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FDI:中国的成就与未来（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指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黄智[2]（2021）在《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出口占商品出口比重长期高于90%,为中国对外经济的持续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近几年的现实观察中,一些制约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逐渐凸显,制造业出口增长呈放缓趋势,制造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造业作为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核心内容,其出口竞争力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分工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出口竞争力,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制造业发展的核心任务。因此,本文主要聚焦以下问题:当前中国的制造业和制造业出口是否符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哪些因素驱动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在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经贸环境中,如何科学地指导制造业提升出口竞争力,最终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解答这些问题,本文将分为七个章节进行详细讨论,具体如下:第一章主要论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明确研究范式、研究内容和主要方法,并对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进行界定。第二章为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本章围绕国际分工理论凝练本文理论脉络,梳理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总结出口竞争力的测度方法,对近年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相关研究进行整理,夯实本文研究基础并拓展研究视角。第三章对中国制造业和制造业出口的现状展开研究。本章从研究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概况入手,接着分析制造业出口的现状特征和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出口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仍面临高端产品竞争力不足、国际竞争和贸易摩擦加剧等问题。第四章为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测算和分析。本章分别从规模和质量两个维度测度中国制造业整体和细分行业两个层面的出口竞争力,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整体规模竞争力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而近年整体质量竞争力处于停滞状态,且传统统计模式下放大了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增加值贸易统计更适合当前国际分工的实际情况;细分制造业行业的出口竞争力演化趋势具有较大差异,但鲜有兼具规模和质量竞争力的行业,进一步证实了制造业的结构性问题;综上,中国制造业出口距离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还存在一定距离。第五章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之一。通过构建经济复杂度和技术创新影响出口竞争力的理论模型,并基于制造业行业数据通过面板模型进行验证,研究发现技术创新、经济复杂度和两者的协同效应对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竞争力和质量竞争力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第六章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之一。本章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垂直专业化水平影响出口竞争力的理论模型,通过面板数据模型验证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阻碍作用,垂直专业化水平对出口竞争力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但两者共同影响下仍然能够促进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即加深垂直专业化水平可以抵消政策不确定性的负向冲击作用。第七章为结论和建议。在总结本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加快技术创新、深化国际分工和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三个方面提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出口竞争力的对策建议。整体而言,本文可能在以下两方面形成创新点。第一,理论层面的创新。本文在统一的研究范式下,对影响出口竞争力的诸多因素进行了综合研究。首先,本文着重突出了技术创新和经济复杂度的影响,并构建理论机制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拓展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其次,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垂直专业化水平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统筹于一个理论框架内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国际分工深化和经贸环境变化之间的两难问题。第二,实践层面的创新。本文基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求,从规模和质量两个维度综合运用多种指标测度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变化趋势,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在拓展研究边际的同时为后续研究提供重要参考。并基于全文多个结论,结合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等中国经济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脉络,提出了未来一段时期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提升竞争力的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胡锡琴[3]（2021）在《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世纪以来,随着“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建立,中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尤其是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对非洲援助秉承“义利相兼”的理念,充分彰显“平等、互助、互惠、精准、包容”的援助特征,对非洲援助的力度和深度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提升,在国际对非洲援助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坚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将成为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首要目标和行动方向。虽然国际、国内社会关于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关注日益提高,但对其援助目的、援助效果却存在诸如“新发展经验的示范者”、“新殖民主义”、“资源攫取论”等褒贬不一的评价。这既与援助自身的作用机理高度复杂,援、受双方异质性极其明显、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风云变幻等因素有关,也与对援助认知偏差、统计口径差异、研究方法各异等因素有关。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和新世纪以来对非洲援助最多的国家,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呈现典型的“南南合作+援助”的模式,具有显着的民生性和平等性,与西方主要援助国实施的“南北援助”迥然各异。因此,研究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对于新世纪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既具深远的理论价值,又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研究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对受援国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既是考证通过援助带来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跨国流动能否为受援国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又是思考援助能否促进受援国的贸易便利化,还是审视援助能否实现中国发展减贫经验在非洲的跨国再生产和本土化,缓解和消除非洲的极端贫困状况,更是探寻援助与增长之间“黑箱效应”的有效破解路径,回归到援助能否促进受援国经济发展这一核心命题。论文以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为基础,依据从理论到实证的研究路径,遵循“总—分—总”的逻辑思路展开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论文主要内容如下:总论部分首先展开中国对非洲援助、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相关理论基础的文献综述,随之梳理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主要形式及现实特征,然后基于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视角,将援助经济增长效应分解为援助流入对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以及援助流入从需求侧拉动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贸易效应及减贫效应（贫困的消除有助于受援国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从而刺激消费,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以此形成促进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框架。分论部分首先分别从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双边贸易效应、减贫效应进行研究,阐释其作用机理及影响路径,并对其国际直接投资效应、贸易效应及减贫效应进行实证检验。