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律师大会2000”学术氛围浓厚

一、“中国律师2000年大会”学术气氛浓厚（论文文献综述）

李淑春^[1]（2021）在《生存困境与伦理重构：任璧莲小说研究》文中指出当代美国华裔作家任璧莲（Gish Jen,1955—）出生于美国纽约。2009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着名文学评论家、女权主义理论家伊莱恩·肖瓦尔特称任璧莲为美国历史上八位最伟大的女性小说家之一,把她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和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等大奖及数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等作家齐名。任璧莲虽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崭露头角,却以其对美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洞悉,作品中展现的睿智观点,以及幽默的叙事技巧而获得了一系列的奖项和荣誉。任璧莲在小说中对美国社会表现出广泛的关切,伦理、消费社会、性别、创伤、种族和宗教等都是任璧莲小说关注的焦点。任璧莲的小说展示美国少数族裔移民,特别是美国华裔移民的生存困境和伦理困境,提出自己具有创意的、灵活的伦理重构前景。本文由如下五部分组成:引言部分概述任璧莲的生平和文学成就,梳理国内外任璧莲作品的研究现状,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思路和方法。第一章探讨任璧莲小说所展示的在消费社会中华人两性的生存困境,以及如何通过主体间性实现性别伦理的重构。首先,本文关注任璧莲小说中华人男性在消费社会中的美国身份建构与自我异化。符号消费是消费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消费者通过符号,实现社会身份的建构。在长篇小说《典型的美国佬》中,华人男性正是通过服饰、汽车和别墅等一系列的消费符号来建构美国身份和追寻“美国梦”。然而,在消费社会中,“美国梦”精神内涵缺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风行。正是因为如此,华人男性的“美国梦”终成幻影。消费社会价值观使新教伦理和儒家伦理逐渐走向双重崩溃的境地,美国沦落为“一片自由的荒野”。其次,父权制与消费社会的共谋使华人女性成为欲望客体,导致她们主体性的缺失和生存困境。任璧莲在小说中展现了一群华人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她们从依附蜕变为自立,开始打破沉默,与性别不平等进行抗争。在小说中,华人颠覆白人主流社会的“性别刻板印象”,实现两性主体性的建构;通过性别平等和性别对话,完成华人性别伦理重构。第二章聚焦任璧莲小说中呈现的由战争、暴力、恐怖事件以及种族歧视和偏见等引发的创伤记忆,以及由此导致的少数族裔移民的生存困境和伦理困境,关注小说中重构家国伦理的尝试。首先,在任壁莲的长篇小说《世界与小镇》中,美国柬埔寨华裔深受移民美国前亲历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创伤记忆的困扰。他们遭受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痛苦,导致夫妻伦理错置。不仅如此,由父爱缺失导致创伤代际传递,致使华裔少年无法顺利完成自我身份的建构,从而引起青少年犯罪的频发。其次,在长篇小说《爱妻》、《典型的美国佬》和《希望之乡的梦娜》中,任璧莲描述了种族歧视和偏见引起的创伤记忆,以及族际伦理困境。这些创伤记忆使华人移民极力阻止他们的子女与白人的婚姻,导致异族婚姻成为不被祝福的婚姻。在新时代,种族偏见出现新模式,各族裔因为种族差异而互相歧视;异族婚姻导致身份认同困惑。最后,任璧莲提出身份自由流变的构想,认为身份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族裔少年因此实现身份的自我建构。各种族之间通过爱的救赎和种族融合,最终实现家国伦理重构。第三章探讨任璧莲小说中由宗教原教旨主义导致的生存困境,以及如何重构宗教伦理。宗教是美国文化的底色。由宗教引发的问题一直是多种族、多文化及多宗教信仰的美国社会的痼疾,也是近年来世界上暴力恐怖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宗教是当代美国华裔作家任璧莲小说的主题之一,世界各大宗教在她的小说中都有广泛涉及。在长篇小说《世界与小镇》中,任璧莲的秉承她对美国重大社会问题关注的创作风格,呈现美国多元复杂的宗教信仰及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小说展现了由原教旨主义引起的宗教偏执对家庭和社区伦理的僭越。作者提出通过对话和潜对话重构家庭和社区伦理的期许。根据世界宗教界的观点,在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通过对话重构宗教伦理是非常重要的。结论部分综合全文,提出任璧莲小说的伦理目标是通过平等、融合和对话,建构一个性别、种族、文化和宗教多元共生、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

