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常熟诗概论

一、清代常熟诗坛概论（论文文献综述）

刘宇杰^[1]（2021）在《王应奎诗歌创作与诗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

石章敏^[2]（2021）在《冯舒诗歌研究》文中指出

鲁梦宇^[3]（2021）在《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人诗歌别集之富,堪称历代之最,其中清人注本的数量虽非洋洋大观,但亦不乏精要者。举凡清诗史上革故鼎新、开宗立派以及引领一时风气的诗苑名宿,如钱谦益、吴伟业、朱彝尊、王士禛等人诗作,均有注本传世,在清代读书人中间产生了很大反响。与前人相比,今人对清诗清注的关注度不高,对其研究亟待深入。从表象来看,明末、清初时段几位重要诗人如吴伟业、朱彝尊、王士禛,其诗集注本多产生在乾隆、嘉庆时期,看似是时间链条上的自然反应,其实与这一时期的学术背景不无关系。乾嘉时期蜂起而出的吴、朱、王三家注本,影响较大者至少有十种,部分注本虽已经得到很好的整理,但系统的研究尚未展开,作为清诗清注的典型代表,它们对诗歌注释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与乾嘉时期清诗学文本的勾连,以及对当今注释学理论和实践的启示,都值得深入探讨。文本文献的考察是清诗清注研究的首要任务。现存清诗别集注本近六十种,在初步了解其存世面貌后,还应作重点探究。在学界已经取得部分整理成果前提下,吴伟业和朱彝尊两家诗注是文献考察的薄弱环节。在吴伟业诗歌的清注本内部,钱陆灿、靳荣藩、吴翌凤三家注均有较清晰的版本源流,唯独程穆衡原笺处于尚待发掘的状态。程笺虽未付剞劂,但一直以写本面貌暗自流传,存世的《梅村诗笺》稿本和《吴梅村诗笺》钞本共同构成了程笺早期的文本状态;学界通行已久的“程笺杨补”本,是经过杨学沆增删补注后的版本,距离程笺原貌已经相去甚远,杨学沆虽有补注之功,亦兼修改之失。江浩然《曝书亭诗录笺注》为朱彝尊诗歌第一家选注本,有初刻本和覆刻本两种;俟后杨谦《曝书亭集诗注》出,因是全注本,故在读书人中争相传阅,其杨氏木山阁刻本成书时间可以确定在乾隆三十年（1765）至三十七年（1772）之间,民国时又有木石居石印本出。江、杨注本外,嘉庆间孙银槎作《曝书亭诗集笺注》,因锓版时剜改“屈五”（屈大均）有关之文字,颇为学人所指摘。经过考察,孙注所用《曝书亭诗集》底本可能来自四库本,因此承袭了四库本的剜改处理方式。时代特点与学术渊源是推进清诗清注研究的第二个层次。首先是乾嘉时代学风的沾溉。中国十八世纪前后的学术以注释为要宗,重经重史的风尚是官方统治者以及上层文化精英共同参与和推动的结果,在这种大的学术背景下,注释学普遍繁荣,读书人将注释看成一种对“着述立言”有极大功用的方式。从唐诗清注、宋诗清注到清诗清注概不例外,其中很多注家更是身兼经史与文学的佼佼者。在清诗清注内部,诞生了以惠栋《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为中心的多家注本,如程穆衡、靳荣藩、吴翌凤、江浩然、杨谦、孙银槎注等颇具代表性的优秀之作。其次是文化政策和社会环境。在清代普遍严密的文网下,书籍的收藏、刊刻、传抄与注释之间出现了值得深思的互动现象。其中,注本对原诗的抄录,是催动禁毁诗集传播的动力之一。而在清诗清注本的刊刻过程中,刊刻者的地位和作用凸显出来,他们与注家的关系,对注释文本的校勘整理,以及对刻印成本的考虑,都深刻影响了清诗清注的阅读和传播。价值考量是清诗清注考论的最终落脚点。清诗清注作为文献载体,不仅具有文本研究的意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清诗清注的价值可以在与评点、选本等清诗学着作的关联和互通中得到彰显。在清诗清注本中,程穆衡原笺从考订诗歌本事出发,又不局限于考证本身,广征史料,遍访故老耆旧,以寥寥数评道出吴伟业的诗意与诗心;靳荣藩在“繁冗”特色之下,具有“评注结合”以及“分体分评”的意识;杨谦注搜集朱彝尊诗不遗余力,并将同题唱和之作列于注中,客观上具有选本的效果;江浩然注仿王士禛《精华录》体式,遴选朱彝尊诗歌中之菁华而为之注,与杨谦殊途同归。这些极具代表性的清诗清注本,是注、评之间融通的典范,也正是其价值所在。此外,清代诗论家多为当时的一流学者,他们对清诗清注的关注和推动,很能代表清诗学阵营的某种态度。比如王鸣盛为靳荣藩注作序阐扬诗论主张和注释理念,翁方纲为江浩然注作序论及诗注诗法,赵翼作为清诗学阵营中的主将,也对靳荣藩注给予了高度评价。最后,对清诗清注重要注本进行点校整理,是学界一直以来的诉求,也是诗歌文本细读的题中之义。相较今人的注释,清人注在语言结构和习惯,本事感知,以及诗歌共情能力等方面都存在优势。通过清诗清注的考察和论述推而广之,中国传统注释学应该立足本体,借鉴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研究方法,将过去以文本为中心的思路,转向文本和注家并重,发掘注家在文本阅读和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为注释学理论体系的重构提供新的思考。

