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近代史档案馆简介

一、蒙古近代历史档案资料述略（论文文献综述）

宋兴家^[1]（2021）在《满汉融合视角下的清代奴仆法规研究（1616-179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代立法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针对奴仆的立法。清代官方制定关涉奴仆的法规数量大,增订次数频繁,这些法规主要散布在清律、会典之中,未独立成为单一的法律文本。从内容上来看,相关法规对奴仆制度的存续、奴仆的身份与地位、主奴关系的调节等方面做出了细致规定。从法律来源来看,这些法规存在满汉两种法源。本文主要借助对清入关前至乾隆年间与奴仆相关法规的历时性梳理,揭示清代立法中存在一个满汉融合的过程。继而探究满汉法律在融合过程中,对旗民社会中奴仆身份、地位所产生的影响。最后尝试在与明代社会比较的基础上,呈现清代社会演进中社会结构层面的变动趋势。入关前的旗人社会盛行奴仆制度,已形成关于奴仆身份、地位的一些习惯法。其时旗下社会的身份层次简单,奴仆具有浓厚的财产属性。相关习惯和法规虽强调家主对奴仆的所有权,却规定家主不能轻易杀伤家中奴仆,奴仆可通过举首家主非法行为的方式离开家主;相关法条主要围绕主奴间关系展开,不大注重区分奴仆与良人之间法律的地位差异。顺治初年所定清律大体沿用明律,禁止庶民家存养奴仆,规定奴仆是一个身份低于庶民,对家主及其亲属有着较强依附性的人群,是等级化社会中地位最低的人群。入关前后,满汉奴仆法律奴仆的身份、地位及存养奴仆等问题的规定上存在较大差异。顺治、康熙年间立法规范旗下买卖人口,逐渐认可旗人通过白契买卖奴仆的行为,打击抢夺拐卖人口的罪行。官方沿用和增订了奴仆犯法家主连坐、以人准债、逃人法等入关前的法规。还比照顺治律内容,对红白奴仆的法律地位进行分等,制定家主与奴仆相犯如何处置的条例。顺康年间官方为旗人新制定的法规,既表现出对入关前法条的吸收和继承,又呈现了满汉法律融合的态势。雍正、乾隆年间修律,将此前沿用的满洲法,及依照顺治律和满洲法精神新制定的一些条例整合到清律中,再比照律意对这些条例进行取舍。其结果是,律中带有满洲特色的条例逐渐减少,仅剩的法条亦是融合有满汉两种法源的条例。雍正、乾隆年间立法向旗人看齐,解除对民人存养奴婢的限制。旗下奴婢法律身份比照顺治律进行了重塑,主奴关系更为严肃,奴仆地位愈发下降。结合清前期法规的修订情况来看,明显存在一个满汉融合的过程。满汉法律融合使得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将罪犯及家属罚为奴的刑罚更加普遍。籍没、发遣为奴这些带有鲜明满洲因素的刑罚,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发功臣之家为奴的刑罚在乾隆年间再度兴盛,将叛犯家属罚为奴成为清代皇帝恩赏旗下功臣的重要手段。满汉法律融合导致满洲法中允许普遍存养奴婢及将人视为财产的观念,与汉族严肃、体系化的身份制度融合,凝聚出一种允许社会普遍蓄奴,且注重维持奴婢的低贱身份,还强调奴仆对家主依附关系的法律精神。清代社会结构的重组中,作为社会底层的奴仆群体扩大,旗民社会中主奴关系得到强化。

王佳^[2]（2020）在《黑龙江蒙古族古籍考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黑龙江省蒙古族古籍,包括文字类和口碑类两种。文字类古籍,包括各种用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古籍和用汉文字记载的有关民族资料的古籍,具体包括:图书、经卷、档案、手稿、地图、家谱、碑刻等。口碑类古籍主要是指历史上以口耳相传留下来的具有文学和历史价值的各种史料。本文对黑龙江地区的蒙古族古籍情况进行梳理和介绍。

