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协同设计技术研究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胡春生,魏红星,闫小鹏,李国利[1]（2022）在《码垛机器人的研究与应用》文中研究说明通过对码垛机器人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整理,从结构优化、末端执行机构、运动规划、运动控制、机器人编程、国内应用等六个方面对码垛机器人进行了概述,分别阐述了机器人本体结构优化、运动规划的常见方法、机器人编程的常用手段、机器人控制的常用方法、避障规划的难点、多机器人协同的特殊性、各类型末端执行机构的优缺点,随后针对我国的码垛机器人应用现状,提出了对应的解决措施,针对码垛机器人关键技术的研究,指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研究重点,可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参考。
李阳[2]（2021）在《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文中指出当今时代,世界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革命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加速了全球人才、信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世界各国间的科技力量在悄然间发生着变化。科技革命所引发的不仅是全球经济社会的变革,每一次革命过程也必然会改变大国之间的力量分布,重塑世界实力对抗格局。中国科技实力的快速崛起,美国科技霸主地位受到挑战、中美之间的科技博弈屡次触碰着科研工作者的神经。如何在未来科技竞争中处于领先位置,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提高科技创新对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这一切都离不开一流科研机构的支撑,而国家级实验室就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满足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科技需求。国家级实验室作为大国科技博弈的重要体现,为保持国家科技竞争力提供了驱动力,也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战略保障。美国庞大的国家级实验室体系距今已经历了八十余年的发展历史,积累了成功的管理经验,也是满足国家科技全球领先的重要支撑,在建设管理创新上以及科研实力上领先于全球。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兴建于改革开放之初,伴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之路不断发展壮大,但相较于世界发达水平,在建设管理经验、科技体制创新及科研实力等方面还有许多不足。因此,以美国国家级实验室作为参照标准进行深入比较,总结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异同、发现建设经验的共性与个性、寻找科研实力比较中的优势与不足,为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及发展寻找经验借鉴,对于丰富我国国家级实验室研究成果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希望通过研究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历程来看,两国实验室各自经历了怎样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建设的侧重点是什么,各阶段的科技政策对实验室发展有何导向,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异同又有哪些?（2）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运行来看,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及科研合作方面各有什么特点,在这些方面中,中美两国实验室的建设特征又有什么异同,美国实验室的建设经验对中国有何启示?（3）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科研实力来看,两国实验室在体现科技论文最高水平的ESI高被引论文产出方面、主导地位方面、论文影响力方面的科研实力差距有多少;基于文献属性数据的特征差异有哪些,这些差异对两国实验室论文产出、影响力及主导地位的影响又有哪些?本文以比较研究作为研究视角,重点进行了以下方面的研究工作:（1）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进行对比分析。对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历程进行了划分;结合时代政策背景,对两国实验室各自的发展建设过程、学科分布特点、部门及地域分布特点、建设成效、阶段性特征进行分析,深入了解每一阶段国家级实验室的发展变化;总结出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相同点及差异。（2）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进行比较分析。梳理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方面的特点;围绕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科研合作五个方面,总结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方面的共性与个性。（3）基于目前代表科技论文最高水平的ESI高被引论文数据库,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进行比较分析。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学、数据挖掘、Logistic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统计分析工具,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国际合作、影响力等角度进行量化比较,以明确中美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的差异。最终,通过对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多方面的比较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1）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及阶段特征的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兴起于不同的时代背景,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建设历程。美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作为全球领先的科研机构,兴起于战争年代,维护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成为了其建设初衷。先后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且过程中出现了两次较大的争议。实验室的发展紧密围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展开,进行学科建设的布局与前沿科学领域的探索,尤其是美苏冷战时期,持续增加的军费资助为实验室的研究发展印上了明显的军事化色彩。相较而言,我国的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发展建设起步较晚,与改革开放后的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基本同步,基本依托重点高校及各部门进行运行管理,以材料科学、工程科学等工程类学科研究为主。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艰难的起步后,实验室的发展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推进走向市场化协同创新的道路,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服务,在发展方面呈现出快速上升的态势。（2）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运行中的特色及管理经验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运行上既有共同的经验又各具特色。通过对中美典型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特征进行分析,作者发现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及科研合作方面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中美两国实验室的兴起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两国在科技、经济等发展阶段上处于不同节点,形成了美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定位于人类终极科学问题的探索,我国的国家级实验室主要还是定位在满足国家科技战略需求层面。两国不同的制度体制也形成了不同的实验室管理模式,美国强调以市场参与为主,政府主导为辅,实验室体系的发展以“自下而上”科技决策体系为主;中国更强调决策主体集中,注重政府的政策引导,实验室多以执行上级科技政策为主。此外,两国实验室在科研经费的预算及拨付制度、实验室的监管主体及实验室主任的选聘与权责方面也都存在着显着差异。（3）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方面的科研实力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科研实力方面各有优势,美国在多个方面保持着相对优势,我国在论文产出方面取得了显着的进步。研究发现,在基于高被引论文产出数量的比较上,中国无论是在产出总量还是发展增速方面均有明显的优势;且通过关联规则算法对中美论文产出特征进行分析,发现作者数量为5人及以上为中美论文产出的最主要合作方式;中国论文产出受参与单位的数量作用不显着,当有国内基金参与资助时会显着提高两国实验室的发文量。在基于高被引论文主导地位的比较上,在中美两国间实验室的合作论文方面,美国的主导地位高于中国;在中美实验室参与国际合作论文方面,中国的主导地位强于美国;在中美国际合作论文主导地位的特征方面,论文流向国内对中美国际合作论文的主导地位均有正向影响;资助基金数量及资助基金类别为“无国内基金参与”时对中美国际合作论文的主导地位均有负向影响。在基于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比较上,美国在被引频次及影响因子方面的影响力均强于中国;在论文影响力的特征方面,中美高被引论文影响力均受到作者数量、出版时间、资助基金数量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作者数量、资助基金数量等对中国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作用程度大于对美国的影响。本研究的创新点可以概括地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对以国家级实验室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建设与改革进行了有益探索。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科学技术强国,拥有雄厚的资本及一流的人才储备,众多的国家级实验室成为了其科技研发的排头兵,也成为了国家科技创新力量的坚实保障。联邦国家实验室体系至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并积累了卓有成效的管理经验,拥有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美国联邦国家实验室建设及其规律,进而探索科研管理机制创新,为突破美国科技封锁,探索我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建设及科研机构改革创新很有价值。（2）拓展了文献计量学理论在科技评价中的应用与实践。国家级实验室是进行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工作的重要科研机构。科技论文是体现国家或科研机构基础研究工作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反映国家或科研机构科研实力的主要方面。本文基于ESI及JCR等数据库,以高被引论文为视角,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理论指导,通过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进行量化分析,可以进一步明确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发展现状及差异水平,对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体系的成效进行了检验。另一方面,文献计量学理论以科技论文及各种文献数据特征为研究对象,可以实现对国家或地区、科研机构、学者等学科结构、产出数量、影响力变化等科研动态的科学评价,对于两国实验室科技论文产出及其深层次因素及规律进行探讨,在填补对国家级实验室定量化研究空白的基础上,逐渐丰富我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评价体系,以便指导政策实践。（3）为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深化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丰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概念,指导政府科技政策的实施与制度创新,更好地参与全球化科技治理,实现科技的自立自强以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建设提供了新思路。中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根植于独有的政治、文化背景,在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上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面临着独有的现实困境与发展难题。