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西财税》2001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提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张芳[2]（2020）在《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既要面临着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面临着资源日益匮乏的挑战。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绿色产业,走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指导国民经济改革发展的核心理念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这一基本国策。中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里,以GDP为主要导向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种高污染高耗能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受到环境资源的约束,中国近年来的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中国亟需加快推进绿色发展道路,实施发展方式向绿色转型。随着传统粗放式经济发展路径不仅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造成地球资源的加速枯竭,传统产业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诟病,世界各国对绿色产业发展逐渐加以重视,理论界与实业界也广泛关注,把绿色产业发展视为突破当前发展瓶颈的新路径。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如何优化,如何稳步推进对我国国民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也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论文在对绿色产业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产业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着重将产业组织理论、产业创新理论、产业结构升级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相结合,以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优化及制度创新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分析了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在研究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的动因的基础上,对国外发达国家发展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研究,以及选取国内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和发展过程中经历波折的光伏产业进行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视角分析提出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有效路径,科技创新是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现实路径;进一步分析了三个路径在实践推进中遇到的障碍和困难,并从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问题着手,提出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最后,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对促进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提出相关制度创新建议。全文的结构框架,除去主要研究结论之外,共分为九章。第一章导论中,首先,阐述论文选题的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其次,着重对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进行界定,进而对绿色产业的国内外的不同内涵及其特征进行阐述,并对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再次,对本文的研究思路、论文写作的结构框架以及运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最后,指出了本文研究可能的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主要对论文涉及的相关理论与文献进行了综述。本章主要对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梳理,并对近年来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从而为论文的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和文献基础。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我国传统产业在发展路径上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首先,分析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发现传统产业发展路径依赖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和不可持续;其次,从理论上分析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主要运用产业组织和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从环境、产业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角度进行分析;最后,本章还对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环保产业、风力发电以及其它绿色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总结,并分析了绿色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的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第四章主要从历史与现实角度分析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首先,从产业组织演化视角对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破析,并探讨了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时代特征;其次,对近年来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进行总结回顾,并进行了反思和展望。第五章主要对国外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系统分析。首先,本章将对国外发达国家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主要分析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国的在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方面的成功经验,并着重分析这些发达国家绿色产业得以成功发展在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方面的有效举措;其次,结合我国的国情,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借鉴意义和启示。第六章主要是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对比研究。本章选取了两个发展径不同的案例来验证发展绿色产业过程中路径选择的重要性。一个是新能源汽车产业,传统汽车产业通过转型升级,产业链协同发展,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国有资本的全产业链支持提升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化商业化的进程,从而使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不断发展壮大;另一个是光伏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盲目扩张,发展路径过于依靠政策补贴,发展战略混乱,技术创新不足,最终不但没有使得光伏产业获得市场竞争力反而在短时间造成产能过剩,致使整个行业停滞不前,甚至曾经的行业领军企业也濒临倒闭。通过这两个案例对比研究,本章剖析了绿色产业发展中不同的发展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第七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上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问题。首先,对中国绿色产业的生产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我国以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呈现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对生产率带动作用明显,而规模效应不明显;其次,实证分析了影响绿色产业生产率的主要因素,验证了理论假设;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从理论上提出并论述了我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有效路径,促进科技创新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发展绿色产业现实路径。第八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原因进行了分析。首先,从理论和现实视角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在实践中遇到了的障碍和困难;其次,对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遭遇的实践障碍进行了制度层面的分析,并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制度创新的必要性。第九章主要是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研究。为了有效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打造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绿色产业。首先,从产权角度,论述了绿色资源产权的界定和保护的相关制度创新问题;其次,系统地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激励机制创新问题,主要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绿色产业投融资、绿色税收等方面进行激励制度创新;最后,本章还探讨了绿色产业发展与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关系,主要从绿色文化、绿色社会责任和非政府绿色组织建设等角度探讨非正式制度创新问题。最后,对论文的全部内容和相关结论作简要总结。
陈鹏[3]（2020）在《城市群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视角》文中提出城市群是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空间组织形式,是一个以1个或1个以上的国家级中心城市或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核心,由一定数量的大城市或都市圈为构成单元,依托互联互通程度较高的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各城市功能定位较为明确、城市间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较为完备和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城镇密集区域。城市群协调发展是指在市场、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和城市群上级政府等多元力量的共同作用之下,城市群内部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社会交往日益紧密、地区间的产业分工与协作水平不断提升、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市群空间内的配置格局不断优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不断缩小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群开始在我国出现并快速发展,以长三角、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等为代表的城市群已经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目前,城市群正逐渐成为我国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以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新模式。不过,我们在看到我国的城市群从无到有、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到我国城市群在协调发展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不同区域城市群之间的发展差距相对较大,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内部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较为突出,城市群产业布局不合理和地区间低水平同质化竞争问题日渐凸显,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尽完善。政府和市场是推动城市群发展的两大动力,府际关系是影响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府际关系的实质是政府间的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关系。央地之间的事权配置结构和财权划分格局会对地方政府的决策权限、决策动机和行为策略产生深刻地影响,并由此塑造出特定的地方政府间关系格局,进而影响到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水平。因此,我们在充分发挥市场在城市群内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需要协调好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城市群上级政府与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和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困境的生成,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中央政府主导实施的行政分权改革和财政分权改革所引发的地方政府间关系格局的深刻变革、纵向政府间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配置的不合理以及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统筹力度不足等因素密切相关。城市群是一个包含多个行政区的经济区,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市群空间内的合理流动和均衡配置以及地区间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的构建是实现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而行政分权改革引发的地区间的政策壁垒阻碍了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市群空间内的合理流动,财政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开展无序竞争的能力与强烈动机,不利于地区间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的构建。同时,由于纵向政府间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配置的不合理和城市群内部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的不均衡所引发的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使得城市群内部的人口和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格局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衡,进而制约了城市群协调发展格局的形成。此外,伴随行政分权改革和财政分权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统筹力度也随之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弱化,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伴随我国经济发展格局由行政区经济向城市群经济的转变,现有的与行政区经济相适应的纵向政府间的事权配置与财权划分格局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城市群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而制约了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如何选择有效的城市群治理模式来破除地区间的政策壁垒并弱化各地方政府开展恶性竞争的能力与动机,不断提升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而构建起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运行格局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城市群治理和城市群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和城市群上级政府是城市群治理体系中的核心治理主体,城市群协调发展格局的形成需要依靠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和城市群上级政府的共同推动。