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省政府收发文件目录

一、省政府1999年12月份收发文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赵前^[1]（2021）在《从官商合办到公私合营 ——中国实业银行研究（1937-1951）》文中指出本文聚焦“小四行”之一的中国实业银行（1937-1951）,从权资关系互动的角度理解银行业的变迁。进而探讨不同时期政权组织对银行业的控制特点和方式,以及较长时段一般银行的因应之道。1937年4月,中国实业银行被国民政府增资改组,成为官商合办银行。不久抗战爆发,中国实业银行裁并分支行处,内迁至大后方,并响应大后方金融网的构建,重新设立行处,却由于国民政府取向的变化,业务发展及行处设立远逊于国家银行与省地方银行。为了突破经营困境,中国实业银行谋划增资改组,引入商股,清退官股,重新回归完全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最终由于国民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功败垂成。不过中国实业银行利用国民政府战时金融统制的弱效,顺利扩充商股,重新占据主动权,体现出战时国家权力与银行资本共同扩张的局面。战后中国实业银行回迁上海,接收、清理和复员中国实业银行。在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监管过程中,发现伪中国实业银行的诸多“非法”行为,甚至不乏总行的战后包庇,财政部最终竟以妥协告终。国民政府力求重建战后金融体系,监管银行业的清理和复员,却体现出“监而不管”的特点,为战后金融市场的乱序提供了某种历史解释。1949年5月份,上海解放,中国实业银行被中共接管改造为最早的一批“公私合营”银行之一。中国实业银行不同于过去排拒官股的表现,反而积极配合国家银行,力求转型为国家银行政策的执行者,背后原因远非过去仅仅认为的中共的强行改造。公私合营银行的业务发展与顺利改造,得益于政治权力的倾向,以及职工群体的动员。总体来说,国民政府对于银行业往往采取资本和人事进行双重控制,银行股东争夺股本的属性,意味着银行权力需要凭依资本,甚至国家权力渗透到商业银行,也要有资本的形式包裹。而中共建政后的银行业改造,资本的权力化不断被边缘,组织控制和政治动员成为中共控制银行业的新着力点。中国实业银行拥抱国家银行体系,既是符合时宜的逐利使然,也是新的经济体制下的无奈选择。

刘惠瑾^[2]（2021）在《阎锡山西北实业公司管理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北实业公司于1933年8月建成运营,至1937年已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企业集团。无论企业规模、资本额还是年产值在全国均占有一席之地。无论产品质量、技术工艺还是运营管理在当时均较为先进。其为巩固阎锡山政权、提高山西民众生活水平、提升军队装备水平、抵抗日军侵略均做出过重大贡献。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地方企业集团,在其所处时代扮演了重要角色、为其所在政权做出重大贡献。西北实业公司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阎锡山“造产救国”抱负的实现手段。它既顺应了谋求发展、抵御外辱的时代之需,又充分利用了晋省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研究西北实业公司,应当前山西转型发展之需,期实现借古鉴今之用。本文共分十一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了本文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之现状,本文研究的内容与框架,对“西北实业公司”、“治理”与“管理”等概念进行了界定,介绍了本文所使用的档案资料,指出了本研究的难点和创新之处。其后分十章阐述西北实业公司之创建发展、治理与管理。第一章是西北实业公司创建的背景及发展史。西北实业公司充分利用了山西丰富的煤铁等自然资源和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阎锡山在兵败之时,适时提出“造产救国”,利用手中政权整顿金融秩序、实行统制经济、广泛延揽人才、利用“公司”制度、打造属于自己的工业帝国。西北实业公司的发展经历了筹备时期、分组建厂时期、总管理处时期、公司集权经营时期、新记西北实业公司时期以及西北实业建设公司时期等6个阶段。第二章介绍了阎锡山独特的企业治理模式,即“四会”治理模式。阎锡山将当时建起来的各类事业统称为“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利用股份有限公司模式进行统一治理,其中包括西北实业公司、山西省银行、同蒲铁路等。“四会”即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督理委员会、董事会、监察会及各县监进会。“四会”治理模式之特点在于既实现了股份有限公司式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之目的,又实现了阎锡山个人高度集权之目的。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日常管理机构为董事会,董事会十分注重对自身的管理,规范了工作制度、财务制度及盈余分配等。第三章为西北实业公司之组织结构与人员构成。西北实业公司大部分时期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因而下属各厂财务、业务等均归公司统筹。公司本部拥有庞大的管理机构,包括总务处、工业处、矿业处、电业处、营业处、会计处等。下属各工厂一般采用三级管理模式,即厂长之下设课（室）,课（室）之下设股（部）的管理模式。从人员来看,西北实业公司员工总人数呈现不断增长之态,其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大多具有较高学历、甚至具有留学经历。第四章讲述了西北实业公司对员工之管理。管理之核心实际上就是对人的管理,因而本部分也是本文重点之一。从员工的招聘、培训、组织、工作、考核等各个环节,公司均制定有详尽的办法。公司对于员工招聘具有较高门槛,而且员工必须经历较长的见习期。公司通过筹办职业学校、举办培训班等方式培养熟练工人。公司十分重视工人的政治思想,通过阎锡山亲自训话、组织宣传、文学作品等方式对工人进行思想教化。公司通过成立互助团实行工农合一、强迫员工服役编队、强迫员工参战助战、制定严格的战时工作纪律、出台防共“肃伪”方案等措施加强员工的组织管理。