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TDS5OOO系列拥有世界一流的支持（论文文献综述）
李光辉[1]（2014）在《我国产城融合发展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将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科技革命并称为影响当今世界的两股潮流,二十一世纪伊始,中国便在城镇化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36.2%提高至2012年的52.57%,成就举世瞩目。中国的城镇化还将在城市的“引力”和农村的“推力”共同作用下,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在此过程中,城市可持续的吸引力已成为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因素。长期以来,在GDP指挥棒引导下以土地城镇化为主要形式的城市建设在不断拓展城市疆域（新区、开发区等）的同时,也造成了城市新城区公共服务的相对短缺和钟摆式的人口流动。一些巨型城市、特大城市的非常规发展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现象,部分城市则频现“鬼城”、“睡城”和“空城”等现象,一些城市老城区衰落现象也同时存在。城市“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城市新城区,也存在于城市老城区。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明确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与“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互为因果,相互促进,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产城融合发展不仅是城镇经济发展的基本途径,更是“城镇”、“产业”和“人”互动发展的必然过程,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基础。任何脱离产业、脱离人的发展的城镇化构想都是不切实际的。产城融合发展是在我国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相对于“产城分离”提出的一种发展思路。它要求产业与城市功能融合、空间整合和价值融合,做到“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人融合”。产城融合的本质是从功能主义导向向人本主义导向的一种回归。为了更好地反映我国城市产城融合发展程度,笔者使用层次分析法对我国287个地级市（不含拉萨）产城融合度进行了测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评价指标体系从产业发展水平、城市建设与服务水平、人的发展程度和产城人三者互动程度等四个方面,通过38项具体指标（数据选用每个地级市市辖区数据以反映“城区”特征）对287个城市产城融合度进行了具体测度。测度结果表明,2011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产城融合程度平均水平为0.43113。这说明我国地级市城镇化发展总体水平还不高,这与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城镇化水平存在虚高现象基本一致。从总体上看,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产城融合发展度呈现出显着的地区特征和规模特征。地区特征主要表现为东部地区的城市产城融合度显着高于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产城融合度平均水平分别为0.47496、0.43573、0.40632和0.43417）,这与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本吻合,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产城融合度也较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产城融合度也偏低。东部地区在产业发展水平、城市建设与服务水平、人的发展程度和产城人三者互动程度等四个方面的平均表现均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不同城市产城融合度的差异性较大,中西部地区也有不少城市产城融合发展水平较高。规模特征主要表现为产城融合度较高的城市大多为市辖区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巨型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产城融合度分别为0.49177、0.49193、0.43146、0.41772和0.41409。市辖区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产城融合度平均水平明显高于中小城市。产城融合度呈现以上规模特征是因为规模较大的城市往往集聚着更多的要素资源,从而在产业发展、城市建设与服务、人的发展和产城人三者互动方面表现相对出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规模越大越好,中小城市在产城融合发展方面也可以做到很好。在产城融合度排名最靠前的20个城市中就有3个中等城市（如绍兴市等）。相反,城市规模过大则容易导致城市过度拥挤,人均享有资源量相对不足,则会影响到产城融合发展效果。产城融合度最高的城市组别是特大城市,而巨型城市的产城融合度则略有下降。研究表明,产业发展水平、城市建设与服务水平、人的发展程度和产城人三者互动程度等四要素在影响城市产城融合度方面略有差异。产业发展水平是社会发展的永恒动力,是产城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影响一个城市产城融合发展程度的首要因素。产业发展水平的高低还直接或间接决定了城市建设与服务水平和人的发展程度,是产城人三者互动发展的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产业发展是推动国家和地区产城融合发展的第一动力引擎。城市建设与服务水平往往与城市产业发展水平紧密相联,前者需要后者为其提供物质保障,但由于各城市的具体情况差异性较大,两者的关联性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人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人的发展是产城融合发展的应有之义。人的发展程度是影响城市产城融合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人的发展就其内涵而言是指人的全面发展,但就其外延而言,内容十分广泛,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产城人互动融合是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产城人三者互动程度”指标与其它单项指标的关联度较弱,其离散程度远远高于其它单项指标。这说明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产业、城市和人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三者之间的互动融合程度还比较低,需要进一步发展。在对影响产城融合度的主要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后,笔者构建了我国城市提升产城融合发展水平的一般路线图。该路线图可以简单归纳为：“一平台、两主体、三目标、四系统”。“一平台”是以产城人融合发展为总目标的产城融合型城区。将城市建成为先进的产城融合型城区,不仅是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更是以人为本,提升人们生活幸福度的客观需要。“两主体”是指市场和政府。市场和政府均在产城融合型城区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产城融合发展过程中,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为产城融合发展提供强大的拉动力。“三目标”是指产、城、人三者相互融合,即产-城融合,产-人融合,人-城融合。“四系统”是指城市建设运营系统、城市功能系统、城市公共服务系统和城市要素系统。这四大支撑系统是产城融合发展的基石,只有不断提升这四大支撑系统的质量与水平,才能为产城融合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各城市应结合自身特点和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升产城融合发展水平。在“一平台、两主体、三目标、四系统”的产城融合发展路径图实践过程中,政府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具体工作。首先,政府应尽早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不仅中央政府要倡导科学发展观,地方各级政府都要秉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中央政府应通过官员考核机制改革、鼓励民众更多参与等方式保证地方政府适当地行使公权力。鼓励各地根据市场需要,发展特色产业,实现差异化发展。其次,要合理的界定中央地方的财权与事权范围。在科学界定财权的基础上,合理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在城市建设中的角色和作用,充分发挥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最后,要构建开放型区域合作新体制。要打破行政上条块分割,实现区域资源共享,合作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社会保障转移接续便利化和公共服务提供均等化,破除人的流动障碍,真正实现产城人融合互动发展。
陈蛟[2]（2014）在《我国寿险产品结构影响因素及优化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自1979年,我国恢复商业保险业务以来,保险业从无到有,快速发展,虽历经波折,但还是成为我国金融业的支柱之一。人寿保险作为保险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寿险业大国,2013年我国全年寿险保费已达到17222.24亿元,在世界排名第四。虽然我国寿险业发展迅猛,但却埋下了深深的隐患。自1982年,我国正式恢复人身保险业务,寿险业就一直处于粗放式发展。为了占据行业内的有利地位,各家保险公司均以扩大保费收入为主要经营目标。在这种不科学的战略目标的指导下,我国保险市场上的寿险产品均以迎合投保人的当时的短时期需要为主,以致市场上充斥着各类分红型、投资型险种,以盈利收益来吸引客户投保。因此,寿险产品结构出现了重大问题,新型寿险产品比重过高已成为我国寿险业的新困境,阻碍着我国寿险业长期、平稳、可持续的发展。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导论。本章就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文献资料、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主要贡献与不足做了详细说明。在文献资料收集方面,笔者在寿险业发展、寿险需求、寿险产品结构三个方面做了大量阅读,积累了许多文献资料。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意义主要表现在,通过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分析,结合宏观与微观的讨论,分析得出我国寿险产品失衡的根本原因；并运用2008年到2012年各寿险公司相关数据,对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的各公司寿险产品结构做了面板模型分析,探究影响寿险公司确定产品结构的主要因素；结合基于寿险产品需求的宏观的寿险产品结构需求影响因素,对我国寿险产品结构优化提出了建议。由于一些客观因素与笔者自身知识的限制,本文在模型建立、数据选取、合理优化寿险产品结构目标方面存在着不足,需要日后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第二章,我国寿险业、寿险产品及其结构变迁。本章就我国的寿险业发展历程、寿险产品的分类和寿险产品结构的变迁做了详细介绍及分析。本章介绍了我国寿险业发展所经历的四大阶段,即行业恢复期、快速发展期、创新增长期和调整瓶颈期,以及每个阶段寿险产品的发展状况,寿险产品种类是从单一的保障性产品逐渐丰富起来的,特别是创新增长期以后新型寿险产品潮涌而出。接下来,文章就传统寿险产品和新型寿险产品的种类做了详细介绍,即属于传统寿险产品类别的死亡保险、生存保险和两全保险及属于新型寿险产品类别的分红寿险、投资连结险和万能寿险,并就其特点做了分析。其后,按照中国保险年鉴的分类方式,将传统寿险产品归为一类与分红寿险、投资连结险、万能寿险相并列来分析我国寿险产品结构变动。根据我国寿险发展的实际历程,本文通过对传统寿险、分红寿险、投资连结险和万能寿险的保费收入在寿险保费收入中的比例变动进行分析,来对我国自新型寿险产品出现后的寿险产品结构变迁情况做了详细描述。第三章,寿险产品结构影响因素分析。首先,本章就寿险产品结构紧密相关的两个理论做了简单介绍,即寿险产品的供求理论和寿险业与寿险产品结构的相关关系理论,其中寿险业与寿险产品结构的理论关系借鉴了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理论,并提出应该分别从我国寿险产品结构需求与供给的角度出发,将寿险市场的产品结构需求的宏观分析与寿险公司的产品结构供给的微观分析结合起来,深入分析影响寿险产品结构的因素。其后,基于产品需求方面,对寿险产品结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对寿险产品结构需求有影响的宏观因素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即经济因素（GDP及人均GDP水平、通货膨胀率、利率水平）、社会和文化因素（教育水平、居民家庭结构与人口年龄结构、社会保障）和政策因素；对寿险产品结构需求有影响的微观方面的影响因素有：个人收入水平、寿险产品价格、替代品价格等；并对这些因素做了详细分析。接下来,文章对寿险产品结构供给方面的影响因素做了理论分析,提出在寿险产品的供给方面,基于寿险公司的微观角度,对寿险产品结构产生主要影响的因素有：公司的战略目标、规模大小、盈利能力、股权性质、业务渠道及监管,并对这些因素一一做了详细分析。最后,出于一些客观条件与主观因素的限制,本文只在微观寿险公司层面,对寿险产品结构的供给影响因素做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选取了2008年至2012年间32家寿险公司的数据,采用了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最终得出了三个重要结论：（1）在公司规模方面,无论是对于同一保险公司的不同发展阶段,还是对于市场占有率各不相同的寿险公司,其产品结构调整方向都是不一样的,需根据其具体的经营发展情况来决定。（2）在公司战略方面,传统寿险产品竞争力不足,传统寿险产品的比重越大越不利于公司保费规模的发展,但传统寿险产品相对于新型寿险产品的退保率更低,有利于公司的经营稳定。（3）在公司业务渠道方面,个人代理渠道和银邮渠道都更偏重于新型寿险产品的销售。第四章,寿险产品结构阶段性失衡原因分析。