体现在衣食住行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的变迁。但虎头村的现代生计变迁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有多重因素的生计风险,因此虎头村生计的可持续发展也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警觉。
童富智[10]（2020）在《基于语料库的《政府工作报告》日译文本翻译语言特征研究》文中提出本研究以语料库翻译学理论作为研究框架,以2004年度至2018年度《政府工作报告》汉语原文、日语译文以及与报告文本类型相近的日语原创文本作为语料,自建专用语料库,使用以语料库法、问卷调查法为代表的实证研究法、比较法等研究方法,通过探讨翻译共性、具体语言对翻译语言特征,考察《政府工作报告》日译文本的翻译语言特征问题,具体体现为分析翻译语言的词汇、句法、搭配和语义韵等方面的特征。政府工作报告日译文本的词汇特征表现在词汇的总体特征、词汇的应用特征两个方面。研究表明,作为词汇的总体特征,报告日译文本词汇的类符/形符比值、词汇密度值高于文本类型相似的原创日语参照语料,反映出报告日译文本词汇的变化性较大,词汇应用相对复杂;报告日译文本的词汇出现次数分布均值低于日语参照语料,反映出日译文本词汇变化的多样性特征;报告的译文和原文前20位高频词呈现较高的对应关系,频率接近,存在词类活用的转换现象,表明译词有效传递了原文信息。词汇的应用特征表现在受原文影响,在日译文本的词汇中,含有略语、比喻、专有等典型的表达结构,具有相似的共性特征。对略语结构中的数词略语结构,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其日译特征,以翻译方法为切入点,探讨数词略语日译词汇的分类并分别探讨了各类数词略语的日译特征,对部分类别提出了规范性的日译方法。研究表明:报告日译文本的词汇呈现“显化”和“简化”的翻译共性特征,可以概括为:“语义显化”和“形式简化”。“语义显化”具体可分为:所指语义显化、功能语义显化;“形式简化”具体可分为:概念延续性形式简化、概念构成性形式简化。政府工作报告日译文本的句法特征表现在句法的总体特征、典型语句结构应用特征两个方面。研究表明:在句法的总体特征方面,报告日译文本和日语参照语料的平均句长值相近,具有相似的句法特征,反映出报告日译文本的表达符合日语母语的表达习惯,能够起到良好的受众阅读效果。在典型语句结构应用特征方面,报告日译文本中,动词连用形联接分句的结构符合日语语言特征,可以传递报告原文分句间内含的语义逻辑关系信息。研究表明:报告日译文本的句法呈现“范化”的翻译共性特征。作为前沿问题探索,本研究以政府工作报告中实义动词“坚持”及其日语对应词「坚持（する）」为例,探讨了基于语料库的配搭和语义韵研究问题。研究发现,数据显示两词分别在相应的语料库中与搭配词形成不同的共选型式,两词分别形成的短语序列在形式、意义和功能方面虽有部分重合,但差异明显,指向不同的语义韵。研究表明,汉日短语的应用具有各自的形式、意义特征,政府工作报告的词汇日译研究还需将功能作为考量标准。在研究总结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中央文献日译标准体系的对策思考。
二、东南亚综合养鱼述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东南亚综合养鱼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1）稻鱼共生对土壤微生境和鱼类内环境的影响及其互作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稻鱼共作模式历史概述 |
| 1.1.1 传统水稻种植与稻鱼共生模式的比较 |
| 1.1.2 国外稻田养殖的发展状况 |
| 1.1.3 国内稻田养殖的发展状况 |
| 1.2 稻鱼共生效应 |
| 1.2.1 稻鱼共生的生态价值 |
| 1.2.2 稻鱼共生对稻田土壤理化性状和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
| 1.3 稻鱼共生对养殖生物生理机能的影响 |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5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稻鱼共生对土壤理化因子和酶活性的影响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试验区概况 |
| 2.1.2 土壤样品采集 |
| 2.1.3 土壤理化因子测定 |
| 2.1.4 土壤酶活性测定 |
| 2.1.5 数据分析与统计 |
| 2.2 结果分析 |
| 2.2.1 稻田养鱼后土壤理化因子的变化 |
| 2.2.2 0-20 cm土壤水解酶活性变化趋势 |