目前,我国城市群治理所采用的主要治理模式是以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而对于以城市群上级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治理模式的探究相对较少。由于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参与府际协作治理的意愿和动机不尽一致以及部分地方政府在府际协作中可能会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策略,致使府际协作治理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成效的发挥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为此,我们在不断提升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水平的同时,也要注重探寻和运用以城市群上级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治理模式,通过推动以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模式和以城市群上级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治理模式的有机结合,进而实现构建双重治理机制来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目的。区域治理是一项由多元治理主体参与的治理活动,区域内部的各地方政府和区域上级政府是区域治理体系中的核心治理主体。在当前我国区域治理的实践中,因纵向政府间事权配置的不合理所引发的与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治理权限运行的碎片化以及因纵向政府间财权划分的不尽合理所引发的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竞争关系,是阻碍我国区域治理难题化解和区域发展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整合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区域治理难题的化解和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需要依靠区域内部的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密切协作,也需要由区域上级政府对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与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事权和财权进行必要的整合,以此来弱化区域内部碎片化的事权和财权运行格局给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带来的阻碍,进而更好地推动区域治理水平的提升和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为此,本文在学界现有整合治理模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了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概念,并尝试从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视角来化解城市群协调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不断提升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水平。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是一种由区域上级政府对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与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事权和财权进行适度的整合,不断强化区域上级政府在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上的统筹与协调能力,以此来改变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的决策动机和行为策略,不断提升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区域上级政府与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之间决策和行为上的协同性,进而实现特定治理目标的区域治理模式。作为一种由区域上级政府主导实施的区域治理模式,纵向府际整合治理可以为我国的城市群特别是市场机制发育不太成熟、各地方政府参与府际协作治理的意愿相对较弱的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提供一个较为可行的治理路径。将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应用于城市群治理中,由城市群上级政府对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与城市群协调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事权和财权进行适度的整合,不断强化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统筹与协调能力,有助于弱化各地方政府制造政策壁垒和开展无序竞争的能力与动机,不断提升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以此来引导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市群空间内的合理流动和均衡配置,不断提升地区间的产业分工与协作水平,进而实现城市群协调发展的目标。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是运用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来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两大基本路径。其中,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是由城市群上级政府对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与城市群协调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事权进行适度的整合,不断强化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事权,以此来弱化各地方政府制造政策壁垒和开展恶性竞争的能力,不断提升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而构建起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地方政府事权运行格局的整合治理举措。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手段包括城市群地方政府规划权限整合、城市群内部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管理权限整合、城市群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权限整合、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整合等。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是由城市群上级政府对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部分财税政策制定权限和财税收入分配权限进行适度的整合,以此来弱化各地方政府制造政策壁垒和开展恶性竞争的动机,不断缩小各地区财力上的差距,进而构建起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地方政府财权运行格局的整合治理举措。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手段包括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政策制定权限整合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收入分配权限整合等。由于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是由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我国现有的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格局下推动实施的,现有的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格局会对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行成效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行必然会对地方政府之间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产生一定的冲击,因而府际争议的出现可能难以避免。为此,需要通过不断变革和优化我国纵向政府间的职责划分格局、构建规范化的城市群府际争议解决机制并将城市群作为地方政府部分类型政绩考核的基本单位等手段来推动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同时,作为一种由城市群上级政府主导实施的城市群治理模式,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在应用的过程中,城市群上级政府对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的部分事权和财权整合的力度要适度,整合的时机要适当,要注意保护好各地方政府参与城市群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且要注意将以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和以城市群上级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进行有机的结合,以此来构建起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双重治理机制,进而为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张焱[4]（2020）在《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 ——基于企业、民众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经济运行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更是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重要物质保证。能源的短缺是社会动荡的开始,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接连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石油输出组织（简称“欧佩克”）因不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中东政策,对西方国家采取石油禁运的措施,这导致了石油的价格从几美元一桶迅速提高到30多美元一桶。进而导致缺油国家的工业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出现了因为石油短缺而导致经济衰退的现象。中国是少油国家,经济发展所需石油基本依靠国外进口,在石油主导权被中东以及西方国家掌控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犹如悬着一把利剑。中国煤炭资源丰富,正是由于资源禀赋的限制,煤炭是中国主要的消费能源,但随着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煤炭消耗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日益突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经跃居世界首位。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的矛盾问题,并将该问题定位为中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在经济发展、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多重压力之下,中国发展绿色能源势在必行。本文以中国绿色能源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由九个章节组成,每个章节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在此基础上概括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并提出了研究框架,最后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第二章:首先对绿色能源和产业政策两个关键词的内涵和概念进行了总结,并阐述了绿色能源与产业政策的关系。然后对本文的理论基础做了介绍,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市场失灵理论、产业管制理论与产业组织理论。其次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文献综述:一是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综述;二是绿色能源企业发展研究综述;三是民众对绿色能源支付意愿的研究;四是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第三章:本章阐述了以水能、风能、太阳能和核能为代表的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现状,梳理了中国近年来发布的所有与绿色能源产业相关的政策文本,然后从文本数量、颁发部门等方面对政策文本进行了统计,最后从财政政策、税收优惠政策、价格补贴政策三个方面对所有的政策进行了归类分析。第四章:本章对美国、德国、日本三个发达国家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现状以及支持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进行了梳理。经过梳理与比较后发现,为推动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发达国家通常采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技术与研发激励等政策工具。最后阐述了国外绿色能源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启示。第五章:本章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了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成长的动力机制,同时提出了促进绿色能源产业成长的动力因素。然后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导向和市场导向两个方面对绿色能源产业的成长路径进行了分析。第六章:本章首先在第五章的基础上阐述了绿色能源企业的成长路径,然后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绿色能源企业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七章:本章通过“民众能源问题政策倾向调查”的数据研究发现,中国民众对绿色能源的支持度较高,对电价问题比较关心。大多数民众的社会责任感也比较强,为了保护环境,降低环境污染,宁愿多承担部分用电成本也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发展。除此之外,本章通过实证还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民众对绿色能源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人口统计学特征、教育水平及能源知识、环境意识。第八章:本文通过时间序列模型先来测定中国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库兹涅茨曲线,对二者之间的发展趋势进行判断。然后加入城镇化、产业结构等因素通过构建ECM模型对我国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做出进一步分析。第九章:本章首先对全文进行了概括总结,得出了五个结论。然后从完善绿色能源产业财税政策、改进绿色能源定价制度、加强绿色能源产业研发、强化政府与民众之间联系四个方面进行政策建议。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的特征是宏观规划类文本过多,微观执行类文本过少;税收优惠政策数量过少。（2）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对企业效益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企业投资、研发支持与劳动力投入对企业效益呈正向的影响关系。通过企业经营类别异质性分析发现,财政补贴对太阳能企业呈正向影响,而对风能企业影响作用不明显;企业融资对风能企业呈正向影响,而对太阳能企业影响作用不明显。（3）中国民众对绿色能源的支持度较高,对电价问题比较关心。大多数民众的社会责任感也比较强,为了保护环境,降低环境污染,宁愿多承担部分用电成本也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发展。（4）人口统计学特征、教育水平及能源知识、环境意识等因素对民众支付意愿的影响随着能源类型的不同而产生了差异性。对于可再生能源来讲,女性支持的概率较高,而对于核能则男性支持概率更高;年龄对两种能源的影响作用一致,随着民众年龄的上升,民众支持绿色能源的概率是下降的;收入因素对于两种能源的影响结果也是一致的,随着收入的提高,民众对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支持概率都会上升;受教育程度与能源知识均对民众可再生能源的支付意愿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受教育程度因素对核能支付意愿的影响并不显着;拥有环保意识会提高民众对可再生能源的支付意愿,而对于核能来说这一因素的影响并不显着。（5）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向右上倾斜的“N”字型,且没有拐点,表明绿色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会像煤炭能源会出现“增长极限”的问题。加入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进一步分析后得出绿色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城镇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双向影响关系,即绿色能源的消费量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提高,国家经济发展总量的扩大和发展质量的提升都会促进绿色能源的发展;绿色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但在短期内影响力度较小,在长期内影响力度逐渐增大。本文创新点有三:（1）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在宏观、企业微观与民众个体微观三个层面对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进行了分析。（2）数据开发的创新。本文中民众对绿色能源支付意愿的个体微观数据是通过问卷调查的途径来获得的,这具有独一无二性。在对数据进行整理之后,首先针对民众对绿色能源政策的态度倾向、民众对绿色能源的偏好等问题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并形成了一个有关能源公共政策的调查报告。其次,使用probit计量模型,对影响民众对绿色能源支付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3）对绿色能源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创新性论证。本文通过时间序列模型对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后得出,绿色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会像煤炭能源会出现“增长极限”的问题,绿色能源消费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可持续的。
