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作风，强化服务

一、转变作风 加强服务（论文文献综述）

李晓霞^[1]（2021）在《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内集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加强自身思想建设,推进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法宝。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科学化的关键是在把握和运用规律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并完善其内部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使党内集中教育的各个环节、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更加符合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使党内集中教育呈现出科学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提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这个问题,不是对以往党的思想建设经验和成效的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我们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发生重大转变,给我们党与时俱进增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在新形势下如何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科学化水平就成为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本论文遵循“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这一总的逻辑理路展开。在研究过程中以对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基本概念和本质的把握为基础,围绕“如何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这一基本问题,搭建了以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和理论教育思想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回顾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进程,总结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提升的时代必然性,力图探寻新时代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的主要路径。本论文的正文总共包含五个部分的研究内容。第一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理论阐释。本部分内容旨在解决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依据是什么”“本质是什么”“意义是什么”的前提性问题。本文认为,在理论依据方面,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和理论教育思想是党内集中教育的理论源泉。在本质和特征方面,促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先决条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关键是把握和运用规律,落脚点是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还具有动态性、系统性、长期性等基本特征。在现实意义方面,促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有助于提升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有助于筑牢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有助于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助于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第二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进程。本部分内容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共计22次的党内集中教育,从背景、目标、内容、形式、过程、成效、特点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试图回答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从哪里起步”“经历了什么样发展”的问题。本文认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起步于思想建党基本原则的确立,历经了奠基与开创、继承与曲折、创新与发展、完善与深化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三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经验。本部分内容总结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基本经验,试图回答我们党在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过程中应该遵循“哪些经验和规律”的问题。本文认为,党内集中教育的本质和特征是“贯彻思想建党方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根本追求是“推动党的自我革命,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坚持实事求是,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成效检验的方法和标准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树立实践检验的根本准则”;根本保证和重要保障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第四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提升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本部分内容立足国情、党情、世情的新变化,从三个维度深入探讨了新形势下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发展“是否必要”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能够为我们党统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提供重要思想保证,能够为我们党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建新布局提供重要抓手,能够为我们党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强大精神支撑。第五部分,守正创新: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本部分内容从优化和完善党内集中教育的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出发,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要在新形势下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就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在准确把握党的思想建设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明确目标定位,以认清党内集中教育的历史方位;优化内容体系,以丰富党内集中教育的内容结构;健全体制机制,以规范党内集中教育的过程管理;创新方式方法,以拓展党内集中教育的开展形式;构建评价体系,以加强党内集中教育的成效评估。总之,要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就要在准确把握党的思想建设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需要,与时俱进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推动党的自我革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