| 2.3 讨论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稻鱼共生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试验区概况 |
| 3.1.2 土壤样品采集 |
| 3.1.3 土壤细菌DNA提取 |
| 3.1.4 土壤细菌的PCR扩增 |
| 3.1.5 数据分析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稻鱼共生后土壤细菌群落多样性的变化 |
| 3.2.2 门水平下土壤细菌群落结构组成分析 |
| 3.2.3 属水平下土壤细菌群落结构组成分析 |
| 3.2.4 两种模式在不同土壤分层物种间显着性差异的LEf Se分析 |
| 3.2.5 土壤理化因子与微生物分类之间的关系 |
| 3.2.6 两种模式下土壤微生物生态网络分析 |
| 3.3 讨论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稻田环境对鲤血清生化指标、肠道组织形态及细菌群落结构的影响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试验地点概况 |
| 4.1.2 试验方法 |
| 4.1.3 统计分析 |
| 4.2 结果与分析 |
| 4.2.1 稻田环境对鲤生长特性的影响 |
| 4.2.2 稻田环境对鲤血清生化指标及酶活性的影响 |
| 4.2.3 肠道组织结构的变化 |
| 4.2.4 稻田环境对鲤肠道微生物菌群Alpha和 Beta多样性的影响 |
| 4.2.5 肠道物种丰度差异性分析 |
| 4.2.6 鲤肠道细菌群落功能基因预测 |
| 4.3 讨论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土壤环境因子及微生物群落结构与鱼类内环境的互作分析 |
| 5.1 材料与方法 |
| 5.1.1 试验材料 |
| 5.1.2 土壤和肠道微生物群落结构测定 |
| 5.1.3 数据分析 |
| 5.2 结果与分析 |
| 5.2.1 土壤各层级与鲤肠道微生物相似性分析 |
| 5.2.2 土壤各层级微生物与鲤肠道微生物相关性分析 |
| 5.2.3 土壤理化特性与鲤肠道微生物相关性分析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论文期间发表的论文 |
（2）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边疆发展和治理研究前沿探索 |
| 一、选题定义:边疆发展与治理研究 |
| 二、理论成果综述 |
| (一) 政治人类学 |
| (二) 边疆治理研究 |
| (三) 贵州特色经验 |
| 三、本文创新进路 |
| 四、资料来源概说 |
| 五、总体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盘江流域人文生态 |
| 第一节: 区位沿革与居民构成 |
| 一、内涵四至 |
| 二、边关通道 |
| 三、居民层累 |
| 第二节: 资源耕作与混融秩序 |
| 一、山水田土资源 |
| 二、生计耕作结构 |
| 三、治理秩序混融 |
| 第二章: 集市、生计与互惠 |
| 第一节: 集市类别与功能 |
| 一、形成机理 |
| 二、集市类别 |
| 三、集市功能 |
| 第二节: 族际互惠:青岩案例 |
| 一、名称及区位 |
| 二、形成及变迁 |
| 三、辐射及职能 |
| 四、物源及去向 |
| 第三节: 社会互惠:营屯案例 |
| 一、区位.村名.村史叙事 |
| 二、集市、物产与社会关系 |
| 三、为社会而互惠:WXH的生活史 |
| 第三章: 社会整合绘事后素 |
| 第一节: 拟血亲拓展村寨圈 |
| 一、源起与内涵生成 |
| 二、云顶村案例 |
| 三、营屯村案例 |
| 四、鸟王村案例 |
| 第二节: 结姻亲拓展交际网 |
| 一、婚姻制度与结构功能 |
| 二、“坐花园” |
| 三、“射背牌” |
| 四、姻亲即社会 |
| 第三节: “主客-陪客”丧葬礼制 |
| 一、内涵概说 |
| 二、传统形式 |
| 三、现代沿革 |
| 四、文化逻辑 |
| 第四章: 维权抗争:卫所制度下的民意表达 |
| 第一节: 被“再域化”的日常生活 |
| 一、卫所营建及过程 |
| 二、“借地设防”以牟利 |
| 三、被“再域化”的日常生活 |
| 第二节: 原住民维权抗争类别 |
| 一、常态抗争 |
| 二、非常态抗争 |
| 三、逻辑特征 |
| 第三节: 天顺石门战事 |
| 一、事件过程 |
| 二、社会背景 |
| 三、边政疏失 |
| 四、经验教训 |
| 第五章: 博弈求秩序:流官治理下的民意表达 |
| 第一节:“改土归流”得失辨析 |
| 一、土司制属性 |
| 二、招抚之策 |
| 三、改土归流 |
| 第二节 :控告土官 |
| 一、韦清澜联名控告 |
| 二、云顶村民联合智斗 |
