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以难觅一席之地（论文文献综述）
卢玮玮[1]（2021）在《顾炎武《诗经》学研究》文中指出明末清初的《诗经》学经由朝代鼎革、学术思潮的嬗变,显示出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独有特点。这一时期,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顾炎武将抗清复明之志寄寓于治学,并在等身着作中留下煌煌《诗》学成果,包括《诗本音》《日知录》和其他着作中的引《诗》论《诗》。这些成果无论从微观研究,还是从《诗经》学史俯瞰,都可看出顾炎武异于前人的治《诗》特点、经世致用的《诗》学观以及对清代《诗经》学无可替代的巨大贡献。《诗本音》是顾炎武治《诗》首屈一指的重要成果,也是《音学五书》中最能体现其治《诗》核心的专书。与音韵学界通过分析《诗本音》研究古音学发展乃至总结其音韵学成就的研究理路不同,从《诗经》学视域考察,《诗本音》具有独特的治《诗》特征、《诗》学思想和旨归。首先,《诗本音》的治《诗》体例独树一帜。顾炎武吸收前人治《诗》音长处的同时,又独具自身特色,即:在遍注《诗》文、列本证旁证的同时,还全面考察《诗经》文本,对韵字今古音和异文,《诗经》押韵,考《诗》中阐发观点和所用标识等进行“分类考注”。相较于宋明时期《诗集传》和《毛诗古音考》分别重在阐发义理、突出韵字的体例,《诗本音》的体例不仅使大量今古音考注繁简得当,而且考注内容也更加多元和突出《诗经》要义。其次,在明末仍大体沿袭宋元《诗经》学的背景下,《诗本音》考《诗》一改僵化、空疏的治《诗》学风,主张还原《诗》的多重本质,包括《诗》本歌之、《诗》合文理和《诗》之经学,显示出顾炎武与前人治《诗》只重阐发义理、就韵改《诗》音的不同。再者,《诗本音》考《诗》极为注重实证,表现在宁留阙疑,也不妄下断言;不囿于门户,而是就实论理;尊古重古,但不泥古;不论繁简,只求辞达;对前人《诗》说,既不盲从,也不刻意求新求异,而是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此外,通过考察《诗本音》在《音学五书》中的核心地位,也揭橥了顾炎武明道救世、保存华夏文脉的治《诗》旨归。与《诗本音》被音韵学界精耕细作的情况不同,《日知录》卷三的《论诗总》是少有学人问津的。经过研究发现,卷三42则治《诗》条目,每条均围绕《诗经》有据而考、有感而发,是构成顾炎武《诗经》学的重要内容,其不仅按照《诗》序依次考《诗》,而且遵循严谨的治《诗》理路并具有各自不同的治《诗》旨趣。从考证题目及内容考察,42则条目大体可归纳为四种类型:公案型、诗句型、诗汇型和提炼型,分别考证《诗经》学史上争讼不休的问题并提出独到见解,考证《诗》中文句并申发经世之论,考释《诗》中词汇兼有阐发义理、考证提炼的内容在于还原史实等等。分析这些治《诗》条目,发现其鲜明的治《诗》特征:札记体的体例,经史互证的方式,不拘一格的文风以及蕴藉“内圣外王”的儒家思想。从中,亦可管窥顾炎武经世致用的《诗》学观。顾炎武除在《诗本音》和《日知录》卷三进行专门考论《诗经》之外,其他撰着中还有431条引《诗》论《诗》。这些散见的引《诗》论《诗》,具有引《诗》多而论《诗》少,引《雅》多而《风》《颂》少,出自研经之书多而其他撰着少等特征,同时更引人注意的是其富有明确的指向性和实用意图。引《诗》包括为“述”而引,为“证”而引,寓“志”而引,其中体量最大的为“证”而引,主要是借引《诗》而证断风俗、地理、名物、义理、训诂等,其采用《诗》句、《诗》体、《诗》篇目的多种方式和不拘泥于一种句式的灵活运用,明显异于前贤中引《诗》独多的荀子重在论理和采用固定句式的特点,从而形成顾炎武彰显“实学”底色的引《诗》风格。相对而言,论《诗》主要集中于对《诗》音、字、义的讨论,尽管条目不多,但实可视为顾炎武治《诗》专书的有力旁证,再次凸显了他力倡韵随义转、崇实而论的《诗》学思想。顾炎武的治《诗》成果对于清代《诗经》学影响深远。他不仅引领清代《诗经》学风趋实,而且在音韵、考据领域有筚路蓝缕之功,尤其对乾嘉学派《诗经》学起到奠基作用,在《诗经》考据方面成果颇丰的吴派、皖派、常州学派、扬州学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顾氏影响。但不可避免的是,由于人生际遇和学术视野的限制,顾炎武《诗经》学也存在治《诗》音还不精审、有些言辞过于尖锐等不足,但瑕不掩瑜,终究不能遮蔽其《诗经》学的重大成就。总之,顾炎武的《诗经》学呈现出崇实求是的治《诗》特征与经世致用的《诗》学思想。顾炎武不仅是明末清初乃至《诗经》学史上极具代表性的重要研究个体,而且他开启了清代学术的考据之风,引领清代《诗经》学别开生面,铸就了《诗经》学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景炜[2]（2021）在《唐代三大女诗人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唐朝经济发达,政治开明,文化繁荣,是中国古代妇女生活最为自由的一段时期。在这一时期道教兴盛,道观众多,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和皇室公主们的牵头,出现了女子入道为冠的热潮。女冠诗人这一特殊群体开始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其中以李冶、鱼玄机最为着名。同时随着城市的发展,亦为娼妓这一行业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娼妓逐渐成为下层女子谋生的职业。而她们为了迎合当时的男性审美,作诗成为她们技艺中最重要的部分,其中才高者渐成女诗人中独特一类——娼妓诗人,她们当中首推薛涛。李冶、鱼玄机、薛涛并称“三大女诗人”。李冶被称为“女中诗豪”,现有存诗十八首,擅五言,有些诗作“置之大历十子之中,不复可辨”。薛涛一生最为坎坷,“虽失身卑下,而有林下风致”,现有存诗九十一首,其诗工绝句,无雌声。鱼玄机率性自然,泼辣大胆,现有存诗五十首,诗风较于其他二人偏靡丽柔弱。三位诗人诗风各异,但又有着时代风气留下的印记。专门研究三位女诗人的诗歌创作,可以窥见唐代女性社会地位、政治权利、文化状态下的具体生活情状,延及唐代女性创作动机、创作心理等女性创作意识,由此探析唐代社会女性创作独特的文学追求。本论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引言概述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唐代三大女诗人研究现状,以及研究内容、创新与方法。正文分四个章节:第一章写唐代三大女诗人创作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地位。分为三个小节,分别概述宗法社会中的女性地位、唐代社会对女诗人创作的影响、唐代女诗人的职业以及唐代三大女诗人的职业。唐代较为开放的社会环境使得妇女地位有所回升,这为女诗人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她们所从事的职业亦为创作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第二章写唐代三大女诗人创作的文化基础。分为三小节,分别写唐以前的女性教育、唐代女性教育、唐代三大女诗人的教育情况。受教育的权利为唐代三大女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文化条件。第三章写唐代三大女诗人创作的辑录状况及诗歌创作研究。分为三小节,第一节写唐代三大女诗人诗歌辑录情况;第二节为唐代三大女诗人诗歌内容研究,分为两个部分:李冶、鱼玄机、薛涛共有诗歌题材研究和鱼玄机、薛涛特有诗歌题材研究。第三节根据唐代三大女诗人不同诗歌题材在其诗作中所占比重,来比较三人的不同创作倾向。第四章主要从唐代三大女诗人的创作风格看她们的独特性别意识,分为三小节:性别意识界定;李冶、薛涛诗歌风格的“拟男”倾向,这种倾向使她们的女性意识较为淡薄;鱼玄机靡丽柔弱的诗歌风格反而催生了她的女性意识的萌芽。结语肯定了唐代三大女诗人对文学史的贡献和价值并总结研究内容。
岳亚莉[3]（2021）在《新世纪散文诗新质的建构 ——以“我们”散文诗群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认为散文诗作为一种发端自国外的文体,因其灵动跳跃的形式和丰富多变的表现手法使人类灵魂的深度和思维的广度得到充分彰显。一大批从事散文诗的创作者经过不懈的努力,将散文诗的文学价值提升到新高度,其中取得成就令人瞩目的当属“我们”散文诗群。他们通过创作实践使得散文诗克服重重发展困境,实现了新发展,并且在创作理念和作品内质方面实现了新质的建构。笔者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对“我们”散文诗群及其作品进行探究,分析散文诗在面临文坛冷暴力的境遇下,“我们”散文诗群所实现的新突破。本文由六个部分组成:引言部分分析了当下对于散文诗以及“我们”散文诗群的研究成果,阐述本文的选题和原因。第一章从背景谈起,分析了“我们”散文诗群的出场。彼时散文诗进入新世纪以后依然处在一个“边缘化”的位置,具体体现在散文诗的文体归属始终受到争议且不被文学史所认同。从创作角度来说,散文诗美学也处在停滞不前的尴尬境地,不仅创作的作品难觅精品,对于散文诗的文学评论也是寥寥。在这种境遇下,“我们”散文诗群凭借新质的建构实现了突围。在创作内核上汲取了周庆荣的《我们》,并将“我们”作为一种态度。通过与“他们”诗派对比,可以梳理出“我们”散文诗群的群体概念。第二章讨论了“我们”散文诗群在理论新质方面做出的贡献之一“大诗歌”创作理念。这部分在系统梳理了“大诗歌”的提出历史之后,阐述“大诗歌”在散文诗文体确认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同时分析“大诗歌”的“大情怀”和“大视野”两个具体内涵。“大诗歌”在创作方面的应用体现为长篇散文诗的写作和散文诗跨文体的尝试。第三章论述了“我们”散文诗群在诗歌理论方面贡献之二在于提出意义化写作。这部分首先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时代背景入手,分析了“意义化写作”提出的时代原因,其次从“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和“审美意识”三个方面阐述了“意义化写作”的内涵,最后以“我们”散文诗群的代表诗人周庆荣为例,分析了他的作品在“意义化写作”的指导下所呈现出的特点。