陈诗兰^[3]（2020）在《清朝中前期对东北滨海边疆地区的边民管理政策研究》文中指出在东北滨海边疆地区,即以黑龙江下游流域与库页岛为中心的广大疆域上,分散居住着无数以渔猎为生的少数族群,他们有着自己的交流语言与独特的民族文化、社会风俗。明廷依托奴儿干都司及其羁縻卫所,与东北滨海边疆地区的各部族建立了较为松散的朝贡关系。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逐渐统一女真诸部,除将大批东海女真迁往盛京扩充八旗兵力外,与仍旧驻留在东北滨海边疆地区的其他部族,也维系着较为稳定的贡赏关系。清入关后,不仅设立吉林将军辖下的宁古塔副都统衙门、三姓副都统衙门来对东北滨海边疆地区进行行政管辖,为了管理该地区的诸多少数族群,还制定了一系列极具地方特色的管理政策。首先是在东北滨海边疆地区推行边民姓长制度,对边民进行编户,将其分为姓长、乡长、子弟、白人四个阶层进行管理。“边民”,在本文中并非是广义上对边境少数民族的统称,而是特指在东北边疆地区生活的一部分特殊人群,他们既未被清廷纳入民籍,也不归属于旗籍,且无需承担赋役杂税,仅需以户为单位定期向清廷贡纳一张貂皮,即可获得相应的乌林赏赐。顺治年间,随着边民姓长制度逐渐成型,不断有被招抚的各少数族群被纳为边民,进行编户。康雍年间,在继续招抚少数族群进行边民编户的同时,为了满足东北边疆的边防需求,扩充兵源,清廷进行编旗设佐,将黑龙江中上游、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的绝大部分边民销除边民户籍,编入满洲旗籍。是以理论上在康雍之后,边民姓长制度就仅在东北滨海边疆地区推行。进入乾隆年间,随着边民的繁衍生息,边民户数急速攀升,于是在乾隆十五年,清廷进行边民姓长制度改革,将边民户数设为定额。这标志着清廷在东北滨海边疆地区边民编户进程的结束,以及边民制度的最终定型与成熟。其次是与边民制度密不可分的贡貂赏乌林政策。颁赏乌林时,清廷将边民分为萨尔甘锥、霍集珲及姓长、乡长、子弟、白人等五个等级进行颁赏。自国初招抚贡貂边民起,清廷就逐渐形成了一套惯有的嘉奖体系,最晚于康熙五十一年,这套嘉奖体系已臻成熟。为了便于远方边民贡貂,大量乌林及口粮需要运往清廷在黑龙江下游流域设立的各个临时行署。长久存在的运输困境与貂皮私贸现象的屡禁不止,是迫使清廷更改主管边民衙署的主要原因。乾隆四十四年,清廷将宁古塔副都统衙门负责的赫哲费雅喀边民的贡貂事宜,全部交由三姓副都统衙门统管。临时行署的地点变化,从侧面反应了清朝在黑龙江下游流域的势力范围变化。咸丰之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贡貂赏乌林制度逐渐失去了“羁縻诸部,固我边陲”的政治意义,最终在光绪二十五年被裁撤。最后是联姻结亲政策。清廷在该地区推行的霍集珲与萨尔甘锥之间的联姻政策,主要集中于普通边民与八旗底层兵士之女或养女之间。虽然联姻政策对求亲边民并无特殊的身份要求,但边民想要成为霍集珲,必需具备一定的财力、物力。这种财力并非以白银或铜钱来衡量,而是直接体现在边民囤积的皮毛数额上。在贡貂赏乌林政策的持续开展下,中、日双方皮毛与丝织品形成的价格差异,刺激着以霍集珲为代表的部分边民群体成为丝貂商人。霍集珲不仅在北海道及东北滨海边疆地区间频繁往返,持续开展山丹贸易活动,还利用陪同萨尔甘锥返京归宁的特权,将大量皮毛带往北京交易,以更高的价格囤积财富。如此,便形成了一条以中国江南、北京、宁古塔、三姓、库页岛,日本松前、江户、大阪为贸易路径的东北亚丝绸之路。此外,霍集珲在清廷对东北滨海边疆地区的开拓与经营进程中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他们不单是“清廷女婿”,还集翻译通事、地方向导、“清廷代言人”、边境情报提供者及丝貂商人等多重身份为一体。清廷以传统中国的“羁縻”与“怀柔”政策为指导思想,以边民姓长制度、贡貂赏乌林及联姻结亲政策为依托,给予了边民姓长、乡长较大程度的自主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地区就是法外之地。清廷不仅积极介入边民的各类纠纷进行协调说和,还“因俗而治”,用地方习惯法解决边民内部纷争。如乾隆七年的边民仇杀案,就是以新满洲例作为主要判罚依据,将征扣貂皮作为主要处罚手段。但如若边民内部发生有违儒家伦理纲常的案件时,如妻子会同奸夫谋杀亲夫,则会严格遵照《大清律例》作为判罚依据。此外,当边民与旗人发生冲突时,清廷也会摒弃地方习惯法,依据《大清律例》对涉案旗人从严治罪,甚至援引针对苗疆地区而制定的特殊法例审理东北旗人的犯奸案,将秋审情实的予勾人犯押回原犯地方处决,以期向边民“示以威信”,彰显大清国法。从清廷对边民间各类案件纠纷的积极应对与处理方式上可以看出,清廷希望通过司法判罚为导向,向边疆地区推行儒家伦理思想及大清国法的主张,进而达到在东北滨海边疆地区施行有效社会管控、稳定边疆格局的政治目的。

