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声中的世界金融(论文文献综述)
陈婷[1](2020)在《抗战语境下《经世》系列报刊的研究》文中指出“文人论政”是我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而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参政热情高度迸发的一段时期,面对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通过创办报刊的方式作为他们的救国与报国之道,积极参与,勇于担当,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展示了舆论的锋芒,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由萧一山等知识分子群体创办的《经世》系列刊物于1937年1月15日在南京创刊。该刊在动荡的时局中受战火影响六易报馆,因人员迁播数易主编,勉励支撑八年,到1945年5月15日停刊,共计出版6卷74期,发表文章600余篇。《经世》的作者群体集中了河南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知识分子与社会名流,他们积极向政府与社会建言献策,对抗战时期中国的内政外交等发表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言论,是抗战时期一份富有代表性却长期被忽视的知识分子政论刊物。《经世》系列刊物从创办到停刊八年间虽然经历了报馆地址、主编和发刊形式数次变更,每个阶段刊物的内容侧重都有所不同,但始终秉持“提倡经世学说,发扬民族文化,提倡科学运动,建设近代国家”的宗旨,经世济民的情怀一以贯之。这反映在《经世》面向中国民众驳斥日本侵华的谬论,宣传持久与彻底抗战,树立国民抗战必胜信心的抗战宣传;面向中国政府的建言献策,包括经济上对诸如统制经济、战费筹集和后方建设等问题的讨论,政治上对抗战时期宪政问题的评论与推动;在外交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日本及美英等国政策和动向的观察。本文主要以国家图书馆藏的《经世》系列报刊缩微文献为主体材料,结合《大公报》、《独立评论》、《益世报》等数种同时代报刊,围绕全面抗战高潮到来前的时代背景,详细论述了日本持续侵华的深入和中国蓄力与抗战中各种力量的救国方略,包括知识分子群体创办报刊舆论救国的传统,同时梳理出《经世》的创办和沿革过程,立足《经世》作者群体的抗战宣传、《经世》对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与宪政运动的建言献策,《经世》与抗战时期的外交政策等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挖掘以萧一山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对中国战时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等问题的思考与建议,揭示其在抗日战争历史时期的思想状况和历史贡献。
郭维[2](2020)在《抗战时期昆明版《中央日报》社论研究(1939-1945)》文中研究指明昆明版《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中央直辖党报,在当时的云南新闻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该报创刊于全面抗战时期,既是战时历史的重要叙述者,又是中央在昆的喉舌,其无论是人员构成还是新闻言论都带有浓厚的党办色彩,而相对次要的的广告和副刊版块则党性相对较弱,主要以提高报社收入和增进与读者间互动为办报目的。社论作为报纸的核心新闻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该报的立场。战时昆明版社论内容丰富,主要围绕着增强国民党影响力、加大抗战宣传力度和争取国际支持三方面展开讨论,充分体现了其政治性和民族性并存。昆明版社论立足于国民党中央方针政策的同时,其言论随着形势发展而发生微妙变化,党性愈加凸显,在抗战中后期发表了不少违背新闻原则的不实言论,但在民族存亡关头,该报社论不拘泥于为国民党宣传,亦积极进行抗战舆论引导,具有实际意义。此外,昆明版又是《中央日报》的地方分版,传达中央声音的同时,关注政策在云南地方之实施,体现了该报的党办色彩。本文运用图、表将战时昆明版社论概况进行梳理和分析,有助于理清其在不同时段的比重变化和走向。就昆明版与贵阳版的“七七”社论内容做详细对比,能大致了解两报战时意识形态的异同。
孟凯歌[3](2020)在《钱亦石思想研究》文中指出近代中国屡遭侵略,晚清以降,不少仁人志士就以各种自身认可的方式试图拯救中国,改变中国命运,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生存,钱亦石就是其中参与革命的代表。钱亦石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者,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构建适应当时中国国情的教育原理。他一直坚持“教育的本质不是神圣的,不是清高的,不是中正的,不是独立的,而是一种工具,在某种社会条件下,是帮助人类经营社会生活的一种工具。”他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依据,认为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中国教育,因此,在摆脱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前,中国的教育必须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为目标。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普遍性原理,应用到教育上,分析了教育和生物学、社会学等之间的关系,确信教育并非孤立范畴。钱亦石在其教育理论上使用“现代”一词,更表明其教育思想的先进性和时代性。钱亦石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三十年代,并未参加一系列重大的政治运动,但是这并没影响他对政治的考察。从他放弃单纯的教学工作,从事革命,我们就可以看出钱亦石的拳拳爱国之心。面对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特殊的国情,像钱亦石这样的爱国人士莫不希望中国摆脱民族压迫,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光复河山。因此,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必须从世界范围内考虑,从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上去思考。他指出,在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太平洋问题上面,日本与英国的关系以及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影响全局的关键,日本的武力侵略与苏联的武装自卫双方有本质上的不同。与此同时,他对欧洲政治问题的观察,也具有独到的认识,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研究。他认为德国合并奥地利会引起意大利和法国等国介入,继而再次引起世界大战。另外,他对于德意与法苏两大阵线的对立,强调英国是未来欧洲政治的决定力量,而能决定英国未来的则是英国的人民群众。钱亦石的经济思想主要有产业革命思想、财政认识、农村问题和社会性质论战下的中国经济观。钱亦石叙述了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革命历程,强调欲知来须视诸往,主张研究世界政治问题,必须清楚各国的来龙去脉,与其说是经济范畴,不如说它是钱亦石研究政治问题的附属品。三十年代,中国在财政和农村问题方面都面临各种复杂局面,钱亦石注重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相结合,又针对具体问题加以分析,试图透过对中国经济的认识从中找到救时良方。社会性质下的中国经济观更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是钱亦石同托派斗争的有力武器。总之,在近代历史的社会演进中,钱亦石紧跟时代潮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提出自己见解,这些都是国人在寻求救亡图存道路上的重要探索,在民国学术史上留下的重要一笔。
余英[4](2020)在《1932-1937年《外交评论》研究》文中认为《外交评论》是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紧密联系并受其影响,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创办的政论性杂志。杂志创刊于1932年6月20日,至1937年7月15日终刊,共出版发行9卷共55期,其创刊旨在宣传政府外交方针政策、引导社会舆论的同时,对政府外交展开评论和建言,它记录着20世纪30年代局部抗战时期中国内政外交的一段真实历史。本文主要通过对主体史料《外交评论》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以其刊载的外交报道及评论为中心,考察政府外交政策及社会舆论反映,并借此展现1930年代中国外交复杂多变的艰难历程,进而丰富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论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介绍《外交评论》的基本情况,从杂志创刊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内容入手,分析刊物的办刊宗旨、作者群体和基本特点;二是对杂志刊载的评论、论着、译述、专载、外交文件、外交时论选、书报介绍与批评、通讯等各栏目内容中所呈现的外交观念、批评与建言等作归纳性研究;三是研究《外交评论》作为与外交部密切相关的政论性刊物所独有的主要特征,以及在宣传政府外交政策、提高民众外交智识和引导公众舆论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四是作为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对象,《外交评论》对外交观念近代化和中国外交提供的启示和经验教训。论文分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选题动因、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创新与不足之处。