时佳希^[2]（2020）在《国体·政体·认同 ——巴基斯坦国家构建进程研究（1947-1988）》文中提出巴基斯坦应该被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该国国家构建进程中的核心命题,也是长期困扰其国民乃至每个海外观察者的价值叩问。作为在殖民帝国退却之后重新构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曾被其建立者们规划为一个世俗、民主、统一的联邦政治体,以追赶上全球范围内高歌猛进的现代化发展,早日跻身世界民族之林。但在随后的国家构建进程中,巴基斯坦在宗教、军队和离心势力的影响下偏离了最初的建国蓝图,并日益陷入对国家自身定位的怀疑心态。本文选取从1947年建国到1988年齐亚军政府结束的41年间为主要考察时段,试图从巴基斯坦的早期历史中发掘出政教矛盾、军政矛盾、认同矛盾三条并行交织的发展脉络,以发掘蕴含在其国家构建进程中的长期特征和未来趋势,并为该进程的诠释搭建起由国体、政体、认同三种维度构成的立体图景。本文的导论,主要提出该研究的学术和现实意义,梳理了国内外对于巴基斯坦国家构建各领域、国家构建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阐释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第一章南亚穆斯林独立建国的时代背景本章旨在为巴基斯坦建国提供一个纵深的历史定位,以解释英属印度的穆斯林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出于何种目的而寻求独立,新建立的巴基斯坦国家又承载了何种先天条件与历史使命。第一部分通过梳理穆斯林对南亚次大陆的征服史,着重解释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尖锐矛盾的历史根源,但同时也指出某种近乎可被称为“印度-伊斯兰文明”的文明复合体也在冲突与融合中得以塑成。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包括“后期莫卧尔”（1707-1857）和英属印度（1857-1947）两段时期的历史,剖析南亚穆斯林在此时期遭遇的殖民危机,重点探讨其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形成的两种理论主张“伊斯兰复兴主义”与“伊斯兰现代主义”。第三部分发掘伊斯兰现代主义在20世纪政治领域的成果,即南亚穆斯林政治意识的觉醒,并以穆斯林联盟成立、“两个民族”理论成型、“巴基斯坦”概念提出、《拉合尔决议》签署的时间线索,梳理出穆斯林政治理念从自治到独立的转变过程。第二章巴基斯坦国家性质的构建本章旨在探索世俗国家与宗教国家两种道路选择,围绕对巴基斯坦国家性质定义权的争夺进程,重点论述了宗教路线优势地位的逐步确立。第一部分追溯英属印度时代的印穆宗教矛盾,指出印度教意识形态的上升和英印政府的“分而治之”政策加重了穆斯林对自身处境的忧虑,其内部因而分别在泛伊斯兰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两条路径上开始了各自的理论重建、社会动员,并论述了“伊斯兰大会党”（JI）和“伊斯兰圣哲会”（JUI）作为该时期动员成果的建立过程。第二部分以1947年至1977年间的伊斯兰化进程为考察对象,从真纳提出的世俗主义特点及其衰落原因入手,进而通过分析《目标决议》（1949）与前后三部宪法（1956、1962、1973）中关于伊斯兰国家性质的文本,阐明宗教势力在此时期的政治诉求。第三部分以1977年至1988年间的伊斯兰化进程为考察对象,指出齐亚·哈克政府主导的伊斯兰化是一场超出宪法层面的全面宗教运动,理清其在国家公共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并着重探讨这十一年在教派政治和原教旨主义领域的深远影响。第三章巴基斯坦国家政体的构建本章主要探讨巴基斯坦政治体制的构建过程,特别是军队对其宪法和政体造成的长期破坏,并梳理在此期间的军政府建设。第一部分重点剖析军队如何在建国初期逐渐具备干预政治的能力和意志,以及军队在1958年军政府建立之前对政治的介入行为。第二部分以两段长期的军政府时期（1958-1971、1977-1988）和中间短暂的文官政府复辟时期（1971-1977）为脉络,探究军方发动政变的多种原因与巩固军政府的行为模式,并且将关键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行为选择也纳入考察范畴。第三部分通过梳理宪法文本的更替,试图揭示紧张的军政关系为政体构建带来哪些影响,特别是军方与政党之间在宪法层面拉锯的重点,以及宪法被频繁地修订、中止、废除和重颁为宪政建设留下的长期影响。第四章巴基斯坦国家认同的构建本章旨在揭示一个关键命题:巴基斯坦国家虽已建立,国家认同的构建却任重道远。阻挡在国家认同工程面前的,是包括民族（文化民族）、教派、部落、城乡等在内的非国家认同。第一部分论述1971年以前巴基斯坦东西两翼之间的矛盾,指出这种矛盾既是先天存在于其地理、文化层面的隔绝,也是西巴基斯坦的政治精英不愿意将权力放与东巴分享,导致双方在1971年的内战和分裂。第二部分则着眼于西巴内部各民族的主张,分别讨论了信德、普什图、俾路支民族认同的历史源头,以及它们在现代巴基斯坦的政治诉求。基于西巴各民族的诉求演变,该部分还试图表明1971年东巴脱离在西巴引起了广泛的“链式反应”,并将70年代穆哈吉尔民族主义的出现作为第四个考察对象。第三部分立足于土邦、部落、城乡等多种认同,并指出它们分别与文化民族认同存在的具体关联,从而进一步证明巴基斯坦非国家认同的复杂特性,以及国家认同构建的艰巨性。本文的结论部分,分四个步骤对主题“巴基斯坦的国家构建”做了总结归纳和进一步的提炼升华。第一,总结巴基斯坦国家的历史定位,指出其对南亚穆斯林群体的意义所在,以及该意义在现实政治层面带来的影响。第二,归纳国体、政体、认同这三种国家构建的维度,并论述三种维度在巴基斯坦分别表现为三组结构性矛盾（世俗主义与伊斯兰化、军人干政与民主诉求、国家认同与非国家认同）。第三,试图发现三种维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并将这些交互作用归纳为“逻辑关联型”和“现实策略型”两个模式,从而构建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巴基斯坦国家构建立体图景。第四,基于巴基斯坦与印度共同的历史背景,通过比较同时期两国的构建成果,来对巴基斯坦的国家构建做出评价。

