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小春作物生物多样性控制主要病虫害试验示范（论文文献综述）
玄杨静和[1]（2021）在《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效益提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是从业人口最多的产业,但农业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却最薄弱,是云南边境地区现代化进程的“短板”。要破解农业发展困境,需要农业科技的支撑和人力资本的提升。农业推广服务集二者于一身,通过农业推广服务将云南边境地区自然资源优势与农业科技成果相结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价值。通过农业推广服务促进农民知识、技能的提升和思想观念的转变,推动其主动做出改善自身生产、经营境况的行为。在服务环境、服务对象和服务体系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云南边境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提升。本研究将云南8个边疆州（市）的25个边境县（市）作为研究区域,将农业推广服务作为研究对象,梳理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的历程,阐述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环境、服务体系、服务对象现状,分析服务效益、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提升服务效益的路径,构建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多元协同格局,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区域间相互协同,共同推动云南边境地区向现代农业发展道路迈进。
吴清林[2]（2020）在《石漠化环境“五水”赋存转化与混农林业高效利用模式》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南方喀斯特地区降雨丰富,特殊的喀斯特地质地貌导致干旱发生率较高。同时,水土流失具有特殊性,兼具地表流失和地下漏失的双重性,在成土速率很低的背景下,水土流失显得异常严重,地表无植被或无土覆盖而呈现出石漠化景观。石漠化治理关键问题在于治理水土流失,而水力作用是水土流失最重要的影响因子。喀斯特地区混农林业是节水增值产业,符合发展生态衍生产业治理石漠化的需求,其中“五水”赋存转化机理及其高效利用研究,可以揭示混农林因地因时合理配置的规律,为水资源高效利用模式提供理论依据。我们根据混农林配置节水、节水耕作及水资源高效利用等多学科交叉理论,2016-2020年在代表南方喀斯特不同地貌结构与石漠化环境的毕节撒拉溪、关岭-贞丰花江和施秉喀斯特研究区,通过15个径流小区35场侵蚀性降雨监测,对26个农艺节水样地和18个工程节水样地共采集了1810个土样并进行实验室物理属性分析,以及1080次土壤蒸发监测、21种植物的浸水试验、21种作物共592次的蒸腾速率监测,结合气象站数据,利用统计分析和数学模型构建,对混农林地的降雨、地表水、土壤水、地下水和生物水的赋存转化机理和机制进行研究,构建模式、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及验证推广,为国家石漠化治理水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1）探讨了不同等级石漠化“五水”赋存转化规律,阐明了混农林对水资源高效利用特征,揭示了不同石漠化环境混农林对水资源赋存效益的差异及气温、生物量、土壤水力特征参数等对“五水”赋存转化的影响。不同石漠化程度下可利用降水量与降雨量、陆面蒸发量与土壤蒸发量在研究区的分布呈耦合关系,可利用降水量在中-强度石漠化环境分布最低,土壤蒸发和陆面蒸发则是中强度石漠化最高。混农林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减少地表产流、降低蒸腾速率和抑制土壤蒸发的生态效益,混农林对地表产流的阻控、抑制土壤水分蒸发和增加地下水赋存、降低蒸腾速率等方面均表现为潜在-轻度石漠化环境的生态效益最好。水资源赋存效益最终是潜在-轻度石漠化>无-潜在石漠化>中强度石漠化。在“五水”转化中,地表水、地下水、生物水和土壤水相对于降水的贡献率分别为0.14-12.71%、9.43-30.20%、9.79-49.97%和40.72-82.58%。对比研究发现,潜在-轻度石漠化环境混农林系统水资源赋存效益最高,提高了水分利用效率。干旱胁迫有助于提高水分利用效率,中-强度石漠化环境受干旱胁迫的影响使得水分利用效率最高。干旱胁迫、气温、土壤水力特征、生物量等自然因子综合影响着“五水”资源的赋存转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和差异性。对规律性和差异性的掌握有利于进一步揭示混农林节水保水机制,为发展节水增值生态衍生产业提供理论支撑。（2）探讨了农艺节水和工程节水策略下混农林业水资源赋存转化与水资源高效利用规律,揭示了不同措施下土壤水赋存转化特征、植物水抑蒸特征,得出了不同节水措施的抑蒸减蒸机制。秸秆覆盖增加了土壤表层肥力,以肥调水的机制增加了表层土壤含水量,中间层土壤含水量较低,说明作物根系主要分布在10-20cm土层。混农林地秸秆覆盖+保水剂、秸秆覆盖、保水剂、地膜覆盖措施与对照组相比,降低了土壤水分蒸发,增加了土壤水分含量,提高了水分利用效率和水资源赋存效益。单一措施与复合措施相比,复合措施更能提高水资源赋存效益和水分利用效率。在干旱胁迫条件下,节水措施布设下的中-强度石漠化地区水分利用效率仍然最高。农艺措施和工程措施的布设,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土壤蒸发、增加了土壤含水量,降低了土壤水向大气水的转化速率,降低了混农林的蒸腾速率,提高了水分利用效率和水资源赋存效益。混农林系统通过节水保水措施后,减少了水资源的耗散,揭示了基于“五水”赋存转化的混农林抑蒸减蒸及水资源高效利用机制,证实了喀斯特地区混农林系统采用节水保水措施进行水资源高效利用的可行性。（3）根据“五水”赋存转化机理,结合混农林节水保水机制,构建了不同石漠化环境混农林水资源高效利用的毕节模式、花江模式和施秉模式,研发了共性关键技术,集成无-潜在、潜在-轻度、中度-强度石漠化环境水资源高效利用技术体系。根据混农林节水与水资源高效利用策略,在毕节撒拉溪构建了喀斯特高原山地潜在-轻度石漠化环境水资源高效赋存与混农林节水增值模式,关岭-贞丰花江构建了喀斯特高原峡谷中-强度石漠化环境地表地下水有效转化与混农林节水保值模式,施秉构建了喀斯特山地峡谷无-潜在石漠化环境土壤-生物水高效赋存与混农林节水增值模式,分别简称“毕节模式”、“花江模式”和“施秉模式”。在模式中对现有技术进行总结,研发了混农林配置、地膜覆盖、屋顶集雨、地表-地下水联合调度、坡面集雨、生态水池、节水灌溉、矮化密植、林下养殖、生草覆盖等共性关键技术及技术体系,针对无-潜在、潜在-轻度、中度-强度石漠化环境,提出了水肥耦合、生草清耕覆盖保墒、瓶式根灌、硬化路面集雨、屋面集雨、地表地下水联合调度等技术集成。（4）混农林节水与水资源高效利用模式具较好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应用示范成效较好,可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其中毕节模式、关岭-贞丰模式和施秉模式最适宜推广面积分别占南方8省区总面积的37.12%、20.52%和38.38%。2016年以来在对毕节撒拉溪、花江和施秉混农林与水资源利用现状的走访调查和实际调研基础上,结合前期项目的示范和研究成果,选取了三个研究区共6139hm2进行混农林节水与水资源高效利用示范,带动当地居民发展生态产业,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发展节水增值混农林业有利于修复已退化的石漠化环境、遏制水土流失、促进植被恢复并带动经济发展。结合GIS空间分析并对指标进行赋值,建立了降雨、气温、海拔、地貌类型、岩性、坡度、土层厚度、水土流失强度、土壤类型、人口密度、人均GDP等评价指标体系,对模式进行推广适宜性评价。结果显示毕节模式、花江模式和施秉模式在中国南方喀斯特8省（市、区）最适宜、较适宜、基本适宜、勉强适宜和不适宜的推广面积分别为74.33×104km2、225.03×104km2、37.68×104km2、52.05×104km2、4.60×104km2,39.74×104km2、14.52×104km2、21.90×104km2、20.83×104km2、96.70×104km2,74.33×104km2、25.03×104km2、37.68×104km2、52.05×104km2、4.60×104km2。
耿飙[3]（2020）在《农业面源污染规模化防控政策机制研究 ——以洱海种植业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以农业清洁生产实践为纽带,针对洱海流域种植农户、规模户、合作社等不同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农业规模化防控面源污染高效组织模式是极为必要的,能够有效缓解农业面源污染。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定性与定量分析、计量经济学模型与实证案例结合等研究方法,研究洱海流域稻-蒜轮作模式不同规模经营主体间水稻、大蒜成本收益以及N投入、减施化肥增施有机肥意愿,了解环保型友好农业技术现状,然后深入分析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程度,探讨不同经营组织模式间的成员间博弈论关系和当地种植规模经营典型模式案例分析,提出适宜洱海流域农业规模化防控面源污染高效组织模式、运行机制与支持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研究结果和结论如下:1.洱海流域适度规模化的稻-蒜轮作种植经营,不仅大大降低了生产中化肥N养分的投入,从源头上预防农业面源污染。而且转变了农业生产方式,积极采用环境友好型种植经营模式,防控了面源污染风险,且在此基础上获得更高的收益,凸显了规模经营的优势。2.年龄负向影响农户减少化肥量的意愿,农户对有机肥好处的认知正向影响他们减少化肥量的意愿,农户参加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他们减少化肥用量和采用有机肥的意愿均产生正向影响,相比之下,对农户采用有机肥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引导农户参加农业社会化服务以及加强宣传和培训,提高农户对有机肥作用的认知是加强他们减少化肥用量和增加有机肥施用量意愿的有效途径。3.规模经营和环保认知提升能显着促进农户采纳多种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与种植规模相比,环保认知对环保型农业技术采用的影响较大。此外,农户改善生活环境的意愿也有助于采用农业技术。4.49.87%的农户愿意转出土地,高于全国17.8%土地转出水平;而显着影响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因素是户主的年龄、对过量使用农药化肥的危害认知和对国家土地流转政策的态度三方面。影响程度大小依次为:农户对国家土地流转政策的态度（X10）>农户对过量使用农药化肥的危害认知（X8）>户主的年龄（X2）;其他变量对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影响不显着。5.基于博弈论视角下的农业规模化组织分析表明,“企业+股份合作社+基地+农户”在推动农业产业化和运营稳定性上,具有一定优势。与此同时,结合洱海流域典型农业经营稻-鸭模式分析,得出该最佳组织模式的运行机制。最终总结提出农业规模化防控的八项政策措施建议。
亓军红[4]（2019）在《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全球气温上升,海洋灾害频发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沿海防护林多重功效的认识愈加深刻,对其综合效益的研究愈加深入,构建科学有效、永续发展的沿海防护林体系已成为全球共识,更是临海国家的战略选择和紧迫任务。苏北沿海拥有长为953.9公里的标准岸线,面积6520.6平方公里的海涂,是其可持续发展不可多得的潜在资源。受地域位置、海陆交错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经常遭遇海洋灾害,加快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尤为重要。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根据江苏省苏北沿海防护林的建设的发展情况,大体可以将其发展过程划分为两大时期、六个阶段。第一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前,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分为探索准备阶段（1949年初至1956年）、初步成型阶段（1957年至1965年）和迟滞发育（1966年至1978年）三个阶段。第二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恢复发展阶段（1979年至80年代末）、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提升完善阶段（2000年至今）三个阶段。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原因,最初,一方面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提出“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另一方面是由于解放战争中,苏北农民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倾力支援,农村木材及林木消耗极大,有必要迅速恢复发展苏北林业。