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文化史研究概述（论文文献综述）
项祎[1]（2021）在《论王子云中国雕塑史研究的历史贡献》文中认为王子云先生是我国倡导西北艺术文物考古第一人。由他发起并建议当时国民政府批准组建了中国首个官方艺术文物考古团体: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所以说,他是中国美术考古事业的拓荒者;同时他也是敦煌艺术研究保护的先行者,是提议建立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人。他也是中国编写中国雕塑艺术通史的第一人,经三十年不懈努力终成不朽着作《中国雕塑艺术史》!本文分五部分论述王子云中国雕塑史研究的成就及其历史贡献。首先论述王子云先生不同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背景,既是概述王子云先生的学术转折也是对于他研究中国古代雕塑的背景和目的的一种分析。首先王子云先生是从新文化运动思潮中走出的具有求变思想的艺术青年,他是艺术实践者出身,经历过私塾学习、中国传统绘画学习、西画学习,到欧洲又学习了雕塑艺术。在海外游学的经历使他具备了中西视野,也了解到民族艺术文化遗存流失海外的现状。同时王子云先生在开始对中国古代雕塑研究是处于国难当头时期的一种文化自觉,对于中国古代民族艺术的一种保护和调查的一种文化责任。为此他呈书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官办的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是一大壮举,这个历时四年跨越五省的考察团对于民族文化调查保护艺术遗存意义重大,对于那些至今已经无存的艺术文物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资料,这也是王子云先生考察研究的巨大成就。进入到雕塑史研究的考察部分,同时也是王子云先生考察研究思想体系的一个形成过程。王子云先生在考察中的考察方法既具有他自身的审美解读,也有结合田野考察的方法和文化比较学的眼光,他的考察方法除了对于艺术文物的测量、记录、拍摄,还采用了临摹、速写、拓印、模铸的方法,最为重要的是王子云先生整体性的考察意识下所产生的独一无二的绘制全景图像的研究方法,既在整体上将大型美术遗迹的全貌予以展现,同时在局部上将差异也予以体现,同时他将大型美术遗迹的时代特性定格在了他考察的时代。全景图像既能转化为将300华里的唐陵尽收一图,也能将东西长1680米的莫高窟绘于一卷,将这种大景观大气氛展现出来,开全景美术遗迹考察研究方法的先河。王子云先生的全景图绘制不仅使用了美术写生的这种方式,同时也借助了测绘测量的方式来予以记录,我们可以看到王子云先生所采用的C编号与石彰如先生所采用的C编号是完全相同的,仅是对于耳洞没有呈现。王子云先生在敦煌研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王子云先生最早向国民政府提出申请建立敦煌研究院,使得敦煌莫高窟这个文化宝库结束了百年来遭受劫掠盗抢的状况,收归由国家管理。我在重走王子云先生考察之路的过程中,对王子云先生考察的部分古代雕塑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2019年对克孜尔石窟的实地考察,寻找全图角度拍摄。许多珍贵遗迹正是由王子云先生当时的记录,我们今天才得以了解,如:唐定陵因受时代破坏大量石刻已无存,王子云的唐定陵照片和图像绘制成为了后人研究的珍贵资料。进入到论述王子云先生对于中国雕塑艺术史研究,同时也是王子云雕塑史研究精神核心和学术理念的建立,他的研究方法具有其个人特色,因为他的所有研究都是立足于它的实际考察所获得的一手资料之上的,他将散落在中国大地的雕塑遗存进行分期、风格归纳,以及分类研究。以借鉴西方雕塑史研究的方法来选择研究材料。研究视野上将“雕”和“塑”的艺术遗存都归纳到雕塑艺术范畴中,雕就是只要是经过刀工雕琢的这种艺术,比如说线刻画、画像石、石刻线画,以及塑造成型的一些有起伏造型的艺术,比如说瓦当艺术都归纳在了雕塑艺术中,拓宽了雕塑研究的视野,将民间的这种艺术品和官方的艺术品都放在了一个层面上进行研究。同时王子云先生的中国雕塑史研究是多层面的,对于雕塑的技法层面、表现层面、立意层面都分别做了研究。将中国传统美术史中被忽略的雕塑艺术与中国绘画、书法等作审美对应,使雕塑艺术获得同等的学术地位。我们通过对王子云先生对中国雕塑史观点的梳理,发现王子云先生对于中国古代雕塑起源做了这种认识和判断,对于中国古代雕塑本土化民族化的节点做了一个梳理,同时很重要的是对于中国古代雕塑所受的各方面的外来影响做了深入的剖析。第三章最后谈到王子云先生中国雕塑史研究的学术贡献,首先是王子云先生中国雕塑史研究的奠基性贡献,有了王子云先生对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研究框架,后继者可以延续雕塑史的研究工作,同时王子云先生提升了中国古代雕塑的学术地位,开辟了中国雕塑研究的理论体系,不仅是与其他的传统艺术等中华民族文明的核心精神建立了一种审美共鸣,最终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做到一个理论化的评述,形成了他的不朽之作《中国雕塑艺术史》。本文谈到王子云先生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研究影响多个学科,他的考察践行影响到中国美术考古学科的建立。他的美术史研究方式推动了美术史学的现代转型。同时,王子云先生的着作以及他的考察深刻影响到了中国美术教育,特别是中国雕塑教育。最后部分谈到王子云雕塑史研究的当代延伸,虽然王子云先生离开我们已有近三十年,但王子云相关学术研究活动及研讨陆续在开展中,有西安美术学院的“纪念王子云先生诞辰100周年”活动、广东美术馆“抗战中的文化责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60周年（1940—1945年）纪念展览”、陕西省美术博物馆“云开华藏——陕西省美术博物馆馆藏王子云作品及文献展”以及西安美术学院的“王子云艺术奖”和王子云艺术研究院,继承和发扬王子云先生的学术精神,同时也是对进一步推进王子云学术研究搭建交流和探讨的平台。在总结王子云先生对中国雕塑艺术研究的成就主要分为两大方面,第一方面就是王子云先生对于中国雕塑艺术实物遗存的考察调查以及保护的成就,这使得这些之前没有进入中国古代文人视野的雕塑艺术,获得了学术地位,获得了保护,获得了认识,第二大方面就是王子云先生中国雕塑艺术大脸谱的谱写和构建成就。时至今日,虽然很多学者一直在呼吁重视中国雕塑史学这个学科。从今天的各种着作和研究成果来看,王子云先生对中国古代雕塑史的研究仍是最为系统全面的学术成果。
张祉恩[2]（2021）在《从鉴藏到创作 ——吴湖帆、张大千比较研究》文中提出吴湖帆和张大千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书画史、鉴藏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二人身上多重的社会身份的独特性及其关联性是最引人注意的。从历史上看,画家涉猎书画的收藏、鉴定等创作之外的艺术活动,往往能够开阔其艺术视野,对其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亦有影响。因此,从任何一个身份对吴湖帆与张大千进行讨论时,其侧面或对立面的身份形象是不能忽视的。本文将书画创作和书画鉴、藏统一起来看,尝试从图像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角度挖掘书画家艺术风格的成因,由此更清晰地了解二十世纪书画鉴藏活动与书画创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内在关系。全文以吴湖帆、张大千为研究对象,就收藏、鉴定、临摹、创作四个方面作了比较分析,探讨书画鉴藏与画家绘画风格之间的关系。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从“时代”与“个人”两个维度围绕吴湖帆与张大千的收藏进行比较,收藏的品味、偏好和收藏观念,比较吴湖帆、张大千作为同时期书画家身份的收藏家的异同点,以及二人收藏方面的发展脉络。鉴定能力可以说是一个合格、成功收藏家的重要标志和条件,它是书画创作和艺术收藏的综合修养的体现。所以,第二章从“方法”和“理论”两个角度,探讨吴湖帆和张大千在鉴定方法论上的主要成就,综合比较家庭、社会和历史情境及个体本身对二人鉴定观念形成产生的不同影响,并从诸多方面的比较中揭示鉴定能力的提升对于“画家”身份的鉴藏家的意义。文章第三章将“鉴藏”与“临摹”联系起来,意在说明鉴藏活动在不同画家临摹过程中造成的诸多影响并进行举例论述影响的具体体现,鉴藏活动在不同画家临摹时期的不同影响,以及“鉴藏家”身份对于书画家临摹阶段的影响。但是,不管是鉴藏还是临摹,都不是机械的行为,通过对吴湖帆和张大千的临摹经历、代表作品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他们在对待古人、历史画迹的“汲古弥新”的艺术态度。第四章重点讨论了吴湖帆和张大千二人的创作,从中分析鉴藏活动在艺术创作中的意义以及对创作风格的影响。通过风格形成的过程、不同时期代表性作品比较、对艺术的见解等方面的讨论,彰显鉴藏活动在二人创作中所处的地位。研究的重点是比较书画鉴藏活动对吴湖帆、张大千绘画风格的不同影响及体现出来的艺术精神,兼论造成不同绘画风格的其他因素。鉴藏与创作,在吴湖帆和张大千二人身上体现出了一枚硬币两面的特征和价值。从绘画实践者和理论探索者的双重角度,结合史实文献,对吴湖帆、张大千鉴藏过的传世画迹、交游活动、当代价值同时作了较为立体的比较研究。除此之外论文还试图从新角度阐述二十世纪中国山水画创作形成的重要因素,着力探讨鉴藏活动对艺术创作影响的嬗变过程,希冀通过不同文献回答鉴藏对创作的影响的同时,更能引发更多研究学者对二十世纪“鉴藏与书画”等相关问题的深入讨论。
