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英雄的由来》出版

一、《蒙古英雄史诗源流》一书出版（论文文献综述）

仁青措^[1]（2021）在《《格萨尔》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人类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及影响,教育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任务,通过经典故事、史诗找到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作为载体传播和引导人们学习。《格萨尔》作为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英雄史诗,是反映古代藏族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史诗描述了以格萨尔为主的英雄们的伟大业绩,其精神教育了后世,人们以其中的真、善、美思想作为价值观,以格萨尔等英雄们为道德楷模。本研究试图挖掘《格萨尔》中的教育思想,总结其中的教育内容,揭示其独特的教育价值。本文运用阐释学的方法和文献研究法,分析了主人公格萨尔的教育个案,研究史诗中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了解其中的教育意义,从而形成对史诗中的传统教育较为系统的认识,进一步丰富传统文化教育的相关研究以及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对当今教育的启示。在教育学中,人的身心发展通过遗传、环境和教育的共同影响和个体的实践来完成。《格萨尔》中英雄的教育正是通过古代藏族部落社会文化的熏陶,在神的指引下,在教育的帮助下,通过个人内心的冲突和身体的磨练达到德性和智慧的完善,个性的发展,从而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格萨尔聚集所有英雄美德于一身,在史诗中是美德和智慧的化身,他和史诗中众英雄的精神至今仍有教育意义。

阿拉腾奥其尔^[2]（2020）在《卫拉特蒙古史研究述评（1949—2019）》文中研究说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并形成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章在概述中国卫拉特蒙古史研究发展历程及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对中国卫拉特蒙古史研究的发展和进步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届"全国卫拉特蒙古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中国卫拉特蒙古史研究的重要学术园地——《西部蒙古论坛》做了全面介绍。

郭靖宣^[3]（2020）在《“三少民族”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文化异彩纷呈,且少数民族文学始终以其独特的风格盘踞重地,并自成体系。新中国的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文学创作及文学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我国北方三个较为独特的民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习惯称“三少民族”）的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都得到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即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草原文化研究在学术界的异军突起,作为草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三少民族”文学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本论文分为三章,第一章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下的“三少民族”文学研究,对我国七十年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进行了梳理,同时对“三少民族”文学的整体发展进行了总括;第二章“三少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对三个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第三部分是第三章“三少民族”作家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对这三个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研究成果进行了述介;最后一部分是结语,重在“三少民族”文学研究整体概况的总结和问题查摆。

乌日汉^[4]（2020）在《哈斯宝、毛宗岗人物塑造理论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哈斯宝是蒙古族小说理论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论家、翻译家。他学习借鉴金圣叹、毛宗岗等小说理论家的丰厚理论,有力推动了蒙汉文学交流的同时,丰富了蒙古族文论遗产。毛宗岗是生活于清初的文学批评家。他对《三国演义》的评点成为中国小说批评史上的经典,上承金圣叹,下启脂砚斋、哈斯宝,影响深远。本文从小说人物塑造技巧入手,比较研究了哈斯宝和毛宗岗在人物形象创作思想上的异同。根据文学发展的继承与创新规律,将哈斯宝创作技巧、思想内涵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比较研究,对把握哈斯宝学习借鉴中国古典小说理论的轨迹以及挖掘其文论的独特性有重要意义。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论三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简单梳理明清小说评点概况以及毛宗岗、哈斯宝研究的相关问题。正文分为四章内容,前三章分别从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关系设置和人物出场安排等方面详细论述哈斯宝和毛宗岗在人物塑造技巧上存在的异同。第四章通过比较哈斯宝和毛宗岗在人物形象创作思想上的异同,总结出哈斯宝在学习借鉴金圣叹、毛宗岗等评点家的评点传统的同时,以独特的见解扩充并提升蒙古族小说批评内涵,构建了蒙古族小说文论。