其次,就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各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海洋经济亦得到加强发展,为大力发展苏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创造了条件。苏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一开始即按照全国总体部署,以盐碱地改良、选育造林树种、进行植树造林为重点开展工作。初期的工作主要有:完善行政体系,建立科研机构,成立专职管理机构,调整教育体系,号召植树造林。1952年到1965年,有计划营造沿海海岸防护林。沿海防护林建设与苏北农田水利建设、围垦兴农、盐土治理等相结合。以造林为主线,重点对盐土改良进展、气象资料收集整编、健全造林工作机构、开展科学研究等。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一直是以国营农场为主力军、先锋队,国营农场的相继建立、发展,以及围垦区人口的迁移和造林活动,对沿海植树造林的发展有着积极而重大的意义。“文革”时期,沿海防护林建设亦遭受严重挫折,工作机构被撤销,工作人员下放,削弱科研力量,在“以粮为纲”的旗帜下,部分防护林被砍伐,苗圃被改种粮食作物,极大地影响苏北沿海防护林建设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亦可分为恢复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完善提高阶段三个阶段。这一时期,开展第二次海岸带综合调查、“908”专项调查,形成大量第一手资料、编印了系统性专着,有力地促进防护林建设。同时,国家大力推进全民义务植树造林、总结造林经验。在建设技术上,积极开展造林种苗繁殖技术研究、开展造林实证研究、引进优良造林树种,开展湿地保护与沿海气候效应研究,极大促进苏北防护林建设体系的发展。苏北沿海防护林建设,在长期造林实践中形成了自身特点,即: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绿”同步,注重沿海造林与“多林”同建,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网”同构,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种”搭配,注重沿海造林与“多能”并进等。国家意志的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持、科技进步和民主传统的发扬光大是沿海造林面积显着增加、防护林体系快速构建的动力因素。多年来的苏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在改善生态环境,防害减灾方面功效明显,并产生了规模经济集成效应。但同时亦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造林总量有待提增,防护效果有待提升;缺乏完善的政策制度保障,评价机制不健全;造林用地不足;配套措施不够完善,科技创新滞后等。针对这些问题,特提出如下几项对策建议:一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企业、个人等各方利益,科学定位防护林建设公益性质;二是认真查漏补缺,形成高质量的规划制度;三是设立建设引导基金,建立各项奖补机制;四是加大研发力度、强化科技支撑;五是突出生态效益、注重综合开发;六是协调各方力量、强化组织领导;七是强化动态监测、定期发布公告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设好苏北防护林体系,造福一方百姓。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具有深刻复杂的多重背景,目前的苏北海岸是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苏北沿海基本具备植树造林的立地条件和环境,形成了一系列较成熟的造林树种选择及林分模式,苏北沿海造林具有许多“江苏特色”和多重动因,沿海防护林体系在改善区域气候等方面产生积极效应。
耿仲钟[5]（2018）在《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04年起,国家先后实施了农业“三项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这三项补贴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三项补贴政策效果逐渐钝化。2015年国家在浙、鲁、皖、川、湘五省进行三项补贴改革试点,试点将“三项补贴”三合一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一部分资金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被称之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另一部分资金用于提升粮食产能（被称之为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一年试点期满后于2016年开始在全国推开。新政策催生新的问题,有必要对这项农业政策进行深入的研究。本项研究的研究脉络如下:（1）从历史角度梳理我国主要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发展历程,总结三项补贴改革之后各地实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操作方式;（2）基于政策目标评价其政策效果,包括:评价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耕地地力、粮食产量、农民收入的影响,评价适度经营规模补贴对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农业信贷担保的影响;（3）测算该项政策的政策成本以及农户对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回应性;（4）根据WTO规则判断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合规性;（5）提出优化该项补贴政策的建议。本文构建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研究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并综合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农户调研数据进行了有别于既有研究的一些处理和方法运用,不仅能够有效揭示该项新农业政策的政策效果,而且能够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提供思路和依据。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是对原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旨在“藏粮于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普惠制”的性质仍然没变,但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体现了“特惠制”;（2）现有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对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行为影响程度并不显着;“政策目标模糊-执行较困难”不利于保护地力保护目标的达成。单独依靠该项补贴资金无法达成地力的提升与保护;（3）相比较而言按确权面积方式补贴对农户收入影响更大,与实际种植面积挂钩补贴方式对产量影响更大,但不管哪种方式当前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标准对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刺激作用较小,该项补贴能够缩小农户的收入不平等;（4）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具有较好的增产增收效应,但是规模经营主体对粮价变动更敏感;（5）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体系能够增强担保公司的核心实力,有利于撬动更大的信贷资金,刺激银行信贷供给,降低农户融资成本;（6）与原三项补贴的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得以简化,与其他涉农政策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不高;农户对两项补贴的期望补贴标准在100-200元/亩,期望补贴与与种植面积相挂钩,农户期望更多农业生产方面的社会化服务;（7）“三项补贴”改革大大释放了黄箱尤其是非特定产品支持的政策空间,未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确权面积挂钩能进一步符合WTO规限。
赵梅[6]（2016）在《江西省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概念及理论在农业及农村领域的延伸,是整个社会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它的提出已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及学者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本文以中国革命老区江西莲花县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挖掘莲花县农业发展历程和农业发展取得的成就,重点分析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型模式与技术,对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定量评价,多方面、多角度地剖析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的优势和障碍因子,并提出了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和措施。具体来看:（1）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莲花县农业生产的发展几经曲折,经历了5个不同的发展时期:（1）传统农业主导期（1949年前）:莲花县土地为封建私有制,土地归个人所有。（2）农业发展转型期（1949-1977年）:建立了农村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提高了农民知识和技术水平、改进了农田耕作制度。（3）现代农业发展初期（1978-1991年）:恢复和扩大农村社队的自主权,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集体副业和集市贸易,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4）现代农业发展中期（1992-2005年）:加大了政府政策支持,农业机械化进一步提高,农业逐步进行规划发展,农田耕作制度趋简,农业税费得到了改革。（5）现代农业发展新时期（2006-至今）:主要呈现出产业化经营规模壮大、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休闲现代农业快速兴起等特点。近年来,莲花县农业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农业产业化结构不断优化、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基础设施稳步推进、生态环境建设效果良好、农业科技培训力度加大、农业相关政策扶持不断完善等,同时以“莲花”为主题打造当地特色产业。（2）该县资源非常丰富,一直以来都是以种植粮食为主的农业大县。通过调查发现,莲花县已经形成了多种典型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和技术,包括山地立体农业模式与技术、水体生态农业模式与技术、农-林-牧复合农业发展模式与技术、生态高值农业发展模式与技术和生态休闲观光农业模式和技术等。（3）本研究同时基于农业生产、农业经济、资源环境、农业科技和农村社会等5个方面,结合莲花县山多、森林覆盖率高的特点,通过实地调研并咨询当地相关农业专家的意见,构建了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应用单项指标评价和综合加权评价模型对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研究。从可持续发展单项指标评价值及其权重看,影响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有农业劳动生产率、农用土地生产率、农业总产值、农产品升级程度、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贫困率和恩格尔系数。其中农业总产值、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发展较好,增长态势明显,是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主导因素;恩格尔系数虽有增长,但呈现波动性;农村贫困率是影响可持续发展水平的主体因子。从单项指标的评价值看,农业总产值、林业产值、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民人均纯收入、资源承载能力和农业科技投资能力发展较好,增长态势明显。