文章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提出导致寿险产品结构阶段性失衡的原因主要有四点：经济环境存在周期性波动、寿险产品竞争力不足、产品结构调整有滞后性、保险产业发展状况衡量指标的不健全。首先,文章通过寿险产品的供求理论分析得出,寿险产品结构出现阶段性失衡的原因是寿险产品结构需求一直在发生改变,在对前文所提出的寿险产品结构需求的影响因素后,提出经济环境存在周期性波动是导致寿险产品结构阶段性失衡的重要原因。其后,更进一步分析了在经济环境发生量变而非质变时,导致寿险产品结构需求变化的原因,即在经济环境发生一些不大的改变后也可能导致寿险产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下降,归根到底,其原因就在于寿险产品的竞争力不足。之后,文章对寿险产品结构失衡的长期存在做了分析,认为寿险产品结构调整有滞后性是导致寿险产品结构长期失衡的重要原因。最后,深入分析了寿险产品结构调整滞后性显着的原因,文章认为寿险公司的战略目标集中在保费规模上是导致滞后性显着的重要原因,而保险产业发展状况衡量指标的不健全,是导致寿险公司战略目标集体偏差的根本原因。第五章,我国寿险产品结构优化目标及优化建议。首先,对寿险产品结构优化目标做了定性描述,认为较为合理的寿险产品结构应是传统寿险产品比重更大,分红寿险比重更低,寿险产品总类更多,产品结构更丰富,结构分布更多元化的产品结构。并提出,寿险公司产品结构优化的目标应是以下几点：（1）明确寿险产品的特性,落实其保障性；（2）在保障性的基础上,配以适当的理财功能,使寿险产品能保值,甚至增值,但其核心应在保值上,风险性较大的“增值”不是寿险产品应该追求的；（3）应大力开发创新的寿险产品,摆脱目前陈旧的寿险产品结构。其后,文章就寿险产品结构的需求与供给两方面分别提出了建议。文章认为,在寿险产品结构需求方面,政府及监管部门与寿险公司应携手共同提升寿险形象与民众信任度,改善消费者寿险认识。具体来说,寿险公司应加大公司形象宣传力度,提高公司社会口碑；完善健全财务信息披露,提高公司经营透明度；完善销售激励制度,端正产品销售导向。而政府及监管机构应加大保险知识普及,提升民众保障意识；加强财务信息披露监管,提高寿险产品可信性。在寿险产品结构供给方面,监管部门与寿险公司应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提高寿险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寿险公司应做到回归寿险保障和储蓄功能,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促进新型寿险产品健康发展；积极创新产品,引导和挖掘消费需求；创新完善销售模式,开发新型渠道。此外,监管机构应灵活监管指标制定,与经济环境相适应；优化行业发展指标,综合衡量行业发展。笔者认为,本文的创造性主要表现；（1）突破了过去对寿险产品结构的研究基本都是从寿险产品的需求或是供给单个方面来分析的不足,笔者在过去学者的基础上,将宏观与微观的研究结合起来,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分析影响寿险产品结构的因素,并从这些影响因素中分析出我国寿险产品失衡的根本原因,针对性地提出寿险产品结构的优化意见。（2）本文旨在优化目前分红寿险—险独大的寿险产品结构状况,为了能提出实际有用的建议,针对性地运用2008年到2012年各寿险公司相关数据,对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的各公司寿险产品结构做了面板模型分析,以探究影响寿险公司确定产品结构的主要因素。
祁晓清[3]（2014）在《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文中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推进,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有效的区域组织形式,不仅是发达区域保持经济竞争优势的重要动力,更是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赶超的必然选择。各地区如何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发展产业集群,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成为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选题研究试图通过对江苏省苏南地区（发达地区）与苏北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实证分析来系统论证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推动作用,这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价值。本文基于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产业集群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通过综合运用区位商（LQ）法和基于投入产出表的三角化方法,识别江苏省产业集群类型,同时根据产业集群主导产业所在区域,进一步划分,苏南产业集群主要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纺织业产业集群、钢铁产业集群和化学产业集群；苏北主要有板材加工产业集群,得出苏南苏北产业集群在类型、数量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本文进一步从经济增长、人民生活、环境保护三个维度来考察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通过多目标优选方法,对苏南苏北产业集群从三个维度六个指标的表现进行综合评价,可以看出各类型的产业集群对于苏南苏北经济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并从发展政策、区位交通条件、思想观念与创新意识、人力资源与教育等方面剖析了苏南苏北产业集群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最后,本文提出苏南实现产业集群升级、苏北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对策措施,即：制定科学的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实施差别化的政策支持、加快培育跨地区产业集群链、提升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强化产业集群内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进一步促进江苏产业集群的协调发展。本文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拓展了研究视角,多维度研究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是探讨揭示了产业集群内产业间的相互关联特征,并将产业集群内产业间的相互关联特征考虑进去,综合运用区位商（LQ）法和基于投入产出表的三角化方法识别产业集群。
柳金平[4]（2013）在《现代农业建设与路径研究 ——基于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实践》文中认为我国农业正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时期,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已成为共识。但我国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业技术水平不高,各地情况不同,发展现代农业不可能所有地方同步并进,必然需要在条件较为成熟的地区率先发展、先行探索以提供发展思路、模式和经验,继而引领区域乃至全国现代农业发展。因此,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应运而生,目的是在点上寻求突破,进而带动面上现代农业发展。示范区的发展情况怎么样,探索了什么样的经验,有什么模式可以推广,为现代农业建设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什么路径,还要进行深入研究,以获得可资借鉴的答案。本文从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现阶段特征出发,分析了农业发展需要应对的挑战,提出了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现实基础和依据。在分析影响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基础上,对我国在各种因素方面的特殊性进行了阐述,这些因素对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和路径起着决定性作用。从以上认识出发,本文将有关示范区调研的资料进行整理,作为分析示范区发展状况的依据。运用数理分析方法和SPSS软件对有关示范区的发展指标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通过因子分析法,对30个示范区的发展现状进行比较,发现示范区之间差异较明显,发展具有地域性特征。通过回归模型分析,对13个示范区的发展指标进行预估,发现地区间发展速度也有较大差异,按目前发展速度,个别地区部分指标难以达到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提出的要求。本文对示范区建设现代农业的做法进行定性分析,从自然条件、政策措施、主要做法几个角度对所选择的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5个示范区进行分析,总结出当地的经验启示,并提炼出建设现代农业的路径。本文分析认为,东部地区的玉田示范区主要经验是建设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在资本、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和替代作用下,转变农业生产结构,提高了农业生产的设施化、标准化和产业化水平。西部地区的田东示范区发挥政府推动作用,以农村金融改革为突破,带动和促进农户发展特色现代农业。湄潭示范区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改革推动了土地流转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逐渐实现了以农业特产为核心,规模化种植和产业化化经营相结合的现代农业发展方式。中部地区的长沙示范区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基地建设和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生产技术和装备水平、生产经营规模和产出效益迅速提高。东北地区的肇东示范区在土地流转、规模经营的同时推进大合作,配以大农机和大科技,规模经营的效益得到全面挖掘。总结示范区现代农业发展实践,本文提出工业化、市场化、生态化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要且可行路径。示范区在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包括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科技推广、农村金融和财政投入方面的问题和不足,本文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政策体系、加强资源整合、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加大科技投入和农民培训力度等建议。
陈江[5]（2013）在《中国民营企业的战略资产、组合创业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由绝大部分家族企业组成的民营经济茁壮成长,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创业的重要力量。这些民营企业产业多处于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缺乏核心技术和自有品牌,生产和管理方式粗放,无序竞争和“逐底竞争”是常态。然而自2008年美国次贷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和欧美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高度依赖出口的民营企业出口剧减,再加上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并由于用工成本高涨,结构性用工短缺,造成大量的民营企业停工和倒闭。在这种严峻的内、外形势下,我国民营企业要想获得长期生存与发展,需要迫切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实施民营企业产业转型升级,即需要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同时进入新兴的战略性产业；二是实现民营企业的跨代创业成长。目前我国民营企业正处于第一代向第二代传承并共同创业的阶段,需要成功地进行财富创造,以进一步延续企业生命。对上述两个问题,我国民营企业惟有不断地创业成长,才能获得长期生存与成长,而西方组合创业战略理论最贴切、最适合背景地为我国民营企业打破目前困境,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解决途径。组合创业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创业研究领域,西方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主要把它应用于中、小、微型企业的成长研究上,被看作是中、小、微型企业成长的一种战略。近年来,也被越来越多的大型跨国企业当作多品牌战略的实施加以应用。然而,西方的组合创业理论主要从创业者个体层面进行分析,过于强调创业者个人的作用,而忽视了企业系统的自身作用,剥离了创业者个体系统与企业系统的相辅相成的作用,并不适合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独特性及产业发展的阶段。特别在我国家族企业面临转型升级与跨代创业的现实背景下,企业资源和创业者个体资源是紧密相连的。同时,组合创业更应该是一个组织层面的概念,因此,迫切需要从组织层面阐释这种组合创业现象的重要作用。为此,本研究以公司为分析单位,从组织层面提出了集体维度的组合创业概念,并把组合创业和创业企业成长绩效联系起来,将其作为民营企业实现创业成长的关键途径,考察组合创业对于民营企业转型升级与跨代创业成长的绩效提升作用机制。同时,考虑到公司从事组合创业时需要应用企业既有资源,因此,从战略资产理论视角探讨推动民营企业从事公司组合创业的机制。为了有效地捕捉和刻画民营企业的组合创业战略,本研究还通过复杂的量表开发程序,对民营企业的组合创业概念进行了操作化。具体来讲,本研究通过四个子研究层层深入,依据特定的理论视角,对转型升级与跨代创业背景下组合创业的前因与后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子研究一按照严格的量表开发程序,对组合创业概念进行操作化。在对组合创业的历史和现实文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公司为分析单位,从组织层面提出了集体维度的组合创业定义。