针对职员工作,从办公规则与程序、会议与会文会稿、缮发文件及归档调卷、离到职调迁到年终考核都制定有详细的管理办法。对于工人,制定了工作规则、出台服役及优待办法,战前为了加大生产还有专门的特殊政策。而留用日本人是阎锡山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举,阎锡山留在西北实业公司的日本人大多是一些技术人员,公司对该部分日本人及其家属进行规范管理、登记发证,同时给予特殊的生活待遇。第五章是西北实业公司的薪酬福利管理。公司成立福利委员会,建立各类福利设施,成立员工消费合作社,低价配售粮食和生活用品,对工伤及退休员工给予抚恤,为职员办理人寿保险,制定员工就医用药办法,对员工进行个别访谈,成立西北俱乐部、为职员发制服、为特殊人群配牛奶、给女工孕假,规范婚丧公份减轻员工负担,筹办期刊等,可谓十分周全。然而随着阎锡山政权濒临覆亡,这一切福利也随之消失,甚至连配发基本食粮都捉襟见肘了。第六章是西北实业公司之财务管理。抗战前,公司仅从实践操作层面,规范了会计科目与账形。抗战胜利后,公司全面采用现代会计制度,规定会计基本标准、详列会计科目、规范会计凭证、明确簿籍报表、规范资产管理、规范出纳及会计交代,同时要求下属工厂也做到财会规范管理。公司实行预算结算与决算制度,以保障资金的安全运行。公司实行严格的成本控制制度,面面俱到、事无巨细。公司规定各厂之纯利润除工资与分红外,其余皆上缴公司。第七章是西北实业公司之物资与工程管理。公司从采购、仓储、销售、防护等环节加强对物资的管理。公司出台京津沪采办处规则、门市部营业规则、物料购买包装运输及验收办法、销售成品办法、仓库管理职责与办法以及成立稽查队,规范物资管理、加强物资防护。同时公司十分注重废坏料品的收集与利用。对于公司各类工程,出台工程管理办法,要求有关方面制定工程计划与工程合约。第八章是生产业务管理。阎锡山政府在1945年接收各工厂后,要求各工厂恢复重建,拿出自给办法并制定生产计划。年终各厂要对一年来的工作作出汇报,未完成任务之工厂须做出检讨与说明,超额完成任务之工厂会得到奖励。公司部分工厂对于本厂非核心之工程有时采取包工形式,或包给本厂工人或包给厂外工人。公司及各厂注重对业务进行检查与指导。第九章介绍了公司的技术与品牌管理。公司十分注重技术革新,成立技术委员会,对各类发明与改良根据贡献大小给予一定的奖励。一些工厂采用了新技术取得良好的效果。公司注重树立品牌并维护品牌,对冒牌产品借助政权力量,进行严厉查处。第十章是公司对各环节之督查。公司成立了工作责任化督进会,时时处处对公司各个方面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及时纠正。同时,公司掀起了“向下看”运动,对公司的防共“肃伪”、严密管理、节约开支、奖进技术及提高工作热情等方面制定有详尽的实施方案。此外,公司注重对会计账簿的检查,从账簿的保管、记账方式到制度执行、职责划分等方面进行检查与督导。本文脱开阶级观念,在“公司”制度下,考量西北实业公司之治理与管理。客观审视西北实业公司治理与管理之优劣。笔者认为本文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第一,系统研究西北实业公司之治理与管理。之前景占魁前辈编着了《阎锡山与西北实业公司》,该着作主要介绍了西北实业公司之发展历程,虽对企业管理有所涉及,但笔墨甚少。此外,该着作因产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而本研究重点是在“公司”这一制度前提下,考量西北实业公司的治理与管理。从公司层面的治理及公司内部人财物之管理进行系统研究,从而发现西北实业公司与其他公司之不同。第二,发现阎锡山独特的公司治理模式,即“四会”治理模式。此种模式不同于家族公司亦不同于普通的股份有限公司,“四会”治理模式吸取家族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之长,既实现了公司各机构之间之制衡与监督,又实现了阎锡山的个人集权。第三,揭示了阎锡山对工人软硬兼施、明暗皆使之统治手腕。即一方面给予工人优厚的待遇,使工厂自成社会,使工人不与外界交流接触;另一方面通过思想教化、组织控制与特务监控使工人顺从。如此手腕使得西北实业公司之工人不愿亦不敢发动工潮。第四,揭示了在围困之下,太原仍难解放之工业支撑。解放前,在太原长期围困、资源匮乏、兵员不足情况下,西北实业公司通过全面成本控制,保障生产、支援前线。强迫工人编组编队、参战助战、死守太原。此为太原迟迟不得解放之重要原因之一。

张一鸣^[3]（2019）在《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地方政府规章,作为地方行政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活动的重要法规依据,兼有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双重属性,具有数量众多、区域特征强、适用频率高等特点,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为数众多的一种规范性文件,对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从行政权角度而言,地方政府规章作为地方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管理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手段,在有效补充法律法规之滞后不足、提升法律法规的针对性与适应性、规范政府管理与自身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立法权角度而言,地方政府规章作为地方立法的重要部分,是地方法治建设的重要载体,对于加强地方政府法治建设、规范权力运行、保障公民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是对这些规章进行监督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促进行政自制、确保政令畅通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打造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从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五四宪法确立的违法违宪监督制度到法规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建立健全至今已有60多年发展历程。