2010至2014年,它们分别增长了78.30%、55.08%、99.58%、100.94%、65.79%和74.14%。人均粮食产量、农业集约化程度、农业中间消耗生产率、农业机械总动力、教育文化投资率和恩格尔系数虽有一定的增长,但增长缓慢,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42%、5.48%、8.75%、7.48%、4.78%和6.09%,且人均粮食产量和农业机械化总动力还出现波动性;农用土地产出率和农村贫困率出现波动性下降,呈不可持续性。莲花县可持续发展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度都处于较好的状态,均处于不断增长态势。与十一五末年（2010年）相比,2014年,莲花县可持续发展水平为137.19%,年均增长率达8.22%;可持续发展能力为128.71%,年均增长率为6.51%;可持续发展度为131.75%,年均增长率为7.14%。可持续发展水平要高于可持续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度后劲需进一步加强。（4）本研究探讨了莲花县的自然条件和农业发展现状,同运用SWOT分析法对其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宏微观环境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给出定量综合评价结果,为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结果为:（1）莲花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度适中、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生态环境良好,生物多样性丰富,植被覆盖率高,特别是全县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农业小气候资源丰富,适宜绿色山地蔬菜、各类特色水果、优质茶叶等多种作物生长;农业特色优势产业使得农产品的质量档次和市场竞争力明显提高;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农业生产模式、经营方式等取得创新性发展等都对莲花县农业持续发展起着强劲的拉动作用。（2）发展势头良好的莲产业;逐渐显现的区位优势;快速崛起的农业合作社;积极、宽松的农业发展政策环境等为莲花县农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3）劣势与挑战:基础设施薄弱;耕地资源稀缺并持续减少;农业生态环境压力大;农业灾害频发;劳动力数量不足,素质较低;人才匮乏,技术落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弱化;农产品加工企业规模小,带动能力差等因素对现代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负面影响大。综上所述,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能力、发展度都处于不断整长态势,这主要还要归功于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的优势条件,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阻碍发展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几点发展对策: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让透支的资源休养生息;拓展产业链条,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立足本地特色,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建立防灾减灾长效工作机制,加强防灾减灾技能教育普及;发展壮大龙头企业;培育农业产品品牌;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施富民工程,增强农民持续增收能力;加强农业科技服务,推进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建立健全有关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等。
李建钦[7]（2016）在《滇西北藏区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管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生态系统是一个自然-经济-社会复合型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体现了自然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区域内人类文化多样性和自然多样性的交叉特点。合理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安排和保护对资源永续利用、农村生计持续发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当前,随着人口激增以及经济、技术、环境的持续变革,我国很多地区的农业生物多样性日益为单一栽培和规模经营所取代,由此导致了作物遗传多样性丧失、农业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趋同化、农业生境恶化等严重问题。而在那些生态环境独特、远离集约农业生产区域,依靠传统方式来发展生计的民族地区往往维持着较高的农业生物多样性。这种以地域性农民经验、传统知识和生态文化为基础的生物多样性传统管理方式本身表现出较强的生产力和恢复力,对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稳定和生计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与此同时,在经济、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这些地区也面临着管理技术和方式变迁,传统品种流失、传统知识消亡等诸多问题,追求现代农业所带来的生产福利和随之而来的环境危机及传统生计的变迁使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发展的选择过程中处于两难的境地。滇西北藏区就是一个典型区域。本研究以“滇西北藏区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管理研究”为题,立足于民族生态学视角,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滇西北藏民族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管理的知识、技术进行整体考察。研究首先探明了滇西北藏区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农牧生计空间格局,该格局以村寨聚落为核心,神山、森林、牧场、村寨、耕地、河流等固定要素呈上下延伸状或四周放射状扩散,在系统内稳定镶嵌,由此形成了滇西北藏区河谷兼作旱地、水田,矮山和中山兼作旱地、草场,高山放牧的垂直立体多经济类型的农牧生计布局。藏区所有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方式都是在这个生计空间格局内产生、形成并发挥作用的。其次,探讨了滇西北藏民的土地分类体系和管理方式。对土地性质的精准认知和分类决定了藏民族在农作物种类、品种以及相关农业活动投入方面的行为选择,保证了藏区农业传统知识和生产行为的多样化。第三,总结了滇西北藏区不同时空条件下丰富多样的混作、轮作等种植技术,分析了传统种植技术对藏区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安全性、稳定性所产生的影响。多样的种植技术体系使藏民能够充分适应高原立体环境,形成了传统生计对环境较高的生态适应水平,支撑着滇西北藏民族的生计和可持续发展。第四,对滇西北藏民农作物的种子管理多样性进行考察,分析了不同时空条件下藏民的种子来源体系、种子交换体系、种子晾晒储藏体系。多样性的种子管理技术与滇西北高原环境异质性相适应,在藏民可掌控的范围内实现了农业生产效益最大化,为当地藏民的农牧生计活动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最后,对滇西北藏区传统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中存在的风险及风险管理方式进行总结分析,指出了农业风险传统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办法。研究认为,滇西北藏区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管理模式是有民族特色的,适应当地环境的,同时也是有生命力的。任何关于这个地区的农业发展思路或者措施策略都必须以满足当地藏民传统生计的需求和适应传统发展的方式为主要目的。既不能盲目借鉴外来的发展模式,更不能“一刀切”,否则有可能会导致整个藏区生态文化网络的崩塌,从而产生不可预知的生态和社会恶果。同时,滇西北藏区的研究也证明,民族地区的发展与传统并非截然对立,现代农业的一些技术方式需要向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方向改变。愿意执守传统的特定民族并非一定排斥新技术,或不具备接受新技术的能力,只要新的发展选择与其传统生计文化和适应性产生某种契合点,二者即可完美结合形成合力,从而创造出当地社会文化发展中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的“传统”。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滇西北藏区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传统管理方式是传统的“发明创造”,是融入藏族核心文化的发展模式。2、滇西北藏民多样性的传统管理方式有效保存了地方农业物种和品种的多样性,促进了滇西北藏区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运行。3、滇西北藏区特定农业技术体系的利用和农作物分布的边界跟当地藏民的文化边界相吻合,具有专属性和独立性。4、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管理的技术知识是滇西北藏民生计文化的内核,外力推动的农业技术变革和发展只有充分融入藏族生计文化内核之中,才能发挥有效作用。
李昕升[8]（2015）在《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研究》文中指出南瓜起源于美洲,学名Cucurbitamoschata,Duch.,是葫芦科南瓜属一年生蔓生性草本植物。南瓜在中国的产地不同,叫法各异,南瓜无疑是该栽培作物最广泛的叫法。南瓜是中国重要的蔬菜作物,是中国菜粮兼用的传统作物,栽培历史悠久,经由欧洲人间接从美洲引种到中国,已有500余年的栽培历史。目前我国是世界南瓜的第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南瓜的栽培面积很广,全国各地均有种植,产量颇丰,南瓜除了作为夏秋季节的重要蔬菜,还有诸多其他妙用。本研究属于农业史（农业科技史、农业经济史、农村社会史）的研究范畴,以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等相关理论为指导,结合定性与定量、动态与静态以及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重点分析南瓜的起源、世界范围的传播、品种资源、名称考释,中国引种的时间、引种的路线、推广的过程、生产技术的发展、加工利用技术的发展,引种和本土化的动因、引种和本土化的影响等,力求全方位、动态的展现南瓜在中国引种和本土化的全貌。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数据分析和地理信息科学（GIS）技术的运用,尽可能地将历史时期南瓜种植分布情况地图化,以便更清晰、直观的呈现南瓜种植的时空演变。顾名思义,“引种”是指美洲作物南瓜从域外引种到中国,包括引种的时间、路径、过程等相关问题。“本土化”则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推广本土化,南瓜从引种到中国以后,通过多种方式、路径在中国推广,从最初引种的东南沿海、西南边疆推广到各大地区,并逐步覆盖全国,南瓜的推广本土化过程不但使南瓜在全国迅速普及,而且也导致南瓜主要种植区发生了时空的变迁,推广本土化最为重要,南瓜很快成为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作物,推广本土化在民国时期基本完成;第二,技术本土化,虽然南瓜的生产技术与加工、利用技术在美洲历史悠久,但是没有随着南瓜引种到中国而一同传入,完全是中国劳动人民在传统瓜类技术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总结出了一整套的南瓜生产技术体系和加工、利用技术体系,技术本土化最为复杂,在明清时期达到高潮,民国以来继续发展,改革开放之前基本完成;第三,文化本土化,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精神层面狭义的文化,南瓜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漫长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从南瓜民俗的兴起,到南瓜文学的传播,再到南瓜精神的扩散,南瓜文化从属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认同,文化本土化最为深入人心,是当今国人不知南瓜为域外作物的重要心理原因,文化本土化在民国时期发展最快,达到了高潮,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乃至到了今天都从未停止。