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要为工会参政创造宽松条件(论文文献综述)
边凯晓[1](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开展“三八”纪念活动研究 ——以《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便对妇女运动的发展尤为重视,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纪念“三八”妇女节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开展“三八”纪念活动有着成熟的国内条件,同时也具备有利的国际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八”节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涵: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三八”节成为确立和肯定妇女政治和社会地位、进一步动员妇女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节日;抗美援朝运动时期,“三八”妇女节是动员妇女为反对侵略、保卫和平、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的节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三八”节是动员妇女参加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在阶级解放的基础上实现妇女解放的节日。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八”纪念活动以会议纪念、文本纪念、行为纪念、实体纪念的形式展开,体现了党的中心任务与妇女发展相结合、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利用妇联发挥组织和动员作用、受苏联妇女运动的“三八”纪念影响较大的鲜明特点,在解读宣传党的妇女理论政策、进行政治动员、整合各派力量、协调国际关系、总结妇女工作、传承纪念传统和塑造纪念文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八”纪念活动的基本经验,可以为当代纪念活动的开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沈敏路[2](2020)在《澳门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研究》文中认为澳门在历史发展中因其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而形成独特的社团社会,社团社会首先发育出与众不同的―拟政府化‖功能,与澳门政府形成独特的二元社会治理体系,对澳门社会的公共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常情况下,特定区域的社会治理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区域内部治理结构的变化。但在澳门却并非如此,澳门二元合作治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与中葡两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变化密不可分,澳门独特的中葡社群结构与多种族、多文化并存的传统,导致澳门社团与政府的关系主要以合作主义为导向,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强弱消长模式。澳门回归后,随着开放博彩业专营权政策的实施,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各类矛盾的冲突也日趋激烈,不少新型社团相继涌现、兴起,很多社团在结构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继续发挥社会服务、管理等―拟政府化‖功能外,社团参与咨询和代议制选举的―拟政党化‖功能得到发展和强化。截止于2018年3月,在澳门特区合法注册的社团共有8,576个。随着利益的不断分化,社团参与公共治理的边际效益也越来越少,而社团碎片化、服务功能弱化和代表功能变异等问题日趋显现,近几年来更出现了一系列具规模的社会运动,而参与其中的社团数量和个人与日俱增。这说明原有的社团体制存在着问题。这些问题是否可以解决?如何解决?而《澳门基本法》确定了―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原则,为澳门政治发展与治理模式提供了一定的制度空间。那么,为更好地发掘澳门民间社团资源的治理价值与利用社会法团主义体制的协调功能来推动澳门步入善治,急需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本研究以社团组织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第三部门理论、法团主义、公民社会理论、博弈理论等理论为支撑,学习梳理了国内外理论文献和案例,从本澳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多中心理论为分析框架、公共选择理论为视角,探讨澳门社团社会在社会环境出现重大变更下发生的变化,同时,通过历史分析、文献研究及访谈等研究方法,更以特别编制的问卷调查,创新、详实地了解澳门这个熟人社会社团参与社会公共治理的真实状况,深入挖掘澳门社会公共治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剖析澳门社团社会参与澳门社会治理的机理。本研究发现,澳门回归后,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的模式已发展深化至具―拟政府化‖+―拟政党化‖特性,对澳门社会治理带来新挑战;进而,为未来优化澳门社团社会与澳门政府形成的二元合作治理体系、实现澳门社会可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的观点和研究结论如下:(1)澳门社会的发展因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形成了社团社会的特点,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政府和社团社会共同治理的二元社会治理体系。而且,社团社会的功能已经从回归前单一的―拟政府化‖格局发展到回归后的―拟政府化‖和―拟政党化‖并重的格局。(2)随着利益的不断分化,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的边际效益也越来越少,澳门社团碎片化、服务功能弱化和代表功能变异等问题日趋显现,澳门社团社会的发展处于交叉口,亟需选择发展方位。(3)以社会合作主义为基质的澳门公民社会正处于变革与转型之中。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结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时,不同利益团体出于各自的立场和私利而进行游说或公开施加压力,企图影响政府实行某些会带给他们利益、但并非有利于公众利益的错误政策。(4)推动澳门的公民社会建设非常重要,政府应积极作为,加强社团内部民主的建设,提升民间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力求以合作主义为导向,达至民间社团与政府的管治之间的平衡,力求构建“强政府、强社会”的现代社会善治模式。
刘燕妮[3](2019)在《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治理”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话语之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上的全新理念,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研究的重要范畴。地方是民众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是民众利益诉求表达和利益矛盾的集中地,倡导国家治理议题必须关注地方治理水平和治理绩效。地方治理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环节。打造中国特色的地方治理,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因此要将党的领导与建设嵌入到地方治理中。我国地方治理转型是地方党委、政府、社会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角色,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基础性论述及国家回归社会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当代中国地方治理变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社会是两个重要的行为主体,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构与互动样态必然深刻影响着地方治理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构成了地方治理的重要论域。本文在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探讨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对推动地方治理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自产生以来深深地扎根于社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的执政党和领导党,并带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党始终保持和传承了扎根于社会、依托于群众的优良传统。因此党社关系问题(或其所包含的党群关系)长期以来是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的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从历史维度看,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始终在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互动关系及架构中运作并寻找平衡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在中国社会整体变迁的宏大背景下,我国党社关系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同构化”、改革开放以来“初步分离”关系形态的发展变革。地方治理现代化为我国党社关系建构提供了新逻辑和新思维。但不可否认,当前党社关系的互动方式和存在样态与地方治理现代化尚存在一定张力,表现为党的社会基础出现弱化的风险、党服务社会功能转型滞后、党与社会沟通出现脱节现象以及党在社会主体性发展中的功能发挥不足等问题。剖析党社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可归结为: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党社会基础的变化、地方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地方党组织与社会民众之间平等民主的话语秩序尚未建构、地方党组织社会化失衡等因素。本文对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研究基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论证,一方面从党这一主体要素切入,提出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引领与培育。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已逐渐脱离国家权力的控制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领域,但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社会组织化程度、自治水平较低,广大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及应具备的公民意识、公民精神还不适应我国现代治理变革。为此,在地方治理框架下,党社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引领与培育社会,促进社会相对独立自治体系的形成,培育现代公民、培育社会生活共同体价值规范、支持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进程,建立政府与社会协作共治的平台和机制,以适应治理现代化这一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目标和政治规划需求。另一方面从社会这一主体要素切入,提出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表现为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权能的增益与制约。当前中国社会主体性觉醒对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维护公共利益、回应民众诉求、推动民主政治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在地方治理中,社会的公益性、志愿性等道德精神与品质能够克服党的决策忽视民众意愿,或是出现阶级利益倾斜的取向。同时,现代社会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具有公益性、民间性、自治性等优势,在代表和维护特定群体利益、整合社会资源、汇聚人才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优势,对党的功能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另外,社会转型带来公民权利的增长和发展,强化了公民权利对党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实现地方党权授予和行使的人民性,进而优化地方治理。依据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党社关系基本内容深入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构建地方治理中党全面领导下的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党的全面领导是“服务与协商”党社关系模式的基本原则和政治前提,两者表现出互促共强的有机统一性。地方治理现代化蕴含的民主、责任、回应、参与等精神理念极大地凸显了“社会本位”的价值回归,党服务社会是地方治理中党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内容,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以贯之的宗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体现。协商为民众参与地方治理提供了广阔平台,党社协商契合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要义,在地方治理中,有利于党与社会的广泛合作、党与社会的对话沟通和党有效集中民意,是党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机制。
