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艺术语言与社会意识形态

一、论艺术语言和社会意识形态（论文文献综述）

闫智开^[1]（2021）在《王盛烈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实主义在20世纪中国美术创作领域占据主要位置,现实主义所强调的真实性、典型性逼真的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实践生活与现实景观,由此产生诸多贴近现实生活、反映社会风貌的艺术作品。而在20世纪中国画史中,现实主义无疑是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过程中的重要课题。它一方面要求将受传统文人画影响下的注重自我、远离现实的情感表现,转换为一种关注现实生活、面对大众的入世心态;另一方面,即在绘画语言的表现上,由关注“神”和“韵”的意象造型理念逐渐融合了西方的写实手法,借此发展、提高了中国画表现现实、塑造型体的能力。王盛烈作为当代着名现实主义中国画家、美术教育家、美术活动家,他从多方面入手,积极参与并推动新时期现实主义中国画的艺术创作与发展,并以实际行动引领、壮大了建国以来逐步发展成熟起来的以现实主义为旗帜的关东画派,改变了东北地域性画派在美术史上的新格局。王盛烈运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创作出众多来源于生活,高度真实的典型形象,在现实主义中国画人物画创作实践方面做出重要贡献。论文以王盛烈现实主义绘画艺术尤其针对其中国画人物画艺术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相关作品进行客观分析、研究,结合其创作时期所身处的社会背景、地域环境、个人经历等,形成对王盛烈现实主义绘画艺术较为系统、深入的理解,并通过研究,阐述现实主义在当今艺术语境中的新意义。论文由五个部分组成:绪论作为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研究的对象、研究意义、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第一章,从客观历史轨迹出发,即王盛烈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结合其主观动因,考察王盛烈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的生平史实。第三部分为第二章和第三章,围绕其现实主义中国画人物画作品展开研究,以其代表作《八女投江》为研究切入点,全面梳理、归纳其现实主义中国画人物画创作的题材类型,阐述其艺术创作的内在动因,进而深入到对其现实主义中国画艺术表现形式的探讨。第四部分为第四章,廓清王盛烈各个时期所参与的美术实践活动,探析他作为美术教育家和美术活动家对现实主义中国画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与影响。第五部分为第五章,结合以上四部分的分析研究,对王盛烈的现实主义绘画艺术创作形成客观、系统的认知,阐释其艺术主张并从中获得有益于发展当今现实主义中国画的启示,明确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对当今的美术创作仍具有切实的借鉴意义。

王瑾^[2]（2021）在《马尔库塞艺术救赎理论研究》文中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单向度性是马尔库塞的批判对象,批判的核心则是工具理性通过技术体系成为操控社会的意识形态,其中对人的单向度性批判是他关注的重点。如何建构一个从质上全新的社会、一个使个体获得自由发展的社会是他关注的根本问题。在“批判”到“救赎”的逻辑下,马尔库塞探寻到改变社会的理论路径——诉诸艺术审美救赎人性和社会。从思想渊源上来看,艺术救赎理论的鲜明特点是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的理论结合。它汲取了马克思早期的有关“异化”的思想和“人的解放”思想,聚焦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直指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整体异化的病症。与此同时从生物本能的角度探索人的本质,进一步阐发如何实现人的本质解放,从而聚焦到爱欲解放,最终要通过艺术的审美维度重塑主体的新感性。马尔库塞试图运用精神分析哲学去探求如何改造异化的社会并促进人的自由发展问题,也是将其理论称为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之一。对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整体呈现单向度性的批判是这一理论的逻辑起点。马尔库塞首先揭示社会繁荣假象背后隐藏的实质是人否定性维度的丧失、工具理性通过技术体系成为操控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压抑人的本能需求成为抑制人自我发展的力量,导致人生存的异化。进而探寻艺术自身具有的否定性、超越性以及革命性对变革现实的巨大潜能,最终将改变单向度社会的任务寄希望于艺术。他于晚年发表的《审美之维》,则从对艺术的功能、艺术的本质、艺术的革命性等,来分析艺术的“审美之维”对改变现实社会的可能性构想。马尔库塞面对单向度社会涌现出新的时代特征,视艺术为变革利器,但他真正瞄准的其实是每一个个体的主体性。曾被视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消解正是当下社会每一个人主体性消解的一个掠影,从根本上对抗工具理性主导下的工业社会必须解放主体性意识,因此他提出要实现人的“新感性”。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起始于技术批判,最后寄托艺术救赎时在实践层面又复归对改造技术体系的展望。他相信工具理性的意识形态可以被艺术的审美维度所改造,最终使技术成为纯粹的解放力量。遗憾的是,即使马尔库塞一再强调审美乌托邦的实践意义,不可否认的是艺术真正革命性的发挥始终框附在引导主体的意识领域。这也是导致单纯依靠艺术救赎现实的构想,存在经验领域的难以贯彻性,和操作领域的不确定性的深层原因。诉诸艺术救赎是马尔库塞力图发展马克思革命理论的一次尝试。他致力于将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融合,为消除异化、人的自由解放提出一种新的解救主体的思维方式。其进步性在于理论所竭力关注的正是当代社会尤为匮乏与渴求的:精神救赎。但是由于他过分高估意识的能动作用范围,背离了马克思强调的物质实践的根本地位,最终使完全寄托于形而上层面的艺术救赎理论自身陷入实践悖论,因此这一理论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再审视。

