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哲学的学科结构

一、论哲学的学科结构（论文文献综述）

于秀艳^[1]（2020）在《超越知识论真理观——实践哲学对知识论真理观的批判》文中指出真理问题是哲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知识论真理观来源于知识论哲学,它是主体在二元分立的前提下,运用一定方式寻求的关于本体预设的真理。实践哲学完成了对知识论哲学的超越,并对知识论真理观从本体预设、知识获得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厘清这些批判,是我们理解实践哲学超越知识论哲学的关键所在,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哲学的真理主张。

胡玲^[2]（2020）在《斯宾诺莎幸福论哲学探析》文中认为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在西方哲学史及伦理学史上有着重要历史地位。贺麟翻译的斯宾诺莎《伦理学》一书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版,他在此书的“出版说明”中指出,斯宾诺莎的思想被誉为17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思想的最高成就之一,主要是因为他的思想中包含着世界观上的无神论因素和认识论上的辩证法因素。这两点对斯宾诺莎思想成就的总结反映出了学界在很久以前研究斯宾诺莎所达到的理解和评价。但是相对于我们近些年来对斯宾诺莎更为丰富和深刻的研究来说,以上的理解和评价显然是极为简略而且也不够全面的,特别是对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幸福论哲学的重要意义,还没有充分地揭示出来。而洪汉鼎在2012年出版的斯宾诺莎《神、人及其幸福简论》一书的“译序”中指出,用知识来制约情感,以期达到最高、最完满的幸福,是斯宾诺莎哲学思想最根本的宗旨。这段话表达出我们在最近时期研究斯宾诺莎理论的幸福论视角。据此,本文的主题就是去阐释斯宾诺莎哲学幸福论的理论成就,同时批判性地考察他的这个理论的一些缺失的困境。本论文通过对斯宾诺莎重要文本的梳理解读,通过对新近的关于斯宾诺莎的研究成果的吸取和升华,进一步看到了,斯宾诺莎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在欧洲的人文主义复兴和理性启蒙的时代闪烁出耀眼的光辉,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在那个时代,只有他的哲学思考真正把世俗的人生幸福问题主题化、世俗化和主体化了。第二,他把伦理学中的善归为福,并且在自然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把伦理学和人生哲学与世界观本体论和方法学认识论内在地统一起来,使他的哲学幸福论有了更为完备的理论和逻辑基础。这也是洪汉鼎和姚大志已经指明了的东西。第三、他还发扬了启蒙时代的科学精神,用理性主义和几何学方法来构建描述自己的幸福论哲学,用来抵制把幸福和自由问题情感化和庸俗化的倾向。然而,任何伟大的思想家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斯宾诺莎思想中包含着自然化的神与超自然的神的理论矛盾、包含着把人世俗化和迷信人的心灵不死的矛盾,包含着否定自由然后又肯定自由的矛盾,特别是他刻意用“几何学”理论方法来构建的理论体系,但是他对幸福论哲学一些基本概念的界定却有很多不准不清,他的从公理到命题的逻辑推演也常有牵强。当代西方语义、逻辑分析哲学的成果则恰恰可以用来克服他的这些问题,并能够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人生幸福问题提供指引。本文由绪论、正文的四章、以及全文结语构成。在绪论中,我们分别论证了论文选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介绍和讨论分析了国内外研究斯宾诺莎理论相关研究成果,以及自己如何从这些成果中升华和提炼出更进一步的思考,然后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法、整体思路和论文的初步结论。在论文的第1章,我们从宏观上回顾了古希腊哲学家及中世纪的哲学家们,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等人的伦理学及幸福论思想,并指出这些理论的根本性缺失在于,他们或者没有看到伦理与幸福问题在哲学应该占有的中心位置,或者是把伦理幸福问题和世界观、认识论问题在理论逻辑上割裂开来,或者是把幸福的主体加以神化和非人化。在论文的第2章,我们通过对斯宾诺莎主要着作的文本介绍和分析,呈现出斯宾诺莎斯以“实体”理论为核心概念的世界观本体论思考和他以“真观念”为核心概念的认识论思考,并指出他的这两方面思考最终都是为其哲学的最高主题——人之自由与幸福问题而进行的理论奠基,这就体现出斯宾诺莎从自然主义出发,把本体论、认识论与伦理学内在地统一起来的理论逻辑。论文第3章集中探讨了斯宾诺莎怎样在人性论、伦理学、自由和幸福问题的思考上,一方面坚持自然主义原则,另一方面又呈现出把自由观和幸福观理性化的意向。但是这并没有破坏其理论的内在一致性。论文的第4章揭示出,斯宾诺莎以几何学方法作为其方法论原则,虽然他对一些重要的概念界定不清,对一些重要命题的逻辑推论也不够严密,但这些问题可以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语义、逻辑分析方法中得到解决,这就可以推进和深化我们对幸福问题的理解。在论文最后的全文结语部分,我们把整个论文的理论内容和研究性结论做了简要和鲜明的概括,同时对论文中论述不充分、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回答的问题进行了检讨和反省,以便为将来更深入的研究找出方向。