李敏^[4]（2021）在《“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文中提出“末五子”是后七子派领袖王世贞命名的一个文学群体,成员包括赵用贤、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他们文学交游活动广泛,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辐射面广,影响者众。“末五子”处在七子派与公安派的过渡地带,在晚明文坛由复古向新变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对七子复古派的文论主张多有矫偏救弊之举,同时不断调和“师古”与“师心”的矛盾,发挥了扭转文学流弊的作用。他们坚守文学有益于世用的原则进行创作,与晚明作家宣传人性解放的文风有根本性的差别,起到了对晚明世风振起的作用。本论文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说明“末五子”命名的缘起及作为群体研究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探讨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意图及二者的依违离合。通过对“末五子”排序问题的分析,探讨王世贞的排名意图。第二章分析晚明文学思潮嬗变下,“末五子”的文学观念及其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纠偏和折衷。第三章讨论“末五子”对明代博学思潮的接受及推进,聚焦李维桢、胡应麟诗文创作的博学特性。第四章第一节讨论晚明儒释道思潮对“末五子”的影响,从李维桢《续藏书序》两个版本的文字差异入手,分析他对狂禅派代表李贽的真实态度;第二节着重阐述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屠隆与李贽的差异性特质,指出屠隆不属于狂禅派,从所掌握的材料出发,论证屠隆纵欲之说不成立,屠隆在生活上克欲寡欲,在作品中宣扬情欲的危害性,他是晚明世风的振起者。第三节重点讨论儒释道思想影响下的屠隆诗文创作。第五章分析在晚明复古文学思潮下,赵用贤、魏允中诗文创作中复古与新变的特点。第六章从文学交游的角度讨论胡应麟、屠隆、李维桢的文坛地位及影响。重点围绕他们的诗社活动、文坛盟主地位及对公安派、竟陵派的影响展开分析。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丁伟^[5]（2020）在《黄人诗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黄人是近代诗坛上的杰出诗人,其诗作数量众多、风格多样,艺术价值也很高,尽管如此,学界关于黄诗的相关研究仍然不够系统深入,有待进一步挖掘。因此,本文试图对黄诗进行全面分析,将其置于文学史和所处时代的双重背景下追根溯源,探讨黄诗总体风貌的形成原因,并总结黄人的诗学观念。文章分为五部分。绪论部分简述黄人名号和成就,并就学界关于黄人及其着述、黄人文学思想和黄人诗词创作等方面的研究现状作出概述。第一章为“黄人的生平”。第一节将黄人生平分为常熟和苏州两个阶段,对他的一生作出简要描画。对于黄人加入南社这一重要行动,相关研究还有待深入,故第二节以王永健先生的论述为切入点,考察黄人加入南社的时间及在南社的相关活动。第二章为“黄人诗歌的思想内容”。本章以现存诗歌为主要材料,归纳黄诗思想内容动态变化的四个分期,分别为“十岁至二次落第”期、“二次落第至甲午战败”期、“甲午战败至庚子事变”期和“庚子事变—逝世”期。在充分释读黄诗的基础上,分阶段揭示作者政治思想的动态变化、哲学思想的动摇与重建,认识黄人的爱情观念,并考察他借闺情、山水和游仙抒怀的深层原因。本章最后总结出作者思想上的几对矛盾:欲忏情却始终有情、欲入佛门却不入、欲出仕却不出,指出其思想上的最终归宿是学术和教育事业。第三章为“黄人诗歌的艺术风貌与渊源”。第一节主要论述黄人诗歌“尚真”和“重情”的艺术特点。第二节从内容和形式层面剖析黄诗奇肆诡丽的艺术特点。第三节论述黄诗“遍和诸家,和中有我”的独特风格。第四节以三部分探讨黄诗的渊源。第一部分概述黄人家学和自学对诗歌奇肆诡丽特点的影响。第二部分探讨常熟地域文化与黄诗“尚真”“重情”特点的紧密联系。第三部分简述南社时代风潮对黄诗“遍和诸家,和中有我”特点的熏染作用。第四章为“黄人的诗学观念”。本章将以黄人着《中国文学史》及其论诗诗为窗口,结合其诗歌创作倾向,深入研读有关材料,总结黄人“诗本天籁,出乎自然”“融通唐宋,力求开辟”和“奇正相济,以奇为变”的诗学观念,并探讨其文学批评史意义。

