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代替宗教：陈独秀、郭沫若、瞿秋白的佛教文化观

一、以科学代宗教——陈独秀、郭沫若、瞿秋白的佛教文化观透视（论文文献综述）

赵欣冉^[1]（2020）在《民国“科玄论战”视域下的艺术科学化探赜》文中指出民国“科玄论战”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一场颇具象征意味的运动。它上承十九世纪末中西文化观念之争,下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科玄论战”是中国思想界关于“西学东渐”深刻的反思。在这场论战之中,玄学派与科学派皆提出艺术方面的问题。二十世纪以降,国内遭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洗礼。由于内部尊孔佑儒与鄙孔斥儒的角斗和传统文化思想孰是孰非的争论,加之唯科学观的显现,从而导致民国“科玄论战”的生发。在此之下,艺术与该论战悄然发生着耦合,究其原因不外乎儒学思想与艺术精神存在着内部联系。伴随着“科玄论战”的发生,科学侵染下的艺术所形成的艺术科学化建构水到渠成,该建构主要分为四个维度:首先,科学观念引领艺术取向;其次,科学方法融入艺术创造,内涵包括:科学方法融入艺术创造的实践以及科学方法分析艺术现象的认同;再次,科学认知影响艺术研究;最后,科学场域催生艺术学科与其它学科的交叉,在这里最显着地是艺术与心理学的联系,它表现为论战学者用心理学的方法解析艺术的问题。艺术科学化的价值形态表现为三点:求真、启蒙与救世的多元形态,它深刻地影响艺术的发展。民国“科玄论战”艺术科学化的评价与当代启示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评价之处,论战各方家多流于借艺术或艺术形式,提高本派权力与知识的话语权;另一方面,矫枉过正的科学思维冲昏世人的头脑,它导致分析艺术的僵化;对于当代启示而言,其一,中国艺术学史的发掘与建构是当代艺术学不可回避的话题;其二,当代艺术学的研究需要引入学科复杂性的认知。因此民国“科玄论战”视域下的艺术科学化是艺术发展的重要一环。