董文静[4](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组织和制度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它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包含但不等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虽然目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具体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方面,目前几乎没有专门、系统的研究成果。而党的十八大以来,再三强调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在上述背景下,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问题,对于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为此,论文围绕选题综合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结构功能分析等方法,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有关基本理论、价值功能、历史演进、发展现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构建和完善协商民主领导组织机构、积极推进协商民主思想文化建设和推动协商民主实践发展,回应和解决目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来实现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稳步、健康、快速发展。具体而言,本文在结构上安排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首先是介绍了选题的依据和研究的意义;然后,在梳理归纳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研究现状,展望研究趋势后,确定研究主题;最后,安排了论文基本结构框架、阐述了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等内容,为论文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奠定基础。第二章主要阐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基本理论。本章根据政治学逻辑,先从论文选题所涵盖的两大理论体系入手,分别对协商民主的内涵和制度的含义进行界定,然后分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和实践形式,制度化的含义和形式及其价值,进而深入分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内涵和层次,为后续章节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全面分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价值功能。本章首先从哲学的高度确立社会主义协商民制度化的价值构成,然后主要从目的价值、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三个方面深入剖析它的价值功能,明确其具有导向性、实践性、渐进性和全局性等价值特点,其主要目的是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同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价值。加深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认识,进一步坚定其发展道路。第四章全面考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历史进程。本章主要根据历史发展的逻辑进程,依次对我国长期存在的以政治协商为主、其它协商逐渐发展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奠基、自发起步、自觉快速发展及全面快速发展的状况做一全景式的梳理和探讨,并得出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中,制度建设、组织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实践发展四个层面互相依存,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协商民主制度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息息相关等基本经验。为探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对策找好立足点。第五章透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现状。文中首先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比较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协协商制度化的典型示范、协商民主实践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及良好的国内外环境。接下来分析,由于长期缺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及其制度化理论的指导,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水平的影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虽然已经历六七十年的风雨历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很显然,发展水平还不高。文中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领导组织机构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实践发展四个层面,以中央层面的政协协商和温岭民主恳谈为例,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概括与抽象相统一的方法,分析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状况、存在的问题,得出协商民主制度有待建立健全、协商民主组织亟待构建完善、协商民主思想文化建设亟待加强、协商民主实践发展亟需推进等认识。第六章讨论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思路和对策。本章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四个层次依次提出了具体的发展思路与对策:把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奠定制度化的物质基础;建立健全协商民主领导组织机构,奠定制度化的组织基础;培育成熟的协商文化,夯实制度化的深厚文化根基,推动形成稳定运行、富有成效的协商实践,实现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这也是本论文最终的研究目的和成果。
陈诚[5](2020)在《政治文明语境下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协商民主的理念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与中国久已存在的协商民主实践完全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①她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为指导,植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总结自民主革命时期以来党领导协商民主的历史经验,使协商民主在推进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顺利恢复国民经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协商民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为指导,这是我国协商民主发展的显着优势。马克思政治文明理论的本质是让绝大多数人民享有民主,在当代中国,民主具有两种形式,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他们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因此,马克思关于政治文明的思想始终指导着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马克思对人类思想史作出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政治文明思想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唯物史观内在的规定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民主。协商民主作为中国两种民主形式之一,自然也是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民主。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政治文明思想,领导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使人民享有民主从理论变为现实,列宁强调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要有法制保障。列宁倡导并促成了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协商民主的开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政治文明思想指导下,根据中国国情创立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理论,探索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的两种实现形式,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紧密结合,集中体现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中,并指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价值取向。为协商建立新中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思想,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地位,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是人民当家做主,他设计了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方略是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进一步推进了协商民主的发展。江泽民明确提出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的两种形式,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推进了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胡锦涛积极倡导党际关系和谐,推进了协商民主的程序化建设,为政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思想、中共几代领导人政治文明思想,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显着特征是大力发展协商民主,习近平详细论述了发展两种民主形式,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的重要性。并不断加强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程序建设和实践推进,取得了显着的成效。①理论的科学性和彻底性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显着优势。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指导下的中国协商民主理论一直强调,这是绝大多数人享有的民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所决定的。而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来源,不论雅典民主还是希腊民主抑或卢梭的民主共和理论均是少数人的民主,广大的基层群众是排除在民主之外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是为弥补代议制民主的不足而产生的,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民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的本质区别,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中国协商民主的独有优势。