刘华超^[2]（2021）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纵观世界政党政治340余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170余年的历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强弱都是政党生存与发展乃至执政长久与否的关键驱动。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上一些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表明,无论是通过和平选举手段上台执政的政党,还是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都会因执政理念僵化、执政基础萎缩、执政方式落后等造成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党的执政能力退化不仅会引发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甚至会带来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政党执政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只有始终围绕党的建设主线,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化解和抵御执政风险与挑战,有效应对“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自于历史,是人民的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当前,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说明,党的执政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党能否破解政党执政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难题,跳出政党执政的“塔西佗陷阱”、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等,仍然需要接受时代地拷问和检验。因此,在世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巩固和维护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从创建到执政,其执政理念、执政方式都在因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和改进完善。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也随之日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结合党执政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新考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持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基于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要求全党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积极推进党的执政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和功能,又具有其自身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党的执政转型,党的执政转型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一是必须清楚政党与执政党、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充分认识和把握“三大规律”。二是必须要围绕执政能力的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之中,创新执政理念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意在重点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厚植执政基础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基,旨在明确靠谁执政的问题;完善执政方式是党执政能力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主要回答怎样执政的问题。三是必须要十分清楚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其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总体而言,首先从理论层面理清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等,对弄清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靠什么进行长期执政,以及如何在未来继续长期执好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若从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局部执政活动算起,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是党的局部执政时期。在这22年的局部执政实践当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和党的建设经验,为党执政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难得的执政人才,为党执政作了充分准备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党22年局部执政实践当中,由于长期以农村为基础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它部分地塑造了党在意识形态和执政信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党执政后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快速得到恢复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党的执政地位日益稳固,党的执政取得显着历史性成效。党的八大系统总结了执政7年以来的经验与不足,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但是,随后由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和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误判,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于是,通过频繁开展群众政治运动、消灭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也就成为了当时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和主要方式。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权力被过分集中,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逐渐发生异化,政党国家化倾向日趋明显,并最终演变为以党代政。后又经两年徘徊时期,在异化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思维支配下,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被严重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究其根源在于,一是由于此前党长期处于农村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之中,党在全面执掌国家政权以后,仍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方式进行治国理政。二是作为执政党,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执政地位的需要,党希望能够简单通过继续保持自身的革命性质、品质和精神,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来彻底完成社会革命任务。但作为执政党,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既是缺少执政经验的表现,也是执政能力有所不足的表现。其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有序发展,而是“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外的滋长蔓延。其直接表现即是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被过分强化和不适当运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标志着党的执政和执政能力建设进入了新的转型发展时期。党在改革开放前经历的重大执政挫折,使党坚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通过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同时,它也使党充分认识到,只有牢牢抓住党的建设主线,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自我革命、人民衷心拥护、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党鉴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民主与法制被践踏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国外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国内外不断变幻的执政环境与形势,党希望能够通过不断推进深化改革、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来正确处理和规范党与政府的关系,并逐步推进党由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思维和方式治国理政的党,向注重实现“四个自我”,崇尚法治和制度之治,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党转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便开始着力恢复和重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并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目标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树立强有力的国家法律与制度权威,并用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法制体系规范权力运行,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真正确保权为民用和实现依法、科学、民主执政,同时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执政环境、执政考验,新时代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在已有丰富执政经验和充分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出发,适时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这不仅是党在新时代对执政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积极回应,更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执政转型的最好体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立足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这条主线,积极创新党的执政理念、厚植的党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继续深入推进党的执政党转型。新时代,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最终旨归在于要彻底杜绝“左”的泛政治化运动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任意践踏,更加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和制度体系,注重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进而实现制度治党、制度治国与制度治权的“制度之治”。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科学、依法、民主执政,就是要彻底改变以往几乎完全由党和政府包揽主导一切,过多依靠党和政府政策与科层官僚化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和行政命令进行治国理政的方式。旨在突出强调党作为执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的核心作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网络化治理主体的横向协同与纵向垂直联动。因此,新时代党作为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团结各方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满足多元诉求、维护各方利益,更加主动采取通过共同协商、拓宽参与渠道、倾听人民声音、科学制定政策、强化执行监督等,以此来不断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得失可以发现,一个政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关键在于这个政党能否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而合理有效地推进自身的适应性变革。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由于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特殊角色担当,在充分汲取党以往执政经验和教训,以及国外一些政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因执政能力退化而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是推进执政转型的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二是要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其中,完善党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三是要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新时代党要始终坚持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要始终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和坚持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同时,还要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人”就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各级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锻造党的执政人才队伍,就是要始终坚持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不断健全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完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科学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以便形成良性循环的选才用才氛围和政治生态,让真正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脱颖而出。最后,要始终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断提高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综合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进而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尚明瑞^[3]（2021）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在旷日持久的国际人才竞争中,谁赢得了青年,就赢得了未来和希望。如何在西方中心主义甚嚣尘上的背景下,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逐渐成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研究,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社会普遍关注的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借助现代集成创新的思想、理论、方法,从历史足迹中探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逻辑可能,从时代境遇中考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现实之需,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框架体系,按照“施教”与“受教”并存的逻辑理路,从七个方面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路径与保障措施。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为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可能性、具象性和目标性提供了理论支撑;贝塔朗菲的系统论、马可·伊恩斯蒂的集成创新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兼容并蓄思想以及教育学中的整体性教育理论等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集成创新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就,日渐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构成元素,为今后的进一步集成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诸如,基础理论支撑度不强、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共识度不高、内容的“碎片化”、方法的协同性差等问题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内在动力。如同芯片集成一样,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诸多构成要素实现优化组合集成创新需要一个集成母版。“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背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脚踏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面向教育发展的美好未来,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现集成创新最理想的集成载体。在此基础上,按照思想政治教育的施教过程和受教过程的逻辑进路,构建了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框架体系。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全部要素,是集成创新的内容,涵盖了目标体系的集成创新、任务体系的集成创新、学科体系的集成创新、课程体系的集成创新、教学体系的集成创新、教学评价体系的集成创新等。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如何实现,就是要在继承创新的基础上,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大格局、倡导思想政治教育“三全育人”的大思政、建立马克思主义大学科、依托现代信息化大数据、构建全国性思想政治教育大平台、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的大环境、培育反映铸魂育人规律的大成果、实现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大目标。同时,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还需要有良好的保障机制。要进一步加强党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坚强领导,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在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中的关键作用。要进一步加大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财政投入力度,不断激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改革的动力。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监督管理水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研究,尝试性地把物理学科的“集成”概念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对“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概念做出理论界定,并进行了系统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的专业学术范畴,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空间,对于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价值和实践意义。

