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吉林省振兴大豆产业两年见效(论文文献综述)
张婷婷[1](2021)在《我国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开始,中央一共发布了23个聚焦“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重心都集中到了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上,突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三农”工作的重要地位,也表明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性、紧迫性。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首次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写入党章,证明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抓好“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将“三农”问题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体现了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2018年、2019年、202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科学规划,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聚焦乡村振兴,提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意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经济和民生的根本,而且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古语云“民以食为天”。马克思指出:“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1)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从古至今一直重视农业生产,农耕文明根基深厚。农业是人民生活的源泉,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只有农业实力强,国家才能强大。农业起到安邦济民的作用,是治国的关键,农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的决策部署,也是中央自新农村建设以后再次将“三农”问题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乡村振兴直接关乎现代化农村经济体系的建立,也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根据发展经济学和城乡二元经济理论,乡村振兴首先需要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所以振兴乡村经济是乡村振兴战略首要内容。而乡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生产要素的投入,尤其是持续大量的金融资本的投入,这就在客观上需要建立一个覆盖面广、专业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农村金融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也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农村金融改革是农村金融能够更好地支持乡村振兴的使命与责任,乡村振兴也为农村金融改革带来重要的机遇,同时农村金融改革更需要现代农业这个大市场。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仍然远低于城市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倍差长期高达2.5以上。与此同时,我国农村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十分明显,东部受益于改革开放、要素流入以及较快的城镇化发展,农村经济实现了率先发展,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城乡差距也相对较小。金融发展方面,东部农村金融机构种类更加丰富、网点覆盖更广、渗透率更高、金融服务能力更强。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农民收入渠道有限,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增长较慢,农村金融机构相对单一,渗透率低,金融服务能力偏弱,尤其是广大偏远的西部地区获取优质金融服务的难度仍然较大。为此,应着手解决农村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积极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构建促进乡村振兴的金融推进机制。那么,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我国以“起点低、发展滞后、政府高度重视”为基本特征的农村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乡村振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发展在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影响农民收入和消费方面呈现出何种规律?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是否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是否发生了显着的变化?这些问题均是我国农村经济、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现实存在且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也是研究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回答上述几个基本问题不仅有助于评价我国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政策的实施效果,而且可以动态地从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角度理解农村经济发展规律。本文从马克思经济学的农业农村发展理论和金融资本理论、农村金融发展理论出发,全面分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性、主要内容和任务,以及我国乡村振兴的进程与现状,分析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必要性,并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分别分析了乡村振兴的金融需求和农村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供给。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进行实证研究:以理论机制的分析为基础,运用滚动回归模型和TVP-SV-VAR模型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视角实证研究了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影响的时变效应。同时,运用我国30个省市2002-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PVAR模型实证研究了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发现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且,农村金融的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效应是最强的,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次之,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是最弱的。农村金融发展可以从供给、需求两个层面以及资金融通和风险管理两个途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提升,并且具有明显时变特征。从时点差异看,新时代的影响强度最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时期影响次之,农村改革初期最低,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在这三个时期呈现出台阶式上升的特征。从期限差异看,短期效应最弱,中期有所增强,长期影响强度最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以中长期效应为主。从区域差异看,东、中、西的阶梯性差序格局,东部区域的影响强度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从实证分析还可以得出,农村金融发展的乡村振兴效应存在着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体现在长短期限之间和不同区域之间,因此有实现再平衡的必要性。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应当以基础性制度建设和长期性战略为基本方向。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以东北地区的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农村金融机构为例,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村金融对乡村振兴支持的相关经验,并提出了金融支持要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的思路,最终提出我国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与策略,包括构建完善的金融机构支持体系、政策支持体系、金融生态环境、风险分担机制等。