推广本土化、技术本土化和文化本土化,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本研究也主要从这三个层面展开。美洲是人类最早栽培的古老作物之一——南瓜的起源中心,南瓜在美洲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在前哥伦布时代,南瓜已经是美洲印第安农业的主要农作物,对南瓜的生产和利用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南瓜随着欧洲向美洲殖民、探险、宗教传播的高潮,先传入欧洲,并经由欧洲人之手传遍世界各地。中国可能是在16世纪初期由葡萄牙人首先引种到东南沿海,稍晚西南边疆也独立从印度、缅甸一带引种南瓜。由此,南瓜迅速在中国内地推广,南瓜与其他美洲作物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除了个别省份基本上都是在明代引种的,17世纪之前,除了东三省、台湾、新疆、青海、西藏,其他省份南瓜栽培均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入清以来南瓜在各省范围内发展更加迅速,华北地区、西南地区逐渐成为南瓜主要产区。新中国成立之后,南瓜产业发展有序而规范,文革时期南瓜生产进入停滞期,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南瓜产业才再次焕发生机,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南瓜的生产和发展在改革开放前后会有如此大的变化,说明科学技术才是推动南瓜产业发展的支撑力量。南瓜拥有丰富的基因库,品种、形态非常多样,生物多样性极其突出,堪称“多样性之最”,因此造成了不同地区南瓜称谓混乱、名实混杂,以及正名与别称长期共存的现象,对南瓜的名称进行考释,可以理清其命名原由等问题。同时,南瓜与同为南瓜属的美洲同源作物笋瓜、西葫芦的对比以及对南瓜的品种资源的梳理,都有助于更准确的认识南瓜本土化过程。南瓜传入中国不久,劳动人民便通过认真观察、总结,创新出了关于的南瓜的选种育种、播种育苗、定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和采收的一整套栽培技术体系,以及贮藏、食用、药用和饲用等多方面的南瓜加工、利用技术体系,体现了劳动人民伟大的智慧和我国传统农业的包容性,这些关于南瓜的技术经验和基本成就,对于现代南瓜生产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是我国重要的农业遗产。即使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南瓜技术成就,受现代自然科学影响越来越深,也还是能看出传统技术深深的烙印。南瓜是美洲作物中的“急先锋”,引种和本土化速度为美洲作物之最,有着深刻的动因:前提因素是自然生态因素（生态适应性、生理适应性）,最重要因素是救荒因素,移民因素是加速因素,经济因素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因素且作用越来越大,对夏季蔬菜的强烈需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因素。南瓜引种和本土化产生了诸多影响,意义深远:对救荒、备荒的影响是南瓜在历史时期最重要的影响,在全国任何地区均是如此,养活了无数的人口;对农业生产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了我国传统蔬菜作物结构,完善了传统农业种植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是对当今社会最重要的影响,历史上就从来不乏依靠南瓜牟利的人群,如今,南瓜产前—生产—加工—市场,已经形成了完整产业链,构成了南瓜产业迅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对传统医学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晚明以降南瓜就一直是重要的中药材,不但充实了祖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更在救死扶伤方面建树颇多,对传统医学影响很大;最后便是对文化的影响,南瓜文化丰富多彩,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内涵,造就了多样的文化符号,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李琦[9]（2012）在《认知实践视野中的地方性知识 ——基于哈尼族的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是一项跨越科学哲学、人类学、农学等人文与自然学科的交叉性研究,旨在以科学实践解释学的视角重新理解哈尼族地方性知识。现代科学是当今知识的主体,主流文化中描述自然现象的唯一合法者。科学实践哲学中地方性知识观的提出,为理解非西方的知识体系,以及跨越知识体系间的相互阐释带来一丝曙光。合理性的知识不是唯一的,不存在中立的、完全无理论负载的方法以断言哪一种标准更为优越,然而对民族知识的地方性本质的研究,在传统理解下仍然未能深入文化与实践的层面。地方性知识是一整套知识体系,包括形而上的文化和形而下的技术,传统上从各角度研究地方性知识的问题,往往将其肢解为农业知识、生态知识、医疗知识或者天文历法知识等,不仅抛弃了文化信仰、世界观、人生观等成分,而且对于形而下的部分也做碎片化处理。这是对地方性知识解读的一大误区。理论优位的知识观是导致这种误读,以及知识体系间不可通约的矛盾根源。以构造和推广普适性理论为目标的现代科学,有着与传统知识不同的旨趣,因此,必须重新理解“认知”与“实践”,以发掘“地方性”在知识的积累和传播过程中的表达。认知是分布性的、情境性的,实践包含了此种意义上认知的历史和知识的形成史,以认知实践的方式阐释地方性知识是一条实践哲学解释学道路的实证研究。在中国云南,哈尼族传统的梯田农业十分发达,作为“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哈尼梯田经历了上千年的使用仍能保持产量,他们传统上也有一套维持梯田农业和生活的地方性知识,仍在运用。哈尼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源自于此,哈尼族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与现代文明迥异,哈尼族传统农业知识与现代农业难以兼容,但是,哈尼族地方性知识有着自洽的逻辑和施行方式。本研究通过分析定居哀牢山地区前后各阶段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阐释了哈尼族地方性知识的形成史。随后,又以认知实践的方式阐释现代文明影响下的哈尼族地方性知识,包括关注二者对世界理解的差异,哈尼族生活方式、人生观的变迁,现代农业与哈尼族农业的接触与冲突,以表现哈尼族地方性知识在现代文明下的动态发展过程。认知是携带情境的阐释,认知实践是携带历史情境的、对过程的阐释,而阐释的更高境界是在同一情境下淡化规则的涉入性理解。在尝试对现代知识与哈尼族地方性知识的相互阐释中,以梯田稻作系统的灌溉、病虫害防治、肥料的观念和施肥技术、保护生物多样性四个主题作为参照物,通过比较同一目标、同一主题下的现代知识与哈尼族知识的对策,找到涉入性地理解彼此的平衡点,来揭示作为文化与实践的地方性知识的价值。认知实践只是理解地方性知识的一个手段,既然知识不再以理论为终点,对哈尼族地方性知识的讨论就必然要回到实践之中,地方性知识所持有的社会功能和价值,不应被现代文明所埋没,它的传承需要大力发展传统教育,提倡民族文化来获得；它的创新有待与现代文明相互借鉴,本文给出了以建设哈尼族有机农产品基地为提议的哈尼族地方性知识创新方案。
王洪会[10]（2011）在《基于市场失灵的美国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研究》文中认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农业大国,历数我国60多年经济发展历程,每一次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几乎都发端于农业,而每次调整的成功也都是以农业发展形势得以好转为前提,可以说农业的增长和衰退直接关系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所以从1982年到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13次关注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日益重视对农业的支持,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农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2010年我国农林水务支出达8129亿元,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大,农业支持再次成为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治理通货膨胀,保障经济长久稳定发展的基础,也为本论题的研究提供了现实背景。由于农业的基础性、弱质性、多功能性等产业特征,当今世界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对农业实施保护政策,政府通过种种方式支持本国农业的发展。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为了适应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趋势,对农业保护政策进行了调整和变革。但是,从这些改革的具体内容上看,更多地体现为支持手段的调整,力度并没有减弱,其中尤以美国为代表。2002年美国农业法案将以后10年的农业补贴数额增加到1900亿美元,2008年美国农业法案不仅延续了2002年农业法案的保护趋势,而且进一步扩大了保护范围,加大了保护力度。凭借强大的农业支持措施,美国成为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是世界第一大玉米和大豆的生产国、出口国,是小麦和棉花的第一大出口国。因此,探讨以自由市场经济着称的美国,如何选择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工具,化解农业领域市场失灵,提高农业经济效率,为我国在WTO规则框架内完善相应的农业支持政策,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增加农民收入提供可资借鉴的途径方法,就成为本选题的初衷和意义所在。本选题的研究思路是基于市场失灵这一前提,在分析美国农业外部性、公共产品、信息不完全、收入分配不公平等领域市场失灵现实情况的基础上,研究美国政府如何通过不同的支持政策体系纠正市场失灵,评价其政策效应,总结其经验教训,进而得出对我国完善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体系的启示。论文逻辑思路上分六大部分,共九章。第一部分第一章绪论,主要是选题的背景、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以及论文思路、结构、研究方法、创新及不足的总体介绍;第二部分第二章一般分析与相关理论,主要是对本文写作涉及到的重要概念、理论支撑进行阐述。包括市场失灵的相关概念,外部性、公共产品、不完全信息、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相关理论,农业保护与支持的概念及相关理论等。第三部分第三章美国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历史演进,按照历史线索介绍美国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的发展阶段,根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其划分为农业生产基础条件支持,强化政府干预,重新强化市场导向,农业保护与支持的回归四个阶段,分别论述其政策演进的背景、调整内容及政策特点等;第四部分为第四章到第七章,对不同市场失灵领域的政策体系及其运行效果的研究,是本选题的核心内容。第四章农业外部性及美国的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分析美国农业的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对美国政府利用资源环境保护与支持政策体系将农业正负外部性内部化进行详细论述,并对其内部化效果进行评价。第五章农业公共产品及美国的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先界定农业公共产品的内涵和本文的研究口径,然后分析美国农业基础设施、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及现状;最后详细论述了美国支持农业公共产品的财政、政策性金融、技术援助等政策工具,评价了其支持效果。第六章农业信息不完全及美国的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从经济学角度对农业信息不完全进行分析,然后论述了美国农业信息支持体系的信息收集、分析、发布制度,网络建设、数据库建设、信息基础设施投入等政策内容,之后分析了支持政策的特点,评价其在农业信息化、降低风险、精准农业等方面的支持效果。第七章社会公平分配视角的美国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首先通过数据对比分析美国社会分配中农业收入不公平的现实,然后重点论述美国增加农业收入的农场和商品计划、农业保险计划、农业税收、农产品出口市场支持政策体系,并从农业收入绝对规模、农户家庭收入、农业生产者内部收入角度对其效果进行评价。第五部分第八章美国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对我国的启示,总结美国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的经验和问题,提出在重点支持市场失灵、引导农业发展方向和法制化方面对我国的启示。第六部分为第九章结论,对全文的研究进行总结与展望。