高云亮^[4]（2021）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文中指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问题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在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政治引领优势、统筹协调作用、资源整合功能是保证广大贫困村实现脱贫的重要动因,也是推动农村党建科学化的决定性因素。截止2019年底,我国已在533824个行政村建立党组织,覆盖率超过99%。1从基层党组织引领干部群众推进精准扶贫的实践来看,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形成鲜明的交互促进特征:一方面,贫困村的扶贫必须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来推动、组织、实施;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又为农村基层党组织以提升功能为重点的自身建设提供了良好平台。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工作已进入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战略决胜期,由于扶贫主体的自身能力因素、脱贫主体的内在动力因素、帮扶策略的试用匹配因素、扶贫保障的机制体制因素等方面的影响,精准扶贫的成效受到一定制约。在此种情形下,在今后的脱贫攻坚中如何才能有效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特定功能,如何才能强化农村党组织功能促进脱贫实效,如何理解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功能内涵,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如何实现等等,这些问题亟需提上重要日程,也是我们党巩固农村执政根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脱贫实现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从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演进来看,能够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下科学高效地推进脱贫攻坚提供经验借鉴。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组织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提高农村土地产出率,承接落实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工代赈政策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改善。扶贫开发阶段专门成立农村扶贫工作领导机构,增强了广大农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有效加强对农村扶贫工作的领导,承接落实贫困县独有的优惠政策,增强扶贫攻坚的驱动力。扶贫攻坚阶段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互促模式促进贫困人口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格局中形成攻坚合力,以“一体两翼”战略建立农户参与式利益协调,以“多予、少取、放活”的强农惠农方针确立利益协调的行动导向。新时代精准脱贫阶段主要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村委会主导、社会动员、群众参与的大扶贫工作格局,承接第一书记驻村制度安排,促进精准化脱贫与党的政策机制有效衔接,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典型做法,呈现出脱贫攻坚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战略性、资源开发与整合的统筹性、制度政策与利益诉求衔接的科学性等特征。我们党通过探索与实践,不仅使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贫困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显着加强,彰显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背景下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价值。从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内涵看,在对政党功能作用理论展开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村级党组织履行功能时呈现出直接现实性、动态不均性、相对变易性、权责限定性、权威内生性等基本特点,分类分析了影响村级党组织功能的历史选择因素、制度机制因素、利益结构因素、干部能力因素和服务保障因素,在本体层面、载体层面、中接层面、取向层面、职责层面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定位。以此为基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组织建设功能、经济发展功能、宣传教育功能、联系群众功能、整合动员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建设性地提出生态建设功能供理论研讨;通过对习近平在精准扶贫中关于村党支部功能重要论述的话语分析,析理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这一特定条件下发挥的核心领导功能、队伍建设功能、致富引领功能、宣传扶志功能、资源整合功能、基础保障功能等实际功能;阐明了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作用机制,为后文研究提供基本遵循。在对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时,一是以全国范围内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实现状况为标的,结合历史考察方法进行重点梳理。二是选取甘肃省陇南市、兰州新区的100个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调研对象,对其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状况开展实证研究。三是结合中观层面的功能实现状况和微观层面的调研走访结果,推证出精准扶贫进程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功能主体本位化、功能结构固有化、功能方式单一化、功能策略浅表化、功能保障低效化等主要问题,并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深入探究问题成因。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主要途径应当聚焦于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以多元化为引领,拓展功能主体。以加强扶贫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以加强扶贫公开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以加强扶贫领导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第二,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重点是: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第三,以多元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尤其是:坚持多元推动,统筹扶贫方式;坚持要素整合,统筹扶贫资源;坚持人才整合,统筹精英参与。第四,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必须着力于: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效;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第五,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持续壮大村级积累,持续健全协调体系,持续强化服务保障,为实现脱贫攻坚奔小康提供强大支撑。从现实来看,广大农村地区当下乃至今后两年的扶贫攻坚工作具有极端特殊性:既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收官阶段,也是既有脱贫成果的检验巩固阶段;既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决胜阶段,也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现代化农业发展体系的布局强基阶段。值得指出的是,全面小康是一个大的历史范畴,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维建设的有机统一,也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结果和归宿。因此,精准扶贫思想的最大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针对脱贫攻坚实践的指导意义,而在于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为统率,促成路线、方针、政策、举措、治理能力、具体工作等全方位的精准化,从根本上提升发展效能。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彰显农村党组织的功能,以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着力点,带动农村“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立体、科学、渐进地融入全面小康社会。