李欣冉^[6]（2020）在《钱良择唐诗接受研究》文中指出钱良择,清代虞山诗派诗人。着有《唐音审体》二十卷、《抚云集》十卷及《出塞纪略》一部。本文运用接受美学的方法,探析钱良择的唐诗接受问题。文章分四个部分:首先,探究钱良择家学、师承、交游对他宗唐倾向形成的影响。钱良择自小家学深厚,师承钱陆灿、冯班,受虞山诗派诗教影响巨大。与查慎行为金石之交。广泛的交游,为钱良择的诗学道路奠定了基础。其次,从《唐音审体》的创作背景、编选情况及特点、宗唐的诗学倾向三个方面分析钱良择对唐诗的接受问题。《唐音审体》的创作受到清初诗坛诗学的影响;在编选过程中,钱良择采用选诗与论诗相结合的方式,遵守唐人的诗体分类,并纠正了前人的偏颇观点;在选诗过程中,他对中晚唐诗歌尤为偏爱,在唐代众诗人中,对于杜甫、李商隐更为欣赏。再次,从钱良择诗歌创作的体式、内容、创作技巧和风格方面,探析钱良择诗歌创作对唐诗的接受。钱良择最终在学习唐诗的基础上,形成了“慷慨任气,蕴藉有致”的诗歌风格。最后,全文从钱良择个人的文学创作、虞山诗派的发展及唐诗学史的发展三个方面总结了钱良择唐诗接受的意义。唐诗使钱良择的诗歌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他出入四唐、兼取宋诗的诗学思想,推动了虞山诗派诗学的发展。《唐音审体》则集前代唐诗选本之大成,对清代诗论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范正琦^[7]（2020）在《陈文述及其着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陈文述是嘉道时期着名的诗人,早年以《团扇诗》受阮元赏识,投入阮元幕下。中嘉庆庚申科举人,遂入仕途。后北上京城,三试春闱不第,于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多地任职县令,辗转二十余年,在多地开河、建祠,一心为民,政绩颇丰,却一生不得升迁。子裴之去世后曾辞官致仕,携家人侨寓吴门。晚年因家庭贫困,难以为继,复又出山,重新北上入都。后在安徽地区任职,积劳成疾,最终卒于任上。陈文述一生辗转多地,交游广泛。在其青年时期,陈文述就因其文才与治理之能而收到了许多前辈的赏识与提携。后来,陈文述于官场上得益于众同辈友人的帮助,于诗文创作上也多受友人们的欣赏和鼓励。在其晚年,陈文述也对后进多有提携,嘉道时期在吴中地区名噪一时的“七子诗坛”就是在陈文述和其子陈裴之的推动下形成。在同众人往来唱和中,陈文述的文学思想也难免收到各方的影响。陈文述着作等身,其一生刊印着述多达百余卷,收其诗文作品近万篇,其中以《颐道堂全集》系列为主。陈文述且作且刻,前后历时近二十年才将《颐道堂全集》系列着述刊印完成,收录其二十多年间大半诗文作品,而其他着述中的作品也有很大一部分被收录在《颐道堂全集》当中。在《颐道堂全集》系列刊刻完成后,陈文述曾戒诗不作,后又在众人劝说下重新编纂其诗集,续用“颐道堂”之名,为《戒后诗存》。通过列举、整理其着述及其中收录作品,可以考察其着述的版本源流,可以推断陈文述的大部分着述都是由自家印社刊印。陈文述追随袁枚广收女弟子,称为“碧城仙馆女弟子”,是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群体,为推动中国女性文学对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这也是他在文学史上最受争议所在。陈文述为其女弟子刻“碧城女弟子”小印,带领女弟子修西湖三女士墓、建兰因馆,并作诗以唱和,更集其女弟子优秀诗作为《碧城仙馆女弟子诗》。但其女弟子诗作良莠不齐,风格不一,没有能够达到较高的文学水平。陈文述广收女弟子的行为并不仅仅是对袁枚的追随和模仿,更多的则是出于他对女性发自内心的欣赏。他不同于时人的女性观更是影响他诗作、诗风的一个重要因素,其诗集《西泠闺咏》就是他称赞古今女性的集大成之作。在陈文述的诗作中,有大量描写、赞美女性的作品,这种赞美不仅仅停留于其对女性美好容貌的欣赏,更在于其对女性美好品质的赞美和优秀文才的欣赏。在陈文述看来,女性的诗文之才并不输于男性文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超越了男性,这种思想在普遍以男性为尊的封建社会是极为难得的。陈文述一生诗歌风格几经变换,早年诗学吴伟业,诗风绮丽华藻;后在友人萧抡的影响下开始追求以诗歌讽喻用世,一变而为浑厚醇雅;在萧抡去世后,人生阅历逐渐丰富的陈文述在诗风上渐趋李、杜,更为沉郁旷达。而他诗风的变化也不仅仅受其人生经历的影响。陈文述因公开追随袁枚而被划为“性灵”一派,但其诗学观念在某些方面和“性灵派”是有很大出入的。因家学、恩师阮元和好友萧抡等人的影响,加之陈文述一直投身官场,思想基本和官方主流思想保持一致,其诗学观点受当时乾嘉学风“考据”思想影响极深。另外,陈文述一生多与僧人、道士等方外人士交游,晚年又沉溺修道一途,佛道思想也在其诗作中随处可见。

