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典”时期药品质量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毕九川[1]（2021）在《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研究 ——以应对非典、埃博拉、新冠疫情的外交机制和外交行动为例》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非典、埃博拉和新冠肺炎等多次国际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中国外交在应急处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开始于非典疫期间期间经历了由“被动融入”到“探索性参与”的过程。中国基于国家安全和应对国际压力的考虑,开始尝试建立应急卫生外交机制并强调国际卫生合作。在多边层面,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内强化技术领域的交流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在东亚区域基于已有的地区多边框架和共识,建立应急卫生新机制,积极开展应急卫生合作。在双边层面,中国主要围绕争取国际理解支持和尽快恢复中外交往展开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后非典时期,中国卫生应急体系不断完善,双边和多边卫生外交不断发展。援助西非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是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发展的重要节点。此次疫情期间,中国不仅早于世界卫生组织数月开展对外应急卫生援助,还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后,迅速启动国内应急卫生机制,创新应急卫生外交运转机制,强化全球应急卫生合作。在多边层面,中国在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框架下开展多边应急卫生行动。在双边层面,除了对疫情国家开展史无前例的应急卫生援助外,中国还与美欧等国加强卫生合作。中国此次应急卫生外交取得了积极效果,提升了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软实力。后埃博拉时期,中国卫生外交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不断扩大卫生外交范围,强化在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层面的卫生外交行动。新冠疫情是21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际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兼顾国内与全球卫生安全,初步成熟。中国根据疫情发展不断调整应急卫生外交机制,从“三级联动”到“中央统筹—归口管理”,更加细化和完善。外交行动表现出引领性参与全球应急卫生治理的特点。在多边层面,中国始终与世界卫生组织全面合作,维护其权威;在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全面开展多边磋商、交流与合作。在双边层面,中国强化与各国“云”交流;开展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对外应急卫生援助和发展合作。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取得显着成绩。应急卫生外交是中国外交和全球卫生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呈现出立体化、规范化和公开化的发展趋势;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呈现出方向转变、区域扩大化、方式多样化和内容多元化的特点。各个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因素、中国参与应急卫生外交的意愿和能力是影响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发展变化的动因。
郭玉华[2]（2021）在《公共安全问责治理：政策变迁与演进逻辑 ——基于2003年以来的政策文本与实践分析》文中认为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类公共安全事件层出不穷,公共安全治理也成为我国国家治理的热点问题。问责治理作为维护公共安全的重要手段,虽然取得了积极成效,但由此所引发的问题也正不断暴露出来。因此,本文试图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方法对2003-2019年间我国公共安全问责政策的演进历程进行回溯,并结合公共安全问责治理实践,以政策变迁动力理论为分析框架,研究中央层面公共安全问责治理的政策变迁、发展特征、变迁动因以及演进逻辑。经过梳理和筛选构建国家层面公共安全问责政策样本数据库共148份,并运用ROST软件,通过关键词筛选对政策文本进行规范的量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3-2019年间,我国公共安全问责政策经历了压力型问责、运动式问责和常态化问责三个阶段,诱发其政策变迁的动力有政治环境的变化、社会环境的变化、其他领域问责治理等外部因素以及公共安全问责治理存在的问题、政策制定者对公共安全问责治理关注度的提高、政策负面效果的反馈等内部因素。此外,其发展特征表现为行政问责到党政问责、同体问责到异体问责以及问责聚焦党政“一把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现,我国公共安全问责治理正朝着“事后—事中一事前”问责关口不断前移、问责机制不断完善以及自中央向地方的强贯彻引导的路径发展。
卢雨欣[3]（2020）在《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行政问责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长春长生疫苗”事件为例》文中指出随着我国进入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类社会矛盾与问题凸显,由此引发的各类各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失,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政府作为社会与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承担着举足轻重的责任。虽然一些突发事件并不可避免,但如果能加强政府及行政人员的责任感,提前做好风险预判与评估,提高重大风险防控能力,至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事件发生的频率与危害。近年来,我国在行政问责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逐步建立和完善了行政问责制度的基本框架,问责范围不断扩大,问责主体多元化,问责方式多样化等等。但由于国家法律制度的缺失,问责内部软环境的不成熟,外部硬件制度的不健全等,造成了行政问责缺乏有效性与科学性,在实践中基本形成了假大空和宽松软现象。论文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视角,特别是通过对长生疫苗事件的具体阐述,探讨行政问责的完善问题,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在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发生后,政府即刻对公职人员失职渎职行为启动了问责,一批政府官员和相关人员受到了应有的处罚,但其中存在问责的随意性等凸显了问责体系的诸多问题,加大了公众对行政问责真实性及权威性的疑虑。因此,进一步完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行政问责就刻不容缓。本文基于对长生疫苗事件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从四个方面提出建议:一是健全完善行政问责制,包括优化同体问责效果,强化异体问责建设,明确问责对象、细化问责范围、完善问责程序;二是完善行政问责的相关法律法规,包括加快推进问责法律的有效供给、扩大问责的范围等;三是构建适应新时代的行政问责文化环境,包括加强行政人员的责任意识,提升公民的参与意识等;四是健全行政问责的配套制度,包括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完善政府绩效评估体制、规范官员复出机制等。
李宗明[4]（2020）在《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医疗改革不断深入,特别是198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医疗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医疗服务市场化效率大大提升,而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不公平,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疗纠纷案件层出不穷、各种“医闹”和暴力伤医事件频繁上演的社会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医患关系的密切关注和深刻反思。2009年实行新医改以后,医患关系虽然有所缓解,但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的状况并没改善,依然存在医患矛盾。我国当前多元复杂的医患矛盾,已成为各地政府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和推动卫生事业科学发展非常棘手的社会难题,阻碍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和经济社会繁荣稳定。基于此,在新时代背景下,继续研究医患关系制度模式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以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历史演进,利用公共选择理论和演化博弈论等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演进中的制度主体在医患关系制度模式选择中的行为特征和制度困境,从而提出破解制度困境的对策建议,最终目标是完善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促进医患关系更加和谐。本文的医患关系是指医患双方在医疗活动中所形成的特殊的契约关系和委托代理关系,是医患双方利益主体的利益博弈关系,以及在一定制度约束和社会道德约束下保持的一种医患风险分担关系;医患关系模式是指政府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过程中的制度安排,用以规范医患双方医疗服务行为的一套管理制度、运行机制和法律规范体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管理制度统一由中央政府制定安排;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医疗市场化改革中,公立医院实行公司化运营,公益性减弱,虽然提升了医疗服务效率,但医疗资源配置却不公平,导致医患矛盾频发,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了安全隐患。