张挺玺[3]（2021）在《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文化生态学这一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1943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诸体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发展状况,对该年段发生的若干重大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探视,分析它们的文化生成机制,评估他们的美学价值进而重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共分为六章,前三章为上篇,后三章为下篇。上篇为文学生态上的宏观考察,重点考察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文化生态要素中分析它们对生存在此间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进而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的作家生活生态来考察文本生成的内外因素。下篇为美学新变的微观探索,重点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个体分析,开掘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凸显作品中不同以往的“异质性”和“开拓性”,注重这些作品的时代转折意义,进而从整体上来重估1943年在整个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考察1943年解放区的文化生态。随着解放区根据地的建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整体形势的掌控,从草创队伍到建设自己的文学方针,解放区文学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创作到服务政治主旨、从表现自我到着重意识教化功能的转折和嬗变。文学与政治的一元化格局形成,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在《讲话》思想指导下,文学生产体制更趋规范。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遵命”而趋向“一元”的革命性。第二章探索1943年沦陷区的文化生态。揭示日伪政权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的统治本质。不同的政治立场分野出不同的文学创作趋向。日伪的高压文化管控使沦为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不得不在“言”与“不言”中做出艰难的中华民族“文学体认”。第三章观照1943年国统区的文化生态。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时局纷乱。通货膨胀致使民生危难,文化审查引发文艺乱象,在艰难时局和生存危机的威逼下,人们开始正视严厉的现实,审视个人的历史选择,对民族的未来、国家形势以及个人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求索。第四章探讨在《讲话》思想指导下解放区文学实现“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绩。重点剖析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的“喜闻乐见”与“中国气派”作品风格,并探索“新秧歌运动”和“旧剧改革”的历史意义。第五章研究沦陷区文学创作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及其文化高压下,一方面走向乡土寻求自我身份的民族确认,一方面走向寻求生命的自适、作暂时的感官自慰和精神宽慰的两个美学向度。重点关注1943年段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新变”,重新评估被遗忘的乡土作家;重点剖析张爱玲、苏青等上海沦陷区作家在题材上的开拓,在文学美学上的创新;同时对小说和戏剧在此间的“异质性”跨越给与充分的关照。第六章探求国统区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诸体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关注文坛宿将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在四十年代（尤其在1943年）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却又各有特色的创作转型,而且关注他们和新锐作家形成的多元探索的文学现象。特别对此间做出美学突越的路翎、徐訏、冯至、吴祖光、穆旦、沈从文等作家给与个体关照,籍此烛照1943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高点。本文在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客观透视三个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文学活动,揭示各自区域内作家作品的不同的文学面向和美学风格。虽然各个区域内作家创作题材不同,但他们在1943年的文学发展流变中具有同质意义。即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年对文学发展历史上那种雅俗对峙、互不交通的单线趋向给予了校正和超越,实现了文学发展从“雅俗并立”到“超越雅俗”,从“新旧不容”到“相得益彰”的历史性飞跃。通观1943年如此恢弘的文学创建,我们发现,1943年是新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文”文学革命,只有到了1943年诸位作家的笔下,才真正实现。总而言之,本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兼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具体而微研究1943年的文学现象,努力挖掘这个“特别年段”文学创作的“特别现象”,重估并凸显1943年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郭丹[4]（2020）在《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研究结构分为四个部分:导论、正文、结语和参考文献。论文正文部分由四章构成,分别是:第一章介绍谢·米·索洛维约夫所处时代背景与学术语境;第二章分析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中的基本学术前提和核心问题;第三章从思想史比较角度揭示与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存在关联的史学史或思想史脉络。第四章从19世纪俄国史学史角度阐述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的学术遗产和现实影响。在导论中,主要介绍这个研究的选题缘由和学术价值,国外与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现状,本研究遵循的思路和采用的方法,以及谢·米·索洛维约夫的个人生平和西方派立场。第一章介绍谢·米·索洛维约夫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语境。历史学家是他所处时代和社会的产物。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俄国发生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论战,谢·米·索洛维约夫所见识和接受的欧洲兰克史学、基佐史学和黑格尔历史哲学,俄国在19世纪之前所积累的历史研究遗产,早期西方派代表人物彼得·恰达耶夫的哲学阐述,是谢·米·索洛维约夫所面对的大时代背景。谢·米·索洛维约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时代中发现问题,继承和超越既往学术传统,进行历史书写,阐述他的历史观的。第二章分析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中的基本学术前提和核心问题。在回答俄国文明起源这一问题过程中,谢·米·索洛维约夫注重地理因素在俄国历史起源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地理因素塑造了西欧与东欧的历史差异,在发展速度上呈现“一快一慢”的历史格局。除此之外,谢·米·索洛维约夫还将地理因素作为俄国历史统一性,历史发展不平衡性和阶段性等特征的深层决定因素。在俄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基督教促成俄国与西方历史交流,实现东斯拉夫人思想启蒙,促进东斯拉夫人民族意识形成。与地理因素一样,氏族制度也是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前提。氏族制度在保持俄国领土统一性,塑造俄国国家过程中都发挥重要作用。从国家发展样态方面,与斯拉夫派强调伦理、宗法的国家观念不同,谢·米·索洛维约夫将政治统治和作为国家统治规范的法律发展作为俄国国家历史发展的核心。