| 三、“均衡三角” |
| 第三节 :抵制胥吏 |
| 一、村名叙事 |
| 二、村庄茶产 |
| 三、胥吏苛征 |
| 四、案例启示 |
| 第六章 :观念秩序:民间传说中的共生超越 |
| 第一节 :背牌图案印章叙事 |
| 一、背牌型构 |
| 二、隐序图案 |
| 三、认同与区分体系 |
| 第二节 :印章起源传说与衍文 |
| 一、青山长官司与副长官司 |
| 二、“倒停王”与“看家虎” |
| 三、牛作为山民祖先化身 |
| 四、“牛虎相争” |
| 结语:内生活力与共生秩序 |
| 一、盘江流域的发展与治理 |
| 二、边疆发展与治理研究的主要范式 |
| 三、盘江流域发展与治理中的共生秩序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活动及成果 |
（3）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及内容框架 |
| 第二章 渔业伦理的理论建构 |
| 2.1 渔业伦理的立论基础 |
| 2.1.1 逻辑起点 |
| 2.1.2 资源养护 |
| 2.1.3 可持续利用 |
| 2.2 渔业伦理的概念、地位和原则 |
| 2.2.1 概念溯源及研判 |
| 2.2.2 学科关联 |
| 2.2.3 相关原则 |
| 2.3 基本分类 |
| 2.3.1 渔业生态伦理 |
| 2.3.2 渔业社会伦理 |
| 2.3.3 渔业产业伦理 |
| 2.3.4 渔业科技伦理 |
| 第三章 基于伦理的渔业治理范式分析 |
| 3.1 渔业治理的元层次 |
| 3.1.1 合法性与正当性 |
| 3.1.2 渔业元治理 |
| 3.2 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 |
| 3.2.1 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治理理论 |
| 3.2.2 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治理理论 |
| 3.3 渔业伦理分析和评估 |
| 3.3.1 伦理分析矩阵 |
| 3.3.2 伦理评估工具 |
| 第四章 现代渔业治理的伦理进程 |
| 4.1 可持续渔业中的维度指向 |
| 4.1.1 时间维度 |
| 4.1.2 空间维度 |
| 4.1.3 人际维度 |
| 4.2 渔业治理之伦理难题 |
| 4.2.1 人与人的博弈 |
| 4.2.2 人与鱼的博弈 |
| 4.2.3 知与行的脱节 |
| 4.3 渔业治理之伦理突围 |
| 4.3.1 制定渔业伦理目标 |
| 4.3.2 开展渔业伦理决策 |
| 第五章 中国渔业治理的伦理议题 |
| 5.1 中国渔业道德基础与现代问题 |
| 5.1.1 中国传统智慧中的渔业伦理元素 |
| 5.1.2 中国现代渔业问题的伦理之维 |
| 5.2 中国现代渔业治理的绿色转型 |
| 5.2.1 发展阶段与模式进化 |
| 5.2.2 基于伦理的转型实践 |
| 5.2.3 未来发展的伦理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缩略语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柳州市生态农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国内外生态农业研究概况及生态农业理论基础 |
| 2.1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1.1 国外研究综述 |
| 2.1.2 国内研究综述 |
| 2.2 生态农业相关理论 |
| 2.2.1 生态系统的原理 |
| 2.2.2 生物种群间相互关联的原理 |
| 2.2.3 生态系统的能流物流原理 |
| 2.2.4 生态农业设计与规划的方法与原理 |
| 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三章 柳州市生态农业发展现状 |
| 3.1 柳州市农业基本概况 |
| 3.2 柳州市生态农业现状 |
| 3.2.1 柳州市生态农业发展历史 |
| 3.2.2 柳州市生态农业发展取得的成果 |
| 3.2.3 柳州市生态农业主要模式及规模 |
| 3.3 柳州市生态农业发展特点 |
| 3.3.1 在内容上呈现出特色鲜明的特点 |
| 3.3.2 在形式上呈现出模式多样化的特点 |
| 3.4 柳州市生态农业经营模式和产业分布 |
| 3.4.1 柳州市生态农业经营模式 |
| 3.4.2 柳州市生态农业产业分布 |
| 3.5 柳州市生态农业发展的效益 |
| 3.5.1 经济效益 |
| 3.5.2 社会效益 |
| 3.5.3 生态效益 |
| 第四章 柳州市生态农业发展SWOT分析 |
| 4.1 优势(Strength)分析 |
| 4.1.1 气候、林木资源优势 |
