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及中国金融监管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程孝强[1]（2020）在《金融开放与银行风险承担：理论与实证》文中提出近年来,随着外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大幅放宽,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进程的持续加速,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有序推进,中国金融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中国的金融开放迎来国际化发展的新机遇。但国际经验也启示我们,金融开放在为一国经济金融发展带来诸多好处的同时,也蕴含着较大的金融风险。由金融开放诱发的金融风险无疑会威胁金融系统稳定。银行稳定作为金融稳定的关键和核心,必然会受到金融开放的影响。已有对金融开放与银行稳定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认为金融开放通过影响银行竞争（存款竞争、冒险机会、利润效率等）进而来影响其风险承担行为。还有部分研究认为银行利差与银行风险承担有着紧密联系,原因在于利差是银行贷款投放的主要考量因素,银行利差的结构变化对银行盈利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并很可能会改变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另外,金融开放也会对银行利差产生影响。因而,现有研究表明金融开放驱动的银行竞争会影响银行利差,并可能通过银行利差来影响银行风险承担。这意味着,金融开放可能会通过银行利差渠道来影响银行风险承担,而已有研究并未考虑这一问题。此外,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相关研究忽略了宏观审慎政策的作用。二是对金融开放与银行危机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大多没有考虑到存款保险制度以及不同形式的资本流动对银行危机的影响。本文以金融开放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为主线,一方面研究了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银行利差渠道。具体而言,首先以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利差的现有研究为基础,提炼出金融开放导致银行利差降低的理论假说,将银行利差作为中介变量,从银行利差视角建立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理论假说;其次,从金融稳定和金融中介配置资源的社会成本角度,全面深入地分析金融开放对银行利差的影响;再次,从金融监管和银行风险承担角度,全面地剖析金融开放和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最后,使用中介效应方法验证传递渠道“金融开放—银行利差—银行风险承担”的存在性。另一方面,从银行危机层面深入研究了金融开放和存款保险制度以及不同形式的资本流动对银行危机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能够丰富金融开放、银行利差决定、银行风险承担以及银行危机等方面的研究,为金融开放、银行利差和银行风险承担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有效的分析框架,还可以为深化中国金融开放、合理安排开放次序、改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提供相关政策建议。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研究结论:（一）在仔细梳理银行利差决定因素文献的基础上,建立了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利差的理论假说,选取中国商业银行和跨国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以事实金融开放指数还是以法定金融开放指数度量的金融开放都使得银行利差显着缩窄。另外,银行特征也会对利差产生显着影响,其中非利息收入占比、成本收入比能够显着缩窄银行利差,银行市场势力、运营成本将会显着扩大银行利差。（二）在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现有研究基础上,考虑宏观审慎政策,研究金融开放和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分别以中国商业银行和全球101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均显示金融开放显着增加了银行风险承担,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效果明显,但不同审慎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差异,针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工具能够显着降低银行风险承担,而针对借款人的审慎工具对抑制银行风险承担的效果不明显。以跨国数据为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国内贷款限制、集中度限制、外币贷款限制、银行间风险敞口、杠杆率以及金融机构税等变量能够显着限制银行风险承担;债务收入比、贷款价值比上限、逆周期资本要求、贷款损失动态拨备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附加资本要求对抑制银行风险承担的效果并不明显,而外汇或逆周期准备金要求反而会激励银行过度承担风险。银行市场势力、银行规模、非利息收入占比、成本收入比、存贷比、盈利能力、资本充足率、货币政策等也会影响银行风险承担。（三）以银行利差作为中介变量,分别以中国商业银行和跨国数据为样本,使用中介效应方法实证检验“金融开放水平上升—银行利差下降—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上升”这一传递渠道是否存在,研究结果表明银行利差是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部分中介因子,文章的理论假说得到了实证支撑。（四）提出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危机的研究假说,选取包括中国在内的89个国家和地区的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开放显着增加了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一些控制变量也会对银行危机产生影响,存款保险制度和信贷增速显着增加了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而贸易开放度、实际经济增速和银行监管程度与银行危机呈显着负相关关系。进一步,将事实金融开放指数细分为外商直接投资、债务和证券投资组合三个方面,以研究不同形式的资本流动对银行危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组合并未显着增加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而债务则恰恰相反,债务流动显着增加了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组合属于相对良性的资本流动。
刘伟[2]（2020）在《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由房地产市场次级贷款及其衍生品的崩塌为起始,引发了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陷入债务危机的泥潭,经济持续衰退,至今复苏缓慢。2008年美国第三、第四季度GDP增长率环比下降0.5%和6.3%,失业率也上升到自1990年来的最高水平,成为美国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与此同时,2009年欧元区第一季度GDP下降2.5%,成为自1999年欧元区年成立以来的季度最大降幅。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对本次危机所造成的损失进行估算,统计包括为救济而对银行提供的借款、危机之后经济衰退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即刻损失以及失业、企业破产等造成的永久性损失等,全球因此次危机所遭受的损失在60万亿到200万亿美元之间。危机前美国房地产市场繁荣,房价和贷款需求的相互促进创造出大规模的次级贷款,而大量的次级贷款又通过证券化过程,派生出巨额的衍生品,最终金融衍生品的规模以几何级数整张。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正是金融衍生品链条过度延伸所造成的,金融产品过度创新所带来的资产泡沫被认为是危机的元凶。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过度繁荣是其自1999年彻底推翻《1993年银行法（Glass-Steagall Act）》之后允许金融业开展全能型业务,实现金融体制全面市场化的所埋下的恶果。金融创新是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的一类变种（Reinhart and Rogoff,2009）。自20世纪70年代起,世界范围内频繁而持续的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系统的种种风险因素,深入研究影响金融稳定的因素,可以发现金融自由化进程给金融体系带来的冲击和改变,因而全面系统地研究金融自由化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指导作用。基于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稳定相关性的重要研究价值,本文按照逻辑关系探究了金融自由化与系统稳定性相关的多方面的问题。本文首先从金融自由化对银行危机发生频率和股票市场波动强度两个方面讨论金融自由化对系统稳定性的冲击与影响,然后又分析了金融自由化影响系统稳定性和风险的渠道,其中重点考察了银行市场竞争与系统风险之间的关系,最后为解决金融自由化改革背景下金融机构与官方监督之间的根本分离特质,重新设计了金融自由化背景下金融创新与监管的有效机制。本文共分为七个章节,遵循观察现象-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就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的各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基于既有金融史事件与数据,对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兴起和改革的实践、转折、高潮与反思历程进行梳理,对金融市场波动和危机进行全面系统的归纳,指出研究金融自由化对金融体系稳定性负面影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结合金融史中的事件研究和宏观数据,探究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稳定之间的规律特征,提出本研究的四个核心问题。第二章重要概念界定与研究综述,从四个方面梳理和归纳相关文献。第一,金融稳定性的概念与定义和影响金融稳定性的因素;第二,金融自由化相关理论的兴起与发展,以及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第三,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冲击,其中又分为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危机的冲击和金融自由化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第四,分析金融自由化影响金融稳定的渠道,着重从“竞争-稳定论”和“竞争-脆弱论”两个角度进行归纳。最后总结相关研究仍存在的不足之处:视角单一,仅局限于一个金融部门或部分金融市场,未能得到一个多方面的视角;制度质量描述指标的使用缺乏体系,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在使用指标对金融自由化进行描述时,要么选择综合性指标,要么选择单一分类下的指标,影响结论的准确有效等。在上述基础上,本文也提出相应的创新点。第三章金融自由化对金融危机发生的影响,从“频率”的角度研究金融自由化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首先,选取系统性银行危机作为金融危机的指标,同时使用金融改革指标的综合和子维度两个层面的指标作为金融自由化的代理变量,使用Logit模型进行回归,检验金融自由化与银行危机发生频率之间的关系,并对自由化改革对银行危机发生概率的影响进行量化。然后引入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变量,探究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质量等因素在自由化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后对上述的模型估计进行三个方面的稳健性检验。第四章,金融自由化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从“强度”的角度研究金融自由化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首先通过对仿真数据和实际数据的对比,拒绝了“股票价格服从随即游走”的原假设。其次,在识别和量化股票市场的“繁荣-萧条”波动的基础上,进行股票市场波动事件研究,得到金融自由化影响股票市场波动的直观的结论。然后构建回归模型,分别检验金融自由化开启后短期内和长期内对股票市场繁荣-萧条波动的影响;最后,还考虑了金融部门开放的数量和开放次序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以及制度变量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第五章,金融自由化影响金融稳定的渠道,从银行业角度切入研究金融自由化增加系统风险与不稳定的路径。首先,回顾了“竞争-稳定论”和“竞争-脆弱论”两种关于金融机构竞争与金融稳定的理论。其次,构建银行业竞争和银行风险的联立方程,使用两阶段system-GMM的方法来探究金融自由化可能影响金融风险的不同渠道。然后,讨论经济发展水平、制度质量等因素的差异,是否会导致金融自由化影响金融风险的渠道的不同。最后,对上述的回归模型进行四个方面的稳健性检验。第六章,金融自由化背景下的金融监管,构建理论模型解决自由化改革背景下创新与监管典型的分离特征。首先从合作共赢角度提出金融创新与监管的结构化改革设计思路——金融体系协同融合机制,并从方法论角度概述其化解矛盾原理;其次构建纳什非合作与协同合作微分博弈模型,从数理角度论证该机制的优越性;然后利用演化博弈理论推演金融体系协同融合的动态演化过程,在理论上明确了演化周期内激励与监管的现阶段引导意义。第七章,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对全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进行归纳,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内容进行初步规划。结合文献梳理和实证分析,本文的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研究金融自由化对金融危机发生频率的影响,发现金融体系整体和局部的自由化改革对银行危机频率的冲击存在差异性。其中,金融自由化综合指标和资本账户开放指标均显着增加了银行危机发生的频率,但是证券市场开放指标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负面冲击并不显着。进一步对上述影响进行量化,测算了99次在自由化改革之后出现的银行危机的概率。若假设金融自由化并未发生模型原本成功预测到的67次危机中仅有34次可被预测到。另外,引入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质量变量（人均GDP、官僚体制质量、腐败程度以及法律法规指标）与金融自由化构成交叉项,其系数均显着为负,说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质量的提升会削弱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对金融自由化的负面冲击起到了缓冲作用。