备案审查制度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监督作用,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规范立法活动、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公权滥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然,备案审查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一些与实践不相适应的部分,一些不尽完善合理之处也逐渐显现,对于推进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建设日益成为不小的阻碍,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必须加强对于规章的备案审查制度研究。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构建完善的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基本思路是从当前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所面临的困境出发,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构建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理论基础、价值取向、基本原则和制度框架,运用政治学与法学双重视角,利用“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两种分析框架,搭建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框架体系。论文由导论、概述、历史沿革、相关监督机制比较、现实考察、问题、反思及制度完善等七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视角、研究意义,研究目的与方法,以及国内外研究综述。第二部分是“地方政府备案审查制度的相关概念与理论”。探讨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基本问题,包括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概念、内容,阐释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理论基础:立法监督理论、法制统一理论、行政自制理论。第三部分是“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历史沿革”。分别从思想基础——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法制基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健全,以及实践基础——违宪违法监督机制的不断完善的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产生的背景,梳理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发展脉络和主要特点。第四部分是“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与其他监督机制比较”。从地方政府规章的备案审查监督与权力机关监督、司法机关监督、行政复议监督以及其他监督机制等角度进行比较分析。第五部分是“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现实考察”。基于行政系统和人大系统的双重视角,从备案的性质、目的和原则,备案的形式审查,备案的方式、时限和公布等方面对地方政府规章备案进行考察;从审查主体、审查方式、审查标准、审查时限、审查结果的处理以及审查的法律责任等方面对地方政府规章审查进行考察。第六部分是“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存在的问题”。指出现有备案审查制度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一是缺乏统一的审查主体,审查主体权限交叉重合,多头备案的问题使审查流于形式;二是缺乏健全的启动机制,启动机制失灵导致审查力度较弱,过分依靠主动审查,被动审查制度不健全;三是缺乏明确的审查标准,合法性审查标准存在模糊区,合理性审查标准难以把握;四是缺乏统一的审查程序,审查受理程序没有相关规定,审理过程没有相关规定,审查结果没有公开;五是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法律责任缺位,公众参与保障机制缺位,定期清理制度不健全,后评估制度待完善;六是制度缺陷之原因——制度设计与理论实践脱节。第七部分是“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完善”。文中提出了五点建议:一是在国家层面对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工作进行统一立法,在必要性、可行性和体例安排等方面进行阐述论证;二是完善审查启动机制,强化主动审查制度,完善被动审查制度,明确审查时限,完善审查建议的反馈机制;三是细化审查标准与程序,具体包括细化形式审查标准,细化合法性审查标准,细化合理性审查标准,细化程序性审查标准;四是畅通地方政府规章审查渠道,赋予审查建议与审查要求同等待遇,明确适格备案审查主体,扩大行政复议规范性文件审查范围,完善法院有效参与的法律监督体制;五是健全公众参与保障机制、备案审查公开机制、定期清理制度、后评估制度、备案审查责任制度等备案审查监督机制。总之,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维护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协调一致、推进法治国家建设、预防并纠正地方政府规章违法失当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一制度在审查主体、启动机制、审查标准、审查程序、监督机制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面对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人大系统和行政系统双重监督问题,如何提升这一制度的公信力和约束性,特别是行政系统监督如何避免“自己监督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一方面要承认这一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和时代发展的特定产物,制度运行有其合理性和便捷性,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这一制度可能存在的自我约束的风险。