在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制度模式中,政府起决定性作用,应承担相应的制度责任、法律责任、财政责任和监管责任。建国以来,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历史演进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形成三类医患关系模式:（1）计划经济时期和谐稳定的医患关系模式。我国医疗卫生制度单一,医患关系制度安排稳定,公立医院公益性突出,全民医疗保障水平低下,医患之间不存在经济利益冲突,医患关系比较和谐稳定。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效率,医疗资源和医疗保障资金浪费严重,国家财政负担沉重,医患关系制度模式改革提上了日程。（2）改革开放至新医改前矛盾冲突的医患关系模式。随着医疗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公立医院实行公司化运营,医疗服务效率提升,但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患者医疗费用负担沉重,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逐渐突显,导致医患之间利益冲突加剧。中央政府在2009年又启动了新一轮的医患关系制度模式改革。（3）新医改以来多元复杂的医患关系模式。政府加大了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在注重医疗服务效率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增加公立医院公益性,试图改善公立医院医患关系。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形成了如浙江宁波的“宁波解法”、福建三明的“三医联动”以及广东省第三方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联合机制等,取得了一定成效,医患矛盾有所缓和,医疗服务质量有所提升。当前,在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演进过程中,存在医疗市场化改革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委托—代理”困境、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制度主体（地方政府、医疗群体、患者群体）演化博弈“囚徒”困境和医患关系模式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等制度困境。针对以上困境,制定了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模式制度变迁的优化路径:一是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克服“路径依赖”;二是建立医疗纠纷预防机制,妥善处理医疗纠纷;三是实行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合理化解医患矛盾;四是建立健全医疗责任保险机制,完善医疗服务体系;五是建立健全医疗法规制度,保障医患基本权益。本研究的创新之处:（1）研究视角具有创新性。本文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制度变迁,丰富了医患关系模式的研究。（2）理论运用具有创新性。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制度模式的历史演进,用公共选择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分析医患关系制度模式演进的困境及其原因,深化了医患关系制度模式的研究,丰富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对经济学科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通过对我国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的研究,其理论分析可为我国新时期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模式提供理论依据,其政策建议可为政府制定和谐医患关系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郎杰燕[5]（2019）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制度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贯穿于政治学发展的始终。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性制度,其改革、发展与完善不仅能够分散农民疾病风险、降低农民医疗负担、增进农民健康福祉,而且有利于缓解社会利益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国家政权合法性。可见,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体现其社会性的同时也显现出很强的政治性。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从建国之初的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到如今城乡一体化整合期的“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走过一条“跌宕起伏”的制度变迁之路。时至今日,仍存在管理经办体制不顺畅、筹资结构不合理、待遇支付制度不健全、监督控费机制不完善、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等诸多问题,给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国家能力和政府信任带来巨大挑战。诚然,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形成了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是,对于由宏观管理、筹资、待遇支付三项核心要素制度构成,关系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两个市场”,关涉国家、政府、社会团体及农民个人等多元利益,并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具有高度耦合性的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而言,单一角度的分析难免有失偏颇,难以揭示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与内在逻辑。综合“结构”、“行动”与“历史”要素全面解释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解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提供了一个广阔视角,以期探寻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深层逻辑,为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指明方向、提供路径。为此,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关于依据历史发展关键节点划分制度变迁阶段的方法,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历程划分为建国初期（1949-1957）、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7）、改革开放初期（1978-2001）、新世纪初期（2002-2008）、城乡一体化加速期（2009-今）五个阶段。通过全面、系统梳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演变历程,总结归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并着重探寻其变迁的内在逻辑。由此得出以下三个主要结论:其一,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具有复杂变迁历程与多元变迁特征。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经历了“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五次重大变迁。并且,每次大的制度变迁阶段下均有制度创新、制度扩散、制度完善等连续的、有所差异的制度变迁过程。同时形成分层分序的变迁路径,诱致性与强制性并行、内源性与外源性交揉、渐进性与突变式共存、合意性与意外性同在的多样化变迁方式,以及利弊相随的制度变迁绩效。其二,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遵循“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逻辑。制度环境通过粘嵌耦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结构性影响,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中的宏观管理、筹资和待遇支付制度分别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高度粘嵌,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性变迁。行动主体通过价值偏好与利益博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自主性影响,即建国初期农民的共同行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的整体性动员,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医疗机构、农民等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新世纪初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以及城乡一体化加速期人社与卫生两个主管部门之间的管理权争夺,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自主性变迁。另外,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近百年变迁历史中形成对“国家主导”、“自愿合作”以及“二元保障”路径的强劲依赖,并且还受到诸多偶然性事件以及关键节点等时间要素的深刻影响。其三,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应在优化制度环境、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突破路径依赖、把握关键节点的基础上向着更加公平、健康、高效、可持续方向发展。