第四章分析了“我们”散文诗群在创作内容上带来的新质——灵魂话语的建构。灵魂和身体存在的矛盾导致特定时代背景下文学创作的“灵语失踪”现象。这种现象的极端发育导致诗坛上催生出“下半身写作”的极端特例。这给诗坛也带来了一系列弊病:如内容低俗化、语言浅白化和审美媚俗化。因此诗人们意图通过建构灵魂话语来革除这些弊病,灵魂话语在建构的过程中发展出以下内涵:以身体意象为基础、以思索存在为主题、以神性描绘为修饰和以关怀人类为至境。最后一节通过分析灵焚的创作进一步阐释“我们”散文诗群所建构的灵魂话语在作品中的体现。结语部分总结概括了“我们”散文诗群实现的成就和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我们”散文诗群作为一个处于生长期的散文诗创作团体未来仍有很大的成长空间。期待“我们”散文诗群,也期待中国散文诗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杨小红[4]（2021）在《田锡与北宋士风及文学研究》文中指出作为北宋初期有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田锡承袭了汉唐文化之优良传统,针对宋初社会所面临的文化困境,他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致力于社会风气的变革。在士风卑弱的情况下,田锡忠公体国、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君子形象为士林树立了榜样。他力图以自己的亲身创作一扫文坛的五代余弊,并对宋代文学的发展有着自己的思考与尝试。本文将田锡置于北宋文化大背景下,考查他在士风建设和文学革新上所做出的贡献,论文一共分为七章:第一章分析宋朝建立初期所面临的士风及文风的困境。宋初承五代之乱,文化生态处于一个十分困顿的境地。一方面,士林的风气以隐逸、因循及躁竞为主,士大夫群体的社会责任感严重缺失,整体风貌并不乐观。另一方面,在文坛上,过于藻饰的四六骈文专注于歌功颂德,无真实情感可言,而白体诗人、九僧与隐逸诗人,作诗皆为书写一己之性情,文学应有的现实主义精神荡然无存。宋廷为了解除困境,重建儒道,亦付出了不少心力。尽管如此,仍是收效甚微。而田锡的出现,不仅顺应了宋廷文化建设之形势,还以他个人的努力,形塑了宋代士人之典范。第二章阐述田锡的成长环境、个人经历对他的政治人格和文学表现产生的影响。田锡生于西蜀,人生最重要的青年时期都是在蜀地度过的。蜀地以儒学为宗、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田锡。他出身平民阶层,祖父及父亲皆是高尚不仕的名士,其父虽不从政,但自田锡幼时开始,便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够步入仕途。在父母去世后,他深感偏居一隅所获得的知识和眼界都是非常有限的,于是选择了出蜀游学,在这段时间里,他品尝到了人世间的辛酸,同时也在主流文化的熏陶下获益良多,为他以后的仕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这些独特的经历,才形成了田锡独特的思想性格和特定的心理结构。第三章论述田锡在宋初核心价值观重构中的先导作用。基于两蜀政权所承唐代典章文物的浸染以及自身对唐文化的向往,田锡主张承继唐统,但在传承唐文化有益于宋廷部分的同时,他又结合时代之需要,勇于革新,力求创造出一个属于有宋的时代。他将儒家道德价值体系视为国家社稷的根本,积极致力于儒家思想体系的重塑。他的政治思想,除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外,还带有宋初独有的时代特性。作为传统儒士,田锡专注于自我人格的完善,而宋初对外战场的失利,也使得田锡开始对华夷之防愈加重视,这些都对内敛的宋文化形态的最终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四章论析田锡在北宋士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宋朝士大夫群体自我角色的认同感,可谓历代罕有。这种局面的形成并非一朝之事,除了宋朝统治者对士大夫的优待和宽容外,宋初士大夫起到的带头作用功不可没,而田锡可以说是士风崛起的表率和有力号召者。面对帝王,不同于由五代入宋的贰臣的明哲保身,田锡敢于直谏,充分体现出一个士大夫应有的风骨和与君王共治天下的觉悟;而对社稷百姓,他关心民瘼,为百姓畅意直言,表现出传统士大夫强烈的责任感与社会担当。第五章分析田锡的散文理论及创作。作为宋初古文家之一,田锡与其他古文家在理论和创作上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他重视“文”的社会功用,认为“道”是“文”的基础,但同时又主张“文”“道”并重,承认“文”的独立性。受道家思想影响,他提倡自然的文风,体现出儒道合流的文学倾向。田锡创作的散文类型丰富,大多以汉唐文统为宗,具有典雅清丽、文质意远的特色。第六章论述田锡的诗学思想及诗歌创作。与田锡经世致用的文论观相对应,田锡主张恢复诗歌的美刺传统。而另一方面,田锡视诗歌为余事,将其看做消遣自适的工具,对诗歌政治方面的要求远低于散文。因此,与其他古文家不同,田锡对艳丽的诗风十分包容。他所创作的诗歌风格多样,融会前代诗歌大家之长却又能自出机杼,具有自己的特色,为宋诗开辟新径、独立于唐诗之外提供了有力的尝试。第七章阐述田锡对北宋士大夫群体的影响。田锡久历官场,结识了大批君子之友。身在宫阙时,他以身示范,为朝中士大夫树立了榜样;为官地方时,他充分发挥儒家淑世之精神,致力于当地民生的治理和风俗的淳化。不管是在士风上还是文学上,田锡对当时及后世的士大夫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尤其是对川籍士大夫以及庆历时期的众多士大夫,田锡的影响尤巨。他高尚的政治人格,使其成为砥砺士风的先驱,以及范仲淹、司马光等人崇拜的偶像。他的诗文理论,对北宋文坛巨匠——“三苏”和欧阳修的文学观亦有着一定的启迪。
陈曦[5]（2020）在《《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元至治年间刊行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末明初罗贯中所着《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为《三国志演义》）为三国题材演化史中最为完整亦是最为成功的两部杰出的文艺作品。前者是后者成书的关键环节,由于创作者和接受者的不同,两部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文化内涵、美学风格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值得全面细致地进行比较研究。本论文将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整体全面、深入细致地比较研究,同时,重新审视和评价《三国志平话》,对《三国志演义》也会有新的进一步地认识。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探讨三国故事渊源与分合流变。三国故事的总源头乃是汉末、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其中特殊人物及重大事件被陈寿遴选入《三国志》,成为正史。后经裴松之补注,又大篇幅扩充,最后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整合,融裴注入正文,遂成为完整的公认的正史文本。其中,未入史传者,有的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遂成为了大众传说。此乃同源分流为史传与传说两大层面。在此过程中,裴注补入内容中已有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一次交流。《三国志》等正史成书后,其中的某些内容又被喜好三国故事的知史者作为结构框架,通过其想象、生发、演绎为新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二次交流。经过魏晋至宋元的漫长历史过程,文人创作与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源远流长,日渐丰富发展,至《三国志平话》的产生,成为大众传说三国故事的集大成者,也是以大众传说为主的两个层面的合流杰作。至《三国志演义》的横空出世,又回归史传,成为以史实为主兼收传说的更高层次的集大成的伟大作品。此乃两个层次的又一次螺旋式上升的交流与合流。第二章,故事情节溯源与异同比较。首先追溯了《三国志平话》的故事情节与《三国志》、裴注的源流关系,并列表加以细致地梳理,比较二者故事情节的前后继承关系,同时比较其许多着名故事的情节设计差异。接着又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史传的不同特征。最后,又以六大着名三国故事为例,个别中见一般地比较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在情节建构层面的同中之异。第三章,人物形象之比较。本章以蜀汉集团的刘、关、张、诸葛亮形象与曹魏集团的主角曹操形象、孙吴集团的主角周瑜形象为例证,管中窥豹,比较《三国志平话》和《三国志演义》在人物形象方面的异同。此前,学界对二者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多立足于《三国志演义》,将其吸纳《三国志平话》中有关人物的内容拿来进行比较,绝大多数观点是褒扬《三国志演义》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丰满,而贬低《三国志平话》中的人物形象为简单粗陋。笔者则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进一步研究两部作品中均有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同中之异,同时,也将其相关内容与《三国志》加以比较,重新评价相同人物形象在不同文本中的思想性格特征及艺术得失,以期对《三国志平话》中的重要人物形象做出新的合理的评价。