中国有其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文化基因,由此形成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天下为公、兼容并蓄,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就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广泛的民主协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体现的关于和的理念、和而不同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更新发展,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精神给养和文化底蕴。中国协商民主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西方协商民主相比,优势明显。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继承了雅典民主、古希腊民主和协商的文化传统,但在非理性代议制民主文化冲击下,传统文化渐渐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一个文化根基薄弱的理论是难以支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加强对政治文明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是中国协商民主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优势。纵观世界上其他国家,尽管学者们着书立说,大力倡导发展协商民主,但至今尚未见到有任何国家的执政党在执政实践中切实贯彻协商民主的理念,也未见到哪个国家的竞选者把协商民主作为竞选口号。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执政为民的理念。进入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不仅重视人民的选举权利,更重视人民持续参与日常政治生活的权利,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完美结合,大力倡导和持续推进协商民主,坚持人民在协商民主中的价值中心地位、利益中心地位、实践中心地位,并把它贯彻到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协商民主的发展,促使党的执政方式发生新变化,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强调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没有制度和法律保障的民主是难以为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和体制优势集中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了自上而下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协商民主,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达到的。国外协商民主虽然倡导者众多,但是基于理论探讨为主,实践操作层面还处于零散状态,制度化只是局部的,个案的,缺乏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中国协商民主首先是从高层协商开始的,新中国的建立,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民族、各阶层人士经过广泛协商的结晶,并由此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政协成为中国协商民主的专门机构,使高层协商实现了常态化发展,高层协商就全国而言主要有政协协商、政党协商、人大协商,并延伸到省、市、县。1987年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制度,经过多年实践,社会协商逐步规范有序;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城市基层民主开始启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村民自治的兴起,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在创新中不断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形成了自上而下、全覆盖、广泛多层制度化协商民主体制机制,并形成了以国家宪法法律为保障、国家政治制度和各项具体制度为规范、政策文件为支撑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和程序规范,有较大的制度和体制优势。认识并继续完善发展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有利于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赵兴银[6](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由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的政治地位、中心任务和面对的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面对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党主动适应社会变革带来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领导和推动了全国范围的社会变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下,主动适应国内外形势发生的新变化,抓住历史发展的潮流,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中努力探索执政条件下党的群众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在七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全面执政经验的前提下,短时间内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建设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各项事业的发展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经济社会发展极为落后的条件下,党始终能把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紧紧依靠人民,作为战胜一切困难、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先决条件,并为此作出了持续的、不间断的努力。在初建政权的特殊时代背景中,中国共产党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动摇、不走样,明确了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的历史方位,在此基础上成功实现了工作任务的转型和工作方式的转变,并在艰难的转型中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为推动新中国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本文立足1949年至1956年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从多个层面、多个视角探究和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实践,并结合相关问题的研究,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巩固政权、化解危险、领导建设和发展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为开辟新的历史条件下群众工作的新境界,做好群众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文共分七部分,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绪论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内容,分别为:一、论文选题的背景与依据,包括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二、目前研究现状分析,包括国内研究现状、国外研究现状分析以及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和评价;三、相关概念界定,主要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间界定、“群众”内涵的界定、“群众工作”“群众运动”、“党群关系”等概念的界定;四、主要研究方法;五、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等。正文部分分六章进行了详细阐述,具体如下:第一章论述了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依据。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人民群众”的论述,确立了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基础;二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明确了执政党建设与群众工作之间的关系,为党的群众工作的开展明确了方向;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奠定了群众工作的社会理论基础。第二章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进行了考察。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依靠各阶级、阶层的广大人民群众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政党,其群众工作的好与坏、成与败,直接影响并决定了这个政党的生命力的存续与发展。本章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具体实践的历史考察,对各个历史时期党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的经验和有效做法的系统总结,进一步明确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之间的继承性和连续性,进一步为当前如何做好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提供了思路借鉴和方法指导。这一章共分五个部分,分别是: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积极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的有力推进;解放战争时期的全面收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经验与启示。第三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背景。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思路和举措,其内在的逻辑思维和工作方式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切的联系。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各个阶层社会心理发生的变化。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立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客观的条件,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进程实现了有机融合。党的群众工作的对象是一个复杂的群体,这个群体在几千年的传统封建社会中形成了较为稳定和牢固的社会心理。这种复杂的社会心理带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即使在社会发生重大转型后,群众对社会的认识水平和认可度仍然会用传统的视角来看待新事物、新现象。因此,本章首先对不同社会群体,包括工农群众、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变化进行了具体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党围绕不同社会群体社会心理的变化,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对群众工作政策进行了调整,实现了群众工作方式方法上的转变。第四章重点回顾并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实践进程。群众工作的开展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群众工作是在相对比较特殊的时代条件下推进的。处理好执政党与各阶级阶层的关系,反映到群众工作的目标和要求上来,就要通过具体的工作实践在党的政策层面进行调整。本章通过党的群众工作的内在运行机制、内在监督机制、内在长效机制三个方面对党的群众工作实践机制建设进行了具体阐述。在此基础上,党的群众工作方法围绕机制的建设也随着发生相应的变化。第五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价值意蕴。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为党完成执政任务、实现执政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体而言,本章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研究,认为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为执政条件下完成党的工作任务、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践行党的宗旨意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提供了动力保障、建设思路、实践标准,并在此基础上积累了经验,明确了目标和要求。第六章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现实启示。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关键要为当前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启示。本章前三部分分别从群众工作应探索其规律性,把握特点,研究方法,做到因时因势而异;群众工作的实践应在丰富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中体现时代性;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应成为党的群众工作始终秉持的核心价值理念,三个方面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第四部分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当代启示,通过对党的群众工作的时代背景、具体举措、历史价值和实践经验的分析,指出对当前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启示。结语部分主要总结了本文研究成果,并为下一阶段的研究工作提出思路及方向。
