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计信息需要打假（论文文献综述）
厉飞芹[1]（2020）在《网络购物平台信用舞弊行为的形成机理与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平台用户方”视角》文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息化为我国带来了千载难逢的重要机遇”,伴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的革命,我国经济的平台化趋势日益显着。此间,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平台,例如电商平台、社交平台、金融平台、直播平台、游戏平台等得到迅速发展。这些网络平台在激发市场活力、创造显着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十分严峻的失责问题,其中信用舞弊是各类平台最为常见、最为共性,也是影响面较广的平台失责行为之一。刷单炒信、售假买假、虚假营销等信用舞弊现象的不断涌现,不仅影响了平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也严重影响了我国市场清正经营秩序的维护和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如何有效治理平台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信用舞弊问题,助力良好电子商务环境的营造,是一个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从现有文献研究看,尚存在以下三点值得深入探讨的方面:一是在现象研究维度,较多关注刷单炒信等单一现象研究,缺乏对信用舞弊行为的系统归类分析;二是在成因研究维度,较多以平台提供方为主要视阈,缺乏对平台用户方即供应方和需求方的“双重”深度分析;三是在治理研究维度,较多以单边治理为视角,缺乏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路径探讨和创新模式研究。基于上述现实和理论背景,本文综合考虑各类平台的成长性、典型性以及信用舞弊行为的集中性、严重性,最终选择以网络购物平台的信用舞弊行为为研究对象,围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这三大核心问题,结合协同治理理论,从平台供应方和需求方“双用户”视角,构建起网络购物平台信用舞弊行为“现象——成因——治理”的理论研究框架。具体而言,该理论框架又可以解构为以下三个子问题:网络平台语境下,信用舞弊行为有没有发生“型变”和“质变”?传统的治理思路和方法是否适用于平台语境下的信用舞弊行为治理?能否从“平台”这一特殊组织本身找到信用舞弊行为的治理办法?为解决上述疑问,本文应用多类研究方法,重在揭开网络购物平台信用舞弊行为产生过程与治理过程的“黑箱”,从理论层面构建协同治理理论框架,从实践层面探讨具体行动指南。为此,本文首先对网络购物平台信用舞弊行为的理论基础和研究现状进行了回顾和梳理,以进一步聚焦研究问题;在此基础上,应用内容分析法,对网络购物平台信用舞弊行为的概念、表现和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以进一步明确研究边界;随后,本文分别应用博弈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对平台用户方（供应方和需求方）实施信用舞弊行为的原因进行了深层次剖析;根据网络购物平台信用舞弊行为的综合成因,本文由此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协同治理框架和路径,在治理框架指导下以案例研究的方式总结了网络购物平台信用舞弊行为治理的典型实践,以细化和补充治理对策。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网络购物平台信用舞弊行为在表现形式上存在个性,在特征上存在共性。本文将网络购物平台的信用舞弊行为定义为“网络购物平台各主体（主要指平台用户方）利用造假等欺骗性手段在网络交易过程中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在已有文献和现实材料支撑下,本文将平台供应方用户的信用舞弊行为归纳为:流量舞弊、质量舞弊、营销舞弊、评价舞弊;平台需求方用户的信用舞弊行为归纳为:流量舞弊、购假舞弊、退货舞弊、评价舞弊。此外,本文总结归纳网络购物平台信用舞弊行为的特征为“圈层性、虚拟性、复杂性、危害性”。（2）网络购物平台信用舞弊行为的成因在于弱发现、弱惩罚、弱协同、弱自治。在平台供应方视角下,本文应用博弈论方法分别对信用舞弊行为的形成博弈模型和扩散博弈模型进行了建立、求解、分析和讨论,成因结论包括:（1）政府和平台方面的高监管成本、弱惩罚机制;（2）供应方用户方面的高利益驱动、社会网络关系影响;（3）需求方用户层面的弱权力和信息不对称。在平台需求方视角下,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舞弊风险因子理论构建了信用舞弊行为成因模型,实证结果显示:（1）信用舞弊行为态度、信用舞弊主观规范、信用舞弊感知行为控制均对信用舞弊行为意愿有直接正向影响;（2）感知风险通过信用舞弊感知行为控制间接影响信用舞弊行为意愿;（3）风险偏好在感知风险对信用舞弊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3）网络购物平台信用舞弊行为的治理应由“单边、多边治理”进阶到“协同治理”。本文在综合分析平台用户方信用舞弊行为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弱发现、弱惩罚、弱协同、弱自治”的成因框架（4W）,由此提出“强发现、强惩罚、强协同、强自治”的治理方向（4S）,并构建了“理念协同、主体协同、路径协同”的治理原则（3C）,包括政府监管部门、平台提供者、平台用户方、社会组织在内的协同治理主体（4B）,以及“制度治理、组织治理、技术治理、文化治理”为路径（4G）的“4W-4S-3C-4B-4G”协同治理框架。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存在的创新之处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1）明确了网络购物平台信用舞弊行为研究的三大核心问题,由此构建了“现象——成因——治理”这一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其他学者明确了该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2）在现象研究方面,对网络购物平台进行了“三方主体”（平台提供者、供应方用户、需求方用户）的基础划分,并从平台用户方视角进行了信用舞弊行为的统一界定和系统归纳,这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因平台复杂性造成的边界模糊问题,为其他学者提供了该领域研究的一种具体思路。（3）在成因研究方面,深度剖析了平台用户方形成、扩散信用舞弊行为的成因,由此形成4W的综合成因分析结论,一定程度上揭开了信用舞弊行为的形成过程“黑箱”。（4）在治理研究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了“4W-4S-3C-4B-4G”理论研究框架,实现网络购物平台信用舞弊行为治理的系统和规范。
王渊[2]（2019）在《定额预算方法在成都市烟草公司预算管理中的运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前,国家对于烟草行业的管控力度日益加大,出台了愈发严厉的控烟政策,社会也越来越重视烟草对人体带来的危害。烟草行业的开源能力受限限制,如何降本增效就成为了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受到国家专卖政策影响的烟草行业,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的企业管理模式已落后于时代的发展。2016年,国家烟草总局根据预算管理的需求,发布了《烟草行业全面预算管理应用指南及预算定额标准讨论稿》等指导意见,希望全行业对此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探索。而成都市烟草公司现行的预算管理体系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比如预算标准的时效性相对滞后,缺乏完善的预算管理规范,没有把成本费用与公司业务板块相联系。因此,为了顺应形势的变化,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如何优化成都市烟草公司的预算管理体系迫在眉睫。本文以成都市烟草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成都市烟草公司的预算管理现状进行分析和研究,找出其内涵的问题和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首先,本本运用了文献分析方法,对全面预算管理的理论和定额管理理论进行了归纳和整合,形成了本文的理论基础。其次,本文从成都市烟草公司的主营业务情况、经营环境、预算管理现状等方面出发,简要的阐述了这些方面对于企业管理的影响。最后运用了访谈调查方法,对公司负责预算管理的各个层级的员工进行了访谈调查,了解他们对于成都市烟草公司预算管理的真实意见和建议,再结合笔者常年负责预算管理工作的经验,提出了成都市烟草公司预算管理现今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前期的访谈和后期的分析发现,成都市烟草公司在现行的预算管理体系中的问题主要有制度更新不及时、制度监管考核难以到位、缺乏科学的预算标准设计、缺乏行业标准库参考、标准的梳理不够系统、人员意识有待加强、部门协调不明确、缺乏完善的岗位说明书等诸多原因。针对以上问题产生的原因,并结合成都市烟草公司的实际情况,笔者以定额预算方法作为突破点,建立了一套预算定额标准框架,并提出了预算管理体系优化的相应实施方案。通过优化工作的准备阶段、运用阶段、评估阶段之后,力求改进成都市烟草公司预算管理的现状,提升企业的降本增效水平。本文将定额预算方法运用到成都市烟草公司预算管理体系中,构建了一套科学、合理、可行的预算定额标准框架,并着力解决现行模式下的企业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为行业内其他烟草公司的预算管理体系提供了先进的经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