谢忠强[6]（2014）在《反哺与责任：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研究 ——以人力、财物和技术设备的输出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上海是全国的上海，开埠以来上海与全国的经济联动关系就十分紧密。解放后，随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立，在国家对于全国经济发展调控不断加强的历史语境下，上海与全国的经济联动关系更加密切。上海的发展离不开全国的支援，而上海在得到全国支援的同时也为全国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历史贡献。建国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当中，上海虽未被当做国家投资的重点地区，但由于具有雄厚的工业技术力量，上海还是担负起了支援全国建设的历史任务。在建国后的头十年里，全国以工业化建设为重点。上海市为了支援全国的经济建设，充分动员本市资源，在人员、技术设备等方面对这一时期国家的治淮工程、内地工业建设、一五计划重点工程建设、内地文化教育事业等进行了有力的支援。上海支援全国的历史，自“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方针确立之后，在从大跃进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的二十年时间里面更是进一步展开。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上海支援全国”作为概念的体制语境消失，但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上海支援全国”的精神不但得到了很好的延续，而且还呈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的历史过程在推动全国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升华了上海自身的城市精神。正文共设五章及结语六个部分。第一章，主要在回顾上海历史地位演变的同时，以解放后上海与全国的联动关系为切入点，在“全国支援上海”和“上海支援全国”两个方向相互印证的基础上，为后面几章内容的展开提供历史背景和内在逻辑的铺垫；第二章，主要对1949年至1958年间上海支援全国的开展情况进行考证和分析；第三章，主要对1958年至1978年间上海支援全国的情况进行梳理和研究；第四章，则选取支援福建省为例，进行上海支援全国的个案研究；第五章，主要对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对全国的支援情况进行探讨；结语部分，主要对全文进行总结与概括的基础上，对解放后上海支援全国的历史进行宏观的评价和分析。通过研究，本文在前人成果启发的基础上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对解放后上海支援全国的研究有所推进：1、在对相关概念的考证方面有所推进；2、在对上海支援全国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上更注重保持其完整性；3、在进一步补充和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对上海支援全国的相关史实的考证和梳理上力求更加丰富和全面。
韩颖[7]（2011）在《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工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历史脉络,揭示了其发展演变的深刻历史背景及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启示。按照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阶段性,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救灾捐赠的发展演变分为三个时期:救灾捐赠的恢复和调整时期（1979-1988年）、救灾捐赠的改革探索时期（1989-1999年）和救灾捐赠的快速蓬勃发展时期（2000年以来）。本文由导论、正文（四章）和结束语（第五章）组成。导论部分主要介绍本课题的选题意义、相关核心概念、研究现状、主要研究方法、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以及论文的基本框架结构。第一章,1949-1978年中国救灾捐赠工作回顾。通过已掌握的材料,对1949-1978年中国发生的自然灾害情况,以及党和政府开展的救灾捐赠活动进行归纳梳理,总结1949-1978年间中国救灾捐赠的特点。第二章,1979-1988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恢复和调整。笔者认为,这一阶段救灾捐赠还处于初步恢复和摸索阶段,“左”的思想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还依然存在。一方面,党和政府对救灾工作进行恢复、调整,开始尝试恢复国内救灾捐赠工作,但救灾捐赠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开始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在救灾外援的接收、入境、运输、检验检疫、发放等方面初步形成了一些固定做法和规定,但对救灾外援的态度还比较保守、谨慎、出现犹豫反复,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将灾情、救灾和接受救灾外援与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混在一起考虑,还不够开放、理性和务实。第三章,1989-1999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探索和改革。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体制的转轨,救灾捐赠开始真正步入改革探索阶段。以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的成立、减灾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以及救灾工作实行分级管理体制改革为契机,民政部开始初步探索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和救灾对口支援模式,并逐步规范、完善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和制度规定,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颁布,标志着国家以法律形式对扶贫济困捐赠行为的肯定、保护、规范和鼓励,为救灾捐赠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奠定了救灾捐赠工作法制化的基础。第四章,2000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的快速蓬勃发展。主要介绍了2000年后中国救灾捐赠在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救灾对口支援、救灾捐赠激励、救灾捐赠应急响应机制、国际救灾援助以及立法工作等方面的建设和发展。笔者认为,经历了2003年防治“非典”、2008年初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5?12”汶川特大地震、2010年“4·14”玉树地震和“8·7”舟曲泥石流灾害等救灾捐赠实践,经常性社会捐助、救灾对口支援、救灾捐赠激励、救灾捐赠应急响应机制、国际救灾援助及立法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救灾捐赠在组织、发动、接收、运输、分配、统计、信息公开、监督等环节的具体操作流程逐步规范、完善,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规范的运行模式,逐步确立了“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各方协作”的救灾捐赠工作机制。结束语（第五章）,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述评。分析了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取得的重大进展及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总结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经验启示。在对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考察过程中,本文着重对该课题研究的几个薄弱环节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系统考察了中国在对待国际救灾援助、经常性社会捐助、救灾对口支援、救灾捐赠激励和救灾捐赠立法等问题上的政策变化及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并总结其经验教训。
张自立[8]（2010）在《面向非常规突发事件的生产能力储备模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频发的各种非常规突发事件,通常都会引起大规模的应急物资突发需求。应急物资作为应对突发需求最重要的资源保障,不及时充足供应可能会导致事件的影响范围迅速扩大以及次生事件的发生,严重危害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生活秩序。而市场通常很难满足大规模的突发需求,在非常规突发事件爆发后,如何筹措和提供大量的应急物资已成为迫切需要关注的研究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管理者将物资储备作为满足大规模突发需求的重要保障,并进行详细研究。然而,现有的物资储备研究主要围绕实物储备的规模、结构、布局和调运等方面展开,对物资储备的其他储备方式缺乏必要的研究。实物储备无论是在储备规模还是在储备结构上,都不可能而且没有必要满足所有非常规突发事件对应急物资的需求。再加之实物储备在储备空间和时间上的缺陷以及后续保障能力上的不足,使物资储备必须关注其他储备方式。生产能力储备不仅在储备空间和时间方面对实物储备具有重要补充作用,而且还可以保障应急物资的后继供应能力,但相关研究文献很少。随着科技进步,企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生产能力储备在应急时快速转变成实物的目标愈加可行,以生产能力储备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以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为理论基础,采用微分系统动力学、博弈论、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等多种研究方法,深入研究了企业剩余生产能力动员、生产能力代储以及生产能力储备共同投资建造等生产能力储备实现途径的关键问题。从剖析非常规突发事件以及生产能力储备的内涵着手,本文提出了生产能力储备的应急属性和具有临时竞争性但不具有排他性的准公共物品属性,指出生产能力储备的实施必须有政府和生产企业的共同参与。进而构建了生产能力储备实现途径的理论框架,包括企业剩余生产能力动员、政府补贴下企业代储和政府与企业共同投资建造。首先,本文探讨了企业剩余生产能力的概念和内涵,阐述了其与生产能力储备的区别和联系,指出企业剩余生产能力通过合适的生产动员可以发挥生产能力储备的类似功能,进而构建了企业剩余生产能力的应急生产动员基本模型和多阶段模型。根据价格管制和企业剩余生产能力有限的假设,从企业社会责任、政府动员强度、生产资源获取难度以及突发需求增长方式等角度深入地研究了政府如何通过市场手段快速提高应急物资产量。并考虑根据非常规突发事件所处阶段特征制定动员强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构建了基于平时消费量的应急生产动员强度模型,以完善应急生产动员模型。其次,指出生产能力储备是具有潜在的“消费”和“生产”双重正外部性的公共物品,政府不宜采取直接提供模式,可以通过补贴选择生产企业代储。构建了政府补贴下的生产能力代储企业选择模型,通过政府期望补贴率和企业期望补贴率的比较,实现政府和生产企业的互动及双选。根据实物储备和生产能力储备对本级政府的效用,构建了政府补贴政策模型,通过调整补贴政策影响代储企业将资金分配到库存建设和生产能力建设的比例。再次,提出从时间维度将生产能力储备在不同时间划分成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政府仅在非常规突发事件发生时动用生产能力储备,平时则可由企业生产经营并获取市场收益,以此作为政府和企业共同投资建造生产能力储备的基础。进而构建了政府和企业同时投资模型和主从博弈投资模型,研究了政府和企业的投资资金的匹配问题,比较了不同投入模式中生产能力储备共建的实现难度、实现总量以及政府和企业的投入强度等。最后,本文从价格管制、信息发布、剩余生产能力、动员手段、企业社会责任和生产资源供应等角度,对我国出现的“非典”事件、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和汶川地震等的生产动员进行了深入的案例分析。接着分析了浙江省抗流感药品生产能力代储的案例,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完善建议。考虑生产能力储备共建尚未有实践案例,提出了借鉴国防工业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想法,并进一步提出了政府的投资管理建议。