解决之道在于双重备案审查时以人大系统监督为主,在外部监督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发挥好辅助、配合作用,让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有效结合、相得益彰,发挥这一制度的乘法效应。可以说,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出路在于强化人大系统对于规章报备的审核,在人大系统和行政系统双备案通道的现有格局和政治体制之下,逐步明确以人大系统对于政府规章的备案审查为主,并在立法层面明确人大系统的审查意见作为最终结论。

杨燕江^[4]（2018）在《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条件下,背负救亡图存和延续民族文化命脉的历史使命,开启了在边省云南的“教育长征”,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其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甚至已经跨越了时代、超越了国界。西南联大的成功与其管理模式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西南联大的成功是其管理模式的成功。本文基于原始档案发掘和相关史料梳理的基础上,借鉴管理学和教育学的理论与方法,系统阐释了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背景（环境）、要素、关系和特征,探讨了其实践效能、当代价值及现实启示。具体而论,在办学实践中形成的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有其特殊的地理、自然、人文环境。最大的背景和最重要的环境是抗日战争的爆发,日本的侵略和残暴行径激起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抗战救国激情,坚信了“南渡”的抱负和信念;云南自“重九起义”以来逐渐积淀而成的革命传统和悠久的历史与民族文化对西南联大管理文化产生了特殊影响;云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对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运行提供了难得的实践环境。与此同时,以龙云为代表的云南地方政府与国民党中央政府间复杂的关系变动,为其管理模式创造了难得的学术自由空间和较宽松的政治氛围。在组织架构及资源要素上,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所依寄的组织系统架构包含了最高决策机构常委会和校务委员会、教授会两个参议机构（分权力机构）,职能部门教务处、总务处、训导处三大处和独立设置的会计室,教学机构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五个学院,还包括各临时专门委员会、研究所等机构。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常委”及教授群体构成的人力资源、办学经费预算及办学成本所需的财物资源、行政管理时间与校址选择空间形成的时空资源,是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三大资源要素。为保障顺畅运转西南联大对外须处理好与国民政府教育部、云南地方政府这两对关系,对内则要处理好与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的联合与合作,以此保障内部组织机构间能构建起常委会主持全校校务、校务委员会主掌行政事务、教授会专注学术事宜、三大处分司日常管理与服务、学生自治会致力于维护学生权益的运行机制。深入窥探,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综合体,特别在教职员与学生管理上多有创造。统而观之,西南联大管理模式呈现出在遵循部令与寻求自主间保持张力、决策的集体协商与执行的通力配合、具有稳态结构的内部管理运行系统、机构负责人频繁更替带来管理与学术交互等显着特征。另外,制度、人、文化是穿插于整个管理模式间三个不可或缺的显着因子,自治精神对管理硬化的消解则是其独特本质的最直接体现。总体而言,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是在抗日战争特殊的环境中,基于西方现代大学管理理念和制度,延续并创新了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管理经验,吸收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历史地形成的。该模式在杰出人才培养、高水平学术研究、服务地方需求和国防需要、传承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均取得了成就。有鉴于此,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成功实践,对同样处于历史转型期的当今中国大学仍然具有诸多启示:同时对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推进构建现代大学治理模式同样具有现实参考意义。