李楠^[2]（2020）在《解构与重建 ——新文化运动与孔学的命运》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近代史是伴随着血和泪开始的。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惨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沦为半殖民地,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去,开始了近代史的历程。随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西方帝国在中国取得了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等一系列特权。与此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大量地涌进中国,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面临崩溃,中国的社会性质也发生了改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在中国社会的权威地位也遭到了威胁。中国未来向何处去?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一批又一批拥有爱国情怀的学人纷纷去探寻中国未来的出路。他们先后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进行了尝试与改良,但都不足以拯救内忧外患的中国。伴随着国内政局的急剧恶化,广大人民的苦恼烦闷,近代中国人把改革的视角转向了文化心理、伦理层面,即转向了代表着中国固有文化的儒家学说。在这一意义语境下,爆发了新文化运动。其实,自19世纪末,一些知识分子就已经对孔子及儒学产生过质疑,他们也进行过一些改良,孔子及儒学的地位也因此受到动摇,但大多都是皮毛的。20世纪前十年,制度层面的变革使得孔子及儒学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1901年清朝政府推行的“新政”,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1905年,废除科举制,儒学因缺少教育与人才选拔制度的保障,其独尊地位开始动摇。加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民族危机加重,封建复辟的逆流越来越嚣张,这让一部分民主主义人士认识到,此时的中国不仅是经济落后,更重要的是思想和文化的落后,民族要觉醒、要复兴,就势必要进行一场思想文化的彻底大革命。思想文化要革命,那么两千年以来一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存在的孔子思想势必成为革命的重点。从此,传统儒学面临着空前危机,康有为式的借助基督教的形式改造儒学计划也宣告破产。新文化运动由此开始。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易白沙、吴虞、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者提倡“民主”和“科学”,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他们认为只有提倡“民主”和“科学”,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拯救中国。而若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和民主主义的新文化,与此同时,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若要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就必须要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陈独秀等人以反对康有为的孔教运动和反对封建帝制复辟为导火索,批判孔子及儒家思想,又由批判孔子及儒家思想,进而否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将儒家思想约化为“三纲”和礼教,认为“三纲”和礼教是儒学的全部,将礼教比作是吃人的。而儒家思想中蕴含着普世价值的仁学、忠怒之道、“五常”等思想,他们并未提及。文化激进主义者对孔子及儒学不遗余力的批判和摈弃,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首次猛然断裂。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中,孔子、儒学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儒学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受到严重动摇,如此之大规模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在其他社会历史中亦从未出现过。然而,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由于新文化运动而造成的社会的变革与现代化进程对于古老的儒学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经历这场运动的洗礼,孔学的这一“解构”也正意味着它的再一次“重生”。这是因为,孔学在被文化激进主义者无情鞭挞和抛弃的同时,客观上却激发了孔子思想的重新崛起。可以说,经此运动“解构”了她与传统的社会制度、家族制度、社会积习等方面的联系。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偶像化的孔子已经开始从人们的思想中淡去,平民化、真实的孔子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后人理性、客观地评价孔子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儒学开始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化激进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儒学能否担当中国救亡图存的重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先后出现了中西文化论战、新旧文化观的论争、科学与玄学论战等。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化,文化激进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最终分化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三大思潮。这三大思潮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形成了 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界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现代新儒家学派着重于儒家思想的固守和重建,成为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学发展的关键性一环,现代新儒家也成为20世纪振兴儒学发展的主要力量。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们以现代西方文化为参照,以复兴儒学为宗旨,力图重新诠释孔子学说,使孔子思想重新焕发生机。他们试图通过反省、融合、更新,完成中国传统旧思想的现代转换,并且开始尝试着从新的角度、从哲学的层面,理性地定位孔子及儒学。他们更多地关注孔子思想本身,关注孔子的人生哲学,希望用重振孔子人生哲学的办法来复兴儒学,进而从儒家文化中彰显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构成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在第一代、第二代以及第三代现代新儒家学者的不断努力下,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一百年的时间里,儒学在中国本土实现了形成、发展、沉寂以及重新回归和全面复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儒学的种子再一次生根、发芽,展现出一派生机景象,不仅表现在学术领域中知识分子对儒学的新思考和新建构,而且还表现在民间大众之间,民间儒学、大众儒学、乡村儒学等等的兴起,使得儒学又重新走进中国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范少鹏^[3]（2018）在《陈独秀宗教观的嬗变》文中研究说明对陈独秀"去标签"式的解读是正确认识其宗教观的前提,通过对其宗教观形成的四个阶段的考察、梳理,从文本出发,还原陈独秀宗教观嬗变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原因。不论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还是作为一个"无宗派的基督徒",陈独秀对近代中国社会秩序发展前景的方向性探索作出了积极贡献,而这种探索正是基于那个时代的科学与宗教、实证主义或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冲突之上的。

李涛^[4]（2018）在《“致力于拔高僧伽地位”：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下的佛教振兴运动》文中认为近代中国,列强环伺,瓜分豆剖,危在旦夕。面对时局之动荡与挑战,仁人志士率先觉醒,奋起直追,寻找改造中国的方法与道路。每一次危机过后,思潮沤浪相逐,新的主义和社会改造方案应运而生,整个社会的新陈代谢,不断连续与变奏,形成了中国转折性的制度与知识体系转型。近代中国的佛教与佛学同样在这一转型期发生蜕变,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甚至是一种选择被重新认识。在面对基督教的强势冲击,西学的大规模涌入,乃至各届政府的制度变革,佛教与佛学都身与其中,并按照各种标准加以调适和改造。佛教与佛学在近代中产生变化的基本史事,构成了今天从历史学角度加以考察的主体内容。而在众多的史事中,太虚法师在一九二〇年代主导的佛教新运动无疑是重要内容之一,坊间与学界盛传“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两派明争暗斗,即是选择与标准不同的重要体现。但是何者为最佳,不仅当时人意见不一,后人以后见之明加以追述,也往往难能一致。史学当以梳理基本史事为第一要务,任何所谓认识,若未能贯通相关史事关节,多难免妄议之嫌。一九二〇年代的佛教新运动,尽管内容繁富庞杂,甚至随时调整目标,但作为僧界领袖,“拔高僧伽地位”始终是太虚致力之方向。无论是行事上的僧制改革,还是言说上对佛学进行“新”的解释和发挥,其内在追求都在于此。从行事到言说,全方位考察这场佛教新运动,绝不是以太虚师徒之标准或选择为是非,而是致力于梳理和溯源相关史事,并前后左右比较参照,通语境以解文本。佛学在晚清地位陡升,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后来追述所建构的叙事体系直接相关。而佛教在近代的境遇与“佛教”一词的转义密切关联,在宗教、哲学、科学等外来概念的形塑下,“佛教”一词逐渐产生了新的内涵与外延,这些无不影响佛界内外对佛教的态度。而太虚恰逢时会,即是僧界领袖,又以佛界代表自居,言说行事不能不再三斟酌,甚至有所隐晦,从《觉社》时期的韬光养晦到《海潮音》时期的明目张胆,“拔高僧伽地位”一直是其心向往之的目标。