第四章,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文化意蕴的异同。从民与国关系的层面论之,二者都在弘扬爱国爱民思想。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平话》是“爱民第一”,即把爱民置于安国及一切社会内容的前面;《三国志演义》则是报国第一,安民第二。从作品开头管窥二者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是以因果报应开篇,表达了一种批判暴君、赞扬明君、惩恶扬善的道德理想;《三国志演义》是以“天人感应”思想为主导,以天意来警戒人世开头,引出黄巾起义,追溯乱世缘由;毛本则是以历史循环论起始,用以解释社会分与合的现象与规律。从作品结尾探讨作品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改变了史实,以刘渊兴汉作结,表达了一种复仇的快感与变相兴复汉室的理想愿望;《三国志演义》则遵循史实,通过司马氏一统天下,寄寓了向往统一、君明臣良的理想愿望。第五章,比较论述《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的美学特征。从美学色彩论之,《三国志平话》以喜剧美为主,是喜中有悲;《三国志演义》是悲剧美为主,悲中有喜。二者都追求以奇为美,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演义》是奇中寓真,在情节奇特美的追求中又以真实性与合理性约束之;《三国志平话》是奇上加奇,追求超人之美,神化之美,求奇不已,在奇美中获得快感。从美的性质来说,《三国志平话》占主导地位的是朴质之美,但粗中有细,俗中有雅;《三国志演义》占主导地位的是文雅之美;但亦细中有粗,雅中寓俗。
孙克诚[6]（2020）在《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文中认为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特殊时期,封建时代又到存亡交替关口。当此之际,因政治腐败明王朝急剧没落,以武力血腥清政权勃然兴起,社会变乱四起,战争频发,阶级矛盾激化,民族矛盾尖锐。人们经历着政治黑暗导致的生活失序,感受着朝代更替带来的心理失落,体会着华夷错位生就的思想阵痛,这是一个令人精神痛苦、心灵扭曲的时代。置身巨大社会变迁中,生性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感受尤为深刻。失望于现实的腐霉黑暗,感慨于社会的狂澜难挽,诸多不肯出卖节操以求荣利,不愿屈膝以事异族的高洁之士,此时纷纷走向了遁世之途。与时代沉浮相协应,隐逸历史渊源流长的崂山亦于明末清初,迎来了隐逸文化的繁盛时期。一批士子各有不同出身与经历,或为朝中高官,或为地方官员,或为东林党人,或为复社成员,或为进士举人,或为布衣士子,或为宫廷太监,或为义军领袖,为了驱除胸中郁闷、排解思想痛苦、保全气节操守、苟全身家性命,受到了崂山所承传的隐逸精神的感召,先后来到崂山,隐遁丛林之中,僻居海滨之侧,托身佛道之门,选择了远离尘俗、固守德操、持养心志的隐逸生活。但是他们并非全然忘怀世事,消极以避世,在纷乱时代中,仍然关怀世情民生,持有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他们互通声气、彼此支持,结友仁人志士,交往文化名流,形成了一个有较大影响力的隐逸文人群体,从而对地方多有作为,于社会多有贡献。啸傲在崂山,作为特殊时代中有德操之士的代表,他们的人生之终,或从容赴死,或慷慨就义,或守志终老,各自成就了人生的价值,光扬了崂山文化的精神。栖息在崂山,他们以传承民族文化为使命,披荒榛、筑屋舍,修造藏读场所,创办书塾书院,兴造佛庵道庙。于此读书治学、赋诗论艺、习书抚琴、教授生徒、参禅修道,于学术、教育、艺术、宗教上,都有突出的作为与贡献。他们传延了崂山文脉,发展了区域文化。歌哭在崂山,他们以文学为生活方式,记事抒情议论,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与诗歌作品。这些作品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意蕴深厚,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他们创办诗社,相聚一起,联吟酬唱、论诗谈艺,主导了崂山及周边的文学风气,繁荣了区域性文学创作,留下了诸多宝贵的文学遗产。因为隐逸文人的入驻,崂山文化呈现出鼎盛之势。在崂山,隐逸文人们拓建了新的文化空间,营造了新的文学景观,使崂山文化地理的精神内涵再得丰富。明末清初之时,社会种种变局均对崂山产生了深远影响。政治之博弈、奸邪之斗争、生活之动荡、易代之变化、强权之暴虐等诸般时代风雨,都波及到了这边隅海陬之地。旧恩之眷恋、亡国之哀痛、恢复之图谋、出处之矛盾、生死之抉择等诸般文人情思,都在崂山丛林中留下了深深印痕,崂山实已成为整个社会的缩影与表征。此时的崂山隐逸文化与文学蕴含着时代的品质与精神,超越了一时一地之局限,具有了普遍性与永恒性的意义。论文各部分主要内容简述如下:绪论:论析了选题提出的意义,对与选题相关研究成果作了述评,明确了论文研究任务及采用的研究方法,对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作了界定,说明了文献资料的搜集、准备及使用情况。第一章崂山隐逸文化历史传统的形成:首先对崂山隐逸文化的历史发展作了考述,对从秦汉到明前中期二十余位进入崂山隐居人物隐居始末作了探析;其次论析了崂山隐逸文化精神传统的形成及其内涵,分析了影响其形成的自然与文化原因。第二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的兴盛及其特点、原因:首先对此际崂山隐逸文人群体概况作了考述,对三十余位人物的生平及隐居崂山情况作了考析;其次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表现及特点作了论析;最后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原因作了分析。第三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地理考析: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地理的空间存在及其内涵作了论析。首先对崂山隐逸文化精神地标的形成作了阐析,指出一些文化景观蕴含着独有的精神内涵,因而成为隐逸文人崇尚的精神地标;其次对隐逸人物密集的地理空间所在与变迁情况作了考述,明晰了自然与宗教隐逸空间的创建及历史变动情况。第四章明末清初文化名士与崂山隐逸文人交游考探:对当时文化名士如施闰章、顾炎武、王士禛、钱谦益、蒲松龄、高珩、王铎、朱彝尊、张英等人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游情况,及其对崂山作出的文化贡献,分别作了考析。第五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代表研究:从隐逸文人中选择高弘图、黄宗昌、张允抡、黄培、胡峄阳等五人为代表人物作了个案研究,对其生平、隐居崂山始末、文化贡献与文学创作情况作了较详备的考述。第六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化贡献:论析了崂山隐逸文人对区域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对其在学术、教育、艺术、宗教等方面所作出重要的贡献作了整体性考析。第七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上）——散文成就:对隐逸文人的散文创作情况及其成就作了论析。首先对他们散文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作了考察;其次从文体角度,对其创作的各种散文类别,分别就其思想意蕴、艺术特点等方面做了分析;最后对其散文的总体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学术价值作了总括性论析。第八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下）——诗歌成就:对隐逸文人诗歌创作情况及其成就作了论析。首先就其诗歌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进行了考察;其次对其诗歌结社、诗论建树情况作了考论;再次从题材角度,对其所创作各种诗歌类别,分别就其思想意蕴、艺术特点等方面做了分析;最后对其诗歌整体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其学术价值作了总括性论析。结语:就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作了回顾性的概括总结。明晰了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在中国隐逸文化发展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其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与现实性价值。