朱浩^[4]（2020）在《民国时期阿拉善旗与宁夏省纷争考察 ——以磴口问题为中心》文中提出磴口问题产生于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阿拉善旗与宁夏省之间,是内蒙古西部地区代表性的盟旗制与省县制对抗案例,省旗之间在从未爆发大规模军事武装冲突的和平框架下,紧抓西北地区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围绕磴口问题进行长时期的政治对抗。本文将磴口问题的产生、首次对抗与二次对抗以及最终解决的前后关键史实串联起来,作出纵向整体分析。同时探讨国民政府中央、阿拉善旗、宁夏省三方势力间的政治博弈对于磴口问题之影响,尝试解决磴口问题背后的未解之谜。基于以上思路,论文进行章节编排,包括绪论和主体部分四个章节,第一章主要论述国民军统治西北时期,阿拉善旗与宁夏省磴口问题产生过程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与阿拉善旗政府之对抗,分析戊辰事变爆发对磴口问题的影响。第二章论述阿拉善旗与宁夏省围绕磴口问题的首次对抗,以及国民政府介入调节省旗冲突的详细经过和最终处理结果。第三章则重点阐述抗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介入阿拉善旗治理的历史过程,第四章论述抗战爆发后磴口问题二次冲突与最终解决的详细经过,阿拉善旗扣押青马军阀走私军火事件是导致马鸿逵发动报复性军事行动软禁达理札雅全家,以此彻底解决磴口问题的导火索。结语部分总结全文,归纳总结各时期西北地区政治大势,磴口问题之肇始、省旗围绕磴口问题首次冲突、二次冲突,直至最终解决的详细历史过程。最后透过磴口问题进一步梳理国民政府中央、阿拉善旗、宁夏省三方势力间的复杂关系。