杨阳^[3]（2020）在《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变迁：性别平等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教育公平作为衡量社会文明和进步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受到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重视。然而,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偏见一直是个国际性问题,在高等教育300多年发展的历史中,女子高等教育不过区区的100多年而已。日本作为亚洲第一个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儒教圈国家,其女子高等教育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独特的发展历程。本论文运用文献法、历史法、图表法、案例法和因素分析法,通过大量的事实和数据等资料,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进行研究。女性主义作为一个新兴的理论,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强烈的批判意识,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领域发起挑战。以女性主义的视角,观察战后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性别平等与女子高等教育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四个基本问题:第一,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基于什么样的性别平等观念发展起来的?第二,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如何落实性别平等的?第三,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都发挥了什么样的功能?第四,影响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促进性别平等的主要因素有哪些?本论文以日本女子高等教育与性别平等之间的作用关系为横轴,以作者所支持的历史分期为纵轴建立分析框架,借助女性主义理论及女子高等教育的相关理论,系统地分析和论述了战后70余年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变迁和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论文重视女子高等教育发展与性别平等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清晰地从教育对社会整体及女性学生个体两方面明确各阶段日本女子高等教育所发挥的功能,并结合结构、价值、话语三个维度反观社会现实对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功能的制约,分析了日本社会形式上的性别平等和现实中的性别平等之间的分裂、矛盾和冲突以及逐步解决这种表里不一问题的策略,对于儒教圈国家的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特别是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瓶颈问题具有参考价值。通过综合探究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战后日本高等教育体系内,长期存在一种基于生理性别的知识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一方面促使日本在短时间内快速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另一方面也加固了既有的性别价值秩序。纵观战后70余年的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变迁史,可以发现,在这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高学历女性群体始终处于被动的处境。但随着日本社会环境的变化,日本女性尤其是高学历女性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分为研究缘起、研究问题及意义、研究方法及视角、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概念界定及历史分期五部分,在细致梳理问题意识、总结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本论文的问题意识、研究构想、分期结构等作了详细的阐述和说明。第二章,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分为女性主义理论、女子高等教育相关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三节,系统梳理了女性主义发展的历史、理论流派、哲学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挖掘女性主义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以表明女性主义作为本论文的研究视角、理论基础的合理性与可能性。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则针对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分期式的论述分析。其中,第三章,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确立期,集中分析论述战后初期到196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第四章,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扩大期,集中分析论述196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中期的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第五章,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变革期,集中分析论述1990年代中期至今的日本女子高等教育。为方便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阶段性对比,依照本研究所建立的分析框架,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分别对时代背景和对女性的价值期待、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实施及变化、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功能及影响、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分析四个主要内容进行了剖析,并阐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内涵的性别平等观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内在机制。第六章,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变迁过程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分析。根据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得出的关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阶段性发展的结论,对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体脉络进行梳理,并对本研究提出的研究问题进行了回应。