吴晔,沈璐[9]（2005）在《SARS流行期间中美药品监管之比较》文中研究说明SARS作为一种新发传染病 ,它的爆发和流行给各国政府和民众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和恐慌。为了解SARS流行期间预防性用药的使用情况、随之带来的危害以及影响因素 ,我们组织了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 ,还收集了有关国家或地区采取的应急政策。本文对中、美两国药品行政部门在SARS流行期间的新药申请审批、医药储备管理、药品检验、市场规范等多方面进行了比较 ,以期为今后发生类似突发事件时进行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郑筱萸[10]（2003）在《在2003年中国药师周上的讲话》文中提出 同志们: 这次会议是在全党全国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坚持“两手抓”,防治非典工作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的形势下召开的,也是在我们巩固和发展药品监管体制优势,国家局履行食品安全综合监管职能,肩负新的历史使命的形势下召开的:
二、“非典”时期药品质量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非典”时期药品质量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研究 ——以应对非典、埃博拉、新冠疫情的外交机制和外交行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创新点和不足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五、案例选择说明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卫生外交的演进与全球卫生外交 |
| 一、卫生外交的演进 |
| 二、全球卫生外交 |
| 第二节 应急卫生外交 |
| 一、应急管理与应急外交 |
| 二、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与应急卫生外交 |
| 第三节 中国卫生外交历程和中国应急卫生外交 |
| 一、中国卫生外交历程简要回顾 |
| 二、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相关概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起步:应对非典疫情 |
| 第一节 中国应对非典疫情概况 |
| 一、最初预警和初步反应期 |
| 二、全面卫生应急期 |
| 第二节 非典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一、全国防治非典肺炎指挥部之下的外交联动机制 |
| 二、全国防治非典肺炎指挥部之下的外事组 |
| 第三节 非典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 |
| 一、全球多边层面:与WHO合作 |
| 二、区域多边层面:东亚东南亚区域合作 |
| 三、双边应急卫生外交 |
| 第四节 非典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及影响 |
| 一、非典疫情时期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 |
| 二、对后非典疫情期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影响(2004-2013)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发展:应对埃博拉疫情 |
| 第一节 埃博拉疫情及国际社会应对概况 |
| 一、埃博拉疫情概况 |
| 二、国际社会应对概况 |
| 第二节 埃博拉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一、国务院联防联控的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二、对外应急援助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援非抗埃”的应急卫生外交行动 |
| 一、中国“援非抗埃”的多边应急卫生合作 |
| 二、中国“援非抗埃”的双边应急卫生合作 |
| 第四节 中国“援非抗埃”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及影响 |
| 一、中国“援非抗埃”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 |
| 二、对后埃博拉疫情期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影响(2014-2019)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逐步成熟:应对新冠疫情 |
| 第一节 新冠疫情及应对概况 |
| 一、中国国内卫生应急期 |
| 二、中国国内防控常态化与全球卫生应急期 |
| 第二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一、国家元首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层面 |
| 二、国务院层面 |
| 三、外交部层面 |
| 第三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全球与区域多边合作 |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与WHO全面合作 |
| 二、全球大国协调:G20 框架内合作 |
| 三、在东亚东南亚区域的多边应急卫生合作 |
| 四、全球多边与区域多边应急卫生合作的有机融合 |
| 第四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双边援助与发展合作 |
| 一、医疗技术双边援助和防疫能力合作 |
| 二、应急医疗物资双边援助 |
| 三、关于疫苗的双边援助与合作 |
| 第五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评价 |
| 一、有效促进疫情防控 |
| 二、有力维护海外公民权益 |
| 三、应急能力赢得国际广泛赞誉 |
| 四、建设性参与全球应急卫生合作 |
| 五、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发展变化 |
| 第一节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发展 |
| 一、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立体化 |
| 二、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规范化和公开化 |
| 三、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专业化 |
| 第二节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的变化 |
| 一、应急卫生外交行动的方向转变和地域范围的扩大化 |
| 二、应急卫生外交的方式多样化和内容多元化 |
| 第三节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发展变化的动因分析 |
| 一、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自的特点 |
| 二、全球卫生治理力量的影响 |
| 三、中国开展应急卫生外交的意愿 |
| 四、中国开展应急卫生外交的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2）公共安全问责治理：政策变迁与演进逻辑 ——基于2003年以来的政策文本与实践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公共安全 |
| 1.3.2 责任 |
| 1.3.3 问责治理 |
| 1.4 理论基础 |
| 1.5 研究设计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公共安全问责治理研究现状 |
| 2.1 国内公共安全问责治理研究现状 |
| 2.2 国外公共安全问责治理研究现状 |
| 2.3 小结 |
| 第3章 公共安全问责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
| 3.1 研究设计 |
| 3.1.1 数据来源 |
| 3.1.2 样本选取 |
| 3.1.3 研究过程 |
| 3.2 公共安全问责政策文种类型 |
| 3.3 公共安全问责政策权威主体发文量 |
| 3.4 公共安全问责政策主题关联性分析 |
| 3.5 小结 |
| 第4章 公共安全问责政策的变迁与发展特征 |
| 4.1 公共安全问责政策的变迁历程 |
| 4.1.1 压力型问责(2003-2007年) |
| 4.1.2 运动式问责(2008-2012年) |
| 4.1.3 常态化问责(2013-2019年) |
| 4.2 公共安全问责政策的发展特征 |
| 4.2.1 由行政问责到党政问责 |
| 4.2.2 从同体问责到异体问责 |
| 4.2.3 问责聚焦党政“一把手” |
| 4.3 小结 |
| 第5章 公共安全问责政策变迁的动因分析 |
| 5.1 公共安全问责政策变迁的外部影响因素 |
| 5.1.1 社会环境的变化 |
| 5.1.2 政治环境的变化 |
| 5.1.3 其他领域问责治理的影响 |
| 5.2 公共安全问责政策变迁的内部影响因素 |
| 5.2.1 公共安全问责治理存在的问题 |
| 5.2.2 政策制定者关注度的提高 |
| 5.2.3 政策负面效果的反馈 |
| 5.3 小结 |
| 第6章 公共安全问责治理的演进逻辑 |
| 6.1 公共安全问责治理的实现 |
| 6.1.1 公共安全问责治理的工具性应用 |
| 6.1.2 公共安全问责治理与问责政策的内在联系 |
| 6.2 公共安全问责治理演变的规律 |
| 6.2.1 “事后—事中—事前”问责关口的前移 |
| 6.2.2 问责治理机制的丰富和完善 |
| 6.2.3 自中央向地方的强贯彻引导 |
| 6.3 小结 |
| 第7章 总结与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中央层面公共安全问责政策（2003-2019年间） |
（3）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行政问责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长春长生疫苗”事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主要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行政问责的基本理论 |