刘钧^[3]（2021）在《个体灵魂的时代印记 ——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肖像绘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俄罗斯的肖像艺术在世界画坛具有独树一帜的地位,尤其是到19世纪下半叶更是达到了顶峰阶段。在这一时期俄罗斯民族肖像画派逐渐形成,不仅出现了像克拉姆斯柯依、列宾、苏里科夫和谢洛夫等耳熟能详的肖像画大师,还有一大批优秀的肖像画家也创作出十分精彩的作品,正是当时所有艺术家的合力作用之下,才创造出俄罗斯肖像画领域的辉煌成就。这种艺术现象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社会进程的必然结果。本文把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肖像艺术的发展与时代进程相结合,从艺术发展规律、文艺思潮和社会背景的深层次角度来解读肖像绘画,并且从被描绘对象的社会身份和阶层属性分别进行研究,主要分为公众知识分子阶层和平民阶层。他们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主角。首先,在俄罗斯肖像艺术传统当中有着英雄人物情结,对为民族历史作出伟大贡献的人群极为崇拜。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社会最为耀眼的群体当属公众知识分子阶层,他们用自己的思想和文艺作品作为武器,改变了陈旧的观念,推动了社会变革,为时代发展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所以当成批量的描绘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肖像作品出现时,正是艺术家顺应了时代的呼唤。这种艺术现象在世界肖像画领域也极为少见,也成为了俄罗斯肖像艺术的独特标志。其次,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农奴制改革的推进,俄罗斯平民阶层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底层的劳动人民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俄罗斯肖像艺术家群体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变化,在创作中开始大量出现描绘农民工人的肖像作品,预示着一个崭新的历史帷幕的拉开。最后,在这一时期的俄罗斯肖像艺术家为自己创作了大量的自画像,这些作品既是个体灵魂的自我审视,也是时代意志的精神投射,充满了动人心弦的艺术魅力。俄罗斯的肖像艺术对近现代中国肖像绘画发展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其产生环境和发展脉络与中国肖像艺术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本文通过对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肖像绘画的深入研究,希望找到其演化发展之规律,为中国肖像艺术的繁荣发展带来一定参考和借鉴的意义。

刘旭光^[4]（2020）在《论艺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及其话语模式》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研究艺术作品时,遵循着这样一套科学的思维方式与话语模式:对艺术作品进行社会历史还原,在反映论与"生产性"思维模式下,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具体分析与辩证联系,以及通过作品的意识形态性具体化到作品的构成因素这样两次飞跃,把具体的艺术作品的构成和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统一起来,寻求两者间的反映性关系,进而把艺术作品与当下的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寻求两者间的辩证关系。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主义者在唯物精神的引导下,总是在作品的具体构成与社会历史存在和作品的精神内涵与社会意义这两极之间,在各个环节上不断地辩证统一,从而完成对具体艺术作品的研究,并且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和作品构成的辩证统一,以及民族民间艺术与经典艺术之间的辩证统一,完成对艺术作品的研究与批评。