张欢^[5]（2017）在《国民党政治干部养成 ——中共政治学校的办学理念与实践（1927-1937）》文中提出科举停废以来,中国选官制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官员的养成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干部制度是国共两党从苏联引介的重要内容之一,关系到政党政治力量与前途。干部养成成为政党一项重要工作。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培养干部的重要场所,被称为“伟大政治家摇篮”,是“培才”与“抡才”合一的尝试。作为政校前身,中央党务学校的创办一方面是为了培养忠诚干部以解决清党运动造成的人才匮乏,另一方面是革命党对人才培养的内在需求。1929年3月14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法理上确定了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标志着国民党从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即从区域性的革命党转变为全国性的执政党。身份的转变导致国民党对人才需求标准的变化,这一变化也体现在6月份党务学校改组为中央政治学校的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校长蒋介石对学校的期望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为了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重返政局,党务学校发挥着“急先锋”的作用。第二次下野后,蒋介石逐渐注重政治建设,政治学校则是其干部培养重要场所。作为一所党办最高学府,政校的办学宗旨与一般大学不同。政校实际负责人罗家伦的校政改革既秉承了国民党办学宗旨,又体现其教育理念。总体而言,这所学校被执政党给予了极大的政治希望。这种希望既体现在学校的院系的设置,也体现在政校的教师群体的教学与学术活动上。学校最终的目的是培养符合国民党政权建设需求的干部人才。所以政校无论是招录学生,还是培养模式上都付出极大心血,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学生的三民主义教育及实际政治技能训练。这本质上是国民党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即引导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国民党政权体制之中。这批学生在担任国民党中下层政治干部的过程中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国民党希望通过“政校干部”的模范作用扩大政治理念的影响力。作为一所学校,政治学校的办学实践无疑是相当成功的。但是这种成果对于一个执政党而言十分微不足道,未能达到国民党所希望澄清吏治的目标。但不能否认的是其对政党政治所做的贡献,以及国民党“党校”实践为当今党校体制教育所提供的启示。

袁晓川^[6]（2016）在《政治秩序与行政效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文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公文制度的构建及改革活动,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受到全国政、学、商各界的普遍关注,形成了大批学术及实践成果,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一重要的政治制度,当前学术界对此研究不多。本文在广泛收集各种原始文献的基础上,从政治秩序与行政效能互动的研究视角,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文制度的构建及演变过程进行较为详尽的考察。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的重大历史转型期,是传统公文制度向现代公文体制快速转型的阶段。通过移植、借鉴欧美政治制度元素,并结合中国民主共和体制的特色,中国传统公文制度在自身演进过程中产生裂变与重组,“改题为奏”体现的是效率至上的公文理念,“副署诏旨之制”则诠释了权力制衡的政治思想。南京临时政府的一系列开创性举措,为现代公文制度奠定了基石,而袁世凯“复辟”帝制公文体例则昭示着现代化转型的艰难。北京政府在公文制度化及公文处理程序化方面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公文制度的建设与发展。法定公文程式的颁布与修订,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公文制度建设的外在表征。公文程式所规定公文的文种、署名盖印、记时编号和公布制度等,综合起来构成了国家政务运行的基本规范。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民党政权先后三次颁布《公文程式条例》,并先后制定《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公文程式》和《蒙藏公文程式》,初步建立了国家宏观层面的党政公文制度体系,通过公文符号所体现出的政治象征意义,在形式上实现了国民政府对中国各省包括蒙藏在内的行政区域的统治。抗战期间,为了适应战时行政系统的高效运作,南京国民政府对国家层面的《公文程式条例》进行了最后一次正式修订。公文程式作为民国时期法律规范,社会各界纷纷对此给予充分的关注与解读,客观上推动了公文程式的现代化进程。公文程式变迁的背后,总是与政治制度的更迭关联。省政府“合署办公”、县政府“裁局设科”、“区署”制度的施行,以及战时党、政、军行政运作机制的调整,均带来了组织机构及其职权范围的重大变化,引起了各级行政机关问行文程式频繁变动。党政、军政、平行机构间常常因为行文秩序紊乱而发生争端,人民团体特别是商会,也时常因行文程式问题与行政机关产生论争。以程式确立规范、因程式而引发论争进而触发程式调整机制,几乎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文程式演化的基本模式。公文用语、结构、分段标点等形式方面的转型,即创建新式公文,是南京国民政府为提升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率在公文制度建设方面采取的重要举措。中央院部先后颁布《暂行公文革新办法》（1928年）《划一教育机关公文格式办法》（1930年）《各部、会关于处理公文改良办法案审查总报告》（1933年）等公文改革文件,国民政府推进新式公文力度日渐加大,公文套语、称谓语所隐含的尊卑等级秩序意义逐步弱化,公文结构逐步规范、简化,标点符号在公文领域逐步推广,由此,公文的平等、效率等现代工具价值开始彰显。秩序与效率在公文处理当中常常难以兼顾。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从技术、制度两个层面入手加以解决。技术层面的措施包括：确定公文处理的等级次序、制定“不复文”标准、整理甄别调查统计表册、施行文书档案连锁法等。制度层面主要是推进分层负责制,强化“分层授权”,加快公文处理速度。南京国民政府通过长期的努力与实践,建立比较完备的涵盖党、政、军、人民团体等多层体系的公文程式,尤其通过倡导语体文、使用标点符号、简化公文结构等措施,使得公文在形式呈现平民化、效率化等特点,与旧式公文有了“质”的区别。因此,从制度层面看,南京国民政府基本建成了符合适应现代行政运作制度的新型公文体系。但是,从实践层面看,南京国民政府的这些努力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公文运作过程中的非现代性因素,制度的科学与处理方式的守旧并存似乎是当时公文运作的普遍状态,极大地影响了行政效率的提升,也没有达成其巩固国民党统治的政治使命。这既与长期以来中国所形成的官僚政治文化传统有关,更与该时期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与政治生态有着直接关系。