随后,从宏观经济层面分析援助流入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及影响路径,并对其宏观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论文主要研究结论有:第一,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体现为通过对非洲援建基础设施可以降低中国对非国际直接投资的物流成本,其先导效应也可抑制其国际直接投资风险,并且还可通过援助有效缩短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制度距离,释放制度摩擦缓解效应。实证检验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对非洲援助具有国际直接投资促进作用,且存在“门槛效应”,即在中国对非洲援助初期,基础设施领域是援助流入的重点,较为健全的基础设施为外资流入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能力不断增强,然而援助对投资的吸引力却并不持续。因此,援助流入不能仅重视援助流入规模的增加,而应在援助后期将工作重心放在援助分类,加强对教育、生产部门领域的援助,促进受援国制造业以及工业化体系的建立。第二,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贸易效应表现为通过对非洲提供与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援助带来的贸易成本削减效应,通过与贸易政策与管理相关的援助产生的贸易自由化传导效应,还通过与贸易自主发展能力相关的援助产生的贸易环境优化效应。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洲援助能够促进中非双边贸易的发展,加大非洲对华的出口效应,以及进口效应。中非双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双边贸易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中国企业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能显着提高中非双边贸易的发展,在进口、出口效应中均有体现。同时,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因素在双边贸易效应和出口效应中均具有正向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中非双边贸易往来中,非洲地区的自然资源类商品对华出口仍占较高比重,也体现出中非贸易的资源禀赋优势互补。第三,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减贫效应意味着通过对非洲援助能充分发挥中国减贫经验在非洲的国际示范效应,有助于提升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还可缓解受援国的债务水平。实证分析表明非洲受援国的贫困改善与援助是息息相关的,援助能够促进受援国的减贫,特别是提升受援国的人力资本对受援国减贫具有长期的改善作用。尽管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确有助于提升受援国的贫困改善,但其影响却较缓慢,这也印证了减贫周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考虑到援助的异质性,论文将援助分为类似于OECD界定的官方发展援助（ODA-like）和其他官方融资（Other Official Flows-like,简称OOF-like）,结果显示两者均有助于受援国减贫,但就其援助效果而言,OOF-like援助效果更为明显。中国作为一个同时拥有援助国和受援国经验的发展中大国,结合自身的发展经验,在对非洲援助实践中致力于为受援国提供高效的发展方案和发展援助,有助于构建受援国的产业体系,提升其自主发展能力。同时,对受援国政府部门实施债务减免,既减少了受援国金融风险危机爆发的可能,使政府有能力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又能为受援国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对其长期艰巨的减贫工程提供可持续的经济基础。最后,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包括援助流入对受援国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的物质资本补充效应、人力资本提升效应,以及技术传递与外溢效应。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主要目的并不仅是提供金融援助,而是通过“南南合作+援助”,尤其是提供技术援助,从根本上培育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项目主要分布在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民生服务、技术人才、农工业合作等领域,体现出强烈的民生性和平等性。实证检验表明中国对非洲援助通过物资资本效应、人力资本效应、技术传递和溢出效应,直接促进了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中国对非洲援助对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是有效的,但关于援助对经济增长是否具有门槛效应,目前还不确定。同时,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对外开放程度等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也具有正相关关系,符合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推理。基于研究结论,论文对改善中国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建议主要有:大力推进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尊重受援国,提升受援国公平参与全球发展的机会;积极构建公平有效的对非洲援助新体制,从援非的实施路径、发展多元化的援助合作方式着手,提升援助的实际效果;强化援、受双方的有效沟通,增进南北援助国之间的理解,减少援助实施的交易成本,更好地发挥援助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论文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为促进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论文将援助流入、受援国FDI、贸易、减贫（贫困的消除有助于受援国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从而刺激消费,进而拉动经济增长）视为拉动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四轮驱动力”,系统分析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以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为理论支撑,论文提出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框架既包含援助流入对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也包括从需求侧影响经济增长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双边贸易效应及减贫效应。学界对OECD主要援助国对非洲援助关注较多,而对中国对非洲援助议题关注相对较少。同时,学界也多单方面关注援助有效性、政策动机,多论证援助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或投资,或贸易,或减贫的单方面影响。可见,关于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这一议题的系统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基于分析援助对受援国的直接投资、双边贸易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援助对消除受援国贫困的作用,最后回归于探究对受援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充分融入包容性发展的理念,有助于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第二,论文通过系统分析中国对非洲援助在受援国发挥经济增长效应的作用机理和路径,结合系统GMM模型、分位数回归、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FGLS模型等实证方法相结合,分别检验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双边贸易效应、减贫效应与宏观经济增长效应。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洲援助具有明显的“平等、互助、互惠、精准、包容”特征,呈现出典型的“南南合作+援助”、“命运共生型”援助模式,切实致力于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有力的驳斥了西方关于中国对非洲援助“新殖民主义”、“资源攫取论”的观点。中国对非洲援助对受援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既有基础设施效应,也有先导效应,还具有制度摩擦缓解效应。对受援国的贸易具有成本削减效应,贸易自由化传导效应和贸易环境优化效应。中国对非洲援助既能发挥中国减贫经验的示范效应,又能提升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还可通过援助改善受援国的债务水平。援助是否对受援国宏观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是讨论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中心问题。论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洲援助有助于发挥对受援国的物质资本补充效应,提升受援国的人力资本,同时技术援助有显着的外溢效应,进而促进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第三,论文通过调研掌握了对非洲援助相关工作及研究人员对中国对非洲援助规模、援助质量及援助展望的一手资料。调研形式为向世界银行、中非发展基金、高校从事援助非洲问题的学者等发放中英文版本的对非洲援助质量问卷。通过对有效问卷的分析,发现受访对象关于对非洲援助的援助规模、援助质量及援助展望的认知并不统一,也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实证检验方面,论文将中国对非洲援助类型划分为ODA-like和OOF-like,并引入了援助的滞后期,通过实证检验中国援助对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43个样本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双边贸易效应、减贫效应,以及宏观经济增长效应。
