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古典经济学与进化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论文文献综述）
杨珂[1]（2019）在《制度主义的环境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加快,对大自然的开发利用及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已对人类的经济社会再生产带来了严重威胁,人们也开始认真地对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反思。因此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不仅引起了自然科学家的关注,也吸引了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环境问题和环境政策。虽然首先将自然环境与经济问题相联系的并非新古典经济学,但作为经济学的主流,它们通过利用其庞大的知识网络及易于量化的分析方法,很快在环境经济理论的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在西方各国的环境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在新古典范式中,自然资源及环境物品都被当作了经济过程中可以随时取用的一种要素投入,而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则被归结为系统之外的因素。这种观点无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复杂性,以及与社会系统的有机联系性,也没有关注生物圈中自我组织、调节、演化的原理和规律,仅仅用经济价值来代替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因此建立在此种基础上的环境经济学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并不能从根本上来解释经济过程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受到了许多学派特别是非正统经济学的批评。作为非正统经济学中的重要流派,制度主义的整体主义思想和演化的发展观,使其充分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资源等生态要素之间普遍共生的关系;从嵌入的视角来看待经济过程,关注环境问题产生的制度根源及其复杂的、多维的社会特征;以开放的方式对社会制度及其结构变迁进行广义的理解和阐释,并将生态约束视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因此,制度主义的环境经济理论对于理解当代社会的环境经济问题有着天然的优势,由此提出的环境控制政策也更具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内容正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展开的,全文共分为七章。其中第一章为绪论,阐明了本文选题的背景和研究意义,并对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环境经济思想进行了综述;提出了本文的主要研究框架方法。第二章为理论研究的第一部分,阐述制度主义环境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分别从制度主义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出发,分析了制度主义的主要理论要素,强调了作为一门历史的、演化的、强调过程范式的经济学的总体特征。第三章讨论了制度主义环境经济思想的形成过程,研究凡勃伦、J.M.克拉克等早期制度主义者的环境经济思想及其影响;而后来凯普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成本问题的深入剖析,则成为许多学派对环境问题研究的起点,也奠定了制度主义环境经济理论的基础。第四章对制度主义的生态发展观进行探讨。制度主义的价值原则、生态发展观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协同演化的可持续性原则,将制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扩展到了生态环境问题的应用之中。而斯瓦尼所提出的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同演化模型,则进一步在制度调整的分析中加入了对生态约束的考虑,丰富了制度变迁理论的内涵。在第五章中,基于凯普等制度主义者的思想,提出了一个制度主义环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包括对环境问题的内涵、经济过程与生态系统相互关系的认识,制度视角下的环境评估指标和方法,以及基于制度安排的环境控制措施与环境政策等,从问题的本质、关系、特征、方法等方面来构建理论框架。第六章对制度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两个学派在环境经济的理论思想与政策主张上进行全面比较,并得出,相比于新古典环境经济学,无论是在理论基础、评估方法还是目标、工具的选择设定上,制度主义都提供了一个更为广泛和更具实质性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七章是全文的一个总结和评价。在对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和环境经济理论要点进行总结的同时,客观的评价了其中存在的不足,并讨论了其作为新古典环境经济学替代理论的可行性。其中第五章及第六章是本文的重点,通过对经济思想的梳理、理论框架的构建和横向比较,最终得出了本文的结论,即纳入了社会、生态协同演化视角的制度主义思想,提供了一种更为有效的环境经济分析框架,它强调特定制度安排下社会系统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与结果的决定性影响,并认为制度调整才是解决社会—生态系统失衡,从而环境经济问题的关键。
杨珂[2]（2018）在《分歧还是融合:制度主义与生态经济学发展观辨析》文中提出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制度主义的发展观强调人的中心地位及在制度变迁中技术的重要意义,同时将制度视为阻碍进步的因素,发展目标则是实现"人类生命的连续性";生态经济学则强调适度规模和强可持续性的发展观,着眼于作为母系统的生态系统及其所有生命条件。二者在具体的技术、资源及人的作用等概念的认识上存在一定分歧,但从同源的整体观及协同演化的视角来看,制度主义与生态经济学的发展观则呈现出融合和较强的一致性。
赵斌,陈新雅[3]（2018）在《经济进化中的自然选择单元》文中研究指明达尔文主义对经济学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经济学中引入生物进化论的观点,解释和分析经济现象,成为不同时期经济理论学家以及社会学家们的通常做法。梳理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上围绕达尔文进化论而产生的一系列哲学争论,思考经济学中的类比生命进化以及自然选择的理论说明是否合理,探讨经济学中进化选择的单元,为悬而未决的认识论乃至方法论问题寻求解答。
赵雷[4]（2017）在《重建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 ——当代自然主义的解决方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由导言、五个专题论述和结束语七个部分组成。导言部分针对本文选题的背景以及写作意义做了相关说明,具体考察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简略介绍了各专题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在写作思路的阐明中提供了各章节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指出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试图通过“自然主义转向”的思维模式,来重新考察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基本哲学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求解试图为社会科学构建一种以当代自然主义为核心观念的哲学基础。第一章从科学与哲学两个层面,分析了社会科学研究中自然主义转向的外部影响与内在动因,并着重从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模式的转变上,阐述了自然主义的基本内涵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自然主义进路及特征,从而进一步在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与方式、社会知识“科学性”的辩护,以及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论域等方面,探讨了自然主义转向的意义。第二章从本体论维度,立足于巴斯卡批判自然主义的哲学观念,阐释了自然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使用范围,以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本体论层面的区别与联系,从而来揭示社会科学可能性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本章从科学实践的层面上,通过邦格的系统本体论思想以及当代认知科学的新发展,为社会本体论的自然化,提供了一种基于自然主义哲学观念的论证方案。第三章进一步从方法论维度,以“自然化”为视角,阐述了自然化社会科学的形成、特征及意义。为此,本章以进化生物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科学“自然化”的基础,具体分析了自然化社会科学得以形成的内在动力,并通过对连续性关系的澄清与综合认知维度的考察,描述了自然化社会科学理论的两个显着特征,从而揭示了社会科学采用“自然化”的研究视角,在社会科学统一性的构建、“科学性”的辩护等方面所带来的新的思维模式与观念。