正文共八章,第一章从杂志创办的背景、宗旨、编辑发行和作者群体等方面考察杂志的概况,为后文的展开提供一个认知基础;第二章主要归纳杂志诸多评论文章中呈现出来的主动外交的积极态度、扞卫国家民族安全的基本原则和以利害关系为考量的政策取向,综合论述《外交评论》努力维护国权的外交观;第三章重点考察《外交评论》基于国民政府外交力量不足所提出的增强国家实力、整理外交机能和重视文化外交等推进外交建设的主张;第四章主要梳理《外交评论》对风行于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的介述和解析,考察当时社会舆论对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国家的认知与评价,阐述知识分子群体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对法西斯集权政治的基本认同;第五、六章主要探析《外交评论》对国际格局形势的全面考察和对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评价,撰稿人群体对“攘外必先安内”“国联外交”等外交政策的舆论回应和对国际盟友的分析判断,呈现出杂志对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呼应态度;中日交涉是当时的外交重点和难点问题,《外交评论》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日方针政策的考察与建言,一方面,撰稿人与外交部在原则上同声共气,另一方面,在批评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措置欠当”的同时,提出多种外交建议供政府参考;第七章主要探讨《外交评论》提出的修废不平等条约主张,展示外交界和学术界在废约低潮时期对不平等条约的关注,以及提出的较为理性的修废约方式和手段;第八章将《外交评论》与《国民外交杂志》这两份创刊时间相同、名称相近的杂志作基本比较,对《外交评论》的刊物性质与思想内容特点、作用影响和局限不足等方面进行分析。结语部分是总结性评价:《外交评论》是政府外交政策的“宣传员”、集权统治的“维护人”、近代国际观念和外交知识的“传播者”、社会政治变化的“映射镜”,归纳其在局部抗战时期所特有的地位和在外交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贾龙阳[5](2019)在《法塔赫研究》文中指出法塔赫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阿拉伯语的英译转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代表巴勒斯坦利益的政治组织。1956年,法塔赫由亚西尔·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青年在埃及筹建,1959年正式成立于科威特。成立之初,法塔赫坚持组织独立性,主张武装斗争是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唯一方式。1965年,法塔赫正式开始对以武装斗争,这是阿拉伯国家对以斗争陷入低谷时的应激反应,也是国际社会在巴以问题上有失公允的必然结果。在开展对以武装斗争后,法塔赫组织规模迅速增加,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法塔赫于1967年加入并迅速成为第一大政治派别。1968年,法塔赫在卡拉梅战役中以弱胜强,重创入侵的以色列军队,在提振阿拉伯国家对以斗争低迷士气的同时,自身国际地位与政治影响力也不断提高。1969年,法塔赫赢得巴解组织内部选举,阿拉法特成为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自此,法塔赫的方针政策正式成为巴解组织的信仰纲领和行为准则。卡拉梅战役后法塔赫实力的迅速膨胀,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其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在法塔赫影响力不断扩展的背后,隐含的是组织内部矛盾的凸显、政治分歧加剧以及盲目自信等危机,而在这些危机掩盖下频繁干预他国主权的越轨行为,使阿拉伯国家与法塔赫的关系渐行渐远,最终引发与约旦的流血冲突,法塔赫因此遭遇重挫。面对内外压力,法塔赫选择借助恐怖主义手段摆脱困境,相继发动或参与多起针对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和西方国家的恐怖袭击。但是,投入与产出成反比的恐怖主义,无疑是一把双刃剑,法塔赫在借助恐怖主义手段获得一定关注的同时,阿拉伯国家的猜忌、国际社会的谴责以及以色列更为猛烈的报复接踵而至,法塔赫由此失去的不仅是外界的信任和内部的民心,还有巴勒斯坦解放事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正义性,而这也成为日后法塔赫在巴以问题中合法地位和话语权屡遭质疑的重要原因。在践行恐怖主义的同时,法塔赫并没有吸取与约旦反目成仇的经验教训,非但没有找到一条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谐相处之道,反而变本加厉地忽视和干涉他国内政,参与和激化地区矛盾,最终引发黎巴嫩内战。黎巴嫩内战导致法塔赫生存环境更加恶劣,阿拉伯国家对其猜疑顾忌之心更重,自身国际形象更因此一落千丈。暴力活动的持续威胁,促使以色列在1982年发动旨在消灭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武装力量的黎巴嫩战争,而这场战争也使法塔赫受到毁灭性打击,组织结构濒于崩溃,对以政策被迫转向缓和。1987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爆发反抗以色列暴政的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这场大起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不仅迫使以色列重新正视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诉求,还使陷于困境的法塔赫重获新生。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巴勒斯坦于1988年宣布建国。进入1990年代,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这为巴以问题走向政治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契机。法塔赫顺应历史潮流,与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协议》,使政治解决巴以问题成为双方乃至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准则,使在中东地区盛行多年的恐怖主义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更为以和平方式解决世界其他地区宗教、领土、民族争端提供了最真实的范例和最良好的佐证,从而掀开了巴以和平进程新的篇章。同时,《奥斯陆协议》也推动了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建立,巴勒斯坦人在建立实体国家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巴以矛盾根深蒂固,巴勒斯坦内部关于对以政策始终存在分歧。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强势崛起,导致法塔赫的内政外交政策缺乏足够的执行力,加之以色列右翼政府的重新上台,进而引发巴以和平进程再度瘫痪。2004年,阿拉法特病故,面对权力真空,法塔赫各派势力迅速展开博弈。这种政治内耗,不仅严重制约了组织本身的发展,还使法塔赫在与哈马斯角逐巴勒斯坦最高权力的议会斗争中频遭失败,巴勒斯坦政治格局也由此受到更多伊斯兰宗教势力的影响。巴勒斯坦的内部分裂,导致法塔赫的国际国内形象严重受损,削弱了法塔赫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国际社会的作用。伴随着外交话语权的丧失,法塔赫在与以色列的外交斗争中更显颓势,加之国际局势的纷繁复杂,法塔赫以及巴勒斯坦的未来更加堪忧。国际社会与法塔赫的历史以及巴以问题的走向息息相关。美国在巴以问题上长期奉行双重标准,巴以问题更是美国在中东地区输出意识形态和美国式价值观的最好媒介,加之国际格局的变迁乃至总统个人好恶,都使美国巴以政策缺乏公平性和稳定性,也严重损害了美国与法塔赫的关系。苏联在法塔赫发展过程中曾扮演同盟者的角色,但苏联对法塔赫的援助往往带有政治附加条件,目的是与美国争夺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这种利己主义倾向明显的外交政策成为苏联与法塔赫关系的最大隔阂。中国与法塔赫既有蜜月期,也有冷战期,但总体而言,双方关系整体向前的趋势并未改变,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继续支持法塔赫正义事业的同时,也在巴以问题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建设性作用。阿拉伯前线国家在历史上曾为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做出贡献,但这些国家为自身利益干涉法塔赫和巴以问题的做法,始终是影响双方关系的主要障碍。联合国在巴以问题上曾扮演冲突“制造者”的角色,但随着第三世界力量的崛起和世界多极化趋势的不断加剧,联合国开始扮演巴以冲突“调停者”与和谈“促进者”的角色,不断改善同法塔赫的关系,联合国也由此成为当今巴以问题不可或缺的外部推手,也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巴以问题仲裁核心。欧洲国家曾是美国巴以政策的跟随者,但伴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欧盟巴以政策的独立性不断增强,与法塔赫的关系也持续改善,特别是对巴勒斯坦民生问题的关注,为巴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