夏婷婷[7](2019)在《阿根廷蒙托内罗运动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激进社会运动进入了高潮,拉丁美洲也不例外。冷战格局下美苏对拉美的争夺,加剧了拉美地区局势的动荡。在这一政治形势下,拉美的激进青年仿照古巴的先进经验,展开了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和游击运动。这些激进思想的诞生不仅来源于国际地缘政治的演化,还与拉美各国动荡的政治和社会格局相关。阿根廷大量社会运动的爆发,导致部分激进青年判定:国家已具备了革命的条件。这一看法促使他们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蒙托内罗是其中最大的一场激进反抗运动。蒙托内罗反抗运动内生于阿根廷的政治文化中,本文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首先,革新天主教的社会网络成为他们最初的聚合空间,革新天主教思想为他们提供了对现实的解释工具,推动他们作出革命的论证;其次,蒙托内罗选择了庇隆主义的政治身份,继承了庇隆主义的政治文化,获得了巨大的动员能力,但是他们选取的庇隆主义与庇隆主义运动和庇隆本人出现了偏差,最终导致了庇隆主义运动内部的冲突;再次,军政府的残酷镇压导致了蒙托内罗的失败,但蒙托内罗对革命形势和国家军事能力的误判以及自身政治组织能力的不足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最后,阿根廷民选政府上台后,对蒙托内罗成员的身份界定成为了社会各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并凸显为阿根廷政治和社会中左右翼矛盾的核心特质。本文基于蒙托内罗组织的核心出版物,对前蒙托内罗成员的访谈、主要领导人的回忆录,以及军政府内部的情报文献等一手资料,重构该运动的兴起、组织壮大、流亡、反攻与失败的全过程。通过结合“全球六十年代”、冷战格局与阿根廷的政治社会格局、运动的组织网络、成员的主观思想成因等多个角度对其进行立体地考察,试图勾勒出该运动具有的阿根廷特色的政治文化。对蒙托内罗运动的历史研究有助于理解阿根廷当今政坛的政治逻辑。
司文晶[8](2019)在《工厂依附型市民化研究 ——以近代天津女工为中心》文中提出市民化始终是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内含议题。近几年,国家不断出台相关政策,要求深入历史,找寻历史制度经验,推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学人对当前城镇化问题的研究同样揭示出以史为鉴的重要性。然而,已有的中国近代市民化研究或缺乏系统性,或缺少制度层面的反思,亟待重新梳理与阐述。对当代农民工市民化和就地就近城市化问题的分析同样需要深入历史脉络,从中国近代城市化发展中汲取制度经验。在此基础上,本文以近代天津女工群体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出发,运用民国档案、着作、报刊杂志、地方志、旅游手册、调查汇编等材料,探究行动者与市民化相关制度之间的互构型塑过程。由于近代市民化的核心动力源于工业化,因此移民工人市民化是核心提议。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中国近代城市化过程中,劳工,尤其是女工是如何与市民化相关制度实现互构的?具体言之,制度环境如何影响和制约近代女工的市民化发展,女工又如何发挥主体能动性,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再生产出相应的市民化制度?论文首先尝试勾勒天津的历史地理和政治经济条件,回应天津何以在近代中国发展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商埠和对外开放港口城市,城市定位或城市性质又如何决定城市后续发展轨迹。发达的水系、沿海港口的优越地理位置,临近北京的政治地缘环境,以及洋务运动等一系列改革运动奠定了天津工业资本主义中的官商合作模式。天津和上海两地在近代市民化上的时间差异同样有着深刻的历史地理原因。其次,论文阐述近代女工进入工厂前后所需要的职业、社会网络和知识技能支持。对于初入城市并进入现代化大生产中的移民工人而言,要想适应工厂的工作和生活,满足国家和工厂对个体的现代化角色要求,就需要工厂提供相应的薪资和福利保障,工人围绕工厂空间构筑新的社会网络关系,获得技能和知识培训。再次,城市和工厂生活影响女工的角色和观念变化。近代国家和社会不断赋予女性新的角色和身份,要求她们按照既定标准自我规训成为合格的“都市女”、“新女性”、“新国民”。女工的观念变迁最鲜明地体现在时间观与权利观上。工厂作为集体化生产方式,与国家权力一同参与到对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工余时间的建构之中,但规制受到外部环境与工人群体本身的牵制与解构,使观念革新发生历史反复。工人的权利诉求通过日常的越轨与罢工展现,但随着时间变化,宏观环境和制度条件发生相应变化,越轨行为的意义诠释和罢工的动力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结论部分首先对市民化历史进程中的诸多议题进行制度分析与总结,进而提出“工厂依附型市民化”理想型,用以指称依托工厂而形成的移民工人市民化过程。工厂为工人提供薪酬和福利,成为培育现代公民的场所,与政府协同推动近代市民化。“工厂依附型市民化”是建国后单位制实践的另一历史源头,对推动当前以人为本市民化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王轲[9](2018)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主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共通价值目标,人类文明在砥砺向前的进程中以政治文明作为其核心要素。人类自古希腊开始就从多重视角致力于将民主的涵义做一个精准的解读,然而民主的内核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人民的政权、多数人的统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民主的呈现形式有所不同。在漫长的社会政治实践中,选举民主自站上西方民主政治舞台之日起,就迅速融入规模庞大、事务繁杂的现代国家。在实际运行进程中,选举民主逐步暴露出天然劣势,注重民主准入步骤却忽略民主决策进程,施政方略的周期性更迭耗费了高昂的社会运转成本,倾轧式选战放大了国内族群、社会及文化方面的问题。协商民主在批判选举民主弊端的基础上复兴,政党协商因其聚合功效更处于显要位置。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民主政治理论,扬弃了人类社会一切政治文明成果,吸收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经验,统一战线思想与多党合作理论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列宁在领导俄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付诸实践,开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协商的先河,东欧地区四个国家也对政党协商进行了积极探索。但是由于无产阶级政党认识视角的单一性并且未能处理好同其他党派关系,原苏东地区国家的政党协商以失败告终。政党协商在中国的生根、生存、生长,植根于中国历史任务、革命实际和建设发展的现实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回应中国人民呼声而做出的重大历史抉择。本文首先简析了民主政治的兴起与政党协商的发展,概述了国际共运史上的政党协商及其经验教训,回顾了政党协商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随后,本文从理论、文化、制度、实践四个维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进行深入探讨,展现出其理论的生命力和实践的独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其鲜明特色、独特优势和时代价值得以充分呈现,助力国家在国际范围内民主话语权竞争中把握主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面对国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既有积极利好的发展机遇,也有不可回避的困境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在新时代的发展,回应“中国梦”内蕴的现代民主要义。相较于西方政治斗争的“乱”,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意义非凡。执政党和参政党相向而行、良性互动的协商合作关系,为世界政党政治的丰富和拓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陈若萱[10](2018)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台湾地区的无线电视事业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在“戒严”时期形成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足鼎立的无线电视格局。“解严”之后,随着政策的改变,第四家无线电视公司民视成立,公共电视独立建台并开播。2000年民进党上台之后,对台湾无线电视的格局进行了较大调整,“党政军”退出三台、媒体改革等成为无线电视媒介在“绿色执政”之后的关键词。本文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主体和中心,借鉴制度变迁理论,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主要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史”的维度,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采用案例比较研究和比较历史分析结合的方法,将历史研究与制度研究相结合,把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台湾历史现实的产物,并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其宏观历史脉络,分析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二是“论”的维度,力求与史结合,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作批判性考察,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历史发展中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包括外生性变量、内生性变量和行动者等因素,研究这三个变量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综合影响;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其变迁轨迹及变迁类型。在研究方法上,笔者借助深度访谈法、观察法和文献法等方法,访谈多名台湾电视媒体业界人士、学界人士和政界人士,并对台视、中视、华视、民视和公视五家无线电视台及部分有线电视台进行观察,使研究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台湾无线电视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制度变迁。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首先,本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本研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对象,运用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对其进行分析,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相结合的创新尝试,丰富和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其次,本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以史为鉴,对未来两岸电视媒介发展乃至政策制定有所帮助。本研究力求能为促进“一国两制”的中国新闻事业提供参考,在促进未来两岸电视媒体的进一步合作的基础上,增进两岸电视媒体的理解与互信,促进华文电视媒体共同发展。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意义、研究思路,梳理理论及综述文献,讨论本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等。第二章为“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介绍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建立概况,本章梳理了在国民党严格的威权统治之下,以商业运营制度建立无线电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家无线电视台先后成立的过程,分析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三章为“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本章梳理了“戒严”令解除之后,媒体产业开始快速发展时,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情况;分析“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四章为“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本章梳理了民进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民众对所谓民主的需求愈加强烈,台湾无线电视媒介随之发生的变化;分析了“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五章为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媒介批判,笔者对每一阶段的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进行总结,得出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类型、各因素的影响模式和变迁全程的路径依赖作用等四条结论,并对政治力量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中的负面作用进行批判反思。