李晓燕^[5]（2020）在《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当今社会,艺术与传播的关系日趋密切,建设艺术传播学已成现实之需,这就意味着寻找与艺术传播研究相关的思想资源将成为必然之需。杜威论着当中包含大量关于艺术传播问题方面的真知灼见。美国社会“庞大”物质基础与“贫乏”精神建筑之间的“分裂”,人类交流的“阻滞”,社会发展当中共同体的消失是杜威思考艺术传播问题,孕育艺术传播思想的逻辑前提。杜威以克服上述问题为基点展开理论思考,从而发展出独特的艺术传播思想。学界很少注意到杜威是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核心人物这样一个传播学史实。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的第一重内涵表现为运用传播思维理念解决艺术难题的理论探索。杜威以传播的视域来考察艺术,提出艺术的社会传播本质论。在对几种代表性的艺术起源学说进行批判反思的基础上,杜威提出艺术发端于人类共同生活交流之中的观点。杜威认为艺术发展离不开其所处传播环境的影响,良好的交流环境可以为优秀艺术作品的出现提供契机,为艺术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杜威以传播学的思维模式与逻辑框架来审视艺术的范围、功能等问题,运用传播场域的范畴为艺术范围的厘定提供出一个理论参照系。杜威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艺术作品被远距离地移置到其他传播场域已成常态,这会进一步弱化艺术的功能。杜威还揭示出艺术传播活动的内在机制:它是经验发展为圆满经验的过程,究其实质而言是艺术家与受众关于审美经验的共享性互动。社会因传播而存在并且就存在于传播之中是杜威提出的重要传播观点。杜威认为传播究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共享性的社会互动,传播建构起人类的社会联系。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的另一重内涵在于,以媒介视域进行的艺术考察。杜威对艺术生产与媒介技术、艺术媒介的特性、艺术媒介与文明传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杜威认为艺术生产与媒介技术不可分割,艺术生产是艺术家利用媒介技术对日常生活所做的一种创造性探究。杜威对艺术媒介进行了跨视域的审视,认为艺术媒介要比新闻媒介更为自由,因为艺术家是有着“自由”精神的个体,艺术作品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艺术作品可以为受众提供更深层次的社会真实。基于此,杜威提出艺术是现实社会语境中唯一的、人类可以进行自由交流媒介的观点。杜威还考察了艺术与文明传承之间的关系,认为艺术媒介在文明传承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是传承文明的理想媒介。杜威认为人类以艺术为媒介不仅可以建构起良好的纵向性社会联系,还能够有效克服日常交流的“阻滞”,增进理解,艺术传播可以有效地起到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明遗产的作用。杜威认为现代媒介技术条件下所生产、传播的大众文化产品对人的独立思考能力与创造力造成了不良影响,大众文化不可能促进人的健康、全面发展。优秀艺术作品的传播可以促进人类思维水平与创造力的提升,推动共同体发展,使人类社会向着“伟大的共同体”方向迈进。杜威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系列独特的艺术传播思想是与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范式以及视域密不可分的,这些方法、范式与视域也一并构成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的重要遗产。它为我们今后开展艺术传播研究,建设艺术传播学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启示与思想镜鉴。杜威艺术传播思想也存在不足之处,我们在研究当中要对其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瑕不掩瑜,杜威艺术传播思想虽不完美,但是它却可以为艺术学难题的破解与艺术传播学发展拓展出新的理论空间与丰富“想象力”。