杨洋^[3]（2020）在《组织力：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的一个重大命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理论研究对接党中央提出的要求,把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纳入学术视野是一项现实任务。目前有关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研究正处于积极发展阶段,主要分为理论性和实务性研究,一是对组织力内涵、内容等理论建设和讨论,二是对如何提升党组织组织力的对策性建议。这两种研究的方式和思路是未来一个阶段开展相关研究的重要基础,然而,影响组织力的制约因素以及对其进行观察的方式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也就是说,连接二者之间的“桥梁”性研究可能是未来的重点之一。尽管组织力的研究热潮源自于十九大报告,但这一理论背后有着丰厚的思想渊源、理论论述和实践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组织力这一概念,也根本不可能为中国发展实际提供直接的思路,但他们的思想包含有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力理论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有关党的支部建设、组织建设、人民史观等等思想,是无产阶级政党加强组织力建设的思想指南,对中国共产党提高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新时代实践具有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就组织力建设发表过一系列的论述,为十九大形成组织力重大命题奠定了重要基础。党在对自身理论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上,总结出了“组织力”这一党“**力”体最新的话语表达,为指导实践提供了话语支撑。十九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组织力命题推向深入,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重大战略部署的宏观背景下,全党开展了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一顶层设计与战略决策相结合的方式,为组织力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街道社区党组织建设历了初步探索、全面推进和新的起点三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基层党组织建设都在不断推进。党中央持续加强部署城市基层党组织各项建设,经过不断的理论创新和科学实践,街道社区党组织在队伍建设、组织架构、主要职责等方面的规定更加合理更加精准。上海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探索中形成了以“凝聚力工程”为抓手的特色党建形式,在此基础上逐渐构建起“1+2”街道社区党建工作体制、“三三制”社区党建管理模式,这些兼具创新性和实效性的实践方式,为党组织自身建设和党建引领城市治理提供了科学的保障,也为其他城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研究选择了上海几个社区进行调研,辅以官方文件等相关资料,深入社区中观察社区党组织在自身建设和引领社区建设的各项状况,探讨和分析制约当前城市社区党组织组织力的影响因素。上海市主要有三种类型的居民社区,它们有着各自的特点也有着普遍性,经过初步调研和比较,最终决定选取四个社区开展进一步观察,分别为:一个历经了由差向好“根本性”扭转的大型社区、一个市中心老公房社区、一个市中心的纯商品房社区和一个兼具前三个社区部分特色的近郊商品房社区。组织力在这四个社区中呈现出强弱各异且有两极分化等的趋势。结合理论与实际,社区党组织组织力的强弱主要与党组织自身组织建设、功能建设,以及在社区中传播政党文化和树立政党权威有关,这样的观察结果就构成了制约组织力提升因素的分析框架,不仅对应着现实,也与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内涵相互照应。从主体性因素来看,主要是组织建设和功能建设问题。组织建设是基层党组织各项建设的根本,其中带头人队伍和组织体系建设是首要因素。具有很强个人能力和党性原则的干部队伍,能够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的带头作用,具有科学合理和不断优化的组织结构能够为党组织开展各项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功能建设的弱化必然导致党组织整体上的逐步弱化。自建立以来,党就凭借自身的先进性和战斗力,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发挥各项功能,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在新时代,社区党组织提升组织力必须以更新的时代任务为契机,按照党中央的精神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大力拓展以服务为中心的各项政党功能建设,在实现政党功能中提升党员素质,在推动自身对社区的有效领导和有效服务中打造坚强战斗堡垒,提升自身的组织力。从政党文化因素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发挥其从内部支撑向外部传播的问题。党的先进文化是党组织各项建设的价值支撑,这为推动服务型党组织的构建以及向外科学的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精神力量。文化是党和国家建设的推动性因素。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现今,一些错误价值取向和腐朽文化不断冲击着党的先进文化体系,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危害。在城市社区,党组织必须不断传播优秀的政党文化,才能抵制各类错误价值取向和腐朽文化,形成以党的文化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形成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力量。通过文化的传播,在社区形成政党文化与其他优秀文化的良性互动,推动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从政党权威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社区共同体问题。面对逐渐形成的原子化社会,党组织需要通过树立权威的形象,将持续分化的基层社会弥合起来。缺乏认同的社区难以跟上党组织各项建设的脚步,党组织的发展也缺乏强有力的支撑,这就形成了边缘化的态势。因此,无论是党员还是群众,增强其认同感是树立政党权威的根本。从社区角度出发,需要通过物理空间、组织空间和关系空间的建构,形成以党组织权威和核心的共同体,才能实现党组织组织力的有效提升。组织力的提升需要有效地破解思路。第一,增强队伍建设和组织结构优化是组织建设的主体内容,也是其他几项思路的基本前提。只有选优配强党组织的带头人队伍,才能为不断扩大的党组织工作覆盖面提供充足的人力支撑,才能不断满足来自党中央和社区两个方向上的合理期待。第二,强化功能建设是党组织开展有效服务的基本方式,对内的监督管理和规范方面、对外的服务整合和动员方面是社区党组织功能建设的重点,也是组织力提升的重要内容。第三,政党文化具有影响社区的持久性力量,厚植政党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和科学的传播将为凝聚社区,特别是为构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提供根本的精神依托。第四,在政党权威的建构下,党组织组织力将实现主动式和协同式的有效提升。尽管破解组织力难题的思路还有许多,但这几种思路是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城市社区党组织提升组织力较为主要的优化路径。

