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整合与创新中稳健发展——2004年中国IT市场和IT产业发展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杨帆[1]（2021）在《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与产能过剩问题的暴露,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然而我国的整体技术创新能力与前沿国家仍有一定差距,还存在着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现实问题。金融作为经济的命脉,其目的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主体的技术进步乃至经济增长,然而在当前我国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下,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否得到充分有效的金融支持,尚存在许多争议。并且,金融配置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同样成为了阻滞优化的一大凸出问题。与此同时,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呈显着上升趋势,其大大提高了信息处理能力和信息使用效率,其能否成为创新驱动新的引擎?其在金融融资配置与创新过程中能扮演怎样的角色?沿着这些问题,本文利用我国2008年—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省级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等宏观指标,通过理论建模和实证检验研究了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直接与复合影响。此外,本文对融资结构进一步细分,从不同债务期限、债务来源或基金持股方面进行了相关讨论,并考察了所有制及产业技术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涉及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三个方面:在创新投入方面,债权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研发决策与持续性研发决策均具有抑制作用。相对而言,股权融资为更适宜的融资渠道,其可以使得企业倾向于高投入研发决策与持续性高投入研发决策。结合内源融资的促进作用,整体上企业研发投入的融资优序是“内源融资>股权融资>债权融资”。与此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并不敏感,虽然促使企业在当期倾向高投入研发决策,但未表现出持续性。并且,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正向调节股权融资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而对债权融资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作用不显着,并且在企业研发决策和持续性研发决策上同样表现出这种交互效应。此外,不同债务期限、债务来源或基金持股的直接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其中短期债务、长期债务、信贷融资及商业信用融资同样表现出了抑制作用,而其交互效应具有一致性。在所有制异质性方面,与民企相比,国企的债权融资并未降低其研发投入水平。在产业技术异质性方面,高技术企业债权融资也未削弱其研发投入水平。在创新产出方面,债权融资会降低企业的创新产出数量,但一定的债权融资可以发挥治理效应,对企业创新产出质量存在“倒U”型影响。与之不同,股权融资对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表现出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然而对高质量创新产出数量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增加企业创新产出数量与高质量创新产出数量,但对企业创新产出质量存在“U”型的非线性影响。并且,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正向调节融资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此外,不同债务期限、债务来源或基金持股的直接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其中长期债务不仅没有抑制创新产出数量,而且能够显着促进创新产出质量,而其交互效应具有一致性。在所有制异质性方面,关于创新产出数量,国企较民企具有优势;而关于创新产出质量,民企的表现优于国企。在产业技术异质性方面,高技术企业的债权融资对创新产出数量与高质量创新产出数量表现出显着的抑制作用,而低技术企业未表现出显着性。在创新效率方面,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对企业创新数量效率均具有抑制作用,且股权融资对企业创新质量效率同样存在负向影响,而债权融资对企业创新质量效率具有“倒U”型影响。因此,除了债权的治理效应,融资在效率层面容易产生“创新惰性”。与之不同,新一代信息技术能够提高企业的创新数量效率与创新质量效率。并且,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正向调节融资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缓解其“创新惰性”。此外,不同债务期限、债务来源或基金持股的直接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商业信用融资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数量效率,长期债务与债券融资可以有效促进创新质量效率,且基金持股融资对创新效率未表现出抑制性影响,而其交互效应具有一致性。在所有制异质性方面,与民企相比,国企的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并没有制约其创新数量效率,但在创新质量效率方面国企却存在债务治理效应弱化问题。在产业技术异质性方面,债权和股权融资的影响未呈现明显差异,并且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促进高技术企业的创新数量效率还存有局限性。本研究有助于拓展学术界对融资结构、信息技术与创新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深度,并为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互联网+”战略驱动创新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和启示,可能的创新之处包括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基于龚强等（2014）、张一林等（2016）关于融资可得性的数理模型,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因素纳入统一的逻辑框架,从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对创新风险的不同“态度”出发,系统构建了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的数理模型。（2）鉴于鲜有文献涉及融资结构对创新产出质量与创新效率的影响,本文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与创新效率三个方面探究了融资结构对企业创新能力的直接影响,并对融资结构进一步细分,从不同债务期限、债务来源或基金持股方面进行了细致讨论,从而丰富了融资与创新的研究。（3）由于既有微观研究多采用电子邮箱、官方网站等单向指标来评价信息技术的水平,难以客观地揭示其完全水平,且宏观信息技术的发展如何影响微观企业创新能力的研究还略显单薄,本文通过重新测算区域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指数,探究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从而拓展了信息技术与创新的研究。（4）考虑到在金融的配置资源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等成为了阻滞优化的凸出问题,然而鲜有研究探讨信息技术通过克服主体间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在融资与创新的关系间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本文将融资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有机结合,探究了两者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复合影响。
程宇[2]（2020）在《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培养重要组成部分的职业教育,承担着为国家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并发挥着持续深化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民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在校生规模均为世界第一,初步搭建完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职业教育仍长期存在着供需失衡、政策实践异化、结构不尽合理、布局亟需优化、政府市场职责不清、企业主体缺位、整体办学条件薄弱和体制机制不通畅等问题,滞后的职业教育发展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落实的重要瓶颈。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面临新的环境和动能,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互联网技术应用背景下,职业教育所面临的宏观环境、生产方式、需求结构、技术环境都面临一些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都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冲击,亟需我们对职业教育的趋势、矛盾、功能和发展路径进行重新认识。同时,更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对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动效应做深入研究,以便为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和实践发展提供正确的改革思路。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从职业教育的属性特征出发,与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相对更加强调公益性属性的不同,职业教育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产教融合、工学结合,围绕产业社会需求办专业等方针,使中国职业教育带有更强烈的“经济属性”。职业教育属性的界定为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奠定了基础,决定了职业教育在供给上应当主要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重视供给效率,同时也要加强政府引导作用。