晋江艳[2](2021)在《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研究(1949-195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中国人民的社会保障实践持续了上千年,且随着社会发展,保障对象逐步扩大,保障措施日益多样,保障思想不断丰富,但严格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始终没有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1949至1956年,较全国其他地区,东北地区经济基础较好,重工业相对发达,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处于战争前沿,优抚安置任务异常艰巨,促使社会保障事业迅速发展,建立了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在内的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之后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研究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丰富东北地区党史研究和完善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一定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重点采用文献分析法和计量史学法,分六部分对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进行全面分析。作为文章的起点,第1章遵循党史研究基本思路,介绍了选题背景,说明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重点整理和介绍了国内外研究成果,认为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保障的研究已硕果累累,但关于东北地区的研究尚有不足,仍有一定的研究空间。任何实践都不是空中楼阁。研究社会保障,首先要追根溯源,探究其实践基础。1949至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开展的社会保障实践具有坚实的理论、历史和现实基础,三者缺一不可。第2章和第3章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认为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党组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保障思想)为指导,受中国传统社会保障思想影响,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尤其是东北解放区的社会保障实践基础上,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形势,建设国家重工业基地、开展农业合作化的经济计划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形势,在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情况下,领导人民创建了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亟需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同时也具备了建立社会保障的条件。第4章和第5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始终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保障”概念,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完善,但无论是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还是社会优抚工作都已经开展起来。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相对系统的组织机构体系、广泛的社会动员以及以政府、社会和内部机构为主体的监督机制搭建了一个社会保障体系。第4章重点介绍了这一内容,即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在这一制度框架下,东北各地竭尽所能救济灾民、贫民和朝鲜战灾孤儿,收容改造旧社会遗留的娼妓和游民;重点在企业中建立劳动保险制度,开展丰富多彩的职工福利,为社会上的孤寡老人、孤儿、残疾人以及精神病人建立民政福利;优待军烈属和革命残废军人,褒扬抚恤革命英烈,妥善安置回乡转业人员等,丰富的内容使社会保障由简单的制度构建层面跨越到充实的制度实践层面。第5章则重点介绍了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在充分认识制度结构和实践内容的基础上,第6章进一步提升,重点分析了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认为其对政治建设而言,通过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巩固了新生政权;对于经济建设而言,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进而促进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建设;对于军事活动而言,激发了群众参军参战的热情,为抗美援朝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对社会保障制度本身而言,构建了社保制度的基本框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结合当前东北地区的社会保障现状,以史鉴今,提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确保社会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坚持群众观点,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坚持自力更生,克服“等靠要”思想。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总体来说,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实践是成功的,但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稳定性和和可持续性不足。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实践,本文采取在总体肯定的基础上加以批判借鉴的态度。
刘伟东[3](2021)在《吉林省C县惠民政策执行中的腐败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惠民政策执行工作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保障,根据国家惠民工作规划的要求,工作开展过程中大量的惠民工程、惠民项目、惠民资金和相关优惠政策向基层投入。惠民政策在基层执行中,村干部作为政策落实的执行者和推动者,在乡镇政府和基层群众之间承担着重要作用。但一些村干部却因经受不住惠民物资等利益的诱惑,理想信念丧失,出现腐败问题。造成基层群众利益受损、破坏政府执政公信力、污浊当地政治生态甚至引发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可见,深层次全方位研究基层惠民政策执行中的村干部腐败和作风问题至关重要,对惠民政策真正落地见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吉林省C县为例,结合省级重点贫困县在惠民政策执行工作开展以来的实际情况,对2015年至2019年查处的在基层惠民政策执行中村干部腐败和作风问题的案例进行了深入剖析。结合实际走访调查,采用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基层惠民政策执行中村干部腐败和作风问题的表现形式、危害及成因进行分析论述,以期找到切实有效的解决路径。基于吉林省C县近五年的基层惠民政策执行中村干部腐败和作风问题的案例,可以将问题的表现形式归纳概括为工作作风类、失职渎职类、借机敛财类。基于政策执行理论、寻租理论和腐败治理理论的角度,从主客两方面进行成因分析,即执行人员、执行对象等主观因素,和从执行环境、执行资源、政策本身等客观因素。本文认为,应该从全面提升村干部综合素质、全面促进基层群众参与共治、全面强化外部环境监督问责、全面规范惠民物资使用管理、全面优化惠民政策落实举措五个方面探索解决路径。本文将村干部这一群体与惠民政策执行、腐败和作风问题相结合具有现实意义。希望此文也能为相关政策在基层贯彻落实与执行到位,使基层群众受益提供借鉴意义。
史晓玲[4](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指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向雁[5](2020)在《东北地区水—耕地—粮食关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粮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水和耕地是支撑粮食生产最重要的资源。东北地区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也是种植结构优化的重点区域,研究其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对促进区域粮食可持续生产与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运用1990-2017年时序数据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剖析了东北地区水、耕地和粮食时空变化态势;利用LMDI、虚拟耕地、综合灌溉定额等方法探讨了粮食生产与耕地、水资源利用的关联关系;构建了水-耕地-粮食关联模型(WLF),阐明了三者的关联状况;建立了LSTM模型,预测了水-耕地-粮食生产的变化趋势;最后提出了相应调控策略。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诊断了东北地区水、耕地、粮食的基本态势和时空演变特征。水资源总量和人均水资源偏少,地下水供水比例及灌溉用水占比偏高,水资源总量与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的空间分布错位,三大平原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普遍偏高。1996年以来耕地面积总体呈减少趋势,减少耕地去向由生态用地为主,转变为建设用地为主,增加耕地来源以林地、草地等生态用地为主,形成了“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耕地占用生态用地”占补格局;耕地利用结构主要变化方向为旱地向水田转化,水田面积及占比上升。1990-2017年粮食播种面积增加909.82万hm2;水稻和玉米面积占比分别上升11.09个和14.00个百分点,大豆、小麦、杂粮分别下降3.16个、13.42个、8.51个百分点。水稻生产向三江和松嫩平原地区聚集,玉米生产在中部至南部地区发展较快。(2)剖析了东北地区水、耕地、粮食二元关联关系。粮食-耕地关联分析表明,粮食生产中的低产作物转向高产作物,粮食虚拟耕地含量呈下降趋势,由1990年的0.24 hm2/t降至2017年的0.17 hm2/t,粮食种植结构向节地方向发展。粮食-水关联分析表明,水稻面积占比上升,旱地作物面积占比下降,粮食综合灌溉定额呈上升趋势,由1990年的1838.30 m3/hm2增至2017年的2192.52 m3/hm2,粮食种植结构向耗水型方向发展。水土匹配分析表明,基于水资源自然本底和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的两种水土资源匹配状况差距较大。(3)建立了水-耕地-粮食关联模型(WLF),测算了四种情境下的关联关系。基于粮食生产用地总面积,无论在水资源本底情境,还是在用水总量控制情境下的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省域尺度均处于不平衡状态,并且均缺水;地市级尺度,两种情境下分别有87.96%和82.41%的地市处于不平衡状态,主要为缺水状态。表明将全部耕地发展为灌溉耕地是不现实的。基于粮食生产现有灌溉耕地面积,无论在水资源本底情境,还是在用水总量控制情境下的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省级尺度均处于平衡状态,说明在不增加灌溉面积情况下,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是平衡的;地市级尺度,两种情境下分别有47.22%和44.44%的地市处于水多地少状态,说明还有一定的增加灌溉面积的潜力。水多地少区域主要集中于山区,可采取水权流转方式实现山区与平原地区的区域均衡。(4)构建了水-耕地-粮食的LSTM综合预测模型,预测了未来三者关联状况,提出了相应调控策略。结果表明,到2030年,在灌溉用水总量控制情境下,基于粮食生产用地总面积,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总体将仍处于缺水状态;基于粮食灌溉耕地面积,吉林省和辽宁省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总体将继续保持平衡状态,黑龙江省将变为轻度缺水状态。耕地资源、水资源、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灌溉定额等因素对水-耕地-粮食关联具有直接的影响,针对各地市水-耕地-粮食关联特点,优化粮食种植结构和水土资源配置,是改善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的有效手段。创新点:(1)构建了水-耕地-粮食关联模型,评价水、耕地与粮食生产的适宜和满足程度;(2)建立了水-耕地-粮食的LSTM综合预测模型,提高了预测精度;(3)揭示了东北地区粮食结构调整与水、耕地资源的关系,提出精准调控策略。