在对27名企业主深度访谈、60名员工的预测试和4名学者理论审核基础上编制出组合创业量表,并使用编制的问卷对767家成功进行了组合创业的民营企业进行调查,收回有效问卷332份。使用SPSS18.0和AMOS17.0软件进行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组合创业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果表明,开发的量表具有很好的信度和效度。组织层面的组合创业是一个多维度的结构,包括产品组合创新、事业部组合风险投资、公司组合风险投资和公司战略组合更新等四个维度,组合创业量表的开发,可为中、小、微型企业成长提供参考和借鉴。子研究二从西方战略资产文献出发,构建理论模型,并从中国民营企业收集相关数据,探讨了三种战略资产类型（关系资本、声誉资本和智力资本）对组合创业四个维度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证明：实证研究结果证明：（1）智力资本对产品组合创新有显着性的正向影响,起关键作用的是它的结构资本和客户资本,其次是人力资本。声誉资本对产品组合创新有正向影响,但作用要低于智力资本；（2）关系资本对公司组合风险投资有显着性的正向影响,起关键作用的是它的政府关系,其次是商业关系；（3）智力资本对事业部组合风险投资有部分显着性的正向影响,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它的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声誉资本对事业组合风险投资有显着性的负向影响,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它的经济声誉,其次是社会声誉；（4）智力资本对公司战略组合更新有部分显着性的正向影响,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它的结构资本。本研究不仅验证了三种战略资产量表的稳健性,进一步丰富了战略资产理论,同时也为我国民营企业组合创业成长提供了有效路径。子研究三把创业者分为新手创业者、连续创业者和组合创业者三个群组,实证检验了创业者类型对组合创业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数据分析结果显示：（1）在组合创业过程中,组合创业的不同维度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具有不同影响,其中动态性的产品组合创新、公司组合风险投资和公司战略组合更新等3个维度具有显着性的正向影响,而动态性的事业部组合风险投资维度的影响不显着；（2）对调节效应的进一步分析显示,动态性的产品组合创新、公司组合风险投资和公司战略组合更新等3个维度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会有不一样的表现,其中动态性的公司组合风险投资只在新手创业者类型的企业中有显着影响,另外2个维度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上述结果表明,创业者类型对组合创业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部分调节效应。本研究不仅进一步丰富了组合创业理论,同时也为我国民营企业成长提供了有效路径。子研究四进一步把创业者分为新手创业者和连续创业者两个群组,应用Smartpls2.0软件,进行PLS-SEM路径建模分析,系统地探索三种战略资产（声誉资本、关系资本和智力资本）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以及组合创业的4个维度（产品组合创新、事业部组合风险投资、公司组合风险投资和公司战略组合更新）在这个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并比较新手创业者组和惯性创业者组的企业之间在组合创业过程中所存在的差异。在战略资产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上,研究发现：（1）声誉资本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新手创业者组和惯性创业者组中的经济声誉,都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起着显着性的正向影响,两组之间没有任何差异性。但社会声誉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上,两个群组呈现相反性影响。其中,新手创业者组中的社会声誉,显着性地负向影响创业企业成长绩效,而在惯性创业者中的社会声誉,则显着性地正向影响创业企业成长绩效；（2）关系资本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新手创业者组和惯性创业者组中的政府关系,都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起着显着性的负向影响,两组之间没有任何差异性。另外,在商业关系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上,两个群组呈现相反性结果。其中,在新手创业者组中,商业关系显着性地正向影响创业企业成长绩效,而在惯性创业者中,则显着性地负向影响创业企业成长绩效。（3）智力资本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新手创业者组和惯性创业者组中的人力资本,都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起着显着性的正向影响,两组之间没有任何差异性。但在结构资本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上,新手创业者组中的结构资本显着性地正向影响创业企业成长绩效,而惯性创业者组中的结构资本却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没有显着性的影响,两组之间存在显着的差异性。在客户资本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上,新手创业者组中的客户资本显着性地负向影响创业企业成长绩效,而惯性创业者组中的客户资本则显着性地正向影响创业企业成长绩效,两组之间存在显着的差异性。在组合创业对战略资产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中介作用上,研究发现：（1）组合创业对声誉资本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中介作用。从经济声誉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上：对新手创业者而言,产品组合创新、事业部组合风险投资、公司组合风险投资和公司战略组合更新等4个维度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而对惯性创业者而言,公司组合风险投资和公司战略组合更新等2个维度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而产品组合创新和事业部组合风险投资等2个维度则没有中介效果。从社会声誉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上：对新手创业者而言,产品组合创新、公司组合风险投资和公司战略组合更新等3个维度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而事业部组合风险投资没有任何中介效果；对惯性创业者而言,公司组合风险投资和公司战略组合更新等2个维度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而产品组合创新和事业部组合风险投资没有任何中介效果。（2）组合创业对关系资本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中介作用。从商业关系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上：对新手创业者而言,事业部组合风险投资、公司组合风险投资和公司战略组合更新等3个维度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而产品组合创新没有任何中介效果；而对惯性创业者而言,产品组合创新、事业部组合风险投资、公司组合风险投资和公司战略组合更新等4个维度没有任何中介效果。从政府关系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上：对新手创业者而言,产品组合创新、事业部组合风险投资、公司组合风险投资和公司战略组合更新等4个维度没有任何中介效果；而对惯性创业者而言,公司组合风险投资和公司战略组合更新等2个维度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而产品组合创新和事业部组合风险投资没有任何中介效果。（3）组合创业对智力资本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中介作用。从人力资本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关系上：对新手创业者而言,产品组合创新、事业部组合风险投资和公司组合风险投资等3个维度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而公司战略组合更新没有任何中介效果；而对惯性创业者而言,公司组合风险投资有部分中介作用,而产品组合创新、事业部组合风险投资和公司战略组合更新等3个维度没有中介效用。从结构资本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关系上：对新手创业者而言,产品组合创新、事业部组合风险投资、公司组合风险投资和公司战略组合更新等4个维度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而对惯性创业者而言,公司组合风险投资和公司战略组合更新等2个维度具有部分中介效果,而产品组合创新和事业部组合风险投资没有任何中介效果。从客户资本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关系上：对新手创业者而言,产品组合创新、事业部组合风险投资、公司组合风险投资和公司战略组合更新等4个维度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公司组合风险投资和公司战略组合更新等2个维度具有部分中介效果,而产品组合创新和事业部组合风险投资没有任何中介效果。本研究成果可为处于转型升级与跨代创业中的民营企业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基于上述四个子研究发现,本研究最后讨论了研究结果的理论贡献和实践启示,并针对民营企业成长和地方政府治理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论文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耦合了三类战略资产,并对它们进行了适合中国情境的操作化,同时,理论和实证分析了它们各自影响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内在机理。在以往的研究中,一般是单个类型地分析声誉资本、智力资本和关系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很少有研究把三类资本耦合在一起分析和比较它们各自对企业影响的强弱程度,尤其很少有学者直接把这三类资本与公司创业放在一起进行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三类战略资产不同维度影响不同的组合创业模式,进而影响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作用机制。这为今后民营企业在应用不同战略资产时,能最有效地匹配相对应的组合创业模式,以最大化地协同提高创业企业成长绩效提供了捷径。因此,这是本研究较为新颖的之处。（2）以公司为分析单位,从组织层面提出了集体维度的组合创业定义,并进行了具体的操作化,弥补了公司创业和西方组合创业研究的不足。在已有的公司创业研究成果中,强调“创新”、“风险投资”和“战略更新”等公司创业的四种常见模式,但这种界定过于笼统,没有描述企业维持或保持原有组成部分,再创立新的组成部,新旧组成部份协同推动企业成长的动态性。本研究借鉴已有的公司创业三种模式,开发出了四个组合创业维度,即产品组合创新、事业部组合风险投资、公司组合风险投资和公司战略组合更新。这四个组合创业新维度,能够生动而明确地涵括了现实中企业创业成长的常见四种形式,因此,拓展了公司创业研究的内涵和外延。而在西方组合创业的研究中,一直强调创业者的个人作用,是个体层面的分析。这种个体层面的分析,无法说明公司本身所具有的动态性和影响作用,毕竟创业是整合了整个企业人、财、物的过程,赋予创业者的资源和支持很多是来自了企业既有的存量,也需要企业在以后的创业过程中给与创业者各种支持,因此,创业不是某个创业者个人的事情,而以组织层面为分析单位的组合创业概念,则精确地阐述了公司所起的重要作用。（3）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创业者影响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作用机理。创业者分为新手创业者、连续创业者和组合创业者,而连续创业者和组合创业者又合称为惯性创业者,他们是公司组合创业的实施者,是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关键影响要素之一。本研究在子研究三中分为新手创业、连续创业者和组合创业者等3个群组进行分组层次回归分析,而在子研究四中,进一步分为新手创业者和惯性创业者等2个群组进行路径建模比较分析,结果发现：因不同创业者类型拥有的创业经验、管理经验、人际网络、专业知识、行业知识、声誉等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无形资源存量以及无形资源的获取、重构、整合和运用能力。这些创业者的无形资源存量和无形资源能力直接影响到战略资产（声誉资本、关系资本和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和效果,进而影响到组合创业过程的掌控能力,从而最终影响到组合创业的成败和创业企业的成长绩效。这两个子研究的多群组比较分析表明,不同类型的创业者运用战略资产进行组合创业,其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是具有显着性的差异性的。这为我国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与跨代创业的承担者选择上,提供了直接的参考和借鉴。（4）在分析方法上,应用了新颖的PLS-SEM路径建模分析,并采用了Baron和Kenny （1986）的四步法和Sobel test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本研究在子研究四中,应用了多群组的PLS-SEM路径建模分析。这种统计分析方法在目前而言,是比较新颖的。它所构建的模型能真实地反映了各个构念的测量指标的作用,并更真实地反映了整个模型内在过程机制的构成路径。通过把创业者分为新手创业者和惯性创业者,进一步验证了组合创业的4个维度所具有的不同功效。而在组合创业的中介效应分析上,采用了Baron和Kenny （1986）的四步法（Four-step procedure）和Sobel test （Sobel,1982）,探索和验证了组合创业的4个维度,在新手创业者和惯性创业者类型的企业中所具有的不同中介作用。这种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最能清晰地阐明具体过程作用机制。组合创业研究在国内、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创业研究领域,本文只是对它做了初步的探索,只涉及到民营企业在转型升级与跨代创业成长上实施组合创业时,所受到战略资产存量以及创业者类型的影响问题。而现实中民营企业从事组合创业,受到制度环境变迁的影响更为深重,未来可进一步把制度环境变迁与组合创业整合起来研究,以进一步挖掘组合创业战略研究领域的独特作用。
