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全国水土保持重点地区治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论文文献综述）
黄惜春,王立[1]（2021）在《关于武威市水土保持工作的实践与思考》文中研究说明以全面贯彻"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科学管理、注重效益"的水土保持工作方针为切入点,紧紧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以水利部、甘肃省水利厅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总体要求为指引,针对河西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在掌握武威市2011—2019年水土流失面积动态变化基础上,分析了武威市各年度水土流失面积及各侵蚀强度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截至2019年,武威市水土流失面积减少775.98 km2,水土保持率从32.73%提高到35.07%,水土流失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距武威市2030年水土保持率达到38.48%的要求还有差距。从加强水土保持队伍建设、强化水土保持政策宣传、完善监督管理体系、提高水土保持监管水平等方面对武威市水土保持工作进行了思考,可为武威生态建设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和参考。
张小林,张安田[2]（2021）在《对长江上游水土流失重点治理的回顾与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江流域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但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是严重影响长江和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因素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流域在国家的支持下开展了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到2018年水土流失面积减少12.34万km2,水土流失严重、生态恶化的局面得到彻底扭转,实现了水土流失面积由增到减、生态环境总体向好的历史性转变,并探索总结了一套具有长江流域特色的水土保持技术路线和不同类型区的治理开发模式。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发展阶段,我们既要总结和发扬成功的经验做法,更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一步做好顶层设计,聚焦重点地区治理;提高投资标准,加大对严重流失区的重点治理投入;注重科学,高质量治理水土流失;强化管理,有效提升水土流失治理成效。
邓群刚[3]（2021）在《开创与赓续：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水土保持工作会议及其历史贡献》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之初,日益严重的水土流失状况及其危害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基于江河治理和发展山区生产需要,1955年10月10日—19日,水利部、林业部、农业部及中国科学院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水土保持工作会议。此次会议直面当时我国严峻的水土流失状况,讨论确定了我国水土保持工作的原则、方针、政策,明确了会后一段时期水土保持工作的重点和任务。此次会议的召开引发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关于水土保持工作方针的大讨论,推动了一整套水土保持领导机构的建立,促进了新中国第一部水土保持法规的出台,推动了水土保持宣传教育工作的广泛开展,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水土保持的热潮。此次会议的召开不仅开创了新中国水土保持事业的新局面,而且拉开了新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序幕,堪称新中国水土保持史和生态环境保护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此次会议上提出的一些水土保持理念和做法赓续至今,对于当前的水土保持工作和生态文明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姚瑞丽[4]（2021）在《萧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1964-1980）》文中认为
陈璐[5]（2021）在《我国省域水利现代化建设水平测度及短板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水利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伴随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水利现代化建设分阶段分地区稳步推进,自东部部分省市率先探索实践起,到全国各地加快推进水利现代化建设,其在治水理念、基础设施、技术手段及管理服务等方面取得了显着成效。而从整体来看,各地区水利现代化建设程度不同、指标之间不协调、短板效应影响明显,建设现状与发展目标尚存一定差异。因此,开展各省域水利现代化建设水平评估及短板分析,对全面推进水利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明确水利现代化内涵和建设目标的基础上,从水资源、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管理五个方面构建了包含27项指标的省域水利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选取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基于云模型分析了其水利现代化发展水平,利用阻碍度模型对各省水利发展短板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提升策略。主要研究成果如下:（1）从横向区域对比了 2018年我国省域水利现代化水平。通过省域水利现代化水平聚类,31个省份可分为三大梯队,第一梯队包括北京、上海、江苏以及天津,其水利现代化程度最高,已达到Ⅳ-级;第二梯队中各省域水利现代化水平为Ⅲ+级,梯队内部包含三个层次,重庆、山东以及浙江等地更加偏向于Ⅳ-级,贵州、山西以及河北等地处于Ⅲ+级中位水平,陕西、甘肃以及黑龙江等地占比达该梯队的61.54%,其水利现代化水平更加偏向于Ⅲ-级;第三梯队仅包含西藏地区,水利现代化建设水平为Ⅲ-级。（2）从五大维度分析了 2018年省域水利现代化差异。