赵悦[6](2019)在《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势。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三量齐增”、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生态环境恶化、农民增收乏力等问题。为了缓解粮食生产出现的问题,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切需要新一轮农业结构的调整。吉林省作为我国的粮食大省,玉米核心产区,一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基地。然而,随着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的实施,玉米价格高位运行,吉林省玉米播种面积和产量呈刚性增长,大豆、杂粮等其它作物播种面积日益削减,形成了以玉米为主体的单一种植结构。这种结构带来的效应却是一方面玉米的高库存积压,下游加工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大豆、水稻、玉米等农产品大量进口,形成了国内库存积压与国外进口并存的逆向市场困境。而造成这种结构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忽视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用计划经济思维模式调控农业生产的结果。因此,只有运用改革的思路和市场经济的思维,对管理农业的体制、机制和手段进行改革,才能实现种植业供给结构的优化。本文以我国农业发展阶段特征的变化以及农业供给侧结构的现状与问题为背景分析,得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而厘清了我国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与基本内容,得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以往种植业结构调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深入到结构变化的制度变革,其要义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结构的加减法,而是要通过改革不合理的农业管理体制,来实现结构优化。在这一过程中,改革是手段,结构优化是目标。之所以提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思路来推动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吉林省作为我国粮食生产的核心产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的矛盾表现的更为突出、更加尖锐。梳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种植业结构演变历程发现,经过40年的发展,吉林省种植业粮、经、饲三元结构中以粮食作物内部结构变化为主,逐渐从20世纪80年代的玉米、大豆为主、水稻、高粱多元发展的作物结构,最终形成了以玉米为主体的“一粮独大”格局。然而,这种结构是否合理?本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综合性评价。结果显示:虽然这种结构在宏观种植业投入产出上、在微观农民收入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却拉大了作物间的比较收益,不利于结构的多元化发展;虽然吉林省在粮食商品率上为国家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过高的粮食进口依存度表明当前结构未能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同时这种结构释放出的生态负效应令人堪忧。由此,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但是,结构调整却面临着贸易格局复杂、农产品成本持续上涨的市场困境,农业用水资源紧缺、耕地质量与数量下降的生态困境以及农产品育种技术发展缓慢、农业技术推广供需不匹配的技术困境,从不同维度不同层面制约着结构的优化,以往调整的思路俨然无法破解,唯有用改革的手段才能推动结构的优化。2004年以来,国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然而,惠农政策在实施方式上,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由此导致了市场的失灵和农业资源配置的扭曲。之所以要用改革的方式实现种植业供给侧结构的优化,就是因为不合理的农业管理体制是造成结构失调的首要原因。基于此,从资源配置方式、价格形成机制、粮食市场结构以及农村组织制度四个维度构建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框架。转变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思维,充分发挥市场经济规律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建立市场价格机制,使粮食价格由市场决定。而粮食价格信息在粮食生产、收购、加工、销售产业链条中通过流通市场进行传递,以指导农民的种植行为。但是,当前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一支独大”的局面,扭曲了粮食收储市场。提出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发挥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的政策性收储功能,与其它收储主体在收购市场中具有平等的经营地位,从而推动收储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化,实现粮食收储市场的顺畅。运行顺畅的粮食收储市场需要健全的农村组织制度作保障。我国目前的农村组织尚处于一种涣散状态,有序地将亿万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嵌入市场经济方面却效率甚微,并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条软肋。以整合当前农村经济组织为路径,实现农村基层经济组织制度的创新。使市场的“无形之手”来指挥政府的“有形之手”,进而推动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基于上述制度改革框架,确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民种粮合理收入、产业协调发展以及生态可持续为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之所以提出这四个方面的价值取向,原因如下:首先,在未来很长时期内,我国粮食供给压力仍然存在,人地关系趋紧的矛盾仍然存在,粮食主产区生产功能在日益下降。吉林省作为粮食生产的核心产区,其结构调整必须坚持国家粮食安全地位不动摇,必须保证种粮农民和粮食产区两个积极性,以巩固粮食主产区核心地位。其次,合理的种粮收入是保证农民种粮积极性持续的支撑条件。吉林省以玉米为主体的种植结构决定了合理种粮收入的主要指向是围绕玉米种植获取收入。而玉米支持政策的不稳定性造成了农民种植玉米收入的起伏与玉米种植积极性的不稳定,呼吁将玉米纳入主粮范围,与稻谷和小麦具有同等地位,使玉米具有一个主粮生产应有的利润空间,进而实现玉米种植的合理收入。作物间收益水平相当,从而实现相互替代的效应,促进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再次,玉米作为产业链条最长的作物,其饲用和加工用途与下游的加工业与畜牧业紧密衔接。因此玉米三元作物的属性决定了种植业结构调整以产业协调发展为价值取向。最后,种植业结构调整应尊重自然规律与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布局。去除赤色产能、恢复玉米大豆轮作制度、种地养地有机结合以及科学施用化肥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遵从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对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进行选择。吉林省种植业结构不论怎样调整,保证粮食作物为主体的结构不可改变,保证玉米核心产区优势不可改变。现阶段粮食作物比例偏高是由于粮食作物内部玉米结构不合理造成的。玉米粮经饲三元作物结构属性,片面强调了玉米粮食作物品种的一元结构,忽视了玉米作为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品种的结构。所以降低粮食作物用途的籽粒玉米比例,提高饲料作物青贮玉米比例,是粮食作物的调整方向,也表明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于粮食作物与饲料作物之间的调整。因此,建立玉米三元作物结构,呼吁核心产区推动“粮改饲”,以“种养”结合的微观农户经营结构为行动支点,从而促进粮食作物向饲料作物调整。大豆则在进行合理区划布局基础上,建立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保护传统大豆纯度,不受转基因大豆的侵犯。在中部地区适当进行转基因大豆种植,与玉米合理轮作,从而增加大豆的种植面积。水稻以扩大优质品种稻米的种植为调整方向,杂粮杂豆以建设优质杂粮基地为依托,发展精深加工。经济作物的调整方向以东中西区域划分,打造东部特产、中部蔬菜、西部多种作物的发展格局。饲料作物的调整以形成增加玉米核心产区与镰刀弯地区青贮玉米种植以及西部地区牧草种植,协调畜牧业发展的农牧格局。最终实现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由单一玉米种植向多元作物发展,由过分强调经济社会效益转向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协调统一发展的种植业结构。