| 2.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概述 |
| 2.1.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概念 |
| 2.1.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点 |
| 2.1.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 |
| 2.2 行政问责制的内涵与构成要素 |
| 2.2.1 行政问责制的内涵 |
| 2.2.2 行政问责制的构成要素 |
| 2.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行政问责的理论基础 |
| 2.3.1 权责统一理论 |
| 2.3.2 法治政府理论 |
| 2.3.3 责任政府理论 |
| 第3章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行政问责的发展 |
| 3.1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行政问责的发展阶段 |
| 3.1.1 萌芽起步时期(1978年至2002年) |
| 3.1.2 初步探索时期(2003年至2008年) |
| 3.1.3 全面推进时期(2008年至今) |
| 3.2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行政问责制的发展趋势 |
| 3.2.1 问责制度化更加明确 |
| 3.2.2 问责方式不断改变 |
| 3.2.3 问责范围不断扩大 |
| 3.2.4 问责主体趋向多元化 |
| 3.3 党的十八大以来行政问责的新变化 |
| 3.3.1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与行政问责的配套衔接 |
| 3.3.2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对行政问责的有效补充 |
| 第4章 “长春长生疫苗”事件中的行政问责问题 |
| 4.1 “长春长生疫苗”事件中的行政问责分析 |
| 4.1.1 事件回顾 |
| 4.1.2 对事件中行政问责的具体分析 |
| 4.2 “长春长生疫苗”事件中行政问责存在的问题 |
| 4.2.1 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构成不完善 |
| 4.2.2 国家法律法规的缺失 |
| 4.2.3 问责外部软环境的不成熟 |
| 4.2.4 问责的外部硬性制度不健全 |
| 第5章 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行政问责的策略 |
| 5.1 健全完善行政问责制度 |
| 5.1.1 优化同异体问责效果 |
| 5.1.2 明确行政问责对象的责任界定 |
| 5.1.3 全面细化行政问责的范围 |
| 5.1.4 全面完善行政问责程序 |
| 5.2 完善行政问责相关法律法规 |
| 5.2.1 加快推进公共卫生问责法律法规有效供给 |
| 5.2.2 扩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问责的范畴 |
| 5.3 构建适应时代的新型行政问责文化环境 |
| 5.3.1 加强行政人员的忧患责任意识 |
| 5.3.2 提升全民参与意识 |
| 5.4 健全行政问责其他配套制度 |
| 5.4.1 加强政府信息的公开 |
| 5.4.2 完善政府绩效评估体制 |
| 5.4.3 规范官员复出程序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一)国内背景 |
| (二)国际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 一、研究对象 |
| 二、总体框架 |
| 三、重点难点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基本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一)比较综合法 |
| (二)历史分析法 |
| (三)归纳分析法 |
| (四)博弈分析法 |
| (五)调查访谈法 |
| 第二章 国内外文献研究概述 |
| 第一节 国外文献研究概述 |
| 一、医患关系模式相关理论研究 |
| (一)帕森斯的“病人角色”理论 |
| (二)萨斯—霍伦德的医患三模式 |
| (三)弗莱德森的医患冲突理论 |
| 二、国外典型的医患关系模式 |
| (一)美国“患者权利保护人”制度模式 |
| (二)英国三级投诉和全科医疗制度模式 |
| (三)德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模式 |
| (四)日本医疗纠纷预防及处理机制模式 |
| 第二节 国内文献研究概述 |
| 一、医患关系模式研究领域广泛 |
| 二、医患关系模式理论视角多样 |
| (一)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医患关系模式 |
| (二)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医患关系模式 |
| (三)基于社区卫生服务的朋友式医患关系模式 |
| (四)基于家长主义和尊重自主的医患协商模式 |
| 第三节 文献评述与问题的提出 |
| 一、文献评述与小结 |
| 二、问题的提出 |
| 第三章 基本概念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医患关系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医患关系的内涵 |
| (一)社会学视角的医患关系 |
| (二)伦理学视角的医患关系 |
| (三)法学视角的医患关系 |
| (四)经济学视角的医患关系 |
| (五)医患关系的实质 |
| 二、医疗纠纷的概念 |
| 三、医患关系模式的内涵 |
| (一)医患关系模式的概念 |
| (二)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的内涵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制度变迁理论 |
| (一)制度变迁的内涵 |
| (二)制度变迁的供给需求理论 |
| (三)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理论 |
| (四)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 |
| 二、公共选择理论 |
|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观点 |
|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有限理性”假设 |
| (三)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 |
| 三、演化博弈理论 |
| (一)博弈论的概念与分类 |
| (二)博弈论的表示法 |
| (三)演化博弈理论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的政府责任 |
| 第一节 社会管理中的政府职能 |
| 一、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 |
|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 |
|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 |
| 二、政府在医疗服务市场的职能 |
| (一)我国医疗服务市场的基本特征 |
| (二)政府是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 |
| (三)医疗服务市场的政府介入 |
| 第二节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模式中的政府责任 |
| 一、制度责任 |
| 二、法律责任 |
| 三、财政责任 |
| 四、监管责任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计划经济时期的医患关系模式概况 |
|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和谐稳定的医患关系模式 |
| 二、计划经济体制下医患关系模式典型特征 |
| (一)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医患关系制度稳定单一 |
| (二)公立医院公益性突出,医患关系和谐稳定 |
| 三、计划经济后期医患关系模式制度变迁动因分析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至新医改前的医患关系模式概况 |
| 一、改革开放至新医改前矛盾冲突的医患关系模式 |
| 二、改革开放至新医改前医患关系模式形成原因 |
| (一)推行医疗市场化改革,加速医患矛盾升级 |
| (二)医疗服务体制商业化,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 |
| (三)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医患关系矛盾冲突 |
| 三、新医改前医患关系模式的制度变迁动因分析 |
| 第三节 新医改以来的医患关系模式概况 |
| 一、新医改以来多元复杂的医患关系模式 |
| 二、新医改试点医患关系模式典型案例 |
| (一)浙江省宁波市医疗纠纷“宁波解法” |
| (二)福建省三明市医疗改革“三医联动” |
| (三)广东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结合机制 |
| 三、新医改以来医患关系模式存在的突出问题 |
| (一)医患双方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医患矛盾有增无减 |
| (二)医患关系呈现多元化,医患利益冲突复杂 |
| (三)医患关系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医患关系改善甚微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当前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演进中的制度困境 |
| 第一节 医疗市场化改革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委托—代理”困境 |
| 一、中央与地方的委托—代理关系 |
| 二、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中的道德风险 |
| (一)制度制定的道德风险 |
| (二)制度执行的道德风险 |
| 第二节 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制度主体演化博弈“囚徒”困境 |
| 一、医患关系模式的制度主体 |
| 二、医患关系模式制度主体演化博弈分析 |
| (一)演化博弈模型的基本要素构建 |
| (二)三方利益主体的演化博弈行为分析 |
| (三)三方利益主体演化博弈的结果分析 |
| (四)和谐医患关系模式三方博弈决策行为 |
| 三、医患关系模式制度主体“囚徒”困境原因分析 |
| (一)政府部门忽视创造医患合作收益 |
| (二)医疗群体利用信息优势诱导需求 |
| (三)患者群体期望收益难以实现 |
| 第三节 医患关系模式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 一、医患关系制度处于无效率停滞的“锁定”状态 |
| 二、医疗制度供给主体的“利益粘滞”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构建我国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制度模式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克服“路径依赖” |