王建[3]（2018）在《近代贵州商会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近代贵州商会为题,对近代贵州商会的缘起、空间分布、商会内部结构、商会运行机制、商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等进行综合考察,分析商会对近代贵州的作用。第一章分析西方工业化国家入侵与近代贵州商会产生之间关系。工业革命后,西方各国工商业者建立商会,以组织的力量游说本国向中国开战策、划谈判内容、收集经济情报、制定行规和为洋行提供国际市场信息等方式侵略晚清政府和中国工商业者。为此,晚清政府采取发展工商业和制定颁行商会政策来回击西方各国和商人经济侵略。晚清商会政策在贵州的贯彻执行,近代贵州商会产生。第二章,梳理和分析近代贵州商会建制层级结构、地区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在晚清北洋政府时期,贵州商会建制层级结构为总商会、分会、分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总商会被取缔,商会按照属地原则转变成地区商会,商会建制层级结构为商会、分所;以时空为维度,梳理地区商会时空分布。在时段分布上,晚清最少,北洋政府期间最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较少。空间分布上,黔北、黔东北、黔西北等地区商会分布较多,黔中、黔东南、黔西南等地区商会分布较少;分析商会空间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关系,认为商会分布不均加剧了区域之间、区域内部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第三章,阐述和分析近代贵州商会的会员和执掌商会领导权的人员构成。在晚清时期,商会的会员是行会和商号。北洋政府时期,商会会员是行会和企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到全面抗战之前,贵州商会的会员是同业公会、企业和商店;全面抗战开始后,商会会员转为同业公会和企业;分析商会会员演变的政治经济原因;执掌近代贵州商会领导权的人员有绅商、工商业者和国民党党员,分析不同人员执掌商会领导权与工商业者自身及其与国家的关系。第四章,阐述和分析近代贵州商会组织机构变化原因。在晚清北洋政府时期,贵州商会只有决策机构及负责处理商会日常工作事务的执行岗位。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贵州后,商会建立了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察机构,形成了“三权分立机构”;分析近代贵州商会机构演变的内外在原因。第五章,梳理和分析近代贵州商会运行机制。晚清北洋政府时期,近代贵州商会在运行机制上继承了行会的公推制、商议制和经费捐助制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会建构了选举制、任期制、集体决策制和经费收支审计制度;分析贵州工商业的发展和国家对近代贵州商会运行机制变迁的作用。第六章,梳理和分析近代贵州商会参与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活动及作用。分析认为商会广泛参与到融资,工业品市场开拓、创办发电厂、参加博览会、发行“商票”、贸易护送、稳定物价、调解会员间纠纷、提供市场信息、辅助农作物种植、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拓展农产品销售市场等农工商经济活动的诸多方面,推动了近代贵州地区经济的发展进步;商会参与兴办中小学、职业学校和报刊,推动了地区文化教育事业进步;商会参与修建铁路、桥梁、码头,组建消防、主导“真空期政务”,使得贵州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增加,地区交通条件改善,稳定了“真空期”政治秩序;商会参与救济灾民、难民以及困难弱势群体,补充了政府救济不足,推动地区慈善事业发展;商会参与抵制日货、发展国货、认购公债、分摊捐款、贯彻战时工商业政策以及慰问抗战将士和家属,减轻国民政府管理社会的成本,增强了抗战的人力物力。
高永周[4]（2015）在《回到科斯：法律经济学理论探源》文中研究指明法律经济学不仅是一种法学思潮,一种法学理论,也是研究部门法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已渗透到司法裁判实践中,尤其关涉到冲突权利如何配置。在我国,无论是法学理论界抑或法律实务界对开创法律经济学鼻祖科斯的《企业的性质》、《联邦通讯委员会》、《社会成本问题》所蕴含的法律经济学思想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讹误。因此,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探究法律经济学的理论源头就具有了现实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摒弃主观道德评判的基础上,科斯提出了损害相互性,并运用边际原理,蕴含着被称为科斯定理的天才思想。科斯定理不仅动摇了庇古传统,更是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开创了总体的边际的替代的研究方法。科斯定理乃至整个科斯思想,产权界定是其胚胎与酵母。当从交易成本为零的假想状态转换到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在资源有限与竞争无限张力中,界定产权成为定分止争,约束竞争的重要手段。这就是张五常所精辟概括的局限条件下合约选择的科斯思想了。产权界定意味着资源转化为权利、资源配置转化为权利配置,这不仅实现了法学与经济学的无缝对接,也是解决权利冲突的重要步骤和必经阶段,而且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即如何选择规则或者作出制度安排。因为在不同产权规则下同一资源所呈现出的产权性质和结构是不同的。因此,就某一待决的具体特定的案件而言,应在特定法律领域内而非越出该领域去寻求其他领域的法律规则、原则和原理解决。如公司法中的疑难案件首先应该在公司法的框架下选择规则,似不应从民法中寻求根据。这也符合传统法学方法在确定法律适用的顺序时,一贯主张的特别法较之普通法优先适用原则的应有之义。因此,当规则不明或者缺失时,该如何选择适当规则来解决纠纷时,科斯有关资源转化为权利、资源配置转化为权利配置的理论就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在有关妨害案件中,往往诉诸于（合理）容忍义务或权利相对性理论。实际上所谓的容忍义务是一个有关行为的成本与收益考量的现实问题,之所以容忍仅仅在于容忍的收益大于成本。从这个角度看,容忍义务实质上就是法定义务的另一称谓而已。权利相对性是权利的本质特征。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权利相对性就意味着节约交易成本。法学界将权利的实现受制于客观的物质文化条件的制约称之为权利相对性有悖于权利的本质,这实际上是权利的实现受交易成本制约的问题。试图以权利相对性理论来解释、解决有关妨害案件似乎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从法律的视角看,产权界定/合约选择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冲突权利如何配置。科斯法律经济学在秉承社会总产品最大化这个核心的前提下,将生产的制度结构即经济系统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在该系统中任何一个影响因子的变动都有可能触动整个体系,增加交易成本。产权规则是否变迁、如何变迁取决交易成本的大小。因此,在有效产权规则下,为维护法治的权威、培养公民良好的法律情感,避免陷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泥淖,在先权利应受保护;在产权规则不明或缺失的情况下,如何界定产权视交易成本为依归,并考虑相关因素。另外,既定产权规则建构的权利配置格局是检视法律规则适用妥当与否的重要依据,尤其在存在不同规则竞争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近年来,经学者引介到中国的利益衡量论似有扩张之势,尤其在民法解释学的领域。从表面看,作为法学方法论之一的利益衡量论和科斯局限条件的合约选择是两种平行且无交集的两种法学理论。实际上,利益衡量论和合约选择一样都是产权界定方式的表现形式。利益衡量论是为克服概念法学并为超越概念法学的形式主义,意在改变概念法学的刻板和机械。但法官恣意司法不可避免地与具有主观任意性内核的利益衡量论相伴而生。为驯服利益衡量论的主观任性,有学者建构了当事人的具体利益、群体利益、制度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利益衡量层次结构。但该层次结构终因缺乏科学标准,且内在冲突、模糊不清等原因,似乎难有作为。利益衡量论只是言辞包装下的利益考量的断语具有了可信性和真实性。科斯法律经济学根据交易成本界定产权具有客观真实性,符合局限条件下争取利益最大化的人类本性,具有自然法的意味。通过界定产权界分市场和国家,划定两者的边界,为正确处理市场和国家的关系提供理论根据,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蕴含着法治精神。