在深入研究美国国家实验室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不照搬照抄美国模式,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方向,结合有益经验探索中国模式,缩小与先进水平的实力差距,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实验室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李恒[3]（2021）在《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技的迅速发展、工程问题复杂性的提升以及工程活动利益相关者的增加,使得工程师在工程实践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工程伦理问题。在高等工程教育中,作为工程师培养核心环节之一的“工程伦理教育”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程伦理教育被以美英为代表的世界工程强国视为培养伦理卓越工程技术人才的重要手段。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末,现阶段,成为“华盛顿协议”正式缔约国以及“新工科”项目的扎实推进为我国的工程伦理教育提供了重要契机。尽管如此,我国工程伦理教育仍面临三个重大挑战:一是工程伦理教育在供需对接上未实现动态平衡;二是工程伦理教育治理手段乏善可陈;三是工程伦理教育与我国工程情境的适配性不高。针对上述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特征,提炼关键机制。本研究围绕“系统分析符合工程伦理教育内在发展规律的关键机制”这一核心议题开展研究,并由此展开三个环环相扣的子研究:第一,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建构;第二,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估;第三,完善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首先,本文运用系统文献综述法和文献计量法对工程伦理教育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其次,运用扎根理论、多案例分析与比较分析法对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理论结构和实现路径进行建构性研究;再次,以本研究提出的关键机制为指标来源,以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为方法指导,针对113份评价样本,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实施现状开展实证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作出以事实为导向的客观判断;最后,整合所有研究结论,消除理论话语和实践话语的阻隔,归纳用于完善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本研究得到了以下四个结论:（1）工程伦理教育的复杂性决定了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复杂性,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优化教育策略、汇聚协同力量、把握国内国际动向等核心要点,主要涵括培养机制、协同机制和情境机制三个维度。（2）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是“合理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在“合理性”方面,情境机制契合了价值合理性的意蕴,培养机制和协同机制则契合了工具合理性的表征。在“合规律性”方面,情境机制是控制单元,情境机制通过构建了一个包括社会因素、自然因素和精神因素在内的场域而成为关键机制的“指挥控制中心”;协同机制是存储单元,通过“各种协议”（如,伦理准则）和“软硬件”（如,经费资源）的配合而成为了“制度池”和“资源池”;培养机制则是运算单元,高校根据“情境机制”的“指令”并在“协同机制”的干预下,整合各类教育要素、深入本土教育实践、打造教育新模式。（3）本研究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实施现状进行评估。实证评估结果显示,按权重由大到小排序,依次是情境机制（36.0%）、协同机制（33.7%）和培养机制（30.3%）;按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培养机制（71.711分）、情境机制（70.319分）和协同机制（68.339分）;按优秀（80-100分）、良好（70-79分）、合格（60-69分）和不合格（≤59）进行等级分类,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现状的综合评价等级为“良好”（70.074分）。（4）深入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发展的特殊情境,立足“培养机制”、“协同机制”和“情境机制”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具体包括:细化培养机制,在供需对接上实现动态平衡;强化协同机制,丰富工程伦理教育的治理手段;深化情境机制,适应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阶段和独特需求。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于:其一,通过扎根理论研究、规范研究、案例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揭示了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实现路径及其规范性特征;其二,通过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了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价体系并开展了实证评估;其三,立足中国情境,提出了一系列完善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为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实践启示。
唐彬[4]（2021）在《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对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平台企业是网络信息时代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组织形式,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以亚马逊、阿里巴巴、腾讯等为代表的一批平台企业成为互联网经济时代新兴商业模式的典范。顺应时下多元化、个性化、重视体验的消费需求,平台企业带动供应链上下游融合发展,在政府与市场共同推动下,引领我国经济向数字化转型发展。纵观平台企业的成长过程,创新性的商业模式是其快速成长、迅速占据市场份额的重要驱动力。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竞争全球化以及消费需求升级,平台企业已从最初的蓝海进入红海,每一个行业市场几乎都被细分,平台同质化严重,用户流量日渐枯竭、增长困难。商业模式创新已成为平台企业应对环境变化、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受资源禀赋影响。平台所体现的开放性、交互性、网络效应等特性促进了市场知识资源聚集,对其商业模式创新具有驱动作用。然而知识具有时效性,面对不确定的市场环境,只有高效创造新知识,并与环境变化相匹配,才能真正助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近年来,跨界成为平台企业突破资源禀赋限制、培育市场适应性的重要手段,通过跨界搜寻外部异质性知识,可以扩展平台企业知识基,有效弥补平台知识缺口。大数据能力是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企业新能力,可以加强平台企业对自身知识库的洞察和了解,拓展跨界搜寻的广度和深度,降低对外部知识吸收、消化、融合的风险和成本。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二者协同促进新知识创造,为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提供知识资源。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及二者交互项如何影响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第二,知识创造在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及二者交互项与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发挥了何种作用;第三,环境不确定性在知识创造与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发挥何种作用。基于此,本文根据知识管理理论、组织搜寻理论、企业能力理论构建本文的理论模型,对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知识创造、环境不确定性、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论证,提出相关研究假设。采用问卷调研的方式最终获取322份有效问卷,运用SPSS22.0、AMOS21.0等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主要结论如下:（1）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及二者交互项均正向影响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2）知识创造在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及二者交互项与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关系之间发挥中介作用;（3）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知识创造与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旨在探索数字经济背景下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对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研究聚焦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及二者交互作用对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丰富了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相关研究。跨界搜寻为平台企业资源配置提供“知识池”,是大数据能力发展的助推器。大数据能力可以帮助平台企业在对内部知识清晰认知的基础上准确判断和评估所需的外部知识,增强跨界搜寻的宽度和深度。以往研究大多讨论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单一因素的作用,忽视了二者在商业模式创新中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交互效应。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及二者交互作用对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具有积极影响,弥补了先前研究只关注资源或能力的不足,拓展了企业能力理论。第二,本研究打开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平台商业模式创新之间作用关系的理论“黑箱”,引入知识创造这一中介变量,探讨了平台企业如何把外部知识应用到商业模式创新的具体实践过程。已有研究大多探讨的是企业如何利用外部新知识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忽视了知识创造的互补作用。只有将不同类型的外部知识要素耦合应用到新知识体系中,才能实现要素价值放大,从而形成针对在位企业的竞争优势。知识创造是连接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关键因素,本文将知识创造作为中介变量纳入研究模型,全面检验知识创造在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及二者交互项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不仅拓展了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而且为知识创造相关研究提供崭新视角。第三,本研究揭示了环境不确定性在知识创造与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现有研究大多从高管创造力、高管支持等组织内部的微观视角探讨影响平台商业模式创新的边界条件,忽视了外部环境这一权变因素,而主观判断可能对研究结果的普适性造成一定影响。实际上,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平台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愈加复杂多变,留给平台企业知识创造的时间缩短,平台企业及时整合新旧知识、重塑知识体系的难度加大,无法及时为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提供有力支持。基于此,本研究探讨了环境不确定性在知识创造与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完善了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边界条件,充实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综上,本研究是对当前数字化背景下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相关研究的有效补充,虽然提出一些有创新性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未来将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进一步完善。