水生态修复滞后与水管理能力差异是导致省域水利现代化仍存在不均衡的主要因素,省域间差异性明显,水生态修复整体水平较低,仅8个省域位于平均线以上。水资源控制、水环境治理及水安全保障方面,各省域间评价结果相差较小。（3）从纵向年度分析了省域水利现代化发展趋势。水利现代化建设特征由2011年的由东向西逐渐减弱变化为均衡发展,等级聚集度逐渐增高,各省域间水利现代化水平差距逐步缩小,41.93%的省域水利现代化水平增长速度低于全国水平,部分省份的水生态修复与水管理能力指数出现回弹,表明各省域水利现代化水平的增长仍属于依靠增强水安全保障力度与提升水环境治理成效的粗放型增长,而非全要素提升的集约式增长。（4）基于障碍诊断模型分析了省域水利现代化短板并提出了提升策略。水生态修复滞后是我国各省域水利发展普遍面临的短板,水资源控制是东北、京津冀、西北地区的突出短板,水环境治理滞后是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较突出的短板,水管理能力低下对水利发展的阻碍作用暂无明显的地区差异。并结合各区域水利现代化短板,分别从水资源、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管理五个方面提出水利现代化建设提升策略,为提升我国新时代水利现代化水平提供一定的支撑。
贾保营[6]（2021）在《环境、制度与技术 ——以集体化时代昔阳县的减贫实践为中心》文中认为对于中国乡村而言,贫困是个历史性窠臼。晚清民国以来,为解决乡村的贫困问题,政府与民间力量均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进行实践,但均以失败告终。集体化时代虽然没有出现“减贫”这样的表述,但实际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为改革开放后乃至当前的减贫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农村考察时发出“走合作化道路”的号召;并提出“给农业插上科学的翅膀”。考察集体化时期的反贫困实践,可以为当前的减贫工作提供有益借鉴。因此,考察集体化时期的反贫困实践,极具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以昔阳县为例,以报纸、地方史志与基层档案为主体资料,并辅以田野口述,尝试揭示环境、技术、制度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试图较为全面展现集体化时期中共的减贫实践。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讲述了昔阳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制度以及农民的生活状态。作为分析的起点,了解昔阳原型有助于我们理解制度、环境与贫困之间的关系。第二章主要是通过对集体化时代国家重要文献的梳理,找出国家对贫困的理解以及反贫困措施。第三章到第六章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即是国家不同阶段反贫困措施在昔阳县的实践效果。第三章主要讲述了土改如何在昔阳展开以及土改后昔阳农村的状态。通过对土改前后的昔阳县的考察,我们既可以看到土改对于乡村社会的重大意义,又可以理解农业合作化的历史背景与实践逻辑。第四章主要讲述了农业合作化与技术改革是如何相辅相成、互相影响以摆脱贫困的。第五章与第六章分别论述的是农业水利化与农业机械化。第七章以井沟为例,进行了微观史的研究。第八章则是呈现集体化后期昔阳的面貌,总结分析昔阳反贫困实践所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通过考察,发现中国共产党以制度优势为依托,以技术为发展引擎,通过积累偏高、消费偏低的方式带领中国人民跳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公社体制虽未彻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但是技术实践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这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积蓄了潜能。集体化时代改造传统农业的举措,使农民的能力、观念都发生了改变,培育了人力资本。这看似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相似,但其改造传统农业的具体路径则与舒尔茨所提倡的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集体化时代的中国,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极度稀缺,传统的农民却数量众多,市场机制并不能改造传统农业。中国共产党运用国家的力量,将稀缺的现代化生产要素下沉到乡村,并借此改造了传统农业,培育了人力资本,积累了国家资本,摆脱了恶性贫困循环。这对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改造传统农业,极具启发意义。
李雨竹[7]（2021）在《习近平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文中研究指明习近平在2019年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座谈会上,发出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伟大号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指引着我们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对于黄河流域的治理与开发工作。习近平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产生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黄河流域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习近平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既有着中国传统治水理念和生态文化的滋养,又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流域治理与生态文明思想作为认识工具。习近平也继承与发扬着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治黄运动以来所产生的宝贵经验和工作方法,以共产党人的治黄理念为主要思想来源,以“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作为基本工作路线。此外,习近平在浙江、福建等地的主政经验,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他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都为习近平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提供了实践基础。知来处,方能明去处。