经过研究,笔者发现,台湾无线电视的诞生源于政治制度的推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的制度变迁模式表现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并行。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发挥交互作用,政治、经济与技术因素是外生性因素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因素;行动者之间成本和收益的不均衡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非正式约束对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产生强大作用,政治、经济等因素常以非正式约束的形式对实施机制发挥作用。本文在选题、研究内容和视角及研究方法上具有创新性,首先,本文填补了台湾电视相关研究的空白,采用最新的数据和资料,记录了台湾无线电视转型的重要时期;其次,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使研究具有较强逻辑性,运用制度制度变迁理论,对史料进行创新性的逻辑思考,是台湾电视史研究的一次创新;最后,本文通过深度访谈、观察法等质化研究方法,获得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克服了大陆的台湾研究往往缺乏第一手资料的缺陷。
二、政府要为工会参政创造宽松条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政府要为工会参政创造宽松条件(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开展“三八”纪念活动研究 ——以《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意义 |
(一) 理论意义 |
(二) 现实意义 |
(三) 学术价值 |
二、研究现状 |
(一) 关于《人民日报》“三八”妇女节的研究 |
(二) 关于中国“三八”妇女节的研究 |
(三) 关于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的研究 |
(四) 关于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的研究 |
三、研究目标与方法 |
(一) 研究目标与方法 |
(二) 相关说明 |
四、创新之处 |
(一) 研究视角的创新 |
(二) 研究内容的创新 |
(三) 研究方法的创新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开展的“三八”纪念活动的条件 |
一、国内条件 |
(一)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开展“三八”纪念活动的经验积累 |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开展“三八”纪念的政治基础 |
(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开展“三八”纪念的社会文化基础 |
二、国际条件 |
(一)近现代国际妇女运动的推动 |
(二)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和苏联的影响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开展“三八”纪念活动的主要内容 |
一、作为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动员的“三八”纪念 |
(一) 确立和肯定妇女的政治和社会地位 |
(二) 动员妇女参加各项生产建设 |
(三) 鼓励妇女积极参与“三反”“五反”运动 |
(四) 加强国际民主妇女的团结 |
二、作为抗美援朝战争动员的“三八”纪念 |
(一) 教育广大妇女群众响应保家卫国的号召 |
(二) 宣传前线女战士英勇斗争的事迹 |
(三) 调动后方妇女积极生产的热情 |
三、作为社会主义改造动员的“三八”纪念 |
(一) 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发动妇女进行生产建设 |
(二) 融入国际妇女运动,促进妇女拥护社会主义事业 |
(三) 清扫封建婚姻遗毒,提高妇女解放发展程度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开展“三八”纪念活动的重要方式 |
一、会议纪念 |
(一) 党和政府领导开展的纪念大会 |
(二) 群众自发开展的纪念大会 |
(三) 座谈会、招待会 |
(四) “三八”纪念筹委会 |
二、文本纪念 |
(一) 发表指示、通告、口号 |
(二) 开辟专栏、专刊,发表社论、纪念文章、介绍性文章 |
(三) 致敬电、贺电 |
(四) 报道妇女群众来信,激励广大妇女 |
(五)发表大会讲话、广播讲话和谈话 |
三、行为纪念 |
(一) 文艺活动 |
(二) 教育学习、示威游行 |
(三) 举办展览会 |
(四) 表彰劳动妇女模范 |
四、实体纪念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开展“三八”纪念活动的鲜明特点和历史功能 |
一、“三八”纪念的鲜明特点 |
(一)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纪念活动,具有强烈的现实取向 |
(二) 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注意因地制宜、讲求实效 |
(三) 利用妇联发挥组织和动员作用 |
(四) 受苏联妇女运动和“三八”纪念影响较大 |
二、“三八”纪念的历史功能 |
(一) 成为党的妇女理论政策解读和践行的有效手段 |
(二) 成为对妇女进行政治动员的有效载体 |
(三) 成为传承纪念传统与塑造纪念文化的模范典型 |
(四) 成为协调国际关系的有力凭借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开展“三八”纪念活动的基本经验和现实启示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开展“三八”纪念活动的基本经验 |
(一) 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遵循 |
(二) 优化完善相关制度法规为“三八”纪念活动的开展营造有利条件 |
(三) 把服务国家建设大局与关注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联合起来推进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开展“三八”纪念活动的现实启示 |
(一) 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妇联等妇女组织的作用,健全纪念制度体系 |
(二) 关注妇女自身发展需求,增加人文关怀 |
(三) 发掘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完善创新纪念形式 |
(四) 发挥妇女主体意识,提高自身素质 |
(五) 借助纪念活动融入世界,加强国际交流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2)澳门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概况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 |
1.4 研究的难点和创新点 |
2 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分析 |
2.1 相关概念 |
2.2 理论基础 |
2.3 问题提出及主要观点 |
2.4 本章小结 |
3 澳门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分析 |
3.1 澳门社会治理二元合作体系的形成 |
3.2 澳门社会治理二元合作体系的特点 |
3.3 澳门社会治理二元合作体系形成的因素 |
3.4 澳门社会治理二元合作体系的优势 |
3.5 本章小结 |
4 澳门社团现状及其功能分析 |
4.1 澳门社团发展现状 |
4.2 澳门社团功能的转型与发展 |
4.3 澳门社团的功能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5 澳门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分析 |
5.1 社团参政议政的直接和间接方式 |
5.2 回归后社团参政议政的途径 |
5.3 2017 年第六届立法会选举中的社团参与 |
5.4 本章小结 |
6 澳门社团参与社会治理有效性和存在问题 |
6.1 澳门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
6.2 澳门社团参与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
6.3 澳门社团参与社会治理存在局限性的成因 |
6.4 本章小结 |
7 澳门社团迈向善治社会的思考与建议 |
7.1 以“强政府、强社会”为目标构筑政府与社会关系模式 |
7.2 以协商与合作的方式处理社会关系并实施公共管理 |
7.3 以内部民主建设为重点加强民间社团的能力建设 |
7.4 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社会变迁与主流价值的重塑 |
7.5 以引导社团变革为重点培育公民社会 |
7.6 本章小结 |
8 结论与讨论 |
8.1 研究结论 |
8.2 研究不足及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1 访谈人士及访谈的问题设置 |
附录2 澳门民众对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的认知调查 |
附录3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3)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 研究背景 |
(二) 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一) 国内文献综述 |
(二) 国外文献综述 |
(三) 国内外文献综述简析 |
三、研究方法 |
四、创新点 |
第一章 党社关系:我国地方治理中的重要论域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一) 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内涵 |
(二) 关于政党的理解 |
(三) 关于社会的解析 |
二、理论基础阐释 |
(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职能的论述 |
(二) 马克思恩格斯市民社会理论 |
(三)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与社会关系的论述 |
(四) 西方地方治理的理论借鉴 |
三、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意蕴 |
(一) 政党与社会的普遍性关系 |
(二) 本文指称的“党社关系”内涵 |
(三) 党社关系与党群关系辨析 |
四、地方治理现代化中党社关系的中国特色 |
(一) 西方地方治理中的政党与社会关系 |
(二) 我国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的特色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地方治理模式演进中党社关系形态的发展变革 |
一、改革开放前地方治理模式及党社关系形态 |
(一) “全能型”政党领导体制 |
(二) 被政治权力全面控制的社会领域 |
(三) 从统治到管理的地方政治模式 |
(四) 党社“同构化”的关系形态 |
二、改革开放后地方治理模式及党社关系形态 |
(一) 政党领导体制的现代化转变 |
(二) 社会初步形成相对独立的存在样态 |
(三) 从管理到治理的地方行政模式 |
(四) 党社“初步分离”的关系形态 |
第三章 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一、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 |
(一) 党的社会基础出现弱化的风险 |
(二) 党服务社会的功能转型滞后 |
(三) 党与社会沟通存在脱节的现象 |
(四) 党在社会主体性发展中的功能发挥不足 |
二、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问题的原因剖析 |
(一) 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党社会基础的变化 |
(二) 地方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不力 |
(三) 地方党组织与社会民众之间平等民主的话语秩序尚未建构 |
(四)地方党组织社会化失衡 |
第四章 地方治理现代化中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引领与培育 |
一、中国共产党引领和培育社会的现实基础 |
(一)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的领导力量 |
(二) 现代社会内生机制偏弱需要党的推动 |
(三) 社会自身的不自足性需要党的适度调控 |
二、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 推动地方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 |
(一) 地方治理结构现代转型的基础性要素 |
(二) 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的基本点 |
三、中国共产党培育社会: 促进公民有序参与地方治理 |
(一) 公民参与地方治理: 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形式 |
(二) 公民理性有序参与地方治理的基本要素 |
(三) 中国共产党培育社会的着力点 |