程彬[5]（2012）在《防伪成本相关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成本管理与控制是企业管理的重要与核心内容，加强各类成本的管理，可以降低产品总成本、提高利润空间，从而使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提高。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企业中的防伪成本支出逐渐增加，比重占总成本的比率逐渐上升，对这类成本的管理与控制成为企业管理越来越重要的内容。目前，防伪成本支出较高的主要为消费类商品，因此防伪的管理不仅对企业而且对消费者也有着重大的意义。然而，很多企业对此重视不足，在防伪成本的管理与控制中存在一些问题：如没有防伪成本的核算体系，不了解企业对防伪的总支出是多少；各类防伪技术同时使用，但是哪些生效、哪些已经失效也不能有效监控；伴随企业的发展，没有进行应如何制定防伪的相关策略的研究。这些不足使企业面临投入大、效果差、失去市场与商品信誉等等不利局面。因此，本文采用类比分析法、因素分析法、图表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对防伪成本的核算与控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分析了防伪成本的构成、各类防伪成本之间的关系、防伪成本的属性等；提出了建立防伪成本核算体系的方法，并将其应用于某酒类企业的防伪成本核算与控制的改进分析，提出适合企业发展战略的防伪成本核算体系和成本控制方法。
文一墨[6]（2010）在《财务打假路漫漫》文中研究指明"打假"、"诚信"……这几个并不陌生的词汇,随着打工皇帝唐骏"学历门"的持续热议,再次成为了全社会的热点话题。而在另一个领域里,真与假同样受人关注,会计信息质量问题一直是财务界的焦点问题之一,尤其是上市公司的信息质量问题。每当上市公司公布年报、季报,一些学者、律师、小股东纷纷投入财务打假大军,然而民间财务打假之路却走得及其崎岖艰难。
黎夏[7]（2008）在《浅析玉林烟草财务报账制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文中指出取消县级烟草公司法人资格,是烟草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取消县级公司法人资格后,会计核算由"多头"走向"单一",财务管理由"分散"走向"集约",人员管理实行会计报账制度。实践证明,取消县级烟草公司法人资格、实行报账制核算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之一。但玉林公司由于报账制正处在探索阶段,县级财务上划、取消法人资格后所有的经济业务内容直接反映在市一级,家大业大,管理线路拉长,财务报帐员受双重管理。为此,县级账务管理上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从玉林烟草县级报账制的现状出发,从多方面剖析账务管理不完善形成的原因及应对措施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吴建彩[8]（2007）在《基层会计管理要打假先治乱》文中指出目前基层会计工作造假成风、乱象频生。基层会计工作管理重点应在治乱。一、加强会计监督职能,完善会计制度;二、抓好会计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三、加强会计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
朱星文[9]（2006）在《会计治理论》文中研究表明现代会计发展的历程表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会计由单纯的私人事务变成事关多种利益主体、具有社会属性的公共事务。伴随着会计属性的变化，社会对其所采取的态度也经历了从自由放任到实施管制的转变。而且，这种转变并非是自然形成的产物，而是经历了由乱到治的痛苦过程。会计管制从产生至今已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进入新世纪，随着欧美资本市场上安然、世通、施乐、特拉马特等会计造假案的暴光以及国内银广夏、郑百文、蓝田股份等一系列财务丑闻的先后被揭露，会计又到了需要作出选择的十字路口。即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会计是在加强和改进管制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还是另辟蹊径的问题。回顾欧美会计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现代会计的发展经历了从自由放任到政府监管的历程。和经济中自由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一样，1933年以前的会计也是自由放任的会计，而会计中的自由放任行为已被史学家证明是造成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的原因之一。正是从那时候开始，会计走上政府监管之路，并且达到了当前详细规则监管的程度。然而详细的规则监管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经营者编制的财务会计报表偏离企业实际状况的问题。纵观会计发展的历史，无论是单纯依赖市场调节的自由放任还是运用政府调控力量的政府监管都未能避免会计中的造假，并在历史上造成了经济灾难。鉴于此，本文以《会计治理论》为题，试图在借鉴现代治理理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会计的全面治理理念，以期建立一个系统、科学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财务会计治理理论体系。全文除导论外，由七章所组成，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会计治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证。具体内容如下：一、会计治理机理论研究会计治理的基本理论，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会计治理”。它是本文立论的基础，也是本文研究不能回避的问题。首先在厘清“治理”基本含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广义和狭义的两个会计治理概念。广义地讲，会计治理泛指对会计活动进行监督、控制、调节、协调和管理的规范和制度安排的集合。从治理的层次讲，既有宏观层面的会计治理，也有微观层面的会计治理；从治理的内容讲，既有以法律制度为基础的依法治理会计，也有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以德治理会计；从治理的范围讲，既有以市场参与者、管理者、服务者共同组成的利益相关者实施的公司（企业）外部会计治理，也有以产权制度、两权分离下的委托代理关系为基础的公司（企业）内部会计治理。狭义地讲，会计治理就是为了保证企业所提供的会计信息真实、完整、客观、公正的制度安排。其次在对会计治理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现代公司治理理论基础的分析借鉴，认为会计治理的理论基础也是现代企业理论中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财务会计信息既是解决两权分离条件下建立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方和受托方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手段，同时又是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重要源头之一。因为，作为受托方的经营者，在取得企业的实际控制权的同时，也就充当了会计信息的生产、发布和传播者的角色。这样，会计信息的提供者与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就是不言自明的了。因此就有必要在现代企业理论的指导下，解决会计治理问题，构建会计治理的新机制。研究会计治理的目的是要构建一个科学、高效的会计治理体系。本文在借鉴“商业环境的九月模型”（SEPTEmber model）的原理的基础上，构建了“会计治理模型”。为本文的后续研究打下了基础。二、会计法治论会计法治，就是依法治理会计事务，协调、平衡会计活动中各种利益关系。