陈龙[6](2019)在《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文中提出五四以降,各种“主义”激荡角逐,孕育了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报刊作为凝聚早期共产党人与共产主义组织的精神核心,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中共报刊工作发源于城市,但1948年中宣部发布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提出“我们城市办报的经验还不多,望将经验与问题电告”,似乎忽视了建党以来中共在“城市办报”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聚焦1942年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和1948年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发布的前因后果,不难激发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整体转型的想象。这种转变的多次发生,揭示了中共办报模式主要不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线性发展,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振荡过程。现有研究表明,意识形态的变迁、地理环境的形塑、中心工作的转换、政党地位的演变是影响中共办报模式发展的主要因素,报刊与党派的关系、报刊与受众的关系、报刊的技术形态、报刊的经营管理及其相互关联与影响的方式是中共办报模式的主要内核。本文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模式”的意涵出发,全面系统地对1921-1949年中共办报模式的演变历程进行研究,对中共办报模式作如下历史分期与类型划分:1921年至1927年是“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上海模式”;1928年至1937年是“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瑞金模式”;1938年至1949年是“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重庆模式”与“延安模式”。通过对以上模式的符号化描述发现,中共办报模式的发展轨迹基本是以“党报姓党”为中心线,以“城市办报”和“农村办报”为两级上下波动,其发展存在三种逻辑:作为党派工具的报刊、作为社会公器的报刊、作为生产事业的报刊。时代在变化,报刊的使命任务也应随之变化。《红旗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当前报刊的主要使命是“以建设为自任”而非“炫众以导乱”,报刊发展必须兼顾三种逻辑,不可偏废。要解决“在新形势下办报党报,在保持党性的前提下不断增强党报的影响力”的问题,应当推动政治方向的引导、读者需求的满足、报刊事业的壮大的有机结合,这是中共办报模式在两级振荡中的曲折发展历程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指明了中共办报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孙兴武[7](2019)在《张梓生与《申报年鉴》》文中指出张梓生(1892—1967),又名森,字君朔、子乔、朔一,浙江绍兴人,民国时期编辑、记者、出版家。1892—1936年可视作其重要的人生阶段。在此期间,他结识鲁迅,时有来往,又赴上海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申报》馆并开始参与开明书店的经营管理,主编《申报年鉴》(1933—1936)和《申报·自由谈》,为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心力。1933—1936年的《申报年鉴》,是张梓生编辑生涯的重要“作品”。1932年,申报馆以《申报》创刊60周年为契机,于当年11月30日发布《今后本报努力的工作》,拟定12项“努力计划”,其中第11项郑重声明“《申报年鉴》正在编印中”。次年,首部《申报年鉴》问世。《申报年鉴》由多方合作编撰而成,既包括“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时事政治,也刊载国内经济、教育、交通等方面的数据统计以及他国概况。至1936年,申报馆共连续发行4次《申报年鉴》(张梓生均担任主编),总计1000多万字。目前,学术界对张梓生及《申报年鉴》的直接研究论着甚少,现有成果的关注点鲜有创新,研究方向尚未完全展开,研究年限过于集中,史料零散但总数可观,故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因此,本论文以张梓生与《申报年鉴》(1933—1936)为研究对象,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着重阐明研究现状与方法,为下文论述作铺垫。第二部分按时间顺序勾勒张梓生从绍兴出生到入职上海申报馆的主要经历,也涉及张氏与鲁迅的交往和此时期发表的各类着述。第三部分论述《申报年鉴》的创刊背景、内容,分析历年大事日志词频和广告,并以“九一八”事变的记载为视角,将该年鉴与《中华年鉴》进行比较。第四部分从当时、当今两个角度,阐述张梓生主编的《申报年鉴》的影响。第五部分为结语,简要评析张梓生在全面抗战前的经历及张氏与《申报年鉴》的相互关联。第六部分为附录,涵盖与本论文相关的统计以及笔者通过搜集整理材料编写的张梓生早年生平简表(1892—1936)。
何辰波[8](2019)在《王枕心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民国时期,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涌现出一批乡村建设人物,他们所开展的乡村建设活动,对于缓解民国严峻的乡村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33年7月13日,江西农村改进社万家埠实验区在安义县万家埠成立,以王枕心为首的乡村建设人员试图通过改良的方式解决当时江西农村贫、愚、弱、乱等问题。1937年8月20日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王枕心辞职投身抗战,被迫停止他的乡村建设活动。本文以民国时期江西的乡村建设运动为背景,以王枕心为研究对象,对王枕心的生平进行梳理,并提炼王枕心的乡村建设思想,总结王枕心的乡村建设实践,评析其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的成就与不足,探讨王枕心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的意义,从而获取王枕心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活动对当下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启示。首先为绪论,介绍了笔者的选题缘由、学术界的研究现状以及文章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接着将王枕心的生平分为研修农学、上下求索,五年乡建、躬身实践,抗战救国、迎接解放三部分,本文利用档案等材料对王枕心的生平经历进行介绍。随后提炼了王枕心的乡村建设思想。王枕心在借鉴他省经验的基础上,以恢复农村经济为中心,以完善农村组织、发展农村教育为两翼,针对当时中国农村普遍贫、愚、乱、弱的基本问题,以惠农、智农、聚农、强农为法宝结合自身乡村建设实践,逐渐形成了减税惠农,促进生产;办学智农,改进教育;培干聚农,推进自治;联众强农,增进合作的乡村建设思想。而后总结了王枕心的乡村建设实践。王枕心从乡村经济、乡村政治、乡村文化教育卫生三个方面推进他的乡村建设实践,采取了推广信用合作、成立群众组织、完善农村医疗等措施,改善了万家埠地区的乡村面貌。然后对王枕心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进行评析。本文分析了王枕心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活动所具有的四大成就,也指出了其所存在的两大不足。最后为结语,探讨了王枕心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活动的意义以及对当下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启示,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江西,王枕心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活动改善了万家埠地区乡村的面貌,培养了一批乡村建设人才,并在江西开创了一套乡村建设理论,为日后江西的乡村建设活动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同时,王枕心所主张的从供给侧调整农村的生产;大力推行智识教育;完善保障措施,吸引人才主动下乡;经验与信息共享,放眼全国统一布局等策略可以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带来启示。
范伟[9](2019)在《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第一份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办刊近4年半,历经了土地革命后期和全面抗战初期。《新中华报》前身是长征后复刊的《红色中华》陕北版,后囿于条件维艰而停刊并入《解放日报》,在中共党报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新中华报》充分发挥中共党报的宣传媒介和政治武器职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抗战动员工作。它不仅全面宣传了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组织、鼓舞、激励、推动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抗日资源,投入到中国抗日战争中,在陕甘宁边区乃至全国都留下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论文从简要介绍《新中华报》基本情况破题,全面梳理《新中华报》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进行的抗战动员工作,客观分析《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主要作用和显着特点,科学总结其历史经验和时代局限。其具体内容框架如下:首先,简要介绍《新中华报》基本情况,以了解该报进行抗战动员的背景和条件。《新中华报》的创办,有着其复杂的时代场域、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独特的现实基础。就其时代场域而言,该报有助于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以粉碎日寇的文化侵略,有助于引领抗日的进步思想言论以冲破国民党文化专制。就其理论渊源而言,该报赓续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报思想和经验。就其现实基础而言,该报得益于陕甘宁边区提供的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和边区革命知识分子的智力支持。《新中华报》的发展经历了初创和改革两个时期。《新中华报》的初创时期,是指该报从1937年1月29日创刊,一直到1938年12月25日准备改版而暂时休刊为止。初创时期的《新中华报》一般是4开4版的5日刊,每逢重大纪念还有增版。第1版主要发表党的政策主张和国内的重要时事,第2版则专以介绍和分析国际形势为主,第3版报道陕甘宁边区抗战动员和建设现状,第4版为边区民众团体主办的各种副刊和一些会议、人物和节日纪念的特辑、特刊、专刊。《新中华报》的主编是向仲华和徐冰,不少中央、边区和民众团体负责人都在该报上发表过文章或讲话。《新中华报》的改革时期,是指1939年2月7日起出版刷新第1号,至1941年5月15日停刊为止。《新中华报》刷新版改为3日刊,第1版专载党和政府的对于重大问题的立场观点和军队的抗日战绩,第2版报道国际新闻和评论,第3、4版宣传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现况。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停办《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改出《解放日报》。在管理机构上,《新中华报》曾归口中央党报委员会和中央出版发行部领导。