陈瑾[5]（2020）在《税收制度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动态 ——基于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的视角》文中指出出口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其稳定增长对于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而企业出口的动态转换,则对于中国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可或缺。长期以来,为了保障国家出口的稳定增长及出口企业动态有效配置资源,我国政府通过各种税收政策对其作了大力支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关于这些税收政策究竟如何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出口的稳定增长的动态调整,相关研究却很少。对这些税收政策对中国企业出口增长和动态调整进行研究,无论是对我国税收体制改革、税收政策制定还是对出口政策制定,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长期以来国际贸易文献对于财政与贸易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出口退税和出口补贴,较少研究其他税收政策对贸易的影响。因此,对其它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一国贸易特别是一国企业的出口行为,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论文以中国税收收入中占比最大的两个税种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例,考察这两类税收政策的变动如何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动态调整。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企业增值税还是企业所得税的削减,都将影响企业出口动态调整。具体而言,本文发现:（1）企业增值税的削减,将降低出口市场企业进入和退出的比率,同时对出口市场净进入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2）无论是企业增值税还是企业所得税削减,都将降低企业出口生存风险、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3）企业所得税削减,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产品向核心产品和高技术产品转换;（4）无论是企业增值税还是企业所得税削减,都提升了行业资源配置的效率;（5）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削减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表明这两类税收政策改革达到了其改革的宗旨目标,且符合经济原则。本论文由10个章节构成。第1章-第10章的主要内容及其学术贡献总结如下。第1章对税收与贸易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介绍,界定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范围,并对本论文的基本结构、创新点和学术贡献做了介绍。第2章大致介绍中国财税体系改革历程,重点总结了中国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历程、内容及实际的减税效果。第3章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中经典的Melitz模型基础上纳入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构建了考察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启发式模型,并在Melitz模型的基础上纳入企业所得税,构建了考察企业所得税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基本模型,进一步在特定参数假定下,对模型做了模拟,考察了企业所得税变化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第4-6章分别从行业中出口市场进入和退出率角度、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和企业-产品出口持续时间角度对企业增值税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动态进行研究。由于企业进入退出出口市场反映了资源在出口和非出口企业之间的配置,第4章从行业中出口市场进入和退出率角度,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以2004年中国东北三省增值税改革事件作为政策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企业增值税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2004年增值税转型试点政策显着地降低了行业平均出口进入率和行业平均出口退出率,但对行业平均净出口进入率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即增值税改革有效促进了行业平均净出口进入率上升,从而提升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增值税转型试点政策通过促进研发创新、增强行业集中而降低了企业出口退出、抑制了出口进入,使得行业平均出口进入率和出口退出率均下降。这些结果意味着,以增值税为典型的减税政策会显着影响企业出口动态,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第4章可能是第一个就中国增值税改革对企业进入退出出口市场的影响进行考察的文章。从研究内容上看,相比于之前的研究,本章在基准结果的基础上考虑了更多的同期政策冲击、采用了多种估计方法以增强基准结果的稳健性。从影响渠道上看,本章不仅量化分析了增值税改革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还提出并检验了增值税改革影响行业平均出口进入率和出口退出率的两个渠道。本章的研究结果表明以增值税改革为典型的减税政策不仅对国内企业有效,对于改善出口企业的生存环境同样具有显着的作用。第5章从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角度,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以2004年增值税转型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试验,使用双重差分cloglog模型考察了企业增值税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增值税改革显着降低了企业出口风险,有效提升了企业出口持续时间。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增值税改革通过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提升企业绩效进而降低企业出口退出风险,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这些结果意味着,企业增值税的削减有助于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稳定企业出口,进而稳定国家的出口增长。第6章从企业-HS8位数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角度,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匹配数据,结合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以及CEPII的双边引力数据,以2004年增值税转型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试验,使用双重差分cloglog模型考察了企业增值税削减对企业-HS8位数产品出口动态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增值税改革显着降低了企业-HS8位数产品的出口风险,有效提升了企业-HS8位数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增值税改革通过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提升企业绩效进而降低了企业-HS8位数产品的出口退出风险,延长了企业-HS8位数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第5和第6章的学术贡献在于:从研究视角上讲,这两章内容有可能是国内外首篇从税收角度考察增值税改革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和企业-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影响的文献,现有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影响因素的研究众多,却鲜有研究涉及税收的影响。从研究方法上讲,这两章内容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政策效果,再利用生存分析法进行实证估计,不仅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内生性问题,更能有效地估计企业生存时间,使得估计结果更加准确。从研究结果上讲,这两章内容的实证结果证实了增值税改革对企业以及企业-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的促进作用,表明税收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对于调节企业行为、稳定出口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这两章的研究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第7章从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角度,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以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政策作为准自然试验,使用双重差分cloglog模型考察了企业所得税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企业所得税改革显着降低了企业出口风险,有效提升了企业出口持续时间。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企业所得税改革通过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两个渠道进而降低企业出口退出风险、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这些结果意味着,类似于企业增值税改革,企业所得税改革带来的企业所得税削减,也有助于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稳定企业出口,进而稳定国家的出口增长。第8章从企业-HS8位数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角度,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匹配数据,结合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以及CEPII的双边引力数据,以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政策作为准自然试验,使用双重差分cloglog模型考察了企业所得税改革带来的企业所得税削减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企业所得税改革显着降低了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风险,提升了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企业所得税改革通过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进而降低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退出风险,延长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第7和第8章关于企业所得税如何影响企业和企业-产品-目的国的出口持续时间的研究结果,具有如下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第一,这两章内容可能是关于企业所得税对企业和企业-产品-目的国的出口持续时间影响研究的首篇文献。税收与贸易的关系是国际贸易中的重要研究主题。然而,文献中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出口退税即对出口企业国内增值税退还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绩效这一问题,很少考察企业所得税变动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绩效,对企业所得税如何影响企业出口稳定性或长期出口竞争力的研究更少。本章的研究丰富了税收与贸易的研究文献,同时也为出口持续时间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第二,这两章得到了关于企业所得税影响企业和企业-产品-目的国的出口持续时间的丰富结果,这些结果论证了2008年的企业所得税改革能够较好地实现改革的目标。具体而言,即企业所得税改革造成的公平税负环境,可以很好地促进地区平衡发展、促进内资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出口竞争力（出口持续时间）的增长。这就为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的“行业优先、区域为辅”的原则的合理性和绩效提供了一个实证支撑,对国家企业所得税的进一步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第9章从企业出口产品转换角度,利用2008年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这一政策冲击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年度普查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结合“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动态调整的影响。本章关注的企业出口产品调整主要包括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出口产品集中度、出口核心产品份额、出口高技术产品份额。本章的研究结果表明,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扩大了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增加了企业出口产品集中度、提高了企业出口核心产品份额和出口高技术产品份额。并且,这种影响具有地区、贸易方式、行业、企业规模异质性。本章还检验了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产品调整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增加企业固定资产积累这两个渠道实现的。第9章的研究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贡献。在研究视角上,本章是第一篇考察企业所得税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动态调整的文献,丰富了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和产品动态调整的相关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本章利用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规避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研究内容上,本章系统全面地分析了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出口产品集中度、出口核心产品以及出口高技术产品的影响,并且还考察了地区、贸易方式、行业、企业规模而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在影响机制上,本章研究发现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产品调整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增加企业固定资产积累这两个渠道实现的。