宋以丰^[5]（2020）在《“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文中认为“首崇满洲”又称“满洲本位”,是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基本国策与统治方针。同时,“首崇满洲”也是满清政权最为深层的民族本位思想,以及立法、行政的基础和依据。所谓“首崇满洲”,是指满清政府在政治实践与文化建设等领域中,坚持“满人首位”的原则,无论纲纪法度,还是用人行政,皆是为了坚守满洲根本,优化满人利益。“首崇满洲”观念的确立与实施,取决于满清政权的民族特性。清初以来,历代统治者均在不同程度上宣称“满汉一体”的思想,并为此做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但由于统治者对汉化、过度汉化的后果有着清醒认识,因而对“满汉一体”设置了条件、原则和底线。概言之,便是以满人利益、满洲文化为根本,保持满洲旧俗,维护满洲传统。作为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与基本国策,“首崇满洲”观念涵盖了清代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尤其是政治、文化领域,如“薙发易服”、“国语骑射”、“政权建构”、“职官系统”等,目的在于维护以满族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作为政权统治的基本出发点,“首崇满洲”观念也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引导、规范着满清政府治下的翻译实践行为,为后者进行有关翻译的制度设计、调整与改革等,提供了思想依据与制度保障。例如,翻译科考作为清代特设之科目,以及八旗科举之独特构成,建制上极富满洲特色,其应试者以八旗子弟为限,系旗人入仕、进身之专途,旨在维护“国语骑射”的满洲旧制,避免满洲文化被汉族所同化。翻译职官体系的创设与推行,如笔帖式、庶吉士（尤其是翻译庶吉士）等,也是为了因应统治需要,保障政治、文化实践的顺利推行。这一体系的构建不仅使旗人享有独立于汉人之外的入仕、进身之阶,而且使他们增强了学习清语的兴趣,维护了“清字”作为“国语”的地位。无论是“笔帖式”制度,还是“庶吉士”制度,二者作为专为旗人,尤其是八旗满洲而设的制度性安排,或成为清代特有之官制,或沿袭前朝旧制,既为朝廷造就了治理人才,又使旗人坚守了翻译作为满洲本业的地位,为统治者推进国家治理,坚守“满洲本位”做出了积极贡献。清代旗学的广设也是“首崇满洲”既定国策的产物,具有深厚的政治目的与文化意涵。自顺治朝始设以来,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清代的旗学教育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如学生的选拔、教习的延聘、课程的设置、学业的考核等,不仅有效推动了满人的民族教育,塑造了积极进取的士人精神,培养了忠君爱国之才,而且通过教导八旗子弟娴习“国语骑射”以及满、汉双语之间的翻译,有效维护了满洲的民族特质与文化传统,扩大了政权的统治基础,维护了“首崇满洲”的政治意涵。作为清代政治、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汉籍（书）的翻译与此同理。清初以来,统治者反复提倡“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试图维护“满洲根本”于不坠,却又不得不进行文化整合,汲取汉族的文化精粹与治理经验,建构政权的“治统”与“道统”。正是在此看似矛盾的文化态度中,汉籍（书）的翻译得以生存和接续。清初以来的汉书翻译既面对《四书》、《五经》等汉文典籍,也面对《金瓶梅》、《西厢记》等通俗作品。通过翻译这些作品,统治者成功撷取了帝王为政之道,完善了治国理念与模式,并通过引导、规范翻译事业,讲明法度,维护正统,将翻译当作巩固政权统治的策略与手段,更好地践行满洲本位主义思想。作为满清政权政治、文化政策的不同环节,翻译科考、翻译职官、翻译教育和汉书翻译等政策（或制度）之间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如翻译职官制度对翻译铨选传统的继承、翻译科考对翻译职官（如翻译庶吉士）选拔的影响,以及翻译教育与汉书翻译之间的互动等。这些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既有政治、文化上的需求,又有思想上的追求;既增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又维护了王朝体系的稳定、和谐与持续运作,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旗人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实现了统治者“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