第二,研究金融自由化对股票市场“繁荣-萧条”波动强度的影响时,本文发现金融自由化改革之后的短期内,自由化确实增加了股票市场的波动,但该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有所不同,发展中国家的股票市场在金融自由化之后短期内表现更剧烈的繁荣和萧条波动,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只出现了更强烈的繁荣波动;长期内,股票市场的繁荣-衰退波动的幅度并没有增加甚至有所下降。进一步分析金融部门开放的数量,发现首个金融部门开启自由化的短期内股票市场萧条的波动幅度相较于金融抑制时期却有所减弱。而新兴市场中,萧条周期的波动幅度在进行第二个金融部门的自由化改革后又有所增加。不同金融部门开放的先后顺序对股票市场波动影响的差异并不显着,当发展中国家首先进行资本账户自由化时,其股票市场萧条时期波动的幅度显着增强,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冲击强度更大。对制度质量的作用进行探究,发现: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启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制度质量提升,而制度质量的提升促进了股票市场的稳定。第三,研究金融自由化影响系统稳定性的渠道时,发现:金融自由化指标的提升,将引起银行市场支配力的下降,进而增加了金融系统的风险,符合“竞争-脆弱论”。对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质量的作用进行分析发现,金融自由化引起的银行业市场支配力的下降程度,将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而有所削弱。在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对银行业市场支配力并没有显着的改变,金融自由化只在发达国家中引起银行业市场支配力的下降。自由化改革所带来的银行业支配力的下降将削弱发达国家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在发达国家中其他金融自由化影响银行业稳定系的渠道作用并不显着,金融自由化改变银行市场支配力的渠道影响最为显着。分析资本监管的作用发现,更为严格的资本管制将有效地削弱自由化改革通过不同渠道带来的风险和对系统稳定性的冲击。官方监督方面,更为严格的政府监管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通过不同的渠道有效地削弱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负面影响。财务报表的透明度方面,在发达国家中并不能通过提高财务信息透明度来削弱金融自由化通过改变银行业市场支配力的渠道对银行系统稳定性的负面影响,但在发展中国家该方法是可行。第四,构建基于自由化改革的金融体系协同融合机制,先分析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部门在纳什非合作博弈及协同合作博弈场景下均衡状态,结果表明:为了提高金融体系协同发展成熟度,两者应研究有效举措降低协同开销,降低协同水平衰减值,提高协同能力和边际协同努力贡献,切实深化协同合作影响。在有效“共谋、共建、共管”基础上,构建协同融合的金融体系无论对金融监管机构还是金融机构都是最佳发展方案。为保证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在体系收益最优的情况下实现双方的帕累托最优解,本文对分配收益系数提出合理范围参考。然后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分析金融体系协同融合的动态演化,可知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如果不能构建协同发展的金融体系时必然走向解体独立的状态。在协同融合机制中,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投入的协同开销ω越低,预估协同合作努力程度（规模）Γ越大,协同收益率κ越高,机会主义收益△ζ越低协同收益划分比例ω最优时,金融体系在动态演化博弈过程中趋向于协同发展的稳定策略的概率越高。为实现以公平为导向的协同体系,需要双方提前以契约形式明确在协同合作中各自应该享有的权利及需要承担的义务;此外,收益转移支付也会巩固合作双方继续选择合作策略。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为理论创新、研究内容创新和研究方法创新三个方面。第一,尝试在理论上构建了一个金融最优化背景下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相统一的、新型的、有效的纳什均衡模型。第二,推进和深化了金融自由化及其对金融系统稳定性影响的相关研究。一是从整体和局部两个维度描述“金融自由化”变量,整体上使用金融改革指数综合值,涵盖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七个子分类,局部选择资本账户开放、证券市场开放两个子分类进行描述。本文在实证分析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系统稳定性影响时,既避免了对金融自由化刻画过于笼统的传统问题,也可以修正简单使用局部自由化数据带来的偏差,从而有效地丰富和完善了实证结果:二是分析后发现自由化改革导致银行危机出现频率增加和股票市场波动幅度增加,并且从“频率”和“幅度”（或“强度”）两个维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三是分析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影响渠道时,引入制度质量,着重考察制度质量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同时将全样本国家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组,对制度质量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表现出的不同作用进行比较分析。已有文献对制度质量在金融系统中所扮演角色的讨论多集中在部分金融部门中,较少涉及在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综合指标下中对制度质量所发挥作用的进行探究。第三,在研究金融自由化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时,采取了事件研究与模型估计相结合的方法。事件研究结果更直观,模型估计结果更准确,两者互为补充,得到的实证结果更立体更完善。
王毅[3]（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研究表明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李博瑞[4]（2020）在《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与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影响 ——理论分析和计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以及跨境资本流动是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在金融开放战略的背景下,近年来,要求进一步推进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呼声此起彼伏,越来越多的学者集中于探究资本账户开放与跨境资本流动影响的问题,但是相关研究有共识同时也存在分歧。在不同研究中,许多学者的共识是,一方面,资本账户管制成为中国全面融入全球金融经济体系的短板,人民币的不可兑换带来的显性和隐性扭曲成为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障碍。另一方面,多次金融危机提醒我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资本账户开放和跨境资本流动均具有两面性,它能在带来益处的同时也带来风险。事实上,最近20年间,中国在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方向上不断前进,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但改革方向的确定并不意味着相关讨论的停滞,由于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对于是否“加快”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如何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等问题依然在不断探究的过程中。因此,本文针对研究中的重点问题,结合实际测算数据,实证分析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与跨境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以及金融体系的影响。有鉴于此,基于现实宏观经济背景,本文重新探究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以及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影响问题,按照“提出问题——理论逻辑推导——理论拓展——实证分析——总结”的逻辑框架展开研究。主要得出的结论有:第一章绪论,首先系统地定义了资本账户开放概念以及跨境资本流动概念,明确本文研究内容,设计本文研究框架,给出本文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二章,系统梳理资本账户开放和跨境资本流动的理论基础,通过阐述金融抑制理论、金融自由化理论,加强对于资本账户开放理论基础的理解。然后,通过传统利率汇率决定论、国际资本流动模型以及IS-LM-BP模型,从理论角度分析了不同因素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理论基础表明:第一,虽然自由化是开放政策最终追求的目标,但是各国具体政策的实施是不同的。在不同时代背景下,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以及相关政策配合需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调整。因此,中国资本账户开放需要基于自身经济情况,设计合适的开放路线。第二,由于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较多,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因素会导致资本流动影响发生结构性变化。因此,跨境资本流动管理需要结合影响因素的变化不断调整,特别要针对理论上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的具体冲击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第三章,归纳和整理典型化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经验,并对一些国家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效果进行对比。研究发现,新兴市场国家是在高通胀的背景下实施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自由化措施的,但由于这些国家同时实施固定汇率政策,在面对美元升值、本币贬值时,国内陷入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但是相对地,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备性最终影响了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冲击结果,越是金融体系相对完整,金融监管体系相对完善的国家,债务和货币危机的影响越小。另外,许多国家都存在激进式的资本账户开放经验,但现实情况证明,这样的资本账户开放方式并不适合。而从各国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效果对比来看,成功和失败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在面对危机时采取强硬的管控措施。管控越强硬越及时,危机带来的冲击影响越低。而管控措施不强,冲击影响会使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另外,外汇储备是各国面对流动性危机时的有效工具。在此基础上,本章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度以及跨境资本流动规模进行测算,结果表明:目前,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度为相对较低的水平,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处于稳定状态,没有出现规模扩张的情况。在进行国际比较和指标测算后,全文研究进入核心部分。第四章和第五章主要是集中针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面临的两个实际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其中,第四章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货币政策以及汇率选择,本章通过构建包含混合创新结构的TVP-SV-VAR模型,探究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政策和汇率的影响以及金融改革的次序安排,结果发现:利率市场化改革应该先于汇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部分金融改革之间存在明显时间界限,即汇率市场化不必等到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后再展开,而是可以与利率市场化存在交叉部分。同样资本账户开放也是如此,虽然位置处于最后,但部分政策可以在利率和汇率改革中统筹进行。因此,在逐渐完成利率市场化之后,应当逐渐开放资本项目,这也有利于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第五章则从宏观角度探究资本账户开放的增长效应,研究表明:其一,推进资本账户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由于现阶段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度较低,增长效应受到限制;其二,促进金融深化有益于缓解增长效应受限的情况,通过不断的金融体系改革,提升金融深化程度能够有效带动经济增长;其三,完全资本账户自由化并不可取,适当的资本管制能够起到防范风险的作用。因此,现阶段应该提升资本账户开放度,通过深化金融改革,提升金融体系效率,进而提高金融体系防范风险的能力。第六章和第七章主要集中于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影响。第六章,针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多因素冲击效应结果表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即期汇率和远期汇率的冲击表现出非对称性,对即期汇率的正向作用更强,对远期汇率的负向作用更强。而即期汇率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则存在滞后性,但最终会回归均衡。远期汇率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会随着套汇空间缩窄而减弱。从中美利率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互动关系来看,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显着增强,但由于中国与美国在利率市场化程度上的差异,美国在冲击的平抑时间上明显更快,中国则相对缓慢。最后,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与资产价格互动的关系来看,在股票市场开放程度逐渐提高的背景下,股票市场成为吸引短期跨境资本流入的主要市场。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效应抑制了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因此同样需要关注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第七章,探究跨境资本流动、金融稳定与经济波动的关系。从拟合的中国金融稳定指数走势中,研究发现:自2008年以后,中国金融体系稳定性一直处于稳步上升过程中,虽然在2015年金融稳定性有所波动,但目前中国金融稳定性水平仍处于相对较高的区间内。而从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第一,伴随中国金融稳定性提升,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的冲击影响减弱,金融体系防范风险、化解外部冲击的能力增强;第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现阶段更多是积极作用,这表明中国经济转型已经具有初步成效,经济结构合理性提升;第三,跨境资本流动对物价水平的冲击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收敛于0,这证明跨境资本流动是影响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需要密切关注。