黄秋硕^[4]（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指出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束永睿^[5]（2018）在《美国公民教育中心发展历史研究（1964-）》文中认为美国公民教育中心是美国公民教育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美国公民教育中心自成立以来,围绕“致力于在美国培养开放、负责任的公民,提高公民对美国民主原则的认同,并积极参与民主实践”（1）这一使命,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展、实施和研发了一系列重要活动、重点项目和关键产品,为美国政府提供公民教育政策咨询,引导美国社会舆论,设置了一系列公民教育政策议程,提出并力促多项有关公民教育法案获美国议会通过。美国公民教育中心于1987年开发并启动的“我们人民:公民和宪法”项目持续实施了30年,影响了美国2800多万中小学生和7万5千多名教育者。（2）90年代受联邦教育部门委托编制的《公民学与政府国家标准》,得到美国49个州的响应（3）,成为美国公民教育评估框架的重要参照标准。得到美国联邦政府的巨额资金支持,该机构还研发了多种类型的公民教育课程、教材和读物,有近2700万中小学学生通过该中心开发的课程学习美国民主基本原则。（4）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该中心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大力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先后同全世界80多个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影响了全球约40万名教师和近1200万名学生。（5）美国公民教育中心在美国乃至国际公民教育领域均具有重要影响,其发展历史涵盖了美国民权运动兴起之后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关键教育变革。研究该中心的发展历史,能有效拓展我们对美国公民教育发展历史的认识,深化我们对美国现代公民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研究,能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体系建设的完善和发展提供启发,为我国新型教育智库建设和国际化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本研究以重大历史性事件作为历史阶段划分的主要依据,将美国公民教育中心发展历史划分三个阶段进行考察:（1）成立的前奏（1964-1981）。这是中心从高校学术团体向加州有名的社会机构转型的历史。这一时期,美国公民教育的重点是增强公民法律意识,提高公民社会责任感。中心设计并实施“自由社会中之法律”等项目,研发《冲突、政治和自由》等课程,影响力从加州极个别地方逐步扩展至整个加州。（2）成立初期（1981-1994）。这是中心从加州走向全国的时期。这一时期,培养负责任的积极参与型公民和开展宪政主义教育是美国公民教育的主题。中心开发并实施了“公民与宪法”等重大项目,研发《公民与宪法》等覆盖美国中小学各年级的公民教育课程,影响力从加州扩展到全美国,一跃成为全国性的公民教育智库。（3）快速发展时期（1994-）。这是中心在曲折中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编制公民教育国家标准、培养积极参与的公民是美国公民教育的主题。中心相继编写《公民教育框架》和《公民学与政府国家标准》,为美国公民教育领域提供了高质量的全国性课程标准;在经历“9·11”事件、次贷危机等重大事件后,中心研发《“9·11”与宪法》课程,并联合公民教育倡导联盟影响国家政策,进一步巩固了其国家智库的地位。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公民教育中心开始了早期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90年代中期全面开启国际化发展战略,先后实施了一系列国际公民教育项目,研发《民主教育国际框架》,在全球具有重要的影响。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遵循“理清历史脉络—辨析响应策略—研判功能作用—分析批判借鉴”的研究思路,综合采用历史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文本分析和智库研究法五种方法,紧扣“美国公民教育中心转型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根本原因”这一核心问题,研究美国公民教育中心发展转型的历史线索、响应策略、内在动因、教育实践活动特征、智库功能和影响力传播策略。本研究发现:（1）对美国公民教育的时代主题在思想和策略层面做出持续的响应,并搭建“知识”与“权力”的桥梁,是美国公民教育中心转型发展的决定因素。（2）中心的活动开展和项目实施具有“政治性、实践性和社会性”的特点。（3）中心在实现“设置并引导公民教育政策议程、有效提供公民教育产品、推动美国公民教育向世界拓展”三大功能中,展示出国家智库的重要影响力。（4）打造以“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为核心的立体化传播体系,是中心影响力传播的重要策略。本研究基于我国国情及思想政治教育智库建设的现状,得出如下启示:（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国别与比较研究。（2）高度关注美国公民教育智库的意识形态渗透。（3）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思想政治教育智库建设。（4）提升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智库影响力传播策略。