整个国家以王权为中心和顶点,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金字塔型结构。斯拉夫人法律意识逐渐萌生,法律制度的逐步制定和执行,是远古以来俄国历史发展的另一重基本线索。领土征服是俄罗斯国家发展的重要外在表现。从东方与西方关系问题来看,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与西方既存在共同之处,也具有自身的独特之处。第三章在从思想史比较角度揭示与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存在关联的史学史或思想史脉络。在谢·米·索洛维约夫从西方派立场进行历史研究的时代,斯拉夫派思想家阿克萨科夫兄弟重视彼得改革之前的俄国历史,认为这是未受西方文化“污染”的、俄国本土的历史。与此相应,他们认为,彼得改革之后的俄国历史是“西化”的历史,对此持否定态度。这就将作为一个整体的俄国历史分割为不同的两个阶段。与此相对,谢·米·索洛维约夫认为,古代罗斯人并不是独立自存的,而是在与周边其他民族交融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因此,民族联结是俄国国家的属性之一。与斯拉夫派的静态国家观、历史观不同,谢·米·索洛维约夫认为俄国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在谢·米·索洛维约夫看来,国家统一不仅指领土统一,更是指俄国过去与现在是一个统一整体,古代罗斯与现代俄国之间存在连续性和继承性。瓦·奥·克柳切夫斯基是继谢·米·索洛维约夫之后俄国国家学派第二代核心代表人物。在国家观念建构中,克柳切夫斯基与谢·米·索洛维约夫的共同之处是,强调地理因素,提出殖民史观,注重史料运用,具备世界史视野。两者差异体现在,对待俄国历史分期的态度,分析俄国史学史时着重的历史时段以及历史解释的出发点。国家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鲍·尼·米留科夫在其着作《俄国文化史纲》中,表达了与谢·米·索洛维约夫有同有异的国家观念。两者之间的一致性体现在:肯定伟大历史人物作用、侧重政治史研究,关注经济现象和经济进程。两者之间的差异性体现在对待俄国历史进程中法律发展的态度。哲学家弗·谢·索洛维约夫是19至20世纪之交的俄国伟大思想家。在力图建构超越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综合哲学体系过程中,弗·谢·索洛维约夫表达了他的俄国史观。秉持进步史观、具有世界史视野、意识到斯拉夫文明的独特性,是他们俄国史观念的共同之处。但对待东正教的态度,体现了这对父子的立场差异。第四章从俄国史学史角度评价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对19世纪俄国历史学发展的价值与影响。一方面,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以俄国官方和政界为主动力推动的史料整理运动,使大量珍贵的俄国与外国的历史资料出版,助推了俄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另一方面,俄国学者包括谢·米·索洛维约夫本人,是这一出版运动和计划的具体执行者,这是俄国官方、政界与学界合力推动的一个历史成果。在这一前提之下,谢·米·索洛维约夫《远古以来俄国史》在原始史料援引、原语言历史资料的引用、史料引用的丰富性和权威性方面,在俄国历史学界的研究实践方面提供了一个优质的样板和范例。谢·米·索洛维约夫“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历史书写实践,推动了俄国历史学研究的规范化。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中期之前,国家学派作为俄国史学发展史上前后持续存在近百年的俄国史学流派,经历了三代传承与演变。谢·米·索洛维约夫是缔造国家学派和推动国家学派传承的核心人物,与Б.Н.契切林、К.Д.卡维林一起成为国家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从19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结束,瓦·奥·克柳切夫斯基成为国家学派的核心领军者,通过自身的教学与研究实践,为俄国史学培养了一批后备力量。从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到20世纪中期之前,瓦·奥·克柳切夫斯基的学生们成为国家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这其中包括鲍·尼·米留科夫、В.А.梁赞诺夫斯基等。最后,谢·米·索洛维约夫以《远古以来俄国史》的学术研究实践,影响并例证了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的四个基本特征:从史料出发建构历史解释;以历史学为中心吸收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世界历史背景下,以融合东方与西方的视角建构俄国立场的世界历史解释;从时代出发开展世界历史研究。结语部分从历史与现实联系的角度评价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的学术地位和历史影响。
党志勇[5]（2020）在《商人与革命：中共太行区商人联合会研究（1940-1947）》文中提出商人作为社会经济流通环节中的主要工作者,在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近代以来,随着新型生产关系的滋长,商品经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商人的角色愈加重要,对这一群体在近代的发展演变进行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实证史学的研究方法、新革命史的研究视角,从太行区商联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历史沿革、组织体系及其运作、商联会主要活动及影响四个方面对商联会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通过商联会考察了商人与革命的关系。第一章主要考察了中共太行区商联会成立的历史背景。中共对于太行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与创建是其成立的政治背景,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为成立商联会提供了的条件,根据地内各群众组织的成立奠定了商联会成立的组织基础,中共对于商人政策的重视进一步促进了商联会的成立。第二章对太行区商联会的历史沿革进行了追溯。商联会的沿革主要经历了两个时期、三个阶段。从1940年产生到1947年商联总会撤销,太行区商联会以1945年12月太行区商联总会的成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40年至1944年12月为商联会的早期阶段;1944年12月至1945年12月为第二阶段,此阶段开始筹备成立商联总会;1945年12月至1947年为第三阶段,此阶段在商联总会的统一领导下,太行区各地普遍建立了商联会。第三章对太行区商联会的组织结构及其运作进行了研究。本章分析了商联总会筹备前后有关商联会纲领和组织章程的异同,同时通过对商联会干部群体的出身、阶级成份和对于商联会的态度也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商联会经费的考察,看出商联会在收取会费方面并不顺利,处处受到商人的抵制。第四章对太行区商联会的活动及其影响进行了研究。本章从中共通过商联会对商人的教育和改造、举办商人节、配合革命中心工作以及商联会的功能几个方面叙述了商联会的活动,并从商联会的积极影响和局限性两个方面阐述了商联会所产生的影响。结语在前述的基础上,通过对近代以来中共与商人的关系、商人与革命的关系和商人身份的重塑三个方面的梳理,认为商人在近代经历了从“在商言商”到“在商亦言革命”的转变。
刘素娟[6]（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秦洁[7]（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郭心钢[8]（2020）在《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文中提出学界对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这样一种认识上偏见。一方面农民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虽然从事一些非农职业,但较少从事商业活动,众多人口附着在土地之上,形成紧张的人地关系。另一方面农民固守土地,安土重迁,与村庄以外的地区来往较少,活动空间十分有限,从而使乡村在整体上呈现出封闭性特征。论文运用新发现的农户档案资料,研究晚清民国晋西南虞乡县西部、中条山北麓的12个村庄,发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较多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这些村庄背山面水,碱荒、砂石地分布较广,土质较差,还饱受水旱灾害的不断侵袭,多数农户耕种土地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生计。同时,环境又丰富了人们的生计方式。