通过对习近平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来源进行探析,有助于我们有的放矢地把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路径与目标任务,以此来带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韩俊喆[8]（2021）在《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水利建设关系国计民生,治水兴水关系定国安邦。新中国成立以前,广西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边疆省份,主要是发展农业经济,而土地作为发展农业经济的基础,从最初来看,水美田肥的地方就是经济发达的地方,因而开展水利建设对于农业经济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广西后,为巩固地方政权、稳定农业生产、恢复国民经济,开始了水利建设。通过对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入考察,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进行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0--1965年间,先是中共广西省委、省人民政府委员会,1958年之后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和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对于开展水利建设,不仅仅是注重水利工程方面的修建,例如蓄水工程、引水工程、提水工程、水电工程,也同样十分重视水利主管机构的组建、水利人才培养模式、水利工程的管理、水利法规的制定,而后者作为开展水利建设的体制机制,从制度层面保障了水利建设的长久发展。此外,通过开展土地改革,变革农业生产关系,进一步激发了广西各族人民开展水利建设的积极性,在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劳动者作为社会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占据主导位置,有效的保证了这一时期广西水利建设的速度、质量和规模。本文主要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绪论。简要阐述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及切入点,阐明运用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并对“水利”与“1950--1965年”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二部分,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背景。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峻的国际形势造成周边局势的动荡,亟需中国共产党在短时间内巩固人民政权。与此同时,国内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国民经济亦处在崩溃的边缘。在广西,货币市场混乱、匪患严重,时刻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其次,新中国成立初期,水旱灾害频发,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秩序。在广西,封建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水利设施相对简单且工程质量差,因而对于治理水旱灾害收效甚微。此外,广西人文环境的改变也不断的加剧水旱灾害发生的频率。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水旱灾害频发的局面,从根本上要求中共广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着眼于水利建设,兴修水利,契合了广西各族人民群众的最大愿望。第三部分,主要从四个阶段分析与考察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发展历程:第一,恢复阶段（1950--1952）。中共广西省委与省人民政府委员会高度重视水利建设,以建立健全水利主管机构为抓手,初步组织起自上而下的水利主管机构,确立了优先培养水利技术人才的模式,投资修复或续建旧有引水工程设施,兴建小型蓄水工程。第二,起步阶段（1953--1957）。中共广西省委与省人民政府委员会严格落实党中央制定的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投资修建水库为重点,修建中小型蓄水工程,在勘测、规划、设计的基础上试办小型水电站。第三,高潮阶段（1958--1960）。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与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在贯彻落实总路线的同时,把批判“反冒进”与宣传贯彻总路线结合,蓄水、引水、提水工程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开展起来。同时,集中力量布局、勘测、规划、设计全区范围内的水电建设,有步骤的试办中小型水电站,有条件的开展水电电网建设。第四,调整阶段（1961--1965）。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与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坚决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开始对区内水利建设进行全面调整,主要是加强工程管理与配套建设,有效开展了库区移民安置工作。此外,根据广西各地水利发展的客观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了机电排灌工程建设、水土保持工作、山区人畜饮水工作,与此同时,开始进行河流梯级开发规划与县域电网布局。第四部分,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成效与特点。通过贯彻党委领导、“民办公助”的方针,以安全性需求为主导,一是组建起自上而下的水利主管机构,二是水利职业技术教育蓬勃发展,三是初步形成了合理有序的水利建设格局,四是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增加,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产量提高,促进了广西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五部分,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经验与启示。