周学东[6]（2013）在《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最优路径研究》文中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带有根本性的改革,也是核心的改革,并且贯穿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始终。国企改革的进程,曲折而艰辛。有关国企改革的理论探索和争论也始终未停止过。在国企改革中,产权制度创新不单重要,且不可规避。它既是一个传统的经济学命题,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基于上述原因,本文把国企产权改革路径选择作为研究对象。国企改革源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战略,而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定的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动国企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国企改革最终将方向确立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产权改革的主要方式确立为股份制,这既是国企改革的最优路径,也是基于实践探索做出的最优选择。本文运用产权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最优路径研究发现,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产权,其效率存在很大的体制性差异。导致这一差异的根源在于,传统的国有企业隐藏着较高的“相对成本”；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或“政府”的附属物,其与企业职工通过“身份确认”,无形中建立了一种“隐性契约”,并由此承担无限责任。非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因产权结构不同,与国有企业相比,“相对成本”较低,与企业职工也并无“隐性契约”。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成本也显着高于其他类型企业,这是股份制作为“最优选择”的产权理论基础。在改革工具选择上承包经营、兼并、关闭、破产、出售等均是重要选项,而政策性关闭破产这一工具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发挥了无以替代的作用。依照这样的路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文中采用时序主成分分析法,对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进行了案例分析,从一个侧面验证了上述结论。因此,从改革路径角度,运用产权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国企改革成效进行系统归纳和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基于上述思考,整个研究分为九章：第一章,概要介绍了本文使用的基本理论、概念,选题理由和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提出国企改革应该继续深化,重点是施行“三次改革”——即功能性改革。第二章,分析了国企改革的动因和历史背景,认为改革是多因素引发的,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取向,必然要求对企业这一经济微观的基础进行适应性改革。第三章,系统梳理了1978年以来国企改革基本历程。从这一历程可以清晰发现,国企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是渐进的,是伴随着思想、理论的突破、创新,不断推进的探索的过程。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客观上将国有企业与市场、效率联系起来,决定了改革的路径选择。第四章,择要归纳了国企改革取得的成效。本章应用实证分析方法证明；这场持续30余年的改革是成功的,而且是巨大的成功。在上述基础上分析了：为什么国企改革,最终把现代企业制度作为改革的方向,并将股份制作为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式。在成效实证研究和改革方向、方式分析中,完成对“最优路径选择”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论回答。第五、六两章,是本文的重点内容。在前述四章的基础上,这两章分别从“产权”和“效率”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会选择股份制这一主要的改革方式。这两章不仅对不同类型的产权的性质（即属性）进行分析,也对不同类型的产权及与其相对应的企业的“效率”进行分析和比较。这部分内容尝试引入“相对成本”这一概念,并设计出一套指标体系,用以分析不同类型企业的效率问题。这两章的研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产权界定得越清晰,交易成本越低,产权效率相对越高。同时,在分析过程中,也解释了单一股东结构的私营企业无法成为企业主要组织形式的原因,即“管理半径”和“企业规模”之故。第七章,重点介评了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基本情况和成效。本章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国企改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国有银行数量并不多,但占有的国有资产比重却可与非金融类国有企业旗鼓相当；第二,国有银行采取的改革是建立在非金融类国企改革的基础之上的,两者的改革,具有内在逻辑关系。本章采用时序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工、农、中、建、交五家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成效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相对而言,对国有大型银行系统性的实证研究比较匮乏,因此,这章的案例研究具一定独创性。第八章,结合前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概括了作者有关国企改革乃至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政策建议。本研究既是作者对改革实践理论思考的结晶,也期望能为关注国企改革的同仁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李雄伟[7]（2013）在《桃种质资源群体遗传分析及果实数字基因表达谱构建》文中认为桃（Prunus persica [L.] Batsch）是蔷薇科李属重要的核果类果树,因果实口感好,营养物质丰富,深受消费者喜欢。过去20年,通过传统育种方法国内外已经选出2000多个优良品种,但大多来源于少数亲本材料,遗传背景狭窄,使桃遗传多样性没有随品种资源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不利于一些优良性状的改良。国内外应用分子标记已经对桃遗传多样性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不同研究组所选标记、植物材料及分析方法不同,难以进行数据整合,所得结果主要适用于所测样本,缺乏一个全景式品种群体分析图。作为桃的原产国,我国拥有4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及丰富多样的种质资源,如何选择优良性状亲本,对桃育种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研究采用ABI3130分析系统及48个高多态性SSR标记对我国的434份桃种质资源进行基因分型,并结合前期西班牙研究组用相同标记、相同方法下所得到的224份欧美桃种质资源基因型数据,对世界范围桃种质资源进行遗传对比分析,明确世界范围内桃品种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品种群结构、连锁不平衡程度和在连锁群上分布。选择出中国核心桃种质资源材料采用新型高密度SNP芯片检测遗传变异,并进行简单性状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桃果实品质研究方面,果实香气及硬度是评价果实品质的重要指标,两者均是由多基因控制的复杂性状,前人采用候选基因克隆、EST文库及微阵列芯片在香气、质地基因功能研究中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受基因数量有限,其分子调控机理仍不明确。本研究采用高通量Illumina RNA-seq技术,对‘湖景蜜露’、‘玉露’、‘锦绣黄桃’和‘中华寿桃’4个优良桃栽培品种及‘湖景蜜露’的三个成熟期进行数字基因表达谱构建,从转录组水平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果实香气物质合成及果实软化的分子调控机理。主要结果如下：1.653份桃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分析48个SSR位点在653份桃种质资源中共扩增得到588个等位基因,平均每位点扩增得到12.25个等位基因,观察杂合度（Ho）则从0.13（PMS02）到0.63（UDP96-005）,平均0.47。东亚桃亚组的遗传多样性显着高于欧美桃亚组,引进东亚品种的可以提高欧美品种的遗传多样性水平。聚类分析可将658份材料按地理起源、驯化进程和果实性状显着区分：野生近缘种与普通桃显着分开；古老地方品种与栽培种显着分开,东亚桃和欧美桃品种群可显着分开；欧美桃和油桃显着分开,选出281份中国桃种质资源用于高密度SNP芯片构建。不同群体LD分析发现东亚品种群LD遗传衰减距离（3.36cM）比欧美品种群（5.50cM）小,东亚品种群在应用高密度SNP全基因组关联分析中有更大的优势。‘玉露’亚群的LD水平最高,地方品种群LD水平最低。东亚品种群、欧美品种群及地方品种群在第1、第4连锁群的LD位点组合比例较高,重要的果肉色泽和果肉质地、香气分别位于这两的连锁群上。2.桃品种特异性荧光SSR分子标记数据库建立及应用从全基因组范围的48个荧光SSR分子标记中选出15个高多态性标记,经不同荧光标识,最终分为3组在ABI3130测序仪测试。目前数据库包含669份材料。445个中国桃品种中有426（96.6%）个具有特异基因型组合,研究初步建立了159份中国桃核心种质资源分子标记数据库,并提出8个中国品系用作今后资源评价的参照。对17个桃品种进行系谱验证发现,我国资源圃所育成的7个品种系谱信息正确,但日本桃品种系谱信息与文献出现偏差。3.基于9K高密度SNP芯片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对281份中国桃种质资源进行9K SNP芯片构建,共得到3781个多态性SNP,最小等位基因频率均大于0.03,并选出159个中国桃核心种质资源用于资源保存、管理及全基因组关联分析。邻接法聚类结果显示：3781个SNP与48个SSR聚类结果一致,且与群体结构分析结果一致。叶腺、花型、果肉颜色、果实质地、果皮茸毛、粘离核及果形7个质量性状进行关联分析,Scaffold5上的SNPIGA544512标记与叶腺性状呈显着相关性,Scaffold1上的SNPIGA103771和Scaffold6上的SNPIGA686125与花形呈显着相关,Scaffold1上的SNPIGA93479和SNPIGA93768与果肉颜色显着相关,Scaffold4上的SNPIGA477941、SNPIGA477945、SNPIGA477951与果肉溶质／不溶质呈显着相关,Scaffold5上的SNPIGA596063与果皮茸毛显着相关,Scaffold6和Scaffold1上的SNPIGA610889釉SNPIGA124466与果实粘离核显着相关,Scaffold6上的SNPIGA698099、SNPIGA697021和SNP IGA697026与果形显着相关。4.应用数字基因表达谱挖掘桃果实香气物质合成及果实质地相关基因12个数字基因表达谱经过滤共产生89881875测序序列,平均序列长度100bp,78.5%的测序片段比对到了桃参考基因组上。对15个果实香气、软化相关基因进行Q-PCR表达水平验证,结果与RNA-seq所测结果呈现出显着相关性。等级聚类分析将‘湖景蜜露’果实成熟过程中4431个差异表达基因分为24个组,将不同品种间5541个差异表达基因分为14组。‘湖景蜜露’果实成熟过程中,与内酯类物质合成相关的脂质转移酶基因（LTP）、酰基辅酶A氧化酶基因（ACXI）及环氧化物水解酶基因（EPH）表达水平变化显着,其中LTP表达水平为先升高后降低趋势,而ACX2对C1s脂肪酸具底物特异性,推断与γ-十内酯合成相关。不同品种和不同成熟期的差异表达基因在黄酮类物质合成途径中的富集程度在所有KEGG代谢途径中最高。
曾薇[8]（2013）在《金融监管对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金融体系在整个经济中发挥着资源配置的作用,而金融创新则是促进这一功能提高效率的强大动力。有别于其他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与国民经济的联系最为紧密,在金融体系中占据着最为核心的位置。从国家整体经济的层面来看,商业银行的产品创新在节约筹资成本、细化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增进市场效率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来看,产品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和客户的需求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因此,具有盈利性的产品创新是商业银行根据金融环境变化调整的产物。正因为金融体系的重要性,使得金融机构成为了经济体中受到最严格监管的组织之一,而商业银行又是其中受到金融监管最为严厉的金融机构之一。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世界范围内银行体系发生危机的事实说明银行监管并不是完全有效的。国际上对金融监管与银行产品创新之间的描述大多都是从“危机推动型”的角度进行阐述,但事实表明许多银行产品的创新就是金融监管变化的直接结果,更不用说由金融监管导致金融环境发生变化从而引发的银行产品创新了。特别是在我国的商业银行,比起欧美国家存在的“创新过度”,我国的商业银行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创新不足”,这种不足不仅仅是由产品的研发不足造成的,也是由商业银行的监管环境不成熟所造成的。本文首先对金融监管、金融创新、银行产品创新、商业银行绩效及银行产品创新绩效等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对金融监管、商业银行产品创新、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的绩效评价以及研究三者之间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回顾。从金融监管的视角探究了金融创新的动因以及为商业银行带来的绩效变化。进而构建了相应的经济学模型,比较了在金融监管的作用下,商业银行个体创新绩效与银行业创新绩效的发展轨迹,创新性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了金融监管短期和长期对商业银行产品创新以及对单个银行和对整个银行业的绩效的影响是不同的。发现从短期看金融监管对单个商业银行的产品创新有可能是起抑制作用的,但是从长期来看,金融监管能够降低系统风险及银行业的整体风险,用风险分解和风险聚集的方式增进银行业的整体绩效。在此基础上,通过探索性的研究设计出针对我国银行监管与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的指标体系,在实证研究部分,首先对金融监管对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监管是通过影响商业银行的产品创新行为而后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的整体创新绩效。基于上述观点,本文利用公开的二手数据从时间维度和横截面维度两个层面构建了金融监管对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模型,并对我国金融监管对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绩效进行了研究,结合金融监管和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的实践经验对影响商业银行产品绩效的关键性因素进行了深度挖掘。在政策研究部分,结合后金融危机时代银行监管面临的挑战以及我国银行监管的变革与发展状况,为我国银行监管目标的改革方向提供了建议并从金融监管角度提出了提升我国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绩效的相应对策。