冷金乘^[4]（2020）在《论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概念》文中研究说明历史观念与科学观念体现了19世纪德国的时代精神,二者的演进与合流及黑格尔的历史性科学体系构成了马克思历史科学概念的观念史前提。在历史观念方面,现代人主要有专注历史中的不同个体的特殊性历史意识和专注历史中的各个个体构成的过程的普遍性历史意识。历史概念的现实化是对历史的各种叙述,有三种基本类型:原初的历史学、反思的历史学和哲学的历史学。历史主义同样分为特殊性历史主义与普遍性历史主义。在科学观念方面,现代人主要有两种科学意识,即认为科学是一个有机统一体的特殊性科学意识与认为科学只是各种不同门类科学集合的普遍性科学意识。科学概念的现实化,或现实的科学,有三种基本类型:原初的科学、反思的科学和哲学科学。科学主义同样分为特殊性科学主义和普遍性科学主义。德国哲学的科学运动就是试图以哲学来为科学提供统一性基础的思想运动。在历史科学观念方面,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打造了一个历史性的科学体系。在《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纲要》中,理念达到绝对精神的途径不再是历史性的,历史成为被限制在这个科学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世界史哲学成为新的历史科学。马克思受时代精神影响,秉持普遍性历史意识和普遍性科学意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历史科学的初步构想,这个以感性为基础的历史性的统一科学把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结合为一门科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段被删除的段落中,马克思认为历史科学是唯一的科学。在《形态》后,马克思极少使用“历史科学”,而且不是在统一科学的意义上使用它。恩格斯较多使用“历史科学”,但都是在与自然科学相对的意义上使用它的。总之,马克思在不同时期有三种不同含义的历史科学:以历史地生成的感性为基础的统一科学;以历史维度为中心的统一科学;以历史维度为中心的研究人文与社会的科学。马克思在从《手稿》到《形态》的历程中经历了科学范式的更替,从哲学的科学走向反思的科学。统一科学观念是马克思在走进唯物史观之前清理掉的最后一块德国观念论哲学的残余,但它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自然科学在早期马克思那里在形式上具有与人文科学同样重要的地位,但在成熟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当中只是扮演着辅助和次要的作用。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具有明显的可理解性,而且有着更直接的可供实证和实践的意义,使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成为了巨大的思想力量,真正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由于实证与观念的相对独立关系,黑格尔的历史科学依然能发挥作用。历史作为统一科学的基础,不仅具有不能融贯所有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的困难,而且自身具有不融贯之处。但历史科学仍不失为一个有助于构建统一知识观的一个方向。任何一个试图统一所有知识的企图,会立即变成一个专业方向,使得统一科学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这就是知识专业化时代的辩证法。在黑格尔之后,历史科学从一个统一科学观念演变为与自然科学对立的科学门类,恩格斯、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人先后界定了历史性的人文科学的特性。随着以韦伯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的兴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足鼎立的知识版图被确立下来。对历史意识和历史主义的批评,使得历史不再作为人文科学的根本性质。历史科学从一门哲学的科学变为多门反思的科学,一方面它被许多人认为不再是科学,另一方面随着知识的专业化被分割到各门学科的历史门类中,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科学门类。

林青^[5]（2020）在《王夫之气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气”的强调是王夫之哲学思想的重要特点。本文从探究王夫之气论的思想来源出发,重点研究其本体论、宇宙论、人性论等哲学思想。王夫之气论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易学哲学思想,二是张载的气论思想。王夫之认为,《易》揭示了世界的“生生不息”,宇宙万物是一个有机整体,万物都处于生化流行之中,这个世界是“动”的,这个“动”就根源于形成天地万物的“太虚”本体是运动不止的。这样,王夫之就把朱熹所说的不动的“理”的形上世界,统归于一个健动不息的“动”的世界。王夫之认为,张载的思想不仅指明了万物起源于太虚本体,并由此进一步说明了万物生灭、人之生死问题。在本体论上,王夫之以“太极”为本体。在王夫之看来,“太极”并非是如朱熹所说那样只是一个纯粹的“理”,而是阴阳未分、理气浑沦之实体。作为气之“本体”的太极虽虚而无形却是实有。他以之为理论依据,对老庄的“无中生有”和佛教的“空无”“寂灭”之论展开了批评。王夫之从“体用相胥”思想出发,以“气”的“实有”扭转了程朱“贵理贱气”的观点。他认为,理为依附于气之理,必需要在气上见理。王夫之看重气对形上之道与理的开显作用,即形上之道、理虽然对形下的气与器有着制约和约束作用,但如果没有气的存在,也就没有具体的凝聚为人的道德理性的仁义道德的存在。质言之,道、理都必须需经由气与器来呈现及彰显其实际价值,所以,理气不离,道器不离。在气化宇宙论上,王夫之以万事万物为形上本体之发用流行。太极虽虚却能化生万物而周游不碍,故又可称之为神。天地之化,是太虚之理的神妙,故而,王夫之把气之化又称之为“神化”。就气化宇宙论而言,万物都发生于太极阴阳二气变合之后,因此,就道器、理气、性气的关系而言,道、性、神必须在气上才得显现。在气化人性论上,王夫之认为,性从本源上看,源于形上太虚之气,从性的实现上看,则是要气化以后才能落实,故而,不能脱离气言性。王夫之从气化论出发,认为性即是气之理,形上的太虚絪缊虽然理气俱备,但其无形无象,只有在气化之后,理气才能为人所见。而这个气化过程,实际是太和絪缊之气“一本化万殊”的过程。即是说,人与万物之质都是有限的、具体的气,其中的性也是因质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换言之,“性”意味普遍的“天理”分凝于万殊之质中所成,而具体的形质也预示着气的限定,所以万殊不可复归于一。王夫之不同于程朱将人之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重人性论,而是通过“继善成性”和“性日生日成”的思想,力图将人性中形而上的超越成分建构在现实的气质之中。