马琨[7](2019)在《吉林省玉米种业竞争力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文中提出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更是粮食消费大国,种业安全关系国计民生,事关国家农业长期稳定发展和粮食安全。作为传统农业大国,我国已有上千年农耕历史,但放眼全球,种业发展仍相对滞后。近年来,随着科技进步、生活水平提高,如何保障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如何满足膳食结构调整升级需求,如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聚焦热点。玉米作为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是重要的粮食、饲料和工业原料来源,其潜在的巨大经济价值及战略作用在我国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玉米种业安全早已成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基础和最重要环节。吉林省作为我国玉米主产区,在平衡全国粮食市场中始终发挥着“稳压器”功能,玉米种业发展问题至关重要。伴随我国种业市场的逐步开放,跨国种子企业凭借雄厚的资本积累、先进的技术装备、优质的产品服务,给吉林省乃至全国玉米种业造成巨大冲击。虽然吉林省近年来玉米产量一直保持较高态势,但产品质量及生产效率却远不及欧美农业发达国家,玉米种业缺乏竞争力是重要原因。因此,在农业转型升级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如何提升吉林省玉米种业竞争力,探寻科学合理的发展路径,对推进吉林省玉米种业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以竞争力评价等相关理论为基础,以实证研究为核心,深入剖析吉林省玉米种业的现状及现存问题,系统评价吉林省主栽玉米品种的生产效率和种子企业竞争力,科学研判市场需求变化和玉米品种有效供给能力,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提出玉米种业竞争力提升的具体路径,主要研究工作和结论如下:一是系统分析国际玉米种业发展概况及经验借鉴。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实地调研,从玉米种业发展历程、发展现状、政策法规和生产现状四个方面,系统分析美国玉米种业发展概况,同时借鉴德国和法国玉米商业化育种模式,在差距分析基础上,提出吉林省玉米种业发展的经验借鉴。二是测度吉林省主栽玉米品种生产效率。构建了玉米品种生产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并通过实地调研取得原始数据,利用SPSS22.0软件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均值比较、方差计算、平均数比较、相关分析等,证明调查问卷可信。应用DEA-SBM模型,采用DPSV16.05软件对选取的21个玉米品种生产效率进行测度,并对结果中非有效决策单元进行冗余分析,提出改进建议。三是评价吉林省主要玉米品种所属种子企业的竞争力。构建了玉米种子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上市公司年报及企业调研获取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BP神经网络模型方法,利用SPSS22.0软件,对获取的21家种子企业数据进行处理,得到5个主成分。基于BP神经网络原理,构建一个三层的种子企业BP神经网络结构,将5个主成分作为BP神经网络的输入,运用Matlab2015b软件对构建的三层BP神经网络进行误差训练,得出吉林省21家种子企业相对竞争力指数,系统分析了竞争力差异成因。四是深入探究基于市场需求变化的吉林省玉米品种有效供给能力。基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从专用型玉米需求、高品质玉米品种需求,以及节本增效、规模化经营等方面对吉林省玉米生产趋势进行研判,分析当前吉林省玉米品种有效供给能力,深入挖掘吉林省玉米种子企业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根源,提出提高有效供给的对策建议。五是基于国情省情,提出了基于商业化育种模式的玉米种业提升路径。商业化育种模式共分四个部分:一是构建全产业链分工机制。即以政府、企业、科研院所为三个维度,从品种的选育与改良、审定与监管、推广与应用三个阶段,针对各主体承担的具体任务,做好信息整合及育种有机衔接;二是构建信息平台。该信息平台涵盖政府管理保障平台、信息与资源管理平台和服务保障平台,以确保资源共享、分工协作;三是构建资源共享机制。包含决策机制、投入机制及运行机制,明确风险承担与利益分配、知识产权归属等问题,拟有效增强抗风险能力并保障各主体合作关系的持续稳固;四是构建商业化育种的战略联盟合作模式。提出以种子企业研发为主体,配套政府专项资金、政策及法律法规支持,通过自有及购买的种质资源库、自建及租借的试验基础设施库、聘用及兼职方式形成科技人员库及积累和转移形成技术信息库等方式,借助现代生物技术不断革新构建新品种商业化育种模式。最后提出吉林省玉米种业应坚持突出中校企业育种的主体地位、成立行业发展协会以及推进企业并购重组的发展路径。
李琳[8](2019)在《吉林省玉米库存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吉林省是全国玉米生产的大省,为国家玉米增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国家为了保障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提高农民的收入,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出台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随着临储政策的实施,出现了一些负面影响,该项政策干扰了玉米市场的正常运行,使玉米临储价格高于市场价格,农民手中大部分玉米被收入粮库之中形成库存。一方面,玉米播种面积不断增长,玉米产量持续增加,玉米库存出现积压;另一方面因为玉米价格过高致使玉米下游加工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导致玉米需求疲软。玉米产能过剩而且无法将其消耗,产生了大量的玉米库存,这样不仅会引起玉米市场的波动,还增加了每年国家给粮库看管玉米的补贴成本,所以说玉米库存是目前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解决玉米库存问题,不仅可以为国家减轻了补贴负担,同时有利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促进了吉林省农业的发展。本文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运用文献分析法和规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收集到了吉林省玉米生产及库存情况的相关数据资料,分析了目前吉林省玉米库存的情况。在对玉米库存形成的过程及玉米高库存的原因进行研究时,重点分析了粮食收储制度对玉米库存造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挖掘出玉米去库存的难点,并结合现行玉米解决库存问题的政策,提出相应的措施和政策建议。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吉林省目前的粮食库存中,玉米库存数量占粮食库存总量的92.7%,解决玉米库存问题就是解决了吉林省粮食库存问题。(2)当前玉米的大量库存,很大程度上是由粮食收储制度导致的,虽然粮食收储政策的提出旨在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的同时增加农民收入,以保证粮食安全、社会稳定,但是玉米市场受到政策的影响,玉米收购的价格高于市场价格,促使大量的玉米流入了粮库中造成库存的积压。(3)解决玉米库存问题不仅要从供给端减少产量,更要加大需求端的消费,饲料是我国玉米消费的主要部分,从各年份吉林省饲料产量中可以看出,加快南猪北移进程,让玉米就地转化,既可以有效转化玉米,又可以消化库存,还能增加农民收入。
李平,张景成,艾杰,李文[9](2012)在《在希望的田野上——吉林省“三农”工作交响曲》文中研究表明序曲:丰收的喜悦早春二月,一场瑞雪让吉林大地银装素裹。长白山下,松花江水已经有些耐不住春的召唤开始破冰涌动;广阔的黑土地上,村村户户已经开始张罗着新一年的备耕生产。按理说,不出正月,农村就不算过完年,但在伊通县大孤山镇的刘家村,一大早就听见张家叫李家,李家喊刘家,相约去县里买化肥、买种子。看着他们踩在雪地里咯吱作响的坚实的脚步,好像每个人的心里都在摽着一股劲儿:今年一定要再大干一场,夺取
杨慧[10](2011)在《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史研究 ——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至今》文中提出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历经了300多年的风雨历程,先后呈现三次高潮,两次中断,道路极其坎坷不平。这里的农业交流包括物的交流(即粮食、牲畜、大豆、茶叶等农产品贸易),也包括人及其科技的交流(即中国东北引进俄罗斯农畜良种和先进农机具、双方农业科技人员的交流互访、签订科研合作项目、相互交换物种资源、相互学习农业技术等)。新中国成立以前,双方农业交流以物的交流为主;建国以后,双方农业交流呈现贸易和科技交流并举的局面。中国与俄罗斯本不是邻国,俄国原本地处欧洲,与中国相距很远,只是由于俄国的不断向东扩张,才开始与中国接壤,并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东北黑龙江地区,彼此有了交流的可能。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在平等基础上中国东北与俄国开始了正式的“互市”贸易往来。鸦片战争后沙俄逼迫清政府先后订立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割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领土的重新分割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东北与俄国的农业交流性质由平等转变为不平等,贸易地点也推进到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沿江边区和松花江内陆地区。在粮食、牲畜、毛皮等农畜产品贸易的同时甘蓝、铃当麦等俄国品种传入中国。这一时期由于俄国远东的移民政策和清政府土地的开禁,双方农业交流得到初步发展。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俄国远东地区的移民不断增加,各种农产品严重短缺,需求量迅速扩大,于是中国东北地区成为俄国远东的农产品供应基地,同时贸易刺激了东北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移民人数的增多,双方农业交流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东北输入俄国的主要农产品有大豆、粮食和牲畜,俄国在中国东北还兴办各种农畜产品加工业。同时,因为中国东北与俄国远东茶叶贸易的扩大,中国种茶技术传入俄国。从俄国远东也传入中国一些俄国或其他国家的农作物新品种、农机具。俄国十月革命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东北与苏俄、苏联农业交流呈现曲折发展的态势。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东北与苏俄、苏联的农产品贸易有所减弱,但大批俄国人逃往东北所带来的农业良种和农机具却促进了双方的技术交流;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完全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国东北与苏联的经济关系骤然萎缩最后停止消失;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经过多次商洽才打通与苏联贸易的大门,1946—1949年与苏方先后签订三个出口农产品贸易合同,主要以农副产品换取急需的日用军需产品,从而促进了东北解放区经济发展,为全国解放奠定了基础。建国初期(即1949年至1961年中苏关系破裂),中国东北与苏联农业交流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遏制和封锁,我国政府只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和科学技术合作。