逄嘉宁[4]（2020）在《国家文化差异与国际资本流动 ——基于国际投资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迄今为止,大多数国际金融模型都建立在理性预期范式下。这种范式中的经济主体对复杂经济过程的规律有着超乎其学识、经历、境遇的理性又正确的感知,这显然与现实存在出入。本文认为,国际金融模型应建立在跨文化行为主体（个体、企业及国家）的价值观、感知及文化特质的基础之上,只有深入地解构文化,分析多层次文化主体对于文化的感知,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国际资本流动中文化差异对各类投资影响。本文首先通过界定“国家文化”及“资本流动”的概念来划定文章的讨论范围。“文化”本身不仅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宽广架构,更是潜移默化中对人类行为与经济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的群体心理编程。如何在纵横交错的经济、制度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一窥文化差异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成为了本文关注的首要问题。这不仅要求研究者对文化的概念抽丝剥茧,分离出可以量化的部分,亦需要谨慎地探究文化差异在不同维度、不同层面上不同方向和强度的效用;更要将这些问题与不同层级、不同内容的国际资本流动相结合,并寻找恰当的预测方式及回归模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Hofstede为代表的文化社会学研究成果使文化之核心一价值观得到了量化及应用,其效度及普适性也得到了诸多验证。本文将文化价值观维度作为文化差异衡量的主要方式,以国家文化熟悉度、管理者感知文化差异作为辅助,探讨国家文化差异对经济结果的相关性及影响。第三章细述了将国家文化差异纳入经济学模型建立本文国际资本流动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主要理论、文化差异对国际资本流动各组成部分影响及传导路径。理论发展部分介绍了经济学中刻画国际商品资本流动的经典理论引的产生背景、发展继承以及适用性;而第二部分则从资本流动的视角着笔,结合文献详述文化差异对不同资本流及资本流动构成的影响。其中传导路径一节主要描述文化对经济结果循序渐进的作用机制,论证文化与金融研究结合的适用性,并结合文献,分层次梳理文化差异对微观企业决策者,到中观企业对外投资,再到宏观国家之间的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所谓“见微知着”,文化最微观、最基本的载体单元是人,行为人通过自身的文化视角感知世界,并依此行事。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角度来谈,从事金融资产跨境转移的主体是企业,而企业的决策主体是企业管理者。作为文化及公司行为的载体,管理者基于学习的跨文化经历形成了其对于国家文化差异的独特感知,继而塑造其对于国家文化差异对公司跨境发展意义的管理认知,并成为其制定企业的国际化战略的依据。第四章将董事会跨文化经历作为企业对文化差异感知的代理变量,利用Logit及T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上市企业董事会整体跨文化敏感度水平与公司海外并购持股份额的相关性。公司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业界及学界“谈文化差异色变”的负面刻板印象。在实操过程中,文化差异不仅仅是信息摩擦、潜在交易成本的“罪魁祸首”,亦是促进创新协同,多元化发展的“肱骨之臣”。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从组织行为学的“开发-探索”视角出发,意图为“积极跨文化研究”进路增添经验证明。本文将中国企业从2005-2018年对60个东道国的对外投资数据汇总为国家层面面板数据,建立单边动态引力模型,以文化差异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选址决策的影响为例,基于非参数协方差矩估计及D-K修正标准误,探讨文化距离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流向及流量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文化距离总体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呈U型的特征,各文化维度对于区位选择影响程度和方向并不一致。进一步的分组结果表明,文化距离的U型效应在中国企业对OECD国家的投资中体现较为明显,而对非OECD国家的投资则呈负相关。在前两章的实证研究中,文化差异影响的效度及稳健性得到了很好的数据支撑。接下来,我们将视域拓展至宏观的国际双边资本流动。受限于数据及方法,将文化差异引入分析模型的进路人迹罕至。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针对多种形式的跨国投资流,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以及国际资本流的组成,探讨文化差异在不同语境下与各影响因素的互动与耦合。文化差异对于不同资本流动的影响强度各不相同,研究资本双向流动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各层次不同经济主体面临的信息摩擦的本质,以及跨国资本市场的构成,而探求文化差异对于双边的整体资本流动构成的影响,以期加深和拓展研究者对文化差异与动态的金融资产跨境配置结构变动的相关性的理解。本文依托跨境资本流量数据,建立了动态面板引力模型,并基于两步的稳健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文化熟悉度对国际直接投资及证券投资的流向及流量具有积极影响,文化距离与国际直接投资呈负相关而与证券投资呈正相关,正式制度对于文化差异对国际直接投资负面效应的影响具有缓解作用而对证券投资则并不显着,与之相呼应的是,文化距离对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非OECD国家较明显,而在OECD国家则不明显;总体而言,文化距离对于国际证券投资对直接投资之比具有正面影响,说明国家对于文化距离遥远的东道国,仍偏向于承诺程度更低的非实物资产投资。最后,基于对以上分析及研究的总结,本文提出了对于未来该领域发展,以及针对目前中国国际化发展阶段的展望。
贾高清[5]（2020）在《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机制与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美经贸摩擦使得全球产业链发生重构,制造业高端化开始成为未来国际竞争的主战场。为了摆脱关键核心技术依存度偏高的窘境,避免产业链断链的不利形势,我们必须加快制造业向高端化转型,而金融是提升产业链地位、促进价值链升级和实现创新链突破的关键因素。但我国金融发展和制造业高端化存在不协调不匹配的问题,中小企业融资难与金融机构信贷管理粗放并存,创新的资金需求高与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并存。因而,对金融发展与制造业高端化的关系研究,通过提高金融发展水平促进制造业重点领域突破对中国金融供给侧改革和经济转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制造业高端化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实现制造业高端化必须摆脱过去对人口红利和资源禀赋的依赖,依赖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提升。越高端化的产品所具有的核心技术含量越高,人力资本是攻破核心技术的重要载体,这要求我们必须重视研发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于企业家来说,能够持续参与研发创新,金融体系的资金支持至关重要,发达的金融体系还可以通过对优质项目的选择促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总是出现市场需求规模比较大的地方。循着上述思路,将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和需求规模纳入本文的研究问题中。基于金融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划分,将企业家才能加入到一般均衡模型,对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机制进行理论刻画,在内生增长模型中考虑了金融和制造业部门发展的协调度,同时在需求规模的基础上引入交易成本和技术创新对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路径进行研究。制造业高端化研究的绝大多数文献聚焦于产业链本身的评价、对策研究与影响因素,还缺乏从金融相关视角研究影响我国制造业高端化的机制与路径。要实现金融对制造业高端化的促进,需要提高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的效率,寻找出决定金融效率的重要因素,降低金融体系的波动性。通过动态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对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的效率进行测算,发现当前金融发展和融资结构并未有效地促进制造业部门的效率,银行贷款并未配置到有效率的行业和企业中去。而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改善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的效率,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具有更高的改善效应。银行集中度的增加会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对外开放度很好地降低了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的风险。为了检验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的影响机制,基于跨国数据以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来衡量制造业高端化。检验了金融发展在包含金融发展和金融与制造业部门发展协调度的交互项以及不包含金融发展和金融与制造业部门发展协调度的交互项其对制造业高端化的影响机制,同时分析了金融和制造业部门发展协调度影响制造业高端化的内在渠道和机制。研究发现,当金融发展增长速度快于制造业部门时,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的作用变为负的,当金融部门和制造业部门同步时,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制造业高端化。也就是说,金融部门对制造业高端化的影响依赖于金融和制造业部门增长的协调度。另外,也分析了金融发展影响制造业高端化的渠道,金融发展不仅可以通过直接效应促进制造业高端化的形成还可以通过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制造业高端化。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产业中,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高技术产业可以通过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对制造业高端化产生影响,中高技术产业则通过人力资本、科技创新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高端化产生影响,而低技术产业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高端化产生影响。我们也从宏观金融和微观金融的角度考察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效率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促进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提升,但并没有促进技术进步。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产品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实现制造业高端化,但投机资本会对其产生负作用。民营企业中,金融发展可以直接促进制造业高端化,而国有企业则未发现直接的促进效应。相比金融发展水平,金融结构和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的效率更能促进制造业高端化的形成。通过对产业链、创新链和人才链的构建,选取股权融资比率和债务融资比例,运用动态面板门限效应模型检验了金融发展在不同变量下对制造业高端化的门限效应。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的影响依赖于企业规模、金融发展的水平以及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盈利的差异,实证结果支持门限值的存在,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企业与金融企业盈利的差异,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是起促进作用,在上述变量门限值之上,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起负面作用。