| 4.1.2 交通区位优势 |
| 4.1.3 人文条件优势 |
| 4.2 劣势(Weakness)分析 |
| 4.2.1 土地资源劣势 |
| 4.2.2 公众生态意识淡薄 |
| 4.2.3 农业产业化及农业信息化水平较低 |
| 4.2.4 缺少农业技术的专业性人才 |
| 4.3 机遇(Opportunity)分析 |
| 4.3.1 政策与招商引资 |
| 4.3.2 区域开放性 |
| 4.3.3 市场需求的变化 |
| 4.4 威胁分析 |
| 4.4.1 农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缺乏市场竞争力 |
| 4.4.2 工业污染较为严重 |
| 第五章 柳州市生态农业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
| 5.1 农业科研方面创新水平不高 |
| 5.1.1 生产经营方式落后 |
| 5.1.2 科技创新人才储备不足 |
| 5.1.3 农业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低 |
| 5.2 生态农业产业化水平低,难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
| 5.3 生态农业建设资金保障不足 |
| 5.3.1 融资渠道过于狭窄 |
| 5.3.2 政府在财政上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够 |
| 5.3.3 支持农业发展的贷款缺乏实际支持力度 |
| 5.4 生态农业信息化水平低 |
| 5.5 有关生态农业建设的政策和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 |
| 第六章 柳州市生态农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
| 6.1 革新农业管理,建立有效机制提升柳州农业科研水平 |
| 6.1.1 体制管理方面 |
| 6.1.2 激励扶持方面 |
| 6.1.3 科技创新方面 |
| 6.1.4 建立示范园区带动作用 |
| 6.2 加强从事生态农业工作的劳动力人口的教育和培训 |
| 6.2.1 加大生态农业发展优势的宣传 |
| 6.2.2 发展生态农业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学习培训机会 |
| 6.3 发挥柳州生态农业产业优势,提升生态农业综合竞争力 |
| 6.4 创新融资渠道,为柳州生态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
| 6.5 提高农业信息化程度,健全柳州农业信息服务体系 |
| 6.5.1 加大农业信息化的软硬件资源的投入 |
| 6.5.2 完善和健全农业信息化服务系统 |
| 6.5.3 培育农业信息化人才 |
| 6.6 完善管理体制,创造柳州生态农业发展良好制度环境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5）中国参与涉渔国际组织现状、问题与对策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中国与主要涉渔国际组织的合作基础 |
| 三、合作内容和方式 |
| （一）合作内容 |
| 1．合作研究项目 |
| 2．能力建设 |
| 3．技术推广 |
| （二）合作方式 |
| 1．专题研讨 |
| 2．交流互访 |
| 四、合作成效分析 |
| 五、合作问题分析 |
| （一）对借助国际组织平台扩大中国渔业国际影响力的意识有所欠缺 |
| （二）国际合作渠道类型相对单一，国际合作的深度不足 |
| （三）国际组织任职的中国籍员工较少 |
| （四）国内具有国际视野的领军型专家缺乏 |
| （五）中文文献翻译量少 |
| 六、对策建议 |
| （一）熟悉了解涉渔国际组织事务和热点，积极参与国际治理事务 |
| （二）积极提出热点问题项目和合作计划，服务“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战略 |
| （三）加强知识分享网络和示范中心建设，促进技术合作和知识共享 |
| （四）加大对外技术指导和推广服务，促进技术转移和产业综合发展 |
| （五）制定国际型人才培养方案，打造渔业和水产养殖国际合作队伍和推出国际组织在岗培养计划 |
| （六）借助国际组织平台，打造产业联盟，推进我国渔业走出去战略实施 |
（6）梅州市大埔县百侯古镇聚落形态的近现代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时代背景 |
| 1.1.2 政策背景 |
| 1.1.3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对象和内容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既有研究 |