韩小伟^[5]（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研究》文中提出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我国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一项重大举措。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中央单位立足部门资源优势,结合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连片特困地区实际,通过各种渠道方式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对于践行党的宗旨、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基层群众、培养锻炼干部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对于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改善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论文运用实证研究、系统研究、综合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立足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以国家有关政策文件为指导,参考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视角,对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政策理论、重大意义、历史进程、工作实践、基本经验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总结,并对2020年以后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进行了前瞻性思考。具体来说,文章由六个部分构成: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论文的创新及不足之处等问题。第二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概述,主要阐释了中央单位、社会扶贫、定点扶贫、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等相关概念;揭示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重大意义,即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是“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的组成部分,是加大对老少边贫地区扶持力度的举措,是帮扶单位贴近基层、了解民情的途径;系统梳理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历史进程。第三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理论基础,主要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视角,对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阐述。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主要包括反贫困理论、公平正义理论和社会保障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主要包括共同富裕理论、共享发展理论和扶贫开发理论。第四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主要领域及案例,主要从基础设施建设扶贫、产业扶贫、技能培训扶贫、教育科技文化扶贫、健康扶贫和网络扶贫等六个领域,对中央单位在各个领域开展定点扶贫的由来、内容和典型案例等进行了归纳和举例。第五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经验,主要从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干部培养相结合等5个方面,全面总结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要求和实践经验。第六章是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对策思考,主要是基于2020年以后中国反贫困工作重心转向治理农村相对贫困的背景,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强调要发挥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部门优势,即发挥中央单位的政策、资源、规划、人才和技术等优势;强调要构建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即构建由党委领导机制、政府主导机制、群众参与机制、组织协调机制、资金投入机制、考核评价机制等内容构成的长效机制。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起步阶段、展开阶段、深化阶段和完善阶段等4个阶段,分析了每一个阶段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宏观背景、政策依据、主要任务和基本特征;二是全面总结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经验,即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与扶智扶志相结合、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与加强干部培养相结合;三是对2020年以后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进行了前瞻性思考,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强调要发挥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部门优势,构建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曹新安^[6]（2020）在《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城市社区党建是中国特色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在基层的鲜明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把城乡社区党组织建设成为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推动改革发展的战斗堡垒。这一指示要求为新时代城市社区党建指明了方向。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有助于深度实践习近平新时代基层党建思想,有助于巩固党在城市基层的执政基础,有助于推进城市社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实现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当前看,我国城市社区党建在实践上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在构建规范化的社区党建制度体系方面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切实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动城市社区治理走向现代化,是当下和未来一段时期城市社区党建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立足新时代的大背景对中国城市社区党建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主要通过六章内容展开论证:第一章为绪论。本章围绕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和创新点进行阐述,在文献综述上,以梳理分析国内学术界的主要研究成果为主;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辩证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为主,从选题和观点两个维度进行了一定创新。第二章为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概述。通过概念界定和内涵分析,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这一概念,辨析了新时代城市社区党建与传统城市基层党建的区别联系,探讨了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目标、特点、原则、功能、价值等基本维度。第三章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理论基础。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基层党建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层党建思想,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基层党建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国城市社区党建实践具有指导价值,这些思想中蕴含的理论精华成为构建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理论渊源。第四章回溯了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历史轨迹。聚焦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初步萌芽、形成发展及纵深推进三个阶段,探讨了我国城市社区党建从1949年建国到2019年末共计70年的发展历程,并据这段艰苦历程提炼出我国城市社区党建发展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现实境遇。一方面,阐述了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城市社区党建工作面临的战略机遇,如何把握这些机遇考验着基层党组织的党建能力。另一方面,点明了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工作面临的主要困境,如何破解这些困境成为新时代城市社区党建的努力方向。第六章探讨了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基本路径。主要体现在五个维度:其一,以大党建思维为牵引,推进理念创新。其二,以优化顶层设计为统领,推进政策创新。其三,以织密组织之网为要务,推进组织设置创新。其四,以夯实基层基础为动力,推进工作方式创新。其五,以深化融合联动为导向,推进工作机制创新。