第四章立足于认识论维度,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连续性做了详细探讨,具体介绍了在当代自然主义观念的影响下,哲学与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连续性建构所表现出的自然主义发展趋势。在基础之上,本章进一步论证了,以“自然化”的方式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所构建的连续性,不仅为人类行为理论提供了一种科学的心理学解释,而且为社会科学中文化现象的解释,构建了一种基于自然主义的研究路径。第五章以实践维度为基点,从“模型”、“实验”两个方面,考察了社会科学哲学与科学实践方面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论题:表征的传染病模型与社会科学中的实验方法,并以此详细阐述了人类学与经济学等具体社会科学与自然主义的互动。一方面,表征的传染病模型综合了当代自然主义的基本观念,为社会科学研究构建了一种自然主义的研究纲领,另一方面,实验方法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建基在共同的方法论基础上,从而为消除两者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的根本对立,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案。结束语部分概述了本文的研究内容与不足之处,特别是从哲学的“规范性”与科学的“描述性”相融合的视角,着重阐述了特纳所提出的“折衷理论”,以及布迪厄和吉登斯所倡导的“实践论”,从而为解决自然主义本身所面临的“规范性”问题提供了求解的方案,同时也为构建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纲领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基础。
贾根良[5]（2017）在《我国应该加强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文中提出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简称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术语,后者是指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济理论。但战后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济理论内部,不仅发生了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与西方正统经济学之间的尖锐对立,而且也出现了与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融合"发展的局面,"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已不能反映和容纳这种巨大变化的新情况。由于我国大学中讲授的"西方经济学"是清一色的西方正统经济学,本文将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命名为"西方政治经济学"。"西方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规律的研究比"西方经济学"提供了更现实和更深刻的描述和分析,其理论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也具有直接的和重要的借鉴价值,因此,我国经济理论界应该大力加强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对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西方经济理论的本科课程设置进行改革。
朱富强[6]（2015）在《演化经济学面临思维转向——从生物演化到社会演化》文中研究说明目前演化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生物演化思维,它使用生物学隐喻和还原论方法,将自然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中。但实际上,人类世界与自然界存在巨大差异,这表现在行动主体、演化特性、演化动力、演化进程以及演化结果上都存在差异。一般地,新奇性和反还原论更适用于社会演化的分析。因此,有必要区分生物演化和社会演化两种分析思维,运用和发展社会演化思维来分析社会经济现象。
吴遵杰,陈勇[7]（2015）在《一般均衡理论:缘起、证明与质疑》文中研究表明一、美国金融危机质疑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物理学中,伴随着原子弹的爆炸声,科学家和普通公众关于E=MC2的意义的质疑被永远地解决了。但在经济学中,这样正面的验证却很少见。2007年夏季,美国爆发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英国女王曾于2008年11月视察颇负盛名的伦敦经济学院,向经济学家们提问:"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人预见到它（危机）?"一部分经济学家于次年的7月22日给女王上书,就女王的提问作了回答。但另外一部分经济学家则在同年8月10日联名上书女王,指出前一部分经济学家回答的
肖磊[8]（2014）在《产品创新：理论和应用研究 ——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和熊彼特都是毕生关注资本主义命运的经济学家。他们关于“创新”的经济思想有融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尝试将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纳入马克思经济学的框架是本文理论探讨的主要目标。根据熊彼特关于经济学理论的划分,我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基础上建立的资本积累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利润率平均化理论,类似一个描述经济活动的一般均衡理论,而马克思关于机器大工业和生产方式变革的理论则类似于一个动态经济学理论,在熊彼特经济学中,前者称为“循环流转”,后者称为“经济发展”。马克思经济学并没有忽视“创新”,而是将创新视为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的产物。在马克思经济学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资本家在经济中的角色定位,创新的动力来自于整个体系,而不是源于个人动机或个性特征,提高生产力水平是资本主义内在规律的强制性结果。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断言：资本主义不到一百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也以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为代价）。作为人格化的资本的代表,内在的利润动机和外在的市场竞争决定了资本家必须不断地改进生产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超额剩余价值,从而最终提高整个社会的相对剩余价值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的的“创新”内在于资本积累的历史过程中,构成了资本主义不断地发展生产力、扩大物质财富的经济动力。因此,马克思的“创新”概念主要是指在既定的产品结构和分工体系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工艺创新,而熊彼特的“创新”概念的涵义,则更接近马克思所分析的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那种结构性转变。我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不仅提供了工艺创新的理论,而且提供了产品创新的分析范式。在《资本论》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研究了“机器产品创新”引致的生产方式变革的具体机制,分析了既有的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及相应的物质基础如何催生产品创新,以及机器产品创新对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影响,敏锐地观察到英国棉纺织工业长达90余年的长期波动历史,阐释了以“产品创新”为核心的生产力发展推动资本主义向更高阶段作上升运动的一般规律,构建了不同于新熊彼特学派和SSA学派长波理论的“动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1）从一定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和分工动态来分析产品创新的原因；（2）根据产品创新、分工扩展和内生的市场扩张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具体机制；（3）将“基础创新”特别是生产资料部类（资本品）的创新以及相应的固定资本投资作为经济分析的核心变量（自变量）；（4）分析产品创新对于劳动组织方式、发展阶段、经济制度和社会意识形式的具体影响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研究产品创新之于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意义在于：产品创新可以作为唯物史观和马克思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的中介概念。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体现为实践的、唯物的和辩证的观点。所谓实践的观点,就是要从人的能动的活动出发去理解现实,从人类生活的再生产的角度分析由一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总和所构成的经济结构；所谓唯物的观点,是指不是从人的观念、社会意识来解释社会现实和社会存在,而是从社会存在、从社会的经济结构（生产关系）来解释社会意识和社会事实；所谓辩证的观点,就是要从社会内在的动力去解释发展变化的逻辑,说明一个社会的内部联系以及由于内在矛盾而“自己运动”过程。