| 1.3.1 客家传统聚落形态的研究 |
| 1.3.2 历时性聚落演变的研究 |
| 1.3.3 对于百侯的研究 |
| 1.4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 1.5.1 研究方法 |
| (1)文献研究法 |
| (2)田野调查法 |
| (3)跨学科研究法 |
| (4)系统研究法 |
| 1.5.2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传统农业时期的百侯聚落特征 |
| 2.1 区位环境特征及历史沿革 |
| 2.2 宏观:传统聚落用地组成结构 |
| 2.3 中观:核心公共空间与街巷体系 |
| 2.3.1 街巷体系 |
| 2.3.2 聚落核心公共空间的多元分布 |
| (1)渡口空间 |
| (2)墟市空间 |
| (3)信仰空间 |
| (4)书院空间 |
| 2.4 微观:传统建筑形态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百侯聚落近现代演化的起点 |
| 3.1 华侨经济的影响与中西文化的碰撞 |
| 3.1.1 移民网络 |
| 3.1.2 水客和侨批的影响 |
| 3.1.3 中西文化的碰撞 |
| 3.2 宏观:居住斑块的点状增加 |
| 3.3 中观:传统公共空间功能的延续与更新 |
| 3.3.1 墟市空间的发展 |
| 3.3.2 教育空间的发展 |
| 3.4 微观:中西合璧的新式建筑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建国初期乡村建设的徘徊(1949-1978) |
| 4.1 背景:土地改革与乡村经济的缓慢发展 |
| 4.1.1 土地改革下乡村资源的重新分配 |
| 4.1.2 农村经济发展缓慢 |
| 4.2 宏观:基础设施的兴建改变聚落外部格局 |
| 4.3 中观:聚落核心空间功能转变 |
| 4.4 微观:聚落居住建设停滞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初期的乡村转型(1979-1992) |
| 5.1 背景:农村经济改革的全面起步 |
| 5.1.1 生产所有制改革 |
| 5.1.2 投资结构优化 |
| 5.1.3 村级自治体制的建立与宅基地管理 |
| 5.2 宏观:耕地结构的转变和建设用地的初步扩张 |
| 5.2.1 耕作用地类型的转变 |
| 5.2.2 建设用地的初步扩张 |
| 5.2.3 部分农业用地转为工业用地 |
| 5.3 中观:居住区的肌理变化与功能更新 |
| 5.3.1 居住区的肌理变化 |
| 5.3.2 传统居住区工业功能置入 |
| 5.3.3 传统公共建筑的功能恢复与新建公共空间的集中分布 |
| 5.4 微观:民居建筑对传统风貌的延续与演化 |
| 5.4.1 1980s初期坡屋顶民居的风格延续 |
| 5.4.2 1980s末平顶楼房的过渡演化 |
| 5.4.3 新式公共建筑形式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快速城镇化进程下的乡村发展(1992年至今) |
| 6.1 背景:多元因素主导的乡村现代化发展进程 |
| 6.1.1 区域经济发展失衡 |
| 6.1.2 人口流失与老龄化加剧 |
| 6.1.3 基础设施的完善 |
| 6.1.4 遗产保护意识的深化和旅游开发 |
| 6.2 宏观:整体用地格局的迅速改变 |
| 6.2.1 建设用地的线性扩张 |
| 6.2.2 工商业用地的扩张 |
| 6.2.3 农业用地的减少与农业专业化发展 |
| 6.2.4 传统村落地块的保护利用 |
| 6.3 中观:肌理秩序化与公共空间重构 |
| 6.3.1 新建住区街巷格局规整化 |
| 6.3.2 沿主要游览线路分布的公共空间节点 |
| 6.3.3 集中分布的教育空间 |
| 6.3.4 结合旅游开发的传统公共空间的活化利用 |
| 6.4 微观:地域特色的部分丢失 |
| 6.4.1 逐步丢失传统特色的村民自建房 |
| 6.4.2 呈现商住特点的工业小区建筑 |
| 6.4.3 侯北新村:新式客家民居 |
| 6.5 本章小结 |
| 总结与展望:从百侯镇个案到梅州区域 |
| 1 梅州客家传统小城镇聚落形态演化共性规律的总结 |
| 1.1 宏观:土地利用变化 |
| 1.2 中观:街巷肌理变化 |
| 1.3 微观:建筑形态变化 |
| 2 梅州客家传统小城镇聚落形态演化机制的探讨 |
| 2.1 经济因素 |
| 2.2 政治因素 |
| 2.3 文化因素 |
| 2.4 几种动因之间的相互关系 |
| 3 未来梅州传统小城镇聚落建设的建议 |
| 3.1 加强规划,合理控制各类用地规模 |
| 3.2 明确产业定位,发展生态良好型城镇 |