1937年重建的党报委员会,主管材料研究和出版发行事务,兼理中央印刷厂。1939年新成立的出版发行部,下设出版、发行、印刷、总务等4个部门,接替负责《新中华报》的出版、印刷和发行工作。在印刷和发行上,中央印刷厂为主的延安四大印刷厂为《新中华报》提供了坚强的印制后援。《新中华报》依赖于新华书店为主,光华书店和西北抗敌书店为补充的发行网络,通过门市销售、邮局寄购和流动贩卖等方式,发行到根据地、沦陷区、大后方和南洋等地。其次,全面梳理《新中华报》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进行的抗战动员工作,以具体呈现出该报抗战动员的内容。就军事动员而言,抗日战争主要表现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军事力量的角逐和博弈。日本的军事实力虽然远超于中国,但也存在着人力和物力的不足。有鉴于此,《新中华报》积极配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广泛的军事动员,组织和训练民众武装以加强边区自卫力量,肃清土匪和汉奸以创造巩固的抗战后方,加紧防空防毒教育和建设以保全国防后备力量。就经济动员而言,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而经济动员亦是抗战动员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内容。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清醒地认识到,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就无法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经济动员为抗战动员之第一要务。《新中华报》亦热烈响应这一中心任务,配合党和政府,开展救国公粮运动以充实抗战的粮食供给,发展合作社经济以在经济上组织民众。就政治动员而言,战争实质上是政治的继续,是另一种暴力形式的政治。因此,政治动员是抗战动员的题中应有之义。《新中华报》积极配合边区的政治动员工作,通过民主普选以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治,加强肃贪反腐以厉行廉洁政治,发展民族统战以共同救亡图存,从而唤醒和调动广大民众的政治觉悟,动员他们投身到抗战工作之中。就文化动员而言,抗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间军事力、经济力等硬实力的比拼,而且也是文化软实力的博弈。因此,文化动员是抗战动员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作为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积极配合党和政府,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文化动员,开展学习运动以推高政治文化水准,发展抗战体育以武装手足,推行卫生运动以预防疾病,以期健全边区民众的精神和体魄,应对艰苦的持久抗战。就社会动员而言,为了最大限度调动和凝聚一切可资利用的抗战力量,《新中华报》在积极引导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商人等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还紧密联系儿童、妇女、抗属和残废军人等特殊群体,发展儿童保育工作以培养抗日的后备军,开展妇女解放运动以提高妇女民族觉悟,抓紧优抚工作以巩固军民关系,从而进一步夯实了全民抗战的群众基石,保障持久抗战进行到底。再者,客观分析《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主要作用和显着特点。就主要作用而言,《新中华报》在进行抗战动员时,努力充当整合全国抗日力量的“万能胶”,阐发正确主张,纠正错误倾向,抨击反动行径,以期协调和整合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努力充当凝聚民族抗战精神的“兴奋剂”,揭露日军残暴兽行,公布中国抗战业绩,以期激发全民抗战的勇气和展现抗战胜利的图景;努力充当塑造中共抗战形象的“扩音器”,介绍边区抗战动员成果,以期展示中共抗战的良好形象和提升中共的影响力:努力充当发展反法西斯同盟的“集结号”,谴责德意日罪恶,关注世界各国动向,以期促进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早日形成。就其显着特点而言,《新中华报》充分利用中央党报这一平台优势,积极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战动员工作,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并呈现出对象广泛性、领域多维性和方式灵活性的鲜明特点。《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呈现出对象广泛性,努力团结和整合一切热爱和平的反法西斯的团体和个人;呈现出领域多维性,直接涵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呈现出方式灵活性,注重正反对比,图文并茂。最后,科学总结《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历史经验和时代局限。就历史经验而言,《新中华报》的抗战动员工作,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代表党的意志,传播党的声音;一直遵循新闻真实性的原则,敢于直面问题,针贬时弊;深入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贴近群众的生活,反映群众的疾苦;一向服务于时代的现实需求,与时俱进,永立潮头。就时代局限而言,《新中华报》的抗战动员工作,思想上有一定偏差,残存着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出现了“反革命托派”和“一切经过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词;实践中显现出一些问题,如照搬了苏联的办报经验,采用了不适当的题材和语言,从而造成了与边区实际脱节,影响了抗战动员效果。
张格[10](2019)在《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指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遂成为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被日军接管之后,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以此为基础,重庆金融市场成长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对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与金融影响极大,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以及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目前学界对于战时重庆金融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对于战时重庆金融市场则仍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篇论文以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期刊与报纸、各地方志与文史资料为主要史料,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并结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对战时重庆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以求还原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原貌,探索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与特点,分析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财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论述,主要写作思路如下:文章首先解决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中各金融子市场的发展过程、发展原因以及发展结果等方面的问题。重庆开埠之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金融人才的涌现以及金融机构的增加,促使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发展。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不完善、发展不健全且部分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货币市场、内汇市场、证券市场发展迅速,而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相对滞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在普遍的公债投机、公债价格骤跌以及全国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下,最终爆发了公债风潮,而公债风潮又进一步引发重庆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的动荡。为平息公债风潮,国民政府遂开始在重庆金融市场中实施金融统制政策,受此影响,重庆货币市场、内汇市场、票据市场、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均完成了变革。而原来发展相对滞后的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则因为战时需求的增多以及金融投机的刺激而得到极大发展。重庆金融市场通过国民政府的政策干预也逐渐适应了战时状态,该金融市场的相关业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增多,金融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和成熟。然后,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解决重庆金融市场在1937-1945年的地位变化问题。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十分迅速,地位空前提高,为近代以来之顶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地位仅为区域性质的金融市场中心,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有限,影响范围较窄,与西南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增加,资本额不断增长,金融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与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显着提高。