同时,相比传统产业,金融发展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化的提升作用更明显。金融发展在不同规模公司之间对制造业高端化的影响也有差异。通过偏结构方程模型检验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的传导路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通过技术创新、交易成本、需求规模对我国制造业高端化具有明显中介效应,这种中介效应存在地区差异。最后,基于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理论机制和实证研究得出相关政策建议;要使金融和制造业部门保持协调发展;加快金融市场体制改革提高金融的资本配置效率和促进企业创新;扩大市场规模,降低交易成本,通过人力资本提高来促进制造业高端化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陈玉婷[6]（2020）在《经济类文本名词化结构的英汉翻译 ——《新兴市场大趋势》（节选）翻译实践报告》文中认为本文是基于《新兴市场大趋势》的翻译实践报告,该书属于经济类型文本,正式程度较高,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大量使用动词名词化结构,而笔者在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发现学者们对名词化结构的分类不能完全解释笔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因此笔者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翻译实践中名词化结构所在的语境以及其与其它词汇的搭配,对名词化结构进行重新分类,并且探讨不同的名词化结构的翻译方法。未来二十年,新兴市场的消费增长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在过去30年中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我们还应密切注意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许多地区的新兴市场仍然面临着巨大的经济挑战,例如贫困﹑不平等﹑社会治理薄弱和基础设施不足。《新兴市场大趋势》一书介绍了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该书可以帮助读者更多地了解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状况以及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状况。本报告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该翻译项目的简要介绍,包括源文本和作者的介绍等。第二部分介绍了翻译过程,包括译前准备工作、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等。第三部分是这篇报告的主要部分,作者讨论了不同名词化结构的翻译,并举例以佐证其观点。第四部分是针对本次翻译实践得出的结论。通常,动词名词化结构可以译为动词或者名词,本报告的目的在于探究在何种情况下动词名词化结构应该译为动词、何种情况下该译为名词。分析发现,当动词名词化结构用作术语或与实义动词搭配时,通常译成名词或名词短语;当动词名词化结构被用在“动词名词化+介词+名词/名词短语”结构中或者与乏词义动词搭配时,动词名词化结构通常被翻译成目标语言中的动词。“动词名词化+介词+名词/名词短语”结构通常可译为主谓结构或者动宾结构,具体取决于动词名词化词语与名词/名词短语之间的关系。
刘志永[7]（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黎芳草[8]（2020）在《越南海防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快,为了巩固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优势,世界各国都制定和实施了许多激励政策,以便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简称为FDI）。经过多年来的发展,越南的投资政策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对越南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对先进管理手段及高新技术的引进起到了推动作用。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演进,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FDI对各国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像越南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更加重要。海防市是越南的直辖市,是越南北部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位于重要的经济发展三角区“河内-海防-广宁”,是国内和国际经济交流的重要交通枢纽。外商投资经济部门的参与促进了同步发展,改善了经济发展结构,逐步完成了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创造了就业机会,为海防的预算收入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海防吸引和使用外国直接投资资本的效率仍然与潜力和优势不相称,未能满足发展的要求和资本效率的高要求。因此,研究“越南海防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及对策”是一个具有科学和现实意义的实践问题,帮助海防市正确评估了该市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和利用的现状,以解决这一时期海防市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弱点和提高效率的解决方案。透过政策实践进而对越南海防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策略优点及限制做出分析、评估,以期为越南海防市FDI的效益和质量的提高、经济发展提供借鉴。海防市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众多优势城市,例如地理位置优越,具有国际贸易传统的城市,海防市有超过210万人活跃,富有创造力和凭借勤奋,相对良好的各类基础及配套服务设施投资,以及吸引和动态投资促进及行政改革的优惠政策,海防市确实是其中之一。在该市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中取得的成就和经验非常重要,为吸引更多国际资本来源（包括外国直接投资）铺平了道路,为实现战略目标做出了贡献。社会经济发展,加快城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然而,尽管取得了显着成果,但与外国直接投资发展的潜力和需求相比,外国直接投资项目的数量和质量仍不相称和无法实现。限制的根本原因是海防人力资源的素质尚未满足投资者的要求、基础设施和支持服务不符合投资者的要求,劳动质量低下,体制和法律仍然有限,商业环境吸引力不足,行政效率及程序制约。在此,通过进行分析影响海防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如:环境要素（法律环境、外商投资优惠机制和政策、技术和社会基础设施、社会政治环境和宏观经济稳定）和市场要素（地理位置、人口和劳动力资源、市场规模和增长、宣传和投资促进）来给海防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出对策建议。具体,通过借鉴中国的经验,中国颁布的基本政策、税收政策以及中国的行政程序方面来给海防的一些经验教训:加强地理区域,投资领域和合作伙伴的扩展,为外国投资者来本地投资创造良好的商业和投资环境;不断补充,及时修改激励机制和政策,降低投资成本,大幅度改善行政程序,以吸引投资者;组织实施广告,宣传等多种形式的投资促进活动,积极招商,为投资者的投资活动创造有利条件;注意利用官方发展援助资金建设重点项目,并作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动力;培训和吸引一支由高技能,专业和流利的工人组成的团队,以满足外国投资者的要求。过去几年来,越南特别是海防市的投资环境总体上已逐步改善,以吸引外国投资者。为了找到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竞争力,促进和发展投资的方法,对海防的投资环境和外国直接投资进行研究是必要且紧迫的。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经济结构向工业化,现代化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可持续转变。我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统计分析方法,因此,通过参考和总结与海防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文有关的国内外文献资料,深入了解吸引FDI基本情况,综合影响海防市吸引FDI的因素,现状以及存在问题。最终,采取一些完善海防吸引FDI的对策。
曹鸿宇[9]（2020）在《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文中指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已深度参与到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格局中,而吸引外资（FDI）流入中国市场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持续不断地推进对外开放,特别是吸引和利用外资为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劲、持续的推动力,在这其中外资政策的改革和完善对于中国吸引和利用外资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总体而言,中国过去的外资准入政策始终是朝着自由化方向改革,显着提升了中国市场对外开放水平,也对国内制度和政策调整起到倒逼改革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从依赖大规模物质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以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为主旨的高水平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的目标也从以“量”为主转变为“质”“量”齐增。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前一阶段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动能正在减弱,亟需通过创新驱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消解中国传统增长红利不断下降的影响。可以说创新已经成为未来中国发展全局中的核心要素。外部因素方面,与创新活动相关的外资政策逐渐成为中国在国际经贸环境中面临的焦点问题之一。以美国启动对华301调查为标志,美国将中国的外资管理政策与“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挂钩,过去较长时间里中国曾广泛实施的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被美国指为中国间接实施“强制性技术转让”的手段。中国曾对外资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方针,旨在借助外部资源培育和强化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技术创新水平。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对国内法律法规中不符合WTO规则的内容进行了修订,“以市场换技术”也在官方发声中逐渐淡出。