| 3.3 合理利用历史资源,建设特色旅游城镇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7）传统农业回顾与稻渔产业发展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1 人类文明史的主体是农耕文明史 |
| 2 对工业化“现代农业”的再思考 |
| 3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与实践 |
| 4 稻鱼共生系统与中国稻渔共生产业的发展 |
| 5 我国稻渔共生产业发展面临的一些挑战与思考 |
| 6 结语 |
（9）民族村寨生计变迁研究 ——以富川瑶族自治县虎头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关于乡村社会研究 |
| (二)关于民族生计研究 |
| (三)关于瑶族生计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田野点概况 |
| (一)地理位置与人口概况 |
| (二)历史沿革 |
| (三)风俗习惯 |
| 第一章 虎头村传统生计方式 |
|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土地制度变革 |
| 第二节 虎头村移民前传统生计方式 |
| 一、主要生计方式——稻作农业 |
| 二、传统养殖业 |
| 三、其他辅助生计 |
| 第三节 水库移民与虎头村移民后生计变迁 |
| 一、龟石水库的开发 |
| 二、虎头村移民搬迁 |
| 三、虎头村移民后多元生计方式 |
| 第二章 虎头村现代生计方式变迁 |
| 第一节 湿地公园建设 |
| 第二节 现代渔业 |
| 一、生态渔业的发展 |
| 二、从渔民到渔商 |
| 第三节 现代农业 |
| 第四节 旅游业的发展 |
| 一、虎头村主要旅游资源 |
| 二、旅游产业链下的生计方式 |
| 第五节 其他生计方式 |
| 一、外出务工 |
| 二、在乡务工 |
| 第三章 虎头村现代生计变迁原因、影响与挑战 |
| 第一节 虎头村生计变迁原因 |
| 一、国家政策 |
| 二、市场经济的发展 |
| 三、旅游发展 |
| 四、村民自身发展愿望 |
| 第二节 虎头村生计变迁影响 |
| 一、生计变迁对生活方式的影响 |
| 二、生计变迁对民族文化的影响 |
| 第三节 虎头村的可持续发展 |
| 一、以人为本 |
| 二、注重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
| 三、发挥传统乡村治理魅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基于语料库的《政府工作报告》日译文本翻译语言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语料库翻译学研究 |
| 1.1.2 中央文献翻译研究 |
| 1.2 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问题 |
| 1.3 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意义和研究结构 |
| 1.4.1 研究意义 |
| 1.4.2 研究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语料库翻译学 |
| 2.1.1 缘起与发展 |
| 2.1.2 研究内容 |
| 2.2 翻译语言特征 |
| 2.2.1 翻译共性 |
| 2.2.2 具体语言对翻译语言特征 |
| 2.3 语料库翻译研究现状 |
| 2.3.1 国内研究概况 |
| 2.3.2 国内各研究领域情况 |
| 2.3.3 日本的语料库研究 |
| 2.4 政府工作报告外译研究 |
| 2.4.1 英译、俄译研究 |
| 2.4.2 日译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政府工作报告》日译文本问卷调查 |
| 3.1 背景分析 |
| 3.1.1 文本类型 |
| 3.1.2 翻译方法 |
| 3.1.3 受众选择 |
| 3.2 第1 次问卷调查 |
| 3.2.1 调查概况 |
| 3.2.2 调查结果 |
| 3.2.3 结果分析 |
| 3.3 第2 次问卷调查 |
| 3.3.1 调查概况 |
| 3.3.2 调查结果 |
| 3.3.3 结果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政府工作报告》专用语料库建设 |
| 4.1 语料库建设现状 |
| 4.1.1 语料库的发展和类型 |
| 4.1.2 语料库翻译研究和语料库应用翻译研究 |
| 4.1.3 中日研究语料库 |
| 4.2 语料库制作 |
| 4.2.1 语料收集和处理 |
| 4.2.2 “网络爬虫” |
| 4.2.3 语料对齐 |