在两国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指导下,双方的农业交流随之进入飞跃式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东北向苏联输出大量优质农产品,同时引进苏联农畜良种为农畜品种杂交繁育提供条件、引进农业机械为我国农机实现国产化奠定基础。双方进行人员交流,苏联专家到我国帮助建设国营农场、进行技术指导,我国派遣留学生去苏联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同时改革开放的政策也为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段时期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得到较为稳定而全面发展时期,主要体现在: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农业科技人员的交流与互访、农业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农产品贸易等方面。总体来说,300余年的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呈现出间断性、受国际市场制约性和一定盲目性等特点。双方农业交流的成效显着,无论是农产品贸易还是农业科学技术与人员交流,都对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中俄两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影响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地缘因素为双方农业交流提供了方便条件,中俄东部边境线全长4300多公里,有公路、铁路相通,山水相连,方便的地缘地理条件成为两区域交流与合作的给力因素。第二,政治因素是国家间能否开展友好往来的基础和前提,是影响农业交流的外部条件,尤其是中俄两国国家政府间所签订的一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条约,更是两国农业交流的路标和指南针,在中俄交往过程中,各个时期所签订的不同性质条约深深影响着中俄农业的交流与合作。第三,优势互补的经济因素也是影响双方农业交流的重要因素,早期俄国毛皮和中国大豆茶叶的相互输出就是明显的例子;现阶段中国人多地少,俄罗斯人少地多的经济状况为中俄两国农业经济技术合作、农业劳务输出创造了条件。第四,文化因素也影响着双方的农业交流,中华民族深受儒家学派和学说的影响,讲究忍让、礼仪,如早期的京师互市贸易为俄国使团免费提供食宿。俄罗斯民族性格具有双重性、两面性和极端性特点,建国初期双方的交流与合作正处于高潮阶段因为赫鲁晓夫的鲁莽之举而骤然停止就是明显的例子。在当代,随着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进一步深入发展,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本文从双方的农业科技合作、农业经济技术合作和农产品贸易三个方面分析所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和看法。
二、吉林省振兴大豆产业两年见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吉林省振兴大豆产业两年见效(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内容 |
1.2.3 研究方法 |
1.3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1.3.1 可能的创新 |
1.3.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马克思经济学的农业农村发展理论 |
2.1.1 马克思的城乡关系理论 |
2.1.2 马克思的农村集体经济理论 |
2.1.3 马克思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 |
2.2 马克思的金融资本理论 |
2.2.1 马克思的生息资本理论 |
2.2.2 马克思的信用与信用制度理论 |
2.3 农村金融发展理论 |
2.3.1 金融抑制与农业信贷补贴理论 |
2.3.2 金融深化与农村金融市场理论 |
2.3.3 金融约束与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 |
2.4 相关文献综述 |
2.4.1 国外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 |
2.4.2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研究 |
2.4.3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研究 |
2.4.4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增收相关研究 |
2.4.5 乡村振兴及其金融支持的研究 |
2.4.6 对现有文献的述评 |
第3章 我国乡村振兴及其金融支持的现状与问题 |
3.1 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分析 |
3.1.1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 |
3.1.2 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内容 |
3.1.3 乡村振兴战略的任务 |
3.2 我国乡村振兴的进程与现状 |
3.3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必要性 |
3.4 我国乡村振兴的金融需求分析 |
3.4.1 乡村振兴金融需求的主要特点 |
3.4.2 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主要金融需求 |
3.4.3 乡村振兴金融支持的对象主体 |
3.5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供给分析 |
3.5.1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发展演变 |
3.5.2 农村金融供给现状与问题 |
第4章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影响的时变效应分析 |
4.1 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分析 |
4.1.1 供需层面的影响机制分析 |
4.1.2 金融功能层面的影响机制分析 |
4.2 变量、数据和时变性检验 |
4.2.1 变量和数据说明 |
4.2.2 时变性检验 |
4.3 实证研究 |
4.3.1 TVP-SV-VAR模型 |
4.3.2 农村金融发展指数合成 |
4.3.3 实证结果分析 |
4.4 小结 |
第5章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 |
5.1 模型和数据说明 |
5.1.1 PVAR模型构建 |
5.1.2 变量和数据 |
5.2 实证研究 |
5.2.1 平稳性检验和模型估计结果 |
5.2.2 脉冲响应分析 |
5.2.3 方差分解 |
5.3 区域差异分析 |
5.4 小结 |
第6章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分析 |
6.1 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支持乡村振兴案例分析 |
6.2 长春发展农商银行支持乡村振兴案例分析 |
6.3 小结 |
第7章 我国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与策略 |
7.1 构建完善的金融机构支持体系 |
7.1.1 进一步健全农村金融体系 |
7.1.2 充分发挥商业性农村金融机构的作用 |
7.1.3 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
7.1.4 促进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健康良性发展 |
7.2 构建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 |
7.2.1 货币政策支持乡村振兴 |
7.2.2 信贷政策支持乡村振兴 |
7.2.3 监管政策支持乡村振兴 |
7.3 优化农村金融发展环境 |
7.3.1 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
7.3.2 加快土地经营权等农村资产市场建设 |
7.4 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和风险分担机制 |
7.4.1 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 |
7.4.2 建立农村金融风险分担机制 |
7.5 加快贷款抵押担保方式创新发展 |
7.5.1 创新土地等抵质押方式 |
7.5.2 促进担保机构发展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思路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第2章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础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保障思想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保障思想 |
2.1.2 列宁的社会保障思想 |
2.2 中国的社会保障思想 |
2.2.1 中国传统的社会保障思想 |
2.2.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主要领导人的社会保障思想 |
第3章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 |
3.1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历史基础 |
3.1.1 革命根据地的社会保障 |
3.1.2 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 |
3.1.3 解放区的社会保障 |
3.2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现实基础 |
3.2.1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
3.2.2 农业合作化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民经济的发展 |
3.2.3 处于抗美援朝战争前沿 |
3.2.4 苏联社会保障制度及其示范效应 |
第4章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及其运行机制 |
4.1 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
4.1.1 社会救济的资金来源 |
4.1.2 社会保险的资金来源 |
4.1.3 社会福利的资金来源 |
4.1.4 社会优抚的资金来源 |
4.2 社会保障的组织机构 |
4.2.1 政府机构 |
4.2.2 社会团体 |
4.2.3 企业内部机构 |
4.3 社会保障制度的动员与监督 |
4.3.1 社会保障中的社会动员 |
4.3.2 对社会保障工作的监督 |
第5章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 |
5.1 社会救济 |
5.1.1 灾害救济 |
5.1.2 贫民救济 |
5.1.3 娼妓游民收容改造 |
5.1.4 朝鲜战灾孤儿救济 |
5.2 社会保险 |
5.2.1 养老保险 |
5.2.2 医疗保险 |
5.2.3 伤残保险 |
5.2.4 生育保险 |
5.2.5 优异贡献待遇 |