当地农民开发并形成类型多样的副业和家庭手工业,有以担柴割草和烧木炭为主的“跑山”业,有以果树和蔬菜为主的果蔬业,有以制作小型农具为主的编制业,有以技术工匠和家庭作坊为主的手工业,有以面制熟食为主的饮食业,有以畜禽为主的农家饲养业,以及其他乡村服务业。副业是土地收益之外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有些甚至超过土地收益。此外,经营副业使农民较多地与地方集市紧密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晋西南地区的农民有着外出“从商”的传统和风气。晚清民国时期,由于地方社会秩序的混乱、土地收益的微薄、商业利润的吸引和农民自身对家庭生计的理性安排,当地一部分农民特别是青壮年男性劳力离开乡村,前往周边的乡镇和县城以及黄河对岸的陕西、河南等地,从事或大或小的商业活动。其中,以受雇型的学徒、店员、伙计等职业为主,也不乏一些自营、合营等资本较大的商人。农民的从商活动显示出一定的阶层差异。一些农民仅以从商收入作为家庭贴补,另一些家庭生活则主要地或全部依赖从商收入。农民通过外出从商,扩大了活动空间,开阔了视野见识,熏染了风俗习惯,巩固和拓展了社会关系网络。村庄与外界的联系变得紧密,村庄内部凝聚力也因同业、同乡的关系而得以加强。“从商”在当地乡村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光绪大祲中,山西特别是晋西南地区的人口受到巨大损失,这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当地乡村经济和社会正常发展的节奏。晚晴民国时期,或是官方倡导,或是民间自发,来自豫、鲁、陕、冀等省的客民陆续流入晋西南地区。从生计方式看,当地客民多以出卖劳力、担柴割草、开荒或租种土地,以及自有的小手工艺为生。从婚姻形式看,男性客民多是入赘当地或被收养为子,女性客民则以童养、改嫁、被贩卖等形式嫁入当地。客民的不断流入,客观上填补了当地人外出从事副业、商业所造成的劳力空缺,实现了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平衡。同时,客民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促进了区域间的社会文化交流。可以说,客民广泛参与到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土地交易市场和婚姻市场当中,深刻形塑着当地的人口、婚姻、家庭、文化、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基于流动性的分析视角,与以往学界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不同,我们认为晚清民国时期晋西南乡村人口流动性较强,既有本地居民流出,也有外地客民流入,因此导致当地的人群关系比较复杂。同时,二者的人口流动呈现出差异性、阶段性和延续性等特点。土客的经济方式存在差异,土着农民“重商轻农”、“重副轻农”;外来客民则“重农轻商”、“善副善工”,双方在土地关系、雇佣关系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相互补充、调剂,从而客观上实现了一种平衡。农民是否具有“理性”是个假问题。不同阶层的农民都有“理性”,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因为家长的个体素质、家庭内部发展状况、外部社会环境的差异,农民家庭对未来发展的期待和对生计伦理的安排表现出不同理解。贫穷农户以维持基本生存和温饱为首选,中等农户试图抓住机遇和有利条件实现家庭发展,富裕农户希冀努力巩固和扩大现有的资本财富。理性的阶层差异,刺激农民采取相应的生计模式,促进家庭间的生产合作,推动社会的横向和纵向流动。总之,晚清民国时期晋西南乡村整体上呈现出流动性、开放性特征,农民在家庭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身“理性”。“晋西南模式”所反映出的传统时期中国农民经济的诸个特征,与学界的一些传统认识或观点相左。这对于反思日本中国史学者的“村庄共同体”理论和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以及重新认识中国农民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刘君[9]（2020）在《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文中研究表明1929年,在南京国民政府鼓励创办企业,颁布《公司法》、《工厂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传入中国半个多世纪的乳业的本土化渐趋完成的时代背景之下,沈九成因个人际遇创办生生牧场。在5年左右的时间里,生生牧场便发展为近代上海最大的华商牛乳场。自1929年至1949年的20年时间里,在生生牧场的发展变迁中,其经理凡四变。据此,生生牧场20年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1929年至1933年,由沈九成的长子沈鹏程担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创办和初步发展期;二是1933年至1940年,沈九成出走三友实业社后,自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快速发展期;三是1940年至1946年,由沈九成的三子沈万灵担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调整期;四是1946年至1949年,生生牧场被中国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接收,为生生牧场的衰退期。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生生牧场的发展战略和销售战略均有所不同。1929年至1933年,生生牧场初始创办,奶牛的采购、员工的招聘、土地的租赁,以及生产设备的买入,奠定了生生牧场营业及发展的基础。此一时期,生生牧场通过文化濡化、竞争者定位、与三友实业社合作等销售方法,将企业的新鲜牛奶消费群体牢牢固定在社会上层人士之中。1933年,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之后,通过产品结构的调整、销售模式的扩大、以及制定灵活的销售策略,使生生牧场的规模快速增长,其消费者群体由社会上层人士逐渐向社会中层人士下移。但是,随着日寇的入侵、上海的沦陷,生生牧场的销售规模因日伪政府的配给制度而萎缩。1940年8月24日,沈九成被绑架之后,将生生牧场交由三子沈万灵经营。沈万灵在艰难困苦的沦陷时期,调整生生牧场的销售战略,以生生牧场的“A”字消毒牛乳只为社会上层人士提供。这一销售战略的调整,维持了生生牧场在日伪时期的艰难生存。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企业员工联合国民党的战后接收人员,诬告沈九成、沈万灵为汉奸。生生牧场因此被中央信托局接收。在中央信托局管理上海生生牧场时期,其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多方干扰,不断萎缩,使得生生牧场走向衰落。基于对生生牧场1929至1949年间四个时期生产销售活动的研究,从微观的视角展现了近代的企业发展与社会环境变迁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一方面,牛奶的消费人群从社会上层人士扩展至社会中上层人士,又因为社会环境的变迁上移至社会上层人士。物的社会生命史,不仅是一个经济关系,还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需要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的保障。经营自由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是企业生产销售活动能否正常展开的必要条件。生生牧场的发展历程,是近代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时期经济增长和经济衰落的见证。
袁亚丽[10]（2019）在《民国时期青海农村经济研究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学界对近代以来青海历史,多数仍侧重于政治制度、民族关系、文化变迁、民族贸易等历史问题的宏观研究,对于农村经济中的许多问题研究相对薄弱,缺乏微观的实证分析。青海所处区位的特殊性,自然地理生态的多样性,人文环境的复杂性,但是已有成果基本没有注意到历史时期青海经济发展的地理、人文、空间等特殊因素,忽视了近代制度变迁及国家经济政策对青海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此外,研究成果多附带于其他区域或领域研究之中,对于民国青海经济研究来说显得较为零散、不成体系,也正是这些不足,为进一步研究留下了空间。青海农牧兼营的经济特点,使得农村经济、农业耕作技术、畜牧业经济、寺院经济、农村市场等许多问题与当时全国其他省份有相一致的地方,但也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和独特性。本论文以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从农业经济、畜牧业经济、寺院经济及农村市场等问题入手,对青海农村经济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和研究。近代以来青海在行政区划上变动较大。