黄雪垠^[7]（2013）在《四川省政府行政现代化研究（1935～1945）》文中指出近代中国的政府管理技术经历了从传统行政向现代行政的转型。1935年川政统一后,四川省政府是抗战时期建制最完整、资源最丰富的地方政府,其行政现代化过程具有典型的样本意义。在这期间,四川省政治中央化逐步完成,军阀统治的防区制被废除,现代行政组织逐步健全,政府职能渐次扩展,人事与财务管理日趋制度化,行政管理技术不断改进。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梳理1935年到1945年间四川省政府在“组织与职、能”、“人事与制度”、“文本与实际”、“决策与制约”等方面的变化过程,关注政府运行中的具体问题及其成因,以探究政府行政现代化的曲折进程及其绩效与制约四川省行政现代化是在中央政府行政改革与川政统一的背景下推行的,目的是要改变割裂、落后的行政实况,成为真正的“民族复兴根据地”。通过省府内部机构设置与基层行政网络建设,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大为加强,同时现代型政府的服务职能也逐步扩展。规范性的人事制度虽然建立,行政人员的素质与行政技能也有所提高,但仍未摆脱政治派系的干扰与传统用人制度的积习。经过统一与整理后的财务制度逐步规范,但因为非生产性支出过多导致地方建设缓慢;财权与事权的分离破坏了财政制度的完整性;过度动员则进一步过重了人民负担,降低了政府的经济绩效。合署办公与公文改良促进了政府内部运转的效率。通过比较政府在粮食问题与田赋征实上不同的应对,表明随着行政变革的推广与深入,四川省政府的行政实效也相应提高。省府主席张群开明的行政思想及其与临时参议会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在顺利地完成支援抗战任务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政府行政现代化的进程。本文认为,现代化趋向是1935声到1945年间四川省政府行政改革的主要方向,但由于政治利益博弈、异质的行政风格、行政监督的缺位、特殊的战时体制以及国民党弱势“统治型执政党”的执政模式等因素,使四川省行政现代化的发展受到了制约和阻碍。四川省行政现代化的变革,也为中国政治现代化提供了难得的经验与试错机会:以张群为首的省政府与民意机关之间的良好互动,给政府与社会的融合提供了实验性的有用经验;滞后的制度建设与低下的经济绩效无法满足基于抗战而广泛动员起来的社会需求,加重了民众对政府的失望情绪,引发政府权威资源的流失,导致政治不稳定。

佟德元^[8]（2012）在《转型、博弈与政治空间诉求：1928-1933年奉系地方政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北洋各大派系中,唯有奉系横跨北洋和国民党两个时期。因此将以体制转型为时代背景的张学良时期的奉系地方政权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本文中,笔者以大量档案史料为基础,进行实证,并辅以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力求从隐没在故纸堆中的一个个历史碎片中去探寻和还原前人所未曾发现的一些历史面相。在东北易帜前后,企图控制东北的主要有三股政治力量。除了实际控制东北的奉系外,还有试图控制东北的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和已经在东北拥有巨大权益的以日苏两国为代表的外国势力。因此在易帜后的东北,实际形成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奉系——日、苏”这样一个中央与地方、中国与外国的三方关系。在这个三方关系框架下,笔者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张学良时期奉系地方政权的运作机制及与东北地方政府的关系。皇姑屯事件后奉系建立了一个以张学良为核心的标榜“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等原则,而实际上行“以军代政”、“以军管政”的东北保安政权。易帜后,东北政委会成立,奉系地方政权虽然经历了体制转型,但实际实行的仍是军人专政。而且东北政委会对东北地方政府的控制仍沿用着张作霖时期既有的传统手段,其统治基础并没有松动的迹象。可见奉系仍旧残留着诸多旧军阀的传统与因子,而这种传承的根深蒂固的特性又势必将使国民党的党治体制难于顺利地在东北建立起来。二是奉系地方政权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关系。易帜后的奉系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统一的前提下,维持着“分治合作”的格局。在行政上,即除了形式上的统一外,东北及中原大战后成为奉系地盘的冀察平津等省市仍为奉系实际控制着。在党务上,国奉双方在党权上进行了争夺,使得国民党在东北出现“官党”和“秘党”的双重面相。与此同时,奉系也积极调整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关系,如尽量按照国民政府的法律法规对东北进行改革,以完成去北洋化。三是奉系地方政权的外交权问题及其对日苏外交政策与影响。与东北内政问题始终交织着国民党和日苏等外国势力两方面因素一样,东北外交问题也同样存在国民党、奉系、日苏三方双边关系的矛盾交织。国民政府虽然在为统一外交权而努力,但奉系地方政权始终拥有实际外交权。由于受到国民政府的掣肘,以及在对日和对苏外交问题上所面临的情况不同,使得奉系在是否与何时使用实际外交权的问题上出现摇摆和失误,导致对外关系处理不当,并最终导致奉系苦心经营多年的东北完全丧失,而奉系也开始走向末路。