刘木森^[6]（2020）在《中国“现代陶艺”的审美问题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西海岸发生了影响世界的“奥蒂斯陶艺革命”,一种“新陶艺”理念从此诞生。20世纪80年代初,在日益活跃开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背景下,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陶艺”思潮伴随着西方现代艺术大潮涌入中国,刺激了中国陶艺的“现代性”探索。“新陶艺”进入我国以后,我国学界习惯称其为“中国‘现代陶艺’”。虽然它与西方的“新陶艺”理念一脉相承,在陶艺的形态、创作手法、内涵等方面基本相通,但在文化与审美等方面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又与中国“传统陶瓷艺术”在审美形态、审美特质等方面迥然有异。本论文即以中国现代陶艺的审美问题为研究对象,从审美角度切入并采用历史与逻辑、个案分析与理论阐释、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试图对中国现代陶艺的产生与发展、审美重构、审美特质以及未来发展的前景和趋势等问题做出系统而深入的审视和探究。在概念厘定的基础上梳理中国“现代陶艺”的产生与发展。中国“现代陶艺”是一种以陶瓷材料为创作媒介,以个性化手法表现人的个性、情感、观念、心理、意识以及审美等理念的艺术形式。它所挖掘的不只是客观世界,更是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意识。在美日现代陶艺的冲击下和自身创新变革的需求中,中国“现代陶艺”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70年代。20世纪末进入发展阶段,起初主要表现为对西方陶艺的吸纳和借鉴。进入发展阶段后,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文化元素的挖掘和彰显,将深厚的中国文化与现代陶艺结合,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陶艺审美文化。从审美重构入手分析中国“现代陶艺”的形态特征。“解构”是西方陶艺的理论支撑基础,中国“现代陶艺”同样表现为对已有传统陶瓷艺术的“分解”“打碎”和“重构”。中国“现代陶艺”打破了统治传统陶瓷艺术千百年来形成的材料观、造型观、装饰观、烧成观、审美观等,不再强调完美无缺的造型和精美的纹饰,而是追求理念上的解放和形式上的创新,消解了传统陶瓷艺术的种种范式。因此,“重构性”成为中国现代陶艺的基本特征。深入探讨中国“现代陶艺”的审美特质。在理念特质方面,传统陶瓷艺术注重技术审美,而中国现代陶艺则注重观念表达,这完成了从技术至上到观念至上的华丽转身;在创作特质方面,“现代陶艺”摒弃了批量生产的创作方式,更注重个性化表现;在语言特质方面,不再强化它的规范严谨,而是表现为得意忘言,“抽象性”成为现代陶艺艺术语言的首要特征;在情感特质方面,摆脱了实用主义的束缚,更注重陶艺家心灵宣泄的情感表达,“象为心声”成为陶艺家情感表达的写照;在材质特质方面,表现为超越泥性,追求多种极限表达方式;在美感特质方面,表现为偶然天成,呈现出“残缺美”“含蓄美”“模糊美”等特殊的美学特色。中西“现代陶艺”的审美比较突出了中国现代陶艺的审美特征。西方现代陶艺主要得益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推波助澜,而中国现代陶艺面临着西方化与本土化、传统与现代的二元难题。虽然在“器”的反叛、“手工”的重生、“范式”的突破、“陌生化”的美学追求等方面存在着共通性,但中西现代陶艺发生发展的语境不同,西方陶艺的陌生化探索更为极端,例如“怪怖艺术”的另类美学追求、“实验性”激发的形式探索等,中国现代陶艺更趋向于强化中国符号、文化印记,表现为对重塑本土风格,引领民族文化需求的历史使命的担当。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趋势与理论构建为其未来发展寻求突破。一是“现代陶艺”的发展趋势,包括陶艺装置的方兴未艾、环境陶艺的风生水起、实验陶艺的新探索和科技介入的新融合。二是尝试建立现代陶艺审美批评的基本理论框架。针对现代陶艺审美批评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着重讨论了现代陶艺的审美批评方法、审美批评意识和主题选择。现代陶艺更加关注当下社会生活状态,其理论建构必将推动中国“现代陶艺”的人文担当和指向。三是首次提出陶艺的“烧成美学”“陶艺生态学”等概念。现代陶艺的烧成出现了科技含量高、多元烧制、体验式烧制等态势,同时也存在对返璞归真烧制效果的追求。不同的烧制方法呈现出不同美学效果,如柴烧的素朴之美、坑烧的原始之魅、熏烧的水墨之美、乐烧的体验之乐、复烧的凝重之美、窑变的异象之美等。经过研究,本文提出了两个须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一是“一体创作观”,即从配泥、配釉、制模到制作、烧制等所有工艺环节由一人完成,以实现以陶艺家为主体的原创性创作与审美的统一。二是民族文化的回归,切实坚守民族文化之根,用好中国元素,强化现代陶艺的中国特色。总之,现代陶艺这种泥与火的艺术承载了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和文化思考,必将在现代转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宽广。