欧阳琳^[6]（2018）在《清代东北旗人生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围绕东北各地方志与档案文献,针对东北旗人生计问题展开研究。论文前半段主要介绍东北旗人群体镜像。第一章探讨东北地区旗人的构成。第一节分别介绍了东三省驻防八旗的构成与分布,针对新满洲、水师营、台站壮丁、移住京旗等相关群体加以说明。第二节介绍内务府旗丁、陵寝旗丁、庄头壮丁等内三旗旗丁的设置与生活。第三节围绕旗人户籍管理制度,介绍旗籍类别,分析旗人地位差异。第二章介绍东北旗人的经济来源。第一节主要探讨俸饷钱粮的发放,可分为坐粮与行粮,其中坐粮包括支领俸饷、丁粮马乾、养廉银、公费银,分授旗地等,行粮包括整装银、盐菜银、饭食银、行军口粮等。第二节探讨分配旗地情况及其收益,介绍各类旗地名目,探讨旗人获取土地途径,旗地数额变化及征租情况。第三节介绍旗人福利政策。其一,清廷对旗人设立了丰厚的恩赏机制,年底国库盈余时恩赏旗人,年节旗人需用时赏给,制备出征行装时赏给,立军功时赏给,万寿节恩赏及东巡时赏给,还有旗人红白事例赏等。清廷还动用国帑回赎民典旗地,或赏与旗人耕种,或收租津贴旗人。其二,针对旗人的灾赈、抚恤机制也比较完善,包括逢灾荒之年对旗人加以赈济,养赡出征、差遣伤残老退旗人,抚恤阵亡旗丁家口等。其三为借贷机制,以及旗人教育体制。朝廷为旗人置备军需、购房置产、认买草豆、置办牛具等大额开销提供无息、低息借贷,或直接发放银两,或允许预支俸饷,基本能够应对旗人生活中的风险开支。并设立官学,开展旗人教育,实质上是为旗人提供进身之阶,求学过程中随时参与旗内官兵额缺的拣选,即使肄业也可挑补笔帖式等,期间还可享受国家发给廪食,补贴生计。论文后半段集中探讨东北旗人生计问题从形成到恶化的过程。第三章梳理东北旗人生计问题的形成过程。第一节介绍其形成表征。关于旗人生活贫困的记载早在顺治朝就屡见史册。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旗丁不断繁衍滋生,土地资源渐遭开垦,关内流民不断涌入,加上八旗制度束缚旗人等原因,到了乾隆朝,可以说东北地区旗人生计问题已经形成。而旗人生计问题的形成时间与严重程度,在开发较早、居民较多的辽沈地区与开发较晚、地广人稀的吉林、黑龙江地区间存在差异。第二节探究东北旗人生计问题形成的原因,针对旗人俸饷发放、旗地所有、征调频仍、差役烦劳、生齿日繁、流民涌入、粮价上涨、陋风恶俗等方面综合探讨。第三节总结清廷改善东北旗人生计的措施以及效果。首先,增发俸饷,添设甲缺,包括增发饷银,提高旗人支领钱粮数额;增设甲兵额缺,保障旗人挑甲比例;清理旗籍,保障正身旗人利益。其次,分配、保障旗地房产,包括勘查、丈量、统计旗人开垦地亩,登记造册,作为征收租赋以及处理田亩纠纷的依据;重新分配土地给旗人,保障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制定、调整法令,规范、控制旗地交易;施行旗民分界,制定封禁政策,严禁旗民交产。第四章探讨了东北旗人生计问题的恶化,第一节论述其普遍恶化的表现,包括饷银减少,兵差繁仍;旗地流失,赋税沉重;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罹陷兵燹,旗人哄抢。第二节探讨造成旗人生计恶化的原因,包括政府财政危机,行政体制变化影响,贼匪横行,地方秩序失控,剿匪造成旗兵伤亡,列强入侵,黎遭兵燹,战争破坏。第三节论述政府改善旗人生计的努力,包括保障兵额,恩赏旗人,明确旗界,开垦荒地,蠲免租赋,赈济天灾,优恤军属,兴办实业,推广教育等,以此减轻旗人的经济负担,增加就业渠道,教授谋生技能,稳定社会秩序。经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东北旗人生计问题的严重程度在东北地区内部存在地域差异,但最晚于乾隆年间已经形成。造成东北旗人生计问题的因素众多,其根本原因在于清廷将东北视为兵源地、大后方的战略布局。清廷为改善旗人生计采取了诸多举措,对旗人生计恶化速度有所减缓,但未能最终解决旗人生计问题。

阿鲁贵·萨如拉,J.Kh.乌仁高娃^[7]（2016）在《清代北部蒙古游牧经济研究的基本成果与史料梳理》文中研究指明清代蒙古族游牧经济研究是清代蒙古族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理解清代蒙古族游牧经济历史的发展变迁状况及其在清代总体经济结构中的重要性具有重要意义,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游牧经济发展中的相关历史经验及新问题。本文将对国内外关于清代蒙古族游牧经济研究的学术成果及基本史料进行专门的梳理与分析,以便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必要的基础。