四是“政治分会——政务委员会”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政治分会制度和政务委员会制度均发端于国民党北伐期间,而以东北易帜为契机,政治分会制度被赋予新的生命,与原政务委员会制度融合,形成新的政务委员会制度。至此,“政治分会——政务委员会”制度形成。在北洋时代向国民党时代转变过程中,在国民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这一地方政治制度对于国民党稳定地方实力派,建立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实现统一和应付华北危局均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发现面对时代转变和体制转型,面对国民党、国民政府以及日苏对东北的不同利益要求,奉系及其地方政权有着强烈的生存空间和政治空间的双重诉求,并在这种要求与诉求的较量与博弈中,奉系及其地方政权不断演变、蜕变,直至走向解体和消亡；而面对国家统一与整合的时代要求,国民党则将政务委员会这一临时性、过渡性的制度最终升格为正式性、常设性的制度,使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始终维持着统一的局面。

李珊珊^[9]（2010）在《中国共产党对武汉市的接管（1949.5--1952.1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接管城市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必要步骤,是中共工作中心转移的标志。研究中共接管城市的实践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共接管武汉这一个案为研究对象,对中共接管武汉的特点,接管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接管的历史经验,历史意义以及现实启示作以实事求是地分析。本文绪论部分介绍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当前学术界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现状,及文中涉及到的相关的概念,笔者研究的思路,研究的方法等。第一章介绍解放前武汉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社会的演变历程,重点介绍解放战争时期武汉的基本情况,为研究中共接管武汉作铺垫。第二章介绍中共接管武汉前的准备工作。这一部分包含三个内容,第一,中共中央接管武汉的准备,包括政策准备和干部的准备两方面。第二,中共武汉地下党接管武汉的准备。包括武汉市地下党在各界群众中宣传中共的城市政策及接管政策；搜集情报,开展武汉的调查研究工作；进行统战、策反工作,最大限度地争取一切能够争取的力量；领导各界群众开展反迁移、反破坏、护厂、护校运动等四方面内容。第三,武汉解放和武汉市军管会的建立,包括武汉市解放的过程及武汉市军管会的成立过程,组织机构,人事安排,接管部署。第三章介绍中共全面接收武汉市的工作和武汉市秩序的初步恢复。这一部分共包括四个内容：第一,军管会和市政府对国民党各级政权机关的接收,包括对国民党中央在汉的政权机关,原汉口市、武昌市、汉阳县政府及区政府,对原武汉司法、警察、公安以及税务、民政等部门的接收。第二,军管会物资接管部对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和公共卫生事业的接收。第三,军管会交通接管部对原武汉的交通系统,包括对航运、公路、铁路、邮政、电讯等行业的接收,以及武汉交通的初步恢复。第四,军管会文教接管部接收武汉市文教机构的过程,包括对原武汉公立新闻出版机构、娱乐文化机构、公共文化事业以及教育机构的接收。第四章介绍武汉市新秩序的建立。中共在接收工作完成之后,军管会对内停止工作,武汉市的恢复与重建工作交由武汉市政府来完成,这一章介绍中共在接收完成之后对城市的管理工作：第一,武汉市民主政权的建立,介绍武汉市革命民主政权建立的经过,包括武汉市各界代表会议的召开,武汉市革命民主政权的建立,武汉市政协委员会的成立等三方面的内容。第二,武汉市经济的恢复,武汉市政府通过平抑物价建立了平稳的市场秩序,稳定了财政税收,通过经济改组,促进了经济的恢复,通过民众动员,恢复了武汉市的公共事业。第三,武汉市政府改造旧的文化教育事业,建立面向工农的新的文化教育事业,包括市政府对教育的改造、文艺改造以及文教工作者的改造三个方面。第四,武汉市政府对旧社会的改造,包括镇压反革命,安置流民与乞丐、救济失业人员,禁烟禁毒,关闭妓院、改革码头等五个方面。第五章是对中共接管武汉工作的评价。通过对中共接管武汉的实践的梳理,总结出接管武汉的特点,接管的成绩以及存在问题,接管武汉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意义。中共的接管武汉的特点：第一,在与潜伏特务和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实现武汉和平接管；第二,在准备工作未就绪而仓促入城进行接管；第三,在恢复生产的过程中进行接管；第四,在行政区划的改变中进行接管。中共接管武汉取得的成绩：第一,中共在接管武汉的过程中做到了“不使其凌乱”的接与对治安、交通、市场和物资的管理,完成了历史赋予的重任。第二,在接收管理的过程中始终以发展经济为中心,适时地完成了经济的改组与恢复工作。第三,建立了民选政府,推动了武汉市民主政治的发展。第四,废除国民党的反动教育制度,确立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制度,从而使武汉的教育事业得到了较快地恢复与发展。接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一是由于接管的仓促性,干部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混乱。二是在接管武汉尤其是管理武汉的过程中,中共是通过革命运动的方式来进行的,出现了一些失误。三是在接管过程中存在着“左”或“右”两种错误倾向。四是在接管中调查研究做的不够,掌握情况不够全面。接管武汉的主要经验：第一,恢复经济与发展生产是接管的中心环节。第二,建立民主政权是接管的首要任务。第三,训练有素、作风优良的干部是接管城市重要保证。第四,正确处理与其他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是接管城市的必要保证。第五,深入地调查研究,事实求是地分析问题是接管城市必须持有的态度。第六,不断地进行政策地调整,与“左”和“右”倾错误做斗争。接管武汉的意义：一是接管工作的完成稳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武汉经济的顺利发展。