王钰[5]（2021）在《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政府和市场是经济社会治理活动中的两个重要主体,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在调节经济社会的运行机制,政府则多依靠行政强制力参与到经济社会治理活动中。环境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治理领域的“政府论”和“市场论”之争已存在良久,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是政府和市场发挥环境治理作用的重要依托。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市场化机制的建立激发了经济活力,经济总量实现了井喷式的增长。但中国经济一直是以资本和劳动为主要驱动力,高耗能、高污染和高排放的低层次发展模式导致资源与环境的短板效应日益严重。当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成为新时期下的发展目标,促使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成为又一重要任务。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绿色的现代化发展体系,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环境治理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绿色发展,所以环境治理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必要选择。政府和市场是环境治理活动中的重要参与者,二者分别通过命令控制和市场激励来推动经济绿色发展。为了探究不同环境政策在环境治理活动中的作用,本文系统性地分析了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基本结论如下:第一,本文对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的测算方法进行了改进。创新性地应用超效率共同前沿DEA方法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改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方式,分别基于要素贡献和结构贡献两种方法进行分解,从多个角度寻找经济绿色发展的驱动要素。研究发现:（1）2016年之后,全国平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了上升的趋势,出现由负转正的变化,即经济绿色发展水平有所提高。（2）经济绿色发展水平存在地区异质性,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的年平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正,其他经济区域的年平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负。（3）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要素贡献分解结果来看,对于全国和大多数经济区域而言,产出不足和能源过度消耗是导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环境改善是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驱动因素。从结构贡献的分解结果来看,创新效应是促进绿色全要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第二,本文将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分为中央政府实施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地方政府实施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并以中央环保督察、中央环保约谈和地方环境监管为几种典型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进行研究。利用断点回归模型识别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寻找中央环保约谈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中介变量,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环境监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1）中央环保督察和中央环保约谈都会显着地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中央环保督察仅是通过产出增长效应和环境改善效应促进经济绿色发展,中央环保督察并未促进能源节约。地方环境监管作为中央环保约谈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中介变量,仅在环保约谈发生的后一年发挥中介作用,当年并不具有中介效应,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将环境治理压力转换为治理对策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2）地方政府环境监管的作用效果存在地区异质性和门槛效应,对于北部沿海、大西南、东北和南部沿海四个经济区域而言,提高环境监管力度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对于其他经济区域而言,环境监管的作用并不明显。环境监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作用时,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工业规模、研发水平和环境监管力度为调节因子的门槛效应。第三,本文对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影响经济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以用能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两种环境规制工具为代表,将排放权的初始分配作为研究的起点,在确定初始分配方案后,模拟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交易行为,对用能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进行政策组合,从绿色发展视角下评价不同市场化程度的政策组合的经济红利效应。研究发现:（1）零和DEA方法虽然提高了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的公平性,但并没有提高初始分配的效率水平。（2）初始分配方式的选择依赖于市场机制的成熟度,当市场机制完善时,选择零和DEA方法进行初始分配,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行为促进技术进步;但当市场机制不完善时,基于零和DEA方法的初始分配方式可能会阻碍技术进步,此时选择历史法进行初始分配可以在短期内保存生产力。（3）随着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市场化水平提高,其产出效应、节能减排效应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均会提高。在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同时可交易的市场交易型政策组合下,潜在产出增量、节能量、CO2减排量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都会显着提高。市场交易型环境政策组合体现出最佳的经济红利效应,混合型环境政策组合居中,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组合的经济红利效应最差。（4）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数分解结果表明,与追求产出（GDP）增加相比,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节能和CO2减排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第四,本文在单独分析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作用机制后,又进一步分析了二者协同作用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考虑到不同层级政府实施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所以本文分别研究了中央环保约谈与排放权交易的协同作用、地方环境监管与排放权交易的协同作用。研究发现:（1）较之不实施中央环保约谈和排放权交易,或只实施其中一种,同时实施中央环保约谈和排放权交易可以显着地提高经济绿色发展水平。（2）地方环境监管的政策效果会受到排放权交易政策的调节影响,对于不实施排放权交易的城市而言,地方环境监管的绿色增长效应并不显着,而对于实施排放权交易的城市而言,地方环境监管会显着地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3）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来看,环境监管与排放权交易即具有协同作用,也具有掣肘影响,其中协同作用体现为排放权交易会降低环境监管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掣肘影响为环境监管与排放权交易同时实施会降低环境政策效果。本文研究得出以下启示: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水平存在地区异质性,所以无论是效率评价,还是环境政策的实施,都应将地区异质性作为重要的参考因素,实施差异化的环境政策是提高环境治理能力的必要条件;中央政府应继续坚持以环保督察和环保约谈为主要形式的环境治理行为,充分发挥它们对环境改善的促进作用;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实施市场化的环境政策,提高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作用程度,最大化释放出政策的经济红利效应,以促进经济绿色发展。环境治理应发挥多主体的协同作用,既要利用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又要依靠政府的行政执行力,在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下,使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实现优势互补。
董成伟[6]（202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显着优势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着优势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保障,是取得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保障,是成功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的重要保障。中国在世界上的“抢眼表现”,形成举世瞩目的“中国之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显着优势。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更是彰显举国体制的现实例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充分运用举国体制的强大制度威力,全民抗疫取得了战略性成果,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疫情防控双胜利。后疫情时代,面临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亟需发挥举国体制这一重要法宝,集中全国力量进行“卡脖子”技术攻关,在新一轮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的变革中占据优先位置,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深入探析举国体制的理论渊源,清晰梳理举国体制的逻辑演进,总结概括举国体制的运行机理,形成对于举国体制的科学认识,有助于拓展“中国之治”的学术话语表达,有助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助于为独立自主进行重大科技攻关、成功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高效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等提供制度保障。为此,本文以近年来引起高度关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研究、系统研究、历史研究等方法,详细论述了举国体制的基本概念、显着优势、原则属性、理论资源、发展历程、实践机理等内容,阐明了举国体制是实现全国人员、资源、组织、部门一盘棋,以快速动员和快速调集的方式,确保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得到保障和供应的制度安排。面对后疫情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深层次变革,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实践领域、实践基础、实践根基、基本经验和实践进路等问题,以更好阐明举国体制的基本遵循和根本指引,明确举国体制的方向和任务,有助于为我国集中力量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提供制度保障。具体来说,论文在结构安排上共分六章。第一章是绪论,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方法与思路、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为全文研究的逻辑起点。第二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基本概述。这一部分内容介绍了举国体制的基本概念、显着优势、基本原则和基本属性,阐明了举国体制的内涵和外延,厘清了举国体制及其相关问题的本质特征和理论内核,为举国体制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三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理论逻辑。这一部分内容介绍了举国体制理论渊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举国体制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时也包含新时代健全和完善举国体制的总体意见及理论和实践的要求。举国体制的理论逻辑是指从制度生成、制度实践和制度比较等方面总结和概括举国体制的理论资源。第四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历史逻辑。这一部分内容介绍了举国体制经过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数字文明三个发展时期;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充分运用和发挥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办成了许多大事,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举国体制是中国实现历史性跨越发展的制度优势,经历了制度建构和形成、发展和完善以及拓展和创新三个演进阶段。第五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实践逻辑。这一部分内容介绍了举国体制的实践根基、内在机理、实践方法。举国体制的实践根基包括:政治根基、经济根基、文化根基和社会根基。举国体制的内在机理包括:组织构成、制度规范、方向原则。举国体制的实践方法包括:互动的责任网络格局、多部门协同、多领域合作、有效的市场机制和科学的宏观调控。第六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未来发展思考。这一部分内容介绍了如何坚持好和发展好举国体制:深化关于举国体制的认知和研究;夯实党领导举国体制的各项制度保障;夯实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格局;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支撑。总之,通过全面总结和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论文提出如下创新观点: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是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有力保证。通过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我们取得了许多辉煌成就,办成了许多大事、难事、急事。二是中国社会主义举国体制是党和人民在实践中通过逐步探索而确立起来的制度安排。新中国成立之后,举国体制的实践向度更加明确,制度框架逐步构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启,使举国体制的实践维度不断拓展,作用优势不断彰显,制度规范逐步定型。党的十八大以来,举国体制作为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着优势,有了更多的现实例证,制度构建不断完善。三是举国体制显着优势集中体现在党带领人民进行重大科技攻关、重大工程建设、抗击自然灾害及新冠疫情防控等“大事”上。