杜东花^[8]（2020）在《吴伟业序体文研究》文中认为吴伟业是明末清初的文坛大家,诗文词曲皆有突出成就。学界对吴伟业文学创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诗歌和词曲上,对他的散文研究则比较寥落。《吴梅村全集》所收散文达230篇,其中序体文篇目最多,比重最大,达103篇。本论文以吴伟业序体文作为研究对象,是对他的散文研究的尝试和探索,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意义。吴伟业的序体文创作以书序为主,赠序、寿序为辅,且绝大部分作于入清之后。吴伟业序体文序主籍贯集中于南直隶,多为进士、官员、世家子弟。这些序主基本与吴伟业有着地缘、姻缘、师生、同年、文社声气等关系,故吴伟业序体文多真情之作。吴伟业在序体文中阐发了诗歌观、散文观、戏曲观。吴伟业的诗歌观主要体现为:诗歌创作需要“才”“性情”“学识”兼备;诗可以史;诗应无门户之见等。吴伟业散文观主要包括:辩证看待时文;一代有一代之文;反对散文创作的门户之争等。吴伟业具体阐述戏曲观点时,充分肯定戏曲的文学地位,认为戏曲有流传的价值。吴伟业序体文中的文学观既有借鉴前人的地方,亦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吴伟业的序体文内容丰富,涵盖了家族、女性、友情等方面的内容。吴伟业序文中的家族内容,主要体现为重家（祖）谱,重孝道,以及重家庭教育等。吴伟业序文中的女性内容,主要宣扬了女性的传统妇德,明末清初时期女性支撑门户、生存之难、以才华养家的时代特征,以及为女性鸣不平等方面。吴伟业序文中的友情主要包括家族式的交往、追念故友、阐述交友之道等等。吴伟业的序体文具有史官笔法、叙述有法、以文传心等艺术特色。吴伟业序体文史官笔法体现为大量用典,喜引善引;对话记言,客观真实。史官笔法形成之原因在于:吴伟业自小接受了正统儒家思想教育,深受明代科举制度的影响,并多次担任史官。吴伟业序体文叙述有法,逻辑严谨。在材料剪裁上,贴切传神,善于选取典型的事例;巧妙选择合理的称呼与恰当的语言;巧妙安排文章的详略。吴伟业序体文是以文传心的媒介和工具,蕴含着隐晦复杂的情感,悲知交零落,痛文化摧残,愧负明帝恩。吴伟业的序体文体现了文坛大家的风范,具有极大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可惜的是,受自身诗名过盛、清政府官方消极评价等因素的影响,吴伟业的文名未能得到应有的显扬。