郑欣[7]（2020）在《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与应变研究（1882-1909）》文中研究说明晚清以降,西方各国不断扩大对中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基督教作为西方宗教文化的组成部分,亦跟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传播至中华各地。由于来华基督教的迅速传播,以及传教士对中国人民生活的积极参与和干涉,中国各地教案与人民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张之洞在晚清长期担任地方督抚,与近代来华基督教的接触可谓非常频繁,由此形成了自己的涉教思想与实践。通过分析张之洞地方督抚任上与基督教的交涉实践,本文将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的应变之策总结为:第一,协调保护各国官商民教。镇压会匪与反洋教运动;严禁匿名揭帖,打击谣言,捉拿造谣生事匪徒;保护商民教士的财产和人身安全。第二,审慎、持平地办理教案。查核案情,破除民教畛域之见,讯明严办民教交涉案件;秉公妥结教案,合理赔偿,理据兼备地拒绝外国领事和传教士、教民的无理索求;惩办保教不力的官员,严惩滋事民众;查阅教堂,筹办育婴,防止发生教案。第三,加强对基督教势力的合作与管理。一方面限制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特权。禁止传教士借教案干涉中国内政,限制传教士在内地买地置业和设堂传教;拒绝传教士的无理要求。另一方面利用传教士的人脉和知识兴办洋务事业和举办新政。总而言之,张之洞对待基督教的思想认识以及应变政策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具有与时俱进、讲求实际的特点,发展趋势是由批判走向建设,忠君卫道的思想贯彻始终。透过张之洞涉教事务之思想与实践,不仅可以了解张之洞在不同时期应对基督教这一外来事物的思想与实践的转变与特点,而且可以对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个人形象与影响有更深刻的认识。这不仅有助于理解代表的晚清上层人士、近代官绅面对外洋事物的思想转变和社会变革的心路历程,也可更好地认知张之洞与晚清政治、外交的关系。
李遥[8]（2020）在《荀子学术思想中的三种思维方式》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先秦学者典范,荀子思想体系具有高度的原创性和兼容性,这得益于荀子优异的思维品质。峻切庄严的时代感与淡却疏离的参与意识令荀子的思考呈现为更具客观性和学术化的姿态。荀子一生的学思历程可分为由人文世界客观价值的开辟到历史中价值延续和内在一致性的考察,再到礼乐成教使命承当三个阶段,我们可从荀子学术思想的论述中辨识出三个维度:个人伦理与政治客观性的分野,古今视域的辨识与历史意识的获得,以及语言和人类理解的前提。它们具有内在升进的逻辑关联,并分别对应着荀子的三种思维方式:统类式思维,生成式思维与感应式思维。统类式思维侧重于行为伦理和政治伦理的界定与构架,包含了对圣人与王者价值典范的思考,并对通达于此的价值层级存在的必要性进行了肯定。生成式思维藉由对历史演变的共时性阐释说以寻求历史延续中的一致性,并最终导向了文化共同体的思考,重视历史与现世关系的融合。在感应式思维中,以承认生命主体的平等与客观性为开端,取径于对历史理解和自我认识的思考,并最终归向于澄清人类理解可能性与条件。籍此,荀子对礼乐之道的内在根源进行了发生论重构,并在更广阔的维度上确立了其存在的意义,而价值世界和历史视野共同催生了礼乐教化之道的现实归宿。荀学统类式思维对于归纳和分类的重视下启两汉的经学盛况,并使得客观性的知识研究取得了相对独立于政治生活的地位,为后世知识群体的进退出处开辟了新的可能;共时性的历史书写,使三代之治的历史实践作为一种助力于构建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公共记忆而得以完成,在道德与历史的序列中,蕴含着崭新的身份认同。荀子延续了孔孟将道德意识植入历史书写的儒学传统,并为历史文化的评价开启了新的篇章,泽被后世。
王祥辰[9]（2020）在《惠栋与吴派经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惠栋是清代学术史上久负盛名的朴学经师,在他的引领下,包括王昶、沈大成、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江藩、李林松等在内的吴地学者皆以汉人经说为指归、考证为手段从事经学研究,形成了影响有清一代学风的学术共同体——吴派。惠栋被后来众多学者视作吴派的核心。江声、王鸣盛、钱大昕、江藩、李林松等人除了在学术旨趣、研究方法上充分接受惠栋外,他们研究着作的具体内容也都有惠学的印记。本文以“惠栋与吴派经学研究”为题,以惠栋具体学术着述为线索,将东吴惠氏家族学术宗脉与此后吴派汉学共同体《古文尚书》疑辨、汉易学研究相关联,探讨惠栋学术研究风格的塑形过程,以及他的经学研究对吴地学者乃至乾嘉时年汉学风气产生的具体影响,以期还原惠栋在乾嘉经学史上的地位,并明晰“后惠栋时代”吴派经学研究的发展走向。论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明论文的研究缘起、研究综述、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主体部分共分五章,具体如下:第一章:“惠栋与吴派的兴起”。本章重点考察惠栋的生平资料与乾嘉汉学“吴派”观念兴起的过程。第一节“惠栋生平简述”,以惠栋的主要学术着述为标识,将他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惠栋出生（康熙三十六年,1697）至三十岁（雍正四年,1726）。这一阶段惠栋主要是承继家学并撰作《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第二阶段是惠栋三十一岁（雍正五年,1727）至四十七岁（乾隆八年,1743）。这一阶段惠栋主要是为生计奔波,但在此过程中约历时九年完成了《古文尚书考》。第三阶段是惠栋四十八岁（乾隆九年,1744）至六十二岁（乾隆二十三年,1758）去世。这一阶段惠栋将学术研究的重心转移到汉易学之上,并结交了王鸣盛、钱大昕、戴震等一众学者。他的学术着作也为卢见曾资助而在这一阶段开始陆续刊刻。第二节“吴派观念建构历程述论”,梳理吴派观念从清代至建国后七十年间的建构历程,揭示出家学、师承、交游等多重因素交织,促成了吴门学术共同体的形成。第二章“东吴惠氏‘文人说经’与朴学范式确立”。本章重点考察惠栋对家族学术宗脉的继承,钩沉惠周惕、惠士奇经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联,揭示出东吴惠氏由文学宗脉向经学学脉转变的经过,并展示惠栋由于接续家学的原因训纂王士禛《渔洋山人精华录》,将家族吟咏为重的诗学传统过渡到笺疏为主的诗学研究上。惠栋也藉着经、史注疏手段训纂王士禛《渔洋山人精华录》,为此后的经学考证确立了研究范式。第三章“惠栋与吴派《古文尚书》辨伪”。本章重点论述了惠栋《古文尚书考》的学术成就,并以《古文尚书考》为线索,串联江声《尚书集注音疏》与王鸣盛《尚书后辨》,旨在反映惠栋辨伪东晋《古文尚书》不只在方法上启迪了吴派后学,在具体研究内容上也对吴派经师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第四章“惠栋与吴派易学考辨”。本章通过梳理惠栋《易汉学》与《周易本义辨证》,明确惠栋的汉、宋立场对他的易学体系建构的作用,并指出,正是惠栋汉、宋立场的对立与交织,造成了江藩《周易述补》与李林松《周易述补》两部学术倾向侧重不一的同名学术着述得以并行于世,且推动吴派汉学在“后惠栋时代”发展进入不同方向。第五章“吴派研究的再思考”。本章首先从清廷文教政策《圣谕十六条》出发,梳理吴派学者的“异端”观,总括吴门经师的经学研究特色,揭示出吴派经师“异端”观立足于汉儒学说,重视诸子文献的价值、强调“无益于经”皆为异端、推重实学,这些主张均符合清廷文教政策的根本要求。其次通过考察江藩《乐县考》,讨论江藩与扬州学者凌廷堪的学术关系,比较《周易述补》与《乐县考》不同的对话对象,提出江藩青年时期应从属吴派,中年以后当归于扬州学派的意见。
孙祺祺[10]（2020）在《清代秋审免死减等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代秋审免死减等机制的研究立足于秋审程序中控制死刑执行,调整人犯量刑的具体措施,聚焦程序运行过程中人犯由死化生这一变化过程,深入考察人犯免死减等即死刑免除并减等刑罚机制的程序设计、运行依据、案件类型、功能意义等内容,并着重展现这一机制在死刑人犯执行控制方面的实际效果。秋审人犯除一小部分情重应决者外,大部分人犯能够获得刑罚宽减的机会,并根据自身案情特点分别处以适当的减死之刑,这一机制对于控制清代死刑处决人数发挥了关键作用。现有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并非凭空产生,秋审免死减等机制以死刑减等刑的发展、死刑罪名分类和死刑复核制度的建立为基础,在“慎刑”“天人合一”与“刑罚得中”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发展完善,成为一种多种途径并举的慎刑控死机制。免死减等机制包括免除死刑与减等刑罚两个阶段,区分出不需处决人犯成为机制启动的第一步。借助秋审结果的细化,筛选出情实勾决之外的多种免死类型,再根据不同类型人犯的处理方式减等刑罚。在机制开启之初,需要完备的运行依据作为支撑,以保证程序的稳定性和可控性,主要包括常规依据、常规之补充、非常规依据三类。条例规定、秋审条款、秋审惯例、历年成案并与衡情原则结合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确定了宽减人犯的范围、幅度与后续处理等一系列问题,并对人犯分类提供参考标准。而赦宥因临时临事而制的特性,作为非常规依据在特定情况下发挥作用。常规依据与非常规依据的区别在于,前者带有制度性特征,具有可预见性,或可说是死刑案件的法定处理程序,而后者具有更有灵活性与随机性,以皇帝的临时诏书为形式依托不免带有不可预测的色彩。二者都以对案件死刑量刑的确认为前提,但前者否认死刑执行的必要性,而后者对此不表示反对,只是因于外部因素使得生命剥夺不合时宜而制止。在对运行程序的整体关注之下,也应注意到秋审的特殊制度对免死减等机制运行的影响。秋审案件分官犯、服制犯、常犯三册分别汇奏,三册虽同适用一个程序,但是因身份的特殊性导致免死减等的力度及措施有所区别。免死减等机制的展开与案件类型有一定的关联度,但定案与秋审之间的差异仍非对应关系,一概入实的案件并不能当然认为处死人犯会增多。除了制度保证之外,机制运行还需要发挥作用的人——司谳官。秋审结果的实缓转化与免死案件的形成过程中,不同层级的承审官获取的审理依据,对法律与政策的理解甚至利益纠葛等因素引起了秋审案件实缓结果的不同。