张健康[5]（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指出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靳永茂[6]（2020）在《《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的虚拟化趋向凸显,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逐渐呈现“倒金字塔式”,实体经济同虚拟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而其背后的直接动因同虚拟资本的无限扩张密不可分。进入21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金融技术的革新,持续推进金融创新,多样性金融衍生品等高级虚拟资本形态不断被推出并运用于资本逐利,虚拟经济的无限扩张致使其远远脱离实体经济能够支撑的范围。2007年次贷危机的爆发引燃了震撼全球的金融危机,时至今日,全球经济依然未能彻底从那场危机阴影中摆脱出来。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思经济发展方式,并推出系列“再工业化”战略,意欲均衡经济结构,不过并未有效扭转经济结构的失衡状态,经济虚拟化及金融化趋向依旧快速推进,给当前金融全球化背景中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构成潜在威胁。深究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发展趋向及其危机后果的根由,追寻经济虚拟化趋向中世界经济有序发展的良策,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成为具有危机解释力及现实指导性的根本理论指引。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主要体现在《资本论》中,该理论揭示了虚拟资本的历史生成性,阐释了虚拟资本的内在蕴涵,赋予了马克思资本理论以新的说明,对虚拟资本扩张中经济发展走向展开科学预判,同时深刻剖析了虚拟资本形态中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缘由,该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方位。作为开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伴随时代发展及虚拟资本形态的升级不断充实完善,并在虚拟资本多样化形态演进、虚拟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中诸如金融危机等问题的预防及应对中越发彰显其时代价值。当代虚拟资本的发展状况虽然已全然不同于马克思所处时代,但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所告诫的虚拟资本发展的基本原则及所揭示的运行规律依然适用。我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本指引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不能脱离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指导,我国虚拟资本发展虽起步晚,但发展较快,虽存在发展局限及挑战,但具有鲜明的发展优势,新时代历史方位中,我国虚拟资本及金融事业的发展在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根本指引下,结合我国具体经济及金融发展现实正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论文对《资本论》中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借助文本分析法梳理经典文本中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理论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把控虚拟资本生成、存在、运行、发展及影响等整体脉络;透过视域融合法实现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文本理论定位及时代价值重塑;通过比较研究法凸显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剖析经济虚拟化背景下金融危机复发及运行机制和规律的优越性,彰显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时代价值。论文遵循研究的多重性,借助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阐释,就其生成过程的历史性、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本质内涵的批判性、时代延续的发展性、现实指向的价值性等层面展开分析研究,通过“追溯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生成过程——梳理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内在蕴涵——判定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理论方位——续论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与虚拟经济——凸显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金融危机中的解释力——坚定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我国虚拟资本发展中的根本地位”的逻辑推演,明晰研究展开的具体演进路径。论文旨在探究并梳理马克思《资本论》中蕴含的虚拟资本理论,展现理论对经济发展趋向的解释力及预判力,定位并论证马克思虚拟资本的理论方位,加深对虚拟资本理论在资本主义危机实质的揭露及批判过程中作用的认知,强化对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运行规律的揭示进程中意义的理解,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解读,从理论上论证其对现实发展的指导性和价值性,为推进理论同现实实践的深度结合准备前提条件,并在不断丰富的现实基础上为推进理论的现代化（中国化）发展进程做出积极探索。同时,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研究能够进一步厘清金融风险及危机存在和运作的内在机制,为金融全球化条件下有效防范和应对风险及危机提供理论支撑,有效推进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根本指引我国新时代市场经济推进中金融事业的发展方向。
李其成[7]（2019）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的核心是金融监管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否需要以及应该如何配置。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混业经营、金融创新以及地方金融业的繁荣,对中国现有中央集权垂直式的监管权力配置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现有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剧烈变化。当前各国都在着力加强对金融整体性风险的防范,如何对新型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过去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都相对集中在中央一级政府部门间金融监管权的配置上,对地方政府能否享有以及如何享有金融监管权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面对市场的新变化,地方政府实际已广泛参与到了地方金融监管之上,承担着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但不同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成熟统一的模式,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在定位、正当性、内容等重要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能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金融监管权,应首先明确金融监管权的性质、地位、特征等问题。金融监管权的根本属性是公权力,并呈现多元性与多重性特征,这决定了其行使需要合理配置。在权力的配置过程中,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以权力的“功能性”理论为基础,而监管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则以“结构性”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结构性”理论下,我国金融市场、权力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共同决定并创生了中国进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迫切内在需求,其中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第一大动因,地方政府的金融竞争是直接动力,维护金融安全是根本目的,而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其政治背景。我国现有监管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条件。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状况及其得失,对现有配置模式的建构和完善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金融监管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服从并深受国家权力央地分配的制约。具体到金融领域,其历程可总结为:从金融中央集权到有限的地方竞争——中央逐渐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力——为应对全球局势而进一步向中央集中——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之路确立。当前,坚决走市场化道路,应是最大的国情,亟需金融监管权配置模式改革与之适应。中国当前监管模式为中央“一行两会”为主体、多头分工式的中央一级金融监管,中央监管权在地方通过地方派出机构履行职能,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存在协调不力、监管真空、限制创新、制约发展等突出问题,亟需向地方政府配置权力,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弥补中央政府监管的不足。当前地方政府通过中央政府及其部门政策、文件等方式获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权,是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虽无法律、法规明确、具体的授权,但有模糊的事实上的监管权力。国家最新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呈现了双层监管的发展趋势。中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模式发展至今,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存在诸多的困境。地方政府缺乏法定的金融监管权,对于金融监管事务的参与,均是通过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个别授权,或地方政府的主动承担,缺乏制度化、体系化的权力配置。这种监管权集中于中央一级的配置模式,不论是应对传统金融模式及其创新,还是应对发展迅猛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都力不从心。其中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监管对象覆盖不足、制度弹性缺失、地方立法权缺位、责任不明等问题。就央地分权而言,世界上现存在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以及单层监管两种模式,前者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后者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监管模式。美国和加拿大存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在金融监管的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德、日等国均为非典型的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仍以中央政府监管为主。总体而言,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之于中国的启示,在于其权力配置方式和依据的法治化。相比较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金融监管权,但在中国现有配置模式中,除个别地区通过地方法规形式予以确定之外,均是行政式的、实用主义的配置模式,缺乏法治化的特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启示还在于其无论何种央地配置模式,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有与国情合适与否。央地分层的监管体制与中央集权式的监管体制,受到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形式的极大影响,但是二者并非一一对应,最终决定其模式的,是一国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制度赖以存在的整个国情。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实用主义配置的现实,已经显着表明向其配置权力的必要性。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应该在重新厘清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目标、价值及原则的基础上,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首要价值定位于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其次要有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最后,还应有利于实现地方经济民主。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目标,则是实现金融监管权理论上的结构化、制度上的法治化和实践中的高效率。为此,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应当以合理分权、依法分权和权责对等为主要原则,坚持法治化的根本路径。中国当前最根本症结并非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有无的问题,而在于法治化的缺失。考虑到地方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发挥各地方权力机构的作用,通过地方立法进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金融监管权主体、对象、内容的配置,应把握以下原则:主体上,要坚持地方监管机构的独立化、专业化和责任化,并建立地方统筹监管、中央指导的央地监管机构关系;内容上,必须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两个界限。此外,任何规范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其所在的制度体系,金融监管权的科学化央地配置,应当以完善的顶层权力配置为依托,改严格分业式监管为统筹式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关系、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从而培育强大而稳健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减少市场失灵。