李新铭^[6]（2017）在《缅甸华人商会研究（20世纪初至60年代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以缅甸华人商会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地讨论从20世纪初到60年代初,在祖籍地中国和缅甸社会的发展脉络下,缅甸华人商会成立的背景、经过及其发展状况,并探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华人商会所面临的挑战和其在运作、功能等方面表现出的特点。缅甸华人商会的发展史,既是商人自身整合和社会、政治参与的写照,也蕴含着中缅两国历史变迁与转型的复杂变量。华人移居缅甸自古有陆路和海路两种途径,两者分别被称之为“翻山华侨”和“渡海华侨”。前者构成当今缅甸云南华人之主体,其早期移民活动与传统中缅贸易的发展密切相关;后者构成了当今缅甸闽粤籍华人之主体,其成规模的移民活动则始于19世纪中叶英国对缅甸的殖民活动。至20世纪初,缅甸华人社会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同一时期,晚清政府日益重视侨务,对外遣使设领,保护和争取华人及其资本,并积极呼吁或参与南洋各地华人商会的创办。在此背景下,缅甸华人的“缅甸中华商务总会”和“缅甸华侨兴商总会”应运而生,并发展为缅华社会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商人组织。华人商会建立起了具有细密性和完整性的章程,形成了科层化的组织架构,而且,在制度化的运作之下,商会的收入有了制度化来源保障,其开支去向亦有合理规章安排。商会作为一个超帮派的社会组织,成为整合包括华商在内的华人社会的对话和沟通平台。在二战前,华人商会在华商的工商业经营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华人民间商事纠纷调处的重要机构。华人商会的功能不止局限于经济领域,其影响力也扩展到更为广泛的政治和社会领域中,成为华人社会的领导机构,在缅甸华人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扮演重要角色。1942年,日本侵缅是缅华社会的浩劫,华人商会被迫解散。从1945年至1948年初,在英国继续殖民统治的三年期间,华人社会进入恢复阶段,华文报刊、华校及华人社团等纷纷复办,商会与各类华人工商业社团也在此一时期重建。商会在复办后,在组织机构与人员安排等方面进行调整,使其运作更为规范化。二战后,缅甸华人同东南亚其他国家华人一样,历经剧烈的社会变迁。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缅甸的独立和中国的新生,使缅华社会在很短时间内面临居住国和祖籍国两个方面剧烈的政治变动,这也使华人商会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方面,在1948年1月,缅甸获得独立,进入了自由同盟执政时期（1948年-1962年）。在这一时期,缅甸政府推行以“缅人化”为核心的民族主义路线,缅甸对外侨的各项政策,因而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面对缅甸独立后生存环境变化的挑战,商会加强了与缅甸主流社会的良好政治关系,并以华社代表机构的姿态有限度地参与到居住国的政治生活中,以此维护华社的经济利益。在政治层面之外,商会在缅华社会发挥的功能又有其稳定的一面,一如二战之前,商会依然发挥着多样化的功能,与华人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另一方面,战后中国政治的剧烈变迁,使商会陷入对中国政治取向的认同纷争之中。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共两党在缅华社会的统战争夺,使商会面临政治立场的选择。作为华社的最高领导机构,商会对中国政治的立场影响着华社政治立场的整体走向。在经过激烈争夺后,商会内部的进步力量占据了主导。商会选择站在新生中国一边,成为了缅华社会进步力量的代表。在自由同盟时期,华人商会政治取向的选择,引导了华人社会的发展方向。商会成为宣传和维护新中国形象,以及推动中国政府侨务工作的有力支持者。