这一时期广西水利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的成效,总的来说是坚持了“一个核心、一个主体,两个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即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水利建设的核心与根本,各族人民群众是水利建设的主体和依靠力量,科技进步是水利建设的不竭动力,同时遵循保护生态环境优先的原则。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广西的治水兴水在拥有良好机遇的同时也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在严格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前提下,科学擘画水利建设未来发展的蓝图,实现广西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一是要坚持与时俱进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二是要创新水利监督与管理体制机制;三是要坚持经济性需求与生态性需求并重,强化生态水利建设;四是要坚持科技治水兴水,持续推进水利科学技术的进步。
王鑫[9]（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套地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史研究》文中指出河套地区的乌梁素海、乌兰布和沙漠、黄河、乌拉山、狼山和阿拉奔草原等要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共同体,使河套地区成为我国西北、华北地区和黄河中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对于国家的生态安全、地区稳定、社会繁荣、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固起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套地区以农业发展为核心推动地区现代化建设,成为灌溉面积达1100万亩的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但重开发、轻保护的发展方式使原本就脆弱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土地沙漠化、盐碱化、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严重威胁着河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面对日益凸显的生态问题,河套地区进行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生态面貌不断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河套地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提出具体要求,河套地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不断完善,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积极迈进。本文以河套地区为研究对象,采取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交叉研究法等方法,详细阐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套地区面临的生态问题并对其成因进行了分析,认为脆弱的生态环境是生态问题的自然原因,快速增长的人口因素、缺乏“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意识、不完善的政策制度是生态问题的人为原因。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套地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过程及其取得的成就,得出了河套地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对于其他地区的一般启示,认为人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的核心,政策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的关键,制度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的保障,科技进步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的驱动力,综合治理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的主要方法。这对深化区域生态史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研究具有一定意义,也对当前我国进行生态治理具有典型示范作用和借鉴意义。
赵永斌[10]（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指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二、在全国水土保持重点地区治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在全国水土保持重点地区治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论文提纲范文）
（1）关于武威市水土保持工作的实践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1 武威市概况 |
| 1.1 武威市水土流失现状 |
| 1.2 水土流失治理现状 |
| 2 武威市水土保持工作做法及成效 |
| 2.1 强化思想认识，保持战略定力 |
| 2.2 强化预防监督，严格违法查处 |
| 2.3 加大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
| 2.4 持续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 |
| 3 存在的问题 |
| 3.1 水土流失防治任务依然艰巨 |
| 3.2 水土保持投入不足 |
| 3.3 社会公众参与意识不强 |
| 3.4 水土保持监测体系不完善 |
| 4 建 议 |
| 4.1 从“源头”做好水土流失防治 |
| 4.2 不断加强水土保持信息化建设 |
| 4.3 抓好水土保持事中事后监管 |
| 4.4 建全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站点 |
| 4.5 激发参与水土流失治理的活力 |
| 4.6 完善水土保持政绩考核制度 |
（2）对长江上游水土流失重点治理的回顾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1 长江上游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历程与成效 |
| 1.1 长江上游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历程 |