李可爱[9]（2013）在《劳动技能分布对国家比较优势的影响》文中指出传统要素禀赋理论强调国家间的贸易模式取决于要素禀赋的差异,比较优势来源于特定生产要素数量的相对充裕度,是国际分工和开展贸易的基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和教育等政策的变化,国家间原有的要素禀赋趋向一致。发达国家间在资本、技术等方面的差异在逐渐缩小,如美国和日本；发展中国家间劳动技能的总体水平或总体劳动资源的平均技能水平的差异也在逐渐缩小,如中国和印度。但是,双边贸易额并没有因为国家间原有的要素禀赋的这种变动而减少。通过考察劳动力的受教育情况我们发现,总体上看,中印两国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差别不大,美日两国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基本相当。但是在基于受教育年限测度的劳动技能结构方面彼此却存在很大差异。其中,中国和日本劳动力技能水平差异相对来说都比较小,中国没有太多文盲和高等技能人才,日本则拥有大批受过高等教育和具备较高业务水平的高端技能劳动力,中高端技能劳动力占了很大比重。而印度和美国劳动力技能水平差异相对来说都比较大,印度的文盲率和高等技能人才占比都比中国高,美国则拥有大批的精英人才,同时也拥有大批低文化程度的低端技能劳动力,劳动技能分布基本呈两极分化的趋势。这种劳动技能结构的差异很有可能导致国家在细分要素基础上的比较优势有所差异,例如,在制造业领域,中国和日本的比较优势体现得更明显,其中日本的比较优势突出表现在高端制造业；而在软件技术业、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领域,印度和美国的比较优势体现得更明显。结合该领域的一些相关研究,首先,本文论证了劳动技能分布对国家比较优势的影响。我们总结归纳出劳动技能分布可能会影响一国比较优势的机制,并假定劳动技能分布是外生的,进一步建立劳动技能分布影响国家比较优势的理论模型。运用中印两国1995-2010年的细分行业双边贸易数据,我们对理论上推导出来的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基本符合理论预期,即基于受教育程度的劳动技能分布差异确实会对两国的比较优势产生影响。其次,本文对劳动技能分布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探讨。在初步论证了劳动技能分布会对一国比较优势产生影响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提出优化贸易结构和改善国际分工地位的具体政策建议,我们结合教育体制的特征,分别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探讨劳动技能分布的决定因素,并进一步总结出其具体的影响机制。在供给层面,国家、企业和个人提供和参与教育培训的激励会对一国的劳动技能分布产生影响；在需求层面,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和定价机制以及厂商对技能的需求也会对一国的劳动技能分布产生影响。结合美国和日本的教育培训体制,我们就这些决定因素进行案例分析,比较不同的教育体制下,厂商和个人的选择对一国劳动力的整体技能水平和劳动技能分布产生的不同影响。再次,论证教育体制通过作用于劳动技能分布进而对国家比较优势的影响。由于教育培训在人力资本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后续的拓展研究,我们放松劳动技能分布外生的假定,总结归纳出教育体制通过作用于劳动技能分布进而影响比较优势的机制,并参考Chang和Huang（2010）进一步梳理出具体的理论模型。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我们选取几对代表性的国家,分别就分散的教育体制和集中的教育体制通过影响劳动技能分布进而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进行案例分析,以此来验证教育体制、劳动技能分布与国家比较优势的关系。此外,我们从大国经济多样性的发展需要、国内区域分工的特征以及未来产业结构的动态演进等角度对我国在教育体制的集中和分散程度以及劳动技能分布的集中和分散程度找到一个怎样的平衡进行了相关分析和探讨。最后,我们对全文的分析和论述做了一个系统总结。我们认为劳动技能分布确实会对一国的比较优势产生影响。教育培训在人力资本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不同的教育体制下,厂商和个人的选择会对一国劳动力的整体技能水平和劳动技能分布产生不同的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和定价机制以及厂商对技能的需求也会影响一国的劳动技能分布。客观上我们认为,无论是集中或分散的教育体制还是集中或分散的劳动技能分布本身都没有好与坏之分,重要的二者与国家的经济贸易发展战略相适应。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需要在封闭和开放度上有一个权衡,与未来的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我们也需要在教育体制的集中或者分散度上以及劳动技能分布的集中或者分散度上有一个权衡,这些是根据我国现在和未来的发展需要而来的。针对我国发展高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需要以及提高自身的创新和研发能力的需要,我们认为单纯集中或分散的教育体制以及单纯集中或分散的劳动技能分布都不能适应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目标。同时,考虑到我国国内区域分工的特征以及未来产业结构的动态演进,我们认为可以适当在劳动技能分布的特征上体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教育体制要与劳动技能分布相适应,在高等教育和高端人才培养方面,适当提高育人机制的弹性。
王伟藩[10]（2013）在《我国上市银行竞争力研究》文中提出商业银行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尤其是银行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也引发了理论界对于银行风险管理、银行公司治理、金融监管等方面更深入的研究。如何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中生存和发展、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是各国银行和监管当局都应思考和面对的问题。国外对银行竞争力的研究基本集中于机构评价,且采用的指标较少;我国理论界对银行竞争力的分析大多局限于定性分析或财务分析,缺乏对银行竞争力的构成要素进行系统的、综合的定量分析。本文认为,在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研究我国上市银行的竞争环境和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实证分析我国上市银行的竞争力状况,有助于更好地拓展我国银行竞争力理论和实践研究,并为如何提升我国上市银行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首先界定上市银行、竞争与竞争力、银行竞争力的概念,并分析它们的特点。其次,从同业竞争、金融开放、技术与金融产品创新三个方面全景式地展现我国上市银行的竞争环境。研究表明,我国上市银行的竞争环境复杂交错,但总体有利于加快银行的发展和扩大竞争力提升的空间。再次,对我国上市银行竞争力的构成要素进行了详细阐述,将上市银行竞争力分为8大要素,分别为风险管理能力、盈利能力、市场占有能力、公司治理能力、人力资源管理能力、成长能力、服务能力和社会责任承担能力。在此基础上,选择相关的27个指标,对2007-2011年我国16家上市银行的竞争力进行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本文先根据因子得分进行了现实竞争力和潜在竞争力每年的排名,分析了竞争力得分及排名变化的具体原因,接着根据聚类分析结果对16家银行进行了分类,并对聚类分析结果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通过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发现,总体来说,我国上市银行的竞争力存在较大差异,中、农、工、建4家大型银行的现实竞争力和潜在竞争力都较强,而中小银行的现实竞争力和潜在竞争力都较弱;即4家大型银行的竞争力一直都显着高于其余12家银行。4家大型银行之间竞争力仍存在明显差异,而12家中小银行之间竞争力也有明显不同;其中,工商银行是16家银行中竞争力最强的,招商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是中小银行中的佼佼者。基于研究结果所得的重要启示,本文结合现状,提出了针对不同类别银行提升竞争力的政策建议。针对性建议主要包括第1类银行应增强服务能力、实现产品和客户特色化经营、不断提高社会责任承担能力;第2类银行应增强盈利能力、实行区域差异化战略、加强企业文化和品牌建设、大力实施人才战略、增加银行成长的稳定性;第3类银行应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二、TDS5OOO系列拥有世界一流的支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TDS5OOO系列拥有世界一流的支持（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产城融合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城镇化发展迅速 |
| 二、城镇化发展中问题凸显 |
| 三、走产城融合发展之路恰逢其时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内容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四节 创新点及特色 |
| 第二章 相关研究述评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研究述评 |
| 一、相关概念研究综述 |
| 二、文中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城市发展理论述评 |
| 一、城市发展阶段的研究 |
| 二、城市化理论发展阶段的研究 |
| 第三节 城市与产业相互关系理论述评 |
| 第四节 产城融合发展相关研究述评 |
| 第三章 我国产城融合发展实践研究 |
| 第一节 我国城镇化基本概况 |
| 一、我国城镇化发展现状 |
| 二、我国城镇化发展历史沿革 |
| 三、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产城一体化实践 |
| 一、我国产城一体化发展现状 |
| 二、我国产城一体化实践的成绩与经验 |
| 三、我国产城一体化实践存在的问题 |
| 四、我国产城融合发展不足的原因分析 |
| 第四章 产城融合发展程度评价 |
| 第一节 产城融合发展的基本要求 |
| 第二节 产城融合发展程度的测度 |
| 一、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介评 |
| 二、研究方法的选择 |
| 三、产城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第三节 评价结果分析 |
| 一、产城融合度的区域特征与规模特征 |
| 二、产城融合度的省际比较 |
| 三、不同组群城市的产城融合度比较分析 |
| 本章附录 |
| 第五章 我国产城融合发展实现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产城融合评价结果的启示 |
| 一、产业发展是产城融合的物质基础 |
| 二、城市建设是产城融合的重要前提 |
| 三、人的发展是产城融合的应有之义 |
| 四、产城人互动是产城融合的基本保证 |
| 五、城市区位是产城融合的显着标尺 |
| 六、人口规模是产城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 |
| 第二节 产城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 |
| 一、中心城市产城融合发展实现路径 |
| 二、非中心城市的大城市、特大城市产城融合发展实现路径 |
| 三、中小城市(城镇)产城融合发展实现路径 |
| 四、资源型城市产城融合发展实现路径 |
| 第三节 促进产城融合发展的保障措施 |
| 一、牢固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
| 二、合理确定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范围 |
| 三、积极构建开放型区域合作新体制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文中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存在的问题及不足 |
| 第三节 后期研究的努力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2）我国寿险产品结构影响因素及优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寿险业发展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外寿险需求研究现状 |
| 1.2.3 寿险产品结构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 |
| 1.5 论文的主要贡献与不足 |
| 1.5.1 主要贡献 |
| 1.5.2 不足之处 |
| 2. 我国寿险业、寿险产品及其结构变迁 |
| 2.1 我国寿险业发展历程 |
| 2.1.1 行业恢复期(1982-1991年) |
| 2.1.2 快速发展期(1992-1997年) |