董骥[8]（2019）在《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研究 ——基于8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5-2017年的数据》文中研究说明金融开放是一个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一部分,其实质是主张政府放松金融管制,允许资本自由跨境流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放宽对外资入境的限制,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金融开放水平大幅度提升,并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中,宣布了金融开放的12大具体举措,标志着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然而,金融开放在促进开放过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提高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因此,考察金融开放对开放国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及其条件尤为重要。历史地看,发达国家对金融开放经历了严格管制——逐渐放松——宏观审慎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各国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实施资本管制,严格控制金融开放,促进了战后各国的经济恢复。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各国出现滞胀,新古典主义经济思想又开始占据主流。McKinnon和Shaw提出的金融自由化理论为西方发达国家放松金融管制、开放资本账户提供了理论支撑。政府实施金融开放,促进国际资本跨境流动。到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基本取消了资本管制,经历了一段高速增长期。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的过程并没有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顺利。20世纪70年代,曾经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效仿发达国家,实施金融改革,鼓励金融开放,允许资本有限地自由流动,不幸地是,大部分金融改革都因为经济金融危机而搁浅。20世纪80年代末,在“华盛顿共识”的鼓动下,发展中国家纷纷实施金融开放,放松资本管制,允许国际资本跨境流动,然而这也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频发金融危机,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21世纪之后,以2008年次贷危机为代表的金融危机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对金融开放的态度再次发生转变,市场机制的不稳定性也使得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逐渐被宏观审慎取代,各国倾向于资本管制,限制自身的开放水平。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实施金融开放会帮助本国获得更为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投资结构,对这些国家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带动服务业发展、提升本国货币地位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然而,由于国际资本具有流动性强且投机性、复杂性并存的特点,加之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开放初期监管与风险防范措施欠缺,金融开放带来的国际资本流动会导致金融系统脆弱性上升,最终导致本国资本大量流出,本币汇率暴跌,经济崩溃。因此,金融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包含有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既能给开放国带来经济增长,也能会带来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波动。本文针对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和危机效应的内在机制、生成条件及其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现阶段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等几个问题展开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准确、客观地评价现阶段我国的金融开放水平,对我国金融开放的进程提出政策建议。通过从金融开放与金融自由化、金融开放的测度与金融开放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以及金融开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四个方面综述金融开放的相关理论可以发现:有关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的研究都能表明影响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的因素存在显着的门限效应,但理论依据不够充分。本文采用案例分析与模型分析方法,分析得出影响金融开放水平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的门限变量,并应用于实证分析,增加实证研究结论的可信度。本文还构建空间经济距离矩阵,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金融开放水平在空间上的增长溢出效应与危机溢出效应。以20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泰国与21世纪初的阿根廷为案例,采用案例分析法,分析一个国家实施金融开放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结果表明一个国家的制度质量不高与监管不到位,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本文在Aghion等（2004）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体的二期动态模型,模型中存在一种由金融资本与国家固定生产要素生产的可交易商品,而且生产者面临信贷约束。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由于国家固定生产要素的供给是非弹性的,金融开放的增长效应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开放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储蓄率与国内外利率差。进而对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深入分析,发现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导致金融开放的增长效应也是不同的。这个模型解释了一个国家金融开放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的内在机制,为使用面板门限模型作实证研究提供有说服力的门限变量。采用8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5--2017年的数据,建立面板门限回归模型与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以及在空间上对其它国家的增长溢出效应与危机溢出效应,并结合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条件,研究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在金融开放水平增长效应模型中,选取初始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储蓄率、国内外利率差、制度质量、监管水平为门限变量,面板门限回归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对于发达国家,初始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国内储蓄率、国内外利率差、制度质量、监管水平均存在门限效应,而且对于国内经济变量属于门限变量更高层次的国家,它们的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都显着大于属于门限变量低层次的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水平、储蓄率、国内外利率差、制度质量、监管水平存在门限效应,并且对于国内经济变量属于门限变量更高层次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要明显高于国内经济变量属于门限变量较低层次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对于国内储蓄率,发展中国家国内储蓄率越高,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越大。第二,在金融开放水平危机效应模型中,选取初始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制度质量、监管水平为门限变量,面板门限回归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对于发达国家,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不显着;以初始经济发展水平为门限变量,模型中存在多重门限,模型结果联系样本显示,超过90%的发达国家的样本数据处于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不显着或显着为负的区间内;以金融发展水平、国内制度质量、监管水平为门限变量,模型中均存在双重门限,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的系数估计或者统计上不显着或者显着为负。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是显着为正的;初始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国内制度质量、监管水平存在门限效应,以初始经济发展水平为门限变量,模型中存在单一门限,当国内经济发展水平高于门限值时,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显着为正,低于门限值时,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在统计上并不显着;以金融发展水平为门限变量,模型中存在双重门限,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由低到高,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显着为正且先上升后下降,当国内金融发展水平高于第二门限值时,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相对较小;以制度质量、监管水平为门限变量,模型中存在单一门限,当制度质量、监管水平低于门限值时,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显着为正,高于门限值时,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在统计上不显着。第三,采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实证研究金融开放水平在空间上的增长溢出效应和危机溢出效应。增长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发现:对于发达国家,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溢出效应并不显着,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溢出效应显着为正;危机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发现,对于发达国家,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溢出效应显着为负,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溢出效应为负但在统计上并不显着。第四,结合实证研究的结论,采用信号分析法,利用我国的基本数据,分析现阶段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现阶段我国的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刚好达到强增长效应的良好状态,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处于强危机效应的中等水平。利用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分析现阶段我国金融开放水平在空间上的增长溢出效应与危机溢出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现阶段我国提升金融开放水平对其它国家的经济增长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我国能够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中获益;现阶段我国提升金融开放水平对其它国家的危机溢出效应在统计上并不显着,发达国家的金融开放会对我国的危机效应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本文的主要的创新之处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针对以往金融开放水平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的研究缺少理论模型支撑的缺陷,建立了一个开放经济体的二期动态模型,分析了不同类型国家的金融开放影响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的内在机制,并从模型中筛选出面板门限模型中的门限变量,增加了实证研究结论的可信度;第二,针对以往很少有文献关注一个国家的金融开放水平对其它国家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这一问题,构建空间经济距离矩阵,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金融开放水平在空间上的增长溢出效应与危机溢出效应;第三,结合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的面板门限回归模型估计结果,采用信号分析法,综合我国国情数据,分析了现阶段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指出现阶段我国金融开放水平具有强增长效应,但也具有强危机效应。