吴全燕^[5]（2017）在《论郁达夫与宗教文化》文中研究说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五四”知识分子在新旧两种价值观念,东西方两种文化体系内思考国家、民族、人生等问题,努力构造新文化的伟大蓝图。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都处于价值重估与重新评定状态,“五四”知识分子对各种宗教文化,无论是热情地接受,还是理智地择取,都没有严格按照宗教教义,而是注重宗教精神,看重宗教文化的实际意义和价值。郁达夫作为新文学的奠基者,他对宗教文化的态度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将郁达夫放在多种宗教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厘清郁达夫对各种宗教文化的选择与扬弃,在此基础上分析各种宗教文化对郁达夫其人其文的复杂影响。解读宗教文化如何渗透到包括郁达夫在内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情思之中,如何影响到新文学创作实践活动的各个环节。各种宗教文化绝不是作为一种背景出现在郁达夫的作品中,它们渗透在郁达夫的创作理念中,在意识与潜意识两个层面影响他的创作。郁达夫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本着“以心为本,为我所用”的原则,积极地吸收佛教、基督教、道教等宗教文化的有益养分,来构建自己的心灵世界与人格结构。他创造性地吸收了各种宗教文化,在文本中转化性地运用《圣经》的语言,使用佛经道典的意象。基督教文化中的忏悔、救赎、牺牲精神,佛教文化中的“苦空”、“不入地狱,哪见佛性”、禅境,以及道教文化中“贵生”思想、灵签、堪舆等民间信仰,这些来自不同宗教的文化因子在他的作品中浑然合一,形成一种多义性文化。这些宗教文化经过启蒙理性的过滤,经过郁达夫的重新阐释,都产生了新的内涵,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原来的教义,构建了郁达夫个人的宗教价值体系。这种多元化的吸收方式让他的作品呈现出驳杂色彩,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他价值取向的混乱。虽然郁达夫具有典型的出世文化心态,偶尔也萌发出家之念,但始终没有实现“一瓶一钵走天涯”的想法。他缺乏对自我感受进行理性自省,对宗教文化也缺乏形而上的思考。他与宗教文化的关联不是建立在“存在”的哲学层面上,而是建立在感性体验与心灵沟通上。这种独特的接受方式令他的作品在价值追求上没有达到终极关怀的高度,存在一定的欠缺,但在美学风格、艺术特色等方面受宗教文化特质的影响,营造出悠闲沉静的意境,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效果。宗教意象的植入、宗教意境的营造,增加了作品内涵,使得作品具有多种阐释性。宗教意识与审美意识相互交织,宗教情感与艺术情感相互渗透,宗教理想与艺术理想相互促发,这令他的作品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与独特的意味,产生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郁达夫对多种宗教文化的创造性吸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他在文学与宗教之间的探索给后人留下无尽的文学资源与精神资源。研究他对多种宗教文化的价值判断和利弊取舍,他的创造之处以及这种独创性给他的创作带来的艺术得失,对处于相似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当代作家具有借鉴意义和价值。

张钦焘^[6]（2016）在《陈独秀“以科学代宗教”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宗教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因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在中国近代史上,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宗教问题的重视度不断提高,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展开了一场关于宗教问题的论争。这场论争的主题是,近代中国的发展是否还需要宗教参与其中。作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对宗教问题也十分关注。1917年,陈独秀正式提出“以科学代宗教”思想,代表了他在宗教问题上的基本观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被迫发生改变,以儒学为基础的思想体系也受到严重冲击,国民信仰危机随之产生。在此背景下,一部分宗教界人士希望通过发展宗教信仰来维系道德人心,实现中华民族的发展。但陈独秀认为,宗教本身存在许多弊端,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因此,他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科学,以科学技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以科学精神实现国民性的改造。“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由于迎合了当时国内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潮流,因此在国内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并对近代中国的启蒙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陈独秀“以科学代宗教”这一主张的梳理,分析陈独秀本人对于宗教问题的基本看法,概括其主张的真正内涵和意图。同时,结合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对这一主张的评价,了解这一主张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最后,在对陈独秀“以科学代宗教”思想进行全面分析之后,发掘其中合理的部分,为当今正确看待宗教问题提供借鉴。