| 2.1.3 创新增长期(1998-2008年) |
| 2.1.4 调整瓶颈期(2009年至今) |
| 2.2 寿险产品的分类 |
| 2.2.1 传统寿险产品 |
| 2.2.2 分红寿险 |
| 2.2.3 投资连结险 |
| 2.2.4 万能寿险 |
| 2.3 我国寿险产品结构的变迁 |
| 3. 寿险产品结构影响因素分析 |
| 3.1 寿险产品结构的相关理论 |
| 3.1.1 寿险产品的供求理论 |
| 3.1.2 寿险产品结构与寿险业的理论关系 |
| 3.2 基于产品需求方面的寿险产品结构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3.2.1 经济因素 |
| 3.2.2 社会和文化因素 |
| 3.2.3 微观因素 |
| 3.3 基于产品供给方面的寿险产品结构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3.3.1 公司战略目标 |
| 3.3.2 公司规模 |
| 3.3.3 公司盈利能力 |
| 3.3.4 公司股权性质 |
| 3.3.5 公司业务渠道 |
| 3.3.6 保险监管 |
| 3.4 基于产品供给方面的寿险产品结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3.4.1 研究方法 |
| 3.4.2 变量选取 |
| 3.4.3 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
| 3.4.4 模型估计 |
| 3.4.5 回归结果分析 |
| 3.5 小结 |
| 4. 寿险产品结构阶段性失衡原因分析 |
| 4.1 经济环境周期性波动 |
| 4.2 寿险产品竞争力不足 |
| 4.3 产品结构调整的滞后性 |
| 4.4 保险产业发展状况衡量指标 |
| 5. 我国寿险产品结构优化目标及优化建议 |
| 5.1 寿险产品结构优化目标 |
| 5.2 寿险产品结构优化建议 |
| 5.2.1 提升寿险形象与民众信任度,改善消费者寿险消费心理 |
| 5.2.2 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提高核心竞争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3）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创新点 |
| 1.3 研究的方法和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 |
| 2.1.1 产业集群理论 |
| 2.1.2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产业集群概述 |
| 2.2.2 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 |
| 2.2.3 产业集群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
| 2.2.4 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实证研究 |
| 2.2.5 欠发达地区产业集群研究 |
| 2.2.6 简要述评 |
| 第三章 产业集群识别方法及江苏省产业集群发展分析 |
| 3.1 产业集群识别的方法 |
| 3.1.1 基于投入产出表的三角化方法 |
| 3.1.2 区位商(LQ)法 |
| 3.2 江苏省产业集群类型的识别 |
| 3.3 江苏省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分析 |
| 3.3.1 苏南产业集群发展分析 |
| 3.3.2 苏北产业集群发展分析 |
| 3.3.3 苏南苏北产业集群特点比较分析 |
| 第四章 产业集群对江苏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经济发展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4.1.1 指标选取 |
| 4.1.2 数据来源及计算 |
| 4.2 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
| 4.2.1 多目标优选模型与方法 |
| 4.2.2 计算过程 |
| 4.3 结论及评述 |
| 4.3.1 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 |
| 4.3.2 纺织业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 |
| 4.3.3 钢铁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 |
| 4.3.4 化学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 |
| 4.3.5 板材加工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 |
| 4.3.6 结论 |
| 4.4 江苏省产业集群发展的区域差距原因分析 |
| 4.4.1 发展政策 |
| 4.4.2 区位交通条件 |
| 4.4.3 思想观念与创新意识 |
| 4.4.4 人力资源与教育 |
| 第五章 进一步促进江苏产业集群协调发展的对策 |
| 5.1 制定科学的产业集群发展规划 |
| 5.2 实施差别化的政策支持 |
| 5.3 加快培育跨地区产业集群链 |
| 5.4 提升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 |
| 5.5 强化产业集群内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参与的课题和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现代农业建设与路径研究 ——基于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1.6 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
| 1.7 数据来源 |
| 第二章 研究评述和相关理论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现代农业 |
| 2.1.2 农业现代化 |
| 2.1.3 现代农业示范区 |
| 2.1.4 现代农业、农业现代化、现代农业示范区的相互关系 |
| 2.2 研究综述 |
| 2.2.1 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 |
| 2.2.2 示范区现代农业和农业现代化 |
| 2.3 相关理论 |
| 2.3.1 区位和区域经济理论 |
| 2.3.2 农业发展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现实基础 |
| 3.1 我国农业发展的新特征 |
| 3.1.1 农业经济和生产经营特征 |
| 3.1.2 农业政策特征 |
| 3.1.3 生产要素的变化特征 |
| 3.1.4 农村人口和农民收入增长特征 |
| 3.2 我国农业发展的趋势与挑战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现代农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4.1 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4.2 现代农业影响因素的实践分析 |
| 4.3 各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机理 |
| 4.4 各种因素影响下的现代农业模式 |
| 4.4.1 国外现代农业模式 |
| 4.4.2 中国的特殊性和问题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示范区现代农业发展静态测评 |
| 5.1 相关性分析 |
| 5.1.1 相关性分析的基本原理 |
| 5.1.2 相关性分析的过程 |
| 5.2 因子分析 |
| 5.2.1 因子分析法的基本原理 |
| 5.2.2 因子提取 |
| 5.2.3 因子得分和综合评价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示范区现代农业发展动态测评 |
| 6.1 全国现代农业发展目标指向 |
| 6.2 示范区发展指标预估和对比 |
| 6.3 示范区有关指标测评示例 |
| 6.3.1 地区生产总值预测 |
| 6.3.2 第一产业增加值预测 |
| 6.3.3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预测 |
| 6.3.4 粮食作物面积预测 |
| 6.3.5 粮食总产量预测 |
| 6.3.6 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预测 |
| 6.3.7 农民年人均纯收入预测 |
| 6.3.8 农用机械总动力预测 |
| 6.3.9 耕种收机械化水平预测 |
| 6.3.10 有效灌溉面积预测 |
| 6.3.11 灌溉水利用率预测 |
| 6.3.12 作物统防统治面积预测 |
| 6.3.13 农村土地流转面积预测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示范区的现代农业模式探索和路径选择 |
| 7.1 东部地区示范区的现代农业模式 |
| 7.1.1 基本特征 |
| 7.1.2 玉田实践分析 |
| 7.2 西部地区示范区的现代农业模式 |
| 7.2.1 基本特征 |
| 7.2.2 田东县实践分析 |
| 7.2.3 湄潭县实践分析 |
| 7.3 中部地区示范区的现代农业模式 |
| 7.3.1 基本特征 |
| 7.3.2 长沙县实践分析 |
| 7.4 东北地区示范区的现代农业模式 |
| 7.4.1 基本特征 |
| 7.4.2 肇东市实践分析 |
| 7.5 现代农业建设路径选择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问题和对策建议 |
| 8.1 示范区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面临的问题 |
| 8.1.1 土地流转中的强制性问题 |
| 8.1.2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保障粮食生产的问题 |
| 8.1.3 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的条件建设问题 |
| 8.1.4 政府财政投入中的分散和力度不够问题 |
| 8.1.5 农村金融的支持和活力欠缺的问题 |
| 8.2 加快推进示范区现代农业建设的对策建议 |
| 8.2.1 完善政策支持体系 |
| 8.2.2 整合涉农项目资源 |
| 8.2.3 加快体制机制创新 |
| 8.2.4 全面加快科技进步 |
| 8.2.5 强化农业人才支撑 |
| 8.3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全文结论 |
| 9.1 主要结论 |
| 9.2 研究的创新、成果及不足 |
| 9.2.1 可能的创新 |
| 9.2.2 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中国民营企业的战略资产、组合创业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民营企业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 |
| 1.1.2 民营企业面临跨代创业成长的迫切需要 |
| 1.2 研究问题 |
| 1.2.1 探讨转型升级与跨代创业背景下的组合创业的测度方法 |
| 1.2.2 分析战略资产对组合创业的影响 |
| 1.2.3 解剖组合创业推动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机制 |
| 1.2.4 探讨战略资产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作用机制 |
| 1.3 研究视角 |
| 1.3.1 组合创业前因的研究视角 |
| 1.3.2 组合创业后果的研究视角 |
| 1.3.3 整合框架研究的理论视角 |
| 1.4 研究方案 |
| 1.4.1 研究程序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内容组织 |
| 2 以往相关研究文献的回顾 |
| 2.1 组合创业综述 |
| 2.1.1 组合创业的历史和现状 |
| 2.1.2 组合创业定义及相关界定 |
| 2.1.3 组合创业动因 |
| 2.1.4 组合创业的无形资源 |
| 2.1.5 组合创业过程的经典模型 |
| 2.1.6 研究小结 |
| 2.2 战略资产相关主题的研究综述 |
| 2.2.1 关系资本综述 |
| 2.2.2 声誉资本综述 |
| 2.2.3 智力资本综述 |
| 2.2.4 研究小结 |
| 2.3 动态能力综述 |
| 2.3.1 动态能力概念的界定 |
| 2.3.2 动态能力范式形成的演进过程 |
| 2.3.3 动态能力与企业绩效相关的经典模型 |
| 2.3.4 研究小结 |
| 3 子研究一：转型升级与跨代创业背景下组合创业的测度 |
| 3.1 组合创业概念的界定 |
| 3.2 量表开发 |
| 3.2.1 编制问卷 |
| 3.2.2 研究对象 |
| 3.3 数据分析 |
| 3.3.1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3.3.2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3.3.3 量表的信度检验 |
| 3.3.4 量表的效度检验 |
| 3.4 结果讨论 |
| 3.5 研究小结 |
| 4 子研究二：战略资产对组合创业的影响 |
| 4.1 论综述与假设 |
| 4.1.1 关系资本与组合创业关系 |
| 4.1.2 声誉资本与组合创业的关系 |
| 4.1.3 智力资本与组合创业的关系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数据采集与研究对象 |
| 4.2.2 变量测量 |
| 4.3 分析方法 |
| 4.4 分析结果 |
| 4.4.1 描述统计 |
| 4.4.2 层次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 |
| 4.5 研究结果讨论 |
| 4.5.1 分析结果讨论 |
| 4.5.2 研究贡献与不足 |
| 4.6 研究小结 |
| 5 子研究三：组合创业影响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内在机理 |
| 5.1 研究理论与假设 |
| 5.1.1 产品组合创新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 |
| 5.1.2 事业部组合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 |
| 5.1.3 公司组合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 |
| 5.1.4 公司战略组合更新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 |
| 5.1.5 创业者类型的调节作用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数据采集与研究对象 |
| 5.2.2 变量测量 |
| 5.3 分析方法 |
| 5.4 分析结果 |
| 5.4.1 描述统计 |
| 5.4.2 层次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4.3 创业者类型的调节作用 |