苏跃辉[9]（2019）在《经济金融化效应的中美比较及经验借鉴》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很多国家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战略,由此金融部门开始加速发展,并呈现出经济金融化的趋势。金融化主要表现为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部门日益膨胀,金融利润的比例逐渐攀升,金融业开始在很多发达国家跻身于行业前列,而且金融部门的扩张使得非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的金融化行为也日趋严重。经济金融化进程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经济波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经济金融化过度发展的不良后果。我国M2/GDP比率和金融业增加值/GDP高于英美日等国、金融业对GDP的贡献率不断上升等方面的事实体现了我国的经济金融化特征已比较明显,而且我国当前所面临的“脱实向虚”以及货币空转问题也可以归纳为金融化问题。所以研究中国经济金融化的水平、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与经济金融化水平最高的美国进行对比,对于中国如何应对经济金融化显得尤为重要。在对经济金融化内涵的有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后,本文认为经济金融化指的是随着金融体系规模的不断扩大与重要性的不断提高,金融部门在经济中逐渐处于主导地位,并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以及经济体系的运行方式。虽然经济金融化概念提出得较晚,但是从众多学派的理论中仍然可以找到经济金融化思想的渊源。在借鉴学者们关于经济金融化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本文依据金融在经济的发展与深化过程,结合前人文献研究中的两个角度,从金融的发展程度、金融部门的支配地位、各部门金融化水平等三个方面建立了新的衡量指标体系,并结合中美两国的相关数据,对两国的经济金融化水平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中国金融的发展程度与美国金融的发展程度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中国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的金融化水平要低于美国;但是中国金融部门的支配地位和企业部门的金融化水平要高于美国。金融化现已成为影响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本文梳理了金融部门扩张、居民部门金融化、政府部门金融化、企业部门金融化影响经济波动的作用机制,结合前述的指标体系,选择了反映经济金融化的四个典型指标,对它们和经济波动的关系,选用VAR模型,结合中国和美国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和对比。结果显示,在两国,金融相关比率、企业金融化率、金融业支配率均是扩大经济波动的因素,而政府金融化率在两国的表现正好相反,在中国是抑制经济波动,在美国则是扩大经济波动。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结构的调整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力。在对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从金融部门扩张、政府部门金融化、企业部门金融化和居民部门金融化等四个方面分析了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其次,通过建立指标体系,选用中美两国的数据,运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对两国经济金融化程度与产业结构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产业结构合理度的实证结果中,金融化变量在中美两国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而在产业结构高级化方面发挥的作用比较相近。然后,选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对企业金融化率与产业结构间的关系又进行了实证分析。就中国而言,政府金融化率仍是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度、高级化的推动力,金融相关比率对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度具有推动作用,而金融业支配率、企业金融化率等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没有发挥促进作用。美国是经济金融化的典型代表国家,其经济金融化进程以及影响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美国金融业快速发展与金融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在技术创新和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强化美元霸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金融化程度的过度发展,也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产业空心化、经济脆弱性提升、美元衰落等问题。美国的事实证明,经济金融化不能作为经济发展的筹码维系一个国家的优势地位,金融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发展。结合上述结论及我国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在引导金融回归本源、促使资金“回归实体”、实现经济虚实协调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部门、金融部门和企业部门三方要共同努力,一是要继续适度提高政府金融化的程度,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二是大幅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鼓励企业进行实体投资;三是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四是要加强金融监管改革,防范金融风险;最后,积极实施金融“走出去”战略,为国家经济服务。
唐杰[10]（2015）在《我国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政策改进 ——基于金融发展水平测度》文中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而金融发展又自始至终伴随着政府主导的改革和政策创新。金融发展能否影响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本轮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金融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金融政策安排不当就会阻碍经济发展。值得反思的是,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步伐明显加快,但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有限。新常态背景下需要经济社会公共治理的创新,金融发展策略的再定位刻不容缓。要实现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需要正确把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制定合理的金融政策,建立与经济新常态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基于以上认识,本文首先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梳理,以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的AK模型为基础,阐述金融改革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理。接着回顾了我国经济金融改革发展状况,分析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状况与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更新并重新计算我国金融自由化指数,依托国外学者建立的指标体系,采用1998-2014年时序数据构建了我国的金融发展指数,计算了金融改革与金融发展的相关性,运用单位根、协整关系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指数与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的关系。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本文基于金融改革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三个作用渠道分析金融“消失效应”的直接原因,寻找政策根源,并提出政策改进建议。研究显示,我国金融改革进程正加速向前推进,金融发展水平已处于相对高位,但金融体系发展失衡,金融机构发展重量、不重质,金融市场发展相对不足。同时,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负向关系,但双向不为因果。研究表明,近几年,金融发展既没有促进资本积累增长,更没有促进投资效率提高。而金融体系政策设计缺陷,利率市场化改革滞后以及金融定位高估是金融“消失效应”的政策根源。研究认为,应主要从金融稳定、普惠金融、价格市场化、创新金融四个方面入手进行政策改进,引导我国金融体系走“促增长”和“防风险”兼顾的质量型的金融发展道路。
二、论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及中国金融监管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及中国金融监管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金融开放与银行风险承担：理论与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银行利差的决定因素 |
| 2.1.1 银行微观特征与银行利差 |
| 2.1.2 市场结构和宏观政策与银行利差 |
| 2.1.3 金融开放与银行利差 |
| 2.1.4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利差的研究述评 |
| 2.2 金融开放与银行风险承担 |
| 2.2.1 国际资本流动对银行稳定的影响 |
| 2.2.2 金融开放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
| 2.2.3 金融开放与银行风险承担的研究述评 |
| 2.3 银行危机的影响因素 |
| 2.3.1 金融开放对银行危机的影响 |
| 2.3.2 其他因素对银行危机的影响 |
| 2.3.3 金融开放与银行危机的研究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中国金融开放的特征事实 |
| 3.1 中国金融业开放进程 |
| 3.2 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的历史进程 |
| 3.3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
| 3.4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进程 |
| 3.5 本章小结 |
| 4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与理论假说 |
| 4.1 银行自身因素影响银行风险的机制分析 |
| 4.1.1 资产负债错配与银行风险 |
| 4.1.2 货币错配与银行风险 |
| 4.1.3 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与银行风险 |
| 4.1.4 公司治理与银行风险 |
| 4.2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的作用机制 |
| 4.2.1 利率自由化与银行风险 |
| 4.2.2 资本流动与银行风险 |
| 4.2.3 外资银行进入与银行风险 |
| 4.3 金融开放、银行利差与银行风险承担:理论假说 |
| 4.3.1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利差的理论假说 |
| 4.3.2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理论假说:银行利差视角 |
| 4.4 本章小结 |
| 5 金融开放影响中国商业银行利差的实证检验 |
| 5.1 银行利差决定因素的理论模型 |
| 5.2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利差的实证设计 |
| 5.2.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2 实证模型 |
| 5.3 金融开放影响中国商业银行利差的实证结果及其解释 |
| 5.3.1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3.2 实证结果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金融开放、银行利差与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
| 6.1 金融开放和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1 实证研究设计 |
| 6.1.2 实证结果 |
| 6.2 金融开放、银行利差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介效应的检验 |
| 6.2.1 计量模型构建 |
| 6.2.2 实证结果 |
| 6.3 本章小结 |
| 7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跨国证据 |
| 7.1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利差的跨国实证分析 |
| 7.1.1 实证设计 |
| 7.1.2 实证结果 |
| 7.1.3 稳健性检验结果 |
| 7.2 金融开放、银行监管与银行风险承担:来自跨国的证据 |
| 7.2.1 实证研究设计 |
| 7.2.2 模型估计 |
| 7.2.3 稳健性分析 |
| 7.3 金融开放与宏观审慎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跨国实证 |
| 7.3.1 研究设计 |
| 7.3.2 实证结果 |
| 7.4 金融开放、银行利差与银行风险承担:跨国实证 |
| 7.5 本章小结 |
| 8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危机的跨国实证研究 |
| 8.1 金融开放与存款保险制度影响银行危机的研究假说 |
| 8.1.1 金融开放与银行危机 |
| 8.1.2 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危机 |
| 8.2 金融开放、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危机:实证设计 |
| 8.2.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8.2.2 实证模型 |
| 8.2.3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
| 8.3 金融开放、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危机:实证结果 |
| 8.3.1 实证结果分析 |
| 8.3.2 内生性检验 |
| 8.3.3 稳健性检验 |
| 8.4 不同形式的资本流动对银行危机的影响 |
| 8.4.1 总资产与总负债 |
| 8.4.2 金融开放与银行危机:外商直接投资 |