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南京国民政府西北开发和抗战大后方建设实施的背景下,为青海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并进入缓慢的现代化转型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20世纪三十年代初,南京民国政府西北开发和抗战大后方建设政策出台,随着青海行政建制的不断完善,广大牧业区开始了有效的县治建设,为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第二,人地关系呈缓和之势。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口进入近代以来最快增长时期,这是人口增长有别于同期其他省份的一个显着特征。而人口的快速增长又带动了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耕地面积的增长速度也超过同期全国其他省份。并且人口和耕地增长的速度呈正态分布,人地关系呈缓和之势,学术界流行的“近代以来人地关系紧张”的观点并不适合当时的青海地区;第三,农业经济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人口和耕地的迅速增加,为农业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基本的条件。20世纪四十年代新式农贷的出现,大型水利灌溉工程的兴修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持,也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主要表现。农家经济和农民生活在畜牧经济的补充下也得到相应提高。与学术界观点“近代以来农业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农民生活极端贫困”的观点不相一致,表现出其独特性和复杂性;第四,畜牧业经济也由传统的粗放式经营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转型时期。在国民政府主导下开始了畜牧管理、繁殖、兽疫防疫等方面的一系列工作,逐步开启了畜牧事业现代化的步伐。特别是畜牧贷款的发放,对于逐渐衰落的青海畜牧业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振兴作用;第五,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是青海农村经济中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牧业区以寺院为中心建立起了农牧交易的中心点,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固定市集和城镇,对广大牧业区经济的交换提供了良好平台。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欠发达的状况下,以寺院为中心形成的市集成为牧业区商品交易和民间贸易的主要场所,这也是青海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又一个显着特征;第六,以畜牧产品为主的手工业和市场交易成为农村市场经济的主要特色。农牧经济的互补性特点,畜牧业对农业经济的超强依赖性和强劲的需求,成为手工业产品和市场发展的直接动力。20世纪四十年代,出现的官营商号,对传统的物物交换的交易方式有所冲击,使得货币化程度有所提高,市场的多元化成为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
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文化史研究概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文化史研究概述（论文提纲范文）
（1）论王子云中国雕塑史研究的历史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学术界对王子云先生历史贡献的主要研究成果综述 |
| 一、关于王子云的重点文献综述 |
| 二、对王子云学术研究的角度 |
| 第二节 本文题旨思路、内容、方法及研究框架 |
| 一、题旨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二、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从实践到研究——王子云从事雕塑史研究的学术转折 |
| 第一节 王子云研究雕塑艺术的基本历程 |
| 一、从学习到执教 |
| 二、从悠游到探究 |
| 三、从笔记到着述 |
| 第二节 王子云中国雕塑史学术研究思想的发轫 |
| 一、王子云学术研究的基点 |
| 二、王子云雕塑史研究学术思想的建构 |
| 三、王子云教育背景在雕塑史研究中的作用 |
| 四、自动肩负起保护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与历史担当 |
| 第二章 从长安到雅典——王子云中国雕塑考察研究体系的形成 |
| 第一节 王子云全景式考察研究的整体性考察意识 |
| 一、风格独创的大型美术古迹全景式绘制的研究方法 |
| 二、考察中的全景图像绘制举例 |
| 三、绘制全景图像方法的践行成果及成果 |
| 第二节 王子云考察研究整体性考证方法 |
| 一、甘肃敦煌莫高窟整体性研究的考证方法 |
| 二、新疆克孜尔石窟整体性研究的考证方法 |
| 三、甘肃麦积山石窟整体性研究的考证方法 |
| 四、陕西汉唐陵墓整体性研究的考证方法 |
| 五、王子云对古代遗迹整体性全景研究途径的意义 |
| 第三节 立足于中西比较体系的考察研究方法 |
| 一、王子云独具文化比较的学术眼光 |
| 二、对中国古代雕塑考察中的审美解读 |
| 三、王子云对中国古代雕塑独具卓识的考察研究结论 |
| 第四节 王子云中国雕塑史学术研究中的田野调查的体系建构 |
| 一、考察中实物与理论的互证体系 |
| 二、理论与考察实践中所构建的互涉体系 |
| 三、学术研究资料收集的多样化体系 |
| 第五节 王子云中国古代雕塑考察成果和成就 |
| 一、王子云考察发掘、发现成果述略 |
| 二、王子云促成完善西北文物系统的积累和研究 |
| 三、王子云唤起国人对艺术遗产的重视和保护意识 |
| 第三章 从重构到重建——王子云中国雕塑史学术研究的核心理念 |
| 第一节 王子云中国雕塑史研究的学术视角 |
| 一、梳理中国雕塑史的发展线索 |
| 二、王子云在中国雕塑史研究中的方法论梳理 |
| 第二节 王子云雕塑史研究中的审美视角 |
| 一、王子云雕塑美学观的中国古代雕塑多层面研究 |
| 二、王子云寻求中国雕塑与其他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审美对应 |
| 第三节 王子云雕塑史研究中的学术观点梳理 |
| 一、对中国雕塑艺术起源和发展节点的认识 |
| 二、对中国雕塑艺术本土化、民族化节点的辨析 |
| 三、对中国雕塑艺术所受到外来影响的剖析 |
| 第四节 王子云中国古代雕塑史研究的学术贡献 |
| 一、王子云对中国雕塑史中重点史迹的研究贡献 |
| 二、王子云雕塑史研究在中国传统美术史视野下的学术贡献 |
| 三、王子云雕塑史研究在现代美术史视野下的学术贡献 |
| 第四章 从感性到理性——王子云雕塑史学术研究的延伸 |
| 第一节 王子云雕塑史学术研究与中国美术考古 |
| 一、王子云的考察践行结果对中国美术考古的影响 |
| 二、王子云与美术考古新学科创立的关系 |
| 第二节 王子云雕塑史学术研究与中国美术史学 |
| 一、王子云雕塑史学术研究推动中国美术史学研究的现代转型 |
| 二、王子云拓宽了中国美术史学学术视野的认识论启示 |
| 三、王子云雕塑史研究方法对现代美术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
| 第三节 王子云雕塑史学术研究对中国美术教育发展的影响 |
| 一、王子云雕塑史学术研究开辟了美术考古与美术教育研究 |
| 二、王子云雕塑史学术研究对高等美术教育的深远影响 |
| 第五章 从自觉梳理到弘扬光大——研究王子云中国雕塑史学术成果的当代意义 |
| 第一节 王子云雕塑史研究的学术高度 |
| 一、王子云雕塑史学术研究中挖掘本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 |
| 二、王子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到了雕塑研究的学术落脚点 |
| 三、王子云雕塑史学术研究与中国现当代雕塑发展的关系 |
| 第二节 王子云学术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当代意义 |
| 一、《中国雕塑艺术史》的学术价值 |
| 二、王子云雕塑史学术研究及其他理论着作综述 |
| 三、王子云对中国古代雕塑所处环境和民俗写生作品举要 |
| 第三节 对王子云先生学术成就研究的回溯与展望 |
| 一、王子云相关学术研究活动及研讨概述 |
| 二、王子云雕塑史学术研究的后继效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王子云着述一览表 |
| 王子云学术年表 |
| 附表1 敦煌莫高窟考察及洞窟编号一览表 |
| 附表2 四川重庆地区汉阙研究对比表 |
| 附表3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汉唐陵墓考察成果表 |
| 致谢 |
（2）从鉴藏到创作 ——吴湖帆、张大千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课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二、课题的研究方法 |