这也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会计治理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此，我们首先分析了会计治理的理论依据和法制环境。依法治国方略和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理论研究成果为会计法治的实施及其有效运行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制度基础。具体而言，会计法治是依法治国方略在会计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实行会计法治，则是“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具体化。其次，分析了会计法治的前提条件。相对健全的法律制度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全社会形成了一定水平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的基础。那么，建立健全会计法规制度即是实现会计法治的前提；提高会计事务参与者（主要是会计人）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则是会计法治的基础。我国的会计法制建设经历三个发展阶段：（1）以1985年《会计法》的颁布为标志的会计法制初步建立；（2）以1992年的《企业会计准则》和1993年《会计法》的第一次修订为标志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会计法制的基本形成；（3）以1999年《会计法》的第二次修订为标志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会计法制趋于完善。经过三阶段的发展，我国会计法制的法律制度基础基本形成，而进一步提高广大会计人员的法律素质则是会计法之成败的关键。再次，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我国会计法治的现状、成因进行了理性思考。我国现行的法律规范体系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和明显的缺陷：（1）经济发展的滞后使法制建设缺少了必要的动力，具有经验性和实用型的特点；（2）法律体系结构理论不统一、不规范，存在疏漏；（3）立法体现部门利益过多，法律冲突明显。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体系的这些特点和存在的缺陷，对会计法律规范体系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其主要表现在：（1）《会计法》及其所统率的会计法规制度带有浓厚的行政法规色彩；（2）会计法律责任的追究只注重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而忽视民事责任赔偿；（3）与其他相关法律缺乏基本的协调。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对会计法律规范体系各层次进行了法理分析，并得出结论，会计准则与一般法律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从会计准则本身的内容结构来看，它并不构成有关法律的附属，它有着自身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它对公司法、税法、证券交易法及有关法令的制定与修订有积极的参考意义或促进作用，能够防止公司法等一般法律有关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规定的膨胀化。最后对提高我国会计法治水平提出了对策建议。三、会计德治论会计治理除了依靠健全的法制，实施依法治理之外，还必须借助道德的力量实行以德治理。为此，我们首先从德治内涵界定和本质认识着手。所谓德治，即是相对于“法治”的“道德之治”，德治的基础是道德。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道德不是神的意志，不是人所固有，也不是人的主观意识所派生的，“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的产物”。道德产生于人的社会生活，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一种特殊社会意识。会计德治是社会德治的组成部分之一，是相对于会计法治的会计道德之治。会计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职业，为了维护它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使自己在激烈的职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除了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度之外，还需要有一个全体职业成员共同遵守的会计道德。通过会计道德来调节会计职业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会计职业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是会计德治的表现。所谓会计德治就是充分发挥会计职业道德的作用，发挥人的精神力量的作用，使会计活动的参与者自觉地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以会计道德自觉规范其行为，达到进化会计空气，提升会计职业声誉的目的。会计德治至少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治理会计要用德；二是治理会计要有德。为了正确地理解会计职业道德，本文首先从伦理上厘清了会计职业道德关系。会计伦理是指会计职业群体在会计职业活动中形成的善恶观念、价值取向、价值判断标准及其情感表达方式、行为规范和行为习惯的总和。笔者认为会计职业道德关系是由会计从业人员在职业生活中所处的职业地位决定的。历史地考察，在会计职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大致经历以下几种职业定位：（1）自然经济时代的“管家”；（2）简单商品经济时代的“账房”先生；（3）市场经济时代的职业会计师。在西方发达国家，会计师与医生和律师共称为市场经济中的三大职业。据此，本文提出了会计师（包括会计人员）对职业道德有特别要求的观点，因为：（1）会计是与钱打交道的职业，特别要求会计人要经得起金钱的诱惑；（2）会计在现代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的特殊地位要求其诺守客观、公正的立场；（3）会计的不确定性特别要求会计人员要有高尚的职业操守。会计德治从本质上说是依靠道德的维系来得以实现。与会计“法治”比较，具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自律性、前卫性、法治的基础性和广泛性的特点。会计德治德这些特点，使得其在会计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作用：（1）会计德治是维护会计秩序的调控器；（2）会计德治是深化会计改革的助推器；（3）会计德治是发展会计事业的方向盘。本文还认为，要使会计德治能够顺利实施，必须要有一个完善的会计职业道德运行的系统，否则德治就会成为一种空谈。对此，我们在对我国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简单回顾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会计德治运行机制的设想。四、会计的政府治理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手段，二者相互补充，缺一不可。既不存在“只有市场”的社会，也不存在“只有政府”的社会。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本文建立会计治理机制中，充分考虑了政府的作用。首先是政府在会计治理中通过会计规则的制定发挥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现代企业会计信息的生产和披露必须遵循具有权威性、公认性的会计规则才能客观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及其现金流量的情况。制定一套高质量的会计规则是实现会计治理的基础设施，为会计治理奠定了制度基础。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由政府制定会计规则和由民间会计职业团体制定会计规则两种模式，但是，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在我国会计规则的制定权都是由政府来来行使的。因此，政府会计规则制定权的行使也是其在会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之一。其次是政府在会计治理中依靠行政管理职能进行会计工作管理。政府在会计治理中作用的发挥，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对会计工作的管理。这也是我国政府主导型会计治理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在长期会计管理实践中，我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会计工作管理体制，为会计治理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体系。