王鹏辉^[8]（2014）在《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 ——以九边处处蹄痕的吴禄贞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19世纪上半叶,西学东渐和西力东侵交汇而来,中国进入数千年尺度的历史变局,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首当其冲。龚自珍和魏源从今文经学视野出发,共通发明西北一东南边疆轴向历史空间互动结构的边疆建设方略。康有为和梁启超从今文经学会通中西的君主立宪维新变法,以"五族合一"和"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进行中国现代国家的国家建设,吸收了 "龚魏"的边疆建设方略。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黄兴和章太炎的"排满革命"登上历史舞台,发动武装革命来推翻清王朝,创建共和国的中国,具体方略则为东南沿海的边疆革命方略,忽视了非汉族群聚居的西北陆地边疆。吴禄贞正在此时,从长江中游的武汉穿越东南海疆,东渡日本留学陆军士官学校,并与孙中山、唐才常、梁启超交游,投身自立军起义。吴禄贞毕业回国后又与黄兴交游,在武汉和长沙进行革命聚义。革命党人吴禄贞北上入职清廷中央练兵处,结束了他的东南革命。东三省爆发的日俄战争刺激清王朝进入预备立宪的新政阶段,边疆危机为前奏的国家和民族危机引发了清末中国改革与革命的双重变奏。1906年上半年,吴禄贞跟随理藩院尚书肃亲王善耆考察内蒙东四盟,亲历亲见了已经变为蒙汉杂居的传统塞北边疆,对内蒙东四盟进行了现代性的社会调查《东四蒙古实记》,并制定了一套经营蒙古的战略改革方略《经营蒙古条议》。吴禄贞以西方民族国家的观念来思考清王朝的边疆危机,依据近代国家主权、领土、人民的要素制定蒙古地区的改革方略。1906年下半年,吴禄贞得到练兵处的派遣穿越中原前往西北新疆的伊犁调查军政,而日本陆军少佐日野强和俄国陆军上校马达汉分别接受各自国家参谋部的派遣,与吴禄贞同时出现在中国西北边疆。吴禄贞的《沿途日记》与日野强的《伊犁纪行》及马达汉的《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互相参证,反映了民族国家国际体系和清王朝视野交互下的西北边疆历史面貌。1907年,东三省继新疆建省、台湾建省后从军府制变革为行省建制。吴禄贞以军事参议的官职跟随首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来到奉天任职,随后奉派前往吉林省延吉厅调查吉林与韩国界务。朝鲜与清王朝的宗藩关系在日本控制朝鲜主权后逐渐解体,两国的边界图们江经过重新确认而遗留江源边界的争议。日本随即寻找各种伪证制造"间岛问题",图谋侵占中国延吉厅领土。吴禄贞针对日本制造的"间岛问题",运用测绘等各种近代地理科学技术和近代社会调查手段勘查了延吉的历史、政权建设、地理、韩民越垦和入籍中国的历程以及吉韩界务的交涉历史,把日本提出的伪证一一推翻,证成延吉为中国领土,为清王朝提供了维护国家主权的依据。1907至1909年,吴禄贞先后任职吉林边务帮办和吉林边务督办,驻扎延吉厅,与日本在延吉非法建立的"统监府间岛派出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抵制日本对延吉中国主权的侵犯,同时展开各项内政建设,以民生为本确立越垦韩民的中国国民的法律地位,并参与清王朝中央外务部与日本的谈判,终于使日本在《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承认图们江国界,延吉厅为中国领土。吴禄贞在延吉的边疆建设以近代主权国家的原理依靠国民推进了边疆中国的近代国家建设。纵观革命党人吴禄贞的一生,身处清末改革与革命争锋的时代,在日本接受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洗礼,既有参加东南革命又有参加西北边疆建设的历史际遇。吴禄贞从最初的"排满革命"到经历内蒙东四盟、西北陕甘、东北延吉的边疆调查和国家建设,其国家疆域空间的观念比较孙中山、黄兴、章太炎更接近历史和现实,接上了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脉络。吴禄贞以革命党人和清王朝的官员双重身份,通过边疆建设追求中国现代国家的国家建设。吴禄贞深度介入了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体现了民族主义潮流中中国由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型历史进程中的历史连续性。