楚向红^[7]（2017）在《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历程与基本经验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为起点,分六个部分对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历程与基本经验进行研究。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是新民主主义法制的创建阶段。在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法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零散到比较系统的发展过程,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法制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这一时期,党在局部执政中已经开始孕育依法治国的理念。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创建与曲折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同时,也为后期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奠定了一定的民主法制基础。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前,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形成确立阶段。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依法治国方略逐渐形成并最终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以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为标志,依法治国进入贯彻与推进阶段。依法治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快速发展,依法治国进入全面推进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体现出独有的特色与优势:以党的领导为最大特色和优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制度保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行动指南;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唯一正确道路;以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为实现路径。在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中,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和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待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有待改善;社会公众的法治信仰尚未普遍建立:党自身建设的法治化水平有待提升;对权力的监督制约缺乏实效;司法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等。本文以问题为导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理性思考,总结和分析出新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路径选择: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积极推进党自身建设的法治化;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耿科研^[8]（2014）在《空间、制度与社会：近代天津英租界研究（1860-1945）》文中研究说明“租界”是近代来华“外国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建立的特殊的居留、贸易区域”,“其特点是外人篡夺了当地行政、司法等主权,并主要由外国领事及外人选举的工部局或居留民团行使各种权力”。本文借鉴社会学研究中“概念操作化”的方法,将租界定义为一个由“空间”、“制度”与“社会”组合而成的完整的三维系统。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天津英租界,既是地理意义上一个区域空间,也是制度意义上的一套规则体系,同时还是具有近代中国典型通商口岸城市特征的华洋互动社会。利用社会人类学“个案深描”的研究方法,本文将天津英租界置于“空间—制度—社会”的三维系统中,辅以时间坐标,力求揭示其在空间、制度及社会层面的基本特征、变迁历程和体系性内涵。研究时段为1860至1945的85年时间,即天津英租界从划定到最终正式收回的整个存续时段。其中,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天津英租界为日本接管,考虑到个案研究中历史脉络的完整性,本文仍以1860至1945年为研究时限。就区域空间意义而言,天津英租界由“原订租界地”及三次扩张后获得的租界地（扩充界、南扩充界、墙子河外推广界）组成,即今天津东至海河,南沿马场道至佟楼,西至西康路,北至营口道与原法租界毗邻的6149亩的区域范围。从1860年划定初始范围,至20世纪初完成扩张,天津英租界市政建设力度逐年加大。1919年,原订租界与扩展各部分合并后,英租界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扩展区域内遍布坑洼塘淀,工部局自1919年起即开始吹泥填地工程,直至1935年彻底完竣,从而将沼泽地带开发建设为城市区域。从1860年到1930年代,天津英租界逐步形成不同的城市功能分区,包括河坝码头区、经济金融区、工业用地区、高档居住区等。本文一方面从宏观的租界空间概念出发,对英租界市政开发和建设的历程进行纵向的考察,并且致力于将其放置在近代天津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中考量,以揭示近代中国通商口岸城市化发展的空间特征与模式；另一方面,也试图对微观的租界空间进行研究,即从具体而有形的物质空间入手,考察英租界内具有典型意义的公共空间个案,利顺德饭店和英租界工部局戈登堂。就制度层面而言,天津英租界是由包括辖界土地章程、土地制度、市政自治制度、司法制度,以及工部局为实施社会管理和控制而制定的工部局条例所构成的全套规则体系和制度框架。本研究考证和梳理了近代天津英租界多层次的制度体系,包括具有租界根本大法性质的《土地章程》,到租界内实行的土地制度、行政自治制度,以及工部局实施社会管理过程中制定的各项行政法规,即《工部局条例》。在横向展现租界制度体系构成的过程中,对该体系的每一项制度构成都进行纵向的梳理,从历史沿革的角度详细考察其发展演变的脉络。社会层面的天津英租界,则主要是指租界内外国侨民群体、华人群体的社会形态与组织结构,以及华洋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互动和联接。本文对英租界内的外侨社会结构和华人社会结构进行了分别考察。外侨社会部分除从整体上概括梳理英租界人口变迁脉络、外侨人口规模与构成外,特别以英国侨民群体和美国侨民群体为个案进行深入考察,探究其构成与分布、侨民共同体与公共机构组织情况,以此勾勒出近代来华外国侨民群体的文化、心理和共同体特征。华人社会部分除考察英租界华人社会阶层的基本构成外,主要以1928年以后（因受1927年租界收回风波影响,英租界制度有较大调整）参与租界自治的中国选举人群体（包括向工部局登记的以及实际出席常年选举人大会的）为重点,深入研究英租界内华人精英群体的规模、构成、组织、参政意识及履职实践,从而揭示1930年代前后英租界华洋精英群体在租界市政管理层面的互动模式和特点。另外,华洋精英社团是天津英租界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任何社会中,社团组织都是个人与社会联接的媒介和纽带,是构成完整社会的中层组织体系。近代中国租界社会中的社团组织在上述属性之外,还承担了华、洋群体互动平台的重要作用。本文以中外合组的天津扶轮社为个案,考察了其中华洋成员的互动模式和社团活动性质。总之,天津城市近代化的发展历程无法回避近百年间以英租界为代表的租界区域开发经营的历史。地处三岔河口、四门围城的旧天津正是由于各国租界沿河划定的缘故,得以较早突破城垣的局限,顺海河延伸,呈现出带状港城的城市空间扩展模式。在此过程中,租界区域内的近代化城市建设率先起步,商贸业集聚,人口规模扩大,租界社会、经济、制度、文化等领域的变迁演化对天津整个城市的近代化发展起到了显着的推动与示范效应。