5.3 社会福利 |
5.3.1 民政福利 |
5.3.2 职工福利 |
5.4 社会优抚 |
5.4.1 优待补助 |
5.4.2 褒扬抚恤 |
5.4.3 安置复员军人 |
第6章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及启示 |
6.1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 |
6.1.1 增强了人们对新生政权的认同,提高了党的执政合法性 |
6.1.2 提高了劳动者积极性,促进东北工业迅速发展 |
6.1.3 激发了群众支前热情和军人士气,保障抗美援朝取得胜利 |
6.1.4 构建了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框架,为新中国社会保障奠定了基础 |
6.2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启示 |
6.2.1 坚持实事求是,确保社会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
6.2.2 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作风 |
6.2.3 坚持自力更生,克服“等靠要”思想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致谢 |
(3)吉林省C县惠民政策执行中的腐败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1.理论意义 |
2.实践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1.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2.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四)研究思路 |
(五)研究方法 |
1.文献资料分析法 |
2.案例分析法 |
3.比较研究法 |
(六)创新与不足 |
1.创新方面 |
2.不足方面 |
一、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一)核心概念 |
1.惠民政策 |
2.村干部 |
3.腐败治理 |
(二)理论基础 |
1.政策执行理论 |
2.寻租理论 |
3.腐败治理理论 |
二、吉林省C县惠民政策执行现状与腐败问题表征 |
(一)惠民政策执行现状 |
1.县域基本情况 |
2.惠民工作情况 |
(二)村干部腐败问题表征 |
1.工作作风类问题 |
2.失职渎职类问题 |
3.借机敛财类问题 |
(三)村干部腐败问题的危害 |
1.侵蚀基层群众的利益,削弱其获得感 |
2.损害政府执政公信力,污浊政治生态 |
3.滋生腐败结构性风险,影响社会稳定 |
三、吉林省C县惠民政策执行中的腐败成因分析 |
(一)执行人员因素——村干部 |
1.人员结构不合理和学历素质偏低 |
2.理想信念缺失和纪法意识不强 |
3.价值观念偏差和贪欲心理 |
4.“关系网”复杂衍生腐败 |
(二)执行对象因素——基层群众 |
1.注重既得利益忽视长远收益 |
2.惠民政策信息不对称 |
3.心存顾虑缺乏维权意识 |
(三)执行环境因素——外部环境 |
1.监督不力 |
2.问责失效 |
(四)执行资源因素——惠民物资 |
1.惠民物资选取不合理 |
2.惠民物资管理不规范 |
(五)政策本身因素——惠民政策 |
1.政策举措制定不科学合理 |
2.惠民工作体制机制不规范 |
四、吉林省C县惠民政策执行中的腐败治理路径 |
(一)全面提升村干部综合素质 |
1.突出廉洁自律教育 |
2.注重业务能力培养 |
3.强化纪法知识学习 |
(二)全面促进基层群众参与共治 |
1.加强惠民政策宣传 |
2.拓宽信访举报渠道 |
3.辅助基层群众维权 |
(三)全面强化外部环境监督问责 |
1.实现多层次全方位监督 |
2.强化执纪问责惩戒作用 |
(四)全面规范惠民物资使用管理 |
1.做好惠民物资过程管理 |
2.严格执行村务公开制度 |
(五)全面优化惠民政策落实举措 |
1.制定标准符合实际 |
2.科学运用成效考核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一、气候资源 |
二、水资源 |
三、土地资源 |
四、自然灾害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本章小结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附录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一) STC访谈记录 |
(二) WFJ访谈记录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东北地区水—耕地—粮食关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水-耕地-粮食安全是全球可持续发展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
1.1.2 我国水-耕地-粮食安全出现新的挑战 |
1.1.3 东北地区面临新一轮粮食生产及种植结构调整的压力较为突出 |
1.2 研究意义 |
1.2.1 为水土资源匹配以及水土粮的关联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
1.2.2 为相关部门提供“控”与“调”的决策参考 |
1.2.3 有助于提高公众对灌溉定额及灌溉需求的认识 |
1.2.4 有助于强化深度学习在农业领域的运用 |
1.3 研究方案 |
1.3.1 研究区域 |
1.3.2 研究目标 |
1.3.3 主要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4.1 多源信息复合 |
1.4.2 多模型与多指标综合 |
1.4.3 多研究尺度整合 |
1.4.4 总体研究与分类研究结合 |
1.5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水-耕地-粮食的研究进展 |
2.1 耕地利用及粮食生产研究进展 |
2.1.1 耕地数量、质量和粮食生产的表征关系 |
2.1.2 耕地数量保障范畴与目标争议 |
2.1.3 耕地利用变化研究的两大类方向 |
2.1.4 耕地的可持续生产能力 |
2.2 水资源利用及粮食生产研究进展 |
2.2.1 水资源配置思想的转变 |
2.2.2 水资源投入与粮食生产的关系 |
2.2.3 粮食生产的水资源承载力 |
2.2.4 粮食作物虚拟水与水足迹 |
2.2.5 灌溉需水量与作物需水量 |
2.2.6 灌溉与雨养的产量差距 |
2.2.7 灌溉定额与种植结构 |
2.3 水土资源匹配及粮食生产研究进展 |
2.3.1 水土资源匹配的重要性 |
2.3.2 水土资源匹配的生态学与地理学解释 |
2.3.3 水土资源匹配测算 |
2.3.4 粮食结构调整的水土资源效应 |
2.4 总结评述 |
2.4.1 粮食结构调整对不同时空尺度的耕地利用的影响研究有待加强 |
2.4.2 粮食作物结构调整对水资源利用的影响有待加强 |
2.4.3 水土资源匹配的测度存在较大差异 |
2.4.4 水-耕地-粮食三者的关联关系有待进一步探讨 |
2.4.5 耕地、水、粮食的未来情景预测方法仍有改进与丰富的空间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概述 |
3.1 概念界定 |
3.2 理论基础 |
3.2.1 自然资源经济学理论 |
3.2.2 农业经济学理论 |
3.2.3 资源地理学理论 |
3.3 分析模型 |
3.3.1 耕地利用与粮食空间分布分析模型 |
3.3.2 耕地-粮食关联分析模型 |
3.3.3 水-粮食关联分析模型 |
3.3.4 水-耕地-粮食关联分析模型 |
3.3.5 长短期记忆模型(LSTM) |
3.4 研究区概况 |
3.4.1 地形地貌 |
3.4.2 气候特征 |
3.4.3 土壤条件 |
3.5 数据来源 |
第四章 水-耕地-粮食时序变化特征 |
4.1 耕地变化特征 |
4.1.1 耕地总量 |
4.1.2 耕地利用结构 |
4.1.3 耕地灌溉面积 |
4.1.4 耕地质量等别 |
4.2 水资源变化特征 |
4.2.1 水资源总量 |
4.2.2 供水能力 |
4.2.3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
4.2.4 用水量变化 |
4.2.5 用水总量控制目标 |
4.2.6 农田灌溉用水 |
4.3 粮食作物生产特征 |
4.3.1 粮食生产 |
4.3.2 水稻生产 |
4.3.3 玉米生产 |
4.3.4 小麦生产 |
4.3.5 大豆生产 |
4.3.6 杂粮生产 |
4.4 章节小结 |
第五章 水-耕地-粮食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 |
5.1 耕地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 |
5.1.1 水田与旱地的空间分布 |
5.1.2 “水改田”与“旱改水”分布区域 |
5.1.3 新增耕地来源与分布区域 |
5.1.4 减少耕地去向与分布区域 |
5.2 水资源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 |
5.2.1 水资源总量空间分布 |
5.2.2 供水量空间分布 |
5.2.3 水资源开发利用等级分区评价 |
5.2.4 水资源总量与用水量的空间匹配分布 |
5.2.5 灌溉用水量空间分布变化 |
5.3 粮食作物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 |
5.3.1 粮食生产空间自相关分析 |
5.3.2 粮食生产重心移动特征 |
5.3.3 粮食生产空间分布 |
5.3.4 各粮食作物生产空间分布 |
5.3.5 粮食种植结构空间聚类 |
5.4 章节小结 |
第六章 粮食-耕地(LF)关联研究 |
6.1 粮食生产的耕地利用效应 |
6.1.1 耕地利用效应分解因素的描述性统计 |
6.1.2 耕地利用效应分解因素的时序差异 |
6.1.3 耕地利用效应分解因素的空间分异 |
6.1.4 耕地利用效应主导因素 |
6.2 粮食生产结构对虚拟耕地的影响 |
6.2.1 粮食虚拟耕地含量时序变化特征 |
6.2.2 粮食生产变化对虚拟耕地含量时序变化的影响 |
6.2.3 粮食虚拟耕地含量空间聚类 |
6.2.4 粮食虚拟耕地含量变化幅度的空间差异 |
6.2.5 粮食生产变化对虚拟耕地含量影响的空间差异 |
6.2.6 结构及单产变化对粮食虚拟耕地含量增减变化的影响 |
6.3 章节小结 |
第七章 粮食-水(WF)关联研究 |
7.1 粮食生产结构变化对综合灌溉定额影响 |
7.1.1 粮食作物综合灌溉定额时序变化 |
7.1.2 粮食种植结构对综合灌溉定额变化影响的阶段特征 |
7.1.3 粮食综合灌溉定额空间分布 |
7.1.4 粮食综合灌溉定额变化影响因素 |
7.2 粮食生产变化对灌溉需水量变化影响 |
7.2.1 粮食作物灌溉需水量时序变化 |
7.2.2 粮食作物灌溉需水量时序变化的影响因素 |
7.2.3 粮食生产变化对需水强度的影响 |
7.2.4 粮食作物灌溉需水量空间分布 |
7.2.5 粮食作物灌溉需水量变化影响因素空间特征 |
7.2.6 粮食作物需水强度主要影响因素 |
7.3 章节小结 |
第八章 水-耕地-粮食(WLF)关联研究 |
8.1 水土资源匹配研究 |
8.1.1 粮食生产可利用水资源 |
8.1.2 粮食生产可利用耕地资源 |
8.1.3 粮食生产水土资源匹配变化 |
8.2 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研究 |
8.2.1 不同情境下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时空变化 |
8.2.2 不同情境下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变化影响因素 |
8.3 章节小结 |
第九章 未来水-耕地-粮食(WLF)关联及调控 |
9.1 预测模型构建 |
9.1.1 LSTM模型构建 |
9.1.2 对比模型构建 |
9.1.3 模型评价指标 |
9.2 粮食生产的耕地利用情况预测 |
9.2.1 耕地总面积预测 |
9.2.2 耕地复种指数变化预测 |
9.2.3 粮食面积比例变化预测 |
9.3 粮食种植结构变化预测 |
9.3.1 水稻播种面积预测 |