在此基础之上,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范围突破了西南地区的限制,逐渐覆盖整个抗战大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逐渐形成,而重庆金融市场则成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再者,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在战时发展的过程与地位,分析该时期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经济、战时财政与战时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指出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对于战时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具有双重属性。重庆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将自身的各种业务向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中传播,推动各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重庆金融市场为抗战大后方工、农、商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为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重庆金融市场也对战时经济与金融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开始,重庆金融市场就一直出现层出不穷的金融风潮。而导致金融风潮频发的原因是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金融投机等违法行为,大量的金融投机不仅破坏了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秩序,同时也刺激了社会生产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社会游资增多,导致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日益严重,难以控制。另外,重庆金融市场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与战时政府财政、社会均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影响着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并进一步反映出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最后,文章以论述完毕的内容为基础,总结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时代特点。重庆金融市场因处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具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在重庆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尤其在全面抗战后期,金融黑市与金融投机在重庆金融市场中频频出现,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与宏观调控功能逐渐失灵,而金融市场的积累功能与配置功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逐渐集中于社会上层的特权阶级之手,一般民众生活越发艰难,而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也越发严重。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国民政府也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努力整顿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其采取的方法主要为联合地方政府与重庆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政策监管、机构监管与行业自律等。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本身的政策失误,政府内部的腐败以及民间组织自律能力的低下,多种形式的监管与自律均不能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最终使得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至全面抗战结束。同时,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均获得发展,并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而这对于重庆金融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革命”声中的世界金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革命”声中的世界金融(论文提纲范文)
(1)抗战语境下《经世》系列报刊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第一章 《经世》创办的时代背景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持续深化 |
一、日军进侵华北与二十九军长城抗战 |
二、特殊化的地方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华北危局 |
第二节 中国的蓄力与抗战 |
一、中国军民局部的自发抗战 |
二、一二九爱国运动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
三、共产党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
四、西安事变与国共和解 |
第三节 经世思想与近代文人论政 |
一、经世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
二、近代中国文人论政的传统 |
第二章 《经世》概览 |
第一节 《经世》的创办和沿革 |
一、萧一山其人 |
二、《经世》的创办 |
三、《经世》的沿革 |
第二节 《经世》的选题与稿件情况 |
一、《经世》的选题 |
二、稿件与栏目 |
第三节 《经世》作者群 |
一、从“文化重镇”河南大学说起 |
二、《经世》的主要编者和作者 |
第三章 《经世》对中国民众的抗战宣传 |
第一节 驳斥日本侵华谬论 |
一、日本侵华谬论 |
二、用事实揭穿日本侵略战争本质 |
三、从国际法角度揭露日军暴行 |
第二节 树立抗战必胜信心 |
一、由民族精神谈抗战必胜 |
二、树立蒋介石权威,强化抗战领导 |
三、颂扬前线战果与抗日英雄 |
第三节 宣传抗战到底与持久抗战 |
一、呼吁全民团结抗战到底 |
二、宣传持久抗战 |
第四章 《经世》对中国政府的建言献策 |
第一节 《经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 |
一、力主实施统制经济政策 |
二、战费筹集需增税和举债 |
三、后方开发与经济建设 |
第二节 《经世》对中国宪政问题的讨论 |
一、对宪政基本概念的理解 |
二、围绕国民参政会的讨论 |
第五章 《经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应对 |
第一节 争取中立国支持抗战 |
一、日本是中国与美、英、苏等国共同的敌人 |
二、呼吁美英等国由中立转向援华作战 |
第二节 激起日本民众的反战情绪 |
一、日本经济难以支撑旷日战争 |
二、侵华战争给日本民众带来无穷灾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 Ⅰ.长城抗战喜峰口战役 |
附录Ⅱ.《经世》系列报刊目录 |
《经世》半月刊 |
《经世》战时特刊 |
《经世》季刊 |
《经世》月刊 |
附录 Ⅲ.《经世》系列报刊影印件 |
后记 |
(2)抗战时期昆明版《中央日报》社论研究(1939-1945)(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昆明版《中央日报》的创刊及发展 |
第一节 抗战前《中央日报》历史沿革 |
第二节 昆明版《中央日报》创刊 |
第三节 昆明版《中央日报》经营概况 |
一、广告与发行 |
二、副刊与专刊 |
三、报纸更正 |
第二章 昆明版《中央日报》社论总览 |
第一节 社论的基本概况 |
第二节 社论形式的统计 |
第三节 社论题材类型的演变 |
第四节 社论题材的分类概述 |
第三章 昆明版《中央日报》社论中的国民政府政策宣传 |
第一节 宣扬国民党党义 |
第二节 宣传文化统一性 |
第三节 加强国家总动员 |
第四节 关注云南限价政策之实施 |
第四章 昆明版《中央日报》社论中的抗战宣传 |
第一节 揭露日寇暴行 |
第二节 声讨汪精卫集团 |
第三节 宣传日本国内危机 |
第四节 争取经济战之胜利 |
第五章 昆明版《中央日报》社论中的国际宣传 |
第一节 剖析苏日、美日关系 |
第二节 关注太平洋战局发展 |
第三节 宣扬中国与友邦的友谊 |
第四节 争取国际支持 |
第六章 昆明版与贵阳版社论之比较 |
第一节 宣传内容的整体分析 |
第二节 “七七”社论的文本分析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3)钱亦石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由来 |
(一)选题背景与来源 |
(二)选题简介 |
二、选题论证 |
(一)理论意义 |
(二)学术价值 |
(三)现实作用 |
三、学术史综述 |
(一)遗着的收集和整理 |
(二)生平事迹的研究和整理 |
四、学术要点 |
(一)选题切入点 |
(二)学术探讨难点 |
(三)学术创新点 |
五、相关界定 |
第一章 钱亦石生平环境与思想来源 |
一、钱亦石生活的社会环境 |
二、求学经历与革命生涯 |
三、钱亦石的思想来源 |
第二章 钱亦石教育思想 |
一、论教育的科学性 |
二、政治教育思想 |
三、生产教育思想 |
第三章 钱亦石对国际问题的认知 |
一、太平洋问题 |
(一)前途光明的中国政治 |
(二)英日同盟复活的展望 |
(三)日本太平洋霸权的建立与与矛盾 |
(四)苏联的远东政策 |
二、钱亦石的欧洲政治观 |
(一)欧洲火药库——奥地利问题 |
(二)扶德制苏的英国 |
(三)欧洲的政治动向——两大阵线的对立 |
三、太平洋问题的认识与欧洲政治观的关系探微 |
第四章 钱亦石的经济思想 |
一、产业革命思想 |