《外商投资法》的颁布使“强制性技术转让”在中国已经构成违法行为。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美国对中国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指责并无法理基础,各国针对外资实施的合资要求措施属于合规手段。不过就现实情况而言,这一政策对中国创新发展的真实效果如何还有待考量。本文围绕外资开放与中国创新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讨论,将研究的落脚点具体到企业创新问题上,分别从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讨论了外资自由化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对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这一规定的创新效应进行了分析。本文从理论层面对外资自由化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机制进行了讨论,发现外资无论是在企业层面还是行业层面对东道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都是双向的。具体来看,企业层面外资进入的技术转让效应有益于东道国企业开展创新活动,而外商成分则可能会使企业过度依赖外部技术转移放弃自主创新,这种情况在外商独资企业更加明显;行业层面的外资进入能够通过人员流动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东道国企业创新,而外资进入的竞争效应对于东道国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定,但在市场规模较大的行业倾向于正向作用。为了验证理论分析的结论,本文在借鉴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选取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企业专利申请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对外资自由化对中国企业的创新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企业层面的外资份额提升对企业自主创新带来了抑制效应,这种效应主要来源于外商独资企业;而行业层面的外资流入则能够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对合资要求的单独分析发现,对外资设定合资要求强化了外资成分对东道国企业所带来的创新惰性,取消合资要求有助于使外资对东道国企业创新带来促进作用。拓展分析的结果发现,外资流入对高技术产业会自主创新会带来额外的负面影响;对不同类型专利的回归结果发现,外资进入对企业申请不同类型专利的影响方向与对全部专利申请的影响一致,但影响的效果有所差异;而基于地理位置差别进行的分样本回归显示,企业层面的外资进入对西部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最大,对东部企业其次,对中部企业不显着;行业层面的外资进入对西部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中部企业其次,对东部企业最小。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外资进入无论是在微观企业层面还是宏观行业层面,对于中国企业的创新都能带来有益的影响,仅在外商独资形式的企业中可能出现“创新惰性”的情况,不过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无论是全部外商投资企业还是外商独资企业都会倾向于从事更多的创新活动。而针对外商投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单独分析发现,合资要求的存在与企业实现创新发展的路径背道而驰,中国企业并未从外资合资要求政策的实施中获取有助于自主创新的效果。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本文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破除意识上的封闭和模糊。第二,推动以质量为导向的引资政策,鼓励外资与投后研发相结合。第三,减少对外资的直接限制,摒弃对外资准入的合资要求规定。第四,完善中国的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第五,构建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第六,通过多方面渠道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逐步构建高水平的投资治理环境。第七,增强企业的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培育技术创新主体。第八,进一步改善不同地区、行业的投资环境,促进外商投资全局协调性发展。第九,推进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治理水平。
戚洪波[10]（2020）在《中非工业园区合作的得失与影响研究 ——以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例》文中提出工业园区合作是中非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除了资源类投资外,目前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有相当一部分落户于中国在非工业园区,园区是中非产能合作和中企实施对非“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平台。目前中国在非经贸合作区（工业园区）已超过50个,在中非自由贸易区（FTA）和双边贸易协定（BIT）体系建立起来之前,工业园区的经济特区性质将成为中国在非投资和中企在非效益的重要保障。加之非洲国家大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对外投资已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手段,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非工业园区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倡议能否顺利实施。同时中非进一步密切经贸合作也将对区域经济秩序产生一定的影响,随着2018年非洲44个国家签署成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非洲大陆形成统一的区域市场前景可期,非洲自贸区的成立将为中国在非工业园区的未来发展提供有效环境支撑。埃及是北非的一个文明古国,地跨亚非两大洲,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享有特殊地位,是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天然合作伙伴”。中埃苏伊士经贸园区是中国企业在北非“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是目前中国在非工业园区中的典型项目,经过数年发展已取得可喜成就。2014年塞西总统上台后推出“埃及愿景2030”计划,主要用于指导埃及到2030年前的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下的双边合作目标相当契合,这为合作区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目前合作区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溢出效应即东道国动态收益不足,中埃经贸合作是中非基于工业园区的经贸合作的一个缩影,在建设成就和现存问题上存在共性。同时非盟“2063年议程”作为非盟对未来非洲工业化和一体化发展的顶层设计,已经成为指导中非经贸合作的重要政策框架。研究工业园区在中非战略合作中的影响和作用有利于为中国海外投资特别是工业园区建设及国际产能合作提供有力参考,同时在当前世界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风潮起此彼伏的大环境下,中非基于工业园区的战略合作具有深远意义。
二、FDI:中国的成就与未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FDI:中国的成就与未来（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 |
| 1.2.1 研究范式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高质量发展 |
| 1.3.2 制造业及制造业出口 |
| 1.3.3 出口竞争力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相关研究综述 |
| 2.1 出口竞争力的理论基础 |
| 2.1.1 古典贸易理论 |
| 2.1.2 新古典理论 |
| 2.1.3 新贸易理论 |
| 2.1.4 竞争优势理论 |
| 2.2 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
| 2.2.1 直接影响因素 |
| 2.2.2 间接影响因素 |
| 2.3 出口竞争力的测度方式及相关应用研究 |
| 2.3.1 规模竞争力测度指标 |
| 2.3.2 质量竞争力测度指标 |
| 2.4 中国制造业发展相关研究综述 |
| 2.4.1 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的研究 |
| 2.4.2 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环境的研究 |
| 2.4.3 对中国制造业发展路径的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制造业和制造业出口的现状研究 |
| 3.1 中国制造业发展概况 |
| 3.1.1 中国制造业发展历程 |
| 3.1.2 中国制造业现实特征 |
| 3.2 中国制造业出口现状 |
| 3.2.1 中国制造业出口总体情况 |
| 3.2.2 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 |
| 3.2.3 制造业国际市场份额 |
| 3.3 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国际环境 |
| 3.3.1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冲击 |
| 3.3.2 中国制造业面临的贸易摩擦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测度和评价 |
| 4.1 出口规模竞争力的测度与评价 |
| 4.1.1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
| 4.1.2 贸易竞争力指数 |
| 4.2 出口质量竞争力的测度与评价 |
| 4.2.1 出口技术复杂度 |
| 4.2.2 垂直专业化指数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复杂度、技术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5.1 经济复杂度的测算与评价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技术创新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5.2.2 经济复杂度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5.2.3 两者的协同效应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5.3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
| 5.3.1 实证模型构建 |
| 5.3.2 变量设定及数据处理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实证回归结果及分析 |
| 5.4.2 中介效应的检验 |