刘雅姝[7]（2021）在《多维视角的重大突发事件演变机理及应对策略研究》文中提出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各种利益诉求增多、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易发多发,对于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各类突发事件的研究已经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2014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习近平指出,对于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重要职责,担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可见,近年来国家安全思想已上升到重要的指导地位。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各种事故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面临巨灾风险的防范问题、公共卫生事件的挑战、社会安全类风险,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重大突发事件产生的诸多影响严重威胁我国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此背景下,重大突发事件的演变机理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立足于系统理论及5W1H方法,融合演化博弈理论、知识图谱理论、事理图谱理论,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演变机理展开研究,构建重大突发事件演变机理模型,在对重大突发事件演变机理进行实证剖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策略。（1）构建重大突发事件演变机理模型,基于系统理论及5W1H分析方法定义重大突发事件演变机理的内涵,突破传统从单一维度研究重大突发事件演变机理的局限,从系统观角度出发解读重大突发事件演变要素、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重大突发事件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主体行为要素（Who）、事件舆情信息要素（What）、事件事理要素（Why）、事件时间要素（When）、事件环境要素（Where）。系统性地从Who（谁推动、促进了事件演变）、What（事件演变的内容是什么）、Why（事件演变的原因是什么）等多维度视角研究重大突发事件演变机理,最终基于事件的演变机理提出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策略（How）。（2）从重大突发事件主体行为的维度（Who）解读重大突发事件演变机理,解释了事件主体行为演变的问题。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分析了重大突发事件主体行为的演变过程,明确博弈主体是由政府为代表的决策方、以网民为代表的参与方、以媒体为代表的推动方三部分组成,对其博弈动因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构建演化博弈模型。最后对所构建的主体之间的博弈模型进行仿真分析,模拟了事件发展热度、事件负面影响持续恶化、政府奖惩机制介入情景下三方主体行为的演变,得出的结论为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主体的管理策略提供现实参考依据。（3）从重大突发事件舆情信息演变维度（What）解读重大突发事件演变机理,解释了事件演变的内容问题。基于知识图谱理论,提出事件舆情知识图谱的构建框架模型及技术架构,进而构建事件舆情知识图谱,利用舆情知识图谱挖掘舆情知识三元组、网络传播的路径结构等内容。基于数据驱动思想,通过舆情知识的进一步提取分析得到事件舆情的话题演变、舆情知识网络结构演变等过程。所得事件舆情信息演变的分析结论有益于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的舆情治理。（4）从重大突发事件演变的事理逻辑维度（Why）解读重大突发事件演变机理,解释了事件演变的原因问题。基于事理图谱理论,采用事理图谱构建的相关方法,通过本体构建、事件抽取、事件关系抽取等步骤构建了面向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事理图谱及其抽象事理图谱。基于重大突发事件事理图谱挖掘重大突发事件演变过程中的事理逻辑知识,深入分析事件之间的演变规律和模式,弥补以往未能详尽阐述重大突发事件在微观层面的演变机理和运行过程的短板。基于知识驱动视角,通过事件逻辑知识演变分析、事件演变的传导路径挖掘、事件演变的动因剖析等角度揭示重大突发事件的演变逻辑与规律,进而把握重大突发事件的发展脉络,为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与治理提供科学准确的依据。（5）提出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策略（How）。依据事件的演变机理得出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策略,阐述了在突发事件情景下应如何应对的问题。基于事件演变机理的研究内容,从三个层面提出了应对策略,（1）基于事件主体行为演变的主体管理策略;（2）基于重大突发事件舆情信息演变的舆情信息治理对策;（3）基于事件主体行为演变、事件舆情信息演变、事件演变的事理逻辑三个维度的重大突发事件管控问题。理论层面上,立足于系统理论、演化博弈理论、知识图谱理论、事理图谱理论、5W1H等多种理论方法,从事件的主体演变、事件舆情信息演变以及事件演变的事理逻辑挖掘等多维视角入手,构建重大突发事件演变机理模型。通过博弈论、知识图谱、事理图谱等方法剖析重大突发事件演变机理,阐述事件演变的本质,发现事件演变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重大突发事件演变的应对策略。基于数据驱动思想,多维度揭示重大突发事件的演变过程,基于知识驱动思想,挖掘重大突发事件演变逻辑,促进了传统研究范式转型,科学地认识重大突发事件的演变过程,可以完善重大突发事件分析研判和预警,提高事件的总体态势感知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实践层面上,通过爬取微博、中国新闻网、世界卫生组织网站等平台上重大突发事件的相关数据,构建重大突发事件舆情知识图谱和事理图谱,基于真实数据对理论推演部分进行实证分析,最终服务于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本文采用总-分-总的研究逻辑,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期为相关部门进行科学研判、精准施策提供依据,极大地提升了社会治理的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促进和推动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韩肖清,李廷钧,张东霞,周鑫[8]（2021）在《双碳目标下的新型电力系统规划新问题及关键技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型电力系统规划是引领电力系统低碳发展及转型的重要前提。首先阐述了新型电力系统的技术特征,指出低碳电力规划所面临的源-荷不确定性加剧、低碳电力市场化发展、碳水平评估、运行模拟、多主体协同规划若干新问题,提出新型电力系统规划的基础模型及技术框架,最后结合新型电力系统技术特征及框架对相关关键技术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并给出新型电力系统规划的重点研究方向,以期为低碳发展目标下的电网规划决策研究提供参考。
范晓鹏[9]（2021）在《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文中提出都市圈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极与人口承载核心区域,也是区域综合实力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从本质上来看,都市圈是一个具有较强开放性的复杂巨系统,其形成与发展类似于有机生命体,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与特征,以系统内各部分达到一体化为理想状态,高质量则是判断一体化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都市圈发展既要考虑“量”的一体化,也要考虑“质”的一体化。作为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板块,西安都市圈仍面临着辐射带动能力不强、产业同质恶性竞争、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现实问题,加快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已迫在眉睫。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现实困境,本研究重点围绕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进行深入研究。第一,综合集成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地理学与城乡规划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跟踪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与实践,在遵循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一般规律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空间、规划等多方位一体化,以及新时代背景下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高质量,从来源与构成、存在与变化、动因与结果、目标与路径等视角,系统阐释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耦合辩证关系,归纳总结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与空间指向。第二,在一体化视角下,建构基于交通、经济、人口、文化等多维度的定量叠加测算方法体系,并结合西安历史文化空间格局和发展脉络进行定性辅助校核,从而科学识别西安都市圈的空间圈层结构。在此基础上,重点对近年来西安都市圈中心城区的空间扩展,以及圈层结构的演化规律进行总结分析,并综合集成“一体化—高质量—耦合度—满意度”等维度,开展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综合绩效评价,印证一体化与高质量的耦合发展关系,辅助研判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第三,结合自然环境、经济社会、交通设施、历史文化等基础性因素,以及政策制度、信息技术等刺激性因素,对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影响因子进行研判,构建以因子属性与作用形式为基础的动力机制模型。基于此,通过梳理都市圈发展的一般模式与复合模式,结合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探索西安都市圈的适宜空间发展模式。通过对以上内容的系统研究,本论文得出以下结论与观点。第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应在区域协同、产业分工、市场统一、设施互联、风险共担等方面,且未来高质量发展应充分体现人本化、绿色化、创新化与网络化等发展理念。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应体现在产业协同创新、市场开放统一、生态绿色共保、城乡协调融合、文化包容认同、交通互联互通、服务共建共享、科技智慧引领、治理现代高效等多维层面,由此才能在空间层面真正实现都市圈要素、结构、功能的高质量一体化。第二,从西安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的结果可以看出,目前西安都市圈仍是以西安主城区、咸阳主城区和西咸新区为核心的单核型都市圈,并呈现出沿交通要道轴向延伸的态势,区域整体空间联系仍较为松散。在充分解析区域现状和比较审视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的基础上,研判得知西安都市圈目前还存在城镇体系不完善、产业协作不够、交通网络化水平低、生态保护乏力、公共服务过度集中、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通过“耦合—满意度”评价分析可知,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水平一般,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尽管近年来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水平都有很大提升,但受到多维因素的影响仍处于中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研究范围内居民对西安都市圈的认知程度较低,中心与外围的空间联系感知较弱,对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普遍不高。