| 8.4.3 金融开放与银行危机:债务 |
| 8.4.4 金融开放与银行危机:证券投资组合 |
| 8.5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启示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启示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1.3 创新点和特色 |
| 1.4 局限和不足 |
| 第二章 重要概念界定与研究综述 |
| 2.1 金融稳定 |
| 2.1.1 金融稳定的定义 |
| 2.1.2 影响金融稳定的因素 |
| 2.2 金融自由化 |
| 2.2.1 金融自由化的理论起源和发展 |
| 2.2.2 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 |
| 2.3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稳定 |
| 2.3.1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危机 |
| 2.3.2 金融自由化与股票市场波动 |
| 2.4 金融自由化影响金融稳定性的渠道 |
| 2.5 总结与评述 |
| 第三章 金融自由化对金融危机发生频率的影响 |
| 3.1 概述 |
| 3.2 理论模型 |
| 3.3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3.3.1 样本选取 |
| 3.3.2 金融危机变量 |
| 3.3.3 金融自由化变量 |
| 3.3.4 制度质量变量 |
| 3.4 实证分析 |
| 3.4.1 基本模型 |
| 3.4.2 引入制度质量变量 |
| 3.5 稳健性检验 |
| 3.5.1 关于金融危机发生期间样本处理方式的稳健性检验 |
| 3.5.2 关于金融危机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
| 3.5.3 对固定效应与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自由化对股票市场波动幅度的影响 |
| 4.1 概述 |
| 4.2 理论背景 |
| 4.3 变量解释与数据来源 |
| 4.3.1 股票市场波动的识别与量化 |
| 4.3.2 股票价格指数 |
| 4.3.3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及来源 |
| 4.4 实证分析 |
| 4.4.1 股票市场繁荣-萧条波动特征值分析 |
| 4.4.2 对股票市场波动的事件研究 |
| 4.4.3 回归模型 |
| 4.4.4 金融部门开放数量的影响 |
| 4.4.5 金融部门开放次序的影响 |
| 4.4.6 制度质量的影响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自由化影响金融稳定的渠道分析 |
| 5.1 研究背景 |
| 5.2 文献回顾 |
| 5.3 模型设定 |
| 5.4 变量解释和数据描述 |
| 5.4.1 金融稳定性变量 |
| 5.4.2 银行业竞争变量 |
| 5.4.3 制度质量变量 |
| 5.5 实证分析 |
| 5.5.1 金融自由化、金融市场竞争与金融稳定 |
| 5.5.2 金融自由化、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 |
| 5.5.3 金融自由化、制度质量与金融稳定 |
| 5.5.4 资本管制、政府监管、信息透明度与金融自由化 |
| 5.6 稳健性检验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金融自由化背景下的金融监管 |
| 6.1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 |
| 6.2 微分博弈模型 |
| 6.2.1 纳什非合作博弈模型 |
| 6.2.2 协同合作博弈模型 |
| 6.2.3 博弈结论分析 |
| 6.3 演化博弈模型 |
| 6.3.1 演化模型建立 |
| 6.3.2 演化模型求解 |
| 6.3.3 动态演化要素分析 |
| 6.3.4 动态演化博弈中协同稳定策略的引导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坚持循序渐进的主动开放 |
| 7.2.2 坚持金融自由有序化发展路线 |
| 7.2.3 积极寻求多边合作 |
| 7.2.4 发展协同融合模式 |
| 7.2.5 健设协同发展格局 |
| 7.2.6 “刚性约束”和“柔性引导”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自组织理论 |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对象 |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 5.3.1 研究假设 |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 6.1.3 变量介绍 |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 6.2.1 全样本分析 |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 致谢 |
（4）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与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影响 ——理论分析和计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资本账户开放及跨境资本流动相关概念 |
| 1.2.1 资本账户开放相关概念 |
| 1.2.2 跨境资本流动相关概念 |
| 1.3 研究内容和本文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本文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本文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 第2章 资本账户开放与跨境资本流动的理论基础 |
| 2.1 资本账户开放的理论基础 |
| 2.1.1 金融抑制理论 |
| 2.1.2 金融自由化理论 |
| 2.2 跨境资本流动的理论基础 |
| 2.2.1 传统利率和汇率决定理论 |
| 2.2.2 现代国际资本流动理论与开放经济下的IS-LM-BP模型 |
| 2.3 本章结语 |
| 第3章 资本账户开放与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国际比较和指标测算 |
| 3.1 新兴市场国家开放经验及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进程 |
| 3.1.1 新兴市场国家开放经验 |
| 3.1.2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进程 |
| 3.2 资本账户开放度测算 |
| 3.2.1 资本账户开放度测算研究综述 |
| 3.2.2 中国实际资本账户开放度测量 |
| 3.2.3 数据选取与趋势分析 |
| 3.3 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国际经验和效果评估 |
| 3.3.1 部分国家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实例 |
| 3.3.2 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效果评估 |
| 3.4 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测算 |
| 3.4.1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测算的文献述评 |
| 3.4.2 跨境资本流动实际测算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货币政策和汇率选择 |
| 4.1 中国汇率制度变化和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变 |
| 4.1.1 中国汇率制度变化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
| 4.1.2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转变 |
| 4.2 资本账户开放、货币政策与汇率选择的文献进展 |
| 4.2.1 “三元困境”与“二元困境”的争论 |
| 4.2.2 资本账户开放次序的讨论 |
| 4.2.3 基于IS-LM模型的理论推演 |
| 4.3 MI-TVP-SV-VAR模型、数据选取和参数估计结果 |
| 4.3.1 MI-TVP-SV-VAR模型简述 |
| 4.3.2 MCMC算法及脉冲响应函数 |
| 4.3.3 数据选取与参数估计结果 |
| 4.4 基于MI-TVP-SV-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
| 4.4.1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
| 4.4.2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对汇率的影响 |
| 4.4.3 货币政策与汇率选择的联动效应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增长效应分析 |
| 5.1 资本账户开放增长效应的研究进展 |
| 5.1.1 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5.1.2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5.1.3 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发展关系研究 |
| 5.2 资本账户开放增长效应的理论分析 |
| 5.2.1 直接投资开放的影响 |
| 5.2.2 非直接投资开放的影响 |
| 5.3 LT-TVPVAR模型构建、数据选取与参数估计结果 |
| 5.3.1 LT-TVPVAR模型基本结构 |
| 5.3.2 模型估计和抽样过程 |
| 5.3.3 数据选取与参数估计结果 |
| 5.4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增长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4.1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时变影响 |
| 5.4.2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时变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多因素冲击效应 |
| 6.1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进展 |
| 6.2 短期资本流动多因素冲击的理论推演 |
| 6.3 TVP-SV-VAR模型、数据选取与参数估计结果 |
| 6.3.1 TVP-SV-VAR模型建模机理 |
| 6.3.2 TVP-SV-VAR模型参数估计过程 |
| 6.3.3 数据选取与处理 |
| 6.4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多因素冲击效应 |
| 6.4.1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汇率冲击 |
| 6.4.2 短期资本流动的利率冲击 |
| 6.4.3 短期资本流动的资产价格冲击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跨境资本流动、金融稳定与经济波动 |
| 7.1 跨境资本流动、金融稳定与经济波动的研究脉络 |
| 7.1.1 跨境资本流动与金融稳定的研究进展 |
| 7.1.2 跨境资本流动与经济波动的研究进展 |
| 7.2 金融稳定状态指数测算的文献述评 |
| 7.3 TVP-FAVAR模型、变量说明及数据处理 |
| 7.3.1 TVP-FAVAR模型简述 |
| 7.3.2 TVP-FAVAR模型估计 |
| 7.3.3 变量选取、数据处理与中国金融稳定指数态势 |
| 7.4 跨境资本流动、金融稳定与经济波动的动态分析 |
| 7.4.1 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动态 |
| 7.4.2 跨境资本流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动态 |
| 7.4.3 跨境资本流动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动态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中文参考文献 |
| 英文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5）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金融发展模式时面临的约束条件 |
| 第一节 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确立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遗产:国家垄断金融体制 |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实践:政府严格控制金融系统 |
| 第二章 从市场金融体制到计划金融体制 |
| 第一节 新政权对金融业的整理 |
| 第二节 有管理的金融市场的短暂繁荣 |
| 第三节 金融系统功能的初步回归 |
| 第四节 计划金融体制的基本确立 |
| 第三章 金融机构财政机关化 |
|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
| 第二节 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率先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业务边缘化与机构被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四章 金融机构日常业务财政化 |
| 第一节 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 |
| 第二节 银行存贷款业务成为财政预算的有效补充 |
| 第三节 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 |
| 第五章 对1953-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的评估 |
| 第一节 存款动员能力评估 |
| 第二节 资金配置效果评估 |
| 第三节 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
| 第四节 产品流通促进能力评估 |
| 第五节 企业治理能力促进价值评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核心概念辨析及界定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第六节 拟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
| 第七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的逻辑架构 |
| 第一节 虚拟资本理论的逻辑演进特性 |
| 一、虚拟资本理论的历史生成性 |
| 二、虚拟资本理论的内在关联性 |
| 三、虚拟资本理论的现实指向性 |
| 第二节 商品价值形态的历史嬗变及货币的潜在虚拟化 |
| 一、货币在商品价值体系中的历史出场 |
| 二、货币内在矛盾在商品矛盾转移中的凸显 |
| 三、货币的内生信用向度及虚拟化趋向 |
| 第三节 信用的时代更替及对虚拟资本的基础作用 |
| 一、信用向现代信用的过渡 |
| 二、信用的杠杆作用及对虚拟货币完成的基础性 |
| 三、资本逻辑中信用扩张同货币形态演进的一致性 |
| 第四节 货币资本化及资本虚拟化的历程推进 |
| 一、货币流通转向资本流通 |
| 二、产业资本衍生生息资本 |
| 三、生息资本催生虚拟资本 |
| 第二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的内在蕴涵 |
| 第一节 虚拟资本的内在逻辑阐释及形态表达 |
| 一、内在生成逻辑之一:“资本化”虚拟资本及其有价证券形态 |
| 二、内在生成逻辑之二:“派生化”虚拟资本及其信用票据形态 |
| 第二节 虚拟资本的特征阐发 |
| 一、虚拟资本的虚拟性 |
| 二、虚拟资本的风险性 |
| 三、虚拟资本的寄生性 |
| 四、虚拟资本的价格复归性 |