再次是政府在会计治理中运用政府审计的强制手段以及依法有权对企业会计进行监督的政府相关部门实施监督。有效的会计治理有赖于政府监督机构的有效监督机制的执行。政府审计是执行会计监督的最为主要的专业部门。而在我国《会计法》规定的会计监督体系中，除了政府审计监督外，还有财政、税务、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等在各自的行政管理职责的执行中行使会计监督权。因此，在我国现行的会计法律规范体系下，一方面政府审计质量直接决定着会计治理的成功与否；另一方面发挥政府各有关会计监督部门在会计治理中的协同作用也至关重要。五、会计的行业治理论会计职业是会计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会计职业存在的理由是满足企业和投资者有效利用信息资源的共同需要，并以提供签证信息这一专业服务实现之。”这是因为在企业和投资者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即企业有提供低质量信息的动机，而投资者又缺乏足够的能力验证信息质量，因此需要由独立的第三者——职业会计师来提供审计服务。从会计治理角度来看，注册会计师审计既是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的机制，也是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的结果。首先，本文讨论了会计行业在会计治理中的作用机制。会计行业要在会计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取决于其所提供的审计服务的质量。即通过注册会计师高质量的审计达到监督企业经营者的会计行为，为利益相关者提供真实、完整的会计信息的目的。如何确保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质量，既是整个会计治理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注册会计师行业自身治理的一个永恒的话题。通过理论分析，得到了最优的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保障机制应该是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的并存的结论。并且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监督权利合理安排的均衡点。其次，对会计的行业治理的基础——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保障机制的构建进行了分析。我国的注册会计师事业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发展壮大起来的。在充分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基本形成了包括注册会计师职业资格认定、审计标准制定、审计责任约束、审计质量控制和检查等5方面的内容审计质量保障体系，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保证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并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对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进行贯穿审计前、审计中和审计后的全过程的保证。再次，在分析我国会计行业面临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改进行业管理，发挥会计行业在会计治理中的作用的建议。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注册会计师职业取得喜人的成就，但是在前进中也存在许多问题和矛盾，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一是，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面临着我国加入WTO后会计服务市场的开放带来的挑战；二是，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管理中存在领导机制落后和分配制度落后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1．面对开放会计服务市场完善会计职业治理的对策。即应采取健全规则体系、改革行业协会和提高竞争能力等措施。2．改革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管理的对策。主要有：（1）以改革会计师事务所的领导机制作为创新会计师事务所运行机制的关键；（2）以改革会计师事务所的管理机制作为创新会计师事务所运行机制的重点；（3）以建立有效的会计服务机制作为创新会计师事务所运行机制的目标。六、公司内部会计治理论现代财务会计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接受委托的经营者负有定期向企业外部各利益相关者报告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义务。报告的主要形式则是编制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其现金流量的财务会计报表。因此，会计治理要保证企业对外报告的财务会计报表能够提供反映企业真实情况的会计信息，那么，首先必须加强对公司内部的会计治理，使虚假的会计信息不能轻易流出企业。本文首先从公司治理理论的角度对公司内部会计治理的必要性进行理论分析，分析的结果表明，经营者存在违背已有的会计规则而披露虚假会计信息，以使自己收益而使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受损的动机，这种动机便决定了在企业中有实施会计治理的必要。在现行的公司运作的法制环境下，公司会计治理是植根于公司治理的制度之中的。而各国的法律传统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三种不同公司治理模式：（1）以英美为代表的外部监控型公司的治理模式；（2）以日德为代表的内部监控型公司治理模式；（3）以东亚为代表的家族监控模式。不同公司治理模式形成了不同的会计治理制度安排。英美国家实行单层制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监督职能一般由董事会中设置的次级委员会，特别是由独立董事担任的审计委员会行使。审计委员会的日常监督加上具有超然独立性、由股东任命的执行财务审计功能的外部审计师（external auditors）以及审计委员会在日常监督中对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的工作结果的应用和依赖构成了包括财务控制、财务会计信息的生产、披露控制在内的公司内部监督控制基本模式。日德的公司治理结构采用的是双层制。公司设股东大会、监事会和董事会三个机关。监事会和董事会呈垂直的双层状态。形成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监事会，监事会任命董事会成员，监督董事会执行业务，并在公司利益需要时召开股东会会议的包括财务控制、会计信息披露在内的治理模式。董事会按照法律和章程的规定，负责执行公司业务。然后分析了我国公司内部会计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一是按我国《公司法》规定的设置的公司监事会运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监事制度本身存在缺陷；（2）监事办事机构和人员存在局限性；（3）监事来源存在局限；（4）监事地位存在局限；（5）监事地素质在局限。二是现行法律规范对会计治理制度安排的影响及其存在的矛盾。即尽管依据《公司法》规定设置的监事会与引进独立董事制度后设置的审计委员在职责权限上产生矛盾和冲突。监事会与审计委员会存在职责重叠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当前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效果都将大打折扣。它要么使得二者相互推委，谁都不负责；要么二者争持不下，产生新的内耗。使财务控制权、会计信息生成的决策权等完全由经营者等“内部人”控制。最后，针对我国现行公司治理结构中会计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公司监事会制度、协调监事会与独立董事的关系、理顺监事会与内部审计的关系和完善董事责任追究制度等对策。七、会计治理的环境因素分析会计治理作为一种新提法，是将治理理念引入会计领域，建立以法治和德治为基础，公司内部微观治理与外部宏观治理相结合会计治理模式。其对提高我国的会计管理水平，实现会计工作秩序的好转，遏制会计造假，重树会计诚信，发挥会计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将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呢?对此，本文分析了处在转型期的我国社会经济环境中影响会计治理效果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影响会计治理实施的积极因素主要有：（1）我国政府管理理念的现代化及其职能的转变为会计治理的实行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条件；（2）我国加入WTO和会计的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为会计治理的实施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条件；（3）会计及会计职业的发展为会计治理的实行提供了技术条件。影响会计治理有效实施的消极因素主要有：（1）计划经济观念依然存在，严重影响会计治理的顺利推行；（2）企业官僚体制的难以克服，制约了会计治理在企业内部的实施；（3）会计职业界自身建设存在较大差距，未形成会计治理的职业环境。因此，在现阶段能够实施的至多是中国式的会计治理，即在一元化结构的框架内培植非政府公共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发挥其在会计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实施这种治理有助于降低监管成本、减轻核心监管结构的监管负荷、扩大监管的合法性基础以及增加监管的理性，从而大幅度地提高现存会计治理结构的治理绩效；同时，有助于形成多元主体、培养其治理能力，为实现典型意义上的“治理”准备条件。