黄秋硕^[5]（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齐敖包^[6]（2020）在《辽宁蒙古贞版《格斯尔》研究》文中提出无论是《中国史诗百部工程》项目还是八省区《格斯尔》工作小组,目前都没有对辽宁蒙古贞版《格斯尔》做出系统的研究。作为除内蒙古自治区外蒙古族人口聚集人口最多的省份,辽宁蒙古贞版本《格斯尔》应属我国“格斯尔”研究的重要一环。本论文系以辽宁蒙古贞格斯尔奇齐铁红在2016年录制演唱的音频版《格斯尔》（182小时）为研究蓝本,以四章的篇幅对此版本进行了初步研究。第一章第一小节以动态的视角,分别介绍了辽宁蒙古贞地区人文地理状况以及蒙古贞部落在历史上的迁徙路线,借鉴日本民俗家柳田国男关于“民间故事流传中心”的理论,对蒙古贞史诗《格斯尔》的“迁徙路线”以画图的方式体现出来,并做简要分析。第二小节以静态的视角,从口头流传生态、宗教流传生态两点阐述了蒙古贞地区史诗《格斯尔》的流传生态。宏观来说,第一章以动静结合的视角,对蒙古贞版本史诗《格斯尔》流传、存在的背景场域进行了介绍。第二章从初始情境内容、史诗人物形象、史诗景观塑造与本土地理风貌的对比三个小节对蒙古贞版本《格斯尔》进行了研究。其中绘图与表格统计的显象表达,可以使史诗内容的奇特性在读者面前一目了然。第三章以文学理论方法为学理,兼用传统音乐学的方法对蒙古贞版《格斯尔》的艺术形式进行了研究,其中传统音乐理论的兼用更全面的体现了蒙古贞版本《格斯尔》的艺术特征。最后一章则从口头传统的表演,规矩的对蒙古贞版本《格斯尔》的演述进行了分析,归结起来,整篇论文对蒙古贞版本《格斯尔》研究,还是有待深入的。

王炎^[7]（2019）在《凉山彝族服饰符号系统在女时装设计中的应用》文中认为凉山彝族服饰古朴典雅、美观大方,富有审美情趣,是祖国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彝族人民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并发展了富有本地区本民族风格的灿烂的服饰文化符号形态,彝民族尚黑、崇火、敬日的传统文化特征,千百年来在宗教、习俗等方面的传统观念,文化结构中最深沉的心理积淀等,都可以在服饰中得到完美的体现。由于凉山天堑壑障的隔绝所造成的独特自然地理环境及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其古老的服饰文化特征和文化传统才得以完整保存。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人类的文明进程不断威胁、冲击着民族传统文化,全球化文明通过同化的方式正在摧毁民族文化,符号全球化正逐步延伸至各个角落,现代文明符号的冲击使得凉山彝族服饰文化宝贵遗产正面临消失的边缘。为了形成符号全球化的抵制力量,保护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已刻不容缓。凉山彝族服饰是彝族人的“精神故乡”,承载着凉山彝族世代相传的民族思想精髓和文化理念,是彝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符号学作为逻辑工具和方法论,来梳理凉山彝族服饰这一符号文化形态,并深入分析组成服饰符号形态的下级各类符号,如服饰色彩、服饰纹样、服饰款式和服饰配饰等,整理并提炼出最具代表性的服饰文化符号,以时间为轴追溯其符号源头、符号化过程、符号组合以及最终形成的符号系统,以概念为轴对其所指意义、内涵意义以及应用语境进行分析,以了解凉山彝族服饰的发展历程,解读凉山彝族服饰所隐藏的历史文化,探寻凉山彝族独特的审美意识。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中西方设计师在其系列女时装设计中应用中国民族服饰符号元素的现状,以具体案例阐述凉山彝族服饰符号在女时装设计中的演绎方式,探究两者相融合进行设计的应用方式,并尝试对彝族服饰符号在女时装设计中的应用进行应用实践,将其内涵意义引入现代女时装设计理念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时也希望本文的研究内容为今后凉山彝民族服饰符号的传承发展做出一定贡献。