王玉珠^[7]（2015）在《“现代评论派”与中国现代转型》文中研究指明“现代评论派”得名于综合性周刊《现代评论》,是1920年代中后期出现在中国思想文化论坛上的一个重要的自由主义同人团体,也是1920——1930年代以胡适为首的“英美派”自由主义文人的重要一翼。在20世纪初新式学堂和留学生教育兴起的背景之下,“现代评论派”同人大多曾留学英美,他们不仅通过潜心研修形成了英美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与知识系统,并且也受到英美文化与社会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养成了“英美派”绅士的气质风度。凭借优越的海外留学背景,他们在回国后主要集结于全国最着名的知识与教育中心——北京大学,并成为在各自专业领域中具备话语权威的知识精英。在1920年代中后期,面对古老中国的现代转型何去何从的宏大历史命题,“现代评论派”以同人刊物《现代评论》为主要舆论阵地展开了积极的言说。他们以英美自由主义为共同的精神信仰,为中国的现代化设计了自由主义的理想图式以及相应的实现路径,在其时相对宽松、自由的思想文化论坛上呈现出独树一帜之处。“现代评论派”探求中国现代转型的图式与路径具有较高的系统性,他们主要从人格精神、思想空间、政治秩序以及生命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人格精神的塑造上,“现代评论派”既着力于倡导人的独立性与自主精神,也特别地提倡容忍异己的雅量,独立与容忍成为有机统一的理想化人格要素。在思想空间的创设上,“现代评论派”既呼吁思想的自由与多元,又倡导以理性对之进行规范和引导。在政治秩序的建构上,旨在保障人权的民主与法治成为该派所理想的政治运行机制。在生命方式的选择上,该派同人在物质与精神、艺术与自由的相互融合中,展示了一种真挚、舒展的心境与自然自在的生命状态。为实现这一理想图式,“现代评论派”设计出长远而具体的渐进主义路径。其中,以反传统为基础、以价值重建为目标的“启蒙”是根本性的路径;同时他们还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在既定的社会秩序中渐进地实现政治改良。在文化问题领域,“现代评论派”主要在教育、文艺、学术等方面展开批评指导与实际的创作,从而为中国现代转型提供相应的思想文化基础;在政治问题领域,该派则在善后会议、“金佛郎案”等舆论干政实践中,试图直接推进社会政治革新。“现代评论派”以及整个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现代转型方案最终并不被历史所选择。与激进思潮和社会革命风起云涌的现实国情的相互错位,以及与缺失自由的中国文化传统的难以接榫,是其悲剧性际遇的根本原因;同时欧陆政治文化传统对中国现实与历史的亲和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英美派”的生存空间;而在主观上,“现代评论派”等自由知识分子绝少投身实际政治活动的保守姿态、远离“大多数”的精英立场及其仕途情怀与自由人格的相互冲突,使其自由主义学说缺乏实践性的品格,因而难以在社会生活中发生较大的实际效用,甚至可以说他们的话语影响力在知识群体之外是较为微弱的。不过,“现代评论派”的现代化方案作为中国历史转型期的一种参与和建构,又有着合理的地位与意义,尤其是其启蒙理想,不仅是对“五四”的继承,更是在价值理性上对“五四”的超越。而在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内部,“现代评论派”不仅是新文化阵营分化后自由主义运动正式兴起阶段的重要一环,并且也成为后起自由主义社团的重要精神源头。在现代性的整体视域中,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启蒙理念显示出强烈的现实感召力,因而能够与社会主义精神在现代性的追寻上实现互动与对话。同时,超越政治对抗的思想,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法治化民主政治理念,以及其渐进主义的政治改良路径,也对当今朝着现代化行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时过境迁,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反而散发出了烛照现实的思想光芒,而其本身也理应被“照亮”。