张颖慧^[6]（2020）在《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哲学解读》文中研究表明麦克卢汉作为20世纪西方传播学界、媒介环境学界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媒介思想理论硕果给学术界创造了不可估量的价值,但同时他天马行空般的警世格言在学术界也颇受争议,直到电子技术兴起后他的预言被证实才引起人们重新审视麦克卢汉对于技术的独到理解。本文从麦克卢汉的着名媒介思想言论分析出发,通过深层次解读麦克卢汉媒介思想,从而去探索他的媒介技术思想背后的哲学渊源。麦克卢汉着作中的“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讯息”等着名言论,都表现出媒介不单单是作为人类利用的工具,从人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媒介技术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是相互演进的。麦克卢汉通过他幽默独特的分析呈现出媒介的本质所在以及与人的独特关系,在他媒介理论的背后正与存在论哲学相契合。笔者通过STS（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科学技术与社会）与科技哲学的学科交叉的洞察下,提供了另外一种麦克卢汉媒介思想可能性的研究方向,抛弃了传统的主客体或者自然与社会的二元论,以存在论哲学角度出发思考人与媒介技术的本质,追问人以及媒介技术的存在,以及对人与媒介技术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从而探索出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媒介对其有何影响,更加深刻多维的去思考技术是如何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使人们回到事物本身去了解人与媒介技术、人与自然的联系,这在科技哲学的专业层面上以及媒介技术的发展在当代的现实意义上都有着重要的启示。

魏宏宇^[7]（2020）在《维特根斯坦哲学观探析》文中认为本文试从语言哲学的视野出发,对维特根斯坦哲学观的形成原因和维特根斯坦哲学观的基本内容进行分析、挖掘和梳理。进一步的对其影响、意义和限度进行研究考察。本文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超越了古代本体论和近代认识论的哲学观,是现代语言论哲学观,尤其是英美分析的语言哲学观的重要代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不仅包含对哲学自身的基本定位,而且还包括对哲学与科学、宗教和美学界限的基本理解,更为重要的是,他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理解和建构哲学。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就是语言分析,不仅包含逻辑语言分析,而且也包含日常语言分析,通过语言分析能够治疗哲学的病症;哲学与科学的界限在于哲学不是科学,哲学的研究不可以使用科学的方法。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与宗教的界限在于宗教是不可言说的,宗教是哲学所不能表达的领域。后期维特根斯坦把宗教回归到实践之中去理解。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与美学的界限在于美学是不可说的,美学是哲学所不能表达的领域。后期维特根斯坦把美学融入到实践之中去理解。同时,哲学即哲学实践,哲学实践不仅局限于语言分析实践,更是一种广泛的生活实践,哲学实践对传统形而上学所产生的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法。哲学以实践的方式进行显现,把传统形而上学中的哲学误解问题进行消解。维特根斯坦哲学观对语言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的哲学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意义在于,不仅强调了逻辑对于哲学的意义,而且推动了哲学向实践的回归。维特根斯坦哲学观的限度在于,过分注重逻辑分析和语言描述,消解了哲学的批判本性和终极关怀。