二、2002年小春作物生物多样性控制主要病虫害试验示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小春作物生物多样性控制主要病虫害试验示范（论文提纲范文）
（1）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效益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四、相关概念和理论视角 |
| 第一章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发展历程及现状 |
| 第一节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发展历程 |
| 一、1949-1977 年:起步阶段 |
| 二、1978-2000 年:加速阶段 |
| 三、2001 年至今:转型阶段 |
| 第二节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环境 |
| 一、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的自然环境 |
| 二、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的人口与民族环境 |
| 三、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的政策环境 |
| 四、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的经济环境 |
| 第三节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对象 |
| 一、云南边境地区农业产业 |
| 二、云南边境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 三、云南边境地区小农户 |
| 第四节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体系 |
| 一、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组织 |
| 二、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内容 |
| 三、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方式 |
| 第二章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效益分析 |
| 第一节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的生态效益 |
| 一、农业面源污染减少 |
| 二、森林覆盖率增加 |
| 三、打造生态特色农产品品牌 |
| 第二节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的经济效益 |
| 一、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提高 |
| 二、粮经作物种植结构调整 |
| 三、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 |
| 第三节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的社会效益 |
| 一、农业推广服务为服务对象“能力赋能” |
| 二、农业推广服务为农民组织化赋能 |
| 第三章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现存问题及原因 |
| 第一节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纵向贯通不畅 |
| 一、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纵向贯通不畅的表现 |
| 二、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纵向贯通不畅的原因 |
| 第二节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横向协同不足 |
| 一、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横向协同不足的表现 |
| 二、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横向协同不足的原因 |
| 第三节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内外联动难续 |
| 一、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内外联动难续的表现 |
| 二、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内外联动难续的原因 |
| 第四章 提升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效益的路径 |
| 第一节 提升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效益的重点 |
| 一、构建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多元协同格局 |
| 二、重视云南边境地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
| 三、推动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区域协调发展 |
| 第二节 提升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效益的具体措施 |
| 一、促进云南边境地区各类农业推广服务组织的发展 |
| 二、搭建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多元协同系统 |
| 三、激发云南边境地区乡村参与农业推广服务的内生动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石漠化环境“五水”赋存转化与混农林业高效利用模式（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研究现状 |
| 第一节 “五水”赋存转化与混农林业 |
| 第二节 喀斯特石漠化环境“五水”赋存转化与混农林业 |
| 第三节 “五水”赋存转化与混农林业研究现状与展望 |
| 第四节 国内外拟解决的关键科技问题与展望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第二节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区选择与代表性 |
| 第四节 实验方案与资料数据可信度分析 |
| 第三章 “五水”赋存转化与混农林业高效利用 |
| 第一节 大气水赋存转化特征 |
| 一 研究区降水时空分布特征 |
| 二 可利用降水分布特征 |
| 三 相关性分析 |
| 第二节 地表水赋存转化与混农林高效利用 |
| 一 侵蚀性降雨量与产流关系 |
| 二 雨强与产流的关系 |
| 三 混农林系统地表产流阻控效益 |
| 第三节 土壤水赋存转化与混农林高效利用 |
| 一 混农林土壤水赋存特征 |
| 二 混农林地土壤水蒸发 |
| 第四节 生物水赋存转化与混农林高效利用 |
| 一 混农林蒸腾特征 |
| 二 混农林地冠层截留量 |
| 第五节 “五水”赋存转化与混农林高效利用 |
| 一 混农林地“五水”赋存转化特征 |
| 二 混农林“五水”赋存转化数学模型构建与验证 |
| 三 基于“五水”赋存转化机理的混农林地水资源高效利用 |
| 第四章 混农林地水资源高效利用策略 |
| 第一节 混农林地农艺措施高效利用水资源 |
| 一 混农林地农艺措施下的土壤水分赋存特征 |
| 二 混农林地农艺措施的土壤水资源转化特征 |
| 三 基于“五水”赋存转化的混农林农艺节水策略 |
| 第二节 工程节水措施与混农林高效利用水资源策略 |
| 一 工程节水措施及混农林土壤水分赋存特征 |
| 二 工程节水策略对混农林地水资源转化的影响 |
| 三 基于“五水”赋存转化的工程节水策略 |
| 第五章 基于“五水”赋存转化的混农林业高效利用模式构建及技术 |
| 第一节 模式构建 |
| 一 模式构建的理论依据 |
| 二 模式构建的边界条件 |
| 三 模式构成的技术体系 |
| 四 模式的结构与功能特性 |
| 五 结构与功能的对比分析 |
| 第二节 技术研发与集成 |
| 一 现有成熟技术应用 |
| 二 共性关键技术研发 |
| 三 不同等级石漠化地区技术优化与集成 |
| 第六章 “五水”赋存转化与混农林业高效利用模式应用及推广 |
| 第一节 模式应用示范与验证 |
| 一 示范点选择与代表性论证 |
| 二 示范点建设目标与建设内容 |
| 三 混农林水资源高效利用现状评价与措施布局 |
| 四 混农林水资源高效利用规划设计与应用示范过程 |
| 五 混农林水资源高效利用模式应用示范成效与验证分析 |
| 第二节 模式优化调整方案与推广 |
| 一 模式存在的问题与优化调整 |
| 二 模式推广适宜性分析 |
| 三 模式推广应用范围分析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创新点 |
| 第三节 讨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土壤物理属性数据(g) |
| 附录二 作物蒸腾速率监测(g/g/h) |
| 附录三 地表产流数据 |
| 附录四 土壤蒸发速率监测(mm/d) |
| 附录五 气象数据统计 |
| 附录六 植被截留数据(mm)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参与的科研项目 |
| 二、发表的论文 |
| 三、获得奖励 |
| 致谢 |
（3）农业面源污染规模化防控政策机制研究 ——以洱海种植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表 |
| 第一章 绪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农业规模化经营涵义界定 |
| 1.3.2 国外农业规模化经营研究 |
| 1.3.3 国内农业规模化研究 |
| 1.3.4 国内微观视角的规模化防控研究 |
| 1.3.5 国内外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政策研究进展 |
| 1.3.6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农业规模化理论基础 |
| 2.1.1 农业产业化 |
| 2.1.2 生态农业产业化 |
| 2.1.3 农业专业合作社理论 |
| 2.2 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 |
| 2.2.1 “企业+农户”经营模式 |
| 2.2.2 “合作社+企业+农户”经营模式 |
| 2.2.3 “公司+基地+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 |
| 2.2.4 “土地股份合作社”模式 |
| 2.2.5 土地信托模式 |
| 2.3 农业面源污染规模化防控理论基础 |
| 2.3.1 外部性理论 |
| 2.3.2 博弈论 |
| 2.3.3 规模经济 |
| 2.3.4 4R理论 |
| 第三章 不同农业规模主体稻-蒜成本效益与化肥N投入研究 |
| 3.1 数据来源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被访小农和合作社/企业样本基本特征 |
| 3.2.2 水稻和大蒜的成本收益分析 |
| 3.2.3 不同规模稻、蒜种植化肥N投入量分析 |
| 3.3 结论与讨论 |
| 第四章 农户减少化肥用量和使用有机肥意愿分析 |
| 4.1 数据来源 |
| 4.2 研究方法 |
| 4.2.1 Bivariate-Probit模型 |
| 4.2.2 边际效应 |
| 4.3 描述性分析 |
| 4.4 农户减少化肥用量和采用有机肥的意愿分析 |
| 4.5 推断性统计 |
| 4.5.1 农户减少化肥施用量意愿方面 |
| 4.5.2 农户采用有机肥的意愿方面 |
| 4.6 结论与启示 |
| 第五章 不同规模种植户采纳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研究 |
| 5.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5.1.1 数据来源 |
| 5.1.2 研究方法 |
| 5.2 实证分析 |
| 5.2.1 样本基本分析 |
| 5.2.2 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的情况 |
| 5.2.3 不同种植规模农户的环保认知情况 |
| 5.2.4 不同规模种植户采用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的情况 |
| 5.2.5 不同环保认知的种植户采取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的情况 |
| 5.2.6 推断性统计分析 |
| 5.3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3.1 结论 |
| 5.3.2 政策建议 |
| 第六章 规模化防控视角下农民参加土地流转意愿研究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 模型构建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样本基本情况 |
| 6.2.3 模型构建与回归分析 |