马军海^[8]（2014）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自觉》文中指出马哲中国化不只是马哲在中国的传播，也不仅是马哲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意识形态式言说，它是中华民族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境遇所作的理论思考、实践探索与精神追求，蕴涵着中华民族追求民族自我与思想自我的诉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表征。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实就是要揭示中华民族在理论与实践、现实与理想的张力中所作出的思考与选择。基于如上的理解，本文的论证框架是：第一章，通过综述当前学界关于马哲中国化的研究状况，阐明马哲中国化研究的文化自觉视域，强调要站在以中国解释中国的立场，以实践哲学的思维在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文明连续性中体贴中华民族追求梦想的心灵。第二章，揭示马哲中国化的特质，从学理上梳理马哲中国化的实践精神、文化底蕴，分析马哲中国化与中国道路、中国文化的内在关联，指出马哲中国化不是学院派哲学，而是植根于中国文化并从实践中生发出来的“中国”思想。第三章，从晚清以来中国人文化观的转换照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知识环境”，体会当时中国知识人的文化心灵，审视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文化心理基础，剖析中国知识人是如何在“传统”与“反传统”、“构成性运用”与“调节性运用”的张力中选择性地吸收和创造性重构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论的，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不自觉或未经明白肯认的连续性，探讨中国知识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所进行的“格义”。第四章，论述马哲中国化的“会通”，探究毛泽东在对待理论与实践、外来思想与本土文化上的实践智慧,分析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调节性运用，在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和自我创造的逻辑中理解毛泽东的思想活动，揭示毛泽东在会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中所生成的理论范式，阐发当代马哲中国化从革命走向和谐的范式转换与观念变革。第五章，阐明马哲中国化仍是未竟的事业，强调马哲中国化的新形态必定要立足于“中西马”的会通，在文化态度上超越激进与守成、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挺立“和而不同”的会通观，面向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精神家园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汲取中国化的智慧，在返本开新中走向“中道”。简要说来，第一章旨在阐明马哲中国化研究的立场、思维与视域，第二章旨在透视马哲中国化本身的意蕴，第三章则分析中国人是如何接引马哲的，第四章意在揭示马哲中国化的思想自我与实践智慧，第五章试图在精神家园的意义上探究马哲中国化的返本开新。其中，第一、二章奠定了本文研究的前提与视野，第三、四章深入到马哲中国化的历程及其逻辑，成为本文研究的重心，第五章则是本文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哲学憧憬。通过以上的研究，本文形成了如下的基本认识：一是马哲中国化研究要确立以中国解释中国的立场，坚守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自主性，超越狭隘的功利的文化观，开发和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二是马哲中国化的追求与实践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与底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维结构、自强至善的德性精神等始终参与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塑造着马哲中国化的实践精神；三是马哲中国化代表了中华民族对理想生活的憧憬，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史、心灵史，马哲中国化存在现实与理想、事实与可能的张力；四是肯认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及其文化的连续性，主张顺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体验结构，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智慧，为当代中国凝聚价值共识，滋养中国人的心灵，做一个自觉的中国人。

杨秀敏^[9]（2014）在《发现“秘索思” ——对中国近代以来认知西方文学和宗教过程的梳理与反思》文中研究指明中国自近代以来，在西方国家迅速崛起、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国家与民族危机。其根源何在？其出路又在哪里？这些问题一百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所苦苦思考和追问的问题。但同时，所有这些问题的产生和对于解决思路的探索，都无法绕开“西方”这一基本的参照。西方文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直是摆在中国人面前，需要做出准确回答的一个问题。自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学习西方的科技、政治制度和科学理性精神，构成了“以西为师”的三部曲，这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核心内容，也熔铸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主流认识。在中国人眼中，这些内容就是西方文化的精华和核心，而西方的文学和宗教则一直是被边缘化的，至少是被排除在“精华和核心”的范围之外的。本文第一次试图以一个关于西方文化基质结构本体研究的理论为基础，从宏观上梳理出自鸦片战争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在主流、以及非主流的西方文化观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学和宗教的接受与认知过程，力图将前辈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各自为战”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地纳入到这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系统和综合考察，揭示出“秘索思”是如何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认识中从难入法眼到提升至与“科学、民主”平起平坐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对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并进行了深刻的文化反思。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流西方文化观下，西方文学与宗教在近现代中国的“冷遇”。本章梳理和分析了从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对西方文学与宗教的接受状况和认知水平。第二章：非主流西方文化观下微弱的对抗之声。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前期那种极端抑中扬西的文化热浪，在中国思想界已经开始降温，一小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在对待西方文化态度上更趋理性，在认识上也更加客观、深入与完整。本章重点考察了学衡派和贺麟的西方文化观，分析了他们对于西方文学与宗教的认识。第三章：低谷之后的新探索—“秘索思”元概念和西方文化基质结构的提出。这也是本文的核心部分。本章重点介绍了陈中梅所提出的关于西方文化基质结构的基本理论框架，分析了在这一框架下“秘索思”（涵盖文学与宗教）在西方文化中所占的位置。第四章：厚“逻”薄“秘”的原因分析。本章主要分析了造成中国人在西方文化认识上出现偏颇的主观和客观原因。在结语部分，指出了这一认知过程所带给我们的启示意义。