第五章 地方治理现代化中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权能的增益与制约 |
一、社会对党的权能的增益: 推动地方治理善治目标的达成 |
(一) 社会主体性成长有效克服党的公共性不足 |
(二) 社会自治性提升有效克服党集权对民主的损害 |
(三) 社会组织对党的功能补充 |
二、社会对党的权力的制约: 促进地方治理中权力与权利的理性互动 |
(一) 社会制约党的权力的理论渊源: 社会制约权力理论的检视 |
(二) 社会制约党的权力的理论依据: 权利制约权力 |
(三) 地方治理中社会制约党的权力的现实指向 |
第六章 构建地方治理中党全面领导下的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 |
一、党的全面领导与“服务与协商”党社关系模式的逻辑关联 |
(一) 党的全面领导: “服务与协商”的政治前提 |
(二)服务与协商: 加强党的领导的核心内容 |
(三) 服务与协商: 改进党的领导的重要面向 |
二、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的内在机理 |
(一) 服务: 党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和价值定位 |
(二) 协商: 党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机制 |
三、构建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的策略 |
(一) 发挥意识形态功能调适党社关系 |
(二) 增强地方治理中党的服务功能 |
(三) 加强地方治理中党社协商力度 |
(四) 推动地方治理中党的权力法治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研究评价及展望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重点与难点 |
1.4 创新与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相关问题概述 |
2.1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和实践形式 |
2.1.1 协商民主的内涵 |
2.1.2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 |
2.1.3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 |
2.2 制度化的内涵和价值 |
2.2.1 制度 |
2.2.2 制度化 |
2.2.3 制度化的价值 |
2.3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内涵和发展层次 |
2.3.1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内涵 |
2.3.2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发展层次 |
第3章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价值 |
3.1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价值体系 |
3.1.1 价值及其分类 |
3.1.2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价值体系的构成 |
3.2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目的价值 |
3.2.1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3.2.2 构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 |
3.2.3 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3.2.4 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 |
3.3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内在价值 |
3.3.1 导向性价值 |
3.3.2 渐进性价值 |
3.3.3 实践性价值 |
3.3.4 全局性价值 |
3.4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外在价值 |
3.4.1 有助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
3.4.2 有利于保持政治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 |
3.4.3 有助于促进协商文化成长和推动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
第4章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历程 |
4.1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奠基 |
4.1.1 协商民主专门组织机构初步建立 |
4.1.2 协商民主制度初步确立 |
4.1.3 协商思想文化孕育 |
4.1.4 协商民主实践健康起步 |
4.2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自发起步 |
4.2.1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初步确立 |
4.2.2 政协的调整发展 |
4.2.3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文化初步形成 |
4.2.4 社会主义协商实践初步展开 |
4.3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局部自觉快速发展 |
4.3.1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文化深入发展 |
4.3.2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发展和完善 |
4.3.3 政协的发展成熟 |
4.3.4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
4.4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全面快速发展 |
4.4.1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及其制度化理论的确立和发展 |
4.4.2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成果显着 |
4.4.3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快速有序发展 |
4.5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经验启示 |
4.5.1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4.5.2 协调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四个层面的建设 |
4.5.3 协商民主制度化与社会主义建设息息相关 |
第5章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现实考量 |
5.1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比较优势 |
5.1.1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
5.1.2 政协协商制度化的典型示范 |
5.1.3 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实践 |
5.1.4 良好的国内外环境 |
5.2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存在的问题 |
5.2.1 协商民主制度有待建立健全 |
5.2.2 协商民主组织亟待构建完善 |
5.2.3 协商民主思想文化建设亟待加强 |
5.2.4 协商民主实践发展亟需推进 |
5.3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
5.3.1 程序机制建设相对滞后 |
5.3.2 政治文化方面的影响 |
5.3.3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发展水平的影响 |
第6章 进一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对策 |
6.1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要放在突出位置 |
6.1.1 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做好协商民主顶层设计 |
6.1.2 加强和完善实体制度建设,确保协商民主制度完善 |
6.1.3 加快程序制度建设,筑牢协商民主制度基础 |
6.2 重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领导组织机构建设 |
6.2.1 加强和改善政协机关建设 |
6.2.2 建立健全基层协商组织机构 |
6.3 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文化建设 |
6.3.1 创造协商民主思想文化建设的良好外部环境 |
6.3.2 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6.3.3 着力培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文化 |
6.4 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发展 |
6.4.1 推动协商民主实践发展的总要求 |
6.4.2 健全协商渠道,丰富协商形式 |
6.4.3 重视协商主体队伍建设 |
6.4.4 严控协商过程和协商成果转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5)政治文明语境下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一) 关于国内研究现状及述评 |
(二) 关于国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三、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一) 研究方法 |
(二)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理论优势: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思想对中国协商民主的宏观指导 |
一、马克思政治文明思想: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指南 |
(一) 马克思政治理念文明思想 |
(二) 马克思政治制度文明思想 |
(三) 马克思政治行为文明思想 |
(四)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政治文明的价值归属,是发展协商民主终极价值的指针 |
二、列宁政治文明思想:指导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行动纲领 |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建立巴黎公社类型的民主共和国 |
(二) 政治意识文明建设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 |
(三)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
(四)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党际关系的探索 |
三、毛泽东政治文明思想:中国协商民主发生发展的指导思想 |
(一) 毛泽东对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政治文明理论的探索 |
(二) 探索实现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的路径 |
(三) 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蕴含着两种民主形式 |
(四)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价值取向 |
四、邓小平政治文明思想:协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指针 |
(一) 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
(二)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人民当家做主 |
(三) 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方略: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
(四) 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路径:调动党内外的积极性 |
五、习近平政治文明思想:推进协商民主快速发展的理论指导 |
(一) 坚持党对政治文明建设的领导 |
(二) 大力发展协商民主是新时代政治文明建设的显着特征 |
(三) 发展协商民主,构建和谐党际关系 |
(四)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政治文明建设思想的终极价值 |
六、和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比较优势 |
(一) 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向度 |
(二) 中国协商民主的理论向度 |
(三) 中国协商民主理论的比较优势 |
第二章 文化优势:中国协商民主的深厚文化底蕴 |
一、“和而不同”理念是当代中国协商民主形成的重要历史文化根源 |
(一) 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 |
(二) 中华民族“和而不同”文化的多重意蕴 |
(三) “和而不同”的文化基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 |
(四)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文化滋养 |
二、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协商因子赋予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本土化的内涵 |