| 第三节 虚拟资本的机制梳理 |
| 一、虚拟资本的积累机制 |
| 二、虚拟资本的价格机制 |
| 三、虚拟资本积累同现实资本积累的关系 |
| 第四节 虚拟资本的内在特质 |
| 一、虚拟资本对资本逻辑的“传承” |
| 二、虚拟资本对资本逻辑的“升级” |
| 三、虚拟资本对资本逻辑的“探底” |
| 第五节 虚拟资本的双重效应 |
| 一、虚拟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正向效应 |
| 二、虚拟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负向效应 |
| 三、虚拟资本双重效应的历史统一性 |
| 第三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的理论方位 |
| 第一节 虚拟资本理论展现马克思资本理论的新的规定性 |
| 一、虚拟资本深化资本的商品化 |
| 二、银行资本推动资本的社会化 |
| 三、总利润“质的区别”强化资本的独立化 |
| 第二节 虚拟资本理论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批判性 |
| 一、虚拟资本理论揭露虚拟资本的拜物教幻象 |
| 二、虚拟资本理论批判虚拟资本扩张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 |
| 第三节 虚拟资本理论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前瞻性 |
| 一、虚拟资本理论昭示经济虚拟化发展趋向 |
| 二、虚拟资本理论预判经济发展的金融风险 |
| 第四节 虚拟资本理论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价值性 |
| 一、虚拟资本理论的文本在场:虚拟资本理论的真理性存在 |
| 二、虚拟资本理论文本分析的解释境域:前见的历史性存在 |
| 三、虚拟资本理论理解深化的有效滤镜:间距的客观性存在 |
| 第四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的时代赓续与虚拟经济的发展 |
| 第一节 虚拟资本理论的时代延续 |
| 一、金融资本概念的提出 |
| 二、金融资本的系统分析 |
| 三、金融资本理论的集成发展 |
| 第二节 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的现实演进 |
| 一、虚拟资本催生虚拟经济的逻辑进路 |
| 二、虚拟经济存在及运作的基本特性 |
| 三、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的内在关联 |
| 第三节 虚拟资本理论对虚拟经济发展的原则限定 |
| 一、虚拟资本及虚拟经济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向 |
| 二、机能资本是经济社会合理运行的初始根基 |
| 三、虚实经济的动态均衡是经济有序运作的重要保证 |
| 第五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语境中经济虚拟化与金融危机 |
| 第一节 经济虚拟化的系统运作机制 |
| 一、经济虚拟化的动力溯源 |
| 二、经济虚拟化的演进支撑 |
| 三、经济虚拟化的发展限度 |
| 第二节 经济虚拟化视角中的金融危机 |
| 一、金融危机的存在条件 |
| 二、金融危机的运行机理 |
| 三、金融危机的全球影响 |
| 第三节 金融危机实质的科学剖析 |
| 一、西方经济理论对金融危机的应对 |
| 二、虚拟资本理论对金融幻象的祛蔽 |
| 三、虚拟资本理论对金融危机根源的揭示 |
| 第六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与我国虚拟资本的发展 |
| 第一节 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状况梳理 |
| 一、虚拟资本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推进历程 |
| 二、金融全球化形势下我国虚拟资本发展面临的挑战 |
| 第二节 虚拟资本理论视阈中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优势体现 |
| 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根本保障 |
| 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基本策略 |
| 三、效益共享是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价值旨归 |
| 第三节 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路径选择 |
| 一、坚持实体经济的主导性:夯实虚拟资本发展的根基 |
| 二、推进虚拟资本的适度性: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 |
| 三、完善金融领域宏观管理:提升虚拟资本运行的保障 |
| 四、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降低我国金融发展的风险 |
| 第四节 新时代历史方位中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理论指引 |
| 一、本质论视角认识习近平金融发展观的四维特性 |
| 二、认识论层面领会习近平金融发展观的四重关系 |
| 三、价值论向度理解习近平金融发展观的三大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理论基础 |
| 一、金融监管的公权力属性 |
| 二、金融监管的正当性理论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的多元与多重 |
| 一、金融监管权主体的多元化 |
| 二、金融监管对象的全覆盖 |
| 三、金融监管内容的系统化 |
| 第三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结构化”性质 |
| 一、国家权力的央地配置 |
| 二、“结构化”视角下的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 |
| 第四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 |
| 一、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根本动因 |
| 二、地方政府金融发展的竞争需要是直接动因 |
| 三、维护金融安全是终极动因 |
| 四、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重要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变迁和现状 |
| 第一节 中央金融监管权模式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9:中央银行“大一统”时代 |
| 二、1979-1992: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与地方监督保障 |
| 三、1992-2003:分业监管与地方干预 |
| 四、2003-至今:分业监管与金融监管协调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历史考察 |
| 一、1949 年以来我国权力央地关系的发展 |
| 二、我国金融监管央地关系的变迁 |
| 第三节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现状分析 |
| 一、中央金融监管权配置现实 |
| 二、金融监管权集中配置于中央的弊端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现实 |
| 四、央地双层监管的显着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困境 |
| 第一节 地方金融监管的多重困境 |
| 一、应对传统金融的困境 |
| 二、地方金融监管法律依据普遍缺失 |
| 三、地方监管机构定位不清 |
| 四、应对互联网金融冲击的困境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合法性危机 |
| 一、金融立法现状 |
| 二、现行金融立法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监管央地配置域外模式借鉴 |
| 第一节 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 |
| 一、美国的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二、加拿大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三、美国、加拿大分权型多层监管体制特征 |
| 第二节 集中型单层监管模式 |
| 一、英国金融监管权集权型单层配置模式 |
| 二、德国依托地方银行的地方监管模式 |
| 三、日本中央政府部门行政授权地方监管模式 |
| 四、欧盟合作性金融监管模式 |
| 五、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单层监管模式的特征 |
| 第三节 域外金融监管的比较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域外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 |
| 二、监管权力央地配置模式的决定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制度建构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宏观设计 |
| 一、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价值取向 |
| 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配置目标 |
| 三、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主要原则 |
| 第二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法治化路径 |
| 一、通过法律制度配置监管权力 |
| 二、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的作用 |
| 第三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主体配置 |
| 一、监管机构配置的基本原则 |
| 二、中央指导下的地方统筹监管模式 |
| 第四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内容配置 |
| 一、厘清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二、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内容 |
| 第五节 配套制度设计 |
| 一、中央从严格分业走向行业统筹 |
| 二、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关系 |
| 三、创造地方金融监管权实现的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研究 ——基于8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5-2017年的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in English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西方国家对金融开放态度的转变 |
| 1.1.2 我国金融开放的历史进程与现状 |
| 1.1.3 本文研究的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1.5 研究框架与本文结构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全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开放:概念及联系 |
| 2.1.1 金融自由化 |
| 2.1.2 金融开放 |
| 2.1.3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开放 |
| 2.2 金融开放的测度 |
| 2.2.1 法定开放度 |
| 2.2.2 实际开放度 |
| 2.2.3 法定开放度与实际开放度的比较 |
| 2.3 金融开放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 |
| 2.3.1 金融开放的增长效应 |
| 2.3.2 金融开放的危机效应 |
| 2.3.3 金融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条件 |
| 2.4 金融开放的空间溢出效应 |
| 2.4.1 金融开放的增长溢出效应 |
| 2.4.2 金融开放的危机溢出效应 |
| 2.5 文献综述评述 |
| 第三章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的失败案例与国际经验 |
| 3.1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的失败案例 |
| 3.1.1 失败案例1:墨西哥比索危机 |
| 3.1.2 失败案例2:亚洲金融风暴中的泰国 |
| 3.1.3 失败案例3:阿根廷金融危机 |
| 3.2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的经验教训 |
| 第四章 金融开放、增长与危机:一个理论模型 |
| 4.1 基准模型:Aghion模型 |
| 4.1.1 Aghion模型假设 |
| 4.1.2 实施金融开放之前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 |
| 4.2 模型分析:不考虑国内金融机构与资本异质的特殊情况 |
| 4.2.1 实施金融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
| 4.2.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不同收入水平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
| 4.3 模型分析:考虑国内金融机构与资本异质的特殊情况 |
| 4.3.1 生产者资本账户开放后的模型分析 |
| 4.3.2 金融机构开放后的模型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实证模型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1 实证分析模型 |
| 5.1.1 面板门限回归模型 |
| 5.1.2 空间面板模型 |
| 5.2 变量解释与数据来源 |
| 5.3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与多重共线性检验 |
| 第六章 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金融开放水平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 |
| 6.1 增长效应的基准模型:普通面板固定效应模型 |
| 6.2 门限变量为初始经济发展水平的面板门限回归模型 |
| 6.2.1 门限个数与门限估计值 |
| 6.2.2 国家类别划分 |
| 6.2.3 门限变量为初始经济发展水平的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系数估计结果 |
| 6.3 其它门限变量的全样本面板门限回归模型 |
| 6.4 不同类别国家金融开放水平增长效应研究 |
| 6.4.1 发达国家金融开放水平增长效应研究 |
| 6.4.2 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水平增长效应研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金融开放水平危机效应的实证研究 |
| 7.1 危机效应的基准模型:普通面板固定效应模型 |
| 7.2 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的面板门限回归模型 |
| 7.3 不同类别国家金融开放水平危机效应研究 |
| 7.3.1 发达国家金融开放水平危机效应研究 |
| 7.3.2 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水平危机效应研究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金融开放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 |