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结合,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将是我国职业教育未来深化改革的方向;其次,从职业教育的内涵出发,结合已有文献成果,坚持问题导向,对职业教育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本文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就是指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在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双重作用下,能够确保合理配置职业教育的各种资源,优化职业教育结构,使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体系和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在与经济互动发展过程中形成职业教育自身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再次,从职业教育发展的轨迹出发,总结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变迁历程,借鉴国外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成熟模式和优秀经验,并结合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实际情况,将顶层设计和基层视野相结合,提出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原则和切实对策,对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发展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基于上述思路,本文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理论基础。本部分为全文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一方面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清晰界定职业教育、产业发展、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相关概念和内涵,是全文研究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梳理了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领域的基础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揭示了职业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内涵,现代产权理论延展了职业教育研究的边界,教育经济学理论为职业教育战略规划提供了动力支持,现代产业组织理论框定了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研究的理论框架。本部分为全文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部分,现实问题。本部分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演进,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变迁逻辑和宏观发展特征,以及详细阐述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并深入探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中出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为后文的相关实证研究和政策建议提供问题导向和现实依据。第三部分,实证研究。本部分重点对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和现代职业教育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运用F?re-Primon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法对职业教育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估算,并使用2003-2016年面板数据对职业教育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一步的,运用灰色关联系统模、因子分析方法对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效应的综合评价进行测量。结果表明,应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和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市场主体共治能力,增加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程度,缩小职业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等方面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发展,所得出实证结论为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第四部分,国际经验。本部分首先对德国、美国、日本的职业教育市场发展的基本情况、运营模式和成功经验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对这些国家的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模式都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总结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实践经验和不足之处。其次为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提供了经验借鉴和启示。第五部分,对策建议。结合国内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现实问题以及国内外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在职业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提出对策建议。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原则应当遵循以人为本发展、公益性与经济性兼顾、本土化与国际化融通、权责明确与多元制衡等相关原则。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的职业教育运行模式,不断提高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水平,增强行业组织指导的有效性,促进企业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再进一步强化学校具体实施的执行力,建立基于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人才需求导向的职业教育供给模式,并完善与之配套的职业教育保障体系。
孟巧爽[3]（2020）在《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重构的协同演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开展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重构的协同演化研究。当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面临整合时效性差、创新网络嵌入性低等现实问题,亦缺乏动态视角的并购整合理论研究。本文将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关系嵌入—结构嵌入—位置嵌入”重构纳入协同演化框架,从创新网络重构角度理解海外并购的内生动态整合决策,为促进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整合后的创新网络嵌入,提升全球创新合作深度与广度提供指导。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1）海外并购整合与三种不同创新网络嵌入的协同演化,具有何种不同特征?（2）海外并购整合与三种创新网络嵌入协同演化的创新贡献度有何差异?（3）从整合的组织边界拓展出发,如何实现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关系嵌入深度重构的协同演化促进技术创新?（4）从整合的地理边界拓展出发,如何实现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结构嵌入桥接重构的协同演化促进技术创新?（5）从整合的学习边界拓展出发,如何实现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位置嵌入同配性重构的协同演化促进技术创新?针对上述研究问题,本文开展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重构的协同演化理论研究,并采用2001-2013年中国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样本进行实证检验。首先,基于网络嵌入观,开展海外并购整合与三类创新网络嵌入的协同演化特征分析。其次,针对网络“关系嵌入—结构嵌入—位置嵌入”的重构,依次开展如下研究:①引入整合的组织边界拓展,从交易成本动态演进角度,探究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关系嵌入深度重构的协同演化。构建跨国治理数理模型,采用倾向匹配得分—双重差分法检验协同演化机制、利用负二项回归检验协同演化的创新效应。②引入整合的地理边界拓展,从第三方监督有效性角度,探究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结构嵌入桥接重构的协同演化。构建二阶段协调博弈和多主体仿真模型,采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检验协同演化机制、利用联立方程组模型检验协同演化的创新效应。③引入整合的学习边界拓展,从适应性学习角度,探究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位置嵌入同配性重构的协同演化。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采用Cox 比例风险模型及生存分析检验协同演化机制,利用负二项回归检验协同演化创新效应。本文主要结论如下: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关系嵌入、结构嵌入、位置嵌入重构形成差异化的协同演化特征。（1）初始阶段“低整合程度—高目标方自主性”、后续阶段“高整合程度—低目标方自主性”的动态整合策略,引发与创新网络关系嵌入强度增进的协同演化,促进收购方技术创新;（2）收购方强化整合地理边界沿东道国拓展、弱化整合地理边界沿母国拓展,有助于提升创新网络地理凝聚性,促进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结构嵌入桥接重构协同演化,促进收购方技术创新;（3）收购方跨期整合程度的适应性提升与创新网络位置嵌入同配性重构形成协同演化,促进收购方技术创新。本文引入网络嵌入观,形成基于“时空重构”特征的海外并购动态整合模式与创新网络“关系嵌入—结构嵌入—位置嵌入”重构的协同演化理论框架。采用分阶段、渐进式的动态视角,从创新网络主体的直接连接、间接连接、网络位置三层次,推进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重构的协同演化互动机制研究。本文为中国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企业,利用合理的海外并购整合动态策略实现创新网络关系、结构、位置优化,提升全球创新网络嵌入深度和广度提供战略部署。为开放式创新模式下利用海外并购整合参与全球创新网络治理层次的深化,提升收购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供理论支撑。