9.3.2 玉米播种面积预测 |
9.3.3 大豆播种面积预测 |
9.3.4 其他粮食作物播种面积预测 |
9.3.5 粮食作物种植结构预测 |
9.4 粮食生产水资源利用情况预测 |
9.4.1 粮食综合灌溉定额预测 |
9.4.2 粮食灌溉用水量预测 |
9.4.3 农田灌溉用水效率预测 |
9.4.4 灌溉耕地面积预测 |
9.5 未来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预测 |
9.6 水-耕地-粮食关联调控策略 |
9.6.1 耕地资源保护与利用 |
9.6.2 灌溉水资源管理 |
9.6.3 灌溉用水效率优化 |
9.6.4 灌溉定额管理 |
第十章 结论与讨论 |
10.1 主要结论 |
10.2 创新之处 |
10.2.1 方法创新 |
10.2.2 内容创新 |
10.2.3 实践创新 |
10.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历 |
(6)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选题依据 |
1.2 文献评述 |
1.2.1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研究 |
1.2.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 |
1.2.3 关于种植业结构评价的研究 |
1.2.4 关于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制约因素 |
1.2.5 关于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的研究 |
1.3 理论基础 |
1.4 基本概念界定 |
1.5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5.1 研究目标 |
1.5.2 研究内容 |
1.6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6.1 研究方法 |
1.6.2 数据来源 |
1.6.3 技术路线图 |
1.7 本论文的学术贡献 |
第二章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分析 |
2.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的阶段及其特征 |
2.1.1 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供给快速增长(1978—1984 年) |
2.1.2 粮食供给呈多元化发展(1985-1998 年) |
2.1.3 推进农业供给战略性调整(1999-2003 年) |
2.1.4 农产品供给全面提升与结构性失衡(2004-2015 年) |
2.1.5 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阶段(2016 年至今) |
2.2 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现状及问题 |
2.2.1 供求结构性矛盾凸显 |
2.2.2 粮食市场竞争力丧失 |
2.2.3 农业资源环境约束加重 |
2.3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与内容 |
2.3.1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内涵 |
2.3.2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的演变 |
3.1 种植业结构快速调整阶段(1978-1984 年) |
3.2 种植业结构缓慢调整阶段(1985-1988 年) |
3.3 种植业结构调整徘徊阶段(1989-1998 年) |
3.3.1 第一阶段:1989-1993 年全面增长时期 |
3.3.2 第二阶段:1994-1998 年波动发展时期 |
3.4 种植业结构高速调整阶段(1999-2015 年) |
3.4.1 第一阶段:1999-2003 年粮食生产下滑 |
3.4.2 第二阶段:2004-2008 年粮食生产持续增长 |
3.4.3 第三阶段:2009-2015 年粮食生产超常增长 |
3.5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2016 年至今)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的合理性评价 |
4.1 种植业结构合理性评价客观依据 |
4.2 种植业结构经济效益评价 |
4.2.1 种植业投入产出比分析 |
4.2.2 种植业结构变动对农民收入增长效应 |
4.2.3 不同作物间比较收益分析 |
4.3 种植业结构社会效益评价 |
4.3.1 粮食商品率 |
4.3.2 粮食进口对外依存度 |
4.4 种植业结构生态效益评价 |
4.4.1 不同农作制度的使用频率 |
4.4.2 化肥施用强度 |
4.4.3 秸秆还田率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困境 |
5.1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市场困境 |
5.1.1 国际贸易环境错综复杂 |
5.1.2 玉米临储价格政策逆向而行 |
5.1.3 农产品成本持续上涨 |
5.1.4 农产品收益增长乏力 |
5.2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生态困境 |
5.2.1 农业水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 |
5.2.2 耕地质量呈下降趋势 |
5.2.3 非耕地资源滥垦严重 |
5.3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技术困境 |
5.3.1 优良品种技术研发滞缓 |
5.3.2 农业技术推广与应用不匹配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框架 |
6.1 农业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 |
6.1.1 我国农业资源配置方式分析 |
6.1.2 农业资源配置的改革方向 |
6.2 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 |
6.2.1 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分析 |
6.2.2 建立目标价格形成机制 |
6.3 粮食市场结构的改革 |
6.3.1 粮食收购市场结构现状分析 |
6.3.2 粮食收购市场结构改革方向 |
6.4 农村经济组织制度的改革 |
6.4.1 农村组织制度的发展现状 |
6.4.2 农村组织制度的改革方向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 |
7.1 国家粮食安全的价值取向 |
7.1.1 国家粮食安全地位不可动摇 |
7.1.2 粮食主产区核心地位急需巩固 |
7.2 农民种粮合理收入的价值取向 |
7.2.1 合理收入是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支撑条件 |
7.2.2 保证玉米生产的合理收入 |
7.2.3 建立合理的作物比较收益结构 |
7.3 产业协调发展的价值取向 |
7.3.1 与下游产业结构相适应 |
7.3.2 有利于构建下游产业成本竞争优势 |
7.4 生态可持续的价值取向 |
7.4.1 退出“赤色”产能 |
7.4.2 恢复轮作制度 |
7.4.3 种地养地结合 |
7.4.4 科学施用化肥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 |
8.1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的选择 |
8.1.1 坚持粮食主产区应有的结构属性 |
8.1.2 积极发展经济作物 |
8.1.3 加快开发饲料作物 |
8.2 吉林省粮食作物结构调整的方向 |
8.2.1 优化玉米内部种植结构 |
8.2.2 逐步激发大豆种植活力 |
8.2.3 提升优质水稻种植比例 |
8.2.4 增加优质杂粮杂豆种植面积 |
8.3 吉林省经济作物结构调整方向 |
8.3.1 做强东部特产作物 |
8.3.2 做大中部蔬菜作物 |
8.3.3 开发西部多种经济作物 |
8.4 吉林省饲料作物结构调整方向 |
8.4.1 加快发展青贮玉米 |
8.4.2 建设优质牧草基地 |
8.5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研究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附录2 |
作者简介 |
致谢 |
(7)吉林省玉米种业竞争力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玉米的地位和战略作用 |
1.1.2 玉米种业的地位和战略作用 |
1.1.3 玉米在吉林省的地位和战略作用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1.3.1 种业竞争力研究现状 |
1.3.2 商业化育种研究现状 |
1.3.3 玉米供给侧研究现状 |
1.3.4 生产效率研究现状 |
1.3.5 竞争力评价方法研究现状 |
1.3.6 研究现状评述 |
1.4 主要研究内容及框架 |
1.4.1 主要内容 |
1.4.2 论文框架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1.6 本章小结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种子产业与种子行业 |
2.1.2 国家竞争力、产业竞争力与企业竞争力 |
2.1.3 玉米种业 |
2.2 理论基础 |
2.2.1 波特竞争理论 |
2.2.2 比较优势理论 |
2.2.3 制度变迁理论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5 系统科学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国内外玉米种业发展分析及经验借鉴 |
3.1 国外玉米种业发展概况 |
3.1.1 美国玉米种业发展概况 |
3.1.2 德国玉米商业化育种模式 |
3.1.3 法国玉米商业化育种模式 |
3.2 国内玉米种业发展概况 |
3.2.1 国内玉米种业发展历程 |
3.2.2 国内玉米种业发展现状 |
3.2.3 国内玉米种业政策法规 |
3.2.4 国内玉米生产现状 |
3.3 吉林省玉米种业发展概况 |
3.3.1 吉林省玉米种业发展历程 |
3.3.2 吉林省玉米种业发展现状 |
3.3.3 吉林省玉米种业政策法规 |
3.3.4 吉林省玉米生产现状 |
3.4 吉林省玉米种业存在的差距 |
3.4.1 技术差距 |
3.4.2 资源差距 |
3.4.3 规模差距 |
3.5 商业化育种模式经验借鉴 |
3.5.1 国外商业化育种模式经验总结 |
3.5.2 对吉林省的启示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基于DEA-SBM模型的吉林省玉米品种生产效率研究 |
4.1 玉米品种生产效率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
4.1.1 生产效率测度指标选取原则 |
4.1.2 生产效率投入-产出指标设定 |
4.2 问卷检验与描述性统计 |
4.3 DEA模型与方法 |
4.3.1 CCR模型 |
4.3.2 BCC模型 |
4.3.3 DEA-SBM模型 |
4.4 效率测算及结果分析 |
4.4.1 DEA-SBM模型测算 |
4.4.2 非有效决策单元冗余分析 |
4.5 提升吉林省玉米品种生产效率政策建议 |
4.5.1 加快种业资源整合,培植省内驰名种业 |
4.5.2 加大科研投入,重视育种单位研发能力建设 |
4.5.3 完善良种补贴政策,增加技术采用补贴种类 |
4.5.4 加强补贴调节,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 |
4.5.5 创新低成本、高产出耕作模式,加快集约化进程 |