| 6.2.4 变量定义 |
| 6.3 推断性统计分析 |
| 6.4 主要结论 |
| 6.5 政策建议 |
| 第七章 基于博弈论视角下的农业规模化组织 |
| 7.1 “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
| 7.2 “委托-代理”模型理论 |
| 7.3 结果分析 |
| 7.4 “企业+农户+合作社+基地”经营模式优势 |
| 7.4.1 有利于农业产业化 |
| 7.4.2 有利于治理面源污染 |
| 第八章 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最优规模化组织的机制研究 |
| 8.1 洱海地区典型农业经营组织模式比较分析 |
| 8.1.1 农业经营组织模式特征 |
| 8.1.2 稻-鸭农业技术模式内涵 |
| 8.1.3 成本效益分析 |
| 8.2 农业经营组织模式—崇州模式的借鉴 |
| 8.2.1 崇州模式由来 |
| 8.2.2 崇州模式经验借鉴 |
| 8.3 洱海地区农业经营组织模式面临问题 |
| 8.4 推行最优农业经营组织模式运行机制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支持政策 |
| 9.1 主要结论 |
| 9.1.1 洱海流域农户与规模经营组织化肥N投入与成本效益比较研究 |
| 9.1.2 农户减少化肥用量和使用有机肥意愿分析 |
| 9.1.3 不同规模种植户采纳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研究 |
| 9.1.4 洱海流域土地流转的意愿分析 |
| 9.1.5 基于博弈论视角下的农业规模化组织 |
| 9.1.6 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最优规模化组织的机制研究 |
| 9.2 支持政策 |
| 9.2.1 农业面源污染防控人才(人)支持政策 |
| 9.2.2 强化农业面源污染防控财政(财)倾斜扶持政策 |
| 9.2.3 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基础设施建设(物)等扶持政策 |
| 9.2.4 区域绿色农产品品牌的创建与市场无缝对接扶持政策 |
| 9.2.5 强化规模环保持续行动与环保效果的奖励政策 |
| 9.2.6 强化规模经营主体社会化服务的支持政策 |
| 9.2.7 强化原小农转岗就业生计保障支持政策 |
| 9.2.8 责任追究与监督惩罚政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海流域农户(合作社)问卷调研说明 |
| 附录 B洱海流域农户和合作社调查问卷 |
| 附录 C稻-鸭模式农业技术调查问卷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4）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相关概念的阐释和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和研究框架 |
| 五、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政治背景 |
| 第二节 经济背景 |
| 第三节 历史背景 |
| 第四节 自然背景 |
| 第二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内涵 |
| 第二节 建设时段的划分方式 |
| 第三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的建设阶段 |
| 第四节 江苏的主要林业机构及其成果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前的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 |
| 第一节 探索准备阶段 |
| 第二节 初步成型阶段 |
| 第三节 迟滞发育阶段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的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 |
| 第一节 恢复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快速发展阶段 |
| 第三节 完善提高阶段 |
| 第五章 苏北沿海造林的特点及动因 |
| 第一节 造林特点 |
| 第二节 动因分析 |
| 第六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功效、问题与建议 |
| 第一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多重功效 |
| 第二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系的存在问题 |
|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
| 结语 |
| 附录 |
| 案例一 苏北沿海林地增加对区域气候的影响 |
| 案例二: 苏北沿海地区林地面积的明显增加 |
| 案例三: 苏北沿海地区森林覆盖率明显提升 |
| 案例四: 苏北沿海地区海洋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
| 案例五: 苏北沿海气候变化趋势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4 主要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历史进程及三项补贴改革 |
| 3.1 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历史进程 |
| 3.2 我国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实施 |
| 3.3 “三项补贴”改革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实施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分析1:基于地力保护视角 |
| 4.1 补贴对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行为的影响——基于微观调研数据 |
| 4.2 补贴对耕地地力的影响——基于自然实验的证据 |
| 4.3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的逻辑解释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分析2:基于粮食生产与农户收入视角 |
| 5.1 政策效果模拟方法——PMP模型 |
| 5.2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影响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模拟分析 |
| 5.3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1:基于粮食生产与农户收入视角 |
| 6.1 基于田野调查的规模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案例 |
| 6.2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影响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模拟分析 |
| 6.3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的受益公平性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2:基于信贷担保视角 |
| 7.1 市场失灵与农业信贷担保 |
| 7.2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政策效应的数理分析 |
| 7.3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政策效应的案例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成本与回应性分析 |
| 8.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财政成本 |
| 8.2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 |
| 8.3 政策的回应性分析:农户的了解、评价与期望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合规性分析 |
| 9.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黄箱空间释放 |
| 9.2 “三项补贴”改革前后政策保护程度变化 |
| 9.3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优化 |
| 10.1 国外农业支持政策的启示 |
| 10.2 当前我国农业主要国内支持政策 |
| 10.3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优化安排 |
| 10.4 本章小结 |
| 第十一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11.1 主要结论 |
| 11.2 政策建议 |
| 11.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 部分田野调查素材整理 |
| (二) 农业支持政策的国际经验整理 |
| (三) 调研问卷与访谈提纲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6）江西省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及资料来源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资料来源 |
| 1.4 技术路线 |
| 第2章 国内外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 |
| 2.1 农业可持续发展概述 |
| 2.1.1 提出 |
| 2.1.2 概念 |
| 2.1.3 特征 |
| 2.2 农业可持续发展基础理论 |
| 2.3 国内外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研究 |
| 2.3.1 中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 |
| 2.3.2 美国“低投入可持续农业”与“高效率可持续农业” |
| 2.3.3 日本“环保型可持续农业” |
| 2.3.4 德国“综合型可持续农业” |
| 2.3.5 其他国家的可持续农业 |
| 2.4 国内外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 |
| 2.4.1 国外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 |
| 2.4.2 国内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 |
| 第3章 莲花县农业发展历程与取得的成就 |
| 3.1 莲花县自然条件 |
| 3.1.1 区域位置 |
| 3.1.2 地形地貌 |
| 3.1.3 土壤植被 |
| 3.1.4 气候 |
| 3.1.5 水文 |
| 3.2 莲花县农业发展历程 |
| 3.2.1 传统农业主导期(1949 年以前) |
| 3.2.2 农业发展转型期(1949-1977 年) |
| 3.2.3 现代农业发展初期(1978-1991 年) |
| 3.2.4 现代农业发展中期(1992-2005 年) |
| 3.2.5 现代农业发展新时期(2006 年-) |
| 3.2.6 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 |
| 3.3 莲花县农业发展成就 |
| 3.3.1 农产品产量大幅增加 |
| 3.3.2 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
| 3.3.3 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
| 3.3.4 机械化水平提高 |
| 3.3.5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 |
| 3.3.6 农业产业化发展迅速 |
| 3.3.7 休闲旅游农业提升发展 |
| 3.3.8 生态建设稳步推进 |
| 3.3.9 农业科技培训力度加大 |
| 3.3.10 农业相关政策不断完善 |
| 3.4 小结 |
| 第4章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型模式和技术 |
| 4.1 山地立体农业模式与技术 |
| 4.1.1 莲花县山地立体农业布局 |
| 4.1.2 莲花县立体农业经营实例 |
| 4.2 水体生态农业模式与技术 |
| 4.2.1 莲田生态系统 |
| 4.2.2 稻田生态系统 |
| 4.3 农-林-牧复合农业发展模式与技术 |
| 4.3.1 生猪产业主导的农-林-牧复合农业发展模式与技术 |
| 4.3.2 其他畜禽产业的农-林-牧复合农业发展模式与技术 |
| 4.4 生态高值农业发展模式与技术 |
| 4.4.1 绿色水稻农业模式 |
| 4.4.2 无公害蔬菜农业模式 |
| 4.4.3 高产油菜农业模式 |
| 4.4.4 优质茶叶农业模式 |
| 4.4.5 优质莲产业农业模式 |
| 4.5 生态休闲观光农业发展模式与技术 |
| 4.5.1 以莲为媒的生态休闲农业 |
| 4.5.2 其他生态休闲观光农业 |
| 4.6 小结 |