刘志永[4]（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雷雨嫣[5]（2020）在《创新生态位变迁对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企业创新生态位是基于生态位学的一个概念,以企业在创新生态系统中与其他组织的创新活动为依据,研究企业占据资源空间和对资源的控制能力的问题,创新生态位变迁的实质是创新战略定位的改变而引起资源配置的变化。现有学者通过生态位战略问题的讨论,借助创新生态位的指标测算,研究了创新生态位形成的条件和结果,然而,对于其中的过程缺少相应的文献。本研究将针对创新生态位变迁的过程机理展开分析,探讨企业如何在创新生态系统中,通过创新生态位的变迁实现创新能力的提升。为了揭开谜团,本文提出以下问题,创新生态位的扩张是否一定能形成创新能力?创新生态位的变迁体现在哪些方面?依据创新生态位的变迁战略,企业采取了怎样的行为策略提高创新能力?围绕这几个问题,逐步展开创新生态位变迁影响创新能力的机理研究。创新生态位变迁既是管理实践中有关战略管理和企业行为的复杂难题,也是企业获取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随着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深入和完善,企业生态战略和行为都受到一定的关注。为了更好地解决以上问题,本研究在资源基础观、系统观、生态观等理论基础上,梳理创新生态位和创新能力相关文献,提出了创新生态位变迁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理论模型,将研究分为以下研究内容:（1）构建创新生态位变迁、创新生态位适应性、系统稳定性和创新能力四个变量的关系模型,提出37个研究假设;（2）结合理论文献和实际调查,进行变量的维度划分、量表设计,开展预调研;（3）通过结构方程和多元层级回归方法检验模型;（4）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设计创新生态位变迁系统动力模型,并进行长期动态反馈关系的仿真模拟;（5）根据实证检验和仿真结果阐释创新生态位变迁影响创新能力的机理,提出创新生态位变迁过程中企业获取更多竞争优势的研究启示。本研究得到的结论包括:（1）创新生态位变迁的三个维度均改变了企业对于资源的配置结构和特征,其本质目标是获得竞争性的创新资源,企业创新资源构成不同则获得的竞争优势不同,资源地理空间范围不同则获得的创新效率不同,资源获取的动机不同则形成竞争持续性不同,创新生态位的扩张促进了创新能力的提升。（2）生态位适应性在创新生态位变迁与创新能力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创新生态位扩张促进了企业对知识和关系资源的搜寻,这一适应行为调整了资源与环境的匹配性,进而生态位适应性提高了企业创新能力。（3）创新生态系统稳定性对创新生态位变迁影响企业创新能力具有调节作用。系统稳定性分别在创新生态位变迁与创新能力关系之间,以及在企业生态位适应性与创新能力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并且关系稳定性和环境稳定性的调节效果不同。（4）在系统稳定影响下,企业经过与其他创新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生态位与企业创新之间具有正负共五条反馈回路,形成了企业从基础生态位跃迁到实现生态位的路径。（5）“创新生态位——生态位适应——创新能力”的系统动力学流图仿真模拟发现,长期演化趋势中,创新生态位和创新能力之间具有互动关系。本研究的创新点如下:（1）划分了基于企业创新生态位变迁的维度。现有文献对于创新生态位不同意义的维度划分互相交叉,缺乏系统性研究,且大多聚焦于静态评价和测度,没有贴近系统的动态性。本研究结合既有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企业创新生态位的内涵,结合生态位和创新战略理论,归纳演绎了创新生态位变迁的三个维度,研究了创新生态位变迁的过程。（2）揭示了创新生态位变迁过程中企业生态位适应性行为的中介作用。已有文献现有文献关注企业环境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缺乏企业与创新生态系统的相互适应性以及适应行为的情境性。本研究基于搜寻理论、协同理论和生态学理论,分析不同维度的创新生态位变迁对企业当前生态位知识适应和关系适应性的影响,识别了生态位变迁提高创新能力的路径。（3）考虑创新生态系统对企业个体的干扰,论证了系统稳定性在企业创新生态位变迁与创新能力关系中间的调节作用。目前的研究大多处于系统稳定性边缘阶段,尚且缺乏创新生态系统稳定性对于企业创新活动的作用机理研究。本研究从系统和生态学视角切入,探讨了企业与系统创新演化之间的联系,深化了创新生态位变迁的理论模型。（4）创新生态位变迁与创新能力演化存在多个复杂的动态过程,目前少有研究演化动力因素来分析二者的关系。本研究建立了生态位复杂演化的因果关系模型,企业基础生态位与实现生态位的动态关系,揭示了系统复杂性和动态性对创新生态位变迁的作用。（5）构建了创新生态位变迁动力系统流图模型,阐述了创新生态位变迁的动力机制。挖掘了创新生态位和创新能力的互动关系,进一步检验了创新生态位变迁的动态反馈性。
郑飞虎,蔡宏波,仲鑫[6]（2019）在《开放式创新与外资“技术市场化”的新机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外资过程中,往往会因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一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特别是对所谓"存在强迫性技术转移"问题的责难。本文利用跨国公司在华IT产业研发交易的大样本合约数据,基于跨国公司承包方地位的独特视角探讨了前述问题。结果表明: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存在着技术控制与技术转移的不同发展阶段,这与跨国公司自身经营模式有关。中国市场结构化主体的存在与交易需求是跨国公司实施技术转移的重要动因,开放式创新则进一步推动了跨国公司主动性对华技术转移。本文的实证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打开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黑匣子",而且也从市场时机、结构化主体、规模化水平三个维度提示了后起发展中国家借鉴中国经验利用好外资的有益启示。
张堂云[7]（2019）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WTO《政府采购协议》（简称GPA）是WTO管辖的一项诸边贸易协议,由各缔约方自愿签署,旨在促进政府采购自由化和国际化。加入GPA是为了履行中国对WTO的承诺,自2007年年底向WTO提交加入GPA申请书以来,中国已提交了6份出价清单。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更是向世界宣告要“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GPA进程”。政府采购作为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被作为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用于保护国内经济。加入GPA将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中国企业进入国际政府采购市场提供入场券的同时,也意味着会面临政府采购信息泄密、政府采购市场被瓜分和政府采购功能削弱等安全威胁。伴随着加入GPA进程的加快,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国内外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研究略显单一,缺乏系统性,围绕加入GPA对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亟待展开深入研究。为此,本研究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总体安全观”为指导,在深入阐释政府采购安全内涵以及政府采购安全维度、设计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测度指标体系、剖析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尝试基于系统视角构建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保障机制。遵循“理论阐释——实证检验——对策探索”的基本思路,利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运行”的自行调研数据、全国层面、省层面及产业层面的宏观统计数据、WTO官方网站数据、OECD国民账户数据、中企联和企业家协会发布的《中国100大跨国公司》数据、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以及中国政府采购网站发布的资料等,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法律文本比较法、调研访谈法、案例分析法、多元回归分析和联立方程模型等方法,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展开系统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首先,界定了政府采购安全的内涵,阐释了政府采购安全构成及内在逻辑。在缕析安全和政府采购概念的基础上,探索性地把政府采购安全界定为“在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条件下,政府采购主体在实施政府采购行为的过程中能够有效消除和化解潜在风险、抵抗外来冲击,以确保政府采购功能目标能够不受侵害,并得以最大程度实现的客观状态”。政府采购安全的本质是对政府采购相关主体利益的维护,相关利益的多维诉求属性决定了政府采购安全必须是一个涵盖多维目标的体系结构,在综合归纳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把政府采购安全细分为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并对这种细分进行了理论阐释。其次,对中国政府采购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试图全面考察中国政府采购的客观状态。在制度层面,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全链条采购监管体系初步建立;在市场层面,采购总规模持续增长,货物、服务和工程三类项目的采购总量呈上升的趋势,采购结构日趋合理,已初步形成了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的采购模式,建立了以招投标为主,包含竞争性谈判、询价等多元化的采购方式;在实践中,构建了反腐倡廉、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并取得一定成效。