第三,针对西安都市圈提出“三多一网”的适宜空间模式,认为“多目标、多中心、多维度、网络化”的发展格局是理想空间形态。在明确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与战略使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规划的统筹引领作用,积极响应适宜空间模式,重点从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等方面提出引导策略。同时,基于国土空间规划背景,强调规划思维转变与规划目标转向,进而加强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与内外衔接,优化完善都市圈规划编制程序,并提出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响应的路径与方法,从而有效支撑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为我国中西部地区都市圈发展规划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杨玥[10]（2021）在《基于多元数据的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过去四十余年,以办公或产业发展为目的的新城园区建设是中国大规模快速城市化的关键部分,正逐步从关注单一经济增长目标的产业集聚地向关注综合发展目标的复合功能都市区转变。当前中国经济转向创新主导并迎来新一轮产业升级和创新创业发展,科创园区成为未来城市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其“产”的发展离不开“城”“创”这两个关键要素。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代表我国最新园区发展趋势,经历了政府规划、房地产开发、城中村自发嵌入等不同主体主导下的不同阶段、不同规模、不同层级的发展过程。其汇集了多类型科创园区及创新平台,依托杭州数字经济优势、社区共生资源、西溪湿地生态、老余杭仓前文脉,是创新要素集聚、多元功能混合、园区社区并存、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共赢的新城代表,是研究科创园区“产城创”融合发展的典型范本。本文以衡量科创园区发展的“科创企业发展”反映“产”,以衡量城市用地功能混合的“职住关系”反映“城”,以衡量创新资源的“高校创新力”反映“创”,通过分析职住关系、高校创新力与科创企业发展的关联,来研究“产”“城”“创”的关系,进而从“产城创”融合角度展开对大走廊科创园区发展的研究。采用多元数据包括科创企业发展数据、基于位置服务的职住大数据、高校创新资源数据、地理空间数据,运用统计学回归、案例研究等方法。首先,研究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阶段和空间特征。然后,从企业聚集程度、发展规模、创新能力、经营状况、综合实力选择科创企业发展指标作为因变量;从职住平衡指数和通勤距离选择职住关系指标,从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研实力、学术影响、产学合作选择高校创新力指标,作为两组自变量;运用偏最小二乘回归研究职住关系、高校创新力与科创企业发展的关联性。最后,选择大走廊“阿里系”园区阿里巴巴西溪园区和梦想小镇,从园区科创企业发展、职住关系、及其与高校创新力融合发展进行深入案例剖析。研究结论:“产城创”融合为未来科创园区提供了极具活力的发展模式,有利于激发科创园区活力、实现新城综合发展。“产”“城”“创”之间存在关联性,职住平衡和高校创新资源溢出有利于促进科创园区企业发展。本研究以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为例,从“产城创”融合角度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科创园区发展,及时总结我国科创园区发展的智慧和新鲜经验,为未来园区和新城实践提供参考,对支持新型城镇化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二、协同设计技术研究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协同设计技术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码垛机器人的研究与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1 码垛机器人研究内容 |
| 1.1 码垛机器人结构优化 |
| 1.2 末端执行机构 |
| 1.3 码垛机器人的运动规划 |
| 1.3.1 路径规划 |
| (1）单个机器人路径规划 |
| (2）多机器人协同路径规划 |
| 1.3.2 轨迹规划 |
| 1.3.3 避障问题 |
| 1.3.4 多机器人协同与单个机器人运动规划的联系与区别 |
| 1.3.5 机器人运动规划的关键技术及难点 |
| 1.4 机器人运动控制 |
| 1.5 机器人的编程 |
| 2 国内应用现状 |
| 3 国内码垛机器人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 3.1 国内码垛机器人存在的问题 |
| (1）智能化程度较低 |
| (2）核心部件依赖进口 |
| (3）智能算法自主研发能力差 |
| (4）标准化程度较差 |
| 3.2 解决的对策 |
| (1）核心零部件国产化 |
| (2）加强码垛机器人智能化建设 |
| (3）算法优化 |
| (4）构建标准化体系 |
| 4 总结与展望 |
（2）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文献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国家级实验室 |
| 2.1.2 国家重点实验室 |
| 2.1.3 联邦国家实验室 |
| 2.2 文献研究综述 |
| 2.2.1 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相关研究回顾 |
| 2.2.2 美国联邦国家实验室建设相关研究回顾 |
| 2.2.3 文献研究回顾述评 |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协同创新理论 |
| 2.3.2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2.3.3 文献计量学理论 |
| 2.3.4 数据挖掘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比较研究 |
| 3.1 中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研究 |
| 3.1.1 萌芽起步阶段 |
| 3.1.2 集中建设阶段 |
| 3.1.3 快速发展阶段 |
| 3.1.4 “中国特色发展”阶段 |
| 3.2 美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研究 |
| 3.2.1 快速起步阶段 |
| 3.2.2 第一波争议阶段 |
| 3.2.3 重整复苏阶段 |
| 3.2.4 第二波争议阶段 |
| 3.2.5 新时代发展阶段 |
| 3.3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比较与启示 |
| 3.3.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的一般规律 |
| 3.3.2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的主要差异 |
| 3.3.3 启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比较研究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研究方法 |
| 4.1.2 案例选取原则 |
| 4.1.3 资料获取 |
| 4.1.4 分析框架 |
| 4.2 中国典型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分析 |
| 4.2.1 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2 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3 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4 核物理与核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5 工业装备结构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3 美国典型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分析 |
| 4.3.1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
| 4.3.2 喷气推进实验室 |
| 4.3.3 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 |
| 4.3.4 普林斯顿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 |
| 4.3.5 林肯实验室 |
| 4.4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比较与启示 |
| 4.4.1 制度体制的比较分析 |
| 4.4.2 建设定位的比较分析 |
| 4.4.3 资源要素的比较分析 |
| 4.4.4 运行模式的比较分析 |
| 4.4.5 科研合作的比较分析 |
| 4.4.6 启示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比较研究 |
| 5.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预处理 |
| 5.1.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来源 |
| 5.1.2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处理流程 |
| 5.1.3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规约 |
| 5.1.4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清洗 |
| 5.1.5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构造 |
| 5.1.6 小结 |
| 5.2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的科研实力比较 |
| 5.2.1 高被引论文产出及变化情况比较 |
| 5.2.2 高被引论文单因素产出特征比较 |
| 5.2.3 基于关联规则的高被引论文多因素特征比较 |
| 5.2.4 小结 |
| 5.3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主导地位的科研实力比较 |
| 5.3.1 两国间高被引论文合作情况比较 |
| 5.3.2 中美参与国际合作的高被引论文主导情况比较 |
| 5.3.3 基于Logistic回归的国际合作论文主导地位特征比较 |
| 5.3.4 小结 |
| 5.4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科研实力比较 |
| 5.4.1 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比较 |
| 5.4.2 高被引论文期刊影响因子比较 |
| 5.4.3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的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特征比较 |
| 5.4.4 小结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的对策建议 |
| 6.1 政府统筹实验室体系顶层设计的安排 |
| 6.1.1 强化政府战略规划,融入国家创新系统 |
| 6.1.2 顺应科技发展趋势,引领学科交叉创新 |
| 6.1.3 加强重大专项部署,支撑战略新兴产业 |
| 6.2 积极推进实验室融入创新联合体建设 |
| 6.2.1 以市场拉动需求,发挥龙头企业领军性作用 |
| 6.2.2 以科研带动教学,发挥实验室平台教学功能 |
| 6.2.3 以联合实现共享,发挥联合体协同创新优势 |
| 6.3 努力推进实验室融入世界范围的步伐 |
| 6.3.1 坚持国际交流与合作,保持科技的自立自强 |
| 6.3.2 打造国际化人才团队,构筑全球性人才高地 |
| 6.3.3 参与全球化科技治理,提高实验室国际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注释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问题工程”的频发引起人们对工程伦理的广泛关注 |
| 1.1.2 工程伦理教育是工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 1.1.3 我国工程伦理教育机遇与挑战并存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框架 |
| 1.3.1 章节安排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键概念解读 |
| 2.1.1 伦理与道德的辨析 |
| 2.1.2 工程伦理的内涵 |
| 2.2 工程伦理教育的现实演绎:基于系统文献综述法的分析 |
| 2.2.1 研究方法 |
| 2.2.2 工程伦理教育的目标(Q1) |
| 2.2.3 工程伦理的教学策略(Q2) |
| 2.2.4 工程伦理教育效果的评估手段(Q3) |
| 2.2.5 工程伦理教育效果的影响因素(Q4) |
| 2.2.6 本节述评 |
| 2.3 中国工程伦理教育研究的主题聚类:基于文献计量的分析 |
| 2.3.1 文献计量方法概述 |
| 2.3.2 资料收集 |
| 2.3.3 共词分析 |
| 2.3.4 共词网络分析 |
| 2.3.5 多维尺度分析 |
| 2.3.6 本节述评 |
| 2.4 文献述评 |
| 3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构成 |
| 3.1 扎根理论研究设计 |
| 3.1.1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与流程 |
| 3.1.2 资料采集 |
| 3.2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理论结构 |
| 3.2.1 开放式编码 |
| 3.2.2 主轴式编码 |
| 3.2.3 选择性编码 |
| 3.2.4 理论饱和度检验 |
| 3.2.5 本节小结 |
| 3.3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实现路径 |
| 3.3.1 微观维度的培养机制:以认知发展为指导再造教育要素 |
| 3.3.2 中观维度的协同机制:以协同优势为指导赋能中介对象 |