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方面是其中的“关系本体论”和“时间哲学”。在马克思看来,一切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最终都可归结为“关系”,即作为主体的“我”与“他者”（包括“我”自己以及其它作为主体的“我”）之间的联系。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社会存在是“主体间性”的,主体间的共在、我与他者之间的交往、对话,构成了社会存在基本要素。马克思关于“时间哲学”的基本观点是：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有限的资源,每个人都经历着自己的自然时间,在生命的持续期间从事各种实践活动。而“社会时间”是由从事生产劳动的时间和从事其它活动的时间构成,前者马克思称之为“劳动时间”,后者马克思称之为“自由时间”。由于“自然时间”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标准,所以马克思用自然时间这个外在的尺度来衡量“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多少及其比例。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劳动时间在不断减少,而自由时间在不断增加,因此,人类的自由程度在不断加大。这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趋势。当劳动时间缩短到一定程度,劳动本身成为一种内在的需要,而不再作为生存的强制性要求时,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了,劳动成为一种自由的创造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审美和享受活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了“半天工作日”的可能性,这一观点为第四国际的曼德尔所继承,在《权力与货币》一书中,曼德尔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主张将工作日缩短为半天,即半天劳动,半天自由活动。运用马克思的方法论思想,我们进一步提出了“常规实践”和“创新实践”的划分。常规实践,是指重复性、依照既定的模式进行的活动。创新实践,指的是实践活动中出现了新的情况,产生了新事物,改变了原有的实践方式。创新实践是社会变化的内在动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来源于人们的创新实践。作为科技创新物质形态的产品创新是生产劳动中的创新成果,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它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方面之一。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引入创新实践的概念,使实践的、辩证的、唯物的世界观具体化,而引入产品创新的概念,则进一步将“创新实践”及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实证化,从而把世界观和方法论变成了具体科学的可操作性概念。产品创新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在一个社会中,由专业化所导致的分工深化以及由产品创新推动的分工扩展,是自发秩序的两个重要方面。产品创新导致市场的内生扩张,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原因。论文构建模型分析了产品创新推进分工扩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内在机制,论证了产品创新、自发秩序和经济均衡的关系。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是分工演进、市场秩序扩展和经济均衡三种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表现为经济运行过程的结构性变迁。第二,根据曼德尔提出的非对称的长波机制的原理,我们将产品创新看做推动平均利润率阶段性上升的主要力量,认为虽然马克思提出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是一个长期作用的机制,但由于产品创新所导致的利润率上升,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呈现为波浪式的下降过程。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论文分析了利润率的波动对于社会总资本积累速度的影响,引入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一般趋势的分析原理,论证了“产品创新-利润率-资本积累速度-就业和收入分配”这几个核心变量依次影响的具体机制,并针对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导致两极分化和排斥性增长的一般趋势的分析,提出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的负反馈机制。根据分工、利润率、资本积累和收入分配四个关键词所构成的宏观经济学,阐释了产品创新所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第三,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出发,分析了产品创新对制度变迁的决定性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产品创新引起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2）在一定的所有制条件下,产品创新引起具有明显特征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变迁；（3）产品创新引起劳动过程和组织形式的变化。以上研究,形成了以“产品创新”为核心变量的一个关于经济发展内在机制的全面的理论框架,将马克思经济学与熊彼特经济学进行了有机结合。在以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时代工业创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凡是产品创新走在前列的国家就率先崛起并引领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1760-1830年的英国、1865-1945年的美国、1871-1913和1946-1969年的德国、1955-1973年的日本都是通过产品创新而迅速成为世界强国,从而主导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比照产品创新对于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的影响,我们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创新“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外向型经济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制约及其存在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是：随着市场化改革进入后期阶段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外部需求造成的巨大冲击,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制度创新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会逐渐减弱,我国经济将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必须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便在低成本要素投入的优势丧失前,实现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的经济发展方式向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转换。如果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方式概括为“制度创新驱动的数量型扩张”,那么,未来的发展方式将转变为“科技创新驱动的内涵式发展”。论文还进一步分析了产品创新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认为抢抓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机遇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本文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贡献：第一,在选题上,将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纳入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分析了产品创新对宏观经济和制度变迁的影响,与已有的研究相比,进一步扩充研究范围、探讨内部机制,原有的研究主要是分析资本积累的矛盾导致产品创新,产品创新推动扩张性长波。第二,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来研究产品创新的经济影响,突出了研究的方法论涵义,不再把经济周期理解为“循环”,而是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辩证的运动过程,根据产品创新来区分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唯物史观进行实证研究;第三,用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来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及其转型,论证制度创新“红利”递减,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调整转变期,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科技创新稳增长促转型的意义和内涵。