王建林[10]（2006）在《论会计电算化环境下的造假与打假》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计算机在会计核算和管理系统的迅速普及和广泛运用,计算机在给财务管理带来方便和效益同时,也存在着较难防范的造假弊端,我们面临着越来越繁重的防范计算机造假和打假任务。
二、会计信息需要打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会计信息需要打假（论文提纲范文）
（1）网络购物平台信用舞弊行为的形成机理与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平台用户方”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章节安排 |
| 1.4 研究创新 |
| 2 文献综述 |
| 2.1 网络购物平台研究综述 |
| 2.1.1 网络购物平台的基础研究 |
| 2.1.2 网络购物平台的问题研究 |
| 2.1.3 网络购物平台的治理研究 |
| 2.2 信用舞弊行为研究综述 |
| 2.2.1 信用舞弊行为的基础研究 |
| 2.2.2 信用舞弊行为的成因研究 |
| 2.2.3 信用舞弊行为的治理研究 |
| 2.3 文献评述与研究聚焦 |
| 2.3.1 文献评述 |
| 2.3.2 研究聚焦 |
| 3 网络购物平台信用舞弊行为的表现特征 |
| 3.1 研究方法选择 |
| 3.1.1 内容分析法的定义和适用 |
| 3.1.2 内容分析法应用流程确定 |
| 3.2 网络购物平台信用舞弊行为的表现 |
| 3.2.1 数据收集与编码说明 |
| 3.2.2 内容分析的质量检验 |
| 3.2.3 编码结果的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
| 3.2.4 证据链分析 |
| 3.3 网络购物平台信用舞弊行为的特征 |
| 3.3.1 圈层性 |
| 3.3.2 虚拟性 |
| 3.3.3 复杂性 |
| 3.3.4 危害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平台供应方用户信用舞弊行为的形成机理 |
| 4.1 平台供应方用户信用舞弊行为成因的机理分析 |
| 4.1.1 理论基础 |
| 4.1.2 机理框架 |
| 4.2 平台供应方用户信用舞弊行为成因的博弈分析 |
| 4.2.1 第一组博弈分析 |
| 4.2.2 第二组博弈分析 |
| 4.2.3 第三组博弈分析 |
| 4.2.4 第四组博弈分析 |
| 4.3 平台供应方用户信用舞弊行为成因的结果讨论 |
| 4.3.1 形成阶段的博弈结果讨论 |
| 4.3.2 扩散阶段的博弈结果讨论 |
| 4.4 本章小结 |
| 5 平台需求方用户信用舞弊行为的形成机理 |
| 5.1 平台需求方用户信用舞弊行为成因的机理分析 |
| 5.1.1 理论基础 |
| 5.1.2 模型假设 |
| 5.2 平台需求方用户信用舞弊行为成因的实证研究 |
| 5.2.1 研究设计 |
| 5.2.2 量表开发 |
| 5.2.3 数据分析 |
| 5.2.4 模型修正 |
| 5.3 平台需求方用户信用舞弊行为成因的结果讨论 |
| 5.3.1 形成内因——道德与利益的影响 |
| 5.3.2 形成外因——监管与惩罚的影响 |
| 5.3.3 扩散原因——重要关系人的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
| 6 网络购物平台信用舞弊行为的治理路径 |
| 6.1 网络购物平台信用舞弊行为的治理依据 |
| 6.1.1 事实依据 |
| 6.1.2 理论依据 |
| 6.2 网络购物平台信用舞弊行为的治理对策 |
| 6.2.1 治理框架 |
| 6.2.2 治理路径 |
| 6.3 网络购物平台信用舞弊行为的治理实践 |
| 6.3.1 平台主导型协同治理案例分析 |
| 6.3.2 政府主导型协同治理案例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信用舞弊行为表现研究的相关结论 |
| 7.1.2 信用舞弊行为成因研究的相关结论 |
| 7.1.3 信用舞弊行为治理研究的相关结论 |
| 7.2 研究启示 |
| 7.2.1 应用类别思维厘清信用舞弊行为表现 |
| 7.2.2 应用过程思维透视信用舞弊行为成因 |
| 7.2.3 应用协同思维推进信用舞弊行为治理 |
| 7.3 研究展望 |
| 7.3.1 研究对象方面,平台类型可以更多样 |
| 7.3.2 研究视角方面,平台主体可以再延伸 |
| 7.3.3 成因研究方面,可以做交叉验证分析 |
| 7.3.4 治理研究方面,治理路径可以更落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定额预算方法在成都市烟草公司预算管理中的运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主要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2.1 主要研究思路 |
| 1.2.2 主要研究方法 |
| 1.3 本文结构安排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1 关于建立预算定额框架的研究 |
| 1.4.2 关于预算定额标准测算方法的研究 |
| 1.4.3 关于预算定额在烟草行业的应用研究 |
| 1.5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预算管理理论 |
| 2.1.1 预算管理的概念 |
| 2.1.2 预算管理的发展 |
| 2.1.3 预算管理的特征 |
| 2.1.4 预算管理的运用 |
| 2.2 定额管理理论 |
| 2.2.1 定额管理的概念 |
| 2.2.2 定额管理的发展 |
| 2.2.3 定额管理的特征 |
| 2.2.4 定额管理的运用 |
| 2.3 定额预算方法 |
| 2.3.1 定额预算的概念 |
| 2.3.2 定额预算的特征 |
| 2.3.3 定额预算的运用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成都市烟草公司基本情况及预算管理体系现状分析 |
| 3.1 公司基本情况 |
| 3.1.1 主营业务情况及经营环境 |
| 3.1.2 组织架构 |
| 3.2 成都市烟草公司预算管理体系现状概述 |
| 3.2.1 预算管理的程序 |
| 3.2.2 预算管理的组织 |
| 3.2.3 预算管理的内容 |
| 3.3 预算管理体系现状访谈研究 |
| 3.3.1 访谈整体情况概述 |
| 3.3.2 访谈总结 |
| 3.4 成都市烟草公司预算管理问题分析 |
| 3.4.1 预算制度方面的问题 |
| 3.4.2 预算标准方面的问题 |
| 3.4.3 预算规范方面的问题 |
| 3.5 成都市烟草公司预算管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
| 3.5.1 预算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3.5.2 预算标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3.5.3 预算规范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成都市烟草公司预算管理体系优化方案 |
| 4.1 优化预算管理体系的前期分析 |
| 4.1.1 引入定额预算方法的必要性分析 |
| 4.1.2 引入定额预算方法的可行性分析 |
| 4.2 成都市烟草公司预算管理体系优化的原则 |
| 4.3 成都市烟草公司预算管理体系优化的目标 |
| 4.4 基于定额预算方法,建立预算定额标准框架 |
| 4.4.1 预算定额标准的主要内容 |
| 4.4.2 建立预算定额标准框架的设计思路 |
| 4.5 基于定额预算方法的预算管理体系优化实施方案 |
| 4.5.1 预算管理体系优化准备阶段 |
| 4.5.2 预算管理体系优化运用阶段 |
| 4.5.3 预算管理体系优化评估阶段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 |
| 5.1 主要研究结论 |