王有红^[10]（2013）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延安时期中共文化研究引起学术界极大兴趣,相关学术研究成果颇丰,但关于延安时期中共文化理论发展研究却较为薄弱,学术界涉猎不多。文化与文化理论有所区别。文化是文化理论的实践化,文化理论是文化的凝练和系统化。本文以“延安时期中共文化理论发展研究”为题,对延安时期中共文化理论发展的三大渊源、哲学依据、核心内涵、历史逻辑、路径选择、基本主体、动力机制、政治意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认为,延安时期中共文化理论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变革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资产阶级新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是延安时期中共文化理论的三大理论来源；五四新文化运动、苏区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国统区左翼文化运动是延安时期中共文化理论的三大实践来源。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是延安时期中共文化理论的哲学依据。“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民主的”是延安时期中共文化理论的核心内涵。三段论是延安时期中共文化理论的历史过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延安时期中共文化理论的逻辑路径。社会实践是延安时期中共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动力,批判与创新是其内在张力,文化冲突是其外在动力。党的领导集体、文化人以及延安的文化团体、新闻报刊等都是中共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主体,在它们的互动和作用下,形成对文化理论发展的合力,推动着理论的发展。延安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重叠,使得中共致力于夺取文化领导权和工农大众话语权,凸显了中共文化理论发展的政治意蕴。回首延安时期中共文化理论发展的历程,笔者以为政治性、先进性、体系性是延安时期中共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特征,政治性反映了中共文化理论的价值定位；先进性反映了中共文化理论的时代定位；体系性反映了中共文化理论的自我地位。尽管在当代有个别人对延安时期的中共文化理论提出质疑之声,但笔者以为,在党史中,没有哪个阶段的文化及其理论像延安时期这般深刻、正确和科学。当代中国的国际显赫地位和强大国力佐证了人民共和国及其文化的中国社会史意义,也间接证明了延安时期中共文化理论的社会史意义。延安时期中共文化具有现代性精神实质与文化统一性力量,它是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行动力。

二、以科学代宗教——陈独秀、郭沫若、瞿秋白的佛教文化观透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科学代宗教——陈独秀、郭沫若、瞿秋白的佛教文化观透视（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科玄论战”视域下的艺术科学化探赜（论文提纲范文）

（2）解构与重建 ——新文化运动与孔学的命运（论文提纲范文）

（3）陈独秀宗教观的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4）“致力于拔高僧伽地位”：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下的佛教振兴运动（论文提纲范文）

（5）论郁达夫与宗教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6）陈独秀“以科学代宗教”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现代评论派”与中国现代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8）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自觉（论文提纲范文）

（9）发现“秘索思” ——对中国近代以来认知西方文学和宗教过程的梳理与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10）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以科学代宗教——陈独秀、郭沫若、瞿秋白的佛教文化观透视（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科玄论战”视域下的艺术科学化探赜[D]. 赵欣冉. 河南大学, 2020(02)
• [2]解构与重建 ——新文化运动与孔学的命运[D]. 李楠. 山东大学, 2020(09)
• [3]陈独秀宗教观的嬗变[J]. 范少鹏. 普陀学刊, 2018(01)
• [4]“致力于拔高僧伽地位”：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下的佛教振兴运动[D]. 李涛.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5]论郁达夫与宗教文化[D]. 吴全燕. 浙江大学, 2017(12)
• [6]陈独秀“以科学代宗教”思想研究[D]. 张钦焘. 中山大学, 2016(03)
• [7]“现代评论派”与中国现代转型[D]. 王玉珠. 兰州大学, 2015(04)
• [8]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自觉[D]. 马军海. 东北师范大学, 2014(04)
• [9]发现“秘索思” ——对中国近代以来认知西方文学和宗教过程的梳理与反思[D]. 杨秀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4(12)
• [10]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研究[D]. 王有红. 西北大学, 20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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