| 一、医患关系模式制度变迁路径优化原则 |
| (一)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
| (二)坚持创新引领原则 |
| (三)坚持政府权责统一原则 |
| 二、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实施统一制度安排 |
| (一)实行强制性的医患关系制度变迁 |
| (二)实施统一的医患关系制度安排 |
| (三)制定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 |
| 三、克服制度变迁“路径依赖”,重视制度创新与兼容 |
| (一)加快医患关系制度创新,克服“路径依赖” |
| (二)健立健全医疗法律法规,重视医患关系制度兼容 |
| 第二节 建立医疗纠纷预防机制,妥善处理医疗纠纷 |
| 一、建立医疗纠纷预防机制,防范医患纠纷产生 |
| (一)加强公立医院内部日常管理工作 |
| (二)重塑社会信任机制,弘扬医疗职业道德 |
| (三)加强医学知识宣传教育,引导患者转变就诊观念 |
| 二、建立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妥善化解医患矛盾 |
| (一)完善医患之间协商解决机制 |
| (二)实事求是妥善处置医疗纠纷 |
| 三、建立医疗纠纷补救机制,减少医疗事故损失 |
| (一)推行社会医疗互助体系建设 |
| (二)建立患者心理援助体系 |
| 第三节 实行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合理化解医患矛盾 |
| 一、建立健全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机制 |
| 二、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典型案例 |
| (一)宁波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 |
| (二)广东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 |
| 三、加强人民调解配套制度建设,保障医疗纠纷有效处理 |
| (一)设立医患纠纷合议庭 |
| (二)构建医疗纠纷处理机制 |
| (三)准确量刑公正司法 |
| 第四节 建立健全医疗责任保险机制,完善医疗服务体系 |
| 一、建立健全医疗责任保险机制 |
| (一)建立医疗责任风险分担机制 |
| (二)建立医疗损害保险制度 |
| (三)建立健全医疗保障体系 |
| 二、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典型案例 |
| (一)宁波市医疗责任保险理赔协商机制 |
| (二)广东省医疗责任保险机制 |
| 三、加快完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
| (一)强制实行医疗责任保险 |
| (二)完善现行医疗责任保险机制 |
| 第五节 建立健全医疗法规制度,保障医患基本权益 |
| 一、加强医疗法律保障,约束规范医疗行为 |
| (一)制定统一的《医疗执业法》 |
| (二)平等公正司法,加强医疗群体的保护 |
| (三)强化医务人员法律意识和职业素养 |
| 二、建立健全患者权利保护法律法规 |
| (一)厘清患者权利法律法规 |
| (二)制定《患者权利保护法》 |
| (三)坚持患者生命健康权利至上原则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第一节 全文总结 |
| 第二节 主要创新点 |
| 第三节 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指导教师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 |
| 答辩委员会决议书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件 |
（5）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价值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 |
| (二)关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研究 |
| (三)已有研究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界定与相关阐释 |
| (一)制度及制度变迁 |
| (二)医疗保险制度及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
| (三)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四、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 |
| (一)研究视角:历史制度主义 |
| (二)分析框架:环境·主体·时间与制度变迁 |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六、总体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总体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第1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基本历程 |
| 1.1 建国初期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 |
| 1.1.1 制度生成:米山联合保健站建立 |
| 1.1.2 制度扩散: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推广 |
| 1.2 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 |
| 1.2.1 制度创新:稷山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建立 |
| 1.2.2 制度扩散: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大力推广 |
| 1.2.3 制度衰退:国民经济调整下暂时性式微 |
| 1.2.4 制度高潮:“六·二六”指示下走向“顶峰” |
| 1.3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 |
| 1.3.1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雪崩式”解体 |
| 1.3.2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首次恢复重建失败 |
| 1.3.3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再度恢复重建无果 |
| 1.4 新世纪初期“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 |
| 1.4.1 制度创新:新农合政策出台 |
| 1.4.2 制度试验:新农合试点启动 |
| 1.4.3 制度扩散:试点扩大与“全覆盖” |
| 1.5 城乡一体化加速期“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 |
| 1.5.1 制度创新:地方自发探索城乡医保制度整合 |
| 1.5.2 制度扩散:中央顶层政策倡导性整合 |
| 1.5.3 制度完善:中央和地方上下联动式整合 |
| 小结 |
| 第2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 2.1 分层分序: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路径 |
| 2.1.1 分层变迁:三项核心要素制度的相对独立性 |
| 2.1.2 分序变迁:三项核心要素制度的相互关联性 |
| 2.2 多样并存: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方式 |
| 2.2.1 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并行 |
| 2.2.2 内源性制度变迁与外源性制度变迁交揉 |
| 2.2.3 渐进性制度变迁与突变式制度变迁共存 |
| 2.2.4 合意性制度变迁与意外性制度变迁同在 |
| 2.3 利弊相随: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绩效 |
| 2.3.1 农村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2 “集体福利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3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式”变迁绩效 |
| 2.3.4 “初级社会保险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5 农村“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小结 |
| 第3章 结构性变迁:制度环境与农村医疗保险 |
| 3.1 制度环境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3.1.1 粘嵌耦合:制度环境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 |
| 3.1.2 农村医疗保险与制度环境的嵌入关系 |
| 3.2 政治嵌入性:政治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2.1 国家缺位与“俱乐部式”管理 |
| 3.2.2 “全能主义”与官僚化管理 |
| 3.2.3 行政分权与管理主体缺失 |
| 3.2.4 民生政治与政府垄断性管理 |
| 3.2.5 政府治理变革与社会化管理 |
| 3.3 经济嵌入性:经济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3.1 合作经济与农民自愿集资 |
| 3.3.2 封闭性集体经济与强制性筹资 |
| 3.3.3 经济性分权与医疗保险筹资不力 |
| 3.3.4 经济发展奇迹与财政主导型筹资 |
| 3.3.5 分配格局调整与社会化筹资 |
| 3.4 社会嵌入性:社会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4.1 社会弥散与低水平医疗保健 |
| 3.4.2 “总体性社会”与集体医疗福利 |
| 3.4.3 社会转型与医疗自费 |
| 3.4.4 社会权利诉求与初级医疗保险待遇 |
| 3.4.5 社会公正与统一医疗保险待遇 |
| 小结 |
| 第4章 自主性变迁:行动主体与农村医疗保险 |
| 4.1 偏好与博弈:行动主体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 |
| 4.1.1 价值偏好:单一行动主体与制度变迁 |
| 4.1.2 利益博弈:多元行动主体与制度变迁 |
| 4.2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行动主体及其利益诉求 |
| 4.2.1 国家/政府的利益诉求 |
| 4.2.2 医疗机构的利益诉求 |
| 4.2.3 农民的利益诉求 |
| 4.3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利益博弈 |
| 4.3.1 农民的共同行动与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 |
| 4.3.2 国家的整体性动员与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 |