| 3.3.3 宏观维度的情境机制:以现象学为指导调适多元场域 |
| 3.4 本章小结 |
| 4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案例分析 |
| 4.1 案例研究方法概述 |
| 4.2 培养机制的案例分析 |
| 4.2.1 知识生成:聚焦伦理教育知识建构者的职能重构 |
| 4.2.2 具身认知:创设面向真实世界的“开放式”学习情境 |
| 4.2.3 学习进阶:用“全周期”课程序列搭建学生认知发展的阶梯 |
| 4.2.4 伦理体验:强化解决工程伦理现实困境的实践基质 |
| 4.2.5 案例分析讨论 |
| 4.3 协同机制的案例分析 |
| 4.3.1 工程社团在工程伦理教育中的作用 |
| 4.3.2 政府在工程伦理教育中的作用 |
| 4.3.3 案例分析讨论 |
| 4.4 情境机制的案例分析 |
| 4.4.1 美英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职业主义催化的路径选择 |
| 4.4.2 德国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对技术负责的民族传统 |
| 4.4.3 法国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消解”在精英工程师的培养中 |
| 4.4.4 中日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二元构造”下的层序互补 |
| 4.4.5 案例分析讨论 |
| 5 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估 |
| 5.1 调研对象 |
| 5.2 评估指标体系的建构 |
| 5.2.1 评估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 |
| 5.2.2 初始评估指标的选取 |
| 5.2.3 问卷设计与预测试 |
| 5.3 现状的实证评估 |
| 5.3.1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权重赋值 |
| 5.3.2 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综合评价 |
| 5.4 结果与讨论 |
| 5.4.1 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估结论 |
| 5.4.2 延伸讨论:我国工程伦理教育面临的潜在障碍 |
| 5.5 本章小结 |
| 6 完善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 |
| 6.1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规范性审视 |
| 6.1.1 合理性的审视 |
| 6.1.2 合规律性的审视 |
| 6.2 细化培养机制,在供需对接上实现动态平衡 |
| 6.3 强化协同机制,丰富工程伦理教育的治理手段 |
| 6.4 深化情境机制,适应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阶段和独特需求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访谈提纲 |
| 附录2 评估问卷 |
| 附录3 评估指标赋权表 |
| 附录4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课程大纲 |
| 附录5 弗吉尼亚大学课程大纲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4）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对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实践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组织搜寻理论 |
| 2.1.2 企业能力理论 |
| 2.1.3 知识管理理论 |
| 2.1.4 创新理论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商业模式创新相关研究 |
| 2.2.2 跨界搜寻相关研究 |
| 2.2.3 大数据能力相关研究 |
| 2.2.4 知识创造相关研究 |
| 2.2.5 环境不确定性相关研究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研究模型构建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平台企业 |
| 3.1.2 跨界搜寻 |
| 3.1.3 大数据能力 |
| 3.1.4 知识创造 |
| 3.1.5 商业模式创新 |
| 3.1.6 环境不确定性 |
| 3.2 概念模型提出 |
| 3.2.1 变量间关系梳理 |
| 3.2.2 概念模型构建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假设提出 |
| 4.1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 |
| 4.1.1 跨界搜寻与商业模式创新 |
| 4.1.2 大数据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 |
| 4.1.3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交互作用与商业模式创新 |
| 4.2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知识创造 |
| 4.2.1 跨界搜寻与知识创造 |
| 4.2.2 大数据能力与知识创造 |
| 4.2.3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交互作用与知识创造 |
| 4.3 知识创造与商业模式创新 |
| 4.4 知识创造的中介作用 |
| 4.5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研究设计 |
| 5.1 问卷设计 |
| 5.1.1 问卷设计的原则 |
| 5.1.2 问卷设计的过程 |
| 5.2 变量测量 |
| 5.2.1 跨界搜寻的测量 |
| 5.2.2 大数据能力的测量 |
| 5.2.3 知识创造的测量 |
| 5.2.4 商业模式创新的测量 |
| 5.2.5 环境不确定性的测量 |
| 5.2.6 控制变量的选择与测量 |
| 5.3 预调研及问卷修正 |
| 5.4 样本与数据收集 |
| 5.4.1 样本选取 |
| 5.4.2 数据收集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6.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6.2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
| 6.3 信度与效度分析 |
| 6.3.1 信度分析 |
| 6.3.2 效度分析 |
| 6.4 假设检验 |
| 6.4.1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检验 |
| 6.4.2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知识创造关系检验 |
| 6.4.3 知识创造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检验 |
| 6.4.4 知识创造的中介作用检验 |
| 6.4.5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检验 |
| 6.5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6.5.1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讨论 |
| 6.5.2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知识创造的关系讨论 |
| 6.5.3 知识创造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讨论 |
| 6.5.4 知识创造的中介作用讨论 |
| 6.5.5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讨论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创新点 |
| 7.3 管理启示 |
| 7.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关于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知识创造、环境不确定性、商业模式创新的调研问卷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经济绿色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 1.1.2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环境治理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绿色增长理论 |
| 2.1.2 外部性理论 |
| 2.1.3 产权理论 |
| 2.1.4 公共物品理论 |
| 2.1.5 环境规制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的相关文献 |
| 2.2.2 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相关文献 |
| 2.2.3 环境政策与经济绿色发展关系的相关文献 |
| 2.3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的测算和分析 |
| 3.1 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的测算方法 |
| 3.1.1 超效率共同前沿DEA模型 |
| 3.1.2 Luenberger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计算与分解 |
| 3.1.3 投入产出数据说明 |
| 3.2 经济绿色发展水平测算结果分析 |
| 3.2.1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初步分析 |
| 3.2.2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结果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典型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 中央环保督察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1 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实施背景 |
| 4.1.2 中央环保督察与经济绿色发展关系的建模 |
| 4.1.3 中央环保督察与经济绿色发展关系的实证结果 |
| 4.1.4 稳健性检验 |
| 4.2 中央环保约谈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2.1 中央环保约谈与经济绿色发展的中介效应模型 |
| 4.2.2 中央环保约谈与经济绿色发展的中介效应实证结果 |
| 4.3 地方环境监管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3.1 地方环境监管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异质性影响 |
| 4.3.2 地方环境监管影响经济绿色发展的门槛效应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两类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
| 5.1 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现状 |
| 5.2 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机制研究 |
| 5.2.1 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模拟 |
| 5.2.2 初始分配方式的公平性分析 |
| 5.2.3 初始分配方式的效率分析 |
| 5.3 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模拟 |
| 5.3.1 环境生产技术与数据说明 |
| 5.3.2 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组合的建模 |
| 5.4 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交易的绿色增长效应分析 |
| 5.4.1 产出效应分析 |
| 5.4.2 节能减排效应分析 |
| 5.4.3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命令控制和市场激励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协同影响机制分析 |
| 6.1 中央环保约谈与排放权交易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协同影响机制 |
| 6.1.1 中央环保约谈与排放权交易协同机制模拟 |
| 6.1.2 中央环保约谈与排放权交易协同机制的实证结果 |
| 6.2 地方环境监管与排放权交易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协同影响机制 |
| 6.2.1 不同市场激励下环境监管与经济绿色发展的关系 |
| 6.2.2 环境监管与排放权交易对经济绿色发展的调节中介效应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显着优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基本概述 |
| 2.1 举国体制的基本概念 |
| 2.1.1 举国体制的提出 |
| 2.1.2 举国体制内涵的界定 |
| 2.2 举国体制的显着优势 |
| 2.2.1 独立自主进行重大科技攻关的显着优势 |
| 2.2.2 成功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显着优势 |
| 2.2.3 高效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的显着优势 |
| 2.3 举国体制的基本原则和属性 |
| 2.3.1 举国体制的基本遵循 |
| 2.3.2 举国体制的基本原则 |
| 2.3.3 举国体制的基本属性 |
| 第3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理论逻辑 |
| 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举国体制思想 |
| 3.1.1 举国体制是国家治理思想的具体呈现 |
| 3.1.2 举国体制是权威思想的集中体现 |
| 3.1.3 举国体制是集权思想的时代映现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举国体制思想 |