第10章对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果作了总结,并阐述了其对出口稳定增长政策以及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的政策含义。总体上,本论文有三个方面的贡献。第一,本文给出了考察企业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启发式模型,并进一步在经典的Melitz异质企业贸易一般均衡下纳入企业所得税,给出了分析企业所得税对企业贸易行为和国家福利的一般模型,并在特定参数下,模拟分析了一国减税和两国竞争性减税对企业贸易行为和国家福利的影响。这一模型也可以很容易纳入企业增值税和拓展到动态情形。第二,本文以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例,从出口进入退出动态、出口持续时间和出口产品调整动态三个方面考察了税收制度改革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机理、影响渠道和影响程度,从而丰富了财政与贸易的文献。目前国内外关于财政与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出口退税或者出口补贴方面,对税收制度与贸易的研究较少,即使最近出现了少量关于企业所得税或增值税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研究,也只是从企业静态出口行为角度进行研究。本文则从动态角度考察税收制度对企业进入退出出口市场的影响,得到了一系列结论,而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因此,本文的研究是对财政与贸易文献的重要补充,对推进财政与国际贸易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第三,本文的研究为国家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继续深化改革甚至是其它税收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持,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撑。本文得到了一系列关于企业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对企业进入退出出口市场、企业出口持续时间、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企业出口产品动态调整的结论,本文发现:（1）企业增值税削减降低了企业进入退出出口市场比率,增加了企业在出口市场的净进入率,提高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2）无论是企业增值税还是企业所得税都降低了企业出口生存风险,延长了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特别是企业所得税还延长了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3）企业所得税削减,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产品向核心产品转换,同时向高技术产品转换;（4）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削减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表明这两类税收政策改革达到了其改革的宗旨目标,且符合经济原则。本文还从区域、行业、出口产品和出口目的国异质性角度对这些结论做了延展和深化。这一系列结论,在文献中尚未见到。因此,本文的研究评估了国家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改革实施的经济效应及其作用渠道,论证了两种税制改革实现了其宗旨和目标及其经济合理性,从而为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继续深化改革甚至是其它税收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
刘志永[6]（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江勇[7]（2020）在《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地热产业发展财税政策模拟与选择》文中认为地热能是一种绿色低碳、可循环利用的清洁能源,包括浅层地热、水热型地热和干热岩。根据《中国地热资源调查报告》,中国大陆336个地级以上城市浅层地热能资源年可采量折合标准煤7亿吨,中国大陆水热型地热资源年可采量折合标准煤19亿吨,中国大陆干热岩资源初步估算资源量折合标准煤856万亿吨,可见,我国地热资源丰富。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地热产业已初步具有商业价值,具备战略性替代能源的属性。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初始投资高、不确定性大,政策支撑力度不足,抑制了地热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基于此,本文重点围绕浅层地热资源和水热型地热资源,针对地热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开展研究,以更好地促进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本研究取得的创新性成果主要包括:（1）以系统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地热产业发展财税政策研究的理论框架。以系统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公共政策理论为基础,分析地热产业发展系统结构、系统机制、系统目标,阐述地热产业发展政策依据和特点,提出了本文的理论框架,为更全面、更深入地刻画社会经济、能源环境、地热产业、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指导,克服了前人文献中地热产业研究主要针对单因素或部分因素影响的局限性。（2）基于地热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复杂系统关系分析,构建了地热产业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为深入挖掘地热产业、社会经济、能源环境、政策影响等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提供了手段。通过地热产业发展的运行机理分析,构建了地热产业发展的系统动力学定量化模型总体结构和社会、经济、能源、环境、地热和政策子系统,使得分析更深入和严密。（3）从政策理论需求和实践需求两个维度设计地热产业不同政策组合,克服了以往研究中就问题谈问题,或就地热产业发展中某一项政策开展研究,导致地热产业发展政策研究系统性不强,科学性不充分的问题。本文从政策理论需求角度,分析了地热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政策工具和政策强度,从纵（政策强度）横（政策工具）两个方向分别作了政策需求分析;从政策的实践需求角度则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了现有单一政策和政策组合对地热技术水平、地热产业投资意愿等方面的效果,明确了现有政策的不足和问题。在此基础上,借鉴国外地热政策经验,对地热产业政策进行设计,克服前人研究中的局限性。（4）依据上述所设计政策方法,分别从全国层面和典型区域层面开展了政策效果模拟,根据能源、环境、经济多目标协调程度,综合考虑资源效应、减排效应和政府可支付能力,提出了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的财税政策组合建议。
刘芸华[8]（2020）在《中国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重点产业政策一直是各国政府提升生产效率、加快产业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政策工具（OECD,1975）。而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实施重点产业政策也是其在短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并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普遍做法。重点产业政策将为特定产业带来显着的政策优势,进而导致特定产业与其他产业在发展环境、资源要素等方面出现结构化差异,而这种差异又将反作用于企业的经营决策。其中,最为直观的表现在于,特定产业中的企业既可以受益于土地租用、专项补助、税费减免等优惠,还可以受益于选择性产业政策所带来的向好预期,得到市场资源要素的青睐。加入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来,中国企业国际化经历了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但是,近年来,各国经济复苏放缓,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为中国跨国企业的发展带了巨大不确定性。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也处于“一带一路”合作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实阶段,在这一重要背景下,厘清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在梳理文献时发现,现有关于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的研究视角较为单一,要么基于国际化程度视角探讨制度环境的作用、要么从企业国际化动态发展视角考察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效应。鲜有文献从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经营绩效、进入国际市场的状态以及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等视角全面系统地探讨产业政策的作用机制。因此,本文从企业国际化程度视角出发,通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就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等企业国际化程度进行考察,厘清产业政策对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进入、退出和存活,以及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等影响效应。通过系统全面地探讨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效应,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丰富了已有的相关研究,还为政府和企业经营者提供了更加详细地指导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具体地,本文根据“特征事实-理论分析-实证检验-政策建议”的思路,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首先,基于我国产业政策和企业国际化的特征事实可以发现:（1）产业政策往往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政府手段干预经济运行,从而影响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发展。（2）从我国产业政策整理结果来看,重点产业较为集中。省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五年规划中提及的重点产业重合度较高,但是不同省份选择重点支柱产业时,也会考虑本省的产业优势与经济发展情况。（3）从我国企业国际化程度来看,企业国际化深度从金融危机保持平稳趋势,我国企业国际化广度呈现明显的波动上升趋势。（4）“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我国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具有明显的渐进性特征。并且国际化企业个数和重点产业政策个数基本呈现显着的平行趋势,在一定程度表明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可能呈现正相关关系。通过特征事实分析,可以看出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可能具有重要影响。其次,基于特征事实描述,本文进行以下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第一,本文以2001-2015年中国国际化企业数据为样本,在制度基础观和资源基础观的理论框架分析中,提出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假设,并通过面板Tobit模型考察我国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绩效这一静态维度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1）产业政策显着提高了企业国际化深度,但对企业国际化广度没有显着影响。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2）从作用机制来看,产业政策实施背景下单一政策工具对于企业国际化程度无显着影响。（3）产业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因地制宜”特征,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更显着。（4）从不同所有制企业看,产业政策仅对国有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显着为正。（5）从地区异质性看,产业政策能显着提高东部地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收入,但对东部地区企业的海外扩张没有影响。产业政策对中部地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收入没有显着影响,但对中部地区企业的海外扩张有显着的抑制作用。而对于西部地区,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深度和广度均没有显着影响。第二,本文基于国际化企业国际化动态数据,以生产折衷理论、跳板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等为理论基础,分别考察我国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进入、退出、存活等动态维度的影响,并从企业类型、所在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1）总体上看,产业政策对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没有影响。从三类产业政策类看,地方主导的产业政策能够促进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而带有中央色彩的产业政策会抑制企业进入国际市场。（2）产业政策整体上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没有影响,而“中央提及,同时地方未提及”重点产业政策会抑制国有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此外,整体上产业政策会促进对民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并且地方主导的产业政策能够促进民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而带有中央色彩的产业政策会抑制民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3）总体上看,产业政策对企业退出国际市场没有影响。但重点产业政策对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退出国际市场表现显着的抑制作用,对非国有企业和非东部地区企业退出国际市场没有影响。（4）产业政策能显着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存活时间。但产业政策仅对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生存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第三,在异质性企业理论、内部化理论和渐进国际化理论等理论基础上,本文根据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继续分析,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进一步细分为出口进入、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进入和转型进入（从出口转向OFDI）三种维度,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论如下:（1）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做出出口进入国际市场决策的可能性,并且当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战略上保持一致时,才能显着促进企业出口的可能性。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战略上不一致时,会导致企业出口概率的下降。（2）产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出口-生产率悖论”现象,对于生产率低的企业,产业政策可以支持其出口,而不是在国内市场生产经营。（3）产业政策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而言,对民营企业出口的推动作用最大。对不同地区企业而言,产业政策对中部地区企业出口决策的推动作用最大。（4）在产业政策的支持下,企业容易克服东道国不确定性风险,从而提高了企业以OFDI进入国际市场的可能性。（5）对于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而言,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产业政策的支持下更可能以OFDI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从不同地区来看,产业政策显着促进了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企业以OFDI形式进入国际市场的可能性,显着抑制了中部地区企业以OFDI进入的可能性。（6）产业政策对企业向OFDI转型决策将会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但影响力随着企业出口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减小。从不同所有制企业来看,产业政策对国有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由出口向OFDI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大。从不同地区来看,产业政策显着促进了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由出口向OFDI转型,显着抑制了中部地区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由出口向OFDI转型。最后,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对于政府而言,（1）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应谨慎使用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更大程度发挥市场作用;（2）政府应依据企业间差异有针对性地制定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国际化,尤其是针对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地区企业;（3）激发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合力”,提高产业政策的整体驱动作用。对于企业而言,（4）企业国际化在响应国家政策的同时应遵循渐进式市场进入的规律;（5）出口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企业应依据产业政策向OFDI理性转型。