| 5.4.3 考虑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垂直专业化水平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6.1.2 垂直专业化水平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6.1.3 两者的协同效应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6.2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
| 6.2.1 实证模型构建 |
| 6.2.2 变量设定及数据处理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平稳性和协整检验 |
| 6.3.2 面板模型的选择和回归 |
| 6.3.3 结果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和未来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以加快技术创新为核心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 |
| 7.2.2 高质量深化国际分工以形成制造业国内国际“良性循环” |
| 7.2.3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为制造业创造高质量的国际发展环境 |
| 7.3 研究创新和未来展望 |
| 7.3.1 研究创新 |
| 7.3.2 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本文行业分类、中国工业行业分类和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对照表 |
| 附件2 2019 年中国、美国、日本产品国际市场份额(按HS1992 分类) |
| 附件3 1992-2018年13 个制造业行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
| 附件4 1992-2018年13 个制造业行业贸易竞争力指数(TC) |
| 附件5 1992-2018年13 个制造业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PRODY) |
| 附件6 1995-2014年13 个制造业行业垂直专业化指数(VSS) |
| 附件7 1995-2014年13 个制造业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3）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对外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相关研究 |
| 1.2.2 关于对外援助与外国直接投资的研究 |
| 1.2.3 关于促贸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 |
| 1.2.4 关于对外援助与受援国减贫的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2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核心概念 |
| 2.1.2 中国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核心概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发展经济学理论 |
| 2.2.2 国际政治学理论 |
| 2.2.3 国际社会学理论 |
| 2.2.4 中非命运共同体理论 |
| 3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形式及特征 |
| 3.1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主要形式、规模及结构 |
| 3.1.1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主要形式 |
| 3.1.2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规模 |
| 3.1.3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结构 |
| 3.2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时代特征 |
| 3.2.1 中国对非洲援助进入“南南合作+援助”的机制化阶段 |
| 3.2.2 从意识形态输出向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转变 |
| 3.2.3 从政治外交单一驱动向多维动机驱动的转变 |
| 3.2.4 南南援助与南北援助的异质性日益凸显 |
| 3.3 国内外对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认知 |
| 3.3.1 来自国际社会的认知 |
| 3.3.2 来自国内社会的认知 |
| 4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框架 |
| 4.1 新世纪中国援助促进非洲受援国经济增长的路径解析 |
| 4.1.1 从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层面的解析 |
| 4.1.2 从促贸援助层面的解析 |
| 4.1.3 从减贫效应层面的解析 |
| 4.1.4 从宏观经济增长效应层面的解析 |
| 4.2 新世纪对非洲援助宏观经济增长效应的作用机理 |
| 4.2.1 对非洲援助促进受援国资金累积的作用机理 |
| 4.2.2 对非洲援助改善受援国人力资本的作用机理 |
| 4.2.3 对非洲援助提升受援国技术水平作用机理 |
| 5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 |
| 5.1 中国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的时空演化 |
| 5.1.1 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规模持续上升 |
| 5.1.2 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多样化 |
| 5.1.3 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国别分布的差异化 |
| 5.2 国际直接投资效应作用路径 |
| 5.2.1 援建基础设施,降低FDI物流成本 |
| 5.2.2 援助的先导效应,降低FDI投资风险 |
| 5.2.3 援助缩短了制度距离,释放制度摩擦缓解效应 |
| 5.3 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检验 |
| 5.3.1 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5.3.2 援助对国际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 |
| 5.3.3 东道国规模差异化条件下援助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贸易效应 |
| 6.1 对中非双边贸易的现实考察 |
| 6.1.1 中非贸易总额的变化 |
| 6.1.2 中非贸易的商品构成 |
| 6.1.3 中非贸易的地理分布 |
| 6.2 对非洲援助的双边贸易效应作用路径 |
| 6.2.1 与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援助带来贸易成本削减效应 |
| 6.2.2 与贸易政策与管理相关的援助产生贸易自由化传导效应 |
| 6.2.3 与贸易自主发展能力相关的援助产生贸易环境优化效应 |
| 6.3 对非洲援助的双边贸易效应检验 |
| 6.3.1 双边贸易效应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6.3.2 援助对中非双边贸易规模促进作用的检验 |
| 6.3.3 援助的进口效应和出口效应 |
| 6.4 本章小结 |
| 7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减贫效应 |
| 7.1 对非洲贫困的现实考察 |
| 7.1.1 贫困人口规模及人均预期寿命 |
| 7.1.2 贫困人口地域分布 |
| 7.2 对非洲援助减贫效应的作用路径 |
| 7.2.1 通过援助发挥减贫经验的示范效应 |
| 7.2.2 通过援助提升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 |
| 7.2.3 通过援助改善受援国的债务水平 |
| 7.3 对非洲援助的减贫效应检验 |
| 7.3.1 减贫效应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7.3.2 援助总量对受援国减贫的影响 |
| 7.3.3 援助异质性对减贫效应的实证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8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 |
| 8.1 非洲经济增长的困境 |
| 8.1.1 非洲经济增长的时序变化 |
| 8.1.2 非洲经济增长的空间差异 |
| 8.1.3 非洲经济增长的阶段位次 |
| 8.2 对非洲援助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作用路径 |
| 8.2.1 援助的物质资本补充效应 |
| 8.2.2 援助的人力资本提升效应 |
| 8.2.3 技术援助的外溢效应 |
| 8.3 对非洲援助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检验 |
| 8.3.1 经济增长效应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8.3.2 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
| 8.4 本章小结 |
| 9 提升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对策建议 |
| 9.1 完善对非洲援助管理体制,提升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 |
| 9.1.1 改革对非洲援助管理体制,提升援助资源的协同整合能力 |
| 9.1.2 优化对非洲援助领域,提升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 |
| 9.2 坚持包容平等的发展援助,培育受援国自我发展能力 |
| 9.2.1 通过包容平等的对非洲援助,增进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 |
| 9.2.2 坚持包容性视域下的援助,提升受援国自我发展能力 |
| 9.3 积极与利益相关主体沟通,维护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
| 9.3.1 增强与国际发展合作机构的资源整合和经验共享 |
| 9.3.2 改善援助数据透明度从而增进与其他援助国的互信 |
| 附件1: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调查问卷(中文版) |
| 附件2: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调查问卷(英文版)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简介 |
| 致谢 |
（4）国家文化差异与国际资本流动 ——基于国际投资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意义 |
| 1.1.2 选题背景 |
| 1.2 主要概念与数据来源 |
| 1.2.1 国际资本流动的概念 |
| 1.2.2 国家文化的概念 |
| 1.2.3 主要数据来源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际资本流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
| 1.3.2 国家文化差异与国际资本流动 |
| 1.3.3 文献评述与研究启示 |
| 1.4 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结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结构 |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研究创新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文化差异研究与金融学的互动与耦合 |