| 5.5 研究结果讨论 |
| 5.5.1 组合创业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作用 |
| 5.5.2 创业者类型的调节作用 |
| 5.5.3 研究贡献与不足 |
| 5.6 研究小结 |
| 6 子研究四：战略资产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内在作用机制 |
| 6.1 理论综述与研究假设 |
| 6.1.1 战略资产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 |
| 6.1.2 组合创业的中介效应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研究取样 |
| 6.2.2 变量测量 |
| 6.3 分析方法 |
| 6.4 PLS-SEM分析和结果 |
| 6.4.1 应用PLS-SEM的理由 |
| 6.4.2 数据特点 |
| 6.4.3 模型特征 |
| 6.4.4 测量模型评估 |
| 6.4.5 结构模型评估 |
| 6.5 结构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5.1 组合创业对声誉资本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中介效应 |
| 6.5.2 组合创业对关系资本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中介效应 |
| 6.5.3 组合创业对智力资本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中介效应 |
| 6.6 讨论与结论 |
| 6.6.1 战略资产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影响的差异性比较 |
| 6.6.2 组合创业的四种模式的中介效应 |
| 6.7 理论与实践价值 |
| 7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组合创业的概念界定与测量 |
| 7.1.2 战略资产对组合创业的影响 |
| 7.1.3 组合创业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 |
| 7.2 理论贡献 |
| 7.2.1 对战略资产研究的贡献 |
| 7.2.2 对公司创业研究的贡献 |
| 7.2.3 对创业者作用研究的贡献 |
| 7.2.4 分析方法上的贡献 |
| 7.3 实践启示 |
| 7.3.1 对民营企业(家族企业)成长的启示 |
| 7.3.2 对地方政府治理的启示 |
| 7.4 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及在学习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6）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最优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基本理论和概念的界定 |
| 一、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基础 |
| 二、科斯定理与当代产权经济学 |
| 三、交易成本理论 |
| 四、科斯产权思想的启示及理论上的借鉴意义 |
| 五、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 |
| 第二节 选题理由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
| 三、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
|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 |
| 二、国内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理论综述 |
| 三、国外国有产权改革理论研究综述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因及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亏损之困：转轨中的难点 |
| 第二节 体制性之困：所有者“虚化” |
| 一、产权关系分析 |
| 二、国有产权管理成效分析 |
| 三、投资决策失误、浪费具有体制性根源 |
| 第三节 监管之困：失效与失控 |
| 一、问题的根源 |
| 二、“代理人”概念的抽象与具体之分 |
| 三、问责制的缺乏和失效 |
| 四、典型案例 |
| 第四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背景 |
| 一、经济中心转移 |
| 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主要历程 |
| 第一节 1978年—1984年期间的改革：放权让利 |
| 一、标志性事件及思想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
| 二、主要改革举措 |
| 第二节 1984年—1992年期间的改革：承包经营 |
| 一、标志性事件及思想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经济体制改革拉开序幕 |
| 二、落实《决定》的主要政策措施 |
| 三、改革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1992年—2002年期间的改革：改革攻坚阶段 |
| 一、1992年—1997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二、1997年—2002年：寻找多样化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
| 第四节 2002年—2008年期间的改革：建立国有出资人制度、改革国有银行和垄断行业 |
| 一、建立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 |
| 二、金融改革取得突破 |
| 三、《企业破产法》修改完成并颁布实施 |
| 第五节 2008年以来的改革：应对金融危机冲击 |
| 一、金融危机的应对 |
| 二、金融危机以来的反思和国有企业定位的再思考 |
| 第四章 改革成就及最优路径 |
| 第一节 改革成就 |
| 第二节 最优路径选择 |
| 一、目标和方向选择：现代企业制度 |
| 二、理论支撑和最优路径：股份制 |
| 第三节 国企改革的工具选择 |
| 一、经济责任承包制：不改变产权的改革 |
| 二、兼并：一种过渡性工具 |
| 三、关闭：政府的行政介入 |
| 四、破产：市场化的退出机制 |
| 五、出售：产权改革的基础 |
| 第四节 配套制度的建立与配套改革 |
| 一、社会保障体系 |
| 二、财政金融政策支持 |
| 三、顶层设计与顶层推动 |
| 第五章 最优路径选择的基础：不同类型产权的法律及经济分析 |
| 第一节 国有产权及国有企业：抽象的、集合的产权 |
| 一、所有者 |
| 二、权利的行使及其有效性 |
| 三、代理成本 |
| 四、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 |
| 五、“权利”与“权力”的滥用 |
| 六、公共产品及相关的国有产权 |
| 第二节 集体产权及集体企业：模糊的产权 |
| 一、城市集体企业 |
| 二、农村集体产权与乡镇企业 |
| 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集体产权 |
| 第三节 私有产权及私有企业：分散的、清晰的、排他的个人产权 |
| 一、私有产权的概念及演进 |
| 二、私有产权的核心 |
| 第六章 产权、效率与所有制选择：不同类型企业的经济分析 |
| 第一节 不同类型企业经济分析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不同类型企业的效率分析 |
| 一、股东体制的差异 |
| 二、经营动机或目标集中度的差异 |
| 三、决策机制灵活性的差异 |
| 四、人工成本的差异 |
| 第三节 不同类型企业的效率比较：相对成本的提出 |
| 第四节 不同类型企业的社会效益的进一步比较 |
| 一、私营企业的劣势和体制性弊端分析 |
| 二、股份制的体制性弊端分析 |
| 三、不同类型企业就业贡献度的分析 |
| 第七章 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及成效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国企改革与银行改革的关系 |
| 第二节 基本过程 |
| 第三节 取得的成效 |
| 第四节 改革效果的实证分析 |
| 一、改革效果评估的依据和目的 |
| 二、评估的对象 |
| 三、评估的时间范围及主要内容 |
| 四、评估方法及结果 |
| 五、评估结果的经济学分析 |
| 第五节 基本经验 |
| 第六节 以股份制为制度选择发展民营银行 |
| 一、政策意图及投资民营银行的动机分析 |
| 二、民营银行的法律属性 |
| 三、民营银行的风险分担机制及存款保险制度 |
| 四、治理结构 |
| 第八章 结论 |
| 论文附录部分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7）桃种质资源群体遗传分析及果实数字基因表达谱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表 |
| 目录 |
| 1 绪论 |
| 1.1 基因组学研究 |
| 1.1.1 遗传图谱构建 |
| 1.1.2 物理图谱构建及应用 |
| 1.1.3 全基因组序列测定 |
| 1.1.4 重要性状基因的定位 |
| 1.1.5 转录组文库构建 |
| 1.1.6 分子标记在桃资源评价方面的应用 |
| 1.1.7 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MAS) |
| 1.2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
| 1.2.1 连锁不平衡的原理及方法 |
| 1.2.2 关联分析的方法及应用 |
| 1.2.3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在桃树上的应用前景 |
| 1.3 桃种质资源概况 |
| 1.3.1 我国桃种质资源地理分布及多样性 |
| 1.3.2 日本桃种质资源 |
| 1.3.3 西班牙桃品种资源 |
| 1.3.4 意大利桃育种项目 |
| 1.4 SNP分子标记技术的发展及分型方法 |
| 1.4.1 单核甘酸多态性SNP的概念 |
| 1.4.2 SNP分型方法 |
| 1.4.3 数字基因表达谱 |
| 立体依据与主要内容 |
| 2 桃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群体结构及连锁不平衡分析 |
| 2.1 材料和方法 |
| 2.1.1 植物材料和模板DNA提取 |
| 2.1.2 引物来源 |
| 2.1.3 PCR反应体系和程序 |
| 2.2 数据分析 |
| 2.2.1 遗传多样性和聚类分析 |
| 2.2.2 群体结构 |
| 2.2.3 连锁不平衡分析 |
| 2.3 结果 |
| 2.3.1 SSR标记的遗传多样性 |
| 2.3.2 聚类分析 |
| 2.3.3 群体结构分析 |
| 2.3.4 连锁不平衡 |
| 2.4 讨论 |
| 2.4.1 SSR多态性及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 |
| 2.4.2 聚类分析 |
| 2.4.3 群体结构 |
| 2.4.4 连锁不平衡分析 |
| 2.5 小结 |
| 3 桃品种特异性荧光SSR分子标记数据库建立及应用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植物材料 |
| 3.1.2 DNA提取 |
| 3.1.3 引物选择及PCR扩增 |
| 3.1.4 数据分析 |
| 3.2 结果 |
| 3.2.1 15个标记的多态信息含量分析 |
| 3.2.2 指纹图谱构建 |
| 3.3 荧光分子标记数据库的应用 |
| 3.3.1 品种鉴定中的应用 |
| 3.3.2 系谱鉴定中的应用 |
| 3.4 讨论 |
| 3.4.1 数据准确性 |
| 3.4.2 15对SSR标记的遗传多样性及鉴定能力评价 |
| 3.5 结论 |
| 附表 |
| 4 高密度SNP芯片在桃群体结构及性状关联分析中的应用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植物材料及性状统计 |
| 4.1.2 桃基因组DNA提取 |
| 4.1.3 SNP芯片构建 |
| 4.1.4 数据分析 |
| 4.2 结果 |
| 4.2.1 SNP基因分型结果 |
| 4.2.2 聚类分析及群体结构分析 |
| 4.2.3 关联分析 |
| 4.3 讨论 |
| 4.4 小结 |
| 5 不同成熟期与不同桃品种果实表达谱构建 |
| 5.1 植物材料及方法 |
| 5.1.1 植物材料 |
| 5.1.2 香气成分的测定方法 |
| 5.1.3 总RNA提取及cDNA合成 |
| 5.1.4 引物设计及qRT-PCR验证 |
| 5.1.5 数字表达谱的构建 |
| 5.2 结果 |
| 5.2.1 DGE测序数据质量评估及参考基因组比对分析 |
| 5.2.2 基因表达水平分析 |
| 5.2.3 差异表达基因Gene Ontology及KEGG富集分析 |
| 5.2.4 ‘湖景蜜露’不同成熟期DEGs分析 |
| 5.2.5 不同桃品种间差异表达基因分析 |
| 5.2.6 qRT-PCR验证RNA-seq结果 |
| 5.2.7 差异表达基因的聚类分析 |
| 5.2.8 桃成熟过程及不同品种桃香气成分的测定 |
| 5.3 讨论 |
| 5.3.1 基于RNA-seq的数字基因表达谱的构建 |
| 5.3.2 与内酯类物质合成相关的差异表达基因 |
| 5.3.3 与果实软化相关的差异表达基因 |
| 5.4 小结 |
| 6 小结与展望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8）金融监管对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插图索引 |
| 附表索引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金融监管 |
| 1.2.2 金融创新 |
| 1.2.3 银行产品创新 |
| 1.2.4 银行产品创新绩效 |
| 1.3 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 |
| 1.3.1 基本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综述 |
| 2.1 金融监管的相关理论 |
| 2.1.1 金融监管的基本问题 |
| 2.1.2 金融监管的相关理论 |
| 2.1.3 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 |
| 2.2 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的相关理论 |
| 2.2.1 金融创新的动因理论 |
| 2.2.2 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的根源与途径 |
| 2.3 商业银行创新绩效的相关理论 |
| 第3章 金融监管与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的经济学分析与理论假设 |
| 3.1 金融监管影响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的理论分析 |
| 3.1.1 金融监管促进金融产品创新 |