地方臬司、督抚作为秋谳案件的最初审理者,其实缓结果的拟断既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又总是面临中央层级的改判质疑,改判不仅关涉秋审案件以及死罪人犯的生死,更与官场规则等法外因素密不可分。最终决定人犯生死的权力掌握于皇帝之手,他本人对拟定依据的理解对官员有极强的约束力。皇帝深入秋审的运行程序中,借由勾决监督官吏工作,同时彰显皇权,起到恩威并施的效果。对于免死减等机制在秋审实践中究竟能够发挥多大作用的考察,应从秋审人犯免除死刑的比例及减等刑罚的效果入手,免死减等机制在控制死刑方面的优越性借此体现出来。首先,机制的运行并非单纯追求死刑转化为生刑而已,更重要的是实现减死之后罪与刑能够允协,因此需要以适当的减死一等刑为基础。清代在前代基础之上又发展了发遣与永远监禁两种减死之刑,永远监禁刑更是因为突破了传统刑罚发展的路径而显得特殊。其次,通过量化分析的方式,以清代乾隆、道光、光绪三朝秋审常犯情实勾决与缓决减等情况的对比,展现免死减等机制在控制死刑执行方面的显着效果。这一机制依托死刑案件的秋审程序,本着将死罪与死刑执行相分离的原则,在不改变人犯定罪的基础之上而做出量刑调整,以降死一等刑代替死刑的执行,灵活多样地利用已有刑罚措施,促进减死之刑更好地适应司法实践需要,从而在达到降低死刑执行人数目的基础上,保证减等刑罚与罪行之间的匹配度与合理性,保障清代刑罚裁量公正性与适当性。更进一步说,免死减等实质上是传统量刑技术的极致化体现。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的轻重缓急上下调整,除了能够树立刑罚的威慑性,也能通过结果的转化展现皇帝宽恤民命的温情,情重者情实勾决以发挥刑罚惩戒作用使民知儆畏,轻缓者缓决减等来体现国家恩赏矜恤使民受德化,这种天然地带有调节刑罚强度、刑罚方式等方面的能力是区别于普通刑罚机制的重要特征。秋审免死减等机制在以司法控制代替立法控制的基调下,借助秋审程序的发展,以免死并减等的方式对死刑案件分流处理,在死刑执行的最终环节上的把控,从结果上直接减少处决人数,这种控制死刑的路径既是受前代经验的影响,也有自身的转换和改造。它的巨大优越性还体现于投入成本小,见效快,对其他法律制度的影响较小,它将控制阀门装在死刑确认执行之上,对前期的一系列司法程序都没有直接影响,不会过多干扰既有法律制度的适用。免死减等机制不仅是一种控死方式,还是刑罚的调整措施,有助于实现个案实质公正的追求。体现了传统刑罚发展的进步之处,同时为现代死刑控制措施的改良提供了有益经验。
二、何以难觅一席之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何以难觅一席之地（论文提纲范文）
（1）顾炎武《诗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与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顾炎武《诗经》学产生的背景 |
| 第一节 明清易代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思潮的文化背景 |
| 一、朝代更替的冲击与明遗民的不同志向 |
| 二、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与考据学的复兴 |
| 第二节 明末清初的《诗经》学发展背景 |
| 一、明末《诗经》学走势:反思流弊,实学渐起 |
| 二、清初《诗经》学转向:考据日盛,汉宋并举 |
| 第三节 顾炎武自身的治《诗》背景 |
| 一、忠孝并重与尚学崇古的家学根柢 |
| 二、友人贤豪的影响与帮助 |
| 三、抗清无果与治《诗》撰着的缘起 |
| 第二章 《诗本音》对《诗》的探求(上) |
| 第一节 《诗本音》治《诗》体例:吸收他人长处与独创分类考注 |
| 一、吸收他人长处:遍注《诗》文与本证旁证 |
| 二、考注韵字:按今古音同异分别考证 |
| 三、考注非韵字:纠正舛误与指出非韵 |
| 四、考注协韵:不烦多考 |
| 五、考注同类:首注详备,复注简扼 |
| 六、阐发观点:源于《诗》文,归于义理 |
| 七、考《诗》尾注:重在征实纠误 |
| 八、标注短横线“—”:以分韵、句之别 |
| 第二节 《诗本音》治《诗》特征:惟实而考 |
| 一、宁留悬阙,不予妄言 |
| 二、不囿门户,就实论理 |
| 三、尊古重古,但不泥古 |
| 四、不论繁简,只求辞达 |
| 五、不求异不盲从,实事求是 |
| 第三节 《诗本音》的《诗》学观:还原《诗》之多重本质 |
| 一、还原歌《诗》本质,音从《诗》义 |
| 二、还原《诗》之文理,以示考经自知文始 |
| 三、还原《诗》之经学,纠舛音字义 |
| 第三章 《诗本音》对《诗》的探求(下) |
| 第一节 《诗本音》的音韵学研究 |
| 第二节 《诗本音》的独特性:核心地位与四书回证 |
| 一、《诗本音》治《诗》的核心地位考述 |
| 二、其他四书对《诗本音》的回证 |
| 第三节 《诗本音》的治《诗》旨归 |
| 一、考《诗》音与明道救世 |
| 二、考《诗》音与为华夏保种 |
| 第四章 《日知录》考《诗》旨趣与特征 |
| 第一节 《日知录》考《诗》条目与内在理路 |
| 一、考《诗》条目及其类型 |
| 二、《日知录》考《诗》条目的内在理路 |
| 第二节 《日知录》四类型条目的治《诗》旨趣 |
| 一、考论《诗》之公案:多举独到见解 |
| 二、考证《诗》中之句:广发经世之论 |
| 三、考释《诗》之词汇:兼举释词本意与阐发义理 |
| 四、考证提炼的国名、篇什和观点:重在还原史实 |
| 第三节 《日知录》的治《诗》特征 |
| 一、札记体的治《诗》体例 |
| 二、经史互证的治《诗》方式 |
| 三、定于一尊的格式与不拘一格的文风 |
| 第五章 顾炎武引《诗》论《诗》观 |
| 第一节 顾炎武引《诗》论《诗》特点 |
| 一、顾着涉《诗》特点:多源自研经之作 |
| 二、引《诗》、论《诗》比较:引《诗》多而论《诗》少 |
| 三、引用《诗》体:《雅》诗多而《风》《颂》诗少 |
| 四、涉《诗》特点:“据实引《诗》”与“就《诗》考《诗》” |
| 第二节 引《诗》类别及其用意 |
| 一、为“述”而引 |
| 二、为“证”而引 |
| 三、寓“志”而引 |
| 第三节 论《诗》类别及主旨 |
| 一、论《诗》之音韵:经韵合一,韵随义转 |
| 二、论《诗》之字词:今古对照,崇实而论 |
| 三、论《诗》之文本:旁证专书,不烦重复 |
| 第六章 顾炎武治《诗》的得与失 |
| 第一节 顾炎武治《诗》功绩与对清代《诗经》学的影响 |
| 一、顾炎武治《诗》功绩 |
| 二、顾炎武对清代《诗经》学的影响 |
| 第二节 顾炎武治《诗》局限 |
| 一、际遇局限:治《诗》条件多受制约 |
| 二、学术局限:治《诗》音还不精审 |
| 结语 |
| 附录一 历代治《诗》音撰着一览表 |
| 附录二 《日知录》对《诗经》考据引证一览表 |
| 附录三 顾炎武引《诗》论《诗》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2）唐代三大女诗人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唐代三大女诗人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论文创新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唐代三大女诗人创作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地位 |
| 第一节 唐代社会与女诗人 |
| 一、男尊女卑的儒家思想 |
| 二、唐代社会中的女性地位的回升 |
| 三、唐代社会对女诗人影响 |
| 第二节 唐代女诗人职业 |
| 第三节 唐代三大女诗人职业 |
| 一、李冶、鱼玄机的职业——女冠 |
| 二、薛涛的职业——官妓、女校书、女冠 |
| 第二章 唐代三大女诗人创作的教育基础 |
| 第一节 唐以前的女性教育 |
| 第二节 唐代女性教育 |
| 第三节 唐代三大女诗人教育状况 |
| 第三章 唐代三大女诗人创作辑录状况与诗歌创作研究 |
| 第一节 李冶、鱼玄机、薛涛诗歌辑录状况 |
| 第二节 李冶、鱼玄机、薛涛诗歌内容研究 |
| 一、李冶、鱼玄机、薛涛共有诗歌题材 |
| 二、鱼玄机、薛涛特有诗歌题材 |
| 第三节 唐代三大女诗人诗歌创作比较 |
| 一、三人诗歌题材分类 |
| 二、三人诗歌中共有题材比较 |
| 三、三人诗歌中特有题材比较 |
| 第四章 唐代三大女诗人创作风格与性别意识研究 |
| 第一节 性别意识 |
| 第二节 李冶、薛涛“拟男”的诗歌风格与性别意识 |
| 第三节 鱼玄机“靡丽柔弱”的诗歌风格与性别意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硕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3）新世纪散文诗新质的建构 ——以“我们”散文诗群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我们”散文诗群的出场 |
| 第一节 散文诗发展的困境 |
| 一、饱受文体边缘化的争议 |
| 二、被阻隔于文学史之外的冷暴力 |
| 三、散文诗美学停滞不前 |
| 第二节 “我们”散文诗群的崛起 |
| 第三节 “我们”散文诗群的姿态 |
| 一、“我们”作为一种态度 |
| 二、提纯创作的精神内核 |
| 三、与“他们”诗派对比下的概念诠释 |
| 第二章 “大诗歌”理念的提出与践行 |
| 第一节 “大诗歌”理念的提出 |
| 第二节 “大诗歌”理念的内质 |
| 一、由“小”见“大视野” |
| 二、由“内”及“大情怀” |
| 第三节 “大诗歌”理念的化用 |
| 一、长篇散文诗的尝试 |
| 二、跨越艺术形式的实践 |
| 第三章 意义化写作的推行 |
| 第一节 意义化写作渊源: 雅俗共生的诗学土壤 |
| 第二节 意义化写作的内涵 |
| 一、文以载道内驱力驱动下的“担当意识” |
| 二、后现代时代冲击力要求下的“责任意识” |
| 三、文学发展规律原动力带来的“审美意识” |
| 第三节 意义化写作的文本呈现 |
| 第四章 灵魂话语的建构 |
| 第一节 灵魂话语建构的语境 |
| 第二节 灵魂话语的内涵 |
| 一、身体意象为基础 |
| 二、思索存在为主题 |
| 三、神性描绘为叙述方式 |
| 四、关怀人类为至境 |
| 第三节 灵焚创作中灵魂话语的建构 |
| 一、形而上层面的追问 |