第三,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该指标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程度进行了刻画,还分析了冲击形成的原因。政府采购安全评价在加入GPA前和加入GPA后是不一样的,加入GPA前是对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预测性评价,而加入GPA后是对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在加入GPA前,政府采购制度安全主要通过国内政府采购制度与GPA规制在核心条款上的差异甚至是冲突进行刻画;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从名义开放程度、“本土偏好”程度和国际竞争力三个二级指标和10个三级指标进行衡量;政府采购功能安全主要是通过GPA规制的政策空间与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排除来刻画。据此对加入GPA前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进行预测性评价发现,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在价值目标、基本原则、适应范围、采购方式和救济制度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高、“本土偏好”程度低、产业国际竞争力尤其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与GPA缔约方相差甚远。造成上述安全冲击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存在差距、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受限、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以及中国的国货意识淡薄等。针对加入GPA后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本研究构建了一套指标体系,包括3个二级指标和“国外供应商投诉率”等在内的13个三级指标,并根据专家评定基于AHP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第四,探索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并利用微观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梳理、归纳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影响因素,以及三种安全内在的逻辑关系,创新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囿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利用自行调研的微观数据,构建多元回归和联立方程模型,对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机制及政府采购安全各维度的交互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明晰的政府采购主体责任、健全的供应商约束机制和规范的政府采购流程,有利于提高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度。（2）企业国际竞争力、政府采购电子化水平、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掌握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情况的详细程度,对政府采购市场安全具有正向影响。（3）政府采购功能目标、实施细则、政策功能的责任部门设置及政策功能绩效评价体系,均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产生明显正向影响。（4）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与制度安全、制度安全与功能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均存在双向联动关系,除了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外,其他均为正向影响。（5）三种安全的交互影响关系在不同区域差异明显;东、中、西三个区域制度安全与政策功能安全存在双向正影响,但中部地区的影响要大于东西部地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市场安全对政策功能安全有正向影响,均不显着;西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正向影响,而东、中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5）针对是否列入GPA出价清单而言,列入GPA出价清单对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三者调节效应大于未列入GPA出价清单的地区。最后,构建集制度、市场和功能三位一体的政府采购安全保障体系。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针对加入GPA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结合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结论,在借鉴GPA缔约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为了实现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建议:在制度层面,需要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范政府采购管理流程,争取参与国际采购规制制定的话语权;在市场层面,需要调整出价策略,谨慎国有企业出价范围,积极参与国际政府采购市场竞争,积累国际采购经验,提升企业跨国经营能力;在政策功能层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调整政策功能,完善政府采购实施细则,恢复政府采购技术创新政策功能。除此之外,政府采购安全保障还离不开国际化的政府采购专业人才。
孙佳莉[8]（2019）在《动态能力对中国IT品牌国际化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单一的本国市场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品牌的进一步发展需求,因此越来越多的品牌走出国门,走上国际化的发展道路。整体来看,我国的品牌在国际市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整体较弱,因此为了更好地实现品牌国际化,我国企业仍旧需要继续努力。动态能力理论可以优化企业资源配置结构与调整效率,使核心能力可以更加灵活地应对国际市场的快速变化。因此动态能力的管理对中国企业品牌国际化的发展有重要作用。首先,本文通过阅读学术文献及行业报告,总结出当今国际IT行业发展趋势正以5G、云计算等高新技术引领,并且不断加深垂直行业专业化等特点。然后,将目前国际IT市场的宏观环境和发展趋势,结合我国目前的品牌意识和表现,分析出我国IT行业品牌国际化现在存在的问题及我国品牌国际化的未来走向。通过学习动态能力理论和阅读大量文献论证,总结并提出六项指标可能会对品牌国际影响力存在影响的假设。首先收集三家目前品牌国际影响力已经进入世界百强的我国IT品牌:华为、联想、中兴自2006年到2017年间各项对应指标的数据,录入统计软件中。然后通过实证分析法进行相关分析,对各项指标对品牌国际影响力进行相关性检验,得出企业的各项动态能力对于其品牌国际影响力存在着不同程度影响的结论,并对检验结果进行分析。理论结合现实,以华为为例,分析华为企业发展历程及市场环境,结合动态能力理论对华为现有的品牌国际化策略的分析,指出华为现在的国际化进程中面对的挑战,并对华为未来以及我国IT行业未来的发展提出建议及展望。
张金艳[9]（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程喆[10]（2017）在《联强国际公司（中国）IT产品分销渠道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IT产品分销从萌芽状态到规模化发展,已经历经了近三十年。市场已经成熟,但不断能爆发出新的增长点。分销的IT产品种类不断推陈出新;分销的成员数量经历了无序增长到兼并收购的过程,已经形成了巨无霸的IT分销企业。由于IT产品的差异非常小,中国IT分销市场已经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分销市场的成熟市场特征决定了分销商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利润也日益微薄。近年来随着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和智能手机的日益普及,网络购物风靡全国,作为最终客户的消费者可以直接通过网购来获取生产厂家的IT产品,也对IT分销行业形成了巨大挑战。同时,云计算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摆脱传统IT架构,把企业的业务部署到云端,新型云架构成为拥有强大生命力企业的特征。这种企业IT架构趋势造成了企业传统IT硬件采购额逐年下滑,云资源的采购逐年上升的态势。一旦各类企业采用了云计算架构,其对IT领域的影响是不可逆的。所以作为IT分销企业,要做好传统硬件分销与“云计算资源产品”分销的衔接工作,并把“云资源产品”的分销作为未来IT分销的发展重点。我国的云计算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规模日益增长。IT分销商必然需要和云计算厂商合作,借助渠道的关系和力量提高销售效率,快速拓展市场。技术在飞速进步,市场在急剧变化,如何提高分销管理能力和水平,创新分销管理模式以应对互联网时代的挑战,已经成为各大IT分销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分销理论出发,通过研究传统硬件的分销,贴近云计算时代的市场变化,理论结合实际,揭示了中国IT产品分销市场现状、分销商现状、主要分销模式、分销商价值等,提出了云计算时代IT分销企业需要重点把握的发展方向。本文以联强国际（中国）公司（简称联强国际）为例,介绍了联强国际所处的IT分销行业背景,在该行业中的一些主要竞争对手的分销管理情况,然后就联强国际公司的发展情况、组织架构、供应链管理,及其运营优势,分析了联强国际在分销管理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包括在联强国际现有组织架构和分销系统管理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特别是在公司分销管理制度下,从产品管理总部都各分公司,从联强国际和原厂供应商,以及在对下游渠道分销商的选择、管理以及激励方面提出一些结合目前云计算时代的IT分销的改善方案。作为全国前三大的IT分销公司,联强国际必须在分销管理上做精做细,并且结合企业自身的系统和管理特色做出一些革新和改变。最后,作者对联强国际在中国IT分销市场未来的发展前景做了展望。
二、在整合与创新中稳健发展——2004年中国IT市场和IT产业发展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在整合与创新中稳健发展——2004年中国IT市场和IT产业发展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方法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融资结构理论 |
| 2.1.2 创新理论 |