| 三、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回顾 |
| (一)关于“吴湖帆的鉴藏与创作”的研究情况 |
| (二)关于“张大千的鉴藏与创作”的研究情况 |
| 第一章 时代与个人——吴湖帆与张大千收藏比较 |
| 第一节 藏家身份及其收藏个性 |
| 一、作为收藏家的画家 |
| 二、作为画家的收藏家 |
| 第二节 藏品来源及收藏的必要条件 |
| 一、时代发展的推动 |
| 二、良好教育的支持 |
| 三、家族传承 |
| 四、收藏中的“林泉之心” |
| 第三节 书画流转中“执牛耳” |
| 一、主流与次流相行不悖 |
| 二、交友圈互动见收藏之价值 |
| 三、书画交易中见收藏之态度 |
| 第二章 方法与理论——吴湖帆与张大千鉴定比较 |
| 第一节 鉴定的方法与实践 |
| 一、吴湖帆的“笔法图像” |
| 二、张大千的“周”、“博”、“久” |
| 第二节 鉴定理论的自觉与运用 |
| 一、继承传统和与时俱进 |
| 二、鉴赏中的独立精神 |
| 三、在“鉴真”与“作伪”之间的张大千 |
| 四、“一只眼”的吴湖帆 |
| 第三节 交游活动中的书画鉴定 |
| 一、吴湖帆与张大千的交游 |
| 二、交友圈对吴、张书画鉴定的影响 |
| 第三章 汲古与创新——吴湖帆与张大千临摹比较 |
| 第一节 以古人为师 |
| 一、从临摹中认识传统 |
| 二、师法古人笔墨 |
| 三、敬畏古人之心 |
| 四、集众家之所长 |
| 第二节 渐进式的临摹 |
| 一、从对临到背临 |
| 二、从背临到意临 |
| 三、临摹的文化价值 |
| 第三节 临摹中出新意 |
| 一、从师法古人到师法造化 |
| 二、对传统的再认识 |
| 三、结合时代发展 |
| 第四章 艺术与精神——吴湖帆与张大千创作比较 |
| 第一节 从传统走出来的艺术创作方法 |
| 一、以藏促临、以临导创 |
| 二、以写生化临摹 |
| 三、以新生活促创作 |
| 四、随时代发展创新风格 |
| 第二节 从作品中看艺术创作精神 |
| 一、取“材”独特 |
| 二、消化古法 |
| 三、推陈出新 |
| 第三节 时代背景下的艺术创作观念 |
| 一、东西方语境下的创作观 |
| 二、市场环境下的创作观 |
| 三、创新精神下的创作观 |
| 结论 |
| 附录 |
| 附录1 民国时期吴湖帆与张大千交游年表 |
| 附录2 传世所见曾经吴湖帆鉴藏山水作品目录 |
| 附录3 传世所见曾经张大千鉴藏山水作品目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3）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和理论视野 |
| 一、为什么选择1943年 |
| 二、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视野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现状 |
| 一、断代史和区域文学研究 |
| 二、20 世纪40 年代文学史研究 |
| 三、“1943 年文学”研究的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创新之处 |
| 上篇 文学生态:政治割据下的三区并存 |
| 第一章 解放区的政治治理与文化领导 |
| 第一节 解放区社会的政经“一元化” |
| 一、经济封锁下的自力更生 |
| 二、军事威协下的政治治理 |
| 第二节 《讲话》规范下的“文学遵命” |
| 一、《讲话》带来的文艺新思想 |
| (一)《讲话》思想的政治阐释 |
| (二)解放区文艺的管理制度 |
| (三)《讲话》影响下的创作转向 |
| 二、《讲话》开辟的文学新局面 |
| 小结 |
| 第二章 沦陷区的异族压迫与文学万象 |
| 第一节 日伪的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 |
| 一、日伪的政治奴役 |
| (一)经济“统制化” |
| (二)政治社会化 |
| (三)新国民运动 |
| 二、汪伪的文化殖民 |
| (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
| (二)思想文化的强化管制 |
| 第二节 异族入侵下的自我言说与文坛万象 |
| 一、沦陷区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 |
| 二、商业期刊与演出支撑的沦陷区文学 |
| (一)商业期刊提供的言说平台 |
| (二)《万象》与进步文人的文学坚守 |
| (三)商业演出与市民戏剧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统区的纷繁乱象与文坛百态 |
| 第一节 腐败政治激化的社会矛盾 |
| 一、国民党的腐败统治 |
| (一)日渐崩溃的经济体系 |
| (二)专制独裁的政治治理 |
| 二、国民党政府的文化管制 |
| (一)加强引导的文艺政策 |
| (二)逐步收紧的审查管制 |
| 第二节 艰难时局下的文坛百态 |
| 一、文人的坚守与阵地的对恃 |
| (一)窘迫生活下的文人坚守 |
| (二)期刊阵地的国共对恃 |
| 二、国统区冲突缠绕下的文学现象 |
| (一)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
| (二)以期刊为依托的文学团体 |
| (三)“借古讽今”历史剧的兴盛 |
| (四)乱世中各类文学探索的杂陈 |
| 小结 |
| 下篇 美学新变:多元向度中的美学突越 |
| 第四章 解放区文学的新形式与新体裁 |
| 第一节 以“评书体”为代表的小说新变 |
| 一、赵树理:“评书体”小说的开创者 |
| 二、“山药蛋派”作家的集体绽放 |
| 第二节 诗歌散文的“合势应时” |
| 一、“歌诗体”的复兴 |
| 二、报告文学的“应时”效应 |
| 第三节 旧剧革新的历史召唤 |
| 一、平剧(京剧)改革 |
| 二、秦腔改革 |
| 第四节 新秧歌运动的兴起和影响 |
| 一、《兄妹开荒》:秧歌剧的开山之作 |
| 二、《周子山》:走向新歌剧 |
| 小结 |
| 第五章 沦陷区文学的家国情怀与个人书写 |
| 第一节 小说:“言”与“不言”中的生命诉说 |
| 一、市民小说的“生命自适” |
| (一)张爱玲:世俗生活的俗中见雅 |
| (二)苏青:女性经验的坦率表达 |
| (三)“获奖作品”的个体书写 |
| 二、乡土小说的“家国情怀” |
| (一)雷妍:《良田》里的故土坚守 |
| (二)其他作者的乡土小说 |
| 第二节 戏剧:“演”与“不演”中的现实博弈 |
| 一、秦瘦鸥:因《秋海棠》带出的家国隐喻 |
| 二、黄佐临和费穆:用“笑”与“哭”实现情感宣泄 |
| 三、杨绛:以“喜剧双璧”洞彻市民社会 |
| 四、陈绵:于黑暗中等候光明 |
| 第三节 诗歌散文中个体生命的突围与反思 |
| 一、南星:“庭院”中的生命突围 |
| 二、周作人:焦虑的文化反思 |
| 三、俞平伯:《独语》中的自我解脱 |
| 小结 |
| 第六章 国统区文学的众声喧哗与纵深推进 |
| 第一节 小说文体的转型与创新 |
| 一、成熟作家的创作转型 |
| (一)茅盾:回归古典传统 |
| (二)巴金:潜入庸常人生 |
| (三)老舍:直面血泪现实 |
| (四)沈从文:穿越牧歌回落染污世俗 |
| (五)张恨水:从鸳蝴言情到辛辣现实 |
| 二、小说文体的创新探索 |
| (一)徐訏:间谍传奇框架下的哲理思考 |
| (二)路翎:以“主观战斗精神”张扬生命蛮性力量 |
| 第二节 话剧舞台上历史与现实的独特呈现 |
| 一、郭沫若:用历史影射现实 |
| 二.曹禺:直截反映当下的“急就篇”尝试 |
| 三、吴祖光:叩问人性的诗意廻响 |
| 第三节 “跨界文体”的惊艳亮相 |
| 一、冯至:诗化与散文化的小说精品 |
| 二、穆旦:杂糅多种手法自成一家的哲理长诗创制者 |
| 三、沈从文:新体散文的尝试开拓人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俄国学界相关研究现状 |
| (二)国内学界相关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谢·米·索洛维约夫的人生与学术经历 |
| 第一章 19世纪上半叶的俄国与西方 |
| 一、拿破仑战争的“冲击”与俄国的“反应” |
| 二、彼得·恰达耶夫的《哲学通信》:西方派的先声 |
| 三、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 |
| 四、西欧史学传统与俄国史学研究交叠 |
| 第二章 谢·米·索洛维约夫的历史观解析 |
| 一、地理环境:俄国历史起源的“长时段” |
| 二、东西交融:俄国历史发展的宗教认同 |
| 三、国家形成:俄国文明发展的现代趋向 |
| 四、东方与西方关系问题:从“以欧化俄”到“以俄化欧” |
| 第三章 历史比较视野下的谢·米·索洛维约夫 |
| 一、对话与争鸣:与阿克萨科夫兄弟东西方观念的比较 |
| 二、延续与发展:与瓦·奥·克柳切夫斯基国家观念的比较 |
| 三、继承与偏离:与鲍·尼·米留科夫国家观念的比较 |
| 四、超越与融合:与弗·谢·索洛维约夫俄国史观的比较 |
| 第四章 谢·米·索洛维约夫的史学史影响与价值 |
| 一、19世纪俄国“历史学的世纪”概况 |
| 二、《远古以来俄国史》的史料学分析与历史书写的规范化 |
| 三、谢·米·索洛维约夫与俄国国家学派的建构与传承 |
| 四、谢·米·索洛维约夫与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的特征 |
| 结语 时代、史家与史学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5）商人与革命：中共太行区商人联合会研究（1940-194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商会史研究 |
| (二)中共革命根据地群众组织研究 |
| (三)中共与商人关系研究 |
| 三、相关界定 |