| 2.1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文化的内涵与演化 |
| 2.1.1 文化的前因:定义与内涵 |
| 2.1.2 文化的现状:演化和稳定 |
| 2.1.3 文化的后果:趋同和逐异 |
| 2.2 金融学视野下的国家文化差异研究 |
| 2.2.1 传统金融学理论的不足与改进 |
| 2.2.2 文化研究的视角 |
| 2.2.3 文化与金融学研究 |
| 2.3 国家文化差异的度量 |
| 2.3.1 国家文化价值观维度 |
| 2.3.2 国家文化距离指数 |
| 2.4 国家文件差异在不同层面的应用 |
| 2.4.1 宏观层面:国家 |
| 2.4.2 中观层面:跨国企业 |
| 2.4.3 微观层面:企业决策者 |
| 第3章 国家文化差异与国际资本流动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1 国际资本流动的引力模型 |
| 3.1.1 国际资本流动的“推力”与“拉力” |
| 3.1.2 国际资本流动的“引力模型” |
| 3.2 国家文化差异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传导路径 |
| 3.2.1 从管理者到企业 |
| 3.2.2 从企业到国家 |
| 3.2.3 从国家到国际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家文化差异与企业对外投资持股决策 |
| 4.1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概况与特征 |
| 4.2 管理者文化差异认知的形成 |
| 4.3 企业海外投资持股策略的形成 |
| 4.4 管理者文化差异认知对企业并购持股策略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4.1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 4.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家文化差异与国家对外投资的流量 |
| 5.1 中国海外股权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
| 5.2 基于中国企业数据的国际投资的区位选择 |
| 5.2.1 文化差异对国际投资的区位选择的理论分析 |
| 5.2.2 以中国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的必要性 |
| 5.3 国家文化差异U型效应的理论基础 |
| 5.3.1 基于非参数协方差矩阵估计方法的回归分析 |
| 5.3.2 “开发-探索”视角下的积极文化差异观 |
| 5.3.3 多维度文化价值观差异的效应 |
| 5.4 国家文化差异U型效应的实证检验 |
| 5.4.1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 5.4.2 稳健性分析及U型关系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家文化差异与国际双边资本流动 |
| 6.1 国家文化差异与双边国际投资流动 |
| 6.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 6.3 国家文化差异与双边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 6.3.1 基于FGLS回归的实证分析 |
| 6.3.2 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4 文化差异对双边国际证券投资流动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5 文化差异对双边国际资本流动构成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机制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论文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基本框架 |
| 1.3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金融对制造业高端化影响研究 |
| 2.1.1 制造业高端化相关研究 |
| 2.1.2 金融对制造业高端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
| 2.1.3 金融促进制造业高端化的路径研究 |
| 2.2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影响的内在机理 |
| 2.3 文献述评 |
| 第3章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机制与路径的理论分析 |
| 3.1 核心概念内涵及扩展 |
| 3.1.1 金融发展 |
| 3.1.2 制造业高端化 |
| 3.1.3 金融与制造业部门的互融共生 |
| 3.2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理论机制与路径分析 |
| 3.2.1 金融对制造业高端化发展的作用机理—基于内生增长模型 |
| 3.2.2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理论框架-基于两部门模型 |
| 3.2.3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路径的理论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现状及效率分析 |
| 4.1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现状 |
| 4.2 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效率测算与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引言 |
| 4.2.2 基本模型 |
| 4.2.3 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效率测算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跨国数据 |
| 5.1 引言 |
| 5.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5.3 计量模型设定 |
| 5.4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效应 |
| 5.4.1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实证回归结果 |
| 5.4.2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渠道分析 |
| 5.4.3 稳健型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企业技术效率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 |
| 6.1 引言 |
| 6.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选择 |
| 6.3 研究模型 |
| 6.3.1 模型设计 |
| 6.3.2 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所有制差异分析 |
| 6.4.2 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行业和地区差异 |
| 6.4.3 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渠道分析 |
| 6.4.4 稳健型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影响的门限效应—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
| 7.1 引言 |
| 7.2 样本选择与数据说明 |
| 7.3 动态面板门限模型的设定 |
| 7.4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的门限效应检验 |
| 7.4.1 以产业链为制造业高端化的回归分析结果 |
| 7.4.2 以人才链为制造业高端化的回归分析结果 |
| 7.4.3 不同类型企业中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门限效应检验 |
| 7.4.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路径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城市数据 |
| 8.1 研究样本与变量说明 |
| 8.2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
| 8.3 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6）经济类文本名词化结构的英汉翻译 ——《新兴市场大趋势》（节选）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ABSTRACT |
| 摘要 |
| LIST OF ABBREVIATIONS |
| 1.TASK DESCRIPTION |
| 1.1 Introduction to the project |
| 1.2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 text and its writer |
| 1.3 Reasons for selecting the source text |
| 2.PROCESS DESCRIPTION |
| 2.1 Pre-translation preparations |
| 2.1.1 Schedule |
| 2.1.2 Parallel texts |
| 2.1.3 Translation Principle |
| 2.2 While-translation |
| 2.3 Post-translation |
| 3.CASE ANALYSIS |
| 3.1 An Overview of Nominalization |
| 3.1.1 Definition and Functions of Nominalization |
| 3.1.2 Classification of VN structure |
| 3.2 Translation of VN Structure |
| 3.2.1 Terminology |
| 3.2.2 Non-terminology |
| 4.CONCLUSION |
| REFERENCES |
| APPENDICES |
| Appendix A |
| Appendix B |
| Appendix C |
| Appendix D |
（7）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8）越南海防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中美等国研究现状 |
| 二、越南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析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结构安排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外商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 |
|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概念 |
| 二、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 |
| 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 |
| 第二节 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 |
| 第三章 越南海防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 |
| 第一节 海防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 |