| 二、歌颂生命的热情 |
| 三、关怀人类的广度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田锡与北宋士风及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
| 第一章 宋初文化生态困境与表现暨田锡出现之意义 |
| 第一节 士风的浇薄 |
| 一、隐逸 |
| 二、因循 |
| 三、奔竞 |
| 第二节 文坛之浮弊 |
| 一、“四六”骈文:文胜于质的润饰藻丽 |
| 二、徐铉与李昉:忽略社会关怀的体效乐天 |
| 三、九僧与林逋:专注精意锻炼的超然世事 |
| 第三节 统治者的改革与垂范 |
| 一、修文偃武 |
| 二、儒道重建 |
| 第四节 田锡出现之意义 |
| 第二章 时代背景下的人格选择——田锡思想渊源与心理结构论析 |
| 第一节 儒学为主的兼容并蓄:蜀地传统文化浸润 |
| 一、蜀地历史沿革 |
| 二、以儒学为宗的蜀学传统 |
| 三、佛道思想在蜀地的发展 |
| 第二节 平民精神之初显:家学渊源 |
| 第三节 河洛主流文化熏陶:仕前游学经历 |
| 第四节 自信心与凝聚力的仰望:汉唐文化精神情结 |
| 一、儒学为主的文化导向 |
| 二、不拘一格的用人方略 |
| 三、自信进取的时代精神 |
| 第三章 承唐为宋——田锡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反思与建构 |
| 第一节 两蜀典章文物对李唐之承袭 |
| 第二节 正统之争:越承李唐与直承后周 |
| 第三节 崇儒重道:儒家核心价值观的重建 |
| 一、儒家思想体系之重塑 |
| 二、儒家传统政治观念之因革 |
| 第四节 由外向至内敛:宋文化之形态初具 |
| 一、自我完善:守身行道与修己为人 |
| 二、华夷之辨:民族文化的自信与坚守 |
| 第四章 淑世与同治——田锡与士大夫自我角色认同及自觉精神之崛起 |
| 第一节 宋初统治者士权认知变迁 |
| 第二节 士大夫群体认知:历史语境下的君子之党 |
| 一、得君行道下的经世精神之觉醒:赵普与张齐贤 |
| 二、上翼君道,下振逸民:田锡之益友——三君子与王禹偁 |
| 第三节 直言敢谏:士大夫风骨的再现与话语权的行使 |
| 第四节 以天下为己任:士大夫主体意识的初步凸显 |
| 一、士大夫淑世精神的回归 |
| 二、与君王共天下意识之觉醒 |
| 第五章 文学的复古与革新——田锡的散文创作及理论 |
| 第一节 “经世”之文论观 |
| 一、“文”“道”之关系 |
| 二、执政与教化 |
| 第二节 文法自然:儒道合流的前奏 |
| 第三节 田锡与宋初古文家 |
| 一、柳开 |
| 二、王禹偁 |
| 第四节 田锡的散文创作 |
| 一、奏议:典实相济,伉直危切 |
| 二、政论:文以气盛,长于说理 |
| 三、书信:以才动人,以情动人 |
| 四、辞赋:雄壮豪健,雅正清丽 |
| 五、箴铭:匡世修身,文质意远 |
| 六、制诰与考词:中正典雅,趋于古道 |
| 第六章 唐音至宋调的转捩——田锡的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 |
| 第一节 田锡的诗学思想 |
| 一、创作目的:美刺与自适的平衡 |
| 二、语言风格:雅正与艳丽并举 |
| 第二节 以文为诗的宋调初探 |
| 第三节 各体兼擅的诗歌创作 |
| 一、体效元白:平易晓畅 |
| 二、以李杜为师:沉郁雄浑 |
| 三、诗学谢公:清新自然 |
| 第七章 斯文之先觉,儒道之悬衡——田锡对北宋士大夫群体的影响 |
| 第一节 政治人格:砥砺士风之先驱 |
| 一、忠义之风 |
| 二、朋党之风 |
| 三、对高昂士风的推动 |
| 第二节 道德楷模:范仲淹与司马光 |
| 一、范仲淹 |
| 二、司马光 |
| 第三节 文学圭臬:欧阳修与“三苏” |
| 一、欧阳修 |
| 二、“三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的研究现状 |
| (一)明清研究状况 |
| (二)现代成果评述 |
| (三)当代研究现状 |
| 二、选题依据 |
| 三、论文创新点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创新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三国故事渊源与分合流变 |
| 一、史传与传说的同源分流 |
| (一)“三国”史实经史家遴选写成史传 |
| (二)“三国”史实未入史传者变为传说 |
| (三)由正史记载而衍生的“三国”故事 |
| 二、传说故事的涓涓细流 |
| (一)两晋南北朝的三国故事钩沉 |
| (二)隋唐三国故事的发展与丰富 |
| (三)宋元三国故事的繁荣与汇聚 |
| (四)《三国志平话》:传说之集大成者 |
| 三、《三国志演义》:三国题材之集大成者 |
| (一)《演义》集三国史传之大成 |
| (二)《演义》集三国故事传说之大成 |
| (三)《演义》集三国题材诗词曲之大成 |
| (四)《演义》集三国题材戏剧之大成 |
| 第二章 故事情节溯源与异同比较 |
| 一、《平话》对史传的吸纳及异同关系比较 |
| (一)《平话》与史传之关系溯源 |
| (二)《平话》与史传的不同特征 |
| 二、《演义》与《平话》的故事情节比较举隅 |
| (一)桃园结义 |
| (二)怒鞭督邮 |
| (三)千里独行 |
| (四)三顾茅庐 |
| (五)草船借箭 |
| (六)华容放曹 |
| 第三章 主要人物形象之比较 |
| 一、刘备形象比较论 |
| (一)《平话》与《演义》中刘备形象“义”的比较 |
| (二)《平话》与《演义》中刘备形象“仁”的比较 |
| (三)从《平话》的人物复杂性到《演义》的纯粹化 |
| 二、诸葛亮形象比较论 |
| (一)史传诸葛亮原型 |
| (二)神仙与奇人形象 |
| (三)庄农与隐士形象 |
| 三、关羽形象比较论 |
| (一)关羽出场之比较 |
| (二)关羽形象的平民化 |
| (三)关羽形象的完美化 |
| 四、张飞形象比较论 |
| (一)《平话》多有智慧与《演义》勇于担当 |
| (二)《平话》慷慨任性与《演义》仁爱礼让 |
| (三)平民英雄气质的有意强化与相对弱化 |
| 五、曹操形象比较论 |
| (一)《平话》勇敢的智者与《演义》机智的勇者 |
| (二)“唯才是举”的同中之异 |
| (三)毒辣诡诈的同中之异 |
| 六、周瑜形象比较论 |
| (一)周瑜的历史原型 |
| (二)赤壁大战中周瑜形象之比较 |
| (三)“三气”中周瑜形象之比较 |
| 第四章 文化意蕴比较 |
| 一、救民安国与报国安民 |
| (一)开宗明义,爱民心切 |
| (二)桃园结义,爱民第一 |
| (三)刘备治国,百姓安乐 |
| (四)君明臣良,国泰民安 |
| 二、因果报应、天人感应与历史循环论 |
| (一)《平话》因果报应开头的文化意蕴 |
| (二)《演义》天人感应开头的文化意蕴 |
| (三)毛评本历史循环论开头的文化意蕴 |
| 三、刘渊兴汉与司马一统 |
| (一)《平话》刘渊兴汉结尾的文化意蕴 |
| (二)《演义》司马一统天下的文化内涵 |
| (三)世袭皇权更迭的非正统性文化意味 |
| 四、文化意蕴歧异举隅 |
| (一)王允“连环计”文化意蕴的差异 |
| (二)关羽“约三事”文化意蕴的不同 |
| 第五章 美学特征比较 |
| 一、喜剧美与悲剧美 |
| (一)天下大乱悲剧氛围与惨象淡化苦中求乐 |
| (二)英雄结局悲剧意味与悲剧淡化乐在其中 |
| (三)三国覆亡悲剧结局与因果报应喜剧美感 |
| 二、奇中寓真与奇上加奇 |
| (一)奇美合理与求奇不已 |
| (二)超人之美与奇人之美 |
| (三)神化其事与神化其人 |
| 三、朴质之美与文雅之美 |
| (一)《平话》朴质美与《演义》文雅美探源 |
| (二)听觉艺术美感与文字阅读快感比较 |
| (三)俗中见雅与雅中有俗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任务、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四、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五、文献搜集与使用说明 |
| 第一章 崂山隐逸文化历史传统的形成 |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化发展历史考述 |
| 一、崂山隐逸文化的历史发展 |
| 二、明朝前中期崂山隐逸文化考述 |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化传统的形成及原因 |
| 一、崂山隐逸文化传统的形成 |
| 二、崂山隐逸文化传统形成的原因 |
| 第二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的兴盛及其特点、原因 |
| 第一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群体考探 |
| 一、明末入崂隐逸文人 |
| 二、隐居崂山的明朝遗民文人 |
| 三、清初入崂隐逸文人 |
| 第二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兴盛之表现及其特点 |
| 一、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兴盛之表现 |
| 二、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的特点 |
| 第三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原因 |
| 一、社会现实与隐逸传统原因 |
| 二、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安保的加强 |
| 三、区域文化教育的发展 |
| 第三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地理考析 |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化精神地标的形成 |
| 一、黄石洞——黄石宫:为而不恃、功成身退 |
| 二、田横岛——五百义士冢:不甘屈服、尽节守义 |
| 三、驯虎山——童公祠:勤政爱民、造福一方 |