杨梦雪^[9]（2020）在《王翃诗词研究》文中认为王翃生于浙江嘉兴的梅里一地,其诗词创作主要集中于明末清初年间,在当时具有较高的文学影响,在文学发展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至今尚未引起学界的重视。本篇论文共由三章组成,以研究王翃的诗词作品为核心,以明晰王翃其人其作在明末清初文坛中的价值为目的。第一章介绍了王翃较为独特的亦商亦文的身份和先攻戏曲,后学词曲,再学诗歌的求学道路。梳理了其一生中结交的重要人物对其狂放不羁的人生态度和宗尚复古、取径汉唐的文学创作倾向所产生的影响。第二章依据王翃所处的明末清初的诗坛背景及与其相关的资料,归纳总结王翃的诗学观。明末清初之时,文人们逐渐意识到了公安、竟陵末流所带来的浮泛、奇僻的创作弊端,逐渐兴起了复古的诗学潮流。王翃作为其中的一员自然也受到了这种复古思潮的影响,所以他顺应了诗坛的复古之风,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灵动通变的诗学观。王翃的诗歌在实际创作中,则表现出了熔炼百家,取径汉唐的倾向,其诗作或学习汉代乐府诗的叙事艺术,或学习陶渊明诗歌的恬淡自然,或学习杜甫诗作的悲凉沉郁,或学习李贺诗歌的诡丽奇谲,诗风多样,不拘一格。在与陈子龙诗作的比较之中,更是见出了王翃诗合乎明末时代背景的悲凉萧疏的艺术个性。第三章首先梳理王翃所处的明末清初词坛概况。明末清初词坛有着托体不高、侧艳俚俗的词学倾向,词人们在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便开始了推尊词体的道路,并且在具体的写作上他们还注重发挥词的托喻言情功能。在这样的词坛背景下,王翃词既受到了云间词派闺情词重寄托的创作主张和婉约雅丽词风的影响,还表现出了自身词作的创作个性。王翃词一改当时词坛萎靡的创作狭径,展现出了对于词作立意高远及以冷色调创清疏淡雅词境的艺术追求,可以说正是由于王翃词这种独特的艺术风貌影响到了后来的浙西词派的创作。总之,王翃凭借其诗词的独特魅力而成为了明末清初文坛中重要的一员。