丁涛[9]（2013）在《流通理论的发展历程与展望》文中研究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我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挑战都与流通领域密切相关。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看,中国整体上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致使国内大量的制造企业受控于跨国公司,而跨国公司对加工制造业的控制主要通过流通环节来实现。从国内经济发展的状况看,很多经济问题突出表现在流通领域。流通领域的问题成为困扰我国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严重障碍。因此,流通问题成为国内学界讨论的热点。但由于受西方主流学术思想的影响,流通实践问题被重视的同时,流通理论却被忽视了,致使流通理论的研究远远落后于流通实践的需要。流通理论或流通经济学尽管在当前的主流学术圈内很少被关注,但在我国却有着超过半个世纪的学术历程,它是我国实际经济背景下的理论研究产物,是建国时和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我国流通领域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而提出的理论研究设想,但遗憾的是,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激烈争论后,这一设想实际上被束之高阁了。究其原因,除了流通理论研究自身的困难和不足外,更多的是因为在西方主流学术思潮的冲击下,国内学界普遍追随国际潮流,而流通理论的研究队伍逐渐萎缩,很多学者甚至不承认“流通经济学”存在的意义。诚然,无论在正统的经济学教科书还是在一般的经济思想史着述中,流通理论都是微不足道甚至不存在。但这并不能否定流通理论研究或构建流通经济学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除了国内的一些学者坚守这一学术阵地外,其他国家也不乏支持者,尤其是日本一直坚持着发展流通经济学的研究传统,且成果斐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营销思想史和非主流的营销学中发现了西方流通理论的源流。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少见对营销思想史和非主流营销学的研究,未能发掘这笔宝贵的财富。本文第3章和第6章分别探讨了的正统或主流经济学和营销学不重视流通理论的思想渊源。西方经济学简化掉流通过程的始作俑者是重农学派领袖魁奈,他不仅锁定了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研究路径,也对马克思产生了深远影响。魁奈简化掉流通过程的思想根源是他着名的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即机械唯物论的哲学观。西方主流经济学继承了魁奈的自然秩序,其研究范式实际上也是建立在机械唯物论基础之上,正是这一哲学观使西方正统经济学永远地简化掉了流通。第6章考察营销思想史的过程中发现,经济学如同一只无形的手影响着营销学的发展。微观营销或营销管理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发展为营销学的主流得益于其遵循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而在此之前,西方营销学更多的遵循了非正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被视为一门专门研究商品流通的经济学科,尤其注重宏观经济层面的流通问题,因而宏观营销或流通理论是早期营销学的主流。探讨了主流经济学无流通的思想渊源之后,本文转而讨论流通理论在非主流或非正统经济学中的命运。第4章主要探讨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流通理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突出贡献是复活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而分工理论的复活也使流通的重要性凸显。但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学派,尽管批判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的忽视,认为应该将经济学的研究重心由资源配置转向经济组织,但在方法论上依然遵循着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致使新兴古典框架无法对流通组织问题开展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分工理论作为理解流通的出发点极其重要,但不能用来解释所有的流通问题。由于上述特点,新兴古典经济学既没有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充分认可,也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非主流或非正统经济学,因为后者在哲学观和方法论上与主流经济学根本对峙。第5章探讨了非主流经济学对流通理论研究的影响。现今的经济思想史相关着述基本上属于正统经济学的编年史,这导致美国制度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传统成为一块被埋没的大陆。美国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发端于19世纪已被遗忘的美国学派,美国学派经马修·凯里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等经济学家与德国历史学派结缘。正是这一研究传统培养了美国早期最重要的营销或流通学者,推动了美国早期流通或营销理论的发展,但这段流通思想史被国内外学界广泛忽视。本文对此进行了回顾,并初步讨论了美国制度经济学对上个世纪20-50年代美国流通或营销理论的影响,重点论述了制度经济学集大成者康芒斯对营销学之父阿尔德森的影响。康芒斯的“集体行动”、“运行中机构”和“交易”等基本的概念和思想在阿尔德森构建其功能主义分析框架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可以说,阿尔德森所谓的功能主义与康芒斯所谓的制度主义是一致的。但遗憾的是,阿尔德森的功能主义已被主流营销学所遗弃。营销学的发展显然受到经济学的强烈影响,营销管理范式的确立正是得益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而如今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主流经济学正在遭受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经济学的范式革命是否已来临,国内外学界存在激烈争论,但非主流经济学的兴起已是不争的事实,“新”经济学范式的建立已经指日可待。同样,在营销学的研究领域中,非主流营销学也在悄然兴起,但这一趋势与经济学比较而言还不明显,尤其在国内少见相关讨论。为此,本文第7章重点讨论营销学的范式转换问题,以呼应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兴起。根据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营销管理范式已经面临严重的反常甚至是危机症状,而宏观营销学派和营销历史学派等非主流营销学的兴起正预示着一种新的营销学范式的建立和发展。这两个学派实际上在复归早期营销学的宏观研究路线或阿尔德森的功能主义,正如演化经济学在复兴制度经济学。非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营销学的兴起都将为我国流通理论和流通经济学的发展创造历史机遇。源自我国学术传统的流通理论和流通经济学与西方宏观营销等非主流营销学不仅在研究对象和范围有诸多共通之处,而且在发展历程上也有几多相似。在上述整个研究过程中,流通理论、流通经济学、营销学、经济学等术语相互交织在一起。流通理论似乎在营销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夹缝中生存,而营销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学科隔阂使流通理论研究举步维艰。本文第2章专门讨论了流通概念在不同学科间的演变过程,详尽论述了流通与营销之间的渊源关系,为整个研究的开展扫清概念障碍。流通的出现要早于营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前者是后者得以产生的母体。西方学者对营销的定义从简单的销售活动演变为经济社会过程时,营销就包含了流通的全部内容,之后逐渐取代了流通。但今天的主流营销学将这段思想史埋没了,从而人为割断了营销与流通之间的关系。本文属国内首例流通或营销思想史及其学科渊源的系统研究。主要贡献及创新之处：其一,识别出西方学界流通理论的发展源流,尤其是美国流通理论：其二,再现了流通与营销概念的起源及其演化过程,确认了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其三,揭示了主流经济学忽视流通理论的哲学基础,并分析了非主流经济学对流通理论研究的影响；其四,尝试性解释了经济学研究范式对营销思想史演变的影响及营销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学科渊源关系；其五,强调流通或营销理论的历史特性,呼吁开展对本国流通或营销学术遗产的挖掘、继承和发展。本文期望上述研究得到国内营销学界和非主流经济学界的关注,促进我国流通理论与营销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学习,促进流通理论与西方宏观营销等非主流营销学之间的交流,促进流通经济学与国内外非主流经济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本文在研究方式和思路上只是一种初步的尝试,无力避免诸多错误疏漏,也无奈多次触及了哲学和方法论这个潘多拉之盒,再往前一步或许就陷入无底深渊,必将遭遇众多质疑和批判,但努力寻求不同学科不同流派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希望能为流通理论体系的构建做一些铺路搭桥的贡献。本文对中国流通理论与流通经济学的未来满怀期待!