刘大勇^[7]（2020）在《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中国经验”研究（1949-2019）》文中认为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会（以下简称全国美展）,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举国体制下各美术门类佳作汇聚的平台,它是迄今为止持续举办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国家级美术活动之一。70年的风雨历程,全国美展已逐渐发展成为现当代中国美术创作的风向标、晴雨表与加油站。油画作为全国美展的一个重要画种,其发展脉络也同时体现出新中国主流美术形态的变化。对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中国经验”进行梳理与总结,于中国油画体系建构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基于这样的认识与思考,加之笔者近年来着重从事油画这一艺术门类的研究工作,故而希望能从“中国经验”的角度来探究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内在发展规律及其所具有的独特价值魅力。具体而言,本论文整体结构将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为本文的第一章,通过对新中国全国美展发展道路的整体回顾,对全国美展及其油画创作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梳理,并将国家艺术体制、社会文化变迁与油画主题观念等多方面因素结合起来进行论析,旨在为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中国经验”提供总结的历史依据。第二部分为本文的第二、三、四章,结合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创作实践,分别对油画作品的题材选择、形式表现以及审美表达三个方面所呈现出来的艺术活动参与者的思考与独特文化观念进行分析,并结合中西方艺术传统的观念及理论,逐步阐述以全国美展油画作品为主要视阈的“中国经验”的形成动因及理论内涵。第三部分为本文的第五章,通过前文的梳理与阐述所得出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中国经验”还需要通过比较的视野来凸显其独特性。本章运用中西比较与国内比较两种视野对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中国经验”进行整体性的审视,在时间、空间和观念价值的多维度比较发现“中国经验”的独特性,并予以辨析和确证。通过比较发现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中国经验”所反映出的当前美术界的现象,在中国美术创作与生态机制层面发现一些亟待解决和完善的问题,同时提出建设性的解决办法与实施举措。第四部分为本文的第六章,通过前文对全国美展油画作品“中国经验”详细而具体的论证,进一步阐述全国美展油画作品所具有的多样价值,同时对蕴含在全国美展油画作品当中的“中国经验”的形成与发展寻找到更深层次的文化动因,并对当下中国美术创作和文化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提供一定的可资利用的理论依据及有益经验。综上所述,在国际社会复杂变革的文化语境中,如何明确中国的“文化身份”、弘扬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构建核心价值体系、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方向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积极探讨与亟待解决的问题。以视觉艺术形式塑造“中国形象”,传达“中国精神”,成为近些年中国美术界持续思考与实践的方向。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不同文化艺术间的频繁交流与互渗已然是不争的事实。美术创作如何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把握时代精神、坚守民族底色是中国美术发展的前进方向与核心目标。“中国经验”与油画艺术创作以何种方式进行结合并发展,油画作品中的“中国经验”以何种走向在其中形成显性表现,成为未来中国油画艺术个性化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海晓龙^[8]（2020）在《笔痕心迹 ——中国油画“笔迹”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中国油画笔迹为研究对象,采用“笔迹”这一更为宽泛、更具包容性,同时也更具中国文化特质的概念来替换舶来的“笔触”概念,以求更为贴切、具体、全面地阐释中国油画艺术的语言特征及其文化价值。文中使用的“中国油画”概念主要是地理位置与研究范畴的指称。当下,对中国油画自身问题的研究更具针对性、可行性、现实性与紧迫性。源于历史传承、语言的表达习惯,以及概念本身在不同语境中的延展性等因素,本文并不执着于“笔触”与“笔迹”概念在使用上的严格区别,而旨在通过油画“笔迹”这一线索,更为确切地阐释中国油画发展历程中独特的艺术语言探索及其背后的精神实质。对于油画笔迹,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认知:第一层,是其自然属性,即油画笔迹再现客观物象的工具属性,这是从笔迹的物质层面的理解;第二层,是符号学层面的理解,即笔迹符号所承载的普遍精神意味,如:粗犷、细腻、温柔、狂野、率性等情感表达,其在画面中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第三层,是关于油画笔迹的社会文化层面的阐释,旨在破译油画笔迹背后的深层文化密码,这是从社会学的观点来揭示哲学、民族、历史、社会等因素对其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就是从更加宏观的视域来探讨油画笔迹传达出怎样的文化信息与时代精神,以及是怎样的文化土壤孕育了该油画笔迹语言特质的生成。