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

一、丁文江的政治改革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干春松^[1]（2021）在《文明论视野下的民族与国家（下）——章太炎、梁启超与杨度的争论》文中研究说明对于未来的民族国家的建立,以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改良派,围绕民族、国家体制以及文明观念等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他们展现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进入中国之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多民族国家建立的不同畅想,这些讨论也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于现代国家的不同理解。

蒋飞燕^[2]（2021）在《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鸦片战争之后,我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地社会,处于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的悲惨局面。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难题与历史使命。为此,中国人民历尽艰难,进行了伟大卓绝的探索与抗争。在救亡图存和复兴民族的探索过程中,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试图以科学救国,以科学实现民族的复兴。这一时期,“科学”被赋以了极大的期待。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科学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它不仅意味着可以制造坚船利炮,可以富国强兵,还意味着可以用以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由此,当时的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科学价值观,在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上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中国人价值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指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特殊时代里,中国人在以“科学”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科学的价值观念、价值思想、价值理论体系。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落后贫困时期,科学并不发达,科普程度也十分有限,当时社会各阶层状况又复杂多样,很难一一分类加以研究,只能将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科学价值观作为典型代表加以研究。具体而言,选取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君劢、胡适、蔡元培、丁文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研究认为,他们的有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起,“赛先生”和“德先生”逐渐广为人知,并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例如,当时的“科玄论战”对当代中国人仍然影响重大。1949年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通过论战、宣传、教育等,使广大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认知和认同。1915—1949年期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向当代演进重要而关键的一个环节,对之加以研究,对了解把握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于继续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中国梦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15—1949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形成,除了借鉴和基于西方科学价值观之外,还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还赋予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回应“救亡图存”和“自强保种”时代使命的价值期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价值观主要以文化科学价值观和制度科学价值观为主。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因此多种科学价值观并存。除了上述两种之外,主要还有以下三种:其一是以西方近代科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其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其三是以新儒家哲学为代表的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注重科学的工具性仍是这个时期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一个主要特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期间的先进知识分子看重科学具有反对封建迷信、启蒙民众思想乃至变革社会制度的作用,相应的科学价值观在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轨迹主要是中国人以“科学”作为利器,探索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走向民族复兴道路的过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演变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那就是当时中国人以科学为基础对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加以重新解读和选择,从而对自己国家的整体价值观、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加以重新选择。其中,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中华民族“经世致用”等文化传统观念,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形成和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之明显地兼备了两者的特点。科学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历史经验证明,要使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必须经过相应的教育才能达成;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前后时代之间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继承发展而来,而且,在当代,这种价值观还在不断演进之中。通过梳理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进及其得失,我们可以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处于新时代的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启示意义。

王枭^[3]（2021）在《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文中指出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怎样形成的?这是现代教学研究首要回答的问题。如果知道了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路径,那么就可以知道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什么。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现代中国教学研究的起点,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近代中国教学观念以中国传统教学观念为起点,中西方文化碰撞为其提供了驱动力、近代中国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教育诉求为提供了发展要求,在驱动力和发展要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具有中国属性的近代教学观念,即教学做合一观念。本论文采用观念史法、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开展研究。首先,绪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源起、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之处等内容。通过文献综述梳理了教学思想、观念史研究等相关文献,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从而确定论文的研究问题和论文的写作方向。其次,从观念史的含义、理论要义、理论的产生、理论的发展、方法论的意蕴等方面来探析观念史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之上,明确观念史研究为教学思想史带来多个研究启示,如注重教学观念在文化场域中的综合研究、教学观念的语境研究、同一时空下多元教学观念间的互动研究等。再次,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起点是指中国传统教学观念阶段。通过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文化场域特征的梳理发现,此文化场域具有稳定和秩序性、直觉和顿悟性、关系性等特征。在此文化场域下,中国形成两种类型的教学观念,一是混沌一体教学观念,二是相对独立的教、学观念。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教学观念在教学目的上具有关系性、教学内容上具有稳定性、教学方式上具有体悟性等特征。另外,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改变的动力来源于文化场域、教学观念转变的内部动力、教学观念转变的外部动力等。随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阶段与路径。横向来看,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经历了教学观念的自我批判、欧洲大陆教学观念对教学制度化的改造、英美教学观念对教学方法的改造、近代中国教学观念重塑等四个阶段形成的。纵向来看,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是从文化改造、到西方教学观念传播与实验、再到教育改革的路径中形成的。之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内涵与特征。通过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内涵的梳理,可知教学做合一观念具有三种含义,第一教、学、做是一体三面的关系,第二做是教、学的基础,第三教学做合一是一个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教学做合一观念具有关系论、主体性等特征。从学理的角度看,近代中国教学做合一观念是一个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最后,中国近代教学观念的形成历程对我国教学理论本土化建构提供了三点启示,一是坚持文化自信,扎根教育传统;二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异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势;三是关注时代发展,建构本土化教学理论。