| 3.2.1 举国体制是党的独特优势的集中彰显 |
| 3.2.2 举国体制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着优势 |
| 3.2.3 举国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的制度创新 |
| 3.3 新时代健全和完善举国体制的理论和实践要求 |
| 3.3.1 健全和发展举国体制的治理机制 |
| 3.3.2 构建举国体制治理机制的话语体系 |
| 3.3.3 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
| 第4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历史逻辑 |
| 4.1 对文明史的通贯考察中,理解和传承举国体制 |
| 4.1.1 农业文明时期的举国体制 |
| 4.1.2 工业文明时期的举国体制 |
| 4.1.3 数字文明时期的举国体制 |
| 4.2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进程中,坚持和发展举国体制 |
| 4.2.1 党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的重要经验 |
| 4.2.2 党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富起来的重要机制 |
| 4.2.3 党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强起来的“重要法宝” |
| 4.3 对举国体制构建和演进的深刻把握中,创新和完善举国体制 |
| 4.3.1 举国体制的构建和形成 |
| 4.3.2 举国体制的发展和完善 |
| 4.3.3 举国体制的守正和创新 |
| 第5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实践逻辑 |
| 5.1 举国体制的实践根基 |
| 5.1.1 政治根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5.1.2 经济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
| 5.1.3 文化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 5.1.4 社会根基:和谐稳定的社会治理 |
| 5.2 举国体制的实践机制 |
| 5.2.1 举国体制的组织构成 |
| 5.2.2 举国体制的制度规范 |
| 5.2.3 举国体制的基本要求 |
| 5.3 举国体制的实践方法 |
| 5.3.1 互动的责任网络格局 |
| 5.3.2 多部门协同、多领域合作 |
| 5.3.3 有效的市场机制和科学的宏观调控 |
| 第6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未来发展思考 |
| 6.1 深化关于举国体制的认知和研究 |
| 6.1.1 讲清楚举国体制视域内的“大事” |
| 6.1.2 引导社会公众充分理解和认识举国体制 |
| 6.1.3 重视举国体制实践经验的总结 |
| 6.2 夯实党领导举国体制的各项制度保障 |
| 6.2.1 加强党对举国体制统一协调运行的领导机制 |
| 6.2.2 巩固党对举国体制统一协调运行的组织保障 |
| 6.2.3 完善党领导人民参与举国体制运行的体制机制 |
| 6.3 发挥公有制经济对于举国体制的坚强支撑 |
| 6.3.1 巩固公有制经济对举国体制的物质基础保障 |
| 6.3.2 强化国有经济对举国体制的战略支撑作用 |
| 6.3.3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对举国体制的科技支撑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多维视角的重大突发事件演变机理及应对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重大突发事件演变机理研究进展 |
| 1.2.2 国外重大突发事件演变机理研究进展 |
| 1.2.3 国内外基于事理图谱的事件演变研究进展 |
| 1.2.4 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5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知识图谱理论 |
| 2.2 事理图谱理论 |
| 2.3 5W理论 |
| 2.4 演化博弈理论 |
| 2.5 自然语言处理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多维视角的重大突发事件演变机理基本内容 |
| 3.1 重大突发事件内涵与分类 |
| 3.1.1 重大突发事件内涵 |
| 3.1.2 重大突发事件分类 |
| 3.1.3 重大突发事件特征 |
| 3.2 重大突发事件演变的构成要素及关系 |
| 3.2.1 事件演变的构成要素 |
| 3.2.2 事件构成要素的关联关系 |
| 3.3 多维视角的重大突发事件演变机理 |
| 3.3.1 演变机理内涵 |
| 3.3.2 演变机理模型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重大突发事件的主体行为演变 |
| 4.1 问题描述 |
| 4.2 事件主体的演化博弈分析 |
| 4.2.1 博弈主体分析 |
| 4.2.2 博弈动因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3 假设与模型构建 |
| 4.3.1 模型假设 |
| 4.3.2 模型构建 |
| 4.3.3 均衡点与稳定性分析 |
| 4.4 模拟仿真分析 |
| 4.4.1 重大突发事件热度影响下的主体行为演化路径 |
| 4.4.2 负面影响持续恶化情景下主体行为演化路径 |
| 4.4.3 政府介入采取奖惩机制情景下主体行为演化路径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重大突发事件的舆情信息演变 |
| 5.1 舆情信息演变概述 |
| 5.1.1 重大突发事件舆情信息 |
| 5.1.2 重大突发事件舆情知识图谱 |
| 5.2 重大突发事件舆情知识图谱理论模型构建 |
| 5.2.1 重大突发事件舆情知识图谱构建框架模型 |
| 5.2.2 重大突发事件舆情知识图谱技术架构 |
| 5.3 重大突发事件舆情知识图谱模式层构建 |
| 5.3.1 重大突发事件舆情本体构建 |
| 5.3.2 重大突发事件舆情知识图谱模式层构建 |
| 5.4 重大突发事件舆情知识图谱数据层构建 |
| 5.4.1 数据源选取及采集 |
| 5.4.2 数据预处理 |
| 5.5 基于重大突发事件舆情知识图谱的舆情演变分析 |
| 5.5.1 重大突发事件舆情的时序演变分析 |
| 5.5.2 重大突发事件舆情知识图谱传播路径结构解析 |
| 5.5.3 重大突发事件舆情知识图谱内容分析 |
| 5.5.4 重大突发事件的舆情评论话题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重大突发事件演变的事理逻辑 |
| 6.1 重大突发事件的事理图谱研究范式 |
| 6.1.1 重大突发事件事理图谱内涵 |
| 6.1.2 重大突发事件事理图谱构建的逻辑模型 |
| 6.1.3 重大突发事件事理图谱的事理挖掘流程 |
| 6.2 重大突发事件事理图谱构建 |
| 6.2.1 数据采集与预处理 |
| 6.2.2 事理图谱构建流程 |
| 6.3 重大突发事件抽象事理图谱构建 |
| 6.3.1 事件泛化 |
| 6.3.2 公共卫生事件抽象事理图谱 |
| 6.3.3 事件知识存储 |
| 6.4 重大突发事件演变的事理逻辑分析 |
| 6.4.1 因果事件提取 |
| 6.4.2 事件的因果逻辑知识分析 |
| 6.4.3 事件演变的传导路径挖掘 |
| 6.4.4 事件演变的动因剖析 |
| 6.5 重大突发事件的动态演变 |
| 6.5.1 事件演变的动力学流图构建 |
| 6.5.2 仿真结果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事件演变机理的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策略 |
| 7.1 基于事件演变机理的重大突发事件应对概述 |
| 7.1.1 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的时代背景 |
| 7.1.2 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的目标 |
| 7.1.3 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的特征 |
| 7.2 基于事件演变机理的重大突发事件应对思路及过程 |
| 7.2.1 重大突发事件应对思路 |
| 7.2.2 重大突发事件应对过程 |
| 7.3 重大突发事件主体管理策略 |
| 7.3.1 重大突发事件的参与用户管理 |
| 7.3.2 重大突发事件的传播平台管理 |
| 7.3.3 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府管理 |
| 7.4 重大突发事件的舆情信息治理研究 |
| 7.4.1 事件舆情信息治理问题的提出 |
| 7.4.2 重大突发事件舆情信息治理对策 |
| 7.5 重大突发事件管控模型构建 |
| 7.5.1 重大突发事件管控的重大意义 |
| 7.5.2 重大突发事件管控面临的挑战 |
| 7.5.3 重大突发事件的管控模型 |
| 7.5.4 重大突发事件管控模型功能 |
| 7.6 本章小节 |
| 第8章 总结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局限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双碳目标下的新型电力系统规划新问题及关键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 0引言 |
| 1 新型电力系统技术特征 |
| 2 新型电力系统规划新问题及技术框架 |
| 2.1 新型电力系统规划新问题 |
| 2.2 基础规划模型及技术框架 |
| 3 支撑新型电力系统规划的关键技术 |
| 3.1 源荷精细化预测 |
| 3.2 低碳电力市场机制 |
| 3.3 碳水平表征方法及评估体系 |
| 3.4 大数据理论与运行模拟 |
| 3.5 多主体协同规划 |
| 3.5.1 发–输协同规划 |
| 3.5.2 源-网-荷-储协同规划 |
| 3.5.3 考虑多能流协同运行的配网规划 |
| 4 结论 |
（9）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缘由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对象 |
| 1.2.1 重要性和典型性 |
| 1.2.2 研究范围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概念释义 |
| 1.4.1 都市圈 |
| 1.4.2 一体化 |
| 1.4.3 高质量 |
| 1.5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框架 |
| 1.5.3 研究方法 |
| 1.6 基础性支撑原理与研究特性 |
| 1.6.1 基础性支撑原理 |
| 1.6.2 研究特性 |
| 1.7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基础理论及相关研究与实践综述 |
| 2.1 相关基础理论 |
| 2.1.1 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1.2 生态学相关理论 |
| 2.1.3 社会学相关理论 |
| 2.1.4 地理学相关理论 |
| 2.1.5 城乡规划学相关理论 |
| 2.2 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都市圈的相关研究 |
| 2.2.2 一体化的相关研究 |
| 2.2.3 高质量的相关研究 |
| 2.2.4 相关研究进展述评 |
| 2.3 国内外发展经验 |
| 2.3.1 国外经验 |
| 2.3.2 国内经验 |
| 2.4 基于理论与实践的若干启示 |
| 2.4.1 人本化 |
| 2.4.2 绿色化 |
| 2.4.3 创新化 |
| 2.4.4 网络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及特征 |
| 3.1 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内在机理 |
| 3.1.1 从“要素分散”到“要素集合”:集聚化与融合化 |
| 3.1.2 从“增长极核”到“网络关联”:扩散化与网络化 |
| 3.1.3 从“单打独斗”到“协作一体”:协作化与一体化 |
| 3.2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哲学思辨 |
| 3.2.1 来源与构成:“渊源合一” |
| 3.2.2 存在与变化:“协同发展” |
| 3.2.3 动因与结果:“互为因果” |
| 3.2.4 目标与路径:“殊途同归” |
| 3.3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 |
| 3.3.1 产业协同创新 |
| 3.3.2 市场开放统一 |
| 3.3.3 生态绿色共保 |
| 3.3.4 城乡协调融合 |
| 3.3.5 文化包容认同 |
| 3.3.6 交通互联互通 |
| 3.3.7 服务共建共享 |
| 3.3.8 科技智慧引领 |
| 3.3.9 治理现代高效 |
| 3.4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空间指向 |
| 3.4.1 空间要素流态化 |
| 3.4.2 空间结构网络化 |
| 3.4.3 空间功能协同化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一体化视角下西安都市圈的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 4.1 识别原则与思路 |
| 4.1.1 识别原则 |
| 4.1.2 识别思路 |
| 4.2 空间特征认知与识别方法选取 |
| 4.2.1 基本特征判别 |
| 4.2.2 基本范围选取 |
| 4.2.3 中心城市界定 |
| 4.2.4 识别方法选取 |
| 4.3 多维方法定量叠加测算 |
| 4.3.1 公路等时法测算结果 |
| 4.3.2 城市引力法测算结果 |
| 4.3.3 城镇人口密度测算结果 |
| 4.3.4 历史文化资源密度法测算结果 |
| 4.3.5 定量综合叠加测算结果 |
| 4.4 地域特征定性辅助校核 |
| 4.4.1 历史文化渊源回溯 |
| 4.4.2 历史文化空间格局指引 |
| 4.4.3 定性辅助校核结果 |
| 4.5 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 4.5.1 核心圈层识别 |
| 4.5.2 扩展圈层识别 |
| 4.5.3 辐射圈层识别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西安都市圈的时空演化特征及核心问题研判 |
| 5.1 时空演化特征 |
| 5.1.1 中心城区的时空演化 |
| 5.1.2 圈层结构的时空演化 |
| 5.2 区域现状解析 |
| 5.2.1 自然地理 |
| 5.2.2 经济社会 |
| 5.2.3 城镇体系 |
| 5.2.4 服务设施 |
| 5.2.5 体制机制 |
| 5.3 比较格局审视 |
| 5.3.1 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 |
| 5.3.2 横向比较对象的选取 |
| 5.3.3 主要特征的比较判别 |
| 5.4 核心问题研判 |