(一)对产业革命的认识 |
(二)欧洲式的产业革命 |
(三)亚洲式产业革命 |
二、钱亦石对于财政的认识 |
(一)财政的内涵 |
(二)财政的内容 |
三、钱亦石与陈翰笙对农村问题研究的比较 |
四、社会性质论战下的中国经济观 |
结语 |
钱亦石年谱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4)1932-1937年《外交评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动因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应时而生的《外交评论》 |
第一节 创办背景 |
第二节 办刊宗旨 |
第三节 编辑发行 |
第四节 办刊栏目和作者群体 |
第二章 努力维护国权的外交观 |
第一节 主动外交的积极态度 |
第二节 扞卫国家民族安全的基本原则 |
第三节 以利害关系为考量的政策取向 |
第三章 推进外交建设的主张 |
第一节 增强国家实力 |
第二节 整理外交机能 |
第三节 重视文化外交 |
第四章 介述与解析法西斯主义 |
第一节 何为法西斯主义 |
第二节 对法西斯主义国家的评价 |
第三节 独裁统治是法西斯主义之实质 |
第四节 引发战争是独裁统治之趋势 |
第五章 对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呼应 |
第一节 应和“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 |
第二节 争取国际盟友 |
第三节 积极推介国联 |
第四节 对国联外交从“希望到失望”的无奈应答 |
第六章 对日方针政策的考察与建言 |
第一节 揭露日本外交野心 |
第二节 批评对日外交“措置欠当” |
第三节 建议对日外交的几种方案 |
第四节 “敌乎?友乎?”传递中日外交新宣示 |
第七章 修废不平等条约主张 |
第一节 废约进程的戛然变奏 |
第二节 条约特权的重点关注 |
第三节 修废方式的理性思考 |
第四节 修废主张的特点、影响及局限 |
第八章 对《外交评论》的基本评价 |
第一节 刊物性质与思想内容的特点 |
第二节 作用与影响 |
第三节 局限与不足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表 1932-1937 年《外交评论》目录列表 |
后记 |
(5)法塔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特点创新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特点创新 |
第一章 法塔赫的初创与奠基(1959-1967) |
一、法塔赫的建立 |
(一) 法塔赫建立的历史背景 |
(二) 阿拉法特与法塔赫的建立 |
(三) 法塔赫早期核心成员 |
二、法塔赫的早期思想主张与分歧 |
(一) 法塔赫的早期思想主张 |
(二) 法塔赫早期内部分歧 |
三、阿拉伯政治团体对早期法塔赫的影响 |
(一)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对早期法塔赫的影响 |
(二)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对早期法塔赫的影响 |
四、早期法塔赫与巴解组织关系 |
(一) 巴解组织成立的背景 |
(二) 早期法塔赫与巴解组织的对立与竞争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法塔赫的崛起与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泛滥(1967-1973) |
一、法塔赫坚持对以武装斗争 |
(一) 阿拉伯国家对以斗争受挫与法塔赫坚持武装斗争 |
(二) 法塔赫武装斗争面临巴勒斯坦内部竞争 |
二、卡拉梅战役与法塔赫的崛起 |
(一) 法塔赫的武装斗争引发卡拉梅战役 |
(二) 法塔赫的强势崛起与内外危机 |
三、“黑九月”事件与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泛滥 |
(一) 约、巴多重矛盾引发“黑九月”事件 |
(二) 法塔赫遭受重创与实践恐怖主义呼声的高涨 |
(三) 法塔赫“黑九月”组织及其恐怖主义实践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法塔赫谋求建国与暴力活动的反复(1973-1993) |
一、法塔赫建国战略的调整与内外分歧 |
(一) 法塔赫“渐进式”建国方案的提出 |
(二) 法塔赫内部及巴解组织的分裂 |
二、黎巴嫩内战与法塔赫艰难处境 |
(一) 法塔赫成为黎巴嫩内战的催化剂 |
(二) 黎巴嫩内战导致法塔赫举步维艰 |
三、黎巴嫩战争与法塔赫的衰落 |
(一) 法塔赫暴力活动诱发黎巴嫩战争 |
(二) 黎巴嫩战争导致法塔赫岌岌可危 |
四、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与法塔赫重获新生 |
(一) 法塔赫面临内忧外患 |
(二) 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对法塔赫的影响 |
五、法塔赫谋求缓和与巴以和平进程的开启 |
(一) 法塔赫面临内外困境 |
(二) 法塔赫参与巴以和平进程与《奥斯陆协议》的签署 |
(三) 《奥斯陆协议》对法塔赫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法塔赫执政与暴力冲突再度升级(1993-2018) |
一、法塔赫执政与哈马斯的挑战 |
(一) 法塔赫推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建立 |
(二) 法塔赫与哈马斯的矛盾冲突 |
二、法塔赫内外交困与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 |
(一) 巴以和平进程搁浅与法塔赫的执政危机 |
(二) 法塔赫寻求出路与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的爆发 |
三、阿拉法特逝世与法塔赫的渐趋式微 |
(一) 巴以冲突再度升级与阿拉法特深陷困境 |
(二) 阿拉法特逝世对法塔赫的影响 |
(三)“后阿拉法特时代”法塔赫的内部危机 |
(四) 法塔赫失去执政地位与巴勒斯坦内战 |
(五)“两国方案”的危机与法塔赫处境的艰难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法塔赫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
一、法塔赫与美国的关系 |
(一) 1960 年代法塔赫与美国的关系 |
(二) 1970 年代法塔赫与美国的关系 |
(三) 1980 年代法塔赫与美国的关系 |
(四) 1990 年代法塔赫与美国的关系 |
(五) 21 世纪法塔赫与美国的关系 |
(六) 对法塔赫与美国关系的评价 |
二、法塔赫与苏联(俄罗斯)的关系 |
(一) 1960 年代法塔赫与苏联的关系 |
(二) 1970 年代法塔赫与苏联的关系 |
(三) 1980 年代法塔赫与苏联的关系 |
(四) 法塔赫与俄罗斯的关系 |
(五) 对法塔赫与苏联(俄罗斯)关系的评析 |
三、法塔赫与中国的关系 |
(一) 中国与早期巴勒斯坦问题 |
(二) 1960 年代法塔赫与中国的关系 |
(三) 1970 年代法塔赫与中国的关系 |
(四) 改革开放后法塔赫与中国的关系 |
(五) 对法塔赫与中国关系的评价 |
四、法塔赫与阿拉伯前线国家的关系 |
(一) 法塔赫与埃及的关系 |
(二) 法塔赫与叙利亚的关系 |
(三) 法塔赫与约旦的关系 |
(四) 法塔赫与黎巴嫩的关系 |
(五) 对法塔赫与阿拉伯前线国家关系的评价 |
五、法塔赫与联合国的关系 |
(一) 1967-1987 年法塔赫与联合国的关系 |
(二) 1987-2000 年法塔赫与联合国的关系 |
(三) 2000 年后法塔赫与联合国的关系 |
(四) 对法塔赫与联合国关系的评价 |
六、法塔赫与欧共体(欧盟)的关系 |
(一) 法塔赫与欧共体的关系 |
(二) 法塔赫与欧盟的关系 |
(三) 对法塔赫与欧共体(欧盟)关系的评价 |
第六章 法塔赫组织构成的分类研究 |
一、法塔赫的上层组织结构 |
(一) 法塔赫大会 |
(二) 法塔赫革命委员会 |
(三) 法塔赫中央委员会 |
二、法塔赫的地方组织结构 |
三、法塔赫的成员标准 |
四、法塔赫的武装组织 |
(一)“暴风”突击队 |
(二)“坦齐姆”组织 |
(三) 阿克萨烈士旅 |
(四)“第14部队”(Force 14) |
(五)“第17部队”(Force 17) |
本章小结 |
结语 |
一、法塔赫发展历程的解析 |
二、法塔赫与国际社会关系评价 |
三、对法塔赫和巴以问题未来的思考 |
参考文献 |
一、英文文献 |
(一) 档案 |
(二) 着作 |
(三) 学位论文 |
(四) 期刊论文 |
(五) 报刊文章 |
(六) 网络文献 |
二、中文文献 |
(一) 着作 |
(二) 期刊论文 |
(三) 报刊文章 |
(四) 网络文献 |
三、网络资源 |
附录一:相关名词中英文对照 |
附录二:法塔赫大事记 |
在学期间已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致谢 |
(6)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学术回顾与梳理 |
一、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梳理 |
(一)对中共宣传工作研究的关键词及启示 |
(二)有关办报模式与中共整体转型的研究 |
二、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梳理 |
(一)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演变的两种认知 |
(二)对于中共党报理论发展的主流观念 |
(三)对于中共领袖办报思想的充分总结 |
(四)对于中共办报模式内涵的初步归纳 |
第三节 核心概念与界定 |
一、模式的基本概念 |
二、模式的主要功能 |
三、模式的思维缺陷 |
四、中共办报模式的概念阐释 |
第四节 基本思路与框架 |
一、勾连学术网络、形成想象空间 |
二、引入多学科的视角与研究方法 |
三、进行历史分期,凸显模式差异 |
四、明晰构成要素,描绘模式全景 |
五、形成研究问题,彰显研究意义 |
第五节 章节结构与内容 |
第一章 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1921-1927) |
第一节 中共办报实践的历史背景 |
第二节 中共党报理论的基本轮廓 |
一、陈独秀:早期中共党报理论的奠基者 |
二、机关论:早期中共党报理论的主核心 |
(一)党管党报 |
(二)全党办报 |
(三)上层宣传、下层鼓动 |
第三节 中共办报“上海模式”的探索 |
一、《新青年》:中共报刊的初始范本 |
(一)报为主业,宣传建党 |
(二)生产符号权力的报刊 |
(三)凝聚政党组织的报刊 |
二、“上海模式”的基本内涵 |
(一)党性原则:“一人之报”到“一党之报” |
(二)内容策略:“知识气质”与“两级传播” |
(三)技术形态:“编印分离”与“全党办报” |
(四)经营管理:拨款制对报刊经济属性的消解 |
第四节 “上海模式”的开创意义与不足 |
第二章 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1928-1937) |
第一节 中国革命环境的剧烈变化 |
(一)中共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