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强烈的文化认同。“笔”内含中国文化特质;“迹”折射出中国传统哲学观念。中国油画在“笔迹”语言上的探索与实践,正是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的艺术创新。鉴于此,本论文并不局限在中国油画笔迹语言技术层面的研究,而是更加侧重于以艺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去揭示中国油画笔迹得以发展的深层原因,以及其内在的精神价值与文化意义。论文通过对油画笔迹的概念阐释、文化解析、艺术特征、历史嬗变、表达方式、书写性特征、精神指向、发展动因、现存问题、未来展望等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进而揭示:中国油画笔迹既是画家心灵的印记,亦是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印记。本论文共分以下七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问题的提出、论文的创新点、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研究意义与价值以及对相关文献的综述。第一章,中国油画笔迹的概念阐释及其艺术特征。通过对油画“笔触”与“笔迹”概念的比较,指出“笔触”概念在能指范畴上的局限及二者在文化内涵层面的差异。这里“油画笔迹”与“油画笔触”概念的微差,既带来所指范围的拓展,又内含中国油画自身评价体系建构的自觉。油画笔迹的艺术特征也伴随着工具材料的不断拓展及艺术观念的演变,而在外部形态变化与内在精神指向上日渐丰富与多元。可塑性、丰富性、多样性、综合性、精神性也正是油画笔迹语言的总体艺术特征。第二章,中国油画笔迹语言的发展演变。本章将中国油画笔迹语言的发展分为:误读与初显、探索与融会、自信与彰显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对中国油画笔迹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艺术家选择何种艺术语言都与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相关联,油画笔迹的发展演变亦不能离开社会历史而孤立存在。本章以纵向历史发展为轴,通过历史话题、语言探索、艺术家个案分析,来研究中国油画笔迹的历史嬗变与精神实质,寻找并揭示中国油画笔迹发展进程中耐人深味的文化渊源与社会根基。第三章,中国油画笔迹的表达方式、艺术特征及精神呈现。本章首先对油画笔迹的不同表达方式进行了论述:从写实油画、写意油画、表现性油画笔迹的表达,再到抽象油画笔迹的彰显,论证了油画笔迹在不同风格作品中均有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其次,通过对中西油画笔迹的横向比较研究,论证中国油画笔迹的艺术特征——书写性。中国油画笔迹的“书写性”已成为实现油画“民族风格”“中国风”“民族化”“本土化”“中国精神”的具体路径与操作方法之一。最后对油画笔迹语言与精神指向的契合进行了论证,并进一步指出:油画笔迹不仅是艺术家个体的情感表达与碎片化的现象,更是在笔迹语言中呈现出强烈的中国文化精神,并形成普遍性的群体艺术共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提出:“笔迹心印”——油画笔迹既是画家心灵的印记,亦是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印记。第四章,中国油画笔迹语言发展动因深层考析。本章重点从哲学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国油画笔迹语言发展动因做以本质性的探究。首先,从文化基因——中国哲学思想及笔墨传统入手,分析中国哲学思想、中国笔墨对中国油画发展的深层影响。其次,分析跨界实践现象与“出位之思”理论对油画笔迹发展的助推作用。“出位之思”,指的是一种表达媒介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也试图综合另一种媒介的表达优势或美学效果。中国画笔墨与油画笔触绝不是二元对立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异质同类的融合更加有利于彼此的共存与发展。最后,论述“第三空间”理论与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这一大的文化语境为中国油画笔迹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世界正朝着文化多元化的趋势发展,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提出“第三空间”理论,认为“第三空间”是一种灵活多变的空间呈现策略,超越了传统的二元论认知空间的可能性。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当下,国内外大的文化语境为中国油画笔迹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五章,中国油画笔迹现存问题的思考。本章分为两个部分,即笔迹语言的误区与应对策略,以及科技时代中国油画笔迹发展的新格局。在笔迹语言上“模仿他人”与“重复自己”是当前中国油画笔迹语言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本文就此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意见。在科技与技艺的博弈层面,重点论述了在装置、影像、行为、观念等艺术形式多元化发展的今天,油画笔迹语言的运用更加强化了人的“在场”,彰显了人性的力量。同时,本文提倡在科技与技艺的博弈中应形成相互借鉴、相互促进、互动共生的新格局。结语部分对中国油画“笔迹”研究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总括。进一步指出:中国油画笔迹是艺术家心性与情感的图像输出,是中国文化的印记,是油画的中国表达方式,亦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