肖泽宇^[7]（2020）在《秦皇岛服务型海事建设研究》文中指出服务型海事是我国新时代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一部分,本文主要是服务型政府建设普遍性的前提下,关键研究服务型海事建设的特殊性。本文选取秦皇岛海事局服务型海事建设作为研究对象,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新公共管理理论、服务型政府理论作为支撑,分析了秦皇岛海事局在服务型海事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为适应新时期发展进一步深入细化服务型海事建设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在对秦皇岛海事局服务型海事建设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从而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服务型海事建设的对策。论文首先梳理了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以及服务型政府理论的基本内涵;其次在总体调查了秦皇岛海事基本现状的前提下,为了达到研究的目的文章采用了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文献研究法,通过对文献资料、案例研究以及秦皇岛服务型海事建设研究分析,进一步了解秦皇岛海事局基本情况、秦皇岛海事局服务型海事取得的成绩和秦皇岛服务型海事建设主要存在的问题组成。再次重点分析了秦皇岛服务型海事建设中问题的成因。从不完全重视相对人需求、缺乏主动融入地方的意识、服务型海事的内涵没有牢固树立、海事公共服务队伍不健全、服务型海事建设软硬实力发展不协调、基层党建工作没有形成长效机制六个方面进行阐述;最后在深入分析原因的基础上,紧密结合秦皇岛海事建设实际情况,从进一步转变思想认识、建立主动融入地方的意识、明确定义服务型海事内涵、加强海事公共服务队伍建设、注重服务型海事软硬实力协调发展、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六个方面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李林鹏^[8]（2020）在《村干部作风建设研究 ——以温州市B区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村干部是农村工作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组织者、推动者、执行者。村干部的作风好坏,影响着乡村振兴战略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现,关系到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执政基础和政治威信。然而当前村干部作风简单蛮横、侵占群众利益、生活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现象多发,村级组织腐败形势严峻,村干部作风建设问题不容乐观。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农村基层作风巡察工作不断推进,如何更好地加强和改进村干部作风建设,不断提升村干部工作的能力和素质,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一项重大的现实课题。本文以A市B区村干部作风建设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等研究方法,以村干部作风建设的相关概念和基础理论为研究起点,对A市B区村干部作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即村干部选人用人未把好作风关、村干部监督机制缺失、农村基层村务公开制度建设不到位、农村基层作风巡察制度不健全,总结归纳出导致A市B区村干部作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的原因,即思想认识不到位、服务意识不强、能力素质不高、法治意识淡薄。针对A市B区村干部作风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从村干部主体、外部监督机制、巡察工作等视角出发,提出提高和完善村干部作风建设的对策。一是锻造过硬的村干部思想作风,增强为民服务意识。加强思想教育;主动践行群众路线;强化法规法纪教育;提升自身能力素养。二是完善选人用人制度,严把作风关。创新村级干部选拔机制,村干部选拔引入“作风测评”;加强村干部日常管理,以科学测评推动作风建设;探索激励保障机制,建立“廉政年金”制度。三是构建多方协同的监督制约机制,促进作风转变。强化上级监督;完善不同村级组织间的互相监督机制;完善村务公开工作机制;强化村民民主监督意识。四是完善农村基层作风巡察制度。提高巡察能力水平,推进作风巡察工作专业化;提升改进巡察方式,完善合作联动机制;发挥出成员单位的牵头治理作用。五是推动“清廉村居”建设向纵深发展。探索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规范村级小微权力,推进“三单贯通”。