田玉川[9]（2020）在《内蒙古海拉尔地区煤层气开发先导性试验及技术经济评价》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进口原油比例逐年攀升,优质清洁能源缺口愈来愈大。为了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能源安全战略,建立稳定的清洁能源供给迫在眉睫。内蒙古地区煤层气资源丰富,如何客观评价煤层气资源赋存状况、开展煤层气富集区资源勘探和开发利用的综合评价,是促进煤层气勘探开发利用快速突破的关键问题。本文以内蒙古煤层气资源调查评价为基础,通过综合分析区域煤层气资源潜力及其赋存特征,优化煤层气地质选区评价技术体系,结合区域特点优选目标区域,开展煤层气开发利用先导性试验,在此基础上,通过海拉尔地区民用、发电、动力燃料和化工能源市场需求综合研究区域能源消费结构及其变化规律,并对煤层气勘探开发的前景进行了初步预测,针对影响煤层气行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取得了以下主要成果和认识:1.内蒙古地区煤层气资源丰富,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盆地（北缘）、二连盆地群和海拉尔盆地群,但整体勘查程度较低;其中海拉尔地区主要分布于牙克石—五九煤田、大西山煤田、呼伦湖凹陷和呼和湖凹陷。2.根据内蒙古地区煤炭及煤层气地质勘查成果,首次开展研究区低煤阶煤层气地质选区评价研究,优选出适用于海拉尔地区低煤阶煤层气选区评价技术体系,为内蒙古全区低煤阶煤层气选区评价标准技术体系的制定提供指导。3.通过优化地质选区评价技术体系,优选出内蒙古海拉尔地区牙克石—五九煤田作为煤层气开发利用先导性试验基地,研制出无固相环保型钻井液,并得到成功应用,为内蒙古地区低煤阶煤层气大规模勘探开发利用奠定基础。4.内蒙古海拉尔地区煤层气等清洁能源需求量逐年攀升,供应主要是以长距离运输为主,市场价格常年居高不下,煤层气勘探开发前景广阔。5.根据行业管理体制、政策支持力度和税收补贴等影响因素,研究提出煤层气示范区建设,为内蒙古东部地区实现分布式供气提有力支撑,为进一步推动绿色清洁能源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本文研究成果对促进内蒙古海拉尔地区乃至内蒙古全区开展低煤阶煤层气勘探开发利用,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曾维新[10]（2019）在《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研究》文中提出网络文化产业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新兴产业,并日益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大部分国家对该产业采取扶持政策。目前中国网络文化产业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以网络游戏、网络视频、网络音乐、网络动漫、网络新闻媒体等为代表的新型业态已初具规模,并逐渐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及消费群体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支持。近几年国家先后出台了众多涉及该产业的重要政策,从明确该产业的重要地位到文化产业统计范围变化以及各种财政、税收、金融扶持补助政策不一而足。这些财税金融扶持政策提供的各种政府资源最终落实到企业层面都归入了政府补助范畴。然而对于政府是否应当介入和扶持网络文化产业发展尚存争议,有关网络文化产业的相关扶持政策情况如何,因扶持政策形成的巨额补助是如何落实到网络文化企业层面,补助是否实现了政府部门既定目标,这些问题都亟待深入探讨。因此研究我国网络文化产业的政府补助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发现:一是当前国内外对网络文化产业并无权威统一的界定,众多学者或部门将其称之为数字创意产业、数字文化产业、数字内容产业、互联网文化产业等;二是现有对政府补助的研究大都聚焦于战略新兴产业、信息技术产业等,鲜有以网络文化产业为对象的研究;三是对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的研究主要以定性为主,较少以定量方法来研究政府补助的绩效;四是在考察政府补助对企业的影响时,大都只考察总体补助的作用,较少考察不同类型补助的效果差异,且对政府补助类型的研究仍有细化的空间。基于此,本文依据“要不要-怎么样-行不行”的逻辑,聚焦中国网络文化产业,研究其政府补助问题。“要不要”是解决政府是否有必要对网络文化产业进行补助,这就需要对网络文化产业的特性及在中国国情下的现实必要性开展研究。“怎么样”是解决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的现状如何,这就需要梳理中国现有的关于网络文化产业的相关政策和研究当前中国网络文化企业获取政府补助所呈现的总体特征和内容特征。“行不行”则要解决政府补助是否有效,即绩效评价问题,这就需要验证政府补助（包括总体补助和不同细分类型补助）对网络文化企业的经营绩效、创新和社会责任方面是否起到积极作用。最终目的在于为政府通过补助扶持网络文化产业提供依据,并帮助其更好的制定和修正补助政策,实现补助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网络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本文的研究工作可概括为以下三部分:第一部分研究政府通过补助扶持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必要性。本文采用归纳演绎法在明确和完善网络文化产业概念及系统研究网络文化产业各种特性的基础上,先是从市场失灵、产业竞争力理论和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出发论述政府扶持该产业的理论依据;然后在介绍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新兴业态发展现状及其原因之后,从中国经济转轨及文化体制改革角度探讨政府通过补助扶持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必要性。同时尝试明确政府在网络文化产业发展中应扮演的角色。第二部分全面剖析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的现状。一是依据重要政策出台或技术进步的关键节点将中国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并详细梳理各阶段的政府政策,总结政策演进情况以及特点和问题。二是依据筛选的179家网络文化上市公司（其中核心领域132家,相关领域47家）年报中披露的政府补助金额数据剖析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的特征,包括总体政府补助和不同类型补助（财政拨款、政府奖励和税收优惠）在所有制、细分行业和区域等方面呈现出的分布特征;并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one-way ANOVA）和LSD多重比较法（Least-Significant Difference）验证所有制性质、细分行业和区域因素是否是影响网络文化企业获取政府补助的因素。三是对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的内容结构进行分析。基于补助的目的和具体指向性,将样本企业补助明细科目归类整理分为七大内容板块,通过统计分析揭示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的内容结构特征。第三部分检验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的有效性。本文搭建了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有效性的综合评价框架,利用179家网络文化样本企业2013-2017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政府补助对网络文化企业经营绩效（财务绩效和市场价值）、创新和增加就业三方面的影响。不仅考察总体政府补助,还考察财政拨款、政府奖励和税收优惠三种细分类型补助对网络文化企业的影响。在整个实证研究中还考虑了所有制因素和细分行业因素对政府补助与网络文化企业各种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调节作用。此外还检验了研发投入在政府补助与网络文化企业创新之间是否起到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可归纳为:第一,网络文化产业是一个不断变化和演进的动态概念。通过梳理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及学者繁杂众多的概念中可知,从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内容产业到数字文化产业、数字创意产业、数字内容产业再到互联网文化产业、网络文化产业,这些概念的出现是文化产业和不同时段的技术融合发展产生的必然结果。随着科技进步,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网络文化产业的定义还会不断演进。第二,中国扶持网络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理论依据和现实需求。网络文化产业具有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三重属性,同时表现出强大的产业融合和技术关联性等特征,这些特征让其具备了其他产业没有的优势。市场失灵理论（外部性、公共产品、信号传递理论）、产业竞争力理论及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为政府介入网络文化产业提供了理论基石。同时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缓解中小科技型网络文化企业融资困境的现实情况也需政府扶持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本文还明确政府的角色应定位为公共网络文化产品的监管者和提供者,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引导者和调控者,网络文化市场秩序的建设者和维护者。第三,中国网络文化产业补助政策不断完善但仍需优化。我国网络文化产业从萌芽发展至今可划分为六个阶段,管理和补助扶持政策经历了从无到有,并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现有补助政策呈现出规制监管的专门性和政府补助的一般性,推动传统文化产业网络化转型补助政策多过扶持新兴网络文化产业补助政策等特征。同时补助政策也存在不够具体,相对被动和滞后需求等问题。虽然我国已形成了包含财政资金、专项基金、税收减免、政府采购、贷款贴息、保费补贴、项目补贴和政府奖励等在内的多种手段的综合补助政策体系,但尚未建立对各种政策和措施的效果和绩效进行评价的机制。第四,中国网络文化产业补助具有普惠性并且特征复杂。我国网络文化产业上市公司2013-2017年政府补助覆盖率在95%以上,说明补助对于网络文化上市公司是“普惠”政策,而非“特惠”政策。财政拨款是我国网络文化上市公司政府补助最主要的形式,其次为税收优惠;政府奖励呈现出“奖励名目较多,奖励金额不高”的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网络文化企业、相关领域企业和东部地区的网络文化企业相较于非国有、核心领域和中西部地区的网络文化企业在获取补助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和LSD多重比较法研究发现,网络文化企业在获取政府补助上存在显着的所有制和细分行业差异,而地区差异并没有统计上的显着性。第五,技术创新类补助是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的主要内容。中国政府对网络文化产业的补助大部分都投向了技术和创新方面,这符合网络文化产业与技术高度关联的特征。其次为产业专项补助和项目专项补助,投融资补助、涉外补助、人才和就业补助、无形资产补助四块内容的政府补助金额占比较少。第六,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在网络文化企业经营绩效方面,政府补助的影响较为复杂,其中对企业市场价值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对企业财务绩效并无显着影响;在网络文化企业创新和社会责任（就业）方面,政府补助均有积极正向促进作用;（2）不同类型补助对网络文化企业的影响存在差异,财政拨款对网络文化企业的市场价值、创新和增加就业方面均有显着正向促进作用,税收优惠对其网络文化企业的市场价值和增加就业方面均有显着正向促进作用,政府奖励对网络文化企业创新有负向影响;（3）所有制因素并没有对政府补助与网络文化企业的经营绩效、创新和就业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4）细分行业是影响政府补助和网络文化企业创新、就业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以生产网络文化设备为主的相关领域相较于以网络内容生产为主的核心领域而言,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和增加就业的影响更加显着;（5）研发投入（RD）在政府补助与网络文化企业创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政府补助对网络文化企业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有6.63%是通过企业研发投入来实现的。鉴于以上主要发现和研究结论,本文就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提出如下优化建议:一是要建立专门的网络文化产业管理体制和补助体系;二是明确财政拨款、政府奖励和税收优惠三类补助各自的特征和效果,依据政策既定目标选择合适的补助类型,确保补助发挥最佳效用;三是破除“所有制惯性”,坚持“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原则,给予国有和民营网络文化企业平等市场地位,公平合理分配补助资源。四是关注网络文化产业内部结构差异,鉴于核心领域企业是网络文化产业的主体最能体现该产业特性,补助可适当向核心领域企业倾斜;五是建立科学有效的网络文化产业补助绩效评价机制,以提高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的利用效率。
二、《山西财税》2001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山西财税》2001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相关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界定 |
| 1.2.2 绿色产业的内涵界定 |
| 1.2.3 绿色产业的特征 |
| 1.2.4 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及绿色产业的关系 |
|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 |
| 1.3.2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 |
| 2.1.1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1.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3 循环经济理论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 2.1.5 产业创新理论 |
| 2.1.6 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理论 |
| 2.1.7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2 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文献综述 |
| 2.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趋势研究 |
| 2.2.2 发展绿色产业与传统产业相互关系的研究 |
| 2.2.3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评价研究 |
| 2.2.4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与区域经济的相关研究 |
| 2.2.5 绿色产业发展与制度创新相关性的研究 |
| 第3章 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与现状 |
| 3.1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 3.1.1 传统产业发展依赖的主要经济学理论 |
| 3.1.2 我国传统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及其依赖性 |
| 3.1.3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 3.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 |
| 3.2.1 环境和资源约束迫使发展绿色产业 |
| 3.2.2 生产要素供给充分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持 |
| 3.2.3 人类文明发展和绿色消费需求促进了绿色产业发展 |
| 3.2.4 国家竞争力提升需要发展绿色产业 |
| 3.3 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现状 |
| 3.3.1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现状 |
| 3.3.2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
| 第4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 |