江午奇^[8]（2020）在《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之路 ——一种基于发生诠释学视角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海德格尔通过《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为其此在形而上学辩护时,紧紧抓住“人的有限性问题”,一再强调康德是在为人的此在的形而上学做奠基工作,而“实现”这种形而上学之任务的关键是要揭示人的问题与存在问题之间的关联。那么,海德格尔是如何在“人的问题”与“存在问题”的关联上进行思考的?“人的有限性问题”是如何发展为此在形而上学或此在现象学的?海德格尔是如何走向《存在与时间》的?要弄清楚这些海学研究的焦点问题,必须对海德格尔哲思道路进行一番勘察。珀格勒、克兹尔等许多海学研究者都曾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专题的讨论。在充分吸收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项研究从发生诠释学视角,结合辩证法的一些因素,对海德格尔从1907年获得存在问题的激发开始直至1926年《存在与时间》完成的此在现象学探索道路进行了深入考察,把此“路”揭示为自身发展自身、自身赢获自身、自身诠释自身的活生生的动态进程。首先,1907-1911年间,海氏哲思在宗教中获得触发,亦活动在宗教领域内。在虔诚天主教信仰的滋养和促动下,作为此在的海德格尔经孔拉德·格勒贝尔,从布伦塔诺那里获得存在问题之激发。就海德格尔之能在来说,此“激发”作为其哲思之真正开端,展开了种种可能性,即其哲学活动要向之去存在的可能性。这种“激发”着的可能性之展开,从其作为一种解释活动来看,在根本上乃是源初“理解”所展开的可能性。于是,这种“激发”作为“开端”,就有了“理解的萌发”之意义（第一篇）。其次,1911-1918年间,海氏哲思展现出从“实在性”“有效性”引向“实际性”之势。在“外部世界实在性问题”上做短暂停留之后,海氏将其哲思聚焦于逻辑领域,经历了“逻辑研究Ⅰ”（《关于逻辑学的新研究》）、“逻辑研究Ⅱ”（《心理学主义的判断理论》）、“逻辑研究Ⅲ”（《邓·司各脱的范畴学说和意谓理论》）三大进程,并力图通过对历史和时间问题的思考将其对逻辑问题的研究统一起来。总的来说,这是在逻辑领域内思考存在问题,并展现出从“存在”走向“时间”之趋势。在研究过程中,海德格尔尝试着将现象学运用到逻辑领域之中。这种“尝试”,作为现象学与逻辑性东西的某种融合,当其运用到中世纪人的精神生活的分析之上时,在海德格尔哲思活动中激起某种共振。历史性的精神生活映入眼帘,逻辑东西的有效性与现象学、历史性精神生活和时间问题等纠缠在一起,为将海德格尔的研究引向实际生活奠定了基础。由于所有这一切哲学思考,作为解释活动,都是海德格尔自身之源初“理解”的展开状态,故而这个阶段的研究活动具有“理解的展开”之意义（第二篇）。再次,1919-1922年间,海氏哲思从“作为前理论的源始科学的现象学”推进到“实际性之现象学诠释学”。在此过程中,战时补救学期讲座率先提出“作为前理论的源始科学的现象学”,并初次触及影响整个此在现象学之建构的两大问题,即现象（前理解领域）的可通达性与可描述性。在《直观与表达的现象学》之后,从“第一路标”开始,海氏之哲思活动于“人的此在的存在论”之筹划中。此筹划在现实化的过程中,又被具体化为“存在论的现象学”,并进一步发展为“实际性之现象学诠释学”。由于这个阶段的主题乃是“前理解”领域的赢获（同时意味着诠释学处境的赢获）,而海氏哲思作为解释活动,乃在源初“理解”的推动下实施的对“前理解”的占有,故而前述“赢获”和“描述”就表现为作为解释者的此在对其自身的拥有。因此,海氏本阶段的探索被诠释为“理解的自身拥有”（第三篇）。最后,1923-1926年间,海氏此在现象学,经“存在论:实际性的诠释学”和“关于历史和自然的现象学”等形态,最终在《存在与时间》中达到成熟。通过《那托普报告》彻底赢得诠释学的源初处境之后,海氏将“存在论的现象学”与“实际性之现象学诠释学”统一于《存在论:实际性的诠释学》之中,并初步专题地展开了对此在的现象学解释。在此基础上,《时间概念》从此在生存论分析和时间性分析两个方面奠定了此在现象学的整个格局。《时间概念史导论》在对现象学的发展历史做了告别性的梳理和回顾后,正式确立了其自身的现象学方向,即明确其研究论题乃是“起源于此在的无规定的前理解”的存在问题,研究目标是“对研究领域的准备性描述,借此显露时间现象”。在这里,海氏深化和拓展了对此在的解释,但并未完成“显露时间现象”之任务。这一任务最终在《存在与时间》中被充实,此在现象学在这里达到成熟。由于这个阶段的主题乃是此在之解释,而解释者本身亦为“理解”着的此在,故而有“理解的自身诠释”之义（第四篇）。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其对此在的解释以及将此在存在之意义揭示为时间性,更重要的是,对“存在之理解”的现象学把握和诠释。这种把握和诠释,作为人的问题与存在问题之关联的一种揭示,蕴含着海德格尔解决支配西方哲学上千年的哲学难题的意图。从根本上讲,前述把握和诠释走过的道路构成此在现象学的发展之路。总之,从发生诠释学视角,对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的发展之路进行全面、深入考察,揭示其哲思在不同阶段的“内在”关联和发展脉络,对于推进海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郭红红^[9]（2020）在《明格斯系统本体论思想研究》文中认为系统思维的本体论研究,是系统哲学领域关于本体论论题探讨的一个重要面向,英国肯特大学的约翰·明格斯（John Mingers）教授,是这一面向研究的先锋人物。聚焦明格斯的系统本体论思想,对其思想的源起、发展阶段、重要论域以及面临的挑战等予以探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窥探到当代系统哲学本体论研究的趋势与走向。随着系统思维由“硬系统思维”转向“软系统思维”,明格斯认为,系统思维由此陷入巨大的困境,即面临建构主义的认识难题,如何突破该认识难题的藩篱重申本体论的首要地位,是当今系统哲学研究的重要着眼点之一。面对这一问题,明格斯认识到批判实在论作为一个有强大解释力的本体论立场,与系统思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这两者融合能够使得系统思维走出上述“认识论谬误”之困境。基于此,明格斯将批判实在论引入系统思维,并将哲学、批判实在论和系统思维三者相结合,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系统本体论思想。明格斯系统本体论思想历经三个发展阶段,即初期比较阶段、核心概念的互鉴互补阶段、理论的深度整合阶段,最终形成了指向“机制”、“因果关系”和“社会系统”的三个重要论域,作为特定现象解释的机制具有本体论的现实本质;作为涌现的因果关系的本体论实质可以解决以往因果关系遭遇的难题;将自创生理论应用到社会系统虽然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崭新思路,但仍存在一些潜在问题,尚需进一步探索与研究。明格斯系统本体论思想面临一定的挑战,其思想中的自创生理论应用到社会系统时面临不少争议,同时承认本体论实在性与认识论相对性引发了诸多困惑。但面向未来,这一思想极具发展前景,承认开放系统的重要价值,并对方法的多样性持肯定立场,使得该本体论思想能够对经济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予以回应。