| 4.3.3 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 |
| 4.3.4 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与“初级社会保险型”农村医保 |
| 4.3.5 管理权之争与“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 |
| 小结 |
| 第5章 历史性变迁:时间中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
| 5.1 路径依赖、偶然事件、关键节点与制度变迁 |
| 5.1.1 自我强化: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 5.1.2 意外结果:偶然事件与制度变迁 |
| 5.1.3 “遗产”的产生与再生产:关键节点与制度变迁 |
| 5.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 5.2.1 “国家主导”路径的依赖 |
| 5.2.2 “自愿合作”路径的依赖 |
| 5.2.3 “二元保障”路径的依赖 |
| 5.3 偶然事件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5.4 关键节点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小结 |
| 第6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三重逻辑与未来改革 |
| 6.1 “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制度变迁逻辑 |
| 6.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及原则 |
| 6.2.1 共享、健康与幸福:制度改革目标 |
| 6.2.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原则 |
| 6.3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策略选择 |
| 6.3.1 优化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环境 |
| 6.3.2 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 |
| 6.3.3 突破路径依赖 |
| 6.3.4 注重关键节点 |
| 小结 |
| 结论与讨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进一步讨论 |
| (一)研究不足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反哺与责任：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研究 ——以人力、财物和技术设备的输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言 |
| 一、 研究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及题意的说明 |
| 三、 研究现状 |
| 四、 研究框架及内容的设定与说明 |
| 五、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几点推进（创新之处） |
| 六、 研究方法 |
| 七、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
| 第一章 上海与全国经济联动关系的历史概况 |
| 第一节 上海发展及其历史地位的演变 |
| 第二节 解放以来全国支援上海的发展过程 |
| 第三节 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的发展历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上海支援全国的初步开展（1949——1958） |
| 第一节 支援治淮：“开国治水”中的上海力量 |
| 第二节 20 世纪 50 年代上海工厂内迁 |
| 第三节 “一五时期”上海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 |
| 第四节 支援内地高等教育事业——以上海交通大学西迁为例 |
| 第五节 20 世纪 50 年代上海支援全国文化事业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上海支援全国的进一步开展（1958——1978） |
| 第一节 上海与“全国一盘棋”方针 |
| 第二节 20 世纪六十年代上海知识青年支援新疆农业建设 |
| 第三节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市支援全国三线建设 |
| 第四节 上海支援 1976 年唐山大地震抗震救灾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支援福建：上海支援全国的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1949 年上海组建南下服务团 |
| 第二节 上海对福建工业建设的协作与支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后上海支援全国的延续和发展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上海支援全国”历史语境的变迁 |
| 第二节 内联协作与对口支援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全国防疫和救灾中的上海力量——以防治“非典”和“5·12”地震救灾为中心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部分 |
| 附录一：上海支援全国大事年表 |
| 附录二：市委整顿金融业工作委员会动员上海金融业职工 2000 人参加西北区行工作总结报告(节选) |
| 附录三：上海支援广西的迁厂工作总结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出版的专着及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参加或主持的科研项目 |
| 后记 |
（7）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研究现状述评及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和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1949-1978年中国救灾捐赠回顾 |
| 第一节 1949-1978年的自然灾害状况 |
| 一、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
| 二、党对自然灾害认识的变化 |
| 三、初步提出救灾工作方针 |
| 第二节 1949-1978年的救灾捐赠活动 |
| 一、“一碗米”、“一两米”等一系列节约捐输救灾运动 |
| 二、社会募集救济款物 |
| 三、群众互助互济 |
| 第三节 1949-1978年救灾捐赠评析 |
| 一、以生产自救自助为主，有限开展救灾捐赠 |
| 二、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灾民以有力支持 |
| 三、强调国内互助，排斥救灾外援 |
| 四、募捐活动具有一定的零散性、偶然性、被动性 |
| 五、救灾捐赠具体政策较笼统，缺乏规范性 |
| 小结 |
| 第二章 1979-1988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恢复和调整 |
| 第一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救灾工作的调整 |
| 一、重新明确民政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
| 二、调整救灾工作方针 |
| 三、科学认识自然灾害 |
| 四、开展救灾理论研究 |
| 第二节 国内救灾捐赠的初步恢复 |
| 一、救灾与扶贫相结合的新思路 |
| 二、救灾与扶贫募捐工作的初步实践 |
| 第三节 对待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调整和反复 |
| 一、首次被动接受救灾外援 |
| 二、缩紧外援口径，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出现反复 |
| 三、通过联合国救灾署向国际社会提出救灾援助要求 |
| 四、规范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口径 |
| 小结 |
| 第三章 1989-1999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探索和改革 |
| 第一节 1989-1999年救灾捐赠改革探索的背景 |
| 一、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成立 |
| 二、减灾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
| 三、救灾工作实行分级管理体制改革 |
| 第二节 经常性社会捐助的初步探索 |
| 一、经常性社会捐助的源起 |
| 二、初步探索和实践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 |
| 第三节 救灾对口支援模式的探索和建立 |
| 一、对口支援政策溯源 |
| 二、救灾捐赠对口支援的探索和实践 |
| 第四节 国际救灾援助政策的逐步确立和完善 |
| 一、明确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立场 |
| 二、逐步完善国际救灾援助相关规定 |
| 第五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颁布实施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制定的背景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关于救灾捐赠的规定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 |
| 小结 |
| 第四章 2000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的快速蓬勃发展 |
| 第一节 救灾捐赠面临机遇和挑战 |
| 一、“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 |
| 二、国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实现小康 |
| 三、救灾工作方针的新变化 |
| 四、特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
| 第二节 2000年以来救灾捐赠典型案例 |
| 一、2003年防治非典型肺炎捐赠活动 |
| 二、2008年初应对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捐赠活动 |
| 三、“5·12”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活动 |
| 四、2010 年玉树“4·14”地震和“8·7”舟曲泥石流灾害捐赠活动 |
| 第三节 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的形成和创新 |
| 一、加快建立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 |
| 二、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的创新模式——“慈善超市” |