(二)领导层进入不稳定时期 |
(三)党内路线斗争接连不断 |
第二节 中共党报思想的体系建构 |
一、继承与突破:瞿秋白之于陈独秀的党报思想 |
二、向上走与向下走:中共党报理论的发展趋向 |
(一)向上走:“党报姓党”与“全党办报” |
(二)向下走:“群众办报”思想的初步形成 |
第三节 中共办报“瑞金模式”的形成 |
一、党性原则:党报与党“同频共振” |
二、内容策略:斗争性与建设性并存 |
(一)“工具论”催生“斗争性” |
(二)执政党办报孕育“建设性” |
三、技术形态:公开刊物“内刊化” |
四、经营管理:普遍采取战时拨款制 |
第四节 “瑞金模式”的历史贡献与不足 |
第三章 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1938-1949) |
第一节 中共办报内外环境的变化 |
(一)国共两党的相互形塑 |
(二)白区与红区路线之争 |
第二节 中共党报理论的基本成熟 |
一、一以贯之:毛泽东办报思想的深厚积淀 |
(一)求学时期:我所愿做的工作是新闻记者 |
(二)大革命时期:报刊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 |
(三)土地革命时期:报刊内容应“由远及近” |
(四)抗日战争时期: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 |
二、定于一尊:中共党报理论的内涵深化 |
(一)从实际出发的工作路线确立 |
(二)推动全党办报的组织化运作 |
(三)明晰报刊的基本内容与策略 |
第三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分化并立 |
一、夹缝生长:中共办报“重庆模式”另辟蹊径 |
(一)党性原则:坚守阵地与增强党性相统一 |
(二)内容策略: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三)技术形态:以独立面目开展合法斗争 |
(四)经营管理:广告业务与多种经营铺开 |
二、重庆模式”的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 |
三、完全党报:中共办报“延安模式”推向全党 |
(一)党性原则:党对报刊的高度控制 |
(二)内容策略:联系群众的改版路径 |
(三)技术特征:政治第一、技术第二 |
(四)经营管理:“工具论”下力求自给 |
四、“延安模式”的重要地位与历史缺陷 |
第四章 两极分化:中共办报模式的差异根源 |
第一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环境差异 |
(一)办报业态的差异 |
(二)传播对象的差异 |
(三)经济来源的差异 |
第二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路径差异 |
(一)“农村办报”的发展路径 |
(二)“城市办报”的发展路径 |
余论 |
(一)“工具论”决定了中共报刊面貌 |
(二)“工具论”存在以我为主的缺陷 |
(三)报刊发展的三种逻辑不可偏废 |
(四)推动报刊发展逻辑的殊途同归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向导》篇目一览表 |
附录2 :《布尔塞维克》篇目一览表 |
附录3 :《红旗周报》篇目一览表 |
在学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后记 |
(7)张梓生与《申报年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张梓生早年经历(1892—1936) |
第一节 绍兴时期 |
一、近代绍兴概况 |
二、桑梓岁月 |
第二节 上海时期 |
一、初到申城 |
二、任职申报馆 |
第二章 《申报年鉴》内容 |
第一节 创刊背景 |
一、申报馆的演变(1872—1932) |
二、1930年代初期的上海出版业 |
第二节 内容编写与年鉴改编 |
一、多方合作编撰,内容总体准确 |
二、张梓生对《申报年鉴》的完善 |
第三章 《申报年鉴》特点 |
第一节 历年大事日志词频探析 |
一、史量才治下申报馆风格 |
二、“国内大事日志”和“世界大事日志”词频统计 |
三、“国内大事日志”和“世界大事日志”词频变动原因 |
第二节 历年广告探析 |
一、广告刊载概况 |
二、广告分析 |
第三节 《中华年鉴》与《申报年鉴》比较 |
一、《中华年鉴》简介 |
二、两者之对比——以对“九一八”事变的记载为例 |
第四章 《申报年鉴》影响 |
第一节 《申报年鉴》当时影响 |
一、对张梓生:融合工作与兴趣,巩固基础积累经验 |
二、对读者:普及日常知识,适应现代生活 |
三、对申报馆:丰富报馆出版物,扩大《申报》影响力 |
第二节 《申报年鉴》当代价值 |
一、蕴含众多史料,助推学术研究 |
二、体现编辑思想,有利当前修志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表1: 《申报年鉴》历年“国内/世界/国外大事日志”(样本部分)地名人名词频语温梯度 |
表2: 《申报年鉴》历年广告目录及数量统计 |
张梓生早年生平简表(1892—1936)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王枕心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缘由与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2.1 文献资料 |
1.2.2 学术史回顾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基本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与不足 |
第2章 王枕心的生平 |
2.1 研修农学上下求索(1897-1932 年) |
2.2 五年乡建躬身实践(1932-1937 年) |
2.3 抗战救国迎接解放(1937-1967 年) |
第3章 王枕心的乡村建设思想 |
3.1 减税惠农,促进生产——缓解农村之贫 |
3.2 办学智农,改进教育——化解农村之愚 |
3.3 培干聚农,推进自治——疏解农村之乱 |
3.4 联众强农,增进合作——破解农村之弱 |
第4章 王枕心的乡村建设实践 |
4.1 乡村经济建设 |
4.1.1 进行农事实验 |
4.1.2 推广信用合作 |
4.2 乡村政治与社会建设 |
4.2.1 提升公共服务 |
4.2.2 恢复乡村秩序 |
4.2.3 开展民众运动 |
4.3 乡村文化、教育与卫生建设 |
4.3.1 举行文娱活动 |
4.3.2 普及基础教育 |
4.3.3 培训乡建人才 |
4.3.4 建设医疗体系 |
第5章 王枕心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评析 |
5.1 王枕心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的成就 |
5.1.1 政学合作的乡村建设模式 |
5.1.2 全面覆盖的乡村建设方式 |
5.1.3 博采众长的乡村建设思路 |
5.1.4 详细完备的乡村建设计划 |
5.2 王枕心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的不足 |
5.2.1 没有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
5.2.2 没有因地制宜地采取对策 |
第6章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A 王枕心简谱 |
附录B 王枕心的着述 |
附录C 《农村》各期目录一览表 |
(9)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缘由、研究意义和研究综述 |
(一) 选题缘由 |
(二) 研究意义 |
(三) 文献综述 |
二. 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概念界定 |
(一) 研究方法 |
(二) 创新之处 |
(三) 概念界定 |
第一章 《新中华报》概述 |
一. 《新中华报》的创办背景 |
(一) 《新中华报》创办的时代场域 |
(二) 《新中华报》创办的理论渊源 |
(三) 《新中华报》创办的现实基础 |
二. 《新中华报》的发展变迁 |
(一) 《新中华报》的初创时期 |
(二) 《新中华报》的改革时期 |
三. 《新中华报》的管理与运行 |
(一) 《新中华报》的管理机构 |
(二) 《新中华报》的印刷发行 |
第二章 抗战军事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一. “加强人民自卫力量”: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武装工作 |
(一) 宣传边区民众武装的意义 |
(二) 见证边区民众武装的建设 |
(三) 介绍边区民众武装的活动 |
二. “巩固抗战后方”:陕甘宁边区的剿匪锄奸工作 |
(一) 宜讲边区剿匪锄奸政策 |
(二) 阐明边区剿匪锄奸意义 |
(三) 介绍边区剿匪锄奸方法 |
(四) 宣传边区剿匪锄奸成绩 |
三. “保全国防力量”:陕甘宁边区的防空防毒工作 |
(一) 进行边区防空防毒的报道 |
(二) 开展边区防空防毒的教育 |
(三) 报道边区防空机构的工作 |
第三章 抗战经济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一. “充实抗战的粮食供给”:陕甘宁边区的救国公粮运动 |
(一) 宣传边区公粮征收的方针政策 |
(二) 介绍边区公粮征收的实际状况 |
(三) 总结边区公粮征收的经验教训 |
二. “在经济上组织群众”: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社运动 |
(一) 宣讲边区合作社之政策 |
(二) 追踪边区合作社之进步 |
(三) 树立边区合作社之典型 |
第四章 抗战政治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一. “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普选运动 |
(一) 阐释边区民主普选方针政策 |
(二) 介绍边区民主普选工作情况 |
(三) 推广边区民主普选经验方法 |
二. “厉行廉洁政治”:陕甘宁边区的肃贪反腐工作 |
(一) 宣传边区反腐法规和政策 |
(二) 介绍边区腐化事例和案件 |
(三) 总结边区肃贪反腐之经验 |
三. “共同抗日图存”: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宗教工作 |
(一) 关注少数民族发展现状 |
(二)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
(三) 维护少数民族团结统一 |
第五章 抗战文化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一. “提高政治文化水准”:陕甘宁边区的学习运动 |
(一) 阐明边区学习运动的方针政策 |
(二) 聚焦边区学习运动的实际状况 |
(三) 反思边区学习运动的经验教训 |
二. “武装我们的手足”:陕甘宁边区的抗战体育运动 |
(一) 介绍边区体育组织的工作 |
(二) 展现边区军事体育的特色 |
(三) 反映边区群众体育的热潮 |
三. “讲究卫生,健全身体”:陕甘宁边区的卫生运动 |
(一) 协助边区禁毒戒烟的工作 |
(二) 介绍边区药物生产的扩大 |
(三) 展现边区医护教育的进步 |
(四) 配合边区防疫工作的推进 |