梁建洪[10]（2013）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经验基础及其拜物教性质》文中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实证方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研究的重要工具,对它的研究也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是经济学研究在科学形式上取得的重要成果,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同时它也存在着自身的不足和缺陷。本文旨在对该方法的不足方面做出一点尝试性探索,已冀对它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本论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基础和外围领域做出了分析和梳理。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实践原则为参照,从基本逻辑、对待现实的态度等几个方面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实证原则进行分析,从两种经济学方法论原则差异上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论原则的特征作出比较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与实证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方法存在着深厚的渊源,本文就此作出专门探讨,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理出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嬗变过程,从中对其研究方法上的随附性问题作出探讨。第二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之一。本文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根本缺陷在于它的拜物教性质。实证方法本身就是一个研究工具,无所谓缺陷与否,而这一方法一旦置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之下,就具有了拜物教的性质,成了西方经济学本身拜物教性质的外在表现形式。这一思维形式从根本上是服从于资产阶级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日常经济活动需要的。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拜物教性质的揭示,应当深入到它的基础领域,即资本家的日常经济活动经验中。在这一基本思路下,本文就从资本家孤立化的日常经济活动经验出发,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孤立化实证方法的拜物教性质做出研究：从资本家数量化的日常经济活动经验出发,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数量化实证方法的拜物教性质做出探讨。第三部分同样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其实证方法进行了反思,通过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多因素分析来弥补孤立化研究的不足；通过博弈论对人与人关系的研究,来弥补人与人关系方面研究的不足；通过对经济学实证方法功能的重新地位,以尽可能弥补这一方法拜物教性质的缺陷。虽然这些反思丰富了研究方法的形式和内容,但从技术上看,西方主流经济学通过偏微分的锁定方法以及博弈论的转换方法,完成了上述研究内容与其已有方法的对接,实质上依然是用老办法研究新问题。经济学实证方法功能的重新定位,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拜物教性质。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重构,可以从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实践原则那里得到启示。本文最后是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拜物教性质放在中国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的。从诺斯对中国经济走向的暗示与罗素对中国发展方向的期待中,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拜物教前途的局限,更加坚定中国特色发展方向的信念。本文的创新点是：从经验的角度证明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拜物教性质；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方法论原则进行了对比分析；论述了西方经济学实证方法对于自然科学方法的依附附性及其困境；揭示了西方经济学人与人关系研究的物性转变方法；揭示了计量经济学利用偏导数进行孤立化研究的实质。
二、新古典经济学与进化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古典经济学与进化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1）制度主义的环境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环境问题的紧迫性 |
| 二、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存在缺陷 |
| 三、制度主义方法的优越性 |
| 第二节 文献研究综述 |
| 一、经济学在不同时期对环境问题的不同认识 |
| 二、对生态环境问题根源的探讨 |
| 三、国内研究综述 |
| 四、文献研究小结 |
| 第三节 论文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目标 |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制度主义环境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制度主义的起源和发展概述 |
| 一、制度主义的起源 |
| 二、代表人物 |
| 三、制度主义的发展概述 |
| 第二节 制度主义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 |
| 一、哲学基础 |
| 二、方法论 |
| 第三节 制度主义的主要理论要素 |
| 一、凡勃伦“二分法” |
| 二、艾尔斯的工具价值论 |
| 三、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原理 |
| 四、社会价值理论 |
| 五、制度调整原则 |
| 六、制度结构与制度变迁理论 |
| 第四节 小结: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涵和总体特征 |
| 一、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涵:历史的、演化的经济学 |
| 二、制度主义的特征 |
| 第三章 制度主义环境经济思想的形成——从凡勃伦到凯普 |
| 第一节 早期制度主义者的环境经济思想 |
| 一、凡勃伦的环境经济思想 |
| 二、J.M.克拉克的间接成本概念 |
| 三、卡尔·波兰尼的社会成本思想 |
| 第二节 制度主义环境经济思想的奠基者:威廉·凯普 |
| 一、凯普生平及学术简介 |
| 二、凯普及其着作对学术界的影响 |
| 第三节 制度主义环境经济思想的核心:社会成本理论 |
| 一、什么是社会成本 |
| 二、社会成本的类型和来源 |
| 三、社会成本的特征 |
| 四、社会成本与外部性 |
| 第四节 小结:作为环境问题根源的社会成本 |
| 第四章 制度主义环境经济思想与生态发展观的结合 |
| 第一节 制度主义的生态价值观 |
| 一、制度主义的生态观 |
| 二、制度主义的价值原则 |
| 三、制度调整原则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适用性 |
| 第二节 协同演化的可持续性原则 |
| 一、“环境兼容”标准 |
| 二、协同演化的概念和特征 |
| 三、协同演化的可持续性原则 |
| 第三节 制度主义的发展观 |
| 一、发展的实质 |
| 二、发展的原则 |
| 三、作为阻碍因素的制度 |
| 四、技术、资源和人的作用 |
| 第四节 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同演化 |
| 一、社会系统的演化 |
| 二、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同演化模型 |
| 第五节 小结:制度分析方法向生态环境问题的扩展 |
| 第五章 制度主义的环境经济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对环境问题及其根源的再认识 |
| 一、环境的涵义 |
| 二、环境问题及其根源 |
| 三、环境破坏的累积因果过程 |
| 四、环境问题的性质 |
| 第二节 经济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
| 一、人类生产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交换关系 |
| 二、嵌入的经济过程与生态环境的交换 |
| 三、从物质和能量交换的角度看待环境破坏 |
| 第三节 多维的环境评估指标和方法 |
| 一、环境评估指标及其制定 |
| 二、环境的最大容忍度和社会最低标准 |
| 三、环境的多维评估方法——“位置分析”法 |
| 第四节 制度性的环境控制措施 |
| 一、间接控制措施 |
| 二、直接控制措施 |
| 三、事前预防与事后弥补 |
| 第五节 实质性的环境目标与环境政策 |
| 一、环境目标 |