| 2.1.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1.4 信息经济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创新的影响因素 |
| 2.2.2 融资结构对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2.3 信息技术对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 研究述评 |
| 第3章 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能力的理论分析 |
| 3.1 研究模型设定 |
| 3.1.1 融资时序 |
| 3.1.2 研发风险 |
| 3.1.3 信用风险 |
| 3.2 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可得性关于企业创新能力的分析 |
| 3.2.1 债权融资 |
| 3.2.2 股权融资 |
| 3.2.3 企业同时进行股权与债权融资的讨论 |
| 3.2.4 融资结构与企业创新能力的进一步分析 |
| 3.3 纳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分析 |
| 3.3.1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能力 |
| 3.3.2 新一代信息技术于融资与企业创新中的作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新一代信息技术、融资结构、创新能力的测度与特征分析 |
| 4.1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测算与特征分析 |
| 4.1.1 信息技术相关测算的介绍 |
| 4.1.2 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测算方法 |
| 4.1.3 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测算结果及特征分析 |
| 4.2 融资结构的度量与特征分析 |
| 4.2.1 融资结构的度量 |
| 4.2.2 宏观视角下中国的融资特征分析 |
| 4.2.3 微观视角下中国企业的融资特征分析 |
| 4.3 创新能力的度量与特征分析 |
| 4.3.1 创新能力的度量 |
| 4.3.2 宏观视角下中国的科技创新的特征分析 |
| 4.3.3 微观视角下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特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投入决策的实证检验 |
| 5.1 研究假说 |
| 5.2 实证研究设计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模型设定 |
| 5.2.3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直接影响检验 |
| 5.3.2 复合影响检验 |
| 5.3.3 内生性处理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3.5 融资结构细分下的再检验 |
| 5.3.6 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5.3.7 产业技术异质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实证检验 |
| 6.1 研究假说 |
| 6.2 实证研究设计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模型设定 |
| 6.2.3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关于创新出数量的直接影响检验 |
| 6.3.2 关于创新出质量的直接影响检验 |
| 6.3.3 复合影响检验 |
| 6.3.4 内生性处理 |
| 6.3.5 稳健性检验 |
| 6.3.6 融资结构细分下的再检验 |
| 6.3.7 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6.3.8 产业技术异质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效率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假说 |
| 7.2 实证研究设计 |
| 7.2.1 数据来源 |
| 7.2.2 模型设定 |
| 7.2.3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关于创新数量效率的直接影响检验 |
| 7.3.2 关于创新质量效率的直接影响检验 |
| 7.3.3 复合影响检验 |
| 7.3.4 内生性处理 |
| 7.3.5 稳健性检验 |
| 7.3.6 融资结构细分下的再检验 |
| 7.3.7 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7.3.8 产业技术异质性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创新投入方面 |
| 8.1.2 创新产出方面 |
| 8.1.3 创新效率方面 |
| 8.2 启示建议 |
| 8.2.1 国家层面的政策建议 |
| 8.2.2 企业层面的经营建议 |
| 8.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2）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及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主要内容及框架 |
| 1.4.1 研究的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职业教育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职业教育 |
| 2.1.2 产业发展 |
| 2.1.3 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人力资本理论 |
| 2.2.2 现代产权理论 |
| 2.2.3 教育经济学理论 |
| 2.2.4 产业组织理论 |
| 第3章 中国职业教育历史演进与问题分析 |
| 3.1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 |
| 3.1.1 中国职业教育探索与恢复时期(1977-1984) |
| 3.1.2 中国职业教育粗放发展时期(1985-1998) |
| 3.1.3 中国职业教育优化调整时期(1999-2012) |
| 3.1.4 中国职业教育稳健发展时期(2012—至今) |
| 3.2 中国职业教育政策演变规律 |
| 3.2.1 中国职业教育政策不断适应经济发展 |
| 3.2.2 中国职业教育政策不断适应产业形态变迁 |
| 3.2.3 中国职业教育政策逐步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转型 |
| 3.3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3.3.1 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不协调 |
| 3.3.2 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实践异化问题 |
| 3.3.3 中国职业教育结构不合理 |
| 3.3.4 中国职业教育布局不优化与发展不平衡 |
| 3.3.5 社会环境缺乏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厚植土壤 |
| 第4章 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1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与指标选取 |
| 4.1.1 F?re-Primon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
| 4.1.2 F?re-Primont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
| 4.1.3 职业教育投出产出指标选取 |
| 4.2 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演进分析 |
| 4.2.1 全国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 |
| 4.2.2 分区域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 |
| 4.3 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变量选取 |
| 4.3.2 模型构建 |
| 4.3.3 实证过程 |
| 4.3.4 实证结论 |
| 第5章 中国职业教育的经济效应研究 |
| 5.1 中国职业教育经济效应的逻辑起点 |
| 5.1.1 中国职业教育经济效应的现实基础 |
| 5.1.2 中国职业教育经济效应的特点 |
| 5.2 中国职业教育经济效应的主要体现 |
| 5.2.1 确保经济发展战略有效实施 |
| 5.2.2 促使经济发展软环境不断完善 |
| 5.2.3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5.2.4 实现创新驱动的快速转变 |
| 5.2.5 推进扶贫助困效果提升 |
| 5.3 经济发展对职业教育的影响 |
| 5.3.1 经济发展方向决定职业教育发展方向 |
| 5.3.2 经济状况决定职业教育发展规模 |
| 5.3.3 经济状况决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层次 |
| 5.3.4 经济结构调整决定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 |
| 5.4 中国职业教育影响经济效应的现存问题 |
| 5.4.1 人才培养同质化程度较高 |
| 5.4.2 职业教育发展均衡性较差 |
| 5.4.3 校企合作机制仍不完善 |
| 5.4.4 人才培养立交桥尚未建立 |
| 5.5 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实证分析 |
| 5.5.1 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 |
| 5.5.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5.3 综合指标值测定方法与理论模型构建 |
| 5.5.4 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综合评价结果 |
| 5.5.5 职业教育经济协调度测评结果 |
| 5.5.6 职业教育经济协调质量 |
| 第6章 国外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经验及其借鉴 |
| 6.1 德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经验 |
| 6.1.1 “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基本形式 |
| 6.1.2 “双元制”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脉络与阶段特征 |
| 6.1.3 “双元制”职业教育政策特点与问题 |
| 6.1.4 德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启示 |
| 6.2 美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经验 |