黄克武^[4]（2021）在《一个流产的结盟:胡适与研究系（1919—1922）》文中研究说明梁啓超所领导的研究系在第二届国会选举失势後走向低潮,1918年底任公赴欧考察。1920年初自欧洲返国之後,他希望带领研究系重返政坛,爲寻求盟友,开始积极与蔡元培、胡适等北大知识分子联系。当双方开始接触、尝试合作之时,《新青年》内部正对编1方针发生歧见,胡适主张英美式的民主制度,在社会改造问题上,他基於实验主义,实行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陈独秀、李大钊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再者,陈独秀要谈政治,胡适则主张不谈政治。胡、陈（及李）因而分道扬镳,这给予研究系一个可乘之机。然而胡适与研究系的结盟最後也未能成功。这是因爲两者在思想上的差距,无法建立"组党"的共识,以及双方均缺乏社会基础。此一经验显示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爲主,藉由报章媒体发表公共舆论的势力,无力对抗国共两党以主义、军队与革命爲号召的政党力量。1930年代之後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挫败,一方面有外在因素,另一方面其内部无法整合,建立统一的政治组织,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原因。

欧阳哲生^[5]（2021）在《梁启超的国际观与晚年思想转向——梁启超着《欧游心影录》的思想新解》文中指出梁启超的国际观是在观察欧战中逐渐形成的。在当时展开的东西文化论争中,梁启超经历了一个从缺位到补位的过程。欧游归来后,他发表的《欧游心影录》为东西文化论争增添了新的成分。他要求思想解放,提倡法治、宪政、自治、国民运动;他告诫人们不要着急,反对在中国实行过激的国有化政策;他主张未来中国文化要走中西结合之途,中国要对世界负责任。这些观点都是新鲜且具有建设性意义。有些学者将梁启超归为文化保守主义或东方文化派的做法并不恰当。

周月峰^[6]（2021）在《筑基础与造势力:五四前后“梁启超系”文化运动的政治面向》文中研究表明五四前后,"梁启超系"曾计划由政治转向文化努力,以应对民初以来"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的困局。不过,因梁启超本是政界领袖人物,对上层政治有更深入的参与和更大的影响力,故即使在文化运动中仍有以不同方式介入政局的意图与举动,使得"梁启超系"倡导的文化运动带有显着的政治色彩。因此,不同于早期《新青年》同人多注意改造国民性,"梁启超系"的文化运动除面向社会"筑基础"外,更有面向政治"造势力"的用意。并且,即使在"筑基础"一面,也体现出明显的精英色彩,多注重于"教成选举人,教成议员,教成新式文官"。在"造势力"一面,更是时有以文化"改党造党"从事上层政党政治的预备,与现实政治多有羁绊,倾向在轨道内"采温和渐进之手段"。"梁启超系"带着浓厚的现实政治倾向加入到新文化运动中,影响了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政治转向。

王男^[7]（2021）在《丁文江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丁文江是中国现代着名的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多个领域都有贡献,被称作百科全书式的人物。那么,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为什么要论及他?因为他在1923年挑起了“科学与玄学”论战,这次论战成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从哲学史的视角对丁文江的思想进行研究。首先阐述了丁文江思想的大致形成过程,从萌芽时期吸收了西方科学思想到归国后思想逐渐成熟形成体系再到继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丁文江既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也有西方文化教育的影响。其次阐述了丁文江在他挑起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过程中所宣扬的科学和哲学思想,与之前在中国传播的科学思想不同的是,这场论战让科学运动更加深刻。它传播了科学,影响深远,为当时年轻人的思想注入了科学之源。再次阐述了丁文江以科学为轴心的其他思想,包括科学与地质、科学与政治、科学与宗教等。最后结合时代精神对丁文江思想进行价值评判,既肯定他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也指出其历史局限性,同时论及丁文江思想给予现代人的启示。