| 5.2 研究中的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访谈提纲 |
（3）近代贵州商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学术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史料运用特点 |
| 四、拟突破的重要问题 |
| 第一章 近代贵州商会的缘起 |
| 第一节 西方商人组织对中国的渗透 |
| 一、西方商会对中国的侵略与扩张 |
| 二、晚清中央政府对西方工商经济及商人组织的模仿 |
| 三、中国地方工商业者对晚清商会政策的反应 |
| 第二节 贵州工商业者群体对晚清政府商会政策的响应 |
| 一、晚清贵州工商业与工商业群体 |
| 二、晚清贵州商会的建立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贵州商会的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 |
| 第一节 总商会的兴建、发展及空间特色 |
| 一、总商会的兴建与演变 |
| 二、总商会的空间特色 |
| 三、从空间分布看总商会与分会的基本关系 |
| 第二节 贵州地区商会分布的区域特色 |
| 一、地区商会建立时间上呈现阶段性特征 |
| 二、地区商会空间分布特点 |
| 第三节 地区商会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 |
| 一、黔中地区 |
| 二、黔北地区 |
| 三、黔东北地区 |
| 四、黔东南地区 |
| 五、黔西南地区 |
| 六、黔西北地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贵州商会组织结构变化与近代化发展 |
| 第一节 商会会员变化看新经济因素的进入 |
| 一、商会团体会员由行会转为同业公会 |
| 二、商会个体会员“多层次”性 |
| 三、从会员变化看近代新经济因素对商会的影响 |
| 第二节 商会领导层人员构成的变化及特点 |
| 一、绅商执掌商会领导权体现了商会与传统社会割不断的联系 |
| 二、工商业者执掌商会领导权反应了工商业者自主意识不断提升 |
| 三、国民党党员执掌商会领导权体现出国家对工商业渗透的加强 |
| 四、从执掌商会领导权的人员变化看工商业者自身、及其与国家关系的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贵州商会机构的发展演变 |
| 第一节 商会决策机构及职能的初建 |
| 一、会董会议为决策机构的初建 |
| 二、会董会议职能的初步确定 |
| 三、会董会议制下商会的运转 |
| 第二节 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机构的建立与机构职能的配置 |
| 一、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机构的健全 |
| 二、决策机构职能完善与执行、监督机构的职能建设 |
| 三、“三权”机构下商会的运转 |
| 第三节 商会机构及机构职能建设特点分析 |
| 一、近代贵州商会机构及职能建设受到政权变动的影响 |
| 二、近代贵州商会机构及职能建设受到工商业发展程度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贵州商会的运行机制演变 |
| 第一节 近代贵州商会内部运行机制的演变 |
| 一、商会对行会公推制、商议制、经费多源的继承(1905—1931) |
| 二、工商业发展对“公推”、“商议”、经费捐助制的破坏 |
| 三、商会建设选举与任期、集体决策、监管和经费收支管理等制度 |
| 第二节 近代贵州商会的外部运行机制 |
| 一、维护工商业群体的共同利益成为商会间互动的基础 |
| 二、抵制经济勒索、联合打假、传递市场信息、通报组织构成外部运行方式 |
| 三、商会间外部运行促进商会网络职能的发挥与地区经济发展 |
| 第三节 贵州商会内部运行机制变化分析 |
| 一、工商业者的思想认识制约着贵州商会运行机制的演变 |
| 二、政权变更推动着近代贵州商会运行机制的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贵州商会与地方社会互动 |
| 第一节 近代贵州商会与贵州经济 |
| 一、发展近代工商业 |
| 二、辅助农业发展 |
| 三、整顿市场秩序 |
| 第二节 近代贵州商会与贵州文化 |
| 一、兴办中小学 |
| 二、发展同业教育 |
| 三、创办报纸 |
| 第三节 近代贵州商会与贵州社会 |
| 一、参与交通建设 |
| 二、发展消防事业 |
| 三、主导政权“真空期”政务,维护公共安全 |
| 四、参与慈善事业 |
| 第四节 近代贵州商会与贵州政治 |
| 一、抵制日货与发展国货 |
| 二、认购公债与分摊捐款 |
| 三、贯彻战时工商业政策 |
| 四、开展劳军活动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回到科斯：法律经济学理论探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文献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本文思路 |
| 第一章 科斯法律经济学的思想脉络 |
| 第一节 科斯对庇古传统的批判 |
| 一、科斯定理动摇庇古传统 |
| 二、漠视交易成本的庇古传统 |
| 第二节 科斯定理的逻辑结构 |
| 一、产权界定是科斯定理成立的必要条件 |
| 二、产权界定是科斯定理有效的充分条件 |
| 三、科斯定理推论的逻辑推论 |
| 第三节 科斯范式的确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法律与经济的对接 |
| 第一节 损害相互性 |
| 一、损害的相互性抑或权利相互性 |
| 二、损害相互性与产权界定 |
| 第二节 资源配置与权利配置 |
| 一、资源与权利 |
| 二、规则选择 |
| 第三节 对容忍义务和权利相对性的评析 |
| 一、容忍义务 |
| 二、权利相对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产权界定与交易成本 |
| 第一节 社会总产品 |
| 一、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分离 |
| 二、边际上的因果关系 |
| 三、产权结构与交易成本 |
| 第二节 界权成本 |
| 一、选择与成本 |
| 二、界权成本的迷思 |
| 三、从交易成本到制度成本 |
| 第三节 冲突权利配置路径 |
| 一、裁判冲突权利配置中的问题 |
| 二、冲突权利配置误区溯因 |
| 三、冲突权利配置路径探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利益衡量论与合约选择 |
| 第一节 什么是利益衡量论: 对问题本身的追问 |
| 一、司法实践对学说理论的挑战 |
| 二、利益衡量论的本质 |
| 第二节 利益衡量层次结构的剥离 |
| 一、虚幻的利益层次结构 |
| 二、利益层次结构的内在冲突 |
| 第三节 合约选择替代利益衡量论 |
| 一、合约选择的客观性 |
| 二、合约选择: 界分国家和市场 |
| 三、合约选择蕴含法治精神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防伪成本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3 主要内容与章节结构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3 相关文献评价 |
| 3 理论分析 |
| 3.1 防伪成本的构成分析 |
| 3.1.1 基于经营管理环节的构成分析 |
| 3.1.2 基于显性和隐性的构成分析 |
| 3.1.3 基于顾客角度的构成分析 |
| 3.2 防伪成本的关系分析 |
| 3.2.1 防伪成本与防伪效果的关系 |
| 3.2.2 防伪效果与打假成本之间的关系 |
| 3.2.3 防伪效果与失效损失之间的关系 |
| 3.3 防伪成本的属性分析 |
| 3.3.1 防伪成本的传统成本属性 |
| 3.3.2 防伪成本的质量成本属性 |
| 3.3.3 防伪成本的特征属性 |
| 4 防伪成本的核算与控制 |
| 4.1 防伪成本的核算 |
| 4.1.1 防伪成本核算模式的选择 |
| 4.1.2 防伪成本的确认 |
| 4.1.3 防伪成本的会计科目设置 |
| 4.1.4 防伪成本的账务处理 |
| 4.2 防伪成本的控制 |
| 4.2.1 防伪成本的战略定位 |
| 4.2.2 最优防伪成本的决策 |
| 4.2.3 物流、防伪、溯源管理一体化 |
| 5 案例分析 |
| 5.1 案例企业防伪成本的核算与控制现状分析 |
| 5.2 案例企业防伪成本的核算与控制的改进对策分析 |
| 5.2.1 防伪成本核算的改进策略 |
| 5.2.2 防伪成本控制的改进策略 |
| 6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建议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详细摘要 |
（6）财务打假路漫漫（论文提纲范文）
|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雾里看花 |
| ◎皇帝新装中的小孩——财务打假者 |
| ◎境遇尴尬中的民间财务打假 |
| ◎财务打假,路在何方? |
（8）基层会计管理要打假先治乱（论文提纲范文）
| 一、基层会计工作乱象之表现 |
| (一) 从业人员鱼龙混杂, 素质参差不齐 |
| 1.会计工作人员无证从业者比例较大。 |
| 2.在持证从业者中, 存在大量无效证件。 |