| 5.4.1 一核独大且能级不高,辐射带动作用不足 |
| 5.4.2 创新引领能力不强,产业协同程度不高 |
| 5.4.3 文化高地尚未形成,文旅融合发展不够 |
| 5.4.4 网状交通尚未形成,枢纽能力内高外低 |
| 5.4.5 公服资源过度集聚,区域失衡现象突出 |
| 5.4.6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环境质量欠佳 |
| 5.4.7 一体化建设推动缓慢,协同机制有待加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满意度”评价 |
| 6.1 总体思路与评价方法 |
| 6.1.1 总体思路 |
| 6.1.2 评价方法 |
| 6.1.3 数据来源 |
| 6.2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评价 |
| 6.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2.2 指标选取与权重确定 |
| 6.2.3 评价结果分析 |
| 6.3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评价 |
| 6.3.1 人群特征与空间范围认知情况 |
| 6.3.2 出行行为与差异化需求特征 |
| 6.3.3 评价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动力机制及适宜空间模式 |
| 7.1 影响因子研判 |
| 7.1.1 自然环境因子 |
| 7.1.2 经济社会因子 |
| 7.1.3 交通设施因子 |
| 7.1.4 历史文化因子 |
| 7.1.5 政策制度因子 |
| 7.1.6 信息技术因子 |
| 7.2 动力机制解析 |
| 7.2.1 自然环境约束力 |
| 7.2.2 经济社会推动力 |
| 7.2.3 交通设施支撑力 |
| 7.2.4 历史文化塑造力 |
| 7.2.5 政策制度调控力 |
| 7.2.6 信息技术重构力 |
| 7.3 既有模式梳理 |
| 7.3.1 一般模式 |
| 7.3.2 复合模式 |
| 7.3.3 模式特征 |
| 7.4 适宜空间模式建构 |
| 7.4.1 模式建构思路 |
| 7.4.2 空间模型建构 |
| 7.4.3 适宜模式推演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规划引导策略 |
| 8.1 战略价值与发展目标 |
| 8.1.1 战略价值研判 |
| 8.1.2 目标方向引导 |
| 8.2 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 |
| 8.2.1 城镇体系完善 |
| 8.2.2 空间结构优化 |
| 8.3 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 |
| 8.3.1 区域产业布局优化 |
| 8.3.2 产业辐射能力强化 |
| 8.3.3 创新网络体系搭建 |
| 8.4 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 |
| 8.4.1 文化遗产整体保护 |
| 8.4.2 历史文化格局传承 |
| 8.4.3 文旅全域融合发展 |
| 8.5 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 |
| 8.5.1 交通设施互联互通 |
| 8.5.2 公服设施均衡一体 |
| 8.5.3 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
| 8.6 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 |
| 8.6.1 区域生态环境修复 |
| 8.6.2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
| 8.6.3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面向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西安都市圈规划机制响应 |
| 9.1 思维转变与目标转向 |
| 9.1.1 规划思维转变 |
| 9.1.2 规划目标转向 |
| 9.1.3 规划基本原则 |
| 9.2 体系衔接和编制程序 |
| 9.2.1 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及内外衔接 |
| 9.2.2 规划编制的管理主体及程序完善 |
| 9.3 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 |
| 9.3.1 协同治理机制提升 |
| 9.3.2 城乡融合机制完善 |
| 9.4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结论与展望 |
| 10.1 主要结论 |
| 10.1.1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相互耦合的关系机理 |
| 10.1.2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
| 10.1.3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空间模式 |
| 10.1.4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亟需规划引导及制度保障 |
| 10.2 创新点 |
| 10.2.1 揭示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关系机理与主要特征 |
| 10.2.2 提出多维视角融合地域特质的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方法 |
| 10.2.3 探索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模式与规划对策 |
| 10.3 不足与展望 |
| 10.3.1 不足之处 |
| 10.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10）基于多元数据的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科技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
| 1.1.2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作为城市经济增长极的产业园区发展面临转型 |
| 1.1.3 科创园区已成为创新驱动背景下城市化的重要空间载体 |
| 1.1.4 “互联网+”数字经济发达的杭州在长三角的重要战略地位 |
| 1.1.5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是“产城创”融合发展的新城代表 |
| 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科创园区 |
| 1.4.2 “产城创”融合 |
| 1.4.3 “互联网+”新兴产业 |
| 1.4.4 多元数据 |
| 1.5 研究内容、对象与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对象 |
| 1.5.3 研究方法 |
| 1.5.4 论文章节安排 |
| 1.5.5 技术路线 |
| 1.6 本章小结 |
| 2 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构建 |
| 2.1 科创园区由来及发展历程 |
| 2.1.1 国外园区发展历程 |
| (1)“产”一元孤立发展阶段 |
| (2)“产城”二元复合发展阶段 |
| (3) “产城创”三元关联发展阶段 |
| 2.1.2 国内园区发展历程 |
| (1)“产”一元孤立发展阶段 |
| (2)“产城”二元复合发展阶段 |
| (3)“产城创”三元关联发展阶段 |
| 2.2 科创园区“产城创”融合发展相关研究 |
| 2.2.1 科创园区发展研究 |
| (1)机制路径研究 |
| (2)影响因素研究 |
| (3)评价指标建立 |
| (4)空间规划布局 |
| 2.2.2 “产城创”融合相关研究 |
| (1)产城融合 |
| (2)职住关系 |
| (3)产学合作 |
| 2.3 科创园区“产城创”融合发展相关研究中运用的数据方法 |
| 2.3.1 多元数据在城市空间研究中的运用 |
| 2.3.2 科创园区发展常用量化研究方法 |
| 2.4 科创园区“产城创”融合发展当前实践探索 |
| 2.4.1 科创园区规划与实践发展趋势 |
| 2.4.2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实践与研究 |
| 2.5 文献研究评述与启示 |
| 2.5.1 文献研究评述 |
| 2.5.2 对本文研究的启示 |
| 2.6 研究框架构建 |
| 2.6.1 研究假设 |
| 2.6.2 “产城创”指标选择 |
| (1)以“科创企业发展”反映“产” |
| (2)以“职住关系”反映“城” |
| (3)以“高校创新力”反映“创” |
| 2.6.3 研究思路 |
| 2.6.4 研究框架 |
| 2.7 本章小结 |
| 3 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阶段与空间特征研究 |
| 3.1 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阶段演绎 |
| 3.1.1 以传统产业为主导的独立组团发展起步阶段(2007 年以前) |
| 3.1.2 以科技城为核心的产城一体发展加速阶段(2007-2011 年) |
| 3.1.3 以创新为重点的科创产业集聚区快速发展阶段(2011-2016 年) |
| 3.1.4 “产城创”融合发展的科创大走廊阶段(2016 年至今) |
| 3.2 大走廊“产城创”融合空间分布分析 |
| 3.2.1 科创园区空间 |
| 3.2.2 居住区空间 |
| 3.2.3 高等院校空间 |
| 3.2.4 科研院所空间 |
| 3.2.5 综合交通体系 |
| 3.3 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特征归纳 |
| 3.3.1 混合性 |
| 3.3.2 创新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关联性量化研究 |
| 4.1 研究概述 |
| 4.2 研究数据 |
| 4.2.1 科创企业发展数据 |
| (1)指标选择依据 |
| (2)数据采集 |
| (3)数据结果和指标确定 |
| 4.2.2 基于位置服务的职住大数据 |
| (1)LBS数据采集 |
| (2)职住关系指标确定 |
| 4.2.3 高校创新资源数据 |
| (1)指标选择依据 |
| (2)数据来源和指标确定 |
| 4.2.4 地理空间数据 |
| 4.3 研究方法 |
| 4.3.1 核密度分析 |
| 4.3.2 偏最小二乘回归 |
| 4.4 “产城创”指标分析 |
| 4.4.1 科创企业发展指标分析 |
| 4.4.2 职住关系指标分析 |
| (1)职住平衡指数分析 |
| (2)职住通勤距离分析 |
| 4.4.3 高校创新力指标分析 |
| 4.5 职住关系与科创企业发展关联性 |
| 4.5.1 回归分析步骤 |
| 4.5.2 回归分析结果 |
| 4.6 高校创新力与科创企业发展关联性 |
| 4.6.1 回归分析步骤 |
| 4.6.2 回归分析结果 |
| (1)高校创新力与科创园区企业发展关联性分析结果 |
| (2)不同类型高校创新力与科创企业发展关联性对比分析结果 |
| 4.7 本章小结 |
| 5 大走廊“阿里系”园区“产城创”融合发展案例研究 |
| 5.1 研究概述与案例背景 |
| 5.1.1 研究概述 |
| 5.1.2 案例背景 |
| 5.2 “阿里系”园区科创企业发展 |
| 5.2.1 园区空间布局 |
| (1)阿里巴巴西溪园区空间布局 |
| (2)梦想小镇空间布局 |
| 5.2.2 园区科创产业发展分析 |
| (1)阿里巴巴西溪园区科创产业发展状况 |
| (2)梦想小镇科创产业发展状况 |
| 5.3 “阿里系”园区职住关系 |
| 5.3.1 园区周边业态分布 |
| (1)阿里巴巴西溪园区周边业态分布 |
| (2)梦想小镇周边业态分布 |
| 5.3.2 园区职住通勤分析 |
| (1)阿里巴巴西溪园区职住通勤分析 |
| 5.4 “阿里系”园区与高校融合发展 |
| 5.4.1 园区与高校空间分布关系 |
| (1)阿里巴巴西溪园区与高校空间分布 |
| (2)梦想小镇与高校空间分布 |
| 5.4.2 园区与高校创新力融合分析 |
| (1)阿里巴巴西溪园区与高校创新力融合分析 |
| (2)梦想小镇与高校创新力融合分析 |
| (3)梦想小镇职住通勤分析 |
| 5.5 科创园区“产城创”融合发展路径 |
| 5.6 本章小结 |
| 6 总结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大走廊经验对未来科创园区发展的建议 |
| 6.3 研究创新点 |
| 6.4 研究局限 |
| 6.5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件1 城西科创产业集聚区管委会访谈记录整理 |
| 附件2 大走廊科创园区企业创始人和工作者访谈记录整理 |
| 附件3 大走廊居住区居民访谈记录整理 |
| 附件4 相关研究已发表于ISP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SCI)上的文章 |
| 附件5 相关研究已发表于Land(SSCI)上的文章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协同设计技术研究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码垛机器人的研究与应用[J]. 胡春生,魏红星,闫小鹏,李国利.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2022(02)
- [2]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D]. 李阳. 吉林大学, 2021(01)
- [3]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研究[D]. 李恒. 浙江大学, 2021(01)
- [4]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对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D]. 唐彬. 吉林大学, 2021(01)
- [5]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D]. 王钰. 吉林大学, 2021(01)
-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显着优势研究[D]. 董成伟. 吉林大学, 2021(01)
- [7]多维视角的重大突发事件演变机理及应对策略研究[D]. 刘雅姝. 吉林大学, 2021(01)
- [8]双碳目标下的新型电力系统规划新问题及关键技术[J]. 韩肖清,李廷钧,张东霞,周鑫. 高电压技术, 2021(09)
- [9]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D]. 范晓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10]基于多元数据的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研究[D]. 杨玥. 浙江大学, 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