| 第5章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评价研究 |
| 5.1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1.1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定量评价的内涵 |
| 5.1.2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 |
| 5.1.3 莲花县农业生态经济复合系统的结构 |
| 5.1.4 农业可持续发展支撑体系的结构 |
| 5.2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
| 5.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5.2.2 评价指标体系 |
| 5.2.3 数据来源及指标说明 |
| 5.2.4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5.3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定量评价 |
| 5.3.1 单项指标描述评价模型 |
| 5.3.2 综合评价模型 |
| 5.3.3 结果分析 |
| 5.4 小结 |
| 第6章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SWOT分析 |
| 6.1 优势(Strengths) |
| 6.1.1 农业气候资源丰富 |
| 6.1.2 生态环境优美 |
| 6.1.3 农业主导产业突出 |
| 6.1.4 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方面有较大突破 |
| 6.1.5 体制机制创新性发展 |
| 6.2 劣势(Weaknesses) |
| 6.2.1 基础设施薄弱 |
| 6.2.2 资源锐减 |
| 6.2.3 生态环境恶化 |
| 6.2.4 环境破坏 |
| 6.2.5 农业灾害频发 |
| 6.3 机遇(Opportunities) |
| 6.3.1 发展势头良好的莲产业 |
| 6.3.2 逐渐显现的区位优势 |
| 6.3.3 快速崛起的农业合作社 |
| 6.3.4 优越的创业环境 |
| 6.3.5 积极的农业发展政策环境 |
| 6.4 挑战(Threats) |
| 6.4.1 劳动力数量不足,素质较低 |
| 6.4.2 重视不够,资金贫乏 |
| 6.4.3 人才匮乏,技术落后 |
| 6.4.4 农产品加工企业加工能力不足 |
| 6.5 小结 |
| 第7章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与措施 |
| 7.1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 |
| 7.2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
| 7.2.1 人口战略 |
| 7.2.2 资源战略 |
| 7.2.3 环境战略 |
| 7.2.4 科技战略 |
| 7.2.5 法制战略 |
| 7.3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
| 7.3.1 拓展产业链条,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 |
| 7.3.2 基于当地自然资源禀赋,发展特色现代农业 |
| 7.3.3 建立防灾减灾机制,加强防灾减灾技能教育 |
| 7.3.4 增加扶持政策,促进龙头企业的发展 |
| 7.3.5 扩大农业宣传,培育农业商品品牌 |
| 7.3.6 建立农业基金,增加财政资金支持 |
| 7.3.7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整体生产能力 |
| 7.3.8 实施富民工程,增强农民持续增收能力 |
| 7.3.9 加强农业科技服务,推进农技推广体系改革 |
| 7.3.10 推进制度建设进程,构建完善的法律法规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小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7）滇西北藏区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源起 |
| 1.2 相关研究概述 |
| 1.2.1 农业生态系统的研究 |
| 1.2.2 农业生物多样性及其管理 |
| 1.2.3 滇西北藏区农业生物多样性 |
| 1.3 关键概念和核心关系界定 |
| 1.3.1 民族生态学视野中的农业生态系统 |
| 1.3.2 农业生物多样性与农业生态系统的关系 |
| 1.3.3 滇西北藏区农业生态系统的界定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经历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视角 |
| 1.4.4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滇西北藏区及研究社区简况 |
| 2.1 滇西北藏区概况 |
| 2.1.1 自然地理和气候特征 |
| 2.1.2 土壤特征 |
| 2.1.3 生物多样性 |
| 2.1.4 民族源流 |
| 2.1.5 传统文化 |
| 2.2 研究社区概况 |
| 2.2.1 香格里拉市向卡村 |
| 2.2.2 维西县柯功村 |
| 2.2.3 德钦县古达村 |
| 第3章 滇西北藏区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农牧生计格局 |
| 3.1 以村寨聚落为核心的生计空间格局 |
| 3.1.1 村寨聚落生态位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 |
| 3.1.2 滇西北藏区村寨聚落分类类型 |
| 3.1.3 以聚落为核心的农牧生计空间格局 |
| 3.2 滇西北藏区农牧生计模式 |
| 3.2.1 藏区农牧生计的历史源流 |
| 3.2.2 农业垦殖及其构成特点 |
| 3.2.3 畜牧业及其构成特点 |
| 3.2.4 野生植物资源的利用和管理 |
| 3.3 滇西北藏区农牧生计系统的适应性评价 |
| 第4章 农业生态系统中土地利用的多样性 |
| 4.1 农地利用及多样性管理 |
| 4.1.1 滇西北藏区农地分布的生态特征 |
| 4.1.2 基于资源利用的农地分类类型 |
| 4.1.3 滇西北藏区的农地管理多样性 |
| 4.2 牧场利用及多样性管理 |
| 4.2.1 滇西北藏区牧场的生态特征 |
| 4.2.2 藏民基于资源利用的牧场分类类型 |
| 4.2.3 滇西北藏区牧场的多样性管理 |
| 4.3 林地利用及其多样性管理 |
| 4.3.1 社区森林及林地类型 |
| 4.3.2 集体林管理 |
| 4.3.3 经济林管理 |
| 4.3.4 神山管理 |
| 第5章 滇西北藏区种植技术体系多样性 |
| 5.1 不同时空条件下的混作技术 |
| 5.1.1 混作的概念 |
| 5.1.2 滇西北藏区混作类型的多样性 |
| 5.1.3 滇西北藏区混作技术的多样性 |
| 5.2 滇西北藏区耕作制度中的轮作技术 |
| 5.2.1 轮作的概念 |
| 5.2.2 滇西北藏区轮作技术及其多样性 |
| 5.3 滇西北藏区种植技术多样性的特点评述 |
| 第6章 滇西北藏区农作物种子管理多样性 |
| 6.1 滇西北藏区农户种子来源体系 |
| 6.1.1 滇西北藏区主要农作物的种子来源 |
| 6.1.2 滇西北藏民选种的标准和方法 |
| 6.1.3 影响藏民选种的主要因素 |
| 6.2 滇西北藏区农户的种子交换体系 |
| 6.2.1 滇西北藏区种子交换意义 |
| 6.2.2 农作物种子交换的趋势和特点 |
| 6.2.3 种子交换系统的社会网络 |
| 6.3 滇西北藏区农户的种子晾晒储藏体系 |
| 6.3.1 种子晾晒储藏的作用 |
| 6.3.2 滇西北藏区粮食作物晾晒技术 |
| 6.3.3 种子储藏技术 |
| 第7章 滇西北藏区农业生物多样性的风险管理 |
| 7.1 滇西北藏区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的风险类型 |
| 7.1.1 因地理环境、气候变化等自然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自然风险 |
| 7.1.2 因农业技术变革对传统方式产生冲击而形成的技术风险 |
| 7.1.3 源于农产品需求的市场变化而产生的市场风险 |
| 7.1.4 因农户自身的决策能力、管理水平的局限性等问题而产生的管理风险 |
| 7.2 藏民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经营的风险认知与管理策略 |
| 7.2.1 保持作物种类、品种和种植技术的多样性以规避自然风险 |
| 7.2.2 灵活多样的社区资源管理制度增强了藏区的抗风险能力 |
| 7.2.3 生计方式的多样化选择是藏民应付短期困难的有效策略 |
| 7.2.4 农业经营的组织化程度不断加强,提高了藏民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 |
| 7.2.5 藏民之间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民族传统有效抵御了风险 |
| 7.3 农业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和发展途径 |
| 第8章 讨论与结论 |
| 8.1 讨论 |
| 8.2 创新之处 |
| 8.3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社区社会经济与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调查问卷表 |
| 附录2: 向卡村农田生态系统植物物种多样性名录 |
| 附录3: 柯功村农田生态系统植物物种多样性名录 |
| 附录4: 古达村农田生态系统植物物种多样性名录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本研究得到以下项目资助 |
（8）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四、基本结构与研究重点 |
| 五、创新和存在的问题 第一章 南瓜的起源与传播 |
| 第一节 南瓜在美洲的起源与传播 |
| 一、美洲是南瓜的起源中心 |
| 二、南瓜在欧亚的传播 |
| 第二节 南瓜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径 |
| 一、南瓜传入中国的时间 |
| 二、南瓜传入中国的路径 第二章 南瓜的名实与品种资源 |
| 第一节 南瓜名称考释 |
| 一、南瓜的主要名称 |
| 二、南瓜的其他别称 |
| 第二节 南瓜属作物与南瓜品种资源 |
| 一、南瓜与笋瓜、西葫芦 |
| 二、南瓜的品种资源 第三章 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推广 |
| 第一节 南瓜在全国的引种路线 |
| 第二节 明清民国时期南瓜在各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一、南瓜在东北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二、南瓜在华北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三、南瓜在西北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四、南瓜在西南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五、南瓜在东南沿海的引种和推广 |
| 六、南瓜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南瓜的生产和发展 |
| 一、南瓜在全国的生产概况 |
| 二、南瓜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第四章 南瓜生产技术本土化的发展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南瓜栽培技术的积累 |
| 一、播种育苗 |
| 二、定植 |
| 三、田间管理 |
| 四、病虫害防治 |
| 五、采收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南瓜生产技术的改进 |
| 一、选种育种 |
| 二、播种育苗 |
| 三、定植 |
| 四、田间管理 |
| 五、病虫害防治 |
| 六、采收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南瓜生产技术的发展 |
| 一、1949-1978年的发展 |
| 二、1979-2014年的发展 第五章 南瓜加工、利用技术本土化的发展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南瓜加工、利用技术的奠基 |
| 一、贮藏 |
| 二、食用 |
| 三、药用 |
| 四、饲用及其他利用方式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南瓜加工、利用技术的改进 |
| 一、贮藏 |
| 二、食用 |
| 三、药用 |
| 四、饲用及其他利用方式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南瓜加工、利用技术的发展 |
| 一、1949-1978年的发展 |
| 二、1979-2014年的发展 第六章 南瓜引种和本土化的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自然生态因素 |
| 一、生态适应性 |
| 二、生理适应性 |
| 第二节 救荒因素 |
| 一、南方地区 |
| 二、北方地区 |
| 第三节 移民因素 |
| 一、西南移民潮:“湖广填四川”与“改土归流” |
| 二、东南棚民潮:“客家棚民”与“江西填湖广” |
| 三、东北大移民:“招民开垦”与“闯关东” |