马光霞^[9]（2012）在《监理会在华事业研究（1848-1939）》文中提出美国监理会自1848年派传教士来华传教,至1939年并入卫理公会,在长达九十余年的时间里,在中国逐步建立起庞大的教会事业和具有多重功能的基督教社区,通过与当地社会复杂的互动交往,形成了兼具近代性和地方性的鲜明特点。早期来华监理会教士之间的传教理念存在着显着的差异,其中尤以蓝柏和林乐知为代表,不过他们之间并没有因此发生激烈的冲突,而是各自践行自己的主张。蓝柏的活动为日后监理会布道事业的发展培养并储备了一大批神职人员,奠定了苏州作为传教大本营地位的基础；而林乐知从“直接布道”转向“间接布道”,“走上层路线”,为监理会在华事业勾勒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中华年议会成立后,监理会各项事业走上统一发展的轨道,林乐知的传教方略得以逐步实施。文教方面,《万国公报》成为晚清最具影响力的中文报刊,也成为了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启蒙读本。东吴大学等一系列学校的开办表明监理会已建立起独立完善的教育体系。从华美书坊到华美书馆进而到协和书局,监理会文字事业也逐步走向正轨。医疗卫生方面,监理会先后建成博习医院、湖州福音医院和常州武进医院等现代医院,同时开展医学教育、卫生防疫等工作。专业化的内在诉求使监理会医疗事业的社会服务功能充分彰显出来,进而使教会与地方社会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妇女事业是在美国监理会海外女差会部直接管理下发展起来的,自1878年首位女传教士来华至1939年为止,监理会的妇女事业逐步在布道、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等领域内开展。当地妇女在女传教士的影响下,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由家庭妇女变为职业妇女。在中西女塾等女子学校中,妇女的性别（gender）意识和时代特质开始凸显出来。无论从派遣传教士的人数还是从差会本部的财政拨款来看,监理会都远远算不上是一个实力超群的传教组织,但它却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在近代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究其原因,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固然是影响监理会在华事业发展的直接因素,但江南传统社会和新上海两大地方性元素实际为监理会在华事业提供了坚实的人力和物力支撑,而“上海财源”对监理会各项事业的开办和维系尤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谢志恒^[10]（2012）在《埃及立宪君主制时期的政党政治研究》文中认为埃及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因其久远丰厚的文化传统、对人类发展的卓越贡献和重要的地理位置，而成为非洲地区、地中海地区、中东地区和穆斯林世界的重要国家，也是近代最早接触、学习西方工业文明并启动现代化进程的阿拉伯地区国家。1923年至1952年的立宪君主制时期是埃及从殖民地向独立国家转变的重要时期，是埃及社会传统与现代、精英与民众、世俗与宗教激烈冲突和此消彼长的转型阶段，也是奠定埃及现代政治体系的关键时期。政党政治是此间埃及宪政生活的显着特征。埃及的现代政党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是自1805年阿里王朝开启现代进程以来埃及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立宪政治是新生政治力量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立宪君主制诞生于民族主义政党及其民众支持者发动的1919年革命，其制度基础是英国1922年声明和埃及的1923年宪法。民族独立的不彻底使立宪君主制时期的政党政治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运动的色彩。立宪君主制时期以华夫托党为代表的议会政党极大地推进了埃及的民族独立事业。在埃及这样一个军事力量弱小、经济发展单一、社会结构严重不平衡、农业地主阶级主导政治、其他社会阶层不觉醒或力量分散、民族认同仍待整合的国家，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力量，民族独立任务的完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埃及不具备通过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一次性地解决独立问题的经济、阶级、军事和思想条件，议会政党的和平谈判是争取独立的重要方式，1936年条约是埃及走向完全独立的重要步骤。立宪君主制时期的宪政实践、国王和政党及政党之间的权力竞争为民众的政治参与和民众政治组织的兴起提供较为宽松的环境。新兴民众政治组织通过多样化的思想形态和纲领主张将社会不同层面的普通民众卷入到争取民族独立和否定立宪君主制的政治活动之中，是埃及民主政治参与扩大的重要表现，它们极大地消耗了帝国主义、封建王室和议会精英政党的力量，为军人政变革命提供了契机。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运动是对议会政党民族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其发动的1952年革命推翻了立宪君主政治，完成了反帝反封的革命任务。自由军官掌权后的改革措施是民众政治组织社会经济与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纳赛尔革命是立宪君主制时期政党政治发展的结果。