| 4.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 |
| 4.1.1 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一个产业组织的视角 |
| 4.1.2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 |
| 4.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 |
| 4.2.1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现状 |
| 4.2.2 当前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的思考与展望 |
| 第5章 国外绿色产业发展的经验及其路径选择启示 |
| 5.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1.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1.2 美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2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2.1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2.2 法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3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3.1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3.2 日本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4 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对我国绿色产业路径选择的启示 |
| 第6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比较研究 |
| 6.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案例分析 |
| 6.1.1 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 6.1.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现状和成效 |
| 6.1.3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路径优势分析 |
| 6.2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的案例分析 |
| 6.2.1 发展光伏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 6.2.2 我国光伏产业发展的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 |
| 6.2.3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历程的路径劣势分析 |
| 6.3 案例比较与启示 |
| 第7章 中国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与路径选择研究 |
| 7.1 我国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 |
| 7.1.1 模型选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
| 7.1.2 实证结果分析 |
| 7.2 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7.2.1 理论假设 |
| 7.2.2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
| 7.2.3 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 |
| 7.2.4 假设检验 |
| 7.2.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的理论分析 |
| 7.3.1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绿色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
| 7.3.2 科技创新是绿色产业发展根本路径 |
| 7.3.3 国有资本是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现实路径 |
| 第8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分析 |
| 8.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 |
| 8.1.1 利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1.2 推进科技创新加快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1.3 国有资本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2 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实践障碍的制度分析 |
| 8.2.1 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主要问题 |
| 8.2.2 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制度创新必要性 |
| 第9章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 |
| 9.1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产权制度创新 |
| 9.1.1 绿色产业产权界定的制度创新 |
| 9.1.2 绿色技术产权保护的制度创新 |
| 9.1.3 绿色产业产权交易的制度创新 |
| 9.2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 9.2.1 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 9.2.2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投融资激励机制创新 |
| 9.2.3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绿色税收制度创新 |
| 9.3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非正式制度创新 |
| 9.3.1 绿色文化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9.3.2 企业绿色社会责任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9.3.3 非政府绿色组织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城市群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五、有关核心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纵向府际整合治理:一种区域治理模式 |
| 第一节 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提出的背景 |
| 一、我国区域治理的基本现状 |
| 二、当前我国区域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的提出 |
| 第二节 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的基本内涵和理论基础 |
| 一、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的基本内涵 |
| 二、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行逻辑和运作方式 |
| 一、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行逻辑 |
| 二、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作方式 |
| 第四节 纵向府际整合治理在我国城市群治理中应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一、将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应用于我国城市群治理的必要性 |
| 二、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在我国城市群治理中应用的可行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主要困境 |
| 第一节 城市群和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基本内容 |
| 一、城市群的提出 |
| 二、城市群协调发展 |
| 第二节 我国城市群产生的背景与发展历程 |
| 一、我国城市群产生的背景 |
| 二、我国城市群的发展历程 |
| 第三节 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 |
| 一、不同区域城市群之间的发展差距相对较大 |
| 二、中西部城市群内部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较为突出 |
| 三、城市群产业布局不合理和地区间低水平同质化竞争问题日渐凸显 |
| 四、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不尽完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城市群协调发展困境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困境的生成逻辑 |
| 一、行政分权改革引发的地区间政策壁垒阻碍了人口和要素的合理流动 |
| 二、财政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开展无序竞争的能力与强烈动机 |
| 三、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致使人口和要素空间配置失衡问题加剧 |
| 四、城市群上级政府的统筹力度不足阻碍了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 |
| 第二节 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治理路径选择 |
| 一、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 |
| 二、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 |
| 第三节 运用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实施路径 |
| 一、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 |
| 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构建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事权运行格局 |
| 第一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缘起 |
| 一、城市群内部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 |
| 二、城市群中心城市集聚效应的生成和扩散效应的发挥受阻 |
| 三、城市群区域性公共事务难以得到有效的治理 |
| 四、城市群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通常成为城市群内部的经济洼地 |
| 五、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较低 |
| 第二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基本逻辑和主要手段 |
| 一、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基本逻辑 |
| 二、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主要手段 |
| 第三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规划权限整合 |
| 一、制定跨省域城市群规划法和省域内城市群规划条例 |
| 二、不断增强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权威性、科学性和可适用性 |
| 三、编制和实施城市群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
| 四、编制和实施城市群专项规划 |
| 五、实施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间规划变更承诺制度 |
| 第四节 城市群内部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管理权限整合 |
| 一、统一编制城市群内部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
| 二、在部分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设立城市群协调发展示范区 |
| 第五节 城市群部分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权限整合 |
| 一、城市群部分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权限整合的必要性 |
| 二、城市群部分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权限整合的手段 |
| 第六节 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整合 |
| 一、不断优化城市群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格局 |
| 二、建立和健全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 |
| 三、强化城市群上级政府在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的职责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构建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财权运行格局 |
| 第一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缘起 |
| 一、碎片化的财税管理权限给城市群协调发展带来的阻碍 |
| 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缘起 |
| 第二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基本逻辑和主要手段 |
| 一、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基本逻辑 |
| 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主要手段 |
| 第三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政策制定权限整合 |
| 一、地方政府利用财税政策制定权限进行无序竞争的主要手段 |
| 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政策制定权限整合的主要措施 |
| 第四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收入分配权限整合 |
| 一、建立健全城市群内部地方政府间税收分享制度 |
| 二、由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推动设立城市群协调发展基金 |
| 三、推动实施城市群内部地方政府间横向财政转移支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能力的提升 |
| 第一节 不断变革和优化我国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格局 |
| 一、依据各级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定位来划分各级政府职责 |
| 二、减少纵向政府间共同财政事权数量并规范共同财政事权运行 |
| 三、不断提升我国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的法治化水平 |
| 四、建立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格局动态调整机制 |
| 第二节 构建规范化的城市群府际争议解决机制 |
| 一、谈判 |
| 二、调解 |
| 三、仲裁 |
| 四、诉讼 |
| 第三节 以城市群为单位对地方政府部分类型的政绩进行考核 |
| 一、以城市群为单位对地方政府部分类型的政绩进行考核的必要性 |
| 二、适合以城市群为单位进行考核的地方政府政绩类型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4）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 ——基于企业、民众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绿色能源 |
| 2.1.2 产业政策 |
| 2.1.3 绿色能源与产业政策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2 市场失灵理论 |
| 2.2.3 产业组织理论 |
| 2.2.4 产业规制理论 |
| 2.3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综述 |
| 2.3.2 绿色能源企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2.3.3 民众对绿色能源支付意愿的研究 |
| 2.3.4 绿色能源消费与宏观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现状 |
| 3.1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历程和现状 |
| 3.1.1 中国水能发电产业 |
| 3.1.2 中国核电产业 |
| 3.1.3 中国风电产业 |
| 3.1.4 中国光伏发电产业 |
| 3.2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梳理 |
| 3.3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分析 |
| 3.3.1 财政政策 |
| 3.3.2 税收优惠政策 |
| 3.3.3 电价补贴政策 |