| 6.2.1 美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脉络与阶段特征 |
| 6.2.2 美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特点与面临问题 |
| 6.2.3 美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启示 |
| 6.3 日本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经验 |
| 6.3.1 日本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脉络与阶段特征 |
| 6.3.2 日本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启示 |
| 第7章 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1 中国职业教育参与主体及功能定位 |
| 7.1.1 政府主体及其功能 |
| 7.1.2 行业组织主体及其功能 |
| 7.1.3 企业主体及其功能 |
| 7.1.4 学校主体及其功能 |
| 7.2 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指导原则 |
| 7.2.1 以人为本发展原则 |
| 7.2.2 公益性与经济性兼顾原则 |
| 7.2.3 本土化与国际化融通原则 |
| 7.2.4 权责明确与多元制衡原则 |
| 7.3 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策略 |
| 7.3.1 提高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水平 |
| 7.3.2 坚持政府引导职业教育治理 |
| 7.3.3 增强行业组织指导的有效性 |
| 7.3.4 促进企业主体作用充分发挥 |
| 7.3.5 强化学校实施的自主执行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重构的协同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理论意义 |
| 1.1.4 现实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海外并购整合 |
| 1.2.2 网络嵌入观的创新网络重构 |
| 1.2.3 协同演化 |
| 1.3 研究问题、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问题提出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目标、内容与框架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与企业技术创新效应研究 |
| 2.1.1 新兴经济体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策略研究 |
| 2.1.2 资源基础观的海外并购整合与技术创新研究 |
| 2.1.3 创新网络视角的海外并购整合与技术创新研究 |
| 2.2 跨企业外部创新网络重构研究 |
| 2.2.1 创新网络重构的视角与分析维度 |
| 2.2.2 网络嵌入观的创新网络重构研究 |
| 2.2.3 创新网络重构的演化动力学研究 |
| 2.3 跨国背景下企业创新网络重构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3.1 跨地理边界对创新网络重构影响研究 |
| 2.3.2 跨制度边界对创新网络重构影响研究 |
| 2.4 海外并购整合与外部网络重构的协同演化研究 |
| 2.4.1 协同演化分析范式的建立 |
| 2.4.2 海外并购整合与网络重构的协同演化研究 |
| 2.5 简要评述 |
| 3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嵌入的协同演化特征分析 |
| 3.1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嵌入的协同演化机制 |
| 3.1.1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关系嵌入的协同演化机制 |
| 3.1.2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结构嵌入的协同演化机制 |
| 3.1.3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位置嵌入的协同演化机制 |
| 3.2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嵌入的协同演化创新效果分析 |
| 3.2.1 初始整合阶段:协同演化的创新效果分析 |
| 3.2.2 后续整合阶段:协同演化的创新效果分析 |
| 3.3 样本选择与创新网络构建 |
| 3.3.1 样本选择 |
| 3.3.2 创新网络构建 |
| 3.4 变量设定与测度 |
| 3.4.1 因变量 |
| 3.4.2 核心解释变量 |
| 3.4.3 控制变量 |
| 3.4.4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3.4.5 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
| 3.5 协同演化机制检验:联立方程组实证 |
| 3.5.1 联立方程组计量模型设定 |
| 3.5.2 联立方程组实证结果分析 |
| 3.6 协同演化创新效果检验:中介效应实证 |
| 3.6.1 中介效应计量模型设定 |
| 3.6.2 中介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
| 3.7 本章小结 |
| 4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关系嵌入重构的协同演化 |
| 4.1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关系嵌入重构的协同演化机制 |
| 4.1.1 初始整合阶段:初始海外并购整合对创新网络关系嵌入重构影响 |
| 4.1.2 后续整合阶段:创新网络关系嵌入重构对后续海外并购整合影响 |
| 4.2 并购整合目标方自主性与关系嵌入重构的协同演化数理建模 |
| 4.2.1 企业创新生产 |
| 4.2.2 跨国治理共享 |
| 4.2.3 动态最优化求解 |
| 4.3 变量设定与测度 |
| 4.3.1 因变量 |
| 4.3.2 核心解释变量 |
| 4.3.3 控制变量 |
| 4.3.4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4.3.5 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
| 4.4 协同演化机制检验:倾向匹配得分—双重差分法实证 |
| 4.4.1 倾向匹配得分—双重差分法计量模型设定 |
| 4.4.2 倾向匹配平衡性检验 |
| 4.4.3 倾向匹配得分—双重差分法结果分析 |
| 4.4.4 稳健性检验:不同资源组合的适用性 |
| 4.5 协同演化的创新效应检验:负二项回归 |
| 4.5.1 负二项回归计量模型设定 |
| 4.5.2 负二项回归实证结果分析 |
| 4.5.3 稳健性检验:创新表现的零膨胀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5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结构嵌入重构的协同演化 |
| 5.1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结构嵌入重构的协同演化机制 |
| 5.1.1 初始整合阶段:初始海外并购整合对创新网络结构嵌入重构影响 |
| 5.1.2 后续整合阶段:创新网络结构嵌入重构对后续海外并购整合影响 |
| 5.1.3 内生地理凝聚:并购整合的地理边界拓展与创新网络结构嵌入 |
| 5.2 二阶段协调博弈模型构建 |
| 5.2.1 海外并购决策 |
| 5.2.2 初始整合程度决策 |
| 5.2.3 阶段一:初始整合的新连接嵌入决策 |
| 5.2.4 阶段二:新连接的后续整合努力决策 |
| 5.2.5 博弈时序 |
| 5.3 均衡分析与演化稳态 |
| 5.3.1 二阶段协调博弈的马尔科夫均衡 |
| 5.3.2 初始并购整合阶段全局博弈均衡 |
| 5.3.3 创新网络演化的稳态分析 |
| 5.4 协同演化模型的多主体仿真 |
| 5.4.1 多主体仿真模型构建 |
| 5.4.2 实验环境及初始参数设定 |
| 5.4.3 仿真结果分析 |
| 5.5 实证变量设定与测度 |
| 5.5.1 因变量 |
| 5.5.2 核心解释变量 |
| 5.5.3 控制变量 |
| 5.5.4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5.5 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
| 5.6 协同演化机制检验:动态面板系统GMM实证 |
| 5.6.1 动态面板计量模型设定 |
| 5.6.2 动态面板实证结果分析 |
| 5.7 协同演化的创新效应检验:联立方程组实证 |
| 5.7.1 联立方程组计量模型设定 |
| 5.7.2 联立方程组实证结果分析 |
| 5.8 本章小结 |
| 6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位置嵌入重构的协同演化 |
| 6.1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位置嵌入重构的协同演化机制 |
| 6.1.1 初始整合阶段:初始海外并购整合对创新网络位置嵌入重构影响 |
| 6.1.2 后续整合阶段:创新网络位置嵌入重构对跨期整合调整的影响 |
| 6.2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位置嵌入重构的耦合协调分析 |
| 6.2.1 耦合协调模型构建 |
| 6.2.2 网络位置嵌入中心性 |
| 6.2.3 耦合协调度结果分析 |
| 6.3 协同演化机制检验:COX比例风险模型的生存分析 |
| 6.3.1 创新网络正同配性生存分析 |
| 6.3.2 跨期整合程度提升生存分析 |
| 6.3.3 跨期整合程度提升—正同配性协同演化的生存分析 |
| 6.4 协同演化的创新效果检验:负二项回归 |
| 6.4.1 负二项回归计量模型设定 |
| 6.4.2 变量设定与测度 |
| 6.4.3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矩阵 |
| 6.4.4 负二项回归实证结果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嵌入的协同演化特征分析结论 |
| 7.1.2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嵌入的协同演化创新效果结论 |
| 7.1.3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关系嵌入重构的协同演化结论 |
| 7.1.4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结构嵌入重构的协同演化结论 |
| 7.1.5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位置嵌入重构的协同演化结论 |
| 7.2 研究启示与对策建议 |
| 7.2.1 研究启示 |
| 7.2.2 对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7.3.1 对现有研究的推进 |
| 7.3.2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实证样本海外并购案例表 |
| 附录B 第五章数理模型证明 |
| 附录C 多主体仿真Netlogo代码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术论文发表情况 |