庆歌乐^[8]（2019）在《蒙古族当代传统器乐合奏的分布格局与风格流派研究》文中提出蒙古族器乐音乐的发展与蒙古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相互间发展是同步的,相辅相成的,即形成了社会发展——歌曲、歌舞体裁发展——器乐发展的紧密逻辑关系。从人类乐器产生和发展的进程来看,打击乐器——吹奏乐器——弹拨乐器——弓弦乐器,依次产生并发展进步,呈现出共同规律,蒙古族自不例外,但蒙古族的乐器进化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从乐器方面来看,蒙古族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代表性乐器,深深镌刻着时代烙印与风格特征。笔者正是在总体认识和把握上述蒙古族乐器演变的前提下,按照历史朝代顺序,重点梳理蒙古族器乐尤其是合奏形式的发展演变线索。全文由绪论、正文（分为上篇与下篇）、结语和附录组成。上篇共分四章:以“蒙古族传统器乐合奏发展的历史轨迹”为总题目。第一、第二、第三章分别通过史书、游记、文人诗作,诸如《蒙古秘史》《元史·礼乐志》《清会典图》等重要历史文献以及考古学成就,回顾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与器乐文化现象,以找寻与蒙古族器乐合奏文化基因上的联系;了解蒙古部落的器乐合奏音乐活动和蒙古汗国时期“汗·斡耳朵”音乐的踪迹;梳理元朝、北元时期“汗·斡耳朵”音乐体制下规模化的元朝宫廷乐队、北元林丹汗宫廷音乐《番部合奏》《笳吹乐章》,对色彩斑斓的乐器种类、乐曲创作以及演奏家等做全面阐述,不乏与人文的、宗教的、民俗信仰的事项相联系;第四章在近现代蒙古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梳理蒙古族宫廷音乐——王府音乐——民间音乐之间器乐文化嬗变的历程。从民国初期蒙古族王府音乐与民间乐队两个社会音乐文化主流,到经济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的背景下蒙汉音乐交流、融合,是近代以来促进蒙古族器乐继续发展的主因;以当代乡村（牧区）、城市为两大音乐文化载体,概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农村（牧区）——城市——舞台——学校的存承空间里民间艺人与专业演奏家的互动、民歌改编与器乐曲创作、器乐演奏形式的新变化以及器乐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下篇共分四章:以“近现代内蒙古地区民间器乐合奏的风格流派”为总题目。对内蒙古三个地区的蒙古族器乐合奏展开调查与研究,是本文的写作重点,全文的核心,是论文形成最终结论的重要依据和前提。第五、六、七章分别论述当代蒙古族民间器乐合奏在科尔沁、察哈尔、鄂尔多斯三个典型色彩区的风格流派归属、分布格局特点,结合当代田野考察,整体描述各个部族的社会历史变迁、人文语境,具体分析各地的音乐形态、乐队编制、乐器组合、演奏技法、演奏风格、曲目面貌、演奏传统等;第八章通过蒙古族器乐文化的传承渠道、特殊机制以及现代学校教育传承渠道三方面,提出具体对策与建议,探讨蒙古族器乐艺术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通过横向比较找出蒙古族器乐合奏在三个地区的共性与差异,从民歌器乐化、变奏手法以及乐队形态三个方面进行规律性的总结。本文的论述从上篇的历时性考察到下篇的共时性比较,紧紧围绕乐器——乐队——合奏这条主线。重视蒙古族器乐音乐史料的梳理,关注当代蒙古族器乐合奏的现状;注重蒙古族乐器以及乐队合奏在其当代所属的文化语境中的涵义与定位。观照蒙古族器乐音乐的发展与社会转型、人文语境、社会功能、表演形态、音乐形态以及审美价值等方面的深层联系;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的结合,以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的写作方式为宏观描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研究方法主要以历史学、资料学、形态学方法为主,辅以比较音乐学、乐种学、民族音乐学、文化地理学、美学的研究方法。本文的创新之处:1、首次全面论述蒙古族器乐合奏的古代历史、近现代发展嬗变及对其当代内蒙古三个典型地区在曲目形态、乐队形态、风格特色、演奏技法、音乐美学内涵等方面的比较研究;2、对察哈尔器乐曲《阿斯尔》、科尔沁器乐曲《八音》的变奏手法进行形态学比较研究。以上对于蒙古族器乐艺术的研究领域、“后集成时代”少数民族器乐资料库建设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对当今的民族器乐曲创作、理论研究、民族器乐表演实践等方面具有促进作用。