| 8.1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置 |
| 8.2 金融开放水平增长溢出效应研究 |
| 8.2.1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8.2.2 金融开放水平增长效应的空间面板模型 |
| 8.2.3 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的分解: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 |
| 8.3 金融开放水平危机溢出效应研究 |
| 8.3.1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8.3.2 金融开放水平危机效应的空间面板模型 |
| 8.3.3 金融开放水平危机效应的分解: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现阶段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 |
| 9.1 我国金融开放的历史进程与现状 |
| 9.1.1 我国金融开放的历史进程 |
| 9.1.2 我国金融开放取得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
| 9.2 现阶段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 |
| 9.2.1 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 |
| 9.2.2 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 |
| 9.3 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 |
| 9.4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政策启示 |
| 10.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经济金融化效应的中美比较及经验借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框架内容 |
| 1.3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3.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3.2 本文的不足 |
| 第二章 经济金融化内涵与思想渊源的文献综述 |
| 2.1 经济金融化内涵的文献综述 |
| 2.1.1 各学派关于经济金融化内涵的表述 |
| 2.1.2 关于经济金融化内涵的评述与总结 |
| 2.2 经济金融化的思想渊源 |
| 2.2.1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金融化思想 |
| 2.2.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经济金融化思想 |
| 2.2.3 后凯恩斯学派中的经济金融化思想 |
| 2.2.4 调节学派中的经济金融化思想 |
| 2.2.5 总体评述 |
| 2.3 相关概念的辨析 |
| 2.3.1 经济虚拟化与经济金融化 |
| 2.3.2 经济货币化与经济金融化 |
| 2.3.3 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与经济金融化 |
| 2.3.4 金融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美经济金融化水平的比较 |
| 3.1 经济金融化水平测度研究综述 |
| 3.1.1 国外研究综述 |
| 3.1.2 国内研究综述 |
| 3.1.3 总结 |
| 3.2 经济金融化衡量指标体系的建立 |
| 3.2.1 指标体系建立的思路 |
| 3.2.2 指标体系的解释与说明 |
| 3.3 中美经济金融化水平的对比 |
| 3.3.1 中国和美国间的金融的发展程度对比 |
| 3.3.2 中国和美国间的金融部门的支配地位对比 |
| 3.3.3 中国和美国间的部门金融化水平对比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金融化影响经济波动效应的中美比较 |
| 4.1 金融发展与经济波动研究的文献综述 |
| 4.1.1 金融功能发展的宏观角度 |
| 4.1.2 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微观角度 |
| 4.1.3 金融开放程度的国际角度 |
| 4.2 经济金融化影响经济波动的机制分析 |
| 4.2.1 金融部门扩张对经济波动的作用机制 |
| 4.2.2 居民部门金融化对经济波动的作用机制 |
| 4.2.3 企业部门金融化对经济波动的作用机制 |
| 4.2.4 政府部门金融化对经济波动的作用机制 |
| 4.2.5 总结 |
| 4.3 经济金融化对经济波动影响的指标选择和数据来源 |
| 4.3.1 指标体系选择 |
| 4.3.2 数据来源 |
| 4.4 基于中国季度数据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变量的数据统计特征 |
| 4.4.2 单位根检验 |
| 4.4.3 线性回归分析 |
| 4.4.4 VAR模型估计 |
| 4.5 基于美国季度数据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5.1 变量的数据统计特征 |
| 4.5.2 单位根检验 |
| 4.5.3 线性回归分析 |
| 4.5.4 VAR模型估计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效应的中美比较 |
| 5.1 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的文献综述 |
| 5.1.1 国外文献综述 |
| 5.1.2 国内文献综述 |
| 5.2 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的机制分析 |
| 5.2.1 金融部门扩张影响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 |
| 5.2.2 企业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 |
| 5.2.3 居民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 |
| 5.2.4 政府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 |
| 5.3 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实证分析的指标与方法选择 |
| 5.3.1 指标选择 |
| 5.3.2 数据来源 |
| 5.3.3 方法选择 |
| 5.4 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效应的中美对比分析 |
| 5.4.1 中国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4.2 美国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4.3 中美两国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效应的比较 |
| 5.5 基于中国区域季度数据的实证分析 |
| 5.5.1 指标选择 |
| 5.5.2 实证结果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美国经济金融化的经验借鉴 |
| 6.1 美国经济金融化的背景 |
| 6.1.1 外部背景 |
| 6.1.2 内部因素 |
| 6.2 美国经济金融化过度的不良后果 |
| 6.2.1 制造业空心化,经常项目逆差,导致美国经济的寄生性 |
| 6.2.2 引发金融脆弱性,导致经济波动 |
| 6.3 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启示 |
| 6.3.1 正确认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
| 6.3.2 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
| 6.3.3 鼓励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 |
| 6.3.4 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 |
| 6.3.5 实施金融“走出去”战略,实现货币的国际化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应对经济金融化的措施 |
| 7.1 本文研究结论 |
| 7.2 应对经济金融化的措施 |
| 7.2.1 继续适度提高政府金融化的程度,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
| 7.2.2 大幅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鼓励企业进行实体投资 |
| 7.2.3 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
| 7.2.4 加强金融监管改革,防范金融风险 |
| 7.2.5 积极实施金融“走出去”战略,为国家经济服务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我国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政策改进 ——基于金融发展水平测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金融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关于金融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 |
| 二、关于金融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和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
| 第一节 金融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
| 一、金融改革的经济效应 |
| 二、金融改革、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 |
| 第二节 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理 |
| 一、金融体系的功能观理论 |
| 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内生作用机制 |
| 三、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 |
| 第三章 我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状况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金融改革政策简要回顾和主要成效 |
| 一、我国金融改革政策简要回顾 |
| 二、我国金融改革政策主要成效 |
| 第二节 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状况 |
| 一、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取得的成就 |
| 二、新常态下宏观经济面临的压力 |
| 第三节 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状况 |
| 一、经济的货币化程度 |
| 二、经济的金融化程度 |
| 三、经济的社会融资规模 |
| 第四节 金融支持经济增长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金融支持小微、民营企业乏力 |
| 二、社会融资成本偏高 |
| 三、金融资金“脱实向虚” |
| 第四章 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金融改革进程的测度 |
| 一、金融自由化指数的构建 |
| 二、金融自由化指数的测算 |
| 第二节 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 |
| 一、指数编制 |
| 二、指数结果 |
| 三、指数特征 |
| 第三节 金融改革、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
| 一、金融改革与金融发展的相关性 |
|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
| 三、数据对比结论 |
| 第四节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 |
| 一、平稳性检验 |
| 二、协整检验 |
|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四、关系检验的结论 |
| 第五章 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弱化的成因 |
| 第一节 基于内生作用机制分析金融“消失效应”的直接原因 |
| 一、金融发展对储蓄率的影响 |
| 二、金融发展对储蓄投资转化率的影响 |
| 三、金融发展对投资效率的影响 |
| 第二节 基于政策视角分析金融“消失效应”的深层原因 |
| 一、金融体系政策设计的缺陷 |
| 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滞后 |
| 三、金融定位的高估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切实维护经济新常态下的金融稳定 |
| 二、夯实发展普惠金融体系的政策基础 |
| 三、有序推进金融价格市场化改革进程 |
| 四、加快完善创新金融的支持政策体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金融自由化政策变迁量化原始数据(1978-2014 年) |
| 附录2 :金融发展指数各指标原始数据(1998-2014 年)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论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及中国金融监管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金融开放与银行风险承担：理论与实证[D]. 程孝强.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3)
- [2]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D]. 刘伟. 山东大学, 2020(01)
- [3]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4]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与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影响 ——理论分析和计量研究[D]. 李博瑞. 吉林大学, 2020(08)
- [5]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6]《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靳永茂. 兰州大学, 2020(01)
- [7]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D]. 李其成.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8]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研究 ——基于8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5-2017年的数据[D]. 董骥. 山东大学, 2019(02)
- [9]经济金融化效应的中美比较及经验借鉴[D]. 苏跃辉. 河北大学, 2019(04)
- [10]我国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政策改进 ——基于金融发展水平测度[D]. 唐杰. 上海交通大学, 201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