赵婧^[10]（2019）在《陈文述研究》文中指出陈文述（17711845）,原名文杰,字云伯,别号退庵、颐道居士,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庆三年（1798）副榜,嘉庆五年（1800）举人,官至江都知县,是清代嘉道时期着名诗人。曾以团扇诗受知于阮元,与陈鸿寿、陈甫被阮元称为“钱塘三陈”。陈文述一生作诗逾万首,着述数量繁多,着有《碧城仙馆诗钞》、《颐道堂诗选》、《颐道堂戒后诗存》、《秣陵集》、《西泠怀古集》、《西泠闺咏》、《西泠仙咏》、《颐道堂文抄》、《碧城题跋》、《碧城文隽》、《碧城诗髓》等等。陈文述着作内容丰富,能反映诸多当时文坛及社会状况,颇具文史价值。以往学界侧重于研究陈文述与清代才女的互动以及对女性的书写,对他本人的研究还相当有限,因此对他进行较为全面的个案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本文结合文献考订和研究讨论来考察陈文述的生平面貌、交游状况和诗文成就,以期深入认识他的精神世界及其所处的社会。本论文分为上下编两部分,上编主要研究陈文述的生平、交游,凡六章,下编主要研究陈文述的着作版本、诗风嬗变,凡四章。每章的内容概要如下:上编第一章《陈文述家世戚属》,从陈文述的诗文集中勾勒出其家世谱系,并绘制世系图。通过考述其父母、妻妾、晚辈的生平,来展现他的家庭关系。陈文述有大量描述家庭内部生活、涉及夫妻之情的诗文作品,十分有利于考索出其家人尤其是女性眷属的生平经历。第二章《陈文述生平经历》,陈文述的生平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成长经历与科举过程（17711805）,写陈文述早年的读书经历及在京师屡试不第的过程。第二阶段薄宦生涯与海运波折（18061826）,写陈文述在江南一带的薄宦生涯和尝试海运运动的得失。第三阶段入道心迹与仕进抉择（18271837）,写陈文述在丧失爱子之后的心境转变与因家贫晚年再度出仕的波折起伏。最后,结合多方材料澄清了陈文述的卒年问题。第三章《幕府交游:以阮元及其幕宾为中心》,阮元是陈文述一生中最重要的伯乐和老师。以陈文述为切入点,考察他与阮元的订交过程,在阮元幕府中参与的文学活动,以及与阮元幕府中其他幕宾的来往交流,更能了解阮元幕府对于乾嘉诗学的贡献,以及“诗人幕宾”、“政客幕宾”与“学者幕宾”三者的关系。第四章《诗学交游:以苏州“桂叶书堂”为中心》,随着陈文述在江南一带遍交友人,他在苏州的“桂叶书堂”逐渐具有一定号召力。本章重点研究了陈文述与舒位、萧抡的交往经历与诗学交流,并考证陈文述与《乾嘉诗坛点将录》的关系,厘清这本书的第一作者,试图理解陈文述对这部书产生的作用。第五章《书画交游:以与钱杜诗画合作为中心》,陈文述与钱杜通过诗画合作积累了深厚的友谊。本章在具体的诗画合作案例中勾画了陈文述与钱杜的交游过程,分析他们的人格思想,揭示诗人与画家特有的互动关系。第六章《疑案杂考:以顾太清“痛诋云伯”案为中心》,针对顾太清在诗中痛诋陈文述伪造题诗的疑案,结合种种文献考辩,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下编第一章《陈文述着作考述》,逐一简要介绍陈文述二十八种至今流传的着作的版本与内容。第二章《早年绮丽:对“梅村体”的继承与发展》,陈文述在初学诗法阶段主要效法了吴伟业“梅村体”的诗风。本章通过解读具体诗歌,探究陈文述的叙事性七言古体诗在转韵方面对“梅村体”的继承,及在题材与写法上对“梅村体”的发展。第三章《中年求变:徘徊于用世与藻丽之间》,陈文述中年根据萧抡的建议转而追求诗歌的讽喻用世功能,重新删定早期藻丽的诗作,最后又有所反悔。本章首先对比了《碧城仙馆诗抄》与《颐道堂诗选》前五卷的异同,显示其删定过程的复杂性。其次从诗学上分析其诗观转变的意义。最后探讨他没有真正成功地转变诗风的因素。第四章《晚年入道:对李白的推崇与仿效》,陈文述晚年在诗学倾向上标举李白。本章通过分析陈文述对李白仙隐者形象的接受,在创作实践和理论评价上对李白的师法与尊崇,及其与学李诗人的交游这三方面,结合其晚年求仙问道的人生经历及当时社会背景,论述他尊崇李白的原因和意义。

二、清代常熟诗坛概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代常熟诗坛概论（论文提纲范文）

（3）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4）“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黄人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钱良择唐诗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陈文述及其着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吴伟业序体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王翃诗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陈文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清代常熟诗坛概论（论文参考文献）

• [1]王应奎诗歌创作与诗学思想研究[D]. 刘宇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2]冯舒诗歌研究[D]. 石章敏. 延边大学, 2021
• [3]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D]. 鲁梦宇. 西北大学, 2021(12)
• [4]“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D]. 李敏. 兰州大学, 2021(09)
• [5]黄人诗歌研究[D]. 丁伟. 山东大学, 2020(10)
• [6]钱良择唐诗接受研究[D]. 李欣冉. 内蒙古大学, 2020(12)
• [7]陈文述及其着述研究[D]. 范正琦. 扬州大学, 2020(02)
• [8]吴伟业序体文研究[D]. 杜东花. 闽南师范大学, 2020(01)
• [9]王翃诗词研究[D]. 杨梦雪.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10]陈文述研究[D]. 赵婧. 上海大学, 20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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