(一) 中国古代时间轴意义上的“政治协商” |
(二)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政治中民主因素和协商因子产生的基石 |
(三) 中国古代的政治协商传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启示 |
三、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创造 |
(一) 从民本思想到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 |
(二) 从多元协商意识到社会主义协商制度,协商民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 |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历史传承性和当代创新性 |
四、和西方文化的比较优势 |
第三章 领导优势:中国协商民主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 |
一、中国两种民主形式的创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实践经验的积累 |
(一)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协商民主积累了丰富经验 |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基本经验 |
二、以人民为中心:党的执政理念的新发展 |
(一) 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的深化 |
(二) 党的群众路线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
(三) 以党内协商民主推进协商民主的发展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党的执政方式的新变化 |
(一) 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高度契合 |
(二) 协商民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
(三) 人民政协: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渠道 |
四、和国外执政党执政理念的比较优势 |
第四章 制度和体制优势:中国协商民主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
一、体制优势:中国协商民主自上而下多层次发展 |
(一) 高层协商体制:常态化发展 |
(二) 社会协商:逐步走向规范化 |
(三) 基层协商:在发展中寻求创新 |
二、制度和法律优势:中国协商民主稳步发展的内在支撑 |
(一) 高层协商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
(二) 中国特色社会协商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
(三) 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
三、文明互鉴:中外协商民主的个案比较研究 |
(一) 西方协商民主的个案研究 |
(二) 中国协商民主的个案研究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以来科研情况 |
致谢 |
(6)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 |
二、目前研究现状分析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五、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依据 |
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
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 |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
第二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借鉴 |
一、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 |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积极发展 |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力推进 |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全面发展 |
五、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经验与启示 |
第三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背景 |
一、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历史条件 |
二、党的群众工作与群众复杂多变的社会心理 |
三、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的新任务新挑战 |
第四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推进 |
一、以任务为导向明确群众工作的新使命 |
二、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机制 |
三、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方法的转变 |
四、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创新 |
第五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价值意蕴 |
一、群众工作为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发挥了保障作用 |
二、群众工作为执政条件下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思路 |
三、群众工作为践行党的宗旨意识拓宽了实践路径 |
四、群众工作为执政条件下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积累了经验 |
五、群众工作为新形势下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明确了新任务 |
第六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现实启示 |
一、群众工作应遵循其内在的规律性,做到因时因势而异 |
二、群众工作应在丰富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中体现时代性 |
三、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党的群众工作始终秉持的核心价值理念 |
四、做好群众工作需要厘清的几个关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阿根廷蒙托内罗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缘起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 |
四、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冷战与极化:蒙托内罗兴起的国内外背景 |
第一节 “全球六十年代”、冷战与拉丁美洲 |
第二节 阿根廷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 |
第三节 阿根廷的新左派、反抗运动和游击队的兴起 |
第二章 组织与暴力:蒙托内罗初创时期的社会网络 |
第一节 蒙托内罗诞生的社会网络 |
第二节 革新天主教对蒙托内罗的引领 |
第三节 蒙托内罗的暴力化 |
第三章 庇隆主义身份与动员:蒙托内罗的发展壮大 |
第一节 庇隆主义左派的形成 |
第二节 蒙托内罗的庇隆化转向 |
第三节 蒙托内罗初期的组织架构与行动剧目 |
第四章 持续的暴力:蒙托内罗的困境与失败 |
第一节 蒙托内罗陷入僵局 |
第二节 国家恐怖主义与蒙托内罗的反攻 |
第三节 蒙托内罗的失败 |
第五章 恶魔或斗士:蒙托内罗的影响 |
第一节 民选政府对军政府与游击队的审判 |
第二节 新世纪阿根廷社会对“蒙托内罗”的评价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8)工厂依附型市民化研究 ——以近代天津女工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第二节 概念与文献综述 |
一、概念丛:市民和市民化 |
二、“结构-行动”视角下的市民化研究 |
三、“国家-社会”视角下的市民化研究 |
第三节 理论框架 |
一、历史制度主义核心议题 |
二、走向综合的历史制度主义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第五节 论文思路与框架 |
第二章 近代天津工商业发展与都市扩张 |
第一节 天津的地理、历史与政治环境 |
一、天津的地理与历史环境 |
二、近代天津的政治与经济变迁 |
第二节 天津纺织业发展及其庇护网络 |
一、艰难求生:近代天津纺织业发展 |
二、政商学庇护:跨界网络关系建构 |
第三节 纺织女工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
一、历史谱系:女性的生命历程与技术分工 |
二、滞后发展:纺织女工发展的地域差异 |
三、城乡背离:华北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女工的薪酬与福利供给 |
第一节 收入鸿沟:工人薪资及其性别差异 |
一、薪资结构:工资、奖金与分红 |
二、双重歧视:收入上的性别差异 |
第二节 名实分离:福利制度沿革与实施 |
一、制度沿革:国家和工厂的福利措施 |
二、女工福利:哺乳室与托儿所 |
三、“发现”童工:劳动年龄与童工保护 |
四、城市扩张:就地城镇化与工人居住状况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工作中的社会网络与技能获得 |
第一节 信任纽带:保人制与工头制 |
一、进入工厂:保人制 |
二、工厂管理:工头制 |
第二节 纵横交错:工厂中的社会网络重建 |
一、内部整合:工作的地域等级化 |
二、社会嵌入:选择性庇护与组织忠诚 |
第三节 劳动力再生产:技能与知识的传递 |
一、技能获得:代工与师徒制 |
二、知识获得:工人补习教育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都市生活与女工的社会角色转变 |
第一节 都市女:男性目光中的女性与女工 |
一、标签与污名:危险的都市生活 |
二、区隔与认同:女性的身体整饰 |
第二节 新女性:婚姻家庭中的女性 |
一、从抚育到情感:婚姻家庭的现代转型 |
二、从旧式到新式:中国近代婚俗之变 |
第三节 新国民:治理术与女性身份再造 |
一、政策漂移:权力博弈下的新运走向 |
二、双重目标:《方舟》中的女性与家庭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时间与权利观念变迁 |
第一节 时间观念:工作、家务与休闲 |
一、工作时间:三八制改革的成与败 |
二、时间配置:难以逃离的家务 |
三、工余时间:娱乐生活的组织化 |
第二节 权利观念:越轨与罢工中的主体性表达 |
一、越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的喧嚣与抵抗 |
二、罢工:外部动员与内在驱动的合流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第一节 市民化制度反思 |
第二节 工厂依附型市民化 |
第三节 创新与不足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来源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来源 |
1.1.2 理论意义 |
1.1.2.1 有助于从政党这个主观能动性的角度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 |
1.1.2.2 有助于推进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研究 |
1.1.2.3 有助于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发展的规律 |
1.1.3 实践意义 |
1.1.3.1 有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内容和形式 |
1.1.3.1 通过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故事,向世界传达中国的立场、声音,增进“四个自信”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1.2.1 有关政党政治的研究 |
1.2.1.1 政党制度 |
1.2.1.2 政党与民主关系 |
1.2.1.3 政党关系 |
1.2.2 有关协商民主的研究 |
1.2.2.1 协商民主的缘起及远景 |
1.2.2.2 协商民主的定义及特性 |
1.2.2.3 中外协商民主的差异及关联 |
1.2.2.4 协商民主的功用及路径 |
1.2.3 有关政党协商的研究 |
1.2.3.1 政党协商的介质及实质 |
1.2.3.2 政党协商的特性及价值 |
1.2.3.3 政党协商的运行体系及前景 |
1.2.4 述评 |
1.3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之处 |
第一、研究视角方面 |
第二、研究内容方面 |
第三、研究应用方面 |
第2章 政党政治与政党协商 |
2.1 民主政治的兴起与政党政治的发展 |
2.1.1 民主政治的兴起 |
2.1.2 政党政治的发展 |
2.2 民主政治中的选举和协商 |
2.2.1 选举民主是民主政治的基石 |
2.2.2 协商民主的复兴 |
2.2.3 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关系 |
2.3 政党协商在协商民主中的地位和作用 |
2.3.1 政党协商在协商民主中的地位 |
2.3.2 政党协商在协商民主中的作用 |
2.4 西方多党制条件下的政党协商 |
2.4.1 西方国家政党协商的方式和途径 |
2.4.2 西方国家政党在竞争与协商上的特性 |
第3章 国际共运史上的政党协商及其经验教训 |
3.1 马克思恩格斯的统一战线思想与多党合作理论 |
3.1.1 马克思恩格斯的统一战线思想 |
3.1.2 马克思恩格斯的多党合作理论 |
3.2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的政党协商思想及其嬗变、影响 |