| 3.4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特征 |
| 3.5 本章小结 |
| 4 国外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借鉴 |
| 4.1 美国 |
| 4.1.1 美国绿色能源发展现状 |
| 4.1.2 美国发展绿色能源产业的相关政策 |
| 4.2 日本 |
| 4.2.1 日本绿色能源发展现状 |
| 4.2.2 日本发展绿色能源产业的相关政策 |
| 4.3 德国 |
| 4.3.1 德国绿色能源发展现状 |
| 4.3.2 德国发展绿色能源产业的相关政策 |
| 4.4 国外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对我们的启示 |
| 4.4.1 加强立法工作 |
| 4.4.2 重点运用税收优惠政策 |
| 4.4.3 加大技术研发力度 |
| 4.4.4 有效的财政补贴政策 |
| 4.5 本章小结 |
| 5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动力机制与路径 |
| 5.1 相关概念 |
| 5.1.1 动力机制 |
| 5.1.2 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 |
| 5.2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与成长动力分析 |
| 5.2.1 产业成长与成长动力 |
| 5.2.2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 5.3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的动力因素 |
| 5.3.1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的内部动力 |
| 5.3.2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的外部动力 |
| 5.4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路径 |
| 5.4.1 政府政策的传递过程 |
| 5.4.2 政府导向绿色能源产业成长路径 |
| 5.4.3 市场导向绿色能源产业成长路径 |
| 5.4.4 政府导向与市场导向的协调 |
| 5.5 本章小结 |
| 6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基于企业层面 |
| 6.1 绿色能源企业成长分析框架 |
| 6.2 模型与数据 |
| 6.2.1 面板数据模型 |
| 6.2.2 变量定义 |
| 6.2.3 数据来源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实证结果 |
| 6.3.2 结果分析 |
| 6.3.3 基于实证结果的评价 |
| 6.4 异质性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基于民众层面 |
| 7.1 相关研究回顾 |
| 7.1.1 国外研究 |
| 7.1.2 国内研究 |
| 7.2 调查问卷设计、内容及框架 |
| 7.3 调查问卷基本问题数据整理与分析 |
| 7.4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
| 7.4.1 基本情况 |
| 7.4.2 调查问题 |
| 7.5 中国民众对可再生能源态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 7.5.1 理论基础和假说 |
| 7.5.2 数据及变量描述 |
| 7.5.3 中国民众绿色能源态度影响因素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8 中国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预测 |
| 8.1 理论基础 |
| 8.1.1 经济增长理论 |
| 8.1.2 增长极限理论 |
| 8.1.3 峰值理论 |
| 8.1.4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 8.2 文献研究 |
| 8.3 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库兹涅茨曲线的测定 |
| 8.3.1 指标的选取 |
| 8.3.2 模型的选择 |
| 8.3.3 实证分析 |
| 8.3.4 研究结论 |
| 8.4 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等多因素长期均衡分析 |
| 8.4.1 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 |
| 8.4.2 模型分析 |
| 8.4.3 研究结论 |
| 8.5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完善绿色能源产业财税政策 |
| 9.2.2 改进绿色能源定价制度 |
| 9.2.3 加强绿色能源产业研发 |
| 9.2.4 强化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联系 |
| 9.3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5）税收制度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动态 ——基于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税收、企业贸易行为与贸易福利的相关文献 |
| 1.2.2 企业出口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2.3 企业进入退出的相关文献 |
| 1.2.4 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相关文献 |
| 1.2.5 税收与企业出口产品调整的相关文献 |
| 1.2.6 企业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与企业经济行为的相关文献 |
| 1.2.7 文献综述小结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论文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和论文结构 |
| 1.4 学术贡献 |
| 1.4.1 总体学术贡献 |
| 1.4.2 各章学术贡献 |
| 2.中国企业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政策转型的历程、内容和效果 |
| 2.1 企业增值税改革历程、内容和效果 |
| 2.1.1 企业增值税改革历程和内容 |
| 2.1.2 企业增值税改革的效果(以2004 年增值税改革为例) |
| 2.2 企业所得税改革历程、内容和效果 |
| 2.2.1 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历程和内容 |
| 2.2.2 企业所得税改革的效果 |
| 2.3 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及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的异同 |
| 2.4 小结 |
| 3.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与异质企业贸易行为 |
| 3.1 出口贸易的分解 |
| 3.2 企业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与企业出口行为的启发式模型 |
| 3.3 企业所得税与异质企业贸易一般均衡模型 |
| 3.3.1 包含企业所得税和关税的异质企业模型 |
| 3.3.2 对称两国情形的均衡结果 |
| 3.3.3 非对称两国情形结果 |
| 3.4 结论 |
| 4.增值税改革与行业中企业出口进入与退出动态 |
| 4.1 引言 |
| 4.2 计量模型、指标和数据 |
| 4.2.1 计量模型设定 |
| 4.2.2 数据 |
| 4.2.3 变量指标 |
| 4.3 实证分析结果 |
| 4.3.1 基准估计结果 |
| 4.3.2 DID识别假设检验 |
| 4.3.3 稳健性检验 |
| 4.3.4 异质性分析 |
| 4.3.5 内生性问题 |
| 4.3.6 进一步分析 |
| 4.4 机制检验 |
| 4.4.1 影响机制一:增值税转型有助于企业进行研发创新 |
| 4.4.2 影响机制二:增值税改革提高行业的市场集中度 |
| 4.5 结论 |
| 5.增值税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持续时间 |
| 5.1 引言 |
| 5.2 数据和描述性统计 |
| 5.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5.2.2 企业出口生存函数估计 |
| 5.3 计量模型 |
| 5.3.1 计量模型设定 |
| 5.3.2 指标和变量 |
| 5.4 实证结果 |
| 5.4.1 基准回归结果 |
| 5.4.2 稳健性检验 |
| 5.4.3 异质性分析 |
| 5.5 机制分析 |
| 5.6 结论 |
| 6.增值税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出口持续时间 |
| 6.1 引言 |
| 6.2 数据和描述性统计 |
| 6.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6.2.2 中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出口生存的基本事实 |
| 6.3 计量模型 |
| 6.3.1 计量模型设定 |
| 6.3.2 指标和变量 |
| 6.4 实证结果 |
| 6.4.1 基准回归结果 |
| 6.4.2 稳健性检验 |
| 6.4.3 异质性分析 |
| 6.5 机制分析 |
| 6.6 结论 |
| 7.企业所得税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持续时间 |
| 7.1 引言 |
| 7.2 企业所得税影响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机制 |
| 7.3 数据与描述统计 |
| 7.3.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7.3.2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生存估计的基本事实 |
| 7.4 实证分析 |
| 7.4.1 计量模型设定 |
| 7.4.2 指标选取与衡量 |
| 7.4.3 实证结果 |
| 7.4.4 异质性分析 |
| 7.4.5 内生性问题 |
| 7.5 作用机制 |
| 7.6 结论 |
| 8.企业所得税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国家出口持续时间 |
| 8.1 导言 |
| 8.2 数据处理与典型事实 |
| 8.2.1 数据及处理 |
| 8.2.2 中国制造业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生存的典型事实 |
| 8.3 计量模型、识别方法和变量指标选择 |
| 8.3.1 计量模型 |
| 8.3.2 控制变量选择 |
| 8.3.3 识别方法 |
| 8.4 实证结果 |
| 8.4.1 基准回归结果 |
| 8.4.2 稳健性分析 |
| 8.4.3 异质性分析 |
| 8.5 机制分析 |
| 8.6 结论 |
| 9.企业所得税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调整动态 |
| 9.1 引言 |
| 9.2 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
| 9.2.1 数据及处理 |
| 9.2.2 描述性统计 |
| 9.3 实证分析 |
| 9.3.1 基准估计结果 |
| 9.3.2 稳健性分析 |
| 9.3.3 异质性分析 |
| 9.4 影响机制 |
| 9.4.1 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机制 |
| 9.4.2 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产品集中度的影响机制 |
| 9.4.3 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核心产品的影响机制 |
| 9.4.4 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高技术产品的影响机制 |
| 9.5 结论 |
| 10.结论和政策建议 |
| 10.1 全文总结 |
| 10.2 政策建议 |
| 10.3 论文的不足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6）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7）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地热产业发展财税政策模拟与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科学问题与研究内容 |
| 1.2.1 科学问题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产业政策研究 |
| 2.1.1 产业政策内涵 |
| 2.1.2 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 |
| 2.1.3 中国产业政策的演进 |
| 2.1.4 产业政策的制定 |
| 2.2 产业政策研究方法 |
| 2.2.1 主要研究视角 |
| 2.2.2 主要研究方法 |
| 2.3 地热产业的政策研究 |
| 2.3.1 地热产业政策工具 |
| 2.3.2 地热产业政策研究方法 |
| 2.4 评述 |
| 3 理论基础 |
| 3.1 系统理论 |
| 3.1.1 系统内涵 |
| 3.1.2 系统基本特征 |
| 3.1.3 系统基本规律 |
| 3.1.4 系统科学方法论 |
| 3.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2.1 可持续发展内涵 |
| 3.2.2 可持续发展的内容 |
| 3.3 公共政策理论 |
| 3.3.1 外部性理论 |
| 3.3.2 公共产品理论 |
| 3.4 本文研究的理论框架 |
| 3.4.1 地热产业发展系统结构、机制与目标 |
| 3.4.2 地热产业发展政策的依据与特点 |
| 3.4.3 理论框架 |
| 4.地热产业发展的运行机理 |
| 4.1 地热产业发展特点 |
| 4.1.1 地热产业发展现状 |
| 4.1.2 地热产业链构成 |
| 4.1.3 地热产业链作用机制 |
| 4.2 地热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4.2.1 地热产业发展与社会发展 |
| 4.2.2 地热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 |
| 4.2.3 地热产业发展与能源替代 |
| 4.2.4 地热产业发展与环境规制 |
| 4.2.5 地热产业发展与政策支持 |
| 4.3 财税政策对地热产业发展的影响 |
| 4.3.1 财税政策对地热产业发展的作用关系 |
| 4.3.2 财政政策对地热产业发展的效应模型构建 |
| 4.4 地热产业发展的系统关系 |
| 4.4.1 地热产业能源替代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的关系 |
| 4.4.2 地热产业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及生态环境的关系.. |
| 4.4.3 地热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政策导向及生态环境的关系 |
| 4.5 本章小结 |
| 5 地热产业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
| 5.1 总体结构 |
| 5.1.1 模型结构 |
| 5.1.2 系统动力学建模步骤 |
| 5.1.3 模型假设和时间边界 |
| 5.2 子系统的构建 |
| 5.2.1 人口子系统的构建 |
| 5.2.2 经济子系统的构建 |
| 5.2.3 能源子系统的构建 |
| 5.2.4 环境子系统的构建 |
| 5.2.5 地热子系统的构建 |
| 5.2.6 财税子系统的构建 |
| 5.3 模型表达式推导与检验 |
| 5.3.1 模型表达式推导 |
| 5.3.2 模型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地热产业发展的政策设计 |
| 6.1 政策理论需求分析 |
| 6.1.1 政策的需求分析思路 |
| 6.1.2 政策工具分析 |
| 6.1.3 政策强度分析 |
| 6.2 政策实践需求分析 |
| 6.2.1 现有地热产业政策 |
| 6.2.2 现有政策效果分析 |
| 6.3 典型国家地热政策 |
| 6.3.1 美国地热政策 |
| 6.3.2 冰岛地热政策 |
| 6.3.3 日本地热政策 |
| 6.3.4 经验与启示 |
| 6.4 地热产业发展政策框架设计 |
| 6.4.1 政策工具设计 |
| 6.4.2 政策强度设计 |
| 6.5 本章小结 |
| 7 地热产业发展政策模拟与选择 |
| 7.1 国家层面的模拟 |
| 7.1.1 不同补贴情景的模拟 |
| 7.1.2 不同税收情景的模拟 |
| 7.1.3 不同碳价情景的模拟 |
| 7.1.4 不同政策组合的模拟 |
| 7.2 区域层面的模拟 |
| 7.2.1 区域层面的情景设置 |
| 7.2.2 北京市地热产业财税政策模拟 |
| 7.2.3 吉林省地热产业财税政策模拟 |
| 7.2.4 雄安新区地热产业财税政策模拟 |
| 7.3 结果对比与政策选择 |
| 7.3.1 国家层面政策对比与选择 |
| 7.3.2 区域层面政策对比与选择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及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录1 系统动力学模型主要方程 |
| 附录2 区域地热产业政策 |
（8）中国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框架及与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2.3 主要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与数据统计分析相结合 |
| 1.3.2 “典型化事实”分析方法 |
| 1.3.3 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 |
| 1.3.4 面板数据的Tobit 模型和Probit 模型 |
| 1.3.5 生存分析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2.文献综述 |
| 2.1 企业国际化的研究现状及相关理论综述 |
| 2.1.1 企业国际化定义与内涵 |
| 2.1.2 企业国际化的理论研究 |
| 2.2 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程度的相关研究 |
| 2.2.1 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度量 |
| 2.2.2 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因素 |
| 2.3 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动态的相关研究 |
| 2.3.1 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进入、退出决策 |