| 参与课题研究情况 |
（4）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5）创新生态位变迁对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思路 |
| 1.4.1 关键概念界定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技术路线 |
| 1.4.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创新生态系统文献综述 |
| 2.1.1 创新生态系统的界定 |
| 2.1.2 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 |
| 2.1.3 研究评述 |
| 2.2 创新生态位文献综述 |
| 2.2.1 创新生态位相关概念比较 |
| 2.2.2 创新生态位变迁的相关理论 |
| 2.2.3 研究评述 |
| 2.3 创新能力文献综述 |
| 2.3.1 创新能力的相关研究 |
| 2.3.2 企业创新能力与创新生态位的联系 |
| 2.3.3 创新生态位变迁过程中的企业创新能力 |
| 2.3.4 研究评述 |
| 2.4 创新生态系统稳定性文献综述 |
| 2.4.1 创新生态系统稳定性相关概念的比较 |
| 2.4.2 创新生态系统稳定性影响因素 |
| 2.4.3 研究评述 |
| 2.5 生态位适应性文献综述 |
| 2.5.1 企业适应性的相关研究 |
| 2.5.2 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生态位适应性 |
| 2.5.3 研究评述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模型构建与假设 |
| 3.1 研究前提 |
| 3.1.1 假设前提 |
| 3.1.2 创新生态位变迁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机理 |
| 3.2 关键变量维度划分 |
| 3.2.1 企业生态位适应性的维度 |
| 3.2.2 系统稳定性的维度 |
| 3.3 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 |
| 3.3.1 创新生态位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假设 |
| 3.3.2 生态位适应性的中介作用分析假设 |
| 3.3.3 创新生态系统稳定性调节作用的分析假设 |
| 3.3.4 模型构建与假设汇总 |
| 3.4 创新生态位变迁系统动力模型 |
| 3.4.1 创新生态位变迁过程的理论逻辑 |
| 3.4.2 企业创新生态位变迁因果关系模型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 4.1 调查问卷 |
| 4.1.1 设计思路 |
| 4.1.2 编制过程 |
| 4.2 变量测定 |
| 4.2.1 创新生态位 |
| 4.2.2 企业生态位适应性 |
| 4.2.3 创新生态系统稳定性 |
| 4.2.4 企业创新能力 |
| 4.2.5 控制变量 |
| 4.3 问卷收集与分析 |
| 4.3.1 发放与回收 |
| 4.3.2 小样本数据分析 |
| 4.3.3 数据分析方法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实证研究 |
| 5.1 大规模调研 |
| 5.1.1 问卷发放与收集 |
| 5.1.2 样本描述 |
| 5.1.3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2 数据质量分析 |
| 5.2.1 信度分析 |
| 5.2.2 效度分析 |
| 5.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5.2.4 Pearson相关性分析 |
| 5.3 结构方程路径分析 |
| 5.3.1 创新生态位变迁的直接效应 |
| 5.3.2 生态位适应性的中介效应 |
| 5.4 层级回归分析 |
| 5.4.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5.4.2 系统稳定性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 |
| 5.4.3 系统稳定性对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 |
| 5.5 结果讨论 |
| 5.5.1 结论汇总 |
| 5.5.2 企业创新生态位变迁与创新能力的关系 |
| 5.5.3 创新生态位适应性的作用机理 |
| 5.5.4 创新生态系统稳定性对创新生态位变迁的影响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创新生态位变迁的系统动力学研究 |
| 6.1 模型研究设计 |
| 6.1.1 创新生态位变迁的动力系统 |
| 6.1.2 系统动力学方法的适用性 |
| 6.1.3 创新生态位变迁动力流图构建 |
| 6.2 模型稳健性检验 |
| 6.3 仿真测试 |
| 6.3.1 水平变量的仿真与分析 |
| 6.3.2 水平变量趋势对比 |
| 6.3.3 系统稳定性的敏感性仿真 |
| 6.4 结果与讨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贡献 |
| 7.2.1 理论贡献 |
| 7.2.2 管理启示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7.3.1 研究局限 |
| 7.3.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调查问卷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1.发表学术论文 |
| 2.参与科研项目 |
| 致谢 |
（6）开放式创新与外资“技术市场化”的新机理（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
| （一）开放式创新模式下的主动技术转移 |
| （二）跨国公司在华两类不同技术转移的考虑 |
| （三）“技术市场化”的结构逻辑 |
|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分析 |
| （一）数据来源 |
| （二）变量的解释 |
| 1. 衡量跨国公司主动性的变量 |
| 2. 衡量国内企业主动性的变量 |
| 3. 控制变量 |
| 四、计量模型及回归结果 |
| （一）模型设定 |
| （二）多元模型回归结果 |
| 1. 对变量longpay的解释 |
| 2. 对变量sellerform的解释 |
| （三）稳健性检验 |
|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
| （一）研究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7）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内容、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安全 |
| 二、GPA框架 |
| 三、政府采购 |
| 四、政府采购安全 |
| 第二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理论依据 |
| 一、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理论 |
| 二、国际贸易中国家利益理论 |
| 三、演化博弈理论 |
| 四、政府干预经济理论 |
| 五、竞争优势理论 |
| 第三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构成及评价指标体系 |
| 一、政府采购安全构成的理论阐释 |
| 二、政府采购安全的实现路径 |
| 三、政府采购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第四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作用机理与假说 |
| 一、政府采购制度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二、政府采购市场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三、政府采购功能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四、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的内在机理及假说 |
| 第二章 中国政府采购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府采购制度建立与发展 |
| 一、中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演变历程 |
| 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运行流程 |
| 三、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 |
| 四、全链条的政府采购监管体制 |
| 第二节 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发展现状 |
| 一、政府采购市场规模 |
| 二、政府采购市场结构 |
| 三、政府采购的主要模式 |
| 四、政府采购的常用方式 |
| 五、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程度 |
| 第三节 中国政府采购功能现状及实践效果 |
| 一、政府采购资源配置功能效应 |
| 二、购买社会公平的政策功能效果 |
| 三、维护国家安全政策功能实践 |
| 第三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制度安全冲击 |
| 一、政府采购目标价值的冲击 |
| 二、政府采购基本原则的冲击 |
| 三、政府采购适应范围的冲击 |
| 四、政府采购方式的冲击 |
| 五、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的冲击 |
| 第二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市场安全冲击 |
| 一、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 |
| 二、政府采购的“本土偏好”程度 |
| 三、中国与GPA缔约方国际竞争力比较 |
| 第三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政策功能安全冲击 |
| 一、GPA规制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界定 |
| 二、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安排 |
| 三、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冲击维度与程度 |
| 四、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冲击的典型案例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原因 |
| 一、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不完善 |
| 二、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 |
| 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有限 |
| 四、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 |
| 五、政府采购国货意识谈薄 |