| 4.2.4 检索软件 |
| 4.3 政府工作报告专用语料库 |
| 4.3.1 语料收集和清理 |
| 4.3.2 语料库建设 |
| 4.3.3 语料库检索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政府工作报告》日译词汇特征分析 |
| 5.1 词汇总体特征 |
| 5.1.1 类符/形符比和词汇密度 |
| 5.1.2 词汇出现次数分布 |
| 5.1.3 高频词 |
| 5.2 词汇应用特征 |
| 5.2.1 略语结构 |
| 5.2.2 比喻结构 |
| 5.2.3 专有结构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政府工作报告》数词略语日译特征分析 |
| 6.1 数词略语日译探讨 |
| 6.1.1 观察方法 |
| 6.1.2 日译统计 |
| 6.1.3 日译分类 |
| 6.2 数词略语日译讨论 |
| 6.2.1 第1 类数词略语 |
| 6.2.2 第2 类数词略语 |
| 6.2.3 其他小类(种) |
| 6.3 日译词汇共性特征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政府工作报告》日译句法特征分析 |
| 7.1 句法特征 |
| 7.1.1 平均句长 |
| 7.1.2 典型语句结构应用特征 |
| 7.1.3 句法逻辑关系 |
| 7.2 外译文本句法比较 |
| 7.2.1 2016 年度日英译比较 |
| 7.2.2 2017 年度日英译比较 |
| 7.2.3 2018 年度日英译比较 |
| 7.3 日语语言要求 |
| 7.3.1 「连用形」语法特征 |
| 7.3.2 日本学者汉日翻译研究 |
| 7.3.3 日语文章表达要求 |
| 7.4 日译句法共性特征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政府工作报告》日译搭配和语义韵分析 |
| 8.1 搭配和语义韵研究 |
| 8.1.1 近年的相关研究 |
| 8.1.2 搭配和语义韵 |
| 8.1.3 研究方法 |
| 8.2 “坚持”的搭配和语义韵 |
| 8.2.1 “坚持”的搭配词 |
| 8.2.2 “坚持”的共选型式 |
| 8.2.3 “坚持”的语义韵 |
| 8.3 「坚持」的搭配和语义韵 |
| 8.3.1 「坚持」的搭配词 |
| 8.3.2 「坚持」的共选型式 |
| 8.3.3 「坚持」的语义韵 |
| 8.4 “坚持”「坚持」的语义韵比较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 |
| 9.1 研究总结及主要发现 |
| 9.1.1 研究总结 |
| 9.1.2 主要发现 |
| 9.1.3 不足之处 |
| 9.2 中央文献日译对策思考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日本语要约 |
| 在学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四、东南亚综合养鱼述评（论文参考文献）
- [1]稻鱼共生对土壤微生境和鱼类内环境的影响及其互作关系研究[D]. 孙悦. 天津农学院, 2021(08)
- [2]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D]. 陈斌. 中央民族大学, 2021(12)
- [3]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D]. 何妤如. 上海海洋大学, 2021(01)
- [4]柳州市生态农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D]. 潘秋宇. 广西大学, 2020(07)
- [5]中国参与涉渔国际组织现状、问题与对策建议[J]. 袁媛,袁永明,代云云,敬小军,龚赟翀. 中国渔业经济, 2020(05)
- [6]梅州市大埔县百侯古镇聚落形态的近现代演化研究[D]. 田梦思.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7]传统农业回顾与稻渔产业发展思考[J]. 唐建军,胡亮亮,陈欣.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0(05)
- [8]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9]民族村寨生计变迁研究 ——以富川瑶族自治县虎头村为例[D]. 韩想.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5)
- [10]基于语料库的《政府工作报告》日译文本翻译语言特征研究[D]. 童富智.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