李明奎^[9]（2019）在《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文中研究表明与中国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绩相比,相关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则略显滞后。简言之,目前中国环境史料的研究多集中于先秦、唐宋和明清几个时段的正史、方志、档案等文献史料的讨论,而于丰富的口述、实物和图像中的环境史料的关注稍显不足;此外,学界对域外文献、田野调查资料、自然科学观测数据等特殊环境史料的利用亦不多见;至于环境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与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果相比,则更显滞后。上述环境史料研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和本土化、国际化发展水平。鉴于此,本文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思考,以促进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构建和相关史料的整理研究。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则对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任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史料类型、该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思考,初步认为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以反映中华民族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历史文献、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的价值和利用为研究对象,以阐明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来源和类别、鉴别相关史料的真伪并分析评论史料的思想性、倡导并践行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工作、阐述编纂环境史工具书和筹建环境史料数据库的基本设想等为学科任务,以跨学科研究、田野调查、历史文献研究法等为基本研究方法。该史料学与文献学、口述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包括考古学、地质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等学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此外,就中国环境史的史料而言,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四大基本史料。其中,包括正史、方志、实录、档案等在内的文献以文字记录着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而传说、神话、谚语、访谈记录等口述史料则以口头语言的形式讲述着记忆中的人与自然,遗物遗址之类的实物史料则以具体实物展现着人与自然相处的过往,至于包括壁画、岩画、绢纸画、漫画、照片等在类的图像史料则以图像透露着人与环境互动的点滴。四类史料虽有不同的形式,然各有其特点和价值,彼此互补,互相印证。从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研究需掌握基本的方法和途径,但平淡忠厚、谨小慎微的心态尤其重要。此外,做好跨学科研究、夯实语言文字基础等方面的准备亦有利于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进行。第二部分则属于专题研究,从众多的文献史料中选取正史、方志、档案、实录等常见的史料进行环境信息的分析,同时尽其所知,对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及其搜集利用进行了初步的讨论。研究认为包括正史、方志、档案、实录在内的文献史料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基本史料,其搜集整理和利用既要结合中国古代史、思想史、方志学、档案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亦要依靠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方面的知识技能,全面看待每种文献史料的价值和不足,综合利用,取长补短。而口述、实物和图像三类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亦极为丰富和珍贵,需要结合考古学、口述史学、图像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相关环境信息的分析和解读,以最大化地发挥相关史料的价值。第三部分则是对第二部分的补充,在丰富的文献史料中,除正史、方志、档案等基本环境史料外,日记、书信、报刊、文史资料、自然科学数据、域外文献等特殊环境史料蕴含的信息亦极为珍贵。其中,日记、书信和文史资料除记录了作者对天地自然和相关人事的观察、经历外,还记录了作者本人对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情感认知和心理态度,对于研究具体环境事件和微观环境史、环境认知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域外文献则以他者的视角记录着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观察、认知和评价,尤其是其中对中国山川自然、都城建筑、农田水利、风物特产、疾病医疗、人情风俗、气候变化、灾害事件等方面的记载均透露出不少珍贵的环境信息,值得大力挖掘和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则以调查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基础,不仅对环境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许多珍贵的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史料,还提供了认识史料、解读史料的现场感受（实地观感）和分析视角。而自然科学数据则以严谨的方法、精准的仪器为环境史研究提供许多气候、地质、土壤、水文、动植物等方面精确的数据信息,能更好地展现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总之,为促进环境史史料的研究和中国环境史的深入发展,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实有其必要。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不仅是一门基础学科,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尤其是图像、口述、实物三类史料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分析,自然科学数据的利用,以及环境史料的数字化等问题均涉及多种学科的交叉和合作,非一人或单一学科所能完成。然从长远来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刻不容缓,其相关的环境史史料学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相信,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建立和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环境史研究在理论化和本土化方面的深入。