党为^[9]（2010）在《近三十年来的美国清史研究：以新清史为线索》文中指出199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界出现了被他们称为“新清史”的研究思潮,其主要目标在于重估清帝国长城内外,包括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等广泛领域内的历史,至少具有三个鲜明的核心特征：一,质疑清廷及满族的“汉化说”,强调清朝的满洲特质,重视民族关系的研究,认为正是清廷的少数族背景,使得它能够超越传统的夷夏观,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长城内外的一体融合,从而为现代中国留下了最大的政治遗产——多民族聚居的广袤领土；二,进而质疑清的“汉本位”王朝说,反对清对外关系中的“朝贡体制”观点,强调清廷处理周边关系的多样性的同时,认为清帝国也与当时世界上的其他帝国进行着毫不落后的竞争；三,在对内反“汉化”和对外反“汉本位”的立场下,对少数族和边陲地带的关注使得原来处于历史研究视野边缘的群体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妇女、胥吏等。“新清史”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学术基础,即中国大陆的各种历史档案等原始材料与实地考察访问机会对美国学者的开放和强调中国内部因素的反西方中心论的“中国中心观”的兴起,最晚都可追溯到1980年代初。1980年代以来的清史研究,在不断扬弃旧研究方法和观点中,发掘着新的研究对象和资料及中国“内生”的历史动力,是“新清史”当然的准备阶段。同时由于柯文、黄宗智等学者已经对1980年代以前的美国清史研究状况作了杰出的总结。因此,文章对美国清史研究的论述从1980年代开始,并以其与“新清史”的联系为线索。美国新清史的研究,由于具有在“纵横”上将中国分为不同层面和区域,“内外”上将清朝放入世界背景中,“上下”上关注边陲地带和族群关系等特点,从而具有了既向综合也向细化无限扩张的趋势。因此,必须对论述对象有所取舍,这样文章将主要集中于专着和文集,只有前两者不能满足论述需要时才补充以必要的期刊论文。文章将1980年以来的每一次“新”突破或“新”推进作为一个专题,同时也是论文的一章展开。为论述清晰计,章内又基本以重要论着出版时间为序进行述评。如此,大体上分为：民众史、经济史、精英史、法律史、城市史、民族史、外交边疆史和妇女史等,共计八个专题（章）。其中后三章集中体现了新清史的三个核心特征,而属于相对传统的研究领域的前五章既是新清史的准备阶段,又在发展中与新清史交织在一起,成为新清史的一部分。第一章“民众之作为群体”,论述了清代民众群体事件史研究,包括华北农民的求生策略的生态根源分析、义和团运动的民间文化要素、清末新政时期的农村反抗、民众叛乱的宗教动力和东南沿海的海盗研究等,强调这一切都源于中国的内部动力机制,打破了原来的冲击-反应解释模式。这些都为新清史的兴起提供了学术氛围和一定的方法论准备。第二章“‘新经济史’中的清代”。在注重世界背景和制度分析的世界“新经济史”潮流中,学者们重估了西方入侵前的中国经济。黄宗智教授深具影响地挪用了“内卷化”概念将中国经济定性为“没有增长的发展”,而濮德培的湖南经济研究则证明清代国家不仅在经济上有所作为而且达臻传统国家的最大经济潜能。高家龙的企业史研究关注的是中国经济中的帝国主义因素,曾小萍的盐业研究考察的是中国传统要素,前者打破了原来在华帝国主义的同质性假定,后者则证明了传统因素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王国斌和彭慕兰将中国经济置入世界视野下,证明中国经济甚至领先同时代的西方,驳斥了中国要为自己在近代被西方侵略负责的观点。曾小萍和王国斌等在清代财政和粮仓制度的考察中,揭示了清代国家在财政和食物储备上的成就。这里,新经济史所体现的中外比较的世界视野恰恰也正是后来新清史的基本视角。第三章“‘新’官方史——18世纪清代国家与精英研究”,考察了美国学者对西方入侵前的中国国家的研究。与前两章一样,在新材料的刺激下,学者们重新评估了中国国家的政治和精英阶层。由于18世纪的中国既是当时世界上仅有的“盛世”政治-经济体,也可能埋下了此后中国衰落的种子,因此这一时段的中国历史吸引了许多学者的目光。而同时,18世纪中国研究不仅是新清史的直接来源,也是新清史的重要特点之一。第四章“司法档案里的清代社会”,指出主要在黄宗智的倡导下,中国法律史研究从制度史的研究过渡到了法律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在大量存世的清代基层司法档案和中央存档中,学者们发现了一个活跃的“民法”社会,不仅打碎了关于中国传统法律只有刑法没有民法的论断,也借以复活了讼师、胥吏和妇女等原来历史研究中边缘人群的历史。虽然黄的研究不属于新清史范畴,但其追随者基于法律文件的社会史研究却已属于新清史关注边缘人群思潮的一部分了。第五章“新观点下的清代城市”。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不仅揭示了中国传统城市的经济活力和民间团体的活跃,也引发了关于“公共领域”等西方理论在中国研究中的适用性问题大讨论。关于承德的研究,作为新清史的典型案例,论证了承德在清代帝国建构中的独特作用,提出了新清史中关于清代皇帝的多重身份和帝国多元性的典型观点。梅尔清的清初扬州研究,则展示了清代城市的文化史维度。在这一章的论述中,美国学者实现了对清代城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样本式还原。其中,罗威廉和梅尔清的研究分别体现了新清史的世界史视角和注重清前中期史的特点,而承德研究则直接就是新清史最具理论色彩的部分。从第六章开始,进入新清史应该毫无争议的部分。第六章“满洲及清代族群研究”,是新清史的第一个核心特征的集中体现。学者们强调正是满洲特质使清王朝在中华帝国序列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彻底融合了长城内外,为现代中国国家留下了一个多民族的大一统政治遗产。第七章“外交与边疆史：清帝国主义?”在全球史视野下,美国学者将清帝国置于同时代的国际帝国竞争环境中,研究了清帝国在外交事务和中亚地区等方面与西方帝国主义进行的竞争,认为清帝国与当时咄咄逼人的英帝国、俄帝国等一样都是谋求殖民和扩张的帝国形态,从而为当代中国国家留下了一个广袤的领土遗产。汪荣祖先生和部分美国学者对这种比附进行了严厉批判。我们必须警惕其这里及前面的族群研究中可能的政治影响。第八章“能动的清代女性”。在新清史的去中心倾向和少数族裔女性对西方女性研究中的白人女性立场不满的双重影响下,西方中国学者在对中国女性的历史研究中率先实现了关于传统社会架构下妇女权力新认识的突破。尽管有局限于上层的弊端和过度诠释的嫌疑,她们的研究依然揭示了中国清代妇女在清初的多姿生活、中期的社会中心地位和晚期的顽强人生态度,实现了对清代妇女群像的刻画,颠覆了关于传统中国妇女备受压迫的悲剧形象。“结语”部分,笔者主要对美国的新清史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和批评反思,并在最后探讨了一下走出西方话语的可能,给出了一个谨慎乐观的结论。