一言以蔽之,明格斯系统本体论思想极具研究价值,通过达成哲学、系统思维和批判实在论三者之间的融合,有望为系统哲学本体论研究的复兴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黄自立^[10]（2019）在《《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哲学治思》文中指出本文因“其功不在禹下”的典故,展开《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及其哲学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治思”价值的分析。为此,文中考据了建国前的9个《反杜林论》译本,并将这9个译本梳理为四类具有标志性的译本（群）,即首译文《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1930年代译本、吴亮平全译本、建国前夕译本,其中吴亮平全译本同时隶属于1930年代译本。这四类译本（群）在翻译主体、传播特点、时代价值上各有不同,在不同层面上为中国革命的哲学而治思。本文通过对这些译本翻译出版信息的具体考察、对《反杜林论》哲学内涵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规律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的回顾,拟定了四个层面的哲学“治思”之义,并分为四章论述。前言首先对文章论题的选定进行了论证,说明可以从治思的层面谈《反杜林论》哲学及其汉译传播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同时,简要介绍了本文的内在关联、内在层次。一方面,本文意在说明《反杜林论》汉译本在传播逻辑、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上的相互呼应。《反杜林论》的汉译出版提供了《反杜林论》传播的物质载体。《反杜林论》的翻译出版顺应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潮流,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指引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既为现实革命提供理论武器,也为观念革命提供思想更新。第一章从《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翻译出版说明《反杜林论》哲学在早期治思的层面: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是对《反杜林论》的节选,该部分主要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相关内容,科学社会主义是文章的核心论点,唯物史观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汉译底本来自河上肇的日译文,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东方世界的传播潮流;《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译者为中国国民党人徐苏中,体现了资产阶级对社会改造理论的早期探索。《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原典来源,其汉译出版丰富了唯物史观的材料,参与了时代理论的发展。第二章分析了《反杜林论》在1930年代的集体问世,凸显了作为方法论的文本价值,展现了《反杜林论》在1930年代之后的治思层面:阐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在1930年代成为传播潮流,中国知识界展开唯物辩证法论战,这使得《反杜林论》的唯物论哲学和唯物辩证法被深入探讨和广泛传播;中国社会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展开对社会性质和历史等问题的讨论,中国革命需要进一步解决共产主义如何在中国实现的问题,《反杜林论》等理论原典为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提供方法依据;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所面临的急迫形势更是需要对革命的方法论进行探索,《反杜林论》1930年译本为中国共产党人贡献了方法论资源。第三章围绕建国前得到广泛流传的唯一一个全译本即吴亮平译本展开论述,因《反杜林论》鲜明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同时阐述了完备的哲学理论,故认为该译本在哲学治思上:疏通总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该章对比分析了吴亮平译本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主要内容,表明《反杜林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理论源泉,《反杜林论》全译本的汉译出版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丰富。《反杜林论》全译本的理论完备性决定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疏导价值,《反杜林论》的哲学内涵为中国共产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给予了充分的借鉴。第四章从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总体意义来看,《反杜林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的汉译传播发挥了哲学治思的价值,是:中国化的革命武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评价《反杜林论》文本,注重对《反杜林论》哲学的学习和运用,在革命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反杜林论》在中国的传播是《反杜林论》世界性传播的一部分,《反杜林论》哲学在中国革命中不断焕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逐渐确立起学习《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具体思路,通过对《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情况的具体结合,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本文的写作方法主要有二。一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注重实事与实证。这意味着在世界观上首先放弃自我心智,尽可能融入事实主体,以事实为心灵、智慧、知识的出发点,由真我而论真知,以自我之衰微观历史之宏大。二是“致广大而尽精微”。也近似于胡适所说的“学问如造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这两点是行文的初念,间以传统为学路径和西方学术方法杂而用之。同时还出于对论文格式要求和读者视角的考虑,从材料中挖掘出了相应的时间性关联,在行文中进行了一点诗意的筑造。但由于能力和时间有限,没有尽善尽美。