| 第四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问卷调查 |
| 一、调查问卷设计 |
| 二、开展问卷调查 |
| 第二节 调查问卷描述性统计 |
| 一、样本特征分析 |
| 二、问卷的统计性描述 |
| 第三节 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
| 一、调查问卷的信度分析 |
| 二、调查问卷的效度分析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
| 一、基准模型设定 |
|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三、是否列入GPA清单的调节效应 |
| 四、联立方程实证检验 |
| 五、实证研究结论 |
| 第五章 GPA缔约方维护政府采购安全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GPA缔约方政府采购制度体系 |
|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
| 二、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建设 |
| 三、公开透明的政府采购制度 |
| 第二节 GPA缔约方维护政府采购市场安全的举措 |
| 一、政府采购市场开放出价策略 |
| 二、以“国家安全”为由歧视其他国家产品 |
| 三、设置国际贸易隐形壁垒 |
| 四、GPA缔约方国政府采购市场实际开放程度 |
| 第三节 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践 |
| 一、GPA缔约方中央采购实体的作用分析 |
| 二、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构成及分布特征 |
| 三、GPA缔约方实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具体措施 |
| 第四节 GPA缔约方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经验借鉴 |
|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与制度体系 |
| 二、增强政府采购市场国际风险防范能力 |
| 三、注重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与GPA规制的契合 |
| 第六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的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目标定位 |
| 一、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 |
| 二、政府采购安全具体目标 |
| 第二节 构建开放式现代化的政府采购制度 |
| 一、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 |
| 二、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
| 三、规范政府采购管理制度 |
| 四、主动参与国际政府采购规制的制定 |
| 第三节 增强政府采购市场风险防范能力 |
| 一、合理调整GPA出价清单策略 |
| 二、积极开拓国际政府采购市场 |
| 三、提升本土企业跨国经营能力 |
| 四、培育政府采购国际化的专业人才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现策略 |
| 一、以问题为导向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进行顶层设计 |
| 二、完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施细则 |
| 三、设置“国货标准”等隐形贸易壁垒 |
| 四、恢复实施技术创新政策功能 |
| 结语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1 |
| 致谢 |
（8）动态能力对中国IT品牌国际化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及框架 |
| 1.4 主要观点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动态能力综述 |
| 2.1.1 动态能力的定义 |
| 2.1.2 动态能力的构成 |
| 2.2 品牌国际化综述 |
| 第3章 国际及我国IT品牌国际化现状 |
| 3.1 国际IT行业概况 |
| 3.2 中国企业品牌意识的现状 |
| 3.3 中国IT企业品牌国际化存在的问题 |
| 第4章 实证分析 |
| 4.1 数据来源 |
| 4.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1 华为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2 联想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3 中兴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
| 4.3.1 模型建立 |
| 4.3.2 单位根检验 |
| 4.3.3 协整检验 |
| 4.3.4 Hausman检验 |
| 4.3.5 检验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华为的品牌国际化战略研究 |
| 5.1 华为品牌历史及现状 |
| 5.1.1 华为品牌理念 |
| 5.1.2 华为品牌国际化的SWOT分析 |
| 5.1.3 动态能力理论下华为的品牌国际化策略分析 |
| 5.2 华为未来的挑战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和启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启示 |
| 6.3 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联强国际公司（中国）IT产品分销渠道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对照表 |
| 缩略语对照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的内容及方法 |
| 第二章 分销渠道的相关理论 |
| 2.1 分销渠道的概念与功能 |
| 2.2 分销渠道的类型 |
| 2.2.1 直接分销渠道与间接分销渠道 |
| 2.2.2 分销渠道级数 |
| 2.2.3 分销渠道的宽与窄 |
| 2.2.4 分销渠道的作用 |
| 2.3 分销渠道管理的目标与任务 |
| 2.3.1 分销渠道管理的概念与必要性 |
| 2.3.2 分销渠道管理的目标 |
| 2.3.3 分销渠道管理的任务 |
| 2.4 IT分销行业及IT分销商的市场价值 |
| 2.4.1 IT分销行业管理体制 |
| 2.4.2 主要政策法规 |
| 2.4.3 IT分销行业的壁垒 |
| 2.4.4 IT分销商的价值 |
| 2.5 互联网与传统分销模式的结合 |
| 2.6 互联网分销新模式的不断涌现 |
| 2.6.1 微信平台的互动销售 |
| 2.6.2 新浪微博社交的销售渠道 |
| 第三章 联强国际IT产品分销渠道管理现状分析 |
| 3.1 IT分销行业发展与产业链的关系 |
| 3.2 影响IT分销行业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
| 3.2.1 有利因素 |
| 3.2.2 不利因素 |
| 3.3 中国IT分销市场的现状及问题 |
| 3.3.1 IT硬件分销市场依旧庞大 |
| 3.3.2 城市化推动IT投资,推动分销规模 |
| 3.3.3 上游厂商对分销商的需求日趋分化 |
| 3.3.4 消费电子产品销售形态不断变革 |
| 3.3.5 IT设施国产化替代加速 |
| 3.3.6 云计算市场迅速扩大 |
| 3.3.7 IT市场稳增,发展寻求优胜劣汰 |
| 3.4 联强国际大陆区业务简介 |
| 3.4.1 联强国际(中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5C专业渠道商 |
| 3.4.2 遍布全国的经营网络,庞大的交易客户群 |
| 3.4.3 多产品经营 |
| 3.4.4 5C供应链服务 |
| 3.5 联强国际主要竞争对手的分销管理概况 |
| 3.5.1 神州数码的分销管理 |
| 3.5.2 英迈中国的分销管理 |
| 3.5.3 长虹佳华的分销管理 |
| 3.5.4 翰林汇的分销管理 |
| 3.5.5 伟仕佳杰的分销管理 |
| 3.6 联强国际的分销管理现状 |
| 3.6.1 联强国际(中国)的组织架构 |
| 3.6.2 联强国际(中国)的分销通路模式 |
| 3.6.3 联强国际分销模式的运营特点 |
| 3.7 联强国际分销管理中的问题 |
| 3.7.1 PM销售预测和实际出现较大偏差 |
| 3.7.2 产品中心和各分公司的执行配合效率不高 |
| 3.7.3 多部门决策导致导致关键决策过慢 |
| 3.7.4 分销渠道产品激励政策的有效性有待提高 |
| 3.7.5 分销商选择缺乏管理 |
| 3.7.6 核心渠道分销商的激励缺乏持续性政策 |
| 3.7.7 增值服务产品的服务和团队建设面临挑战 |
| 3.7.8 缺乏面对大数据及云计算的准备 |
| 第四章 联强国际IT产品分销渠道管理的改进对策 |
| 4.1 制定科学的分销目标 |
| 4.2 加强总部区域团队建设,提升分销政策执行力 |
| 4.3 决策过程简化并明确权责 |
| 4.4 优化统计数据,细化分销管理分析系统 |
| 4.5 拓宽分销理念,将产品和服务支持有机结合 |
| 4.6 制定渠道分销商分级优选策略 |
| 4.7 持续性的渠道激励政策实施 |
| 4.7.1 价格政策激励 |
| 4.7.2 组合型返点激励政策 |
| 4.7.3 优势产品货源特殊支持 |
| 4.8 应用大数据及云技术重塑IT分销产品结构和管理方法 |
| 4.8.1 大数据 |
| 4.8.2 运用大数据分析方法 |
| 4.8.3 发展云计算,打造泛IT新生态圈 |
| 第五章 总结与展望 |
| 5.1 研究总结 |
| 5.2 研究不足 |
| 5.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在整合与创新中稳健发展——2004年中国IT市场和IT产业发展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D]. 杨帆. 西北大学, 2021(12)
- [2]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效应研究[D]. 程宇. 吉林大学, 2020(03)
- [3]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重构的协同演化研究[D]. 孟巧爽. 浙江大学, 2020(01)
- [4]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5]创新生态位变迁对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研究[D]. 雷雨嫣. 西北大学, 2020(07)
- [6]开放式创新与外资“技术市场化”的新机理[J]. 郑飞虎,蔡宏波,仲鑫. 南开经济研究, 2019(05)
- [7]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D]. 张堂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8]动态能力对中国IT品牌国际化影响研究[D]. 孙佳莉.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7)
- [9]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10]联强国际公司（中国）IT产品分销渠道管理研究[D]. 程喆.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