教育部^[9]（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提出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代禄明^[10]（2020）在《论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的“情感态度”》文中提出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撰写了大量着作,探讨了许多与文学相关的问题,其中对“情感”的探讨十分突出。他用“情感态度”（affective attitudes/emotional attitude）一词来概括蕴含在文学艺术中的感情、情绪、欲望、理想等因素。这一观念推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美学的发展,丰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预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若干重要问题。“情感态度”包含了两个维度:一是无意识的,二是社会意识的。两个维度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融合。在文学艺术中,无意识的“情感态度”潜藏在底层,社会意识的“情感态度”在表层。但“情感态度”是动态变化的,社会意识的“情感态度”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在新的时期逐渐变为无意识的“情感态度”,并融入新的实践中形成具有当时社会意识的“情感态度”。同时,个体与集体的“情感态度”都具有无意识与社会意识的层面,个体的情感态度强调文学创作中的个性与独特性,集体的情感态度注重文学艺术对时代精神、社会意识的表达。因此,考德威尔认为文学艺术不仅要具有个性,更要凸显所处阶级与时代的集体的、时代的意志。他强调以“情感态度”为核心的艺术所发挥的职能——一是审美的职能,二是社会职能。简言之,“情感态度”也具有审美与社会功能。考德威尔的“情感态度”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借鉴并融合了精神分析、功能主义以及新批评理论。他将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与荣格（Jung）的无意识理论应用到“情感态度”的分析中,得出文学艺术中“情感态度”具有无意识的成分的结论。同时在普列汉诺夫（Plekhanov）与布哈林（Bukharin）所代表的苏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充分借鉴了二者关于情感与社会心理的观念,并将理查兹（I.A.Richards）对语言的情感功能以及心理学的研究应用到文学批评中,充分凸显出“情感态度”在文学艺术中的重要作用。考德威尔将精神分析、功能主义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并以此对“情感态度”的内涵以及以“集体情感与幻象”为核心的艺术的社会功用进行了阐释,对经济决定论进行了反思。基于此,考德威尔预示了后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考德威尔通过对经济决定论的反思和对“情感态度”的强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回归。因此,考德威尔居于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向西方马克思主义转换的重要节点,并以其极具创造性的理论建构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占据着重要地位。

二、论艺术语言和社会意识形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艺术语言和社会意识形态（论文提纲范文）

（1）王盛烈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马尔库塞艺术救赎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个体灵魂的时代印记 ——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肖像绘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论艺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及其话语模式（论文提纲范文）

（5）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现代陶艺”的审美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中国经验”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8）笔痕心迹 ——中国油画“笔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论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的“情感态度”（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艺术语言和社会意识形态（论文参考文献）

• [1]王盛烈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研究[D]. 闫智开.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马尔库塞艺术救赎理论研究[D]. 王瑾. 中国政法大学, 2021(09)
• [3]个体灵魂的时代印记 ——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肖像绘画研究[D]. 刘钧. 中央美术学院, 2021(08)
• [4]论艺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及其话语模式[J]. 刘旭光. 学术论坛, 2020(06)
• [5]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研究[D]. 李晓燕. 东南大学, 2020(02)
• [6]中国“现代陶艺”的审美问题研究[D]. 刘木森. 山东大学, 2020(01)
• [7]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中国经验”研究（1949-2019）[D]. 刘大勇.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8]笔痕心迹 ——中国油画“笔迹”研究[D]. 海晓龙.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9]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10]论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的“情感态度”[D]. 代禄明. 西华师范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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