| 四、研究方法与不足 |
| 五、研究视角与创新 |
| 第一章 太行区商联会成立的历史背景 |
| 一、太行区的创建与巩固 |
| 二、太行区的财经建设 |
| 三、太行区的群众组织 |
| 四、太行区的商人政策 |
| 第二章 太行区商联会的历史沿革 |
| 一、太行区商联会的成立 |
| (一)早期商联会 |
| (二)筹备商联总会 |
| (三)正式成立商联总会 |
| 二、太行区商联会的发展 |
| 三、太行区商联会的转型 |
| (一)商联会机构建设中的问题 |
| (二)向工商业联合会转型 |
| (三)商联会转型原因 |
| 第三章 太行区商联会组织体系及其运作 |
| 一、商联会的组织体系 |
| (一)商联会组织章程 |
| (二)商联会工作纲领 |
| 二、商联会的干部群体 |
| (一)干部的产生 |
| (二)干部状况 |
| (三)干部对商联会的态度 |
| (四)干部的待遇 |
| 三、商联会的经费 |
| 第四章 太行区商联会的活动及其影响 |
| 一、教育、改造与新商人的诞生 |
| (一)中共对旧商人的认识 |
| (二)中共教育商人的形式 |
| (三)中共教育商人的内容 |
| (四)新商人的诞生 |
| 二、举办商人节 |
| (一)太行区商人节的设立 |
| (二)商人节的革命化 |
| (三)商人节对商人的动员 |
| 三、配合革命中心工作 |
| (一)参与群众运动 |
| (二)大生产运动 |
| (三)支援解放战争 |
| 四、商联会的功能 |
| (一)改善劳资关系 |
| (二)扶植行商摊贩 |
| (三)帮助商人克服困难 |
| (四)管理市场 |
| (五)调解纠纷 |
| 五、太行区商联会活动的影响 |
| (一)太行区商联会的积极影响 |
| (二)太行区商联会的局限性 |
| 结语:现代中国商人角色的重塑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文献综述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与赴美留学: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初步探索(1919-1923) |
| 第一节 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
| 一、童年时期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三、从中国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比较 |
|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
| 二、中西文化“损益”说 |
| 三、“心物”、“动静”说 |
| 第三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哲学史阐释 |
| 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 二、中西文化之异的阐释 |
| 三、自然地理与人为选择 |
| 第四节 如何对待中西文化 |
| 一、学习西方科学 |
| 二、评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 |
| 第二章 直击文化核心:冯友兰对中西人生哲学之比较(1923-1926)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化之争 |
| 一、动荡不安的政局与社会 |
| 二、梁启超欧游与“科学的破产” |
| 三、张君劢的人生观讲演 |
| 第二节 中西人生哲学之“天人损益” |
| 一、中西之同的发现 |
| 二、中西人生哲学比较 |
| 三、中西之同与中西之异 |
| 第三节 一种新人生观——对科玄论战的回应 |
| 一、“科玄论战”的争论焦点 |
| 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探讨 |
| 三、关于“一种新人生观”的阐释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近代分歧的人生哲学渊源 |
| 一、是否以知识权力为好 |
| 二、是否将个人与宇宙两分 |
| 三、中国人生哲学之贡献 |
| 第三章 欧洲游学促转变:冯友兰中西文化古今之异的转向(1926-1935) |
| 第一节 冯友兰欧洲游学的思想转变 |
| 一、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
| 二、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
| 三、冯友兰在英国感受到“古今之异”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古今之异的认识 |
| 一、游欧洲印象 |
| 二、秦汉历史哲学 |
| 三、中国无近古哲学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互释阶段 |
| 一、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 |
| 二、中西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
| 三、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
|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以西释中 |
| 一、“在中国的哲学” |
| 二、“了解之同情” |
| 三、“新瓶旧酒”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论争下的沉思:冯友兰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1935-1948)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冯友兰 |
| 一、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
| 二、文化救亡运动的兴起 |
| 三、冯友兰建立“新理学体系” |
| 第二节 文化类型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回应 |
| 一、“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 |
| 二、冯友兰的文化类型说 |
| 三、文化民族性问题 |
| 第三节 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 |
| 一、文化现代化问题讨论 |
| 二、冯友兰倡导的工业化道路 |
|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
| 第四节 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
| 一、改变封建伦理道德 |
| 二、中国基本道德不变 |
| 三、保持中国的文艺花样 |
| 第五章 大变革下的坚守: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1949-1976)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与知识分子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 |
| 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
|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实践 |
| 一、在新中国建设实践中感悟马克思主义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新理学自我批判 |
| 三、在国际文化活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 四、文革中的“冯友兰现象” |
| 第三节 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
| 一、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 |
| 二、抽象继承法的提出与讨论 |
| 三、1980年代“抽象继承法”再评论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
|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讨论 |
| 二、正确估价唯心主义的价值 |
|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 |
| 第六章 新时期“文化热”背景下的冷思考:冯友兰对中国文化新发展的展望(1976-1990)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冯友兰重获自我 |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 二、1980年代的“文化热” |
| 三、冯友兰在文化的拨乱反正中重获新生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对比的新时代 |
| 一、“旧邦新命”与文化现代化 |
| 二、中西文化论争主题的转换 |
| 三、“终结”与“开始”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
| 二、继承很厚的“家底” |
| 三、两个孔子 |