二、“中国律师2000年大会”学术气氛浓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律师2000年大会”学术气氛浓厚（论文提纲范文）

（1）生存困境与伦理重构：任璧莲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国体·政体·认同 ——巴基斯坦国家构建进程研究（1947-1988）（论文提纲范文）

（3）组织力：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的一个重大命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5）美国公民教育中心发展历史研究（1964-）（论文提纲范文）

（6）缅甸华人商会研究（20世纪初至60年代初）（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历程与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空间、制度与社会：近代天津英租界研究（1860-1945）（论文提纲范文）

（9）监理会在华事业研究（1848-1939）（论文提纲范文）

（10）埃及立宪君主制时期的政党政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律师2000年大会”学术气氛浓厚（论文参考文献）

• [1]生存困境与伦理重构：任璧莲小说研究[D]. 李淑春.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2]国体·政体·认同 ——巴基斯坦国家构建进程研究（1947-1988）[D]. 时佳希. 吉林大学, 2020(01)
• [3]组织力：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的一个重大命题研究[D]. 杨洋.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4]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5]美国公民教育中心发展历史研究（1964-）[D]. 束永睿. 中国地质大学, 2018(07)
• [6]缅甸华人商会研究（20世纪初至60年代初）[D]. 李新铭. 厦门大学, 2017(12)
• [7]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历程与基本经验研究[D]. 楚向红.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8]空间、制度与社会：近代天津英租界研究（1860-1945）[D]. 耿科研. 南开大学, 2014(04)
• [9]监理会在华事业研究（1848-1939）[D]. 马光霞. 山东大学, 2012(05)
• [10]埃及立宪君主制时期的政党政治研究[D]. 谢志恒. 南开大学, 2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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