| (1)葛洲坝库区重点治理。 |
| (2)长江上游重点治理。 |
| 1.2 长江上游水土流失重点治理成效 |
| (1)水土流失面积由增到减，实现历史性转变。 |
| (2)流域人为水土流失逐步得到有效控制。 |
| (3)治理区人民群众生活发生沧桑巨变，社会经济稳步发展。 |
| (4)治理区生态环境显着改善。 |
| 2 长江上游水土流失重点治理的技术路线与模式 |
| 2.1 治理技术路线 |
| 2.2 治理模式 |
| (1)径流调蓄型治理开发模式。 |
| (2)立体型治理开发模式。 |
| (3)抢救土地资源型治理开发模式。 |
| (4)发展山地水土保持经济的治理开发模式。 |
| (5)“四荒”保护型治理开发模式。 |
| (6)城郊型治理开发模式。 |
| 3 当前重点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 |
| 3.1 聚焦不够，治理区域重点不突出 |
| 3.2 投资不足，治理速度极为缓慢 |
| 3.3 科研滞后，科学治理能力不强 |
| 3.4 手段落后，防治管理水平不高 |
| 4 对新时期长江上游水土流失重点治理的思考 |
| 4.1 做好顶层设计，聚焦重点地区治理 |
| 4.2 提高投资标准，加大对严重流失区的重点治理投入 |
| 4.3 注重科学，高质量治理水土流失 |
| 4.4 强化管理，有效提升水土流失治理成效 |
（3）开创与赓续：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水土保持工作会议及其历史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 一、第一次全国水土保持会议召开的原因 |
| （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日益严峻的水土流失状况及其危害 |
|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带来的新机遇 |
| （三）党和国家对水土保持工作的高度重视 |
| （四）亟需典型示范，榜样引领 |
| 二、第一次全国水土保持会议的召开及其取得的成果 |
| 三、第一次水土保持会议后水土保持事业的发展 |
| 结语 |
（5）我国省域水利现代化建设水平测度及短板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方案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本章小结 |
| 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水利现代化概述 |
| 2.1.1 水利现代化的提出与发展 |
| 2.1.2 水利现代化内涵研究 |
| 2.1.3 水利现代化建设体系 |
| 2.1.4 水利现代化建设目标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2 生态经济学 |
| 2.2.3 系统评价理论 |
| 2.3 评价方法及模型 |
| 2.3.1 确权方法 |
| 2.3.2 云模型 |
| 2.3.3 障碍诊断模型 |
| 2.3.4 最小方差法 |
| 2.4 本章小结 |
| 3 我国省域水利现代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 |
| 3.1 评价框架研究 |
| 3.2 我国省域水利现代化评价指标选取 |
| 3.2.1 指标选取原则 |
| 3.2.2 评价指标设置 |
| 3.3 我国省域水利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3.1 评价指标体系的优化 |
| 3.3.2 评价指标体系可靠性检验 |
| 3.3.3 水利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
| 3.4 基于云模型的省域水利现代化建设评价模型 |
| 3.4.1 数据标准化处理 |
| 3.4.2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3.4.3 省域水利现代化评价模型 |
| 3.4.4 评价准则 |
| 3.5 本章小结 |
| 4 我国省域水利现代化水平测度分析 |
| 4.1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
| 4.1.1 数据来源 |
| 4.1.2 数据预处理 |
| 4.2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2.1 变异系数法计算权重 |
| 4.2.2 熵权法计算权重 |
| 4.2.3 客观组合权重 |
| 4.3 基于云模型的省域水利现代化水平横向区域分析 |
| 4.3.1 省域水利现代化水平的聚类分析 |
| 4.3.2 五大功能模式现代化水平分析 |
| 4.3.3 综合区域水利现代化水平分析 |
| 4.4 基于云模型的省域水利现代化水平纵向年度分析 |
| 4.4.1 基于省域年度均值的跨期分析 |
| 4.4.2 基于五大功能年度均值的跨期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我国省域水利现代化短板分析及提升策略 |
| 5.1 水利现代化阻碍度模型 |
| 5.1.1 阻碍度模型 |
| 5.1.2 基于最优值的阻碍度模型 |
| 5.2 省域水利现代化障碍因子诊断 |
| 5.3 省域水利现代化短板分析 |
| 5.3.1 基于最小方差法的阻碍模式分析 |
| 5.3.2 单系统阻力模式短板分析 |
| 5.3.3 双系统阻力模式短板分析 |
| 5.3.4 三系统阻力模式短板分析 |
| 5.3.5 四系统阻力模式短板分析 |
| 5.4 省域水利现代化建设提升策略 |
| 5.5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6）环境、制度与技术 ——以集体化时代昔阳县的减贫实践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由来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昔阳县自然社会状况 |
| 第一节 生态环境 |
| (一)多山少土 |
| (二)交通闭塞 |
| (三)灾害多发 |
| 第二节 社会制度与生活水平 |
| 小结 |
| 第二章 贫穷的本质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减贫实践及其失败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贫困”的解构与重构 |
| (一)土地改革与道路选择 |
|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与“技术革命” |
| (三)技术赋能 |
| 小结 |
| 第三章 土地革命:穷富拉平 |
| 第一节 昔阳旧貌 |
| (一)人口与土地 |
| (二)农民生活 |
| (三)生态环境 |
| (四)农民与农业 |
| 第二节 土改过程 |
| 第三节 土改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技术革命:提高产量 |
| 第一节 组织起来与学习技术 |
| 第二节 技术革新的路径 |
| (一)培育良种 |
| (二)合理种植 |
| (三)改良土质 |
| (四)工具改革 |
| 第三节 技术与制度之间的张力 |