第六章 抗战社会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一. “保育革命的后代”:陕甘宁边区的儿童保育工作 |
(一) 关注边区儿童保育工作 |
(二) 宣传边区儿童保育政策 |
(三) 展现边区保育机构现状 |
二. “提高妇女民族觉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解放运动 |
(一) 树立边区妇女解放榜样 |
(二) 维护边区妇女合法权益 |
(三) 展现边区妇女解放英姿 |
三. “巩固和加强边区抗战力量”:陕甘宁边区的优抚工作 |
(一) 阐释边区优抚工作意义 |
(二) 介绍边区优待工作现状 |
(三) 展现边区抚恤安置成绩 |
第七章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评析 |
一.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作用 |
(一) 整合全国抗日力量的“万能胶” |
(二) 凝聚民族抗战精神的“兴奋剂” |
(三) 塑造中共抗战形象的“扩音器” |
(四) 发展反法西斯同盟的“集结号” |
二.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特点 |
(一) 对象上的广泛性 |
(二) 领域上的多维性 |
(三) 方式上的灵活性 |
三.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经验 |
(一)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二) 遵循新闻真实性的原则 |
(三) 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
(四) 服务于时代的现实需求 |
四.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局限 |
(一) 思想上存在着一定偏差 |
(二) 实践中显露出一些问题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新中华报》头条文章列表 |
附录二: 《新中华报》要人文章统计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 |
致谢 |
(10)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相关概念的辨析 |
(一)金融市场与近代重庆金融市场的概念辨析 |
(二)研究时间的概念辨析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一)研究资料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内容与创新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创新点 |
第一章 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金融市场的动荡 |
第一节 1937 年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一、货币市场从混乱向统一与规范发展 |
二、以申汇交易为主的重庆内汇市场 |
三、重庆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
四、全面抗战之前尚未充分发展的市场 |
第二节 公债风潮与重庆证券市场的动荡 |
一、重庆公债风潮的爆发 |
二、公债风潮的最终解决 |
第三节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重庆比期风潮与利率市场的动荡 |
一、全面抗战前期重庆利率市场的动荡 |
二、1938 年-1940 年利率市场的平稳发展 |
三、1941 年重庆利率风潮与比期的废除 |
四、日拆制度时期的重庆利率市场 |
第四节 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筹备与争论 |
一、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必要性 |
二、筹备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及其引发的论争 |
小结 |
第二章 重庆传统金融市场在战时的变革 |
第一节 重庆向法币发行中心的转型 |
一、1937-1938 年国民政府法币发行中心的内迁 |
二、1939-1942 年重庆法币发行中心的建立与巩固 |
三、1942 年之后的重庆法币发行中心 |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重庆票据市场 |
一、重庆票据交换的曲折发展 |
二、重庆票据承兑贴现的快速发展 |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内汇市场变迁 |
一、1937-1941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二、1942-1945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小结 |
第三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第一节 战时重庆外汇市场的崛起 |
一、追随上海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二、独立发展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第二节 战时重庆黄金市场与黄金风潮 |
一、黄金统制初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二、黄金统制成熟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三、开放黄金自由交易时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第三节 战时重庆的保险业与保险市场 |
一、全面抗战爆发与重庆保险市场兴起(1937-1941) |
二、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发展与兴盛(1942-1945) |
三、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主要保险业务 |
小结 |
第四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一、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政策与法令监管 |
二、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主要机构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一、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开端 |
二、四川省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三、重庆市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第三节 重庆金融业对重庆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一、重庆市银钱业同业公会对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二、重庆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对保险市场的自律监管 |
三、重庆市银楼业同业公会对黄金市场的自律监管 |
小结 |
第五章 重庆金融市场在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地位 |
第一节 重庆货币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一、法币在抗战大后方各主要金融市场的推广 |
二、重庆票据市场在大后方的延伸 |
三、重庆利率市场对于大后方的影响 |
第二节 重庆黄金与外汇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一、重庆黄金市场在大后方各地的拓展 |
二、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外汇市场网络的构建 |
第三节 重庆保险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一、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南的网络构建 |
二、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北的网络构建 |
小结 |
结语 |
一、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双重性 |
二、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分析 |
三、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特点分析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博士学位阶段发表文章 |
四、“革命”声中的世界金融(论文参考文献)
- [1]抗战语境下《经世》系列报刊的研究[D]. 陈婷.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2]抗战时期昆明版《中央日报》社论研究(1939-1945)[D]. 郭维.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钱亦石思想研究[D]. 孟凯歌.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4]1932-1937年《外交评论》研究[D]. 余英.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5]法塔赫研究[D]. 贾龙阳.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
- [6]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D]. 陈龙. 暨南大学, 2019(08)
- [7]张梓生与《申报年鉴》[D]. 孙兴武. 扬州大学, 2019(02)
- [8]王枕心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研究[D]. 何辰波. 南昌大学, 2019(02)
- [9]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D]. 范伟.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6)
- [10]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D]. 张格. 西南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