| 四、不其山——康成书院:绵延文脉、传道继圣 |
| 第二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空间的拓建及变迁 |
| 一、自然隐逸空间的拓建及变迁 |
| 二、宗教隐逸空间的创建及变迁 |
| 第四章 明末清初文化名士与崂山隐逸文人交游考探 |
| 第一节 施闰章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考述 |
| 一、施闰章的崂山之游 |
| 二、施闰章与崂山隐士杨还吉的交往 |
| 三、与杨遇吉、蓝润的交往 |
| 第二节 顾炎武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及对崂山文化贡献考述 |
| 一、顾炎武的崂山之行 |
| 二、顾炎武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三、顾炎武陷身黄培文字狱始末 |
| 四、顾炎武对崂山的文化贡献 |
| 第三节 王士禛笔录崂山及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述考 |
| 一、王士禛对崂山、即墨人事的记咏 |
| 二、王士禛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第四节 钱谦益等名士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考述 |
| 一、钱谦益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二、蒲松龄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三、高珩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四、王铎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五、朱彝尊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六、张英与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第五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代表人物研究 |
| 第一节 高弘图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 一、生平简述 |
| 二、着述及存世情况 |
| 三、隐居崂山始末及在崂交游 |
| 四、隐居期间的公益作为 |
| 五、隐居期间的文学创作 |
| 第二节 黄宗昌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 一、生平简考 |
| 二、着述及其存世情况 |
| 三、隐居崂山始末及在崂交游 |
| 四、隐居期间的公益作为 |
| 五、《崂山志》的撰写及其学术价值 |
| 六、创作的隐逸诗歌 |
| 第三节 张允抡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 一、生平简考 |
| 二、着述及传世情况 |
| 三、隐居崂山始末及在崂交游 |
| 四、隐居崂山期间的文化贡献 |
| 五、隐居崂山期间的文学创作 |
| 第四节 黄培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 一、生平简述 |
| 二、黄培文字狱案始末、原因及其影响 |
| 三、黄培隐居崂山始末及所创丈石斋诗社 |
| 四、甲申后黄培的交游情况 |
| 五、黄培文化作为及其着述 |
| 六、黄培的诗歌创作 |
| 第五节 胡峄阳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 一、生平简述 |
| 二、着述及存世情况 |
| 三、隐居崂山及其交游情况 |
| 四、胡峄阳的文化贡献 |
| 五、文学创作情况 |
| 六、胡峄阳的历史影响 |
| 第六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化贡献 |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学术贡献 |
| 一、经学贡献 |
| 二、理学贡献 |
| 三、史学贡献 |
| 四、区域人文地理学贡献 |
| 五、其他学术贡献 |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教育贡献 |
| 一、从教授业传道 |
| 二、修缮教育设施 |
| 三、创建书舍书院 |
| 四、致力家庭教育 |
| 五、编刊书籍以助风教 |
| 第三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艺术贡献 |
| 一、书法贡献 |
| 二、音乐贡献 |
| 三、集藏贡献 |
| 第四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宗教贡献 |
| 一、对佛教发展的贡献 |
| 二、对道教发展的贡献 |
| 第七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上):散文成就 |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及作品传世考探 |
| 一、明末入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传世情况 |
| 二、清初入山遗民文人散文创作传世情况 |
| 三、清初入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传世情况 |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文体类析 |
| 一、传记文 |
| 二、序跋文 |
| 三、碑志文 |
| 四、书启文 |
| 五、哀祭文 |
| 六、论说文 |
| 七、杂记文 |
| 八、赞铭箴赋 |
| 第三节 崂山隐逸文人散文的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学术价值 |
| 一、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具有的艺术特色 |
| 二、崂山隐逸文人散文产生的社会影响 |
| 三、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具有的学术价值 |
| 第八章 明末清初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下):诗歌成就 |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人诗歌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考探 |
| 一、明末入山隐逸文人诗歌创作传世情况 |
| 二、清初入山遗民文人诗歌创作传世情况 |
| 三、清初入山隐逸文人诗歌创作传世情况 |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诗歌结社及诗论建树 |
| 一、诗歌结社 |
| 二、诗论建树 |
| 第三节 崂山隐逸文人诗歌作品的题材类析 |
| 一、隐居诗与隐逸情怀 |
| 二、酬应诗与人际交往 |
| 三、山水诗与诗歌地理 |
| 四、咏物诗与情意寄托 |
| 五、佛道诗与宗教氛围 |
| 六、海洋诗与海洋风情 |
| 七、时事诗与世情关怀 |
| 八、怀思诗与思想意绪 |
| 九、饮酒诗与情感慰藉 |
| 十、时序诗与生命感思 |
| 第四节 崂山隐逸文人诗歌的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其学术价值 |
| 一、崂山隐逸文人诗歌的艺术特色 |
| 二、崂山隐逸文人诗歌产生的社会影响 |
| 三、崂山隐逸文人诗歌具有的学术价值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与应变研究（1882-190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与时间之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法战争前的张之洞与基督教 |
| 第一节 词臣学使时期对基督教的初步认识(1863—1881) |
| 第二节 巡抚晋省时期对基督教的进一步认识(1882—1884) |
| 第二章 两广总督张之洞与基督教(1884—1889) |
| 第一节 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的防患之策 |
| 第二节 中法战争后张之洞的民教治理之策 |
| 第三章 张之洞总督湖广前后涉教实践与思想(1889—1907) |
| 第一节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张之洞与基督教之交涉 |
| 第二节 二十世纪初的张之洞与基督教之交涉 |
| 第三节 分析 |
| 第四章 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思想认识与应变方法评析 |
| 第一节 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态度与应变方法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
| 第二节 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态度与应变方法的两次转变 |
| 第三节 张之洞涉教事务之思想与实践的影响与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8）荀子学术思想中的三种思维方式（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研究意义与选题目的 |
| 1.绍述传统与当下关怀 |
| 2.概念与立场的辨析 |
| (二)荀子思维方式研究综述 |