二、论哲学的学科结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哲学的学科结构（论文提纲范文）

（1）超越知识论真理观——实践哲学对知识论真理观的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2）斯宾诺莎幸福论哲学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3）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变迁：性别平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4）论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概念（论文提纲范文）

（5）王夫之气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哲学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7）维特根斯坦哲学观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8）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之路 ——一种基于发生诠释学视角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9）明格斯系统本体论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哲学治思（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哲学的学科结构（论文参考文献）

• [1]超越知识论真理观——实践哲学对知识论真理观的批判[J]. 于秀艳.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05)
• [2]斯宾诺莎幸福论哲学探析[D]. 胡玲. 吉林大学, 2020(12)
• [3]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变迁：性别平等的视角[D]. 杨阳.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论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概念[D]. 冷金乘. 武汉大学, 2020(04)
• [5]王夫之气论研究[D]. 林青. 河北大学, 2020(08)
• [6]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哲学解读[D]. 张颖慧. 中原工学院, 2020(01)
• [7]维特根斯坦哲学观探析[D]. 魏宏宇. 黑龙江大学, 2020(05)
• [8]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之路 ——一种基于发生诠释学视角的考察[D]. 江午奇. 山东大学, 2020(08)
• [9]明格斯系统本体论思想研究[D]. 郭红红. 太原科技大学, 2020(04)
• [10]《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哲学治思[D]. 黄自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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