| 三、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的正式形成 |
| 第四节 救灾捐赠对口支援的调整和发展 |
| 一、适时调整救灾捐赠对口支援方案 |
| 二、“5·12”汶川地震救灾捐赠对口支援的重大发展 |
| 第五节 救灾捐赠应急响应机制的探索和实践 |
| 一、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
| 二、救灾捐赠工作规程的制定和应急机制的完善 |
| 第六节 救灾捐赠激励机制的探索和建立 |
| 一、表彰奖励 |
| 二、税收激励 |
| 第七节 参与国际救灾援助的新变化 |
| 一、主动、规范、多元接受国际救灾援助 |
| 二、积极开展印度洋海啸等对外救灾援助 |
| 三、多渠道、多层次参与国际救灾减灾交流合作 |
| 第八节 救灾捐赠立法进程加快 |
| 一、出台《救灾捐赠管理暂行办法》 |
| 二、修订、颁布《救灾捐赠管理办法》 |
| 三、制定一系列指导救灾捐赠的政策规章 |
| 小结 |
| 第五章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基本评价 |
| 第一节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工作的成就 |
| 一、救灾捐赠规范化、制度化显着加强 |
| 二、救灾捐赠法制化取得初步成效 |
| 三、救灾捐赠社会化逐步形成 |
| 四、救灾捐赠对外开放不断深入 |
| 五、救灾捐赠内容、渠道不断拓宽 |
| 六、救灾捐赠规模、水平快速增长 |
| 七、救灾捐赠社会效果凸显 |
| 第二节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工作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层次低，法律体系不完备 |
| 二、政府行政干预功能过强，非政府组织参与不够 |
| 三、对救灾捐赠的优惠政策和鼓励力度不足 |
| 四、募捐主体与受赠主体存在混淆 |
| 五、救灾捐赠信息公开缺乏规范性 |
| 六、救灾捐赠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不到位 |
| 第三节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发展演进的经验启示 |
| 一、完善救灾捐赠法律体系，以法制化推动救灾捐赠的科学发展 |
| 二、扩大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继续推进救灾捐赠社会化 |
| 三、完善救灾捐赠激励措施，提升公众捐赠热情 |
| 四、明确募捐主体资格，理顺政府角色，促进中国公民社会建设 |
| 五、规范救灾捐赠信息公开披露机制 |
| 六、建立一体化监管网络，推进捐赠文明 |
| 七、加强社会主义慈善捐赠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和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面向非常规突发事件的生产能力储备模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Contents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3.1 非常规突发事件概念演进 |
| 1.3.2 应急物资储备研究现状 |
| 1.3.3 生产能力储备研究现状 |
| 1.3.4 研究现状评述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内容与本文框架 |
| 1.5.1 主要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范围界定 |
| 1.5.3 论文框架 |
| 第2章 面向非常规突发事件的生产能力储备理论基础 |
| 2.1 非常规突发事件基本理论 |
| 2.1.1 非常规突发事件概念 |
| 2.1.2 非常规突发事件突变理论 |
| 2.1.3 非常规突发事件生命周期理论 |
| 2.2 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 |
| 2.2.1 风险预警机制 |
| 2.2.2 应急决策机制 |
| 2.2.3 信息披露机制 |
| 2.2.4 社会参与机制 |
| 2.2.5 善后处理机制 |
| 2.2.6 应急保障机制 |
| 2.3 生产能力储备的概念、功能和适用范围分析 |
| 2.3.1 生产能力储备的概念及功能 |
| 2.3.2 生产能力储备的适用范围 |
| 2.3.3 生产能力储备与其他储备方式的关系 |
| 2.4 生产能力储备的属性与提供模式 |
| 2.4.1 应急属性 |
| 2.4.2 准公共物品属性 |
| 2.4.3 提供模式分析 |
| 2.5 生产能力储备实现途径分析 |
| 2.5.1 企业剩余生产能力动员 |
| 2.5.2 政府补贴下企业代储 |
| 2.5.3 政府与企业共同投资建造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企业剩余生产能力的应急生产动员模型 |
| 3.1 企业剩余生产能力概述 |
| 3.1.1 企业剩余生产能力的概念 |
| 3.1.2 企业剩余生产能力与生产能力储备的关系 |
| 3.2 实施应急生产动员的基础 |
| 3.2.1 企业生产系统柔性 |
| 3.2.2 企业生产系统冗余 |
| 3.2.3 企业社会责任 |
| 3.2.4 政府动员手段 |
| 3.3 企业剩余生产能力的应急生产动员基本模型 |
| 3.3.1 应急生产动员模型基本假设 |
| 3.3.2 企业剩余生产能力有限情形 |
| 3.3.3 政府动员强度和突发需求信息的影响 |
| 3.3.4 企业剩余生产能力无限情形 |
| 3.4 企业剩余生产能力的应急生产动员多阶段模型 |
| 3.4.1 应急生产动员多阶段模型构建 |
| 3.4.2 非常规突发事件爆发阶段情形 |
| 3.4.3 非常规突发事件持续阶段情形 |
| 3.4.4 非常规突发事件恢复阶段情形 |
| 3.5 企业剩余生产能力的应急生产动员强度模型 |
| 3.5.1 基于平时消费量的应急生产动员强度模型构建 |
| 3.5.2 平时消费量与动员强度的关系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生产能力代储企业选择及补贴政策模型 |
| 4.1 政府通过补贴选择企业代储生产能力的基础 |
| 4.1.1 生产能力储备的外部性 |
| 4.1.2 政府补贴的促进作用 |
| 4.2 基于政府补贴的生产能力代储企业选择模型 |
| 4.2.1 代储企业选择的问题描述 |
| 4.2.2 代储企业选择模型的基本假设 |
| 4.2.3 代储企业选择模型构建及求解 |
| 4.2.4 政府补贴与代储企业生产能力的关系 |
| 4.2.5 代储企业选择策略 |
| 4.3 面向生产能力代储企业的政府补贴政策模型 |
| 4.3.1 代储企业生产能力扩张问题描述 |
| 4.3.2 基于政府补贴的代储企业生产能力扩张决策 |
| 4.3.3 政府的最优补贴政策 |
| 4.3.4 数值算例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生产能力储备的政府和企业共同投资建造模型 |
| 5.1 政府和企业共建生产能力储备的基础 |
| 5.1.1 政府的生产能力储备共建基础 |
| 5.1.2 企业的生产能力储备共建基础 |
| 5.2 面向生产能力储备的政府和企业同时投资模型 |
| 5.2.1 问题描述 |
| 5.2.2 基本假设 |
| 5.2.3 企业分散决策情形 |
| 5.2.4 企业联合决策情形 |
| 5.3 面向生产能力储备的政府和企业主从博弈投资模型 |
| 5.3.1 政府主企业从情形 |
| 5.3.2 企业主政府从情形 |
| 5.4 同时投资和主从博弈投资的比较分析 |
| 5.4.1 生产能力储备实现难易程度 |
| 5.4.2 生产能力储备实现总量 |
| 5.4.3 政府最优投资策略 |
| 5.4.4 企业最优投资策略 |
| 5.5 数值算例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实施生产能力储备的案例分析 |
| 6.1 企业剩余生产能力动员的案例分析 |
| 6.1.1 “非典”事件中的价格管制分析 |
| 6.1.2 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的信息发布分析 |
| 6.1.3 “非典”事件中的谣言处置分析 |
| 6.1.4 “非典”事件中的企业剩余生产能力分析 |
| 6.1.5 “非典”事件中的生产动员手段分析 |
| 6.1.6 “非典”事件和“汶川地震”中的企业社会责任分析 |
| 6.1.7 “非典”事件和“汶川地震”中的生产资源供应分析 |
| 6.2 生产能力代储的案例分析 |
| 6.2.1 浙江省抗流感药品生产能力代储企业选择方法分析 |
| 6.2.2 浙江省抗流感药品生产能力代储企业补贴方式分析 |
| 6.3 实施生产能力储备共同投资建造的建议 |
| 6.3.1 投资主体多元化 |
| 6.3.2 政府投资管理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SARS流行期间中美药品监管之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1 中国的管理措施 |
| 1.1 新药申请的快速审批。 |
| 1.1.1 法律依据。 |
| 1.1.2 特殊的评审机构。 |
| 1.2 医药储备管理制度。 |
| 1.3 进口药品的快速检验。 |
| 1.4 加强市场监管。 |
| 1.5 密切监测SARS用药的不良反应。 |
| 2 美国的管理措施 |
| 2.1 推动开发安全有效的诊断工具。 |
| 2.2 推动开发安全有效的SARS治疗方法。 |
| 2.3 推动开发安全有效的SARS疫苗。 |
| 2.4 确保在更大范围发生SARS感染时充足供应各类药品。 |
| 2.5 公布了安全供血指南, 防止潜在的SARS威胁。 |
| 2.6 与联邦贸易委员会合作, 严厉打击网上售假的行为。 |
| 2.7 SARS作为反生化恐怖袭击的模式。 |
| 3 小结与讨论 |
四、“非典”时期药品质量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研究 ——以应对非典、埃博拉、新冠疫情的外交机制和外交行动为例[D]. 毕九川. 外交学院, 2021(10)
- [2]公共安全问责治理：政策变迁与演进逻辑 ——基于2003年以来的政策文本与实践分析[D]. 郭玉华. 华东理工大学, 2021(09)
- [3]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行政问责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长春长生疫苗”事件为例[D]. 卢雨欣. 湘潭大学, 2020(02)
- [4]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研究[D]. 李宗明. 深圳大学, 2020(11)
- [5]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D]. 郎杰燕. 山西大学, 2019(01)
- [6]反哺与责任：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研究 ——以人力、财物和技术设备的输出为中心[D]. 谢忠强. 上海大学, 2014(02)
- [7]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研究[D]. 韩颖.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
- [8]面向非常规突发事件的生产能力储备模型研究[D]. 张自立.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0(04)
- [9]SARS流行期间中美药品监管之比较[J]. 吴晔,沈璐. 中国药事, 2005(01)
- [10]在2003年中国药师周上的讲话[J]. 郑筱萸. 中国药师, 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