| 二、市场与“命令—控制”相结合的环境政策 |
| 三、环境控制的制度安排 |
| 第六节 小结:制度主义环境经济理论框架的特征 |
| 第六章 环境经济理论与政策:制度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 |
| 第一节 新古典环境经济学概述 |
| 一、新古典环境经济学的理论来源 |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 三、对自然环境与经济系统关系的理解 |
| 四、主要理论思想及研究方法 |
| 五、环境政策及政策工具 |
| 第二节 制度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环境经济理论思想的比较 |
| 一、哲学基础和世界观的比较 |
| 二、“经济人”与“政治经济人” |
| 三、环境问题的根源:“市场失灵”还是“市场体系的失败” |
| 四、对自然环境与经济系统关系的不同认识 |
| 第三节 制度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环境政策的比较 |
| 一、政策目标的区别 |
| 二、环境评估指标的比较 |
| 三、环境评估方法的比较 |
| 四、环境政策的比较 |
| 五、可持续发展观的差异 |
| 第四节 新古典环境经济学的局限性 |
| 一、还原的、机械的和静止的世界观 |
| 二、理论假设不切实际 |
| 三、忽略了社会的生态价值 |
| 四、倒置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 |
| 五、市场逻辑评估方法的局限 |
| 六、环境目标与政策之间的脱节 |
| 七、短视的环境政策 |
| 第五节 小结:制度主义方法的优越性 |
| 一、新古典范式存在固有缺陷 |
| 二、制度主义的替代性方法 |
| 第七章 总结和评价 |
| 第一节 总结:制度主义环境经济思想及理论要点 |
| 一、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 |
| 二、制度主义环境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 |
| 三、环境政策及其制度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评价:环境经济理论的发展与替代 |
| —、对经济科学的主题的讨论 |
| 二、制度主义环境经济理论的不足之处 |
| 三、制度主义能完成替代吗 |
| 第三节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分歧还是融合:制度主义与生态经济学发展观辨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新古典、制度主义与生态经济学的发展观 |
| (一) 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观 |
| (二) 制度主义的发展观 |
| 1. 发展的原则。 |
| 2. 作为阻碍因素的制度。 |
| (三) 生态经济学的发展观 |
| (四) 新古典发展观的局限性 |
| 1. 用预算约束代替物质约束。 |
| 2. 用市场需求代替人的实际需要。 |
| 3. 强调技术的目的性而非技术的推动力。 |
| 4.“弱的可持续性”。 |
| (五) 小结:谁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观? |
| 二、与发展相关的关键概念辨析 |
| (一) 人的地位和作用 |
| 1. 制度主义的观点。 |
| 2. 生态经济学的观点。 |
| (二) 技术的作用 |
| 1. 制度主义的观点。 |
| 2. 生态经济学的观点。 |
| (三) 对资源的认识 |
| 1. 制度主义的观点。 |
| 2. 生态经济学的观点。 |
| 三、制度主义与生态经济学发展观:分歧还是融合? |
| (一) 关于发展的目标 |
| (二) 对技术、资源的理解 |
| (三) 关于发展的限制 |
| (四) 制度方法对生态分析的适用性 |
| 四、结语 |
（3）经济进化中的自然选择单元（论文提纲范文）
| 一、经济学中围绕达尔文主义的还原论与涌现论 |
| (一) 生物还原论与涌现论的兴起 |
| (二) 涌现论的发展 |
| (三) 涌现论的衰落与还原论的复兴 |
| 二、经济学中的达尔文主义式进化的本体论性争论 |
| 三、经济学中进化选择的单元 |
| (一) 制度作为经济学中进化选择的单元 |
| (二) 企业作为经济学中进化选择的单元 |
| (三) 制度和企业作为经济学中进化选择的单元的比较 |
| 四、结语 |
（4）重建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 ——当代自然主义的解决方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主要内容与写作思路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当代社会科学中的自然主义转向 |
| 1.1 自然主义转向的外部影响与内在动因 |
| 1.1.1 科学层面：自然科学的成功 |
| 1.1.2 哲学层面：逻辑经验主义的衰落与自然主义的复兴 |
| 1.2 自然主义的涵义 |
| 1.2.1 自然主义的历史溯源 |
| 1.2.2 自然主义的内涵界定 |
| 1.2.3 自然主义的研究域面 |
| 1.3 社会科学的自然主义进路及特征 |
| 1.3.1 经验自然主义 |
| 1.3.2 批判自然主义 |
| 1.3.3 自然化认识论 |
| 1.3.4 自然主义的社会认识论 |
| 1.4 自然主义转向的意义 |
| 1.4.1 哲学问题求解模式的变革 |
| 1.4.2 社会知识科学性的辩护 |
| 1.4.3 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论域的扩大 |
| 1.5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本体论维度：社会科学的自然主义论证 |
| 2.1 批判自然主义的理论来源 |
| 2.2 本体论的重申：先验实在论 |
| 2.2.1 知识的两种维度 |
| 2.2.2 实在的先验论证 |
| 2.2.3 先验实在的分层特征及其三个领域 |
| 2.3 社会科学何以可能：批判自然主义的回答 |
| 2.3.1 社会行动转换模型 |
| 2.3.2 社会结构的突现性 |
| 2.3.3 社会本体论的先验论证 |
| 2.4 社会科学本体论的自然化 |
| 2.4.1 自然化社会科学本体论的必要性 |
| 2.4.2 社会本体论的自然主义论证：先验论证的重建 |
| 2.4.3 自然主义视域下的社会系统与人类行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方法论维度：社会科学研究的“自然化” |
| 3.1 自然化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源 |
| 3.2 自然化社会科学的形成 |
| 3.2.1“自然化”的基本涵义 |
| 3.2.2 进化的社会科学 |
| 3.2.3 认知的社会科学 |
| 3.2.4 神经科学与社会科学 |
| 3.3 自然化社会科学的理论特征 |
| 3.3.1 连续性关系的澄清 |
| 3.3.2 综合的认知维度 |
| 3.3.3 进化解释与进化类比 |
| 3.4 社会科学“自然化”的哲学意义 |
| 3.4.1 社会科学研究模式的变革 |
| 3.4.2 社会科学统一性的构建 |
| 3.4.3 社会科学“科学性”的辩护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认识论维度：科学的连续性 |
| 4.1 连续性论题的两种基本理论模式 |
| 4.1.1 连续性论题的理论来源 |
| 4.1.2 哲学与科学的连续性 |
| 4.1.3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连续性 |
| 4.2 连续性建构的自然主义走向 |
| 4.2.1 哲学与科学的互动发展 |
| 4.2.2 当代自然主义与传统哲学的研究模式 |
| 4.2.3 连续性建构的动力学基础：“自然主义转向” |
| 4.2.4 社会科学中哲学问题求解的新模式 |
| 4.3 连续性论题的“自然化”特征 |
| 4.3.1 社会行为的自然选择解释 |
| 4.3.2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认知革命” |
| 4.3.3 社会科学实践的理性重建 |
| 4.4 构建连续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 4.4.1 人类行为的科学心理学解释 |
| 4.4.2 文化进化解释的自然主义进路 |
| 4.4.3 社会科学与认知科学的融合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实践维度：自然主义的适用性 |
| 5.1 人类学研究的自然主义路径：表征的传染病模型 |
| 5.1.1 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本体论困境与出路 |
| 5.1.2 表征的传染病模型的两种理论进路：模因论与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 |
| 5.1.3 文化表征的传染病模型的建构及其意义 |
| 5.1.4 社会科学中引入表征的传染病模型的意义 |
| 5.2 经济学研究中实验方法的运用与发展 |
| 5.2.1 社会科学中实验方法的兴起 |
| 5.2.2 实验方法的适用性考察 |
| 5.2.3 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哲学意义 |
| 5.3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走向一种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产品创新：理论和应用研究 ——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理论意义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意义 |
| 1.2 论文的章节和逻辑结构图 |
| 1.3 论文可能的创新点 |
| 2. 研究对象和文献回顾 |