| 小结 |
| 第五章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
| 第一节 “秃岭”遇“山洪” |
| 第二节 水利建设 |
| (一)改造“三跑田”与闸沟垫滩 |
| (二)修建水库 |
| (三)治河与打井 |
| (四)机电灌溉 |
| 第三节 水利工程与粮食增产 |
| 第四节 治水与“育人” |
| 小结 |
| 第六章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
| 第一节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
| 第二节 农业机械化的实践 |
| (一)土壤改良 |
| (二)良种培育 |
| (三)密植与管理 |
| (四)水利灌溉 |
| (五)道路与运输 |
| 第三节 农业机械化与乡村社会 |
| 小结 |
| 第七章 减贫的微观史研究——井沟村 |
| 第一节 井沟的基本状况 |
| 第二节 “默汉”的消逝 |
| 第三节 “井沟学大寨,大寨帮井沟” |
| 第四节 机械灌溉 |
| 第五节 减贫的效果 |
| 小结 |
| 第八章 昔阳县减贫的成就及历史地位 |
| 一、集体化时期昔阳县取得的历史成就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昔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联系方式 |
（7）习近平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时代动力:黄河流域治理实践的需要 |
| (一)论述提出的必要性:黄河流域的重要地位与治理意义 |
| (二)论述提出的现实性:新时代黄河流域治理所面临的问题 |
| (三)论述的核心内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 |
| 二、文化滋养: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治水理念与生态文化相融合 |
| (一)中国古代的治水理念 |
| (二)中国古代的生态文化 |
| 三、认识工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流域治理与生态文明思想 |
| (一)认识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
| (二)共性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流域治理的理论 |
| 四、主要来源:中国共产党人的治黄理念与方法指引 |
| (一)思想来源:共产党人的治黄理念与实践 |
| (二)实现路径:依靠人民、造福人民 |
| 五、实践基础:习近平的河流湖泊流域治理实践 |
| (一)习近平地方工作的实践经验 |
|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大江大河治理的实践经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8）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选题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1.“水利” |
| 2.“1950—1965年”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水利建设的背景 |
| (一)新中国成立亟需巩固人民政权,各项建设百废俱兴 |
| (二)水旱灾害频发,严重损害经济社会秩序 |
| 二、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发展历程 |
| (一)恢复阶段(1950—1952) |
| 1.初步建立起自上而下的水利建设主管机构 |
| 2.依托大中专学校,培养水利技术人才 |
| 3.修复或续建旧有引水工程设施,兴建小型蓄水工程 |
| (二)起步阶段(1953—1957) |
| 1.组建水利主管机构,重视水利技术人才培养 |
| 2.以水库为重点,修建中小型蓄水工程 |
| 3.重视水电建设的勘探、规划与设计,试办小型水电站 |
| (三)高潮阶段(1958—1960) |
| 1.蓄水、引水、提水工程全面开展,农村水利基本实现“五化”目标 |
| 2.水电建设发展起来,大力兴建中小型水电站 |
| (四)调整阶段(1961—1965) |
| 1.加强工程管理与配套建设,重点兴建机电排灌工程 |
| 2.开展水库移民安置、水土保持、山区人畜饮水工作 |
| 3.河流梯级开发规划与县域电网布局 |
| 三、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成效与特点 |
| (一)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成效 |
| 1.组建起自上而下的水利主管机构 |
| 2.水利技术职业教育蓬勃发展 |
| 3.初步形成了合理有序的水利建设格局 |
| 4.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增加,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产量提高 |
| (二)1950—1965 年广西水利建设的基本特点 |
| 1.贯彻党委领导、“民办公助”的方针 |
| 2.安全性需求占据主导地位 |
| 四、1950—1965 年广西水利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
| (一)1950—1965 年广西水利建设的历史经验 |
| 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水利建设的核心和根本 |
| 2.各族人民群众是水利建设的主体和依靠力量 |
| 3.科技进步是水利建设的不竭动力 |
| 4.水利建设必须遵循保护生态环境优先的原则 |
| (二)新时代广西水利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
| 1.与时俱进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 2.创新水利监督与管理的体制机制 |
| 3.经济性需求与生态性需求并重,强化生态水利建设 |
| 4.坚持科技治水兴水,持续推进水利科学技术的进步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9）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套地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选题依据 |
| 2.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1.概念界定 |
| 2.国内研究现状 |
| 3.国外研究现状 |
| (三)主要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套地区的主要生态问题及其成因 |
| (一)河套地区的生态概况 |
| 1.地形地貌 |
| 2.气候 |
| 3.水资源 |
| (二)主要生态问题 |
| 1.土地沙漠化 |
| 2.土壤盐碱化 |