4.5.6 加大玉米种植技术示范推广,鼓励农户尝试新技术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基于主成分分析-BP神经网络的吉林省种子企业竞争力评价 |
5.1 种子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5.1.1 种子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选取原则 |
5.1.2 种子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设定 |
5.2 种子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数据 |
5.3 主成分分析-BP神经网络模型与方法 |
5.3.1 主成分分析模型与方法 |
5.3.2 BP神经网络模型与方法 |
5.4 竞争力评价及结果分析 |
5.4.1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竞争力分析 |
5.4.2 基于BP神经网络的竞争力训练 |
5.4.3 种子企业竞争力指数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基于市场需求变化的吉林省玉米品种有效供给能力研究 |
6.1 吉林省玉米生产趋势研判 |
6.1.1 专用型玉米需求稳中有升 |
6.1.2 高品质玉米品种需求加强 |
6.1.3 种植过程注重节本增效 |
6.1.4 玉米规模化种植程度提高 |
6.2 新趋势下吉林省玉米品种供给能力现状 |
6.2.1 专用型玉米品种缺口大 |
6.2.2 优质品种仍显不足 |
6.2.3 省外品种占主导地位 |
6.3 供给不足的根源分析 |
6.3.1 育种与推广脱节 |
6.3.2 体制机制相对落后 |
6.3.3 知识产权保护不力 |
6.3.4 市场竞争持续加剧 |
6.3.5 种业呈现局部泡沫化 |
6.4 提高吉林省玉米品种供给能力的对策建议 |
6.4.1 推进培植规模化种子企业 |
6.4.2 强化种子企业育种主体地位 |
6.4.3 提高种子企业经营能力 |
6.4.4 加快优良品种选育进程 |
6.4.5 建立健全配套体制机制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吉林省玉米种业竞争力提升的模式及路径 |
7.1 传统育种模式及现存问题 |
7.1.1 传统育种模式 |
7.1.2 现存问题 |
7.2 科企合作育种模式及现存问题 |
7.2.1 科企合作育种模式 |
7.2.2 现存问题 |
7.3 基于商业化育种模式的玉米种业竞争力提升路径 |
7.3.1 商业化育种模式构建 |
7.3.2 吉林省玉米种业路径选择 |
7.4 促进吉林省商业化育种保障措施 |
7.4.1 完善配套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 |
7.4.2 加大育种研发投入力度 |
7.4.3 注重科研管理人才储备 |
7.4.4 聚焦特色玉米品种选育和推广 |
7.4.5 建立种质资源保护共享体系 |
7.4.6 循序渐进构建商业化育种体系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及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主要创新点 |
8.3 研究局限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致谢 |
导师简介 |
(8)吉林省玉米库存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第二章 吉林省玉米库存形成过程及高库存的原因 |
2.1 吉林省玉米生产及库存现状 |
2.2 玉米库存形成过程 |
2.3 吉林省玉米高库存形成的原因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解决吉林省玉米库存问题的难点 |
3.1 玉米价格和质量 |
3.2 物流通道建设落后 |
3.3 市场需求减少 |
3.4 玉米出口受阻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现行解决玉米库存问题的政策和措施分析 |
4.1 调整种植结构减少玉米供给 |
4.2 通过购销市场化去库存 |
4.3 补贴深加工与减免路桥费等措施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5.1 结论 |
5.2 对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致谢 |
(10)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史研究 ——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至今(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的依据及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
第三节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一、研究内容的界定 |
二、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一、论文的研究方法 |
二、论文的学术创新点 |
三、论文的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中国东北与俄国农业交流的初步发展(1689~1897) |
第一节 中国东北与俄国的互市贸易 |
一、齐齐哈尔互市贸易 |
二、库克多博—祖鲁海图边境互市贸易 |
第二节 中国东北与俄国沿江边区农产品贸易 |
一、黑龙江以北边区中俄农产品贸易的初步发展 |
二、乌苏里江以东边区中俄农产品贸易的发展 |
第三节 俄商深入东北内地进行农产品贸易与技术交流 |
一、清政府对俄国商人深入东北内地进行农产品贸易的态度 |
二、松花江流域中俄农产品贸易的发展 |
三、中俄农业技术交流的初步展开 |
第二章 中国东北与俄国农业交流的快速发展(1897~1917) |
第一节 中国东北对俄大豆贸易的兴起 |
第二节 粮食贸易及俄资粮食加工业在中国东北的发展 |
第三节 中俄农业交流的进一步深化 |
一、畜产品贸易与技术交流 |
二、茶叶贸易及种茶技术在俄国的传播 |
三、中俄农业技术交流的进一步开展 |
第三章 中国东北与苏俄、苏联农业交流的曲折发展(1917~1949) |
第一节 农产品贸易的曲折发展 |
一、十月革命至“九·—八”事变前的曲折发展 |
二、伪满时期农产品贸易的停滞 |
三、解放战争时期农产品贸易的开展 |
第二节 俄资农畜产品加工业在中国东北的衰变 |
一、十月革命至“九·一八”事变前的曲折发展 |
二、伪满时期俄资农产品加工业的萎缩 |
三、解放战争时期俄资农畜产品加工业的局部恢复 |
第三节 农业技术交流的曲折发展 |
一、十月革命至“九·一八”事变期间农畜新品种、农机具的引进 |
二、伪满时期农业技术交流成果的延续 |
三、东北解放区积极学习苏联先进农业科技 |
第四章 中国东北与苏联农业交流的飞跃发展(1949-1961) |
第一节 中国东北对苏联农产品贸易 |
一、东北地区对苏口岸的农产品贸易 |
二、苏联对输出农产品的质量要求与东北农作物质量安全措施 |
三、黑龙江省对苏农产品贸易 |
第二节 中国东北引进苏联农业优良品种 |
一、苏联农作物品种的引进 |
二、苏联畜牧良种的引进 |
第三节 中国东北引进苏联农机具与进口农机具国产化 |
一、苏联半机械化农具的推广使用 |
二、苏联机械农具的引进与东北机械农具国产化 |
三、苏联拖拉机的引进与东北地区拖拉机制造业的发展 |
四、中国东北地区引用苏联农机具的特点 |
第四节 中国东北与苏联农业人员交流与互访 |
一、农业专家及领导人互访 |
二、聘请苏联专家来东北 |
三、选派留苏学生 |
四、苏联专家管理工作 |
第五章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的全面发展(1980~) |
第一节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的途径 |
一、设立专门农业科研机构、搭建对俄科技合作平台 |
二、通过农业部“948计划”实施对俄农业科技合作 |
三、通过地方农业科研机构合作项目实现科技交流与合作 |
四、通过举办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实现科技交流与合作 |
第二节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的方式和内容 |
一、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科技人员的交流与互访 |
二、黑龙江省农科院与俄罗斯农科院全俄大豆所的科技交流与合作 |
三、地方科研机构农业合作项目与技术培训内容 |
四、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良种、技术的引进与输出 |
第三节 劳务输出与中俄农业经济技术合作 |
一、农业劳务输出的形式 |
二、吉林省对俄农业劳务输出情况 |
三、中俄农业经济技术合作的主要措施 |
第四节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产品贸易 |
第六章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史述评 |
第一节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的特点 |
一、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具有非连续性的特点 |
二、中国东北对俄罗斯的农产品贸易受国际市场制约 |
三、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具有一定盲目性 |
第二节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的成效 |
一、农产品贸易的成效 |
二、科技交流的成效 |
三、人员交流的成效 |
四、负面影响及失误 |
第三节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的影响因素 |
一、地缘因素 |
二、政治因素 |
三、经济因素 |
四、文化因素 |
第四节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位论文目录 |
四、吉林省振兴大豆产业两年见效(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D]. 张婷婷.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研究(1949-1956)[D]. 晋江艳. 吉林大学, 2021(01)
- [3]吉林省C县惠民政策执行中的腐败治理研究[D]. 刘伟东. 吉林大学, 2021(01)
- [4]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5]东北地区水—耕地—粮食关联研究[D]. 向雁.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
- [6]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D]. 赵悦. 吉林农业大学, 2019(03)
- [7]吉林省玉米种业竞争力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D]. 马琨. 吉林大学, 2019(08)
- [8]吉林省玉米库存问题研究[D]. 李琳. 吉林农业大学, 2019(04)
- [9]在希望的田野上——吉林省“三农”工作交响曲[J]. 李平,张景成,艾杰,李文. 新长征(党建版), 2012(04)
- [10]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史研究 ——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至今[D]. 杨慧. 南京农业大学, 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