| 1.认识论立场的思维方式研究 |
| 2.思想史立场的内在理路考察 |
| 3.思维方式专题研究 |
| 4.存在意识与中国本位下的思维方式研究 |
| (三)研究思路 |
| 1.从思想史的静态书写到动态书写 |
| 2.中国本位的观照 |
| 一、时代感受、思想风格与思维方式 |
| (一)荀子学术思想演变脉络 |
| 1.取法孔门与内在价值的客观化 |
| 2.融汇百家与历史视野的开辟 |
| 3.摄智归仁与礼乐之道的执定 |
| (二)时代感受与思想风格 |
| 1.荀子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 |
| 2.竣切庄严的的时代感 |
| 3.思想风格:仁智双运,烛照幽微 |
| (三)荀子的学术气象——兼与孔孟之比较 |
| 1.荀子的学术气象 |
| 2.学术脉络的比较 |
| 3.进退出处的比较 |
| 4.文字风格的比较 |
| (四)思想风格与思维方式 |
| 1.思想风格与“统类式”思维 |
| 2.思想风格与“生成”、“感应”式思维 |
| 二、荀子的统类式思维 |
| (一)价值世界中的统类式思维 |
| 1.人禽之别:伦理世界的开辟 |
| 2.尧舜不让天下:政治客观性的建立 |
| 3.圣者尽伦与王者尽制:人文价值的充量展现 |
| (二)价值层级中的统类式思维 |
| 1.统类的层级与通达 |
| 2.统类与知识 |
| (三)统类式思维的限度 |
| 1.“统类”之心的运用有其界限 |
| 2.“统类式”思维未能体现变化 |
| 3.“统类式”思维不具根本性 |
| 三、荀子的生成式思维 |
| (一)从“统类”到“生成”的思想脉络 |
| 1.“道”与时间性 |
| 2.“生成式”思维的动态性 |
| 3.荀子个人的生命体验 |
| (二)类聚与整合——历史书写中的生成式思维 |
| 1.历史书写(表现)与转义 |
| 2.个体的呈现 |
| 3.历史中的变化 |
| (三)历史时代与演变中的生成式思维 |
| 1.历史回忆与身份认同的构建 |
| 2.传统的连续性 |
| (四)传统与当下关系中的生成式思维 |
| 1.决定论的破除与未来的开放性 |
| 2.现在的过去化与传统的延续 |
| 四、荀子的感应式思维 |
| (一)生成式思维与感应式思维的转捩 |
| 1.过去、历史及传统延续的当下性 |
| 2.从历史理解到自我认识 |
| (二)感通内外过程中的感应式思维 |
| 1.自然与人文世界中的感应 |
| 2.感通之仁:感觉主体与人我平等的建立 |
| 3.思维层级的超越:解蔽 |
| (三)人类理解和礼乐之道中的感应式思维 |
| 1.转向语言:现实的复归 |
| 2.礼乐之道与感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惠栋与吴派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对象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惠栋与吴派的兴起 |
| 第一节 惠栋生平简述 |
| 第二节 “吴派”观念建构历程述论 |
| 一、清代:吴派观念萌发 |
| 二、民国:吴派观念具体化 |
| 三、新中国七十年:吴派观念赓续与拓展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东吴惠氏“文人说经”与朴学范式确立 |
| 第一节 惠周惕、惠士奇文学与经学论略 |
| 一、惠周惕文学与经学 |
| 二、惠士奇文学与经学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论惠栋诗学旨趣与经、史根柢 |
| 一、重构侧重“根柢”的诗论 |
| 二、由“根柢”彰显渔洋诗“诗史”价值 |
| 三、研治诗歌接续惠氏家学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的文本特色及朴学范式价值 |
| 一、忠于原本 |
| 二、以证代论 |
| 三、博采兼容 |
| 四、余论 |
| 第三章 惠栋与吴派《古文尚书》辨伪 |
| 第一节 惠栋《古文尚书考》学术成就论略 |
| 一、《古文尚书考》与《尚书古文疏证》 |
| 二、《古文尚书考》引领汉学风气 |
| 第二节 惠栋与江声《尚书集注音疏》 |
| 一、江声《尚书》学研究缘起 |
| 二、浸润惠栋印记的注《书》特色 |
| 三、赓续惠栋辨伪《晚书》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惠栋与王鸣盛《尚书后辨》 |
| 一、《尚书后辨》对《古文尚书考》的接受 |
| 二、王鸣盛少引惠书原因其一:惠书引证材料混杂不清 |
| 三、王鸣盛少引惠书原因其二:突显个人学术特色 |
| 四、余论 |
| 第四章 惠栋与吴派易学考辨 |
| 第一节 汉、宋立场与惠栋易学体系建构 |
| 一、《易汉学》中的宋易学 |
| 二、《周易本义辨证》中的汉学意识 |
| 三、余论 |
| 第二节 惠栋与江藩《周易述补》 |
| 一、延续学脉,羽翼惠栋 |
| 二、推崇汉易,偏重虞翻 |
| 三、清晰界线,汉宋分明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惠栋与李林松《周易述补》 |
| 一、更变体例突显个人特色 |
| 二、视野开阔网罗吴门诸家 |
| 三、取义庞杂模糊学术边界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吴派研究的再思考 |
| 第一节 排异端,立正学——从《圣谕十六条》看吴派“异端”观 |
| 一、重视子书文献价值 |
| 二、“无益于经”皆为异端 |
| 三、主张“求实”之学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江藩与《乐县考》 |
| 一、复古风潮推动乐律学研究 |
| 二、《乐县考》撰作旨趣:以复古“宗郑”求古乐复兴 |
| 三、《乐县考》复兴古乐途径:“今乐可通于古乐” |
| 四、从《乐县考》看江藩学派归属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清代秋审免死减等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范围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背景介绍 |
| 五、主要研究方法 |
| 六、研究的创新性 |
| 第一章 秋审免死减等机制的形成 |
| 第一节 免死减等机制形成的制度基础 |
| 一、死刑减等刑的不断发展 |
| 二、死罪分类处理的出现 |
| 三、死刑复核制度的建立 |
| 第二节 免死减等机制形成的思想基础 |
| 一、“恤刑慎杀”的思想 |
| 二、“天人合一”的思想 |
| 三、“治贵得中”的刑事政策 |
| 第二章 秋审免死减等机制的启动 |
| 第一节 免死案件的类型 |
| 一、情实未勾 |
| 二、缓决 |
| 三、可矜 |
| 第二节 免死案件的形成 |
| 一、形成前提:秋审结果的细化 |
| 二、形成的影响因素 |
| 第三章 秋审免死减等机制的运行 |
| 第一节 免死减等机制的运行依据 |
| 一、常规依据 |
| 二、常规依据的重要补充 |
| 三、非常规依据——赦宥 |
| 第二节 免死减等机制中的人犯分册 |
| 一、官犯与免死减等 |
| 二、服制人犯与免死减等 |
| 第三节 免死减等机制中的司谳者 |
| 一、地方与中央审断不同 |
| 二、皇帝与官员对裁量权的角力 |
| 第四章 秋审免死减等机制的实际效果 |
| 第一节 减等实现的基础 |
| 一、流、军、遣刑的适用 |
| 二、流、军、遣刑的衰弱 |
| 三、监禁作为附加措施的应用 |
| 第二节 独创减等刑罚之永远监禁 |
| 一、例文梳理 |
| 二、清末修律中的发展变化 |
| 三、永远监禁刑的司法实践 |
| 四、永远监禁刑的价值追寻 |
| 第三节 免死减等机制的实际效果 |
| 一、情实常犯的免死减等效果 |
| 二、缓决人犯的免死减等效果 |
| 第五章 秋审免死减等机制的功能阐释 |
| 第一节 维护政权稳定 |
| 一、“仁君”的实践 |
| 二、权力的集中 |
| 第二节 寓教于刑 |
| 一、寓教于刑的必要性 |
| 二、寓教于刑的方式 |
| 三、免死减等机制的教化效果 |
| 第三节 维护个案公正 |
| 一、影响量刑的具体体现 |
| 二、免死减等机制对量刑的重要性 |
| 第四节 推动刑罚制度发展 |
| 一、树立刑罚的威慑 |
| 二、展现刑罚的宽宥 |
| 三、体现传统刑制的进化 |
| 四、促进现代刑制的发展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校期间所获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何以难觅一席之地（论文参考文献）
- [1]顾炎武《诗经》学研究[D]. 卢玮玮. 河北师范大学, 2021
- [2]唐代三大女诗人创作研究[D]. 景炜. 喀什大学, 2021(07)
- [3]新世纪散文诗新质的建构 ——以“我们”散文诗群为中心的考察[D]. 岳亚莉. 扬州大学, 2021(09)
- [4]田锡与北宋士风及文学研究[D]. 杨小红. 兰州大学, 2021(09)
- [5]《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D]. 陈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4)
- [6]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D]. 孙克诚.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3)
- [7]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与应变研究（1882-1909）[D]. 郑欣. 暨南大学, 2020(04)
- [8]荀子学术思想中的三种思维方式[D]. 李遥. 青岛大学, 2020(02)
- [9]惠栋与吴派经学研究[D]. 王祥辰. 扬州大学, 2020(01)
- [10]清代秋审免死减等机制研究[D]. 孙祺祺. 吉林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