| 一、海防目前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背景概述 |
| 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
| 三、海防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项目的增长率 |
| 四、海防市FDI结构分析 |
| 五、FDI对海防市的经济增长 |
| 六、海防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规定 |
| 第二节 海防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存在问题 |
| 一、人力资源的素质尚未满足投资者的要求 |
| 二、体制和法律仍然有限 |
| 三、商业环境吸引力不足 |
| 四、行政效率及程序制约 |
| 第四章 影响海防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 |
| 第一节 影响海防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要素 |
| 一、法律环境 |
| 二、外商投资优惠机制和政策 |
| 三、技术和社会基础设施 |
| 四、社会政治环境和宏观经济稳定 |
| 第二节 、影响海防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要素 |
| 一、地理位置 |
| 二、人口和劳动力资源 |
| 三、市场规模和增长 |
| 四、宣传和投资促进 |
| 第三节 海防市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潜力和优势 |
| 一、地理位置和资源 |
| 二、人力资源 |
| 三、各类基础及配套服务设施 |
| 第五章 越南海防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 |
| 第一节 借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 |
| 一、中国的经验 |
| 二、海防的一些经验教训 |
| 第二节 海防市到2030 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目标 |
| 一、海防市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 |
| 二、促进海防市的经济发展的方向 |
| 第三节 为海防市提出解决存在问题的方案 |
| 一、改变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些方式 |
| 二、完成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计划 |
| 三、创新投资促进活动,满足投资者对投资项目具体信息的要求 |
| 四、完善投资政策,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
| 五、加强国家管理制度 |
| 六、完善海防市的全面发展目标 |
| 第六章 研究总结 |
| 第一节 研究创新 |
| 第二节 研究的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外资自由化 |
| 1.3.2 高质量发展与创新 |
| 1.3.3 外资自由化的创新效应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1.6 研究提纲 |
| 1.7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外资自由化经典理论回顾 |
| 2.1.1 外资自由化的思想内涵 |
| 2.1.2 外资自由化的现实理解 |
| 2.1.3 外资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1.4 小结 |
| 2.2 创新经典理论回顾 |
| 2.2.1 创新理论的提出 |
| 2.2.2 创新理论的成型 |
| 2.2.3 创新理论的新发展 |
| 2.3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影响效应的研究回顾 |
| 2.3.1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投资的直接影响 |
| 2.3.2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
| 2.3.3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4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模型与机制分析 |
| 3.1 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机制 |
| 3.1.1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直接效应 |
| 3.1.2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 |
| 3.2 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模型 |
| 3.2.1 企业创新行为的基本框架 |
| 3.2.2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 |
| 3.2.3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间接溢出影响 |
| 第四章 外资自由化与中国创新发展的典型事实 |
| 4.1 外资自由化的发展趋势与国际惯例 |
| 4.1.1 国际投资流动趋势及现状 |
| 4.1.2 国际层面的投资治理 |
| 4.1.3 国家层面的投资治理 |
| 4.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资自由化演进历程、现状与展望 |
| 4.2.1 外资市场对外开放的起步与初探(1978-1986年) |
| 4.2.2 外资开放的进一步发展(1986-1991年) |
| 4.2.3 外资开放快速推进与中外互利双赢(1992-1999年) |
| 4.2.4 入世与中国外资管理制度调整(1999-2007年) |
| 4.2.5 外资政策自由化新阶段(2008年至今) |
| 4.2.6 小结 |
| 4.3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创新发展历程 |
| 4.3.1 中国的创新发展历程:后发国家技术赶超之路 |
| 4.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新发展道路特征 |
| 4.3.3 中国进一步推进创新发展面临的挑战 |
| 4.3.4 小结 |
| 第五章 合资要求与“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的分析 |
| 5.1 多边贸易规则对技术转让问题的规定 |
| 5.1.1 TRIPs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规定 |
| 5.1.2 TRIMs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规定 |
| 5.2 美国对华301调查诉求及回应 |
| 5.3 历次美国针对知识产权问题的对华301调查对比 |
| 5.4 对“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的进一步分析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外资进入和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
| 6.1 变量描述 |
| 6.1.1 外资进入指标的构造 |
| 6.1.2 企业创新指标的构造 |
| 6.1.3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6.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6.3 计量模型的建立 |
| 6.4 回归结果分析 |
| 6.4.1 基准回归分析 |
| 6.4.2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6.4.3 稳健性分析 |
| 6.4.4 机制分析 |
| 6.4.5 拓展分析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合资要求和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
| 7.1 合资要求对外资进入的创新效应影响 |
| 7.2 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识别 |
| 7.3 研究设计 |
| 7.4 回归结果分析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文章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典型事实研究结论 |
| 8.1.2 理论与机制研究结论 |
| 8.1.3 实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中非工业园区合作的得失与影响研究 ——以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国内研究动态 |
| 2、国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不足 |
| 1、研究方法 |
| 2、创新之处 |
| 3、不足 |
| 第一章 工业园区在中非经贸合作中的地位 |
| 第一节 工业园区的概念和中国经验 |
| 第二节 中非工业园区合作现状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埃苏伊士经贸区现状及发展方向 |
| 第一节 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现状 |
| 第二节 目前存在的问题和障碍 |
| 第三节 合作区发展方向 |
| 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比较视角下的中国在非工业园区得失 |
| 第一节 比较对象的选择 |
| 第二节 埃及、埃塞和赞比亚工业园区对比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非工业园区合作中的问题与对策 |
| 第一节 中非工业园区合作的问题及对策 |
| 第二节 工业园区未来规划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FDI:中国的成就与未来（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研究[D]. 黄智. 广西大学, 2021(12)
- [3]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 胡锡琴. 四川大学, 2021(02)
- [4]国家文化差异与国际资本流动 ——基于国际投资的视角[D]. 逄嘉宁. 吉林大学, 2020(03)
- [5]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机制与路径研究[D]. 贾高清.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5)
- [6]经济类文本名词化结构的英汉翻译 ——《新兴市场大趋势》（节选）翻译实践报告[D]. 陈玉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0(08)
- [7]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8]越南海防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D]. 黎芳草.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5)
- [9]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D]. 曹鸿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10]中非工业园区合作的得失与影响研究 ——以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例[D]. 戚洪波. 南京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