孔晓菲^[8]（2021）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文中指出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近代中西方思想文化大激荡背景下产生发展的。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再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每前进一步都要同中国近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开展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一思想斗争经历了一个“交锋碰撞——批判斗争——引领发展”的矛盾交织运动过程。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则是贯穿这一思想斗争的主线,更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各种社会思潮挑战和攻击的基本遵循。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转化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应对和回答当前意识形态冲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思想史视角,着眼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实际为现实依据,以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思想斗争为主要线索,综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科学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发展过程中同各种社会思潮开展的思想斗争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从而揭示不同阶段思想斗争的核心主题、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在思想斗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而为新时代辨识、批判、破除各种反动社会思潮提供重要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本文包括六个部分。其中,引言阐述与本研究相关的已有研究成果,第一章是理论前提性研究;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是主体部分,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围绕阶段性主题同社会思潮展开的思想斗争,以及在思想斗争中获得的进一步发展。第六章是文章的结论部分,对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做出理论总结。引言主要说明研究问题的缘起,述评当前学术界关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的研究现状,呈现本研究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指出研究的创新与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围绕“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这一核心论题,厘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社会思潮展开思想斗争的主线,并确立了不同阶段的论争主题。第一章,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影响。一方面,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确立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和中国问题的研究及其在中国近代的早期传入,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时代主题相适应,促使我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思想觉醒,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做出新的文化抉择。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初步运用的思想文化背景。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将马克思主义初步运用于中国社会变革。与此同时,中国近代不断涌动的各种社会思潮掀起了对马克思主义不同维度的攻击。中国共产党在对各种社会思潮挑战的积极回应中,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界限,批驳了科学派和玄学派、戴季陶主义、国家主义派的错误思想主张。第三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系统运用的思想文化背景。土地革命初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的提出,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在党内的初步确立。中国思想界,以“新生命派”、“动力派”、“中国经济派”、“全盘西化派”、“本位文化派”为主要代表,同共产党人组成的“新思潮派”,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思想大论战。中国共产党在回应和批驳这些思想派别中,提出并深入论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第四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提出的思想文化背景。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提出。这一命题的提出,引发国民党新专制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烈攻击和对三民主义的重新阐释。为此,国共两党间展开关于“三民主义”的思想论战。中国共产党在对“伪三民主义”的批判中,划清了新旧三民主义的界限,厘清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最后系统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第五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在全党确立的思想文化背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虽然党内已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成基本共识,并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但党外各政治派别围绕抗战胜利后国家政权如何建设的问题,提出了形式各异的政治主张。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对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中间党派“中间路线”建国主张的批判中,创造性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第六章,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历史经验和当代启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重要性,而且是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制度和文化创新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因此,新时代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应当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展开斗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全面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王弘^[9]（2021）在《青年胡适的报刊实践与思想演进》文中研究说明胡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着名的学者、思想家、文学家,同时又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兼职报人。在他一生的思想发展中,报刊实践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育化、催生、引领、确认、碰撞、磨合、强化等作用。报刊实践不仅是传播其文学、文化和政治等思想的平台和工具,也是其许多思想育化、生成、丰富、强化的催化剂和扩音器。报刊实践形塑着其不同时期思想生成与发展的不同样貌,也标示着其不同时期思想发展与演进的历程与基本脉络。由于青年时期是其人生与思想发展的最关键时期,是链接其从少年以来萌发的人生追求与梦想和其后来的人生与思想的关键阶段,是奠定他在后来的思想界和学术界的辉煌地位之基础,也是其报刊活动最丰富、多元的时期,因此本文特以其青年时期的报刊实践和思想生成、发展为研究聚焦点,试图通过对其少年至青年时期报刊实践与其思想发展之间相生相促、相辅相成的关系的深入考察,呈现其思想发展的过程和内在理路,透视其作为民国时期“文人论政”群体的典型思想发展与报刊实践之间生动、鲜活、丰富、复杂的历史景观。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是,青年时期的胡适的内心思想图景是何时开始构筑的,又是如何逐渐发展、成型、丰富和完善的呢?在其思想形成、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对报刊的接触、使用、参与、创办等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作为一个引领文化革命、思想革命,又不断纠葛在学术界、传媒界、政治界的思想家、学者和报人,他是如何通过报刊及其表达与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思想界互动的呢?又是如何通过报刊实践协调和嫁接其所崇尚的西学?如何通过报刊吸收多方观点并强化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呢?如何将旧闻与新知融入自己的思想体系并通过报刊输出的呢?基于这些问题,本文从不同章节依次考察了这样一些问题:作为青年胡适思想发展的前奏与序曲,少年时期的家庭教育、家风、族风对胡适早期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如何催生其言论报国的角色想象的;离家至沪求学时的媒介接触是如何引发、引领并促使他找到报刊实践的契机,又是如何促使他开始借助报刊传递其“新民”和爱国思想的;利用首次办报实践迅速锻炼和提升了白话文写作能力之后,赴美留学时期的他又是如何在吸纳西学、具备较宽广的国际视野和较高思想水平后产生了改造中国传统文学、借助文学革新国人思想意识之思想的;当在美期间利用报刊初步实践其改良文学的想法,使其“文学革命”思想渐次清晰后,从美国回来的他又如何以《新青年》作为其“文学革命”思想的“扩音器”,继续宣扬并完善其“文学革命”思想的,又是如何以《新青年》为阵地主张从思想文艺的改造出发改良国人精神面貌和思想认知的;利用特殊时机主持《每周评论》期间,他是如何以《每周评论》为其政治思想的“先导”,掀起“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谈论政治的兴趣日益旺盛之际,他又是如何独自创办《努力周报》,利用《努力周报》发表其对政治、社会、文化等的思想、看法的,在此期间其报刊方向是如何随着其思想的变化而变化的。