宋本森^[9]（2020）在《反腐新形势下公职人员思想作风转变及其影响》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入,“苍蝇”、“老虎”纷纷落马,让人拍手称快。政治生态净化、群众满意度提高、公职人员队伍面貌焕然一新,可以说反腐成绩斐然,但我们也清晰的认识到,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复杂,构筑公职人员不想腐的“堤坝”依然任重道远。本文聚焦公职人员思想意识层面,以十八大反腐力度增大为背景,展开论述。第一章主要阐述反腐败斗争形势变化,从历代领导人的反腐倡廉理论实践入手,引入新时代反腐形势的变化;第二章对反腐新形势之下公职人员思想作风转变展开叙述,聚焦公职人员对学习、工作、群众态度变化,勾勒出公职人员的新风貌;第三章通过一些例证,讨论公职人员思想作风转变带来哪些积极影响;最后一章,主要是针对如何持续转变转变公职人员思想作风,提出几点意见。我们都知道,“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要彻底转变公职人员的思想作风,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本文创新之处在于有别于以往高深、全面的理论研究,把焦点放在公职人员群体,剥离公务员职业的外在光环,单纯从工作的角度来论述公职人员对工作、学习态度变化,来研究思想意识层面的变化,结合本人职业和经历,研究和论述没有“高大上”,只有“接地气”。

郝丹梅^[10]（2020）在《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张闻天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张闻天早年投身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经过五四时期先进思想的洗礼,张闻天在“五卅”运动的革命风暴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他积极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和为党为人民无私奉献的革命生涯。延安时期是张闻天革命生涯中的重要时期。张闻天领导和参与党的各项重大工作实践,为实现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转变,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为这些历史贡献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撑,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宝库。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思想来源、时代的实践需求和良好的个人条件。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工作基本理论、中国共产党早期思想政治工作重要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加强党员队伍思想建设、清除“左”右倾路线错误,实现全民族抗战的理论武器,是张闻天长期坚持理论学习和担任领导工作丰富经验积累的必然结果。张闻天的思想认识在经历遵义会议前的重要转变的基础上,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的进一步反思,最终转变到以毛泽东为代表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正确轨道上来。张闻天的思想转变为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张闻天在党内职务的变动促成了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重心转变。遵义会议至六届六中全会前,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决定了这一阶段其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主要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展开;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和干部教育处处长,因而这一阶段其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主要以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为中心来进行。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主要依托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等干部院校,借助《斗争》《解放》《共产党人》等报纸刊物,采用报告发言,利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马列经典着作、中级读物和辅助读物等教材文本为实践载体,在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理论原则、党的绝对领导的党性原则、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原则下,运用说服教育、实践锻炼、自我批评等重要方法,形成了以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为核心内容,解决人民群众迫切要求为根本出发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任务,坚持路线和策略教育为主线的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丰富内涵。延安时期张闻天不仅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系统理论,而且将其贯穿于党建工作、军队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文化运动、青年运动等诸多重要实践领域,为推进党的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呈现出科学性、务实性、前瞻性的理论特色。这一理论不仅在丰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充实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宝库、推进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三个方面做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而且对推进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今天,在经济全球化越发深入,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国际背景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内背景下,立足新的时代要求,借鉴延安时期张闻天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重点应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二是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三是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守党的中心任务,四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魅力,从而为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坚强有力的思想保证。

二、转变作风 加强服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转变作风 加强服务（论文提纲范文）

（1）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秦皇岛服务型海事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村干部作风建设研究 ——以温州市B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反腐新形势下公职人员思想作风转变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0）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转变作风 加强服务（论文参考文献）

• [1]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D]. 李晓霞.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2]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D]. 刘华超. 山东大学, 2021(11)
• [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研究[D]. 尚明瑞. 兰州大学, 2021(09)
• [4]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D]. 高云亮. 兰州大学, 2021(11)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研究[D]. 韩小伟. 吉林大学, 2020(03)
• [6]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研究[D]. 曹新安. 吉林大学, 2020(03)
• [7]秦皇岛服务型海事建设研究[D]. 肖泽宇. 燕山大学, 2020(06)
• [8]村干部作风建设研究 ——以温州市B区为例[D]. 李林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4)
• [9]反腐新形势下公职人员思想作风转变及其影响[D]. 宋本森.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20(02)
• [10]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D]. 郝丹梅. 西安理工大学, 2020(01)

标签：思想政治工作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政治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