刘丽,胡槿,杜华^[10]（2009）在《2008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文中研究说明

二、蒙古近代历史档案资料述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蒙古近代历史档案资料述略（论文提纲范文）

（1）满汉融合视角下的清代奴仆法规研究（1616-1795）（论文提纲范文）

（3）清朝中前期对东北滨海边疆地区的边民管理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民国时期阿拉善旗与宁夏省纷争考察 ——以磴口问题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清代东北旗人生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 ——以九边处处蹄痕的吴禄贞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9）近三十年来的美国清史研究：以新清史为线索（论文提纲范文）

四、蒙古近代历史档案资料述略（论文参考文献）

• [1]满汉融合视角下的清代奴仆法规研究（1616-1795）[D]. 宋兴家.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黑龙江蒙古族古籍考录[J]. 王佳. 辽宁省博物馆馆刊, 2020(00)
• [3]清朝中前期对东北滨海边疆地区的边民管理政策研究[D]. 陈诗兰.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民国时期阿拉善旗与宁夏省纷争考察 ——以磴口问题为中心[D]. 朱浩.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5]“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D]. 宋以丰.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6]清代东北旗人生计研究[D]. 欧阳琳.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2)
• [7]清代北部蒙古游牧经济研究的基本成果与史料梳理[J]. 阿鲁贵·萨如拉,J.Kh.乌仁高娃. 中国边疆学, 2016(02)
• [8]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 ——以九边处处蹄痕的吴禄贞为中心[D]. 王鹏辉. 华东师范大学, 2014(06)
• [9]近三十年来的美国清史研究：以新清史为线索[D]. 党为. 华东师范大学, 2010(12)
• [10]2008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J]. 刘丽,胡槿,杜华. 近代史研究, 2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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