| 2.1 概念界定和研究对象 |
| 2.1.1 创新 |
| 2.1.2 科学创新(科学发现)、技术创新(技术发明)和制度创新 |
| 2.1.3 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 |
| 2.1.4 “产品创新”概念的新界定和本文的研究对象 |
| 2.2 文献述评 |
| 2.2.1 基于新古典方法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理论 |
| 2.2.2 创新与长期经济波动理论 |
| 2.2.3 演化经济学：创新演化思想 |
| 2.2.4 马克思创新理论研究述评 |
| 3. 概念、比较和分析框架 |
| 3.1 熊彼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 |
| 3.1.1 循环流转与“生产—流通—总过程”的体系结构 |
| 3.1.2 对“创新”的不同处理方式 |
| 3.2 马克思对“机器产品创新”的分析 |
| 3.2.1 发达的工场手工业分工是机器产品创新的基础 |
| 3.2.2 机器产品的集群创新 |
| 3.2.3 资本主义运用机器的前提 |
| 3.2.4 市场扩张的具体形式 |
| 3.2.5 机器的应用对于资本积累和利润率的影响 |
| 3.3 马克思主义创新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
| 3.4 研究展望及简要的政策涵义 |
| 4. 方法论探讨 |
| 4.1 实践的、唯物的、辩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
| 4.1.1 作为主体的人的实践是理解对象和现实的出发点 |
| 4.1.2 黑格尔的辩证法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是这种发展是思辨的、神秘的、本末倒置的 |
| 4.1.3 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本质是旧唯物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的内在综合,是实践的、唯物的、辩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
| 4.2 关系本体论和时间哲学 |
| 4.2.1 关系本体论：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 |
| 4.2.2 时间哲学：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 |
| 4.3 常规实践和创新实践 |
| 4.4 产品创新与生产方式变革的逻辑 |
| 5. 产品创新的宏观经济效应和制度效应 |
| 5.1 产品创新与分工扩展 |
| 5.1.1 分工深化、分工扩展与劳动生产率的增进 |
| 5.1.2 分工演进、自发秩序与经济均衡 |
| 5.2 产品创新与利润率和资本积累速度 |
| 5.2.1 马克思的利润率理论 |
| 5.2.2 价值、价格与平均利润率：一个新的分析 |
| 5.2.3 产品创新对利润率的影响 |
| 5.2.4 利润率与资本积累速度 |
| 5.2.5 平均利润率与资本积累速度的理论模型 |
| 5.3 产品创新与就业和收入分配 |
| 5.3.1 资本积累影响就业和收入分配的机理：马克思的模型 |
| 5.3.2 产品创新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
| 5.3.3 资本主义的反向调节机制 |
| 5.4 产品创新与制度变迁 |
| 5.4.1 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 |
| 5.4.2 产品创新对经济制度的影响 |
| 5.4.3 产品创新与资本主义制度 |
| 6. 产品创新与经济发展：工业史的考察 |
| 6.1 1760-1830年的英国 |
| 6.1.1 英国产业革命的起源 |
| 6.1.2 产业革命中的“发明”和“创新” |
| 6.1.3 英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 |
| 6.2 1865-1945年的美国 |
| 6.2.1 钢铁和石化 |
| 6.2.2 电力和电器工业 |
| 6.2.3 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 |
| 6.2.4 新的通讯手段的发明和应用 |
| 6.3 1871-1913、1946-1969年的德国 |
| 6.4 1955-1973 年的日本 |
| 7. 创新驱动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解释和应用 |
| 7.1 概念和学术缘起 |
| 7.2 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制度创新和结构变迁的视角 |
| 7.2.1 计划和管制领域的逐步放开：市场化的“制度创新”红利 |
| 7.2.2 FDI与加工贸易：外向型经济结构的形成对我国发展方式的影响 |
| 7.2.3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问题 |
| 7.3 产品创新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 |
| 7.3.1 产品创新是扩大内需的基点 |
| 7.3.2 产品创新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
| 7.3.3 产品创新是推动结构变迁的动力 |
| 7.4 中国高铁：一个成功的产品创新案例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流通理论的发展历程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目录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流通理论的源流：研究评述 |
| 1.2.1 对马克思流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 1.2.2 流通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地位 |
| 1.2.3 日本流通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
| 1.2.4 被国内学界忽视的美国流通理论 |
| 1.3 研究思路 |
| 2 关于流通概念的考察 |
| 2.1 流通与流通一般 |
| 2.1.1 马克思对流通的认识 |
| 2.1.2 孙冶方的流通一般 |
| 2.2 西方经济学中的流通概念 |
| 2.2.1 英文文献中常用的流通概念：Circulation |
| 2.2.2 流通理论中的流通概念：Distribution |
| 2.3 流通与营销 |
| 2.3.1 流通与营销的起源 |
| 2.3.2 营销概念的演化及其对流通概念的取代：功能分析与功能主义视角 |
| 2.3.3 营销管理的发展与“流通”的若隐若现 |
| 2.4 本章小结 |
| 3 西方经济学不重视流通理论的思想渊源 |
| 3.1 西方的轻商文化传统对流通理论发展的影响 |
| 3.2 魁奈、马克思与流通 |
| 3.2.1 从魁奈和马克思的经济表说起 |
| 3.2.2 自然秩序把商品流通视为自动完成的过程 |
| 3.3 机械唯物论使西方主流经济学永远简化掉了流通 |
| 3.3.1 自然秩序与机械唯物论 |
| 3.3.2 数学形式化对机械唯物论的掩饰和保护 |
| 3.4 本章小结 |
| 4 分工与流通：分工思想史与新兴古典框架 |
| 4.1 分工思想与理论的演进与商业或流通 |
| 4.2 新兴古典框架 |
| 4.2.1 新兴古典框架的生产函数 |
| 4.2.2 新兴古典框架的效用函数 |
| 4.2.3 新兴古典框架的均衡预设 |
| 4.3 新兴古典框架中有待商榷的问题 |
| 4.3.1 关于均衡预设 |
| 4.3.2 关于交易费用系数 |
| 4.3.3 数学形式化不等于新思想,也不能形式化所有的流通理论 |
| 4.4 本章小结 |
| 5 非主流经济学与流通：制度经济学对美国流通理论的影响 |
| 5.1 美国非正统经济学的形成 |
| 5.2 制度经济学对流通理论研究的影响 |
| 5.2.1 美国学派对流通的重视 |
| 5.2.2 美国制度经济学对流通理论的影响 |
| 5.2.3 康芒斯与阿尔德森 |
| 5.3 本章小结 |
| 6 营销学与流通：营销思想史的考察 |
| 6.1 前营销时期：营销思想的萌芽 |
| 6.2 作为经济学分支的营销学：形成和发展 |
| 6.2.1 营销理论的形成阶段：1900-1920 |
| 6.2.2 营销理论的整合与分离：1920-1950 |
| 6.2.3 两种营销学范式在阿尔德森理论体系中的整合与分离 |
| 6.3 现代营销(1960-)的经济学基础 |
| 6.3.1 营销管理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
| 6.3.2 宏观营销与营销历史研究的制度经济学基础 |
| 6.4 本章小结 |
| 7 营销学的未来发展与流通 |
| 7.1 营销管理范式的确立：从营销学的产生到常规科学 |
| 7.2 营销管理范式的困境与演变 |
| 7.2.1 营销管理的反常症状 |
| 7.2.2 营销管理范式对反常的应对与演变 |
| 7.2.3 对营销管理之微观经济学范式的批判 |
| 7.3 非主流营销学的兴起 |
| 7.3.1 宏观营销学派 |
| 7.3.2 营销历史学派 |
| 7.4 非主流营销流派的兴起对我国营销学发展的意义 |
| 7.4.1 对我国营销学的一点反思 |
| 7.4.2 宏观营销与流通理论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及后续研究 |
| 8.1 结论 |
| 8.2 论文缺陷与后续研究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经验基础及其拜物教性质（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实证方法的理论反思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主要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三、以往研究简评 |