| 第四节 “智山慧海传真火” |
| 一、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互动 |
| 三、理论回归与哲学总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研究视角 |
| 三、研究区域 |
| 四、资料介绍 |
| 五、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自然和人文环境 |
| 第一节 地质地貌 |
| 第二节 林木、植被和野生动物 |
| 第三节 水系和水文 |
| 第四节 地方社会秩序 |
| 第五节 人口流入 |
| 小结 |
| 第二章 土地的占有、交易和粮产 |
| 第一节 土地占有 |
| 第二节 土地交易 |
| 第三节 粮食产量 |
| 小结 |
| 第三章 农家副业 |
| 第一节 副业的类型 |
| 第二节 副业在农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
| 小结 |
| 第四章 农业雇工 |
| 第一节 雇工的供需机制 |
| 第二节 雇工的收入 |
| 第三节 雇工的社会关系 |
| 小结 |
| 第五章 农民“从商” |
| 第一节 农民从商的动因 |
| 第二节 从商者的社会身份 |
| 第三节 从商的时空特征和工作类型 |
| 第四节 “从商”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生计模式、家庭结构与农民理性 |
| 第一节 农民的生计模式及其调适 |
| 第二节 农民家庭的分与合 |
| 第三节 “晋西南模式”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依据 |
| 1.2.1 理论依据 |
| 1.2.2 现实依据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近代奶业史的研究 |
| 1.3.2 近代农业企业史的研究 |
| 1.4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生生牧场的创办与生产经营的展开(1929-1933年) |
| 2.1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背景 |
| 2.1.1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个人际遇 |
| 2.1.2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政策背景 |
| 2.1.3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行业时机 |
| 2.2 生生牧场的创办 |
| 2.2.1 奶牛的采购及其生产管理 |
| 2.2.2 土地的租赁 |
| 2.2.3 员工的招聘 |
| 2.2.4 生产设备的买入 |
| 2.3 沈鹏程时期生生牧场生产经营的展开 |
| 2.3.1 文化濡化:形塑消费者饮食习惯的企业经营方法 |
| 2.3.2 横向拓展:以奶妈为竞争者定位的企业经营策略 |
| 2.3.3 纵向连合:与三友实业社合作的企业经营模式 |
| 第三章 生生牧场的迅速发展与销售规模的扩大(1933-1940年) |
| 3.1 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的经过 |
| 3.1.1 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与沈九成出走三友实业社 |
| 3.1.2 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 |
| 3.2 从单一鲜奶到全面化战略:生生牧场产品结构的调整 |
| 3.2.1 牛奶 |
| 3.2.2 冰淇淋 |
| 3.2.3 奶油 |
| 3.2.4 其他乳制品 |
| 3.3 生生牧场的销售模式 |
| 3.3.1 订户模式 |
| 3.3.2 专卖店模式 |
| 3.3.3 杂货店模式 |
| 3.3.4 交易会模式 |
| 3.4 生生牧场的销售策略 |
| 3.4.1 药品、食品、饮品:产品的物质功能定位 |
| 3.4.2 “国货”:产品的政治功能定位 |
| 3.4.3 营养与健康:产品的社会功能定位 |
| 3.4.4 早餐与现代性:产品的生活方式功能定位 |
| 3.5 生生牧场迅速发展的原因 |
| 3.5.1 沈九成与穆藕初交往考证 |
| 3.5.2 沈九成的经营经验与企业家才能的展现 |
| 第四章 生生牧场销售战略的调整与等级结构的嵌入(1940-1946年) |
| 4.1 沈九成被绑案与沈万灵接手生生牧场 |
| 4.2 生生牧场生产等级的提升 |
| 4.2.1 上海市乳业等级制度的建立 |
| 4.2.2 生生牧场的质量控制与等级提升 |
| 4.3 生生牧场消费等级的嵌入 |
| 4.3.1 近代上海的社会分层与牛奶的品牌选择 |
| 4.3.2 生生牧场消费人群的社会结构 |
| 4.3.3 日伪时期生生牧场销售对象的上移 |
| 第五章 生生牧场的衰退与政治权力的介入(1946-1949年) |
| 5.1 中国国民党接收生生牧场的经过 |
| 5.2 中央信托局与生生牧场的衰退 |
| 5.2.1 中央信托局接收生生牧场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 |
| 5.2.2 中央信托局管理上海生生牧场时期的衰退 |
| 第六章 结论 |
| 附录 :沈九成父子年谱初编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10）民国时期青海农村经济研究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范围及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及手段 |
| 四、资料的运用 |
| 第一章 青海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
| 一、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 |
| 二、复杂的人文环境 |
| 三、政区与基层社会组织的演变 |
| 四、道路交通的新变化 |
| 第二章 耕地及农业技术 |
| 一、农业经济的地理基础 |
| 二、耕地的基本情况及变动趋势 |
| 三、农业技术的传承和发展 |
| 四、农作物种植及单位产量的变化 |
| 五、农田水利建设新成就 |
| 第三章 农村经济与农民生活 |
| 一、地权分配与租佃关系 |
| 二、赋税的种类及特点 |
| 三、人口的基本情况及变动趋势 |
| 四、河湟地区人地关系问题 |
| 五、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 |
| 六、农村借贷关系的新变化 |
| 第四章 畜牧业经济与牧民生活 |
| 一、畜牧地的优势条件 |
| 二、驻牧地及牧民分布 |
| 三、牲畜种类及数量 |
| 四、草场占有权及租佃关系 |
| 五、牧业经营方式及改良技术 |
| 六、畜产品加工及交易 |
| 七、牧民收支与生活 |
| 第五章 藏传佛教寺院经济 |
| 一、藏传佛教寺院概况 |
| 二、寺院经济及基本类型 |
| 三、寺院经济的经营方式 |
| 四、寺院的收入与支出 |
| 五、寺院经济的特点 |
| 第六章 农村市场 |
| 一、寺院与市集的形成 |
| 二、民间贸易与市场 |
| 二、皮毛贸易与市场 |
| 三、庙会、花儿会与市场 |
| 五、市场盛衰及其原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四、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文化史研究概述（论文参考文献）
- [1]论王子云中国雕塑史研究的历史贡献[D]. 项祎. 西安美术学院, 2021(12)
- [2]从鉴藏到创作 ——吴湖帆、张大千比较研究[D]. 张祉恩.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3]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D]. 张挺玺.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4]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研究[D]. 郭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商人与革命：中共太行区商人联合会研究（1940-1947）[D]. 党志勇.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6]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
- [7]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8]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D]. 郭心钢. 山西大学, 2020(12)
- [9]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D]. 刘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10]民国时期青海农村经济研究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D]. 袁亚丽.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