| 3.1.2 金融监管抑制金融产品创新 |
| 3.1.3 金融监管对金融产品创新的作用复杂 |
| 3.2 金融监管与银行创新的经济学分析 |
| 3.2.1 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的经济学分析 |
| 3.2.2 金融监管影响银行创新的经济学分析 |
| 3.3 待证明的金融监管影响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绩效的假设 |
| 第4章 金融监管对银行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 |
| 4.1 我国商业银行产品创新与银行监管的现状分析 |
| 4.1.1 我国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的现状分析 |
| 4.1.2 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变革与发展 |
| 4.2 实证研究设计 |
| 4.2.1 量表设计 |
| 4.2.2 数据收集 |
| 4.2.3 数据分析 |
| 4.3 数据分析与结果 |
| 4.3.1 样本描述性分析 |
| 4.3.2 问项的描述性分析 |
| 4.3.3 回归分析 |
| 4.3.4 结构模型检验 |
| 4.4 研究结果 |
| 第5章 金融监管对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的绩效影响 |
| 5.1 金融监管与银行创新的文本分析 |
| 5.1.1 文本分析概述 |
| 5.1.2 本研究文本预处理 |
| 5.1.3 本研究文本特征抽取 |
| 5.2 时间维度上银监会对银行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DEA模型 |
| 5.2.3 指标选取与样本选择 |
| 5.2.4 历年银行业的效率结果 |
| 5.3 横截面维度上银行之间的创新绩效比较 |
| 5.3.1 指标选取与样本选择 |
| 5.3.2 横截面银行产品创新绩效评价结果 |
| 第6章 金融监管与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的实证结果分析 |
| 6.1 严厉监管的利弊分析 |
| 6.2 监管过程对银行产品创新的效应分析 |
| 6.2.1 监管政策制定与监管反馈对银行产品创新的影响 |
| 6.2.2 监管过程对银行产品创新效率的影响 |
| 6.2.3 影响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的其他因素 |
| 6.3 我国监管对银行产品创新绩效的作用分析 |
| 6.3.1 不同监管环境下银行业的创新绩效表现 |
| 6.3.2 相同监管环境下银行的绩效表现 |
| 第7章 金融监管与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的政策建议 |
| 7.1 对我国银行监管目标的政策建议 |
| 7.1.1 银行监管中的信息与激励 |
| 7.1.2 我国银行监管中的信息与激励 实践介评 |
| 7.1.3 银行监管目标的定位 中国选择 |
| 7.2 从金融监管角度提升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绩效的政策建议 |
| 7.2.1 审慎监管下的适度创新 |
| 7.2.2 实行以资产规模为主要标准的分类监管 |
| 7.2.3 着重对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的“持续监管” |
| 7.2.4 商业银行创新产品的发展 |
|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录B 银行从业人员调查问卷 |
| 附录C 2003年-2012年与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相关的监管政策 |
| 附录D 2007年银行间创新绩效比较 |
| 附录E 2011年银行间创新绩效比较 |
（9）劳动技能分布对国家比较优势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界定和主要内容 |
| 1.3.1 相关概念界定 |
| 1.3.2 主要内容和主要框架 |
| 第二章 贸易理论发展回顾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贸易理论发展回顾 |
| 2.1.1 古典贸易理论 |
| 2.1.2 新古典贸易理论 |
| 2.1.3 新贸易理论 |
| 2.1.4 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
| 2.1.5 新新贸易理论 |
| 第二节 从劳动技能分布的角度探讨比较优势——传统贸易理论的一个最新发展动向 |
| 2.2.1 劳动技能分布与比较优势 |
| 2.2.2 教育体制、劳动技能分布与比较优势 |
| 第三节 教育体制、劳动技能分布与比较优势的度量 |
| 2.3.1 教育体制 |
| 2.3.2 劳动技能分布 |
| 2.3.3 比较优势 |
| 第三章 以中印为例分析劳动技能分布对一国比较优势的影响 |
| 第一节 劳动技能分布影响比较优势的传导机制与理论框架 |
| 3.1.1 劳动技能分布可能影响比较优势的传导机制 |
| 3.1.2 劳动技能分布影响比较优势的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以中印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
| 3.2.1 中印两国的基本国情对比 |
| 3.2.2 实证分析 |
| 3.2.3 小结 |
| 第四章 劳动技能分布的决定因素 |
| 第一节 劳动技能分布形成的供给因素探讨 |
| 4.1.1 政府的教育培训制度 |
| 4.1.2 厂商提供在职培训 |
| 4.1.3 个人参与教育培训 |
| 第二节 劳动技能分布形成的需求因素探讨 |
| 4.2.1 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机会和定价机制 |
| 4.2.2 厂商对劳动技能的需求 |
| 第三节 典型国家案例分析 |
| 4.3.1 以美国为例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探讨劳动技能分布的决定因素 |
| 4.3.2 以日本为例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探讨劳动技能分布的决定因素 |
| 4.3.3 小结 |
| 第五章 教育体制、劳动技能分布与比较优势 |
| 第一节 教育体制、劳动技能分布与比较优势的传导机制与理论框架 |
| 5.1.1 教育体制、劳动技能分布与比较优势的传导机制 |
| 5.1.2 教育体制、劳动技能分布与比较优势的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典型国家案例分析——验证教育体制、劳动技能分布与比较优势的关系 |
| 5.2.1 典型国家教育体制比较 |
| 5.2.2 典型国家劳动技能分布比较 |
| 5.2.3 典型国家比较优势比较 |
| 第三节 关于我国教育体制和技能分布的探讨 |
| 5.3.1 我国教育体制的探讨 |
| 5.3.2 我国技能分布的探讨 |
| 5.3.3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6.1.1 劳动技能分布对一国比较优势的影响 |
| 6.1.2 劳动技能分布的决定因素 |
| 6.1.3 教育体制通过作用于劳动技能分布进而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6.2.1 教育体制改革 |
| 6.2.2 产业政策调整 |
| 6.2.3 贸易政策调整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我国上市银行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主题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的主题与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对银行竞争力的概念及构成要素的研究 |
| 二、对银行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
| 三、对银行评级的相关研究 |
| 四、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结构与内容 |
| 一、论文结构 |
| 二、主要内容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上市银行竞争力的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上市银行概述 |
| 一、商业银行的起源 |
| 二、商业银行的一般特点 |
| 三、上市银行的定义及特点 |
| 四、我国上市银行发展历程及现状 |
| 第二节 银行竞争力的相关概念辨析 |
| 一、竞争与竞争力 |
| 二、银行竞争力 |
| 第三节 银行竞争力的相关研究方法 |
| 一、多元统计方法 |
| 二、数据包络分析法 |
| 三、层次分析法 |
| 四、模糊综合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上市银行竞争环境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上市银行的同业竞争 |
| 一、我国银行业的历史发展阶段 |
| 二、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 |
| 三、我国上市银行的竞争格局 |
| 第二节 我国上市银行的对外开放 |
|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下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 |
| 二、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现状 |
| 三、我国上市银行的对外开放现状 |
| 第三节 我国上市银行的技术与金融产品创新 |
| 一、网上银行的迅速发展 |
| 二、电子货币的出现与广泛使用 |
| 三、电子支付系统的快速发展 |
| 四、信息管理技术的深入影响 |
| 五、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 |
| 六、专业人才培养的加快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上市银行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我国上市银行竞争力的构成要素 |
| 一、风险管理能力 |
| 二、盈利能力 |
| 三、市场占有能力 |
| 四、公司治理能力 |
| 五、人力资源管理能力 |
| 六、服务能力 |
| 七、成长能力 |
| 八、社会责任承担能力 |
| 第二节 我国上市银行竞争力评价指标的选择 |
| 一、评价指标的选择原则 |
| 二、对指标的具体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因子分析的我国上市银行竞争力评价 |
| 第一节 我国上市银行竞争力指标的因子分析 |
| 一、因子分析概述 |
| 二、2007年上市银行竞争力指标的缩融 |
| 三、2007年上市银行竞争力8个因子的二次因子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上市银行竞争力的得分、排名及分析 |
| 一、上市银行竞争力的得分及排名结果 |
| 二、对我国上市银行竞争力得分的总体分析 |
| 三、对我国上市银行竞争力排名的总体分析 |
| 四、对我国上市银行竞争力得分及排名的具体分析 |
| 五、对我国上市银行竞争力得分及排名分析的总结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聚类分析的我国上市银行竞争力评价 |
| 第一节 我国上市银行竞争力的聚类分析 |
| 一、聚类的基本原理 |
| 二、2007年16家银行竞争力聚类分析 |
| 三、2008年16家银行竞争力聚类分析 |
| 四、2009年16家银行竞争力聚类分析 |
| 五、2010年16家银行竞争力聚类分析 |
| 六、2011年16家银行竞争力聚类分析 |
| 第二节 对我国上市银行聚类结果的分析与总结 |
| 一、对聚类结果的总结描述 |
| 二、对聚类结果的深入分析 |
| 三、对竞争力整体评价结果的验证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对策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因子分析结论 |
| 二、聚类分析结论 |
| 三、综合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第1类银行提升竞争力的具体对策 |
| 一、增强服务能力 |
| 二、实现产品和客户特色化经营 |
| 三、不断提高社会责任承担能力 |
| 第三节 第2类银行提升竞争力的具体对策 |
| 一、增强盈利能力 |
| 二、实行区域差异化战略 |
| 三、加强企业文化和品牌建设 |
| 四、大力实施人才战略 |
| 五、增加银行成长的稳定性 |
| 第四节 第3类银行提升竞争力的具体对策 |
| 一、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
| 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
| 本章小结 |
| 后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2008年因子分析数据与结果 |
| 附录B 2009年因子分析数据与结果 |
| 附录C 2010年因子分析数据与结果 |
| 附录D 2011年因子分析数据与结果 |
| 附录E 2007-2011 16家上市银行数据表 |
四、TDS5OOO系列拥有世界一流的支持（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产城融合发展路径研究[D]. 李光辉. 安徽大学, 2014(09)
- [2]我国寿险产品结构影响因素及优化分析[D]. 陈蛟. 西南财经大学, 2014(02)
- [3]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D]. 祁晓清. 北京邮电大学, 2014(04)
- [4]现代农业建设与路径研究 ——基于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实践[D]. 柳金平.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3(03)
- [5]中国民营企业的战略资产、组合创业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研究[D]. 陈江. 浙江大学, 2013(04)
- [6]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最优路径研究[D]. 周学东. 武汉大学, 2013(05)
- [7]桃种质资源群体遗传分析及果实数字基因表达谱构建[D]. 李雄伟. 浙江大学, 2013(01)
- [8]金融监管对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D]. 曾薇. 湖南大学, 2013(05)
- [9]劳动技能分布对国家比较优势的影响[D]. 李可爱. 南开大学, 2013(07)
- [10]我国上市银行竞争力研究[D]. 王伟藩. 南京大学, 20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