| 3.会计从业者素质参差不齐。 |
| 4.会计从业者身兼数职。 |
| (二)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秩序未理顺, 执业证件不规范 |
| (三) 单位执行会计制度五花八门, 会计信息可比性差 |
| (四) 会计从业人员记账和核算随心所欲, 乱账花样多 |
| (五) 单位会计档案管理散乱, 会计资料安全完整得不到保障 |
| 二、基层会计工作乱象之特点 |
| (一) 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有“三多”, 半路出家的多, 身兼数职的多, 无证从业的多 |
| (二) 做乱账的会计从业人员一“少”一“多” |
| (三) 乱账现象呈现出一“高”一“广”:乱账所占比例高, 乱账涉及面广 |
| (四) “无知”的乱账和“故意”的乱账并存 |
| (五) 边纠边犯, 反反复复, 难以根治 |
| 三、基层会计工作乱象之原因 |
| 四、基层会计管理重点应在治乱 |
| (一) 加强会计监督职能, 完善会计制度 |
| (二) 抓好会计人员的培训, 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
| (三) 加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 |
（9）会计治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0.1 问题提出 |
| 0.1.1 会计从自由放任到实施监管的历程 |
| 0.1.2 我国会计监管模式的演变 |
| 0.1.3 治理理论的兴起与会计治理的提出 |
| 0.2 文献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2.1 关于治理理论的研究 |
| 0.2.2 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 |
| 0.2.3 关于会计治理的研究 |
| 0.3 研究的方法 |
| 0.4 研究的范围及分析的框架 |
| 0.4.1 本文研究范围的界定 |
| 0.4.2 本文的基本架构 |
| 第1章 会计治理机理论 |
| 1.1 会计治理的基本概念界定 |
| 1.1.1 治理的界定及其基本内涵 |
| 1.1.2 会计治理的概念界定 |
| 1.1.3 与会计治理相关的几个概念 |
| 1.2 会计治理机理的理论分析 |
| 1.2.1 企业理论的历史演变 |
| 1.2.2 对传统企业理论的批判及其现代企业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形成 |
| 1.3 会计治理的基本架构 |
| 1.3.1 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及其信息不对称 |
| 1.3.2 会计治理结构的构建 |
| 第2章 会计法治论 |
| 2.1 会计法治的理论依据 |
| 2.1.1 会计法治是“依法治国”理论在会计领域的具体运用 |
| 2.1.2 会计法治是“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这一科学命题在会计实践中的具体化 |
| 2.2 会计法治的前提和基础 |
| 2.2.1 我国的会计法制建设及其会计法规体系 |
| 2.2.2 会计人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
| 2.3 对会计法治的理性思考 |
| 2.3.1 我国市场经济立法的特点和缺陷及其对会计法律规范体系的影响 |
| 2.3.2 对会计法律规范体系各层次的法理分析 |
| 2.3.3 提高我国会计法治水平的建议 |
| 第3章 会计德治论 |
| 3.1 会计德治的基本内涵及其理论基础 |
| 3.1.1 会计德治的基本内涵 |
| 3.1.2 会计德治的理论依据及其时代背景 |
| 3.2 会计职业伦理及其对会计职业道德的特殊要求 |
| 3.2.1 会计职业伦理 |
| 3.2.2 会计对职业道德有特殊的要求 |
| 3.3 会计德治的特点及其作用 |
| 3.3.1 会计德治的特点 |
| 3.3.2 会计德治的作用 |
| 3.3.3 会计德治作用发挥的方式──会计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
| 3.4 会计德治运行机制的构建 |
| 3.4.1 我国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简单回顾 |
| 3.4.2 会计德治实现的途径 |
| 3.4.3 会计德治运行机制的构建 |
| 第4章 会计的政府治理论 |
| 4.1 政府在会计治理中的基础设施建设:会计规则制定 |
| 4.1.1 会计规则的界定 |
| 4.1.2 会计规则的制定 |
| 4.2 政府在会计治理中的行政管理职能:会计工作管理 |
| 4.2.1 我国会计工作管理体制的基本内容 |
| 4.2.2 会计工作管理模式的创新 |
| 4.3 政府在会计治理中的强制手段:政府审计、其他相关部门监督及法律责任追究 |
| 4.3.1 政府审计体制与审计质量 |
| 4.3.2 其他相关会计监督政府部门的协调 |
| 4.3.3 会计法律责任的追究 |
| 第5章 会计的职业治理论 |
| 5.1 会计职业在会计治理中的作用机制 |
| 5.2 会计职业治理的质量保障机制 |
| 5.3 我国会计职业治理面临的问题及改进 |
| 5.3.1 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
| 5.3.2 改进我国会计职业治理的对策 |
| 第6章 公司企业内部会计治理论 |
| 6.1 公司内部会计治理的理论分析 |
| 6.1.1 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提出了会计治理的要求 |
| 6.1.2 主要公司治理模式及其特征 |
| 6.1.3 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会计治理制度安排 |
| 6.2 我国公司会计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
| 6.2.1 我国公司监事会运作中存在的问题 |
| 6.2.2 现行法律规范对会计治理制度安排的影响及其存在的矛盾 |
| 6.3 完善我国公司会计治理制度的建议 |
| 6.3.1 完善公司监事会制度 |
| 6.3.2 协调监事会与独立董事的关系 |
| 6.3.3 理顺监事会与内部审计的关系 |
| 6.3.4 完善董事责任追究制度 |
| 第7章 影响会计治理实施的环境因素分析 |
| 7.1 会计治理实施的积极因素 |
| 7.1.1 我国政府管理理念的现代化及其职能的转变为会计治理的实行提供了条件 |
| 7.1.2 我国加入 WTO和会计的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为会计治理的实施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条件 |
| 7.1.3 会计自身的发展为会计治理的实行提供了技术条件 |
| 7.2 影响会计治理实施的消极因素 |
| 7.2.1 计划观念依然存在，不利于会计治理的顺利实施 |
| 7.2.2 企业官僚体制的难以克服，制约了会计治理在企业内部的实施 |
| 7.2.3 会计职业界自身建设存在较大差距，尚未形成会计治理的职业环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论会计电算化环境下的造假与打假（论文提纲范文）
| 一、会计电算化下的造假主要的手法 |
| 1. 篡改输入。 |
| 2. 篡改文件。 |
| 3. 篡改程序。 |
| 4. 篡改输出。 |
| 5. 篡改时间。 |
| 6. 违规操作。 |
| 7. 恶意破坏。 |
| 8. 其他方法。 |
| 二、会计电算化下打假措施 |
| 1. 建立财务造假预警系统: |
| 2. 完善内部控制系统:一 |
| 3. 发挥审计功能:电算化会计系统环境下的审计监督措施如下: |
| 4. 加强电算化犯罪法制建设: |
| 5. 加强财政和税务监督、纪检监督, 群众监督: |
| 6. 非常制动措施: |
| 三、关于打假治乱的思考 |
四、会计信息需要打假（论文参考文献）
- [1]网络购物平台信用舞弊行为的形成机理与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平台用户方”视角[D]. 厉飞芹.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2)
- [2]定额预算方法在成都市烟草公司预算管理中的运用研究[D]. 王渊. 电子科技大学, 2019(01)
- [3]近代贵州商会研究[D]. 王建. 云南大学, 2018(04)
- [4]回到科斯：法律经济学理论探源[D]. 高永周. 南京大学, 2015(01)
- [5]防伪成本相关问题研究[D]. 程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2(03)
- [6]财务打假路漫漫[J]. 文一墨. 财会学习, 2010(08)
- [7]浅析玉林烟草财务报账制的现状、问题及对策[A]. 黎夏. 广西烟草学会2007年度学术年会论文集, 2008
- [8]基层会计管理要打假先治乱[J]. 吴建彩. 内蒙古电大学刊, 2007(10)
- [9]会计治理论[D]. 朱星文. 天津财经大学, 2006(09)
- [10]论会计电算化环境下的造假与打假[J]. 王建林. 商场现代化, 20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