| 3.环境污染加剧 |
| 4.水土流失加剧 |
| (三)生态问题的成因 |
| 1.脆弱的生态环境 |
| 2.快速增长的人口因素 |
| 3.“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意识的缺失 |
| 4.不完善的政策制度因素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套地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过程及其成就 |
| (一)“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的起步阶段(1949—1978) |
| 1.多措并举,改善农田生态环境 |
| 2.发展林业,改善地区生态环境 |
| 3.兴修水利,治理土地盐碱化 |
| 4.开展水土保持工作 |
| (二)“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的发展阶段(1978—2012) |
| 1.加强水土保持工作 |
| 2.推进生态林业建设 |
| 3.完善水利配套工程 |
| 4.发展生态农业,打造生态示范工程 |
| (三)“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的完善阶段(2012—2021) |
| 1.完善地方生态文明体制建设 |
| 2.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修复工程 |
| 3.绿色发展与“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相结合 |
| (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的成就 |
| 1.土地沙漠化趋势被遏制 |
| 2.土地盐碱化程度减轻 |
| 3.环境状况改善,生物多样性增加 |
| 4.探索形成产业化“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模式 |
| 四、河套地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的启示 |
| (一)人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的核心 |
| 1.人是生态问题出现的核心原因 |
| 2.人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的主体 |
| 3.人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的最终受益者 |
| (二)政策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的关键 |
| 1.不合理的政策是生态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 |
| 2.政策是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的决定性因素 |
| 3.政策是弥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 |
| (三)制度建设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的保障 |
| 1.制度建设不完善是生态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 |
| 2.制度建设是提高“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效率的保障 |
| 3.制度建设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
| (四)科技进步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的驱动力 |
| 1.科技进步提高了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认识 |
| 2.科技进步缓解了人类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
| 3.科技进步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持 |
| (五)综合治理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的主要方法 |
| 1.生态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共同体 |
| 2.“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需要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 |
| 3.“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需要多主体共同推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10）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在全国水土保持重点地区治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论文参考文献）
- [1]关于武威市水土保持工作的实践与思考[J]. 黄惜春,王立. 中国水土保持, 2021(10)
- [2]对长江上游水土流失重点治理的回顾与思考[J]. 张小林,张安田. 中国水土保持, 2021(08)
- [3]开创与赓续：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水土保持工作会议及其历史贡献[J]. 邓群刚. 西部史学, 2021(01)
- [4]萧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1964-1980）[D]. 姚瑞丽. 安徽大学, 2021
- [5]我国省域水利现代化建设水平测度及短板分析[D]. 陈璐. 西安理工大学, 2021(01)
- [6]环境、制度与技术 ——以集体化时代昔阳县的减贫实践为中心[D]. 贾保营. 山西大学, 2021(12)
- [7]习近平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D]. 李雨竹. 延安大学, 2021(12)
- [8]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研究[D]. 韩俊喆.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9]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套地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史研究[D]. 王鑫.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9)
- [10]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