3.2.1 十月革命前列宁的政党协商思想 |
3.2.2 十月革命后列宁的政党协商思想 |
3.2.3 列宁政党协商思想嬗变的原因及影响 |
3.3 东欧四国的政党协商 |
3.3.1 东欧四国政党协商的政治基础 |
3.3.2 东欧四国政党协商的主要形式 |
3.4 国际共运史上政党协商的主要教训 |
3.4.1 无产阶级政党对政党协商的认识视角还较单一 |
3.4.2 无产阶级政党未能在协商合作中处理好与民主党派的关系 |
第4章 中国政党协商的历史回顾 |
4.1 近代中国的政党政治 |
4.1.1 近代政党的缘起及党争 |
4.1.2 多党轮替制不适宜近代中国国情 |
4.2 民主革命时期的政党协商 |
4.2.1 大革命时期的政党协商 |
4.2.2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党协商 |
4.2.3 抗日战争时期的政党协商 |
4.2.4 解放战争时期的政党协商 |
4.3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政党协商 |
4.3.1 建国初期的政党协商 |
4.3.2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党协商 |
4.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新时代的政党协商 |
4.4.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政党协商的新局面 |
4.4.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党协商的新发展 |
第5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理论之维 |
5.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理论的核心主题与逻辑起点 |
5.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理论的核心主题 |
5.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理论的逻辑起点 |
5.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理论的范畴 |
5.2.1 领导与合作 |
5.2.2 执政与参政 |
5.2.3 共识与监督 |
5.2.4 共建与共享 |
5.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理论的基本论断 |
5.3.1 特有形式论 |
5.3.2 主体责任论 |
5.3.3 整合力量论 |
5.3.4 规范建设论 |
5.3.5 民主决策论 |
5.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理论的科学性 |
5.4.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理论来源于实践 |
5.4.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理论是开放、发展的学说 |
第6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文化之维 |
6.1 破除不合时宜的“斗争哲学” |
6.1.1 “斗争哲学”的本意及其扭曲 |
6.1.2 “斗争哲学”对政党协商的消极影响 |
6.1.3 把握新时代“伟大斗争”在政党协商的运用 |
6.2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6.2.1 和合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 |
6.2.2 中庸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 |
6.2.3 民本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 |
6.3 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文化的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 |
6.3.1 政党协商的中国特色 |
6.3.2 政党协商的国际比较 |
第7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制度之维 |
7.1 基本制度上的国家法律、政党政策与政协章程之三位一体 |
7.1.1 国家法律规范 |
7.1.2 政党政策规范 |
7.1.3 政协规章制度 |
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组织结构 |
7.2.1 人民政协的组织建设 |
7.2.2 民主党派的组织建设 |
7.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组织行为及过程 |
7.3.1 政党协商的程序 |
7.3.2 政党协商的途径 |
第8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实践之维 |
8.1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政党协商 |
8.1.1 政党协商促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 |
8.1.2 政党协商彰显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显着特色 |
8.2 执政党自身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政党协商 |
8.2.1 执政党能力建设与政党协商 |
8.2.2 政党协商促进执政党动员群众有序政治参与 |
8.3 参政党积极参政议政中的政党协商 |
8.3.1 参政党参与政党协商的内涵 |
8.3.2 参政党参与政党协商的内容与实践 |
8.3.2.1 大政方针 |
8.3.2.2 法律法规 |
8.3.2.3 重要人事 |
8.3.2.4 重要事务 |
第9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成就及其机遇、挑战 |
9.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历史性成就 |
9.1.1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
9.1.2 发展人民民主 |
9.1.3 实现政治稳定 |
9.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面临的机遇 |
9.2.1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9.2.2 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
9.2.3 以新型政党制度建设为世界政党政治贡献新的方案 |
9.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面临的挑战 |
9.3.1 世界政党政治变化发展 |
9.3.2 社会阶级、阶层变化发展 |
9.3.3 政党协商运行机制需要不断与时俱进 |
第10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党协商的完善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10)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
1.1.3 基本概念界定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1.2.1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论 |
1.2.2 搜集资料的方法 |
1.2.3 研究意义 |
1.2.4 研究框架 |
1.3 理论梳理与文献综述 |
1.3.1 理论梳理 |
1.3.2 文献综述——台湾电视研究 |
1.3.3 文献述评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 |
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2.1.1 试水电视业:教育电视台的成立 |
2.1.2 第一家商业电视台:台视 |
2.1.3 中视:率先播出彩色节目 |
2.1.4 华视:突出教育节目特色 |
2.1.5 公共电视节目的草创 |
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2.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2.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2.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2.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2.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2.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3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 |
3.1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3.1.1 台视、中视和华视:进入激烈竞争时期 |
3.1.2 民视的成立:反对党“发声”,打破无线三台“三足鼎立”格局 |
3.1.3 公视:漫长的筹建之路 |
3.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3.2.1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3.2.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3.2.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3.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3.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3.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3.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4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 |
4.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4.1.1 商业无线电视台的重组 |
4.1.2 公广集团版图的扩充 |
4.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4.2.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4.2.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4.2.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4.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4.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4.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4.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5. 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批判 |
5.1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5.2 “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5.3 2000年“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5.4 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反思与批判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附录二 访谈人物列表 |
附录三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及其他作品发表情况 |
后记 |
四、政府要为工会参政创造宽松条件(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开展“三八”纪念活动研究 ——以《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为中心[D]. 边凯晓.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2]澳门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研究[D]. 沈敏路.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
- [3]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D]. 刘燕妮. 山东大学, 2019(02)
- [4]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研究[D]. 董文静. 吉林大学, 2019(02)
- [5]政治文明语境下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研究[D]. 陈诚. 扬州大学, 2020(01)
- [6]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D]. 赵兴银. 扬州大学, 2019(06)
- [7]阿根廷蒙托内罗运动研究[D]. 夏婷婷. 上海大学, 2019(04)
- [8]工厂依附型市民化研究 ——以近代天津女工为中心[D]. 司文晶. 南开大学, 2019(08)
-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研究[D]. 王轲. 华侨大学, 2018(12)
- [10]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陈若萱. 厦门大学, 2018(06)
标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中国工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