| 第三节 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经验基础问题 |
| 一、在经验基础上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必要性 |
| 二、重视经验不等于经验主义 |
| 第四节 实证方法的拜物教性质 |
| 一、拜物教的含义 |
| 二、实证方法的拜物教性质 |
| 第五节 研究的主题和基本思路 |
| 一、论文主题 |
| 二、基本概念界定 |
| 三、主要方法 |
| 四、基本思路 |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第一篇 经济学方法论原则及西方经济学实证方法的随附性 |
| 第二章 ：经济学方法论实证与实践原则差异及其经验基础 |
| 第一节 经济学方法论实证与规范原则探源 |
| 一、经济学方法论的原则问题 |
| 二、实证与规范都无法涵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原则 |
| 三、以实证-规范方法的原则区分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归类的不合理性 |
| 第二节 经济学方法论实践原则与实证原则的基本分野 |
|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践原则 |
| 二、经济学方法的实践原则与实证原则的比较研究 |
| 第三节 经济学方法论实证与实践原则的经验差异 |
| 一、工人阶级的生成性经验 |
| 二、资产阶级经济活动经验的即成性 |
| 三、不同经验基础上的经济学方法论原则差异 |
| 第三章 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嬗变及其随附性困境 |
| 第一节 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嬗变 |
| 一、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科学错觉 |
| 二、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嬗变 |
| 第二节 经济学实证方法的自然科学方法随附性 |
| 一、经济学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早期借鉴 |
| 二、经济学方法的自然科学转向 |
| 三、经济学对逻辑实证主义的随附 |
| 四、经济学方法对证伪主义的随附 |
| 第三节 经济学实证方法的随附性困境 |
| 一、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学困境 |
| 二、依附主体的选择困境 |
| 三、论证过程的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篇 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经验基础及其拜物教性质 |
| 第四章 经济学孤立化研究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经验基础 |
| 第一节 经济学孤立化研究的内涵 |
| 一、经济学家鲁滨逊情结的孤立化方法意义 |
| 二、经济学孤立化方法的还原论含义 |
| 三、鲁滨逊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体现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学孤立化研究的经验基础 |
|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孤立化研究的经验论基础 |
| 二资产阶级孤立化的现实经验 |
| 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孤立化研究方法的拜物教性质 |
| 一、孤立化方法的缺陷及其实质 |
| 二、西方经济学孤立化方法的拜物教性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经验基础及其拜物教性质 |
| 第一节 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历史演进 |
| 一、经济学的数学性 |
| 二、经济学和数学的早期呼应 |
| 三、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方法的全面探索时期 |
| 四、经济学研究的数学方法全面运用时期 |
| 第二节 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内在依据 |
| 一、经济学数学化的内在依据 |
| 二、数学化是西方经济学根据资产阶级需要的变化而变化的结果 |
| 第三节 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经验基础及其拜物教性质 |
| 一、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技术中介 |
| 二、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经验基础 |
| 三、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经验探索 |
| 四、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
| 五、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拜物教性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篇 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反思与变革 |
| 第六章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反思与局限 |
| 第一节 计量经济学对孤立化研究的反思与局限 |
| 一、偏微分的孤立化方法论含义 |
| 二、偏微分计量经济学运用的孤立化性质分析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学人与人关系研究的转换方法 |
| 一、西方经济学人与人关系研究的转换方法 |
| 二、囚徒困境人与人关系研究的既有缺陷及其拜物教性质 |
| 第三节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功能转向及其局限 |
| 一、弗里德曼实证方法的功能转向 |
| 二、弗里德曼方法论观点的反思意义 |
| 三、弗里德曼实证方法预测的局限 |
| 四、弗里德曼实证方法预测失准的原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变革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思考 |
| 第一节 经济学实证方法变革的原则和方向 |
| 一、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既有局限 |
| 二、把经济学实证方法建立在科学的经验之上 |
| 三、把经济学实证方法融入到实践原则之中 |
| 第二节 经济学实证方法预测功能的基础 |
| 一、现有经济学实证方法预测功能的不足 |
| 二、马克思未来研究方法论的基本命题 |
| 第八章 诺斯的暗示和罗素的期待：中国经济走向启示录 |
| 第一节 诺斯的暗示及其理论实质 |
| 一、诺斯的暗示 |
| 二、非人格化交换的含义 |
| 三、非人格化交换经济形态的实质 |
| 第二节 罗素的期待及其启示 |
| 一、罗素的期待 |
| 二、诺斯的暗示与罗素期待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新古典经济学与进化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论文参考文献）
- [1]制度主义的环境经济思想研究[D]. 杨珂. 云南大学, 2019(09)
- [2]分歧还是融合:制度主义与生态经济学发展观辨析[J]. 杨珂. 贵州社会科学, 2018(09)
- [3]经济进化中的自然选择单元[J]. 赵斌,陈新雅.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2)
- [4]重建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 ——当代自然主义的解决方案研究[D]. 赵雷. 山西大学, 2017(02)
- [5]我国应该加强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J]. 贾根良.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7(01)
- [6]演化经济学面临思维转向——从生物演化到社会演化[J]. 朱富强. 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 2015(01)
- [7]一般均衡理论:缘起、证明与质疑[A]. 吴遵杰,陈勇.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集萃（2015）：——“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中国经济, 2015
- [8]产品创新：理论和应用研究 ——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D]. 肖磊. 西南财经大学, 2014(12)
- [9]流通理论的发展历程与展望[D]. 丁涛. 东北财经大学, 2013(07)
- [10]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经验基础及其拜物教性质[D]. 梁建洪. 南开大学, 2013(07)
标签：经济学论文; 自然主义论文; 新古典经济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