彭盼^[10]（2019）在《2003年以来中国民俗文化图书出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民俗”一词很早就已出现。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众多的民族使我国的民俗文化事象纷繁复杂、瑰丽多姿,民俗的脉络深深地扎根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有丰富多彩的民俗,我们才能感受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文景观和精神风貌。但随着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很多民俗文化在传承上出现了断层,并慢慢走向消亡,这不利于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国家文化事业的建设。本论文运用文献法、比较法、例证法和量化统计法对2003年以来中国民俗文化图书的出版情况进行系统而较深入的研究。在进入21世纪后,国家针对民俗文化面临的窘境,积极采取行动保护、传承和弘扬优秀民俗文化。2003年,先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启动了长达十余年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0月17日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让各国掀起了“非遗热”,我国的优秀民俗文化相继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予以重点保护。于是,沉寂多年的民俗学得以日渐回温,民俗文化出版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2003年以来,我国的部分濒危民俗文化先后获得抢救性出版,大批民俗文化图书问世后填补了出版空白,“非遗”类着作成为出版的热门选题,民俗文化图书不断被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中。但是,在这些成就的背后也隐藏着诸多问题,如作者资源稀缺、图书制作成本过高、消费者市场不旺等问题阻碍着民俗文化图书出版的持续发展与繁荣。在找出这些问题后,试图从国家和出版社的角度提出适当的对策,具体措施主要有:运用媒介手段保护民俗文化资源、培养民俗文化专业作者和编辑队伍、争取政府财政资助、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要、提升民俗文化图书附加值、优化民俗文化图书营销。

二、《蒙古英雄史诗源流》一书出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蒙古英雄史诗源流》一书出版（论文提纲范文）

（1）《格萨尔》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卫拉特蒙古史研究述评（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3）“三少民族”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论文提纲范文）

（4）哈斯宝、毛宗岗人物塑造理论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6）辽宁蒙古贞版《格斯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凉山彝族服饰符号系统在女时装设计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8）蒙古族当代传统器乐合奏的分布格局与风格流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10）2003年以来中国民俗文化图书出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蒙古英雄史诗源流》一书出版（论文参考文献）

• [1]《格萨尔》教育思想研究[D]. 仁青措. 青海师范大学, 2021
• [2]卫拉特蒙古史研究述评（1949—2019）[J]. 阿拉腾奥其尔.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0(04)
• [3]“三少民族”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D]. 郭靖宣.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20(02)
• [4]哈斯宝、毛宗岗人物塑造理论比较研究[D]. 乌日汉. 内蒙古大学, 2020(11)
• [5]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6]辽宁蒙古贞版《格斯尔》研究[D]. 齐敖包. 云南民族大学, 2020(06)
• [7]凉山彝族服饰符号系统在女时装设计中的应用[D]. 王炎. 天津工业大学, 2019(02)
• [8]蒙古族当代传统器乐合奏的分布格局与风格流派研究[D]. 庆歌乐. 中国音乐学院, 2019(06)
• [9]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D]. 李明奎. 云南大学, 2019(09)
• [10]2003年以来中国民俗文化图书出版研究[D]. 彭盼.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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