董俊^[10]（2021）在《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世纪末,梁启超追随康有为以戊戌变法正式拉开了改良救国运动的序幕。在以后的三十余年间,梁启超积极投身救国大业,他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言论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以梁启超的领袖评传为中心,结合不同时期梁启超的个人经历、政治主张变化和救国行动,通过考察他笔下刻画的不同类型的近代领袖形象,从国际视角出发挖掘梁启超对近代领袖的塑造与其思想演变的内在联系,梳理出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展脉络,探讨在各个时期梁启超心目中理想领袖的特质,论述近代领袖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以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关系。引言部分对于近代领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参考狭间直树教授对梁启超一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结合近代领袖评传的写作时间,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分期。对梁启超研究的基本资料和与本论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论述了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意义。第一章为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通过《圣德光绪记》中梁启超所塑造的光绪皇帝和他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归纳这一时期梁启超对于国家领袖的基本认识;以梁启超对《仁学》的理解为切入点,分析谭嗣同的《仁学》中蕴含的启蒙精神和世界意识,结合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对“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的评价,归纳梁启超对于平民领袖的初印象。从国际因素的角度考虑,这一时期是梁启超已走出“天下观”的传统思维,将中国放置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对,寻找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近代领袖的开端,其对光绪皇帝领袖担当素质的描述,以及对谭嗣同启蒙思想和献身精神的宣传,构成了其早期近代领袖观的雏形。第二章为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这一时期梁启超接触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并以日本为媒介学习了西方近代政治理论,思想发生激烈变化,对于导师康有为的认知和对政治宿敌李鸿章的看法都较之前更为客观和全面。本章围绕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中对康有为时代地位和政治观点的论述,结合由于政见分歧而引起的康梁矛盾的变化,分析康有为在梁启超心中的领袖形象;集中探讨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给予李鸿章正负两方面的评价,阐述梁启超在中江兆民影响下产生的对“新民”领袖的期待,以及其近代领袖观在西式政治理论引导下的辩证发展。第三章为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思想激变拓宽了梁启超的眼界,他开始关注国际范围内的领袖人物,并对领袖与国家、领袖与国民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强调领袖个人力量与国民群体力量相结合的近代领袖观。本章对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和他塑造匈牙利民族解放领袖噶苏士、意大利建国三杰、法国罗兰夫人及英国克林威尔等人领袖形象的目的进行了论述;考察他对《松阴文钞》翻译、批注和在诸多文章中对吉田松阴的推崇,阐明领袖意志对于救国事业的作用,论证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的关系;通过剖析梁启超对于“英雄”和“无名之英雄”历史作用的认识,论述其中外英雄说对近代领袖观的发展与形成的影响。第四章为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本章主要论述由于受到时代和主观的局限,在民国从政时期梁启超的近代领袖观发生演变,经过对局势的权衡后,他开始在领袖人选问题上导入了权宜选择维度。通过他对袁世凯先支持后反对的态度变化,分析他基于立宪的政治诉求和救国大局,做出如此选择的内外因素,揭示其近代领袖观的终极属性。回溯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政治交往和对于救国路径的意见分歧,论述梁启超在近代领袖观上的理论极限和最终回归学者身份的原因。结论部分对正文的内容进行总体上的概括总结,进一步理清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育历程,归纳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论述不同时期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特点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二、丁文江的政治改革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丁文江的政治改革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文明论视野下的民族与国家（下）——章太炎、梁启超与杨度的争论（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论文提纲范文）

（3）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5）梁启超的国际观与晚年思想转向——梁启超着《欧游心影录》的思想新解（论文提纲范文）

（6）筑基础与造势力:五四前后“梁启超系”文化运动的政治面向（论文提纲范文）

（7）丁文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青年胡适的报刊实践与思想演进（论文提纲范文）

（10）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丁文江的政治改革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文明论视野下的民族与国家（下）——章太炎、梁启超与杨度的争论[J]. 干春松. 现代哲学, 2021(04)
• [2]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D]. 蒋飞燕.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3]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D]. 王枭.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4]一个流产的结盟:胡适与研究系（1919—1922）[J]. 黄克武. 中国文化, 2021(01)
• [5]梁启超的国际观与晚年思想转向——梁启超着《欧游心影录》的思想新解[J]. 欧阳哲生. 史学理论研究, 2021(03)
• [6]筑基础与造势力:五四前后“梁启超系”文化运动的政治面向[J]. 周月峰. 天津社会科学, 2021(03)
• [7]丁文江思想研究[D]. 王男.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8]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D]. 孔晓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9]青年胡适的报刊实践与思想演进[D]. 王弘. 兰州大学, 2021(12)
• [10]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D]. 董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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