二是接管工作的完成实现了武汉市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变。三是接管工作的完成为武汉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四是接管武汉的成功经验为日后管理城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通过对中共接管武汉的研究,作者认为接管城市是中共执政的开始,尽管在接管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失误,但是通过接管城市,中共掌握了城市政权,稳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武汉经济的顺利发展,中共接管城市的经验为日后中共管理城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冯琳^[10]（2010）在《1950年代初中国国民党改造运动研究》文中提出治党失败是导致中国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重要原因。退台前后,国民党上下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思。军事彻底失败前夕,蒋介石逐渐明确改造决心,设智囊团协助研拟具体方案,并排除阻力,推动着偏于激进的改造方案的研讨。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适机停止第六届中央委员职权,另组由中生代亲蒋学者为主体的权力核心——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启动改造。改造运动内容涉及党务各个方面:从针对党员个体的归队、征新、整肃、自清,到各级组织的重建和加强;从基层的下移和新功能的赋予,到海外党部的恢复和建立;从对党员义务的强调到对过组织生活的重视;从群众路线的提倡到民众运动的发展;从各项制度的建立到各级干部的训练;从多种宣传形式的运用到政策理论的系统研究;从党务改造的推行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项改造的推广等。本文介绍了1950年代初国民党改造运动的前因后果和基本内容,指出改造的三大贡献是实现了蒋家党的确立与中央权力的加强、完成了党政关系的调整和各项制度的建立。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着重分析了下层应对情况与实际运作中的问题,指出改造部分解决了派系问题、有限改善了组织状况和党员质量,但未能解决的问题也很多,如作风、心理、工作效果、基层效率、社会基础等。接着选取了党务重返军队和学校、县级以下组织秘密、基层划编办法的改变和社会调查工作的增加等几项新举措重点分析,并从全局角度论述了改造时期国民党治党及执政体制特点、社会构成特征、代表阶级等问题,探讨了蒋介石在其中的作用,最后给出对改造的基本认识和评价。本文认为在当时背景下,改造有其必要性,但其实际效果并不像以往研究或国民党的报告文献所述的那般理想。

二、省政府1999年12月份收发文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省政府1999年12月份收发文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从官商合办到公私合营 ——中国实业银行研究（1937-1951）（论文提纲范文）

（2）阎锡山西北实业公司管理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国民党政治干部养成 ——中共政治学校的办学理念与实践（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6）政治秩序与行政效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文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四川省政府行政现代化研究（1935～1945）（论文提纲范文）

（8）转型、博弈与政治空间诉求：1928-1933年奉系地方政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共产党对武汉市的接管（1949.5--1952.12）（论文提纲范文）

（10）1950年代初中国国民党改造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省政府1999年12月份收发文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从官商合办到公私合营 ——中国实业银行研究（1937-1951）[D]. 赵前.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2)
• [2]阎锡山西北实业公司管理体系研究[D]. 刘惠瑾. 山西大学, 2021
• [3]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研究[D]. 张一鸣.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4]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研究[D]. 杨燕江. 云南大学, 2018(09)
• [5]国民党政治干部养成 ——中共政治学校的办学理念与实践（1927-1937）[D]. 张欢.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6]政治秩序与行政效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文制度研究[D]. 袁晓川. 山东大学, 2016(10)
• [7]四川省政府行政现代化研究（1935～1945）[D]. 黄雪垠. 南京大学, 2013(03)
• [8]转型、博弈与政治空间诉求：1928-1933年奉系地方政权研究[D]. 佟德元. 南京大学, 2012(06)
• [9]中国共产党对武汉市的接管（1949.5--1952.12）[D]. 李珊珊. 武汉大学, 2010(05)
• [10]1950年代初中国国民党改造运动研究[D]. 冯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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