| 2.3.2 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存活时间 |
| 2.4 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决策的相关研究 |
| 2.4.1 国际化进入路径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4.2 从出口向OFDI决策转型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5 对现有相关文献的评述 |
| 3.中国产业政策演进发展的特征事实 |
| 3.1 产业政策的概念及作用效果 |
| 3.2 我国产业政策的制度背景及发展过程 |
| 3.2.1 产业政策的引入尝试(1978~1993 年) |
| 3.2.2 产业政策的全面推行(1994~2001 年) |
| 3.2.3 国际环境交互影响下的产业政策发展(2002~2012 年) |
| 3.2.4 “一带一路”背景下产业政策的新发展(2013 年至今) |
| 3.3 重点产业政策的整理与现状分析 |
| 3.3.1 重点产业政策整理方法 |
| 3.3.2 重点产业政策的发展现状 |
| 3.4 本章小结 |
| 4.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企业国际化历程 |
| 4.2 中国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典型事实 |
| 4.2.1 整体发展现状 |
| 4.2.2 分地区发展现状 |
| 4.2.3 分行业发展现状 |
| 4.2.4 企业国际化与重点产业政策 |
| 4.3 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的典型事实 |
| 4.3.1 数据筛选与整理 |
| 4.3.2 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从出口向OFDI转型的基本状况 |
| 4.3.3 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从出口向OFDI转型的特征事实 |
| 4.4 本章小结 |
| 5.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分析 |
| 5.1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
| 5.1.1 理论基础 |
| 5.1.2 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筛选与数据来源 |
| 5.2.2 模型构建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基准回归结果 |
| 5.3.2 稳健性分析 |
| 5.3.3 机制检验 |
| 5.3.4 异质性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动态的影响分析 |
| 6.1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
| 6.1.1 理论基础 |
| 6.1.2 研究假设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筛选与数据来源 |
| 6.2.2 模型构建 |
| 6.3 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进入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1 基准回归结果 |
| 6.3.2 稳健性分析 |
| 6.3.3 异质性分析 |
| 6.4 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退出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基准回归结果 |
| 6.4.2 稳健性分析 |
| 6.4.3 异质性分析 |
| 6.5 产业政策与不同所有制企业国际市场存活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5.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6.5.2 回归结果 |
| 6.6 本章小结 |
| 7.产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化不同进入路径决策的影响分析 |
| 7.1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
| 7.1.1 产业政策、生产率与企业出口进入决策 |
| 7.1.2 产业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OFDI进入决策 |
| 7.1.3 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转型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筛选与数据来源 |
| 7.2.2 模型构建 |
| 7.3 产业政策与企业出口进入决策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1 基准回归结果 |
| 7.3.2 机制检验 |
| 7.3.3 异质性分析 |
| 7.4 产业政策与企业OFDI进入决策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基准回归结果 |
| 7.4.2 机制检验 |
| 7.4.3 异质性分析 |
| 7.5 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进入路径决策转型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5.1 基准回归结果 |
| 7.5.2 稳健性检验 |
| 7.5.3 异质性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8.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总结 |
| 8.1.1 典型化事实描述的结论 |
| 8.1.2 实证检验的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应谨慎使用政策工具 |
| 8.2.2 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时需要有针对性引导 |
| 8.2.3 激发中央和地方产业政策的整体性作用 |
| 8.2.4 企业国际化应遵循渐进式市场进入规律 |
| 8.2.5 出口方式进入国际市场企业应理性转型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内蒙古海拉尔地区煤层气开发先导性试验及技术经济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依据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依据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内蒙古海拉尔地区研究现状 |
| 1.3.4 存在问题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5.3 主要工作量 |
| 1.6 创新点 |
| 第二章 内蒙古煤层气勘探开发利用现状与前景分析 |
| 2.1 内蒙古煤层气工业发展概况 |
| 2.1.1 煤层气的勘探开发历程 |
| 2.1.2 煤层气的开发利用 |
| 2.1.3 煤层气勘探开发前景展望 |
| 2.2 内蒙古煤层气勘探开发现状及评价 |
| 2.2.1 煤层气资源概况 |
| 2.2.2 煤层气重点区域简介 |
| 2.2.3 煤层气的勘探开发现状 |
| 2.3 内蒙古煤层气市场前景分析 |
| 2.3.1 煤层气市场简介 |
| 2.3.2 煤层气发电市场前景分析 |
| 2.3.3 煤层气动力燃料市场前景分析 |
| 2.3.4 煤层气化工市场前景分析 |
| 2.3.5 煤层气民用市场前景分析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海拉尔地区煤层气开发利用先导性试验 |
| 3.1 煤层气地质综合选区评价 |
| 3.1.1 评价技术体系 |
| 3.1.2 地质选区评价 |
| 3.2 煤层气钻探技术体系先导性试验 |
| 3.2.1 煤层气钻探技术体系应用现状及存在问题 |
| 3.2.2 煤层气钻井液应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2.3 低污染环保型钻井液配方的研究配制 |
| 3.3 钻探验证 |
| 3.4 成果综合分析 |
| 3.4.1 气测异常特征 |
| 3.4.2 含气性特征 |
| 3.4.3 非储层段井径变化分析 |
| 3.4.4 环保性能分析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海拉尔地区煤层气开发利用经济评价 |
| 4.1 煤层气勘探技术分析 |
| 4.1.1 概况 |
| 4.1.2 勘探技术分析的主要指标 |
| 4.1.3 勘探投入产出比例分析 |
| 4.1.4 勘探项目风险分析 |
| 4.2 煤层气开发经济分析 |
| 4.2.1 开发经济分析概述 |
| 4.2.2 不确定性与风险分析 |
| 4.2.3 勘探开发项目方案优选方法 |
| 4.3 煤层气利用项目的经济评价 |
| 4.3.1 民用项目 |
| 4.3.2 发电项目 |
| 4.3.3 动力燃料 |
| 4.3.4 CNG与LNG |
| 4.3.5 开发利用经济评价方案 |
| 4.3.6 化工项目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海拉尔地区煤层气行业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
| 5.1 问题 |
| 5.1.1 行业管理体制问题 |
| 5.1.2 政策支持建设问题 |
| 5.1.3 税收补贴政策问题 |
| 5.2 建议 |
| 5.2.1 改革行业管理体制 |
| 5.2.2 加快煤层气示范区建设 |
| 5.2.3 煤层气税收补贴政策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6.1 主要成果与认识 |
| 6.2 问题与展望 |
| 6.2.1 问题 |
| 6.2.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10）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三、论文结构和创新 |
| 四、研究不足及展望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和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政府补助研究综述 |
| 一、政府补助界定及类型 |
| 二、政府补助的动机研究—政府宏观角度 |
| 三、政府补助的影响研究—企业微观角度 |
| 第二节 网络文化产业研究综述 |
| 一、网络文化产业的界定和分类 |
| 二、网络文化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及评价 |
| 三、网络文化产业政策研究 |
| 四、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及国际经验 |
| 第三节 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研究综述 |
| 一、网络文化产业发展中政府的作用和角色 |
| 二、网络文化产业的财税金融补助政策 |
| 三、政府补助对网络文化企业的影响 |
| 文献述评 |
| 第二章 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必要性分析 |
| 第一节 网络文化产业的特性 |
| 一、网络文化产业的“三重属性” |
| 二、网络文化产业的经济特征 |
| 三、网络文化产业的产业特征 |
| 第二节 政府补助网络文化产业的理论依据 |
| 一、市场失灵理论 |
| 二、产业竞争力理论 |
| 三、幼稚产业保护理论 |
| 第三节 政府补助网络文化产业的现实依据 |
| 一、中国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简析 |
| 二、中国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因 |
| 三、中国政府补助网络文化产业的现实考虑 |
| 第四节 网络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政府定位 |
| 一、网络文化产业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 二、网络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角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演进历程及政策梳理 |
| 第一节 网络文化产业孕育期(2000 年以前) |
| 一、发展演进情况 |
| 二、政策梳理和分析 |
| 第二节 网络文化产业初步发展期(2001-2004 年) |
| 一、发展演进情况 |
| 二、政策梳理和分析 |
| 第三节 网络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期(2005-2008 年) |
| 一、发展演进情况 |
| 二、政策梳理和分析 |
| 第四节 网络文化产业全面发展期(2009-2012 年) |
| 一、发展演进情况 |
| 二、政策梳理和分析 |
| 第五节 步入移动互联网时期(2013-2015 年) |
| 一、发展演进情况 |
| 二、政策梳理和分析 |
| 第六节 成为战略新兴产业新时期(2016 年至今) |
| 一、发展演进情况 |
| 二、政策梳理和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网络文化产业上市公司政府补助特征 |
| 第一节 网络文化产业上市公司筛选与政府补助总体情况 |
| 一、样本公司筛选和数据来源 |
| 二、网络文化产业上市公司政府补助总体情况 |
| 第二节 网络文化产业上市公司总体政府补助特征 |
| 一、总体政府补助的所有制分布特征 |
| 二、总体政府补助的实际控制人分布特征 |
| 三、总体政府补助的细分行业分布特征 |
| 四、总体政府补助的区域分布特征 |
| 第三节 网络文化产业上市公司不同类型政府补助特征 |
| 一、不同类型补助的所有制分布特征 |
| 二、不同类型补助的细分行业分布特征 |
| 三、不同类型补助的区域分布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内容结构分析 |
| 第一节 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内容分类 |
| 一、网络文化产业上市公司补助明细科目情况 |
| 二、网络文化上市公司补助内容分类 |
| 第二节 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内容结构特征 |
| 一、网络文化产业上市公司补助内容结构总体分析 |
| 二、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政府补助内容结构分析 |
| 三、不同细分行业的政府补助内容结构分析 |
| 四、不同区域的政府补助内容结构分析 |
| 第三节 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内容结构交互分析 |
| 一、区域与细分行业政府补助内容结构交互分析 |
| 二、区域与所有制性质政府补助内容结构交互分析 |
| 三、所有制性质与细分行业政府补助内容结构交互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有效性验证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政府补助与网络文化企业经营绩效 |
| 二、政府补助与网络文化企业创新 |
| 三、政府补助与网络文化企业社会责任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和数据来源 |
| 二、变量选取和度量 |
| 三、模型设计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政府补助与网络文化企业经营绩效 |
| 二、政府补助与网络文化企业创新 |
| 三、政府补助与网络文化企业社会责任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 |
| 一、网络文化产业是一个不断变化和演进的动态概念 |
| 二、中国扶持网络文化产业存在理论依据和现实需求 |
| 三、中国网络文化产业补助政策不断完善但仍需优化 |
| 四、中国网络文化产业补助具有普惠性并且特征复杂 |
| 五、技术创新类补助是网络文化产业补助的主要内容 |
| 六、补助有益于企业提升市值及促进创新和增加就业 |
| 第二节 网络文化产业补助优化建议 |
| 一、建立专门的网络文化产业管理体制和补助体系 |
| 二、明确各类补助的特征和效果确保发挥最佳效用 |
| 三、破除所有制惯性确保市场主体可公平获得补助 |
| 四、关注产业内部结构差异可适当向核心领域倾斜 |
| 五、建立科学有效的网络文化产业补助绩效评价机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录 A:《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 |
| 附录 B:中国网络文化及相关产业上市公司名单 |
| 致谢 |
四、《山西财税》2001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D]. 张芳. 吉林大学, 2020(03)
- [3]城市群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视角[D]. 陈鹏.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4]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 ——基于企业、民众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实证分析[D]. 张焱.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5]税收制度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动态 ——基于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的视角[D]. 陈瑾.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6]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7]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地热产业发展财税政策模拟与选择[D]. 江勇.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08)
- [8]中国产业政策与企业国际化研究[D]. 刘芸华.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9]内蒙古海拉尔地区煤层气开发先导性试验及技术经济评价[D]. 田玉川.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01)
- [10]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研究[D]. 曾维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