| 第四节 对夏季蔬菜的强烈需求 |
| 一、中国古代夏季蔬菜的品种增加 |
| 二、中国古代夏季蔬菜的品种增加的原因 |
| 第五节 经济因素 |
| 一、南瓜的相对经济优势 |
| 二、南瓜加工、利用的经济优势 |
| 三、南瓜其他利用方式的经济优势 第七章 南瓜引种和本土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救荒、备荒的影响 |
| 一、全国性的救荒影响 |
| 二、六大区的具体救荒影响 |
| 第二节 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
| 一、改变了蔬菜作物结构 |
| 二、影响了农业种植制度 |
| 第三节 对经济的影响 |
| 一、直接南瓜贸易对经济的影响 |
| 二、南瓜子对经济的促进 |
| 三、南瓜众多深加工产品成为经济增长的亮点 |
| 四、南瓜与养殖业发展 第八章 南瓜引种和本土化对科技文化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传统医学的影响 |
| 一、基本性状的描述 |
| 二、同食相忌 |
| 三、具体应用 |
| 第二节 南瓜与文化 |
| 一、南瓜精神 |
| 二、南瓜民俗 |
| 三、南瓜观赏文化 |
| 四、南瓜名称文化 |
| 五、南瓜饮食文化 |
| 第三节 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
| 一、明清时期的文学创作 |
| 二、民国时期的文学创作 |
|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创作 结语 附录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认知实践视野中的地方性知识 ——基于哈尼族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地方性知识新的阐释方法：认知实践 |
| 第一节 对地方性知识的传统理解 |
| 第二节 批判理论优位的知识观 |
| 第三节 重新理解“认知”与“实践” |
| 第四节 以认知实践阐释地方性知识 |
| 第二章 哈尼族文化概要 |
| 第一节 梯田生活现状 |
| 第二节 族源与迁徙史 |
| 第三节 哈尼人对世界的认识 |
| 第四节 哈尼人对人生的认识 |
| 第三章 以认知实践阐释哈尼族地方性知识的形成史 |
| 第一节 定居哀牢山地区之前的生存环境 |
| 第二节 早期民族知识的产生 |
| 第三节 定居哀牢山地区之后的生存环境 |
| 第四节 地方性知识的形成 |
| 第四章 以认知实践阐释现代文明中的哈尼族地方性知识 |
| 第一节 对世界理解的差异 |
| 第二节 生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人生观的变迁 |
| 第四节 农业的接触与冲突 |
| 第五章 现代知识与哈尼族地方性知识的相互阐释 |
| 第一节 梯田稻作系统的灌溉知识 |
| 第二节 病虫害防治的知识 |
| 第三节 肥料与施肥的知识 |
| 第四节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知识 |
| 第六章 哈尼族地方性知识的道路：从认知实践到实践创新 |
| 第一节 认知实践与地方性知识 |
| 第二节 地方性知识的价值 |
| 第三节 地方性知识的传承 |
| 第四节 地方性知识的未来：回到实践之中创新 |
| 结论及后续工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10）基于市场失灵的美国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及框架安排 |
| 1.3.2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历史分析与现实分析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 |
| 1.4.3 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 |
| 1.5 创新及不足 |
| 1.5.1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 1.5.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市场失灵及农业保护与支持的一般分析与相关理论 |
| 2.1 市场失灵及农业保护与支持的一般分析 |
| 2.1.1 市场失灵的溯源、表征及政府干预手段 |
| 2.1.2 农业保护与支持的涵义、动因及手段 |
| 2.2 市场失灵及农业保护与支持的相关理论 |
| 2.2.1 市场失灵的相关理论 |
| 2.2.2 农业保护与支持的相关理论 |
| 第3章 美国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的历史演进 |
| 3.1 着力构建农业生产基础条件阶段（建国初期～20 世纪20 年代） |
| 3.1.1 农业保护与支持的背景 |
| 3.1.2 农业保护与支持的政策措施 |
| 3.2 强化政府干预的农业保护阶段（20 世纪30 年代～90 年代中期） |
| 3.2.1 强化政府干预的背景 |
| 3.2.2 农业保护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 |
| 3.2.3 农业保护政策调整的特点 |
| 3.3 重新强化市场导向阶段（1996 年～2002 年） |
| 3.3.1 加强农业保护政策市场导向的背景 |
| 3.3.2 注重市场导向的政策调整措施 |
| 3.3.3 强化市场导向政策的运行实践 |
| 3.4 农业保护与支持的回归阶段（2002 年～现在） |
| 3.4.1 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回归的原因 |
| 3.4.2 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内容的调整 |
| 3.4.3 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的特点 |
| 第4章 农业外部性及美国的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 |
| 4.1 农业的正外部性分析 |
| 4.1.1 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正外部性 |
| 4.1.2 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的正外部性 |
| 4.1.3 人文社会环境的正外部性 |
| 4.2 农业的负外部性分析 |
| 4.2.1 污染和破坏水、土、空气资源 |
| 4.2.2 威胁人类身体健康 |
| 4.2.3 弱化遗传和生物多样性 |
| 4.3 农业外部性内部化的美国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 |
| 4.3.1 外部性传统解对农业外部性的适用性 |
| 4.3.2 农业外部性内部化的美国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 |
| 4.4 美国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的内部化效应 |
| 4.4.1 农业环境保护补贴提高内部化激励效应 |
| 4.4.2 项目组合多视角进行内部化调节 |
| 4.4.3 弥补农业正外部性利益外溢 |
| 4.4.4 抑制农业负外部性福利损失 |
| 第5章 农业公共产品及美国的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 |
| 5.1 农业公共产品的内涵及研究口径 |
| 5.1.1 农业公共产品的含义及类型 |
| 5.1.2 本文农业公共产品的研究口径 |
| 5.2 美国农业公共产品的供给分析 |
| 5.2.1 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模式及规模 |
| 5.2.2 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的供给模式及运行实践 |
| 5.3 美国农业公共产品保护与支持政策体系 |
| 5.3.1 财税支持政策 |
| 5.3.2 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政策 |
| 5.3.3 其他支持政策 |
| 5.4 美国农业公共产品保护与支持政策的效应 |
| 5.4.1 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
| 5.4.2 提升农业劳动力素质 |
| 5.4.3 促进农业科技发展 |
| 5.4.4 提高农业产出和劳动生产率水平 |
| 第6章 农业信息不完全及美国的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 |
| 6.1 农业信息不完全的经济学分析 |
| 6.1.1 信息的内涵 |
| 6.1.2 农业信息的内涵 |
| 6.1.3 农业信息不完全的经济学分析 |
| 6.2 美国农业信息保护与支持政策体系 |
| 6.2.1 美国农业信息保护与支持政策的内容 |
| 6.2.2 美国农业信息保护与支持政策的特点 |
| 6.3 美国农业信息保护与支持政策的效应 |
| 6.3.1 提高农业信息化程度 |
| 6.3.2 弱化农业风险强度 |
| 6.3.3 推进农业向精准化方向发展 |
| 第7章 社会公平分配视角的美国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 |
| 7.1 美国社会分配中农业收入不公平的现实 |
| 7.1.1 农业生产投入和产出价格指数分析 |
| 7.1.2 农业净收入和人均收入规模分析 |
| 7.1.3 城乡人口贫困率对比分析 |
| 7.2 社会公平分配目标下的美国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 |
| 7.2.1 农场和商品支持政策 |
| 7.2.2 农业保险支持政策 |
| 7.2.3 农业税收支持政策 |
| 7.2.4 农产品出口市场援助政策 |
| 7.3 美国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的社会公平效应 |
| 7.3.1 对农业和农场收入绝对规模的贡献度 |
| 7.3.2 对农户家庭收入相对规模的提高效应 |
| 7.3.3 对农业生产者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 |
| 第8章 美国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1 美国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的经验 |
| 8.1.1 以纠正市场失灵作为保护与支持的内在逻辑 |
| 8.1.2 适时调整完善政策体系引导农业发展 |
| 8.1.3 以农业法律体系为保护与支持提供制度保障 |
| 8.2 美国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的问题 |
| 8.2.1 增加政府财政负担 |
| 8.2.2 扭曲市场机制作用 |
| 8.2.3 提高发生农产品贸易摩擦的机率 |
| 8.2.4 有导致农业内部收入两极分化的风险 |
| 8.3 美国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3.1 保护与支持以农业市场失灵领域为重点 |
| 8.3.2 通过保护与支持政策带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
| 8.3.3 健全农业保护与支持法律体系 |
| 第9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2002年小春作物生物多样性控制主要病虫害试验示范（论文参考文献）
- [1]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效益提升研究[D]. 玄杨静和.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2]石漠化环境“五水”赋存转化与混农林业高效利用模式[D]. 吴清林. 贵州师范大学, 2020
- [3]农业面源污染规模化防控政策机制研究 ——以洱海种植业为例[D]. 耿飙.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11)
- [4]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D]. 亓军红.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5]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D]. 耿仲钟. 中国农业大学, 2018(12)
- [6]江西省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D]. 赵梅. 江西农业大学, 2016(05)
- [7]滇西北藏区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管理研究[D]. 李建钦. 中央民族大学, 2016(05)
- [8]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研究[D]. 李昕升. 南京农业大学, 2015(06)
- [9]认知实践视野中的地方性知识 ——基于哈尼族的研究[D]. 李琦.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2)
- [10]基于市场失灵的美国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研究[D]. 王洪会. 吉林大学, 2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