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理性与理性政府——《政府经济学》一书述评

一、政府的理性与理性的政府——关于《政府经济学》一书的评介（论文文献综述）

荆慧敏^[1]（2021）在《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的官僚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共选择理论属于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理论范畴,自上世纪中期成为西方理论界主要学术流派之一,最大特点是以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问题。具体而言是将经济学的假说、方法和模式应用于政治领域中,研究个人、政府、利益集团、政党的行为特征以及个人行为对政治决策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对政治过程作出不同于传统政治学理论的解释,成为了当代西方政府改革实践的重要理论基础。二十世纪以来,各国对政府官僚系统改革的迫切需求使得学者不断反思如何突破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特别是韦伯对于官僚个人非人格化形象的建构,学者们对其解释的适用性不断提出质疑,急需一个新的研究视角重新认识官僚制,而公共选择理论跨学科的经济学方法,为分析政治过程打开了新视野。因此,有必要以公共选择理论的新视角突破人们对官僚的单一印象,并且从官僚体系中的个体这一基本要素出发,探究官僚组织运行逻辑,运用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理顺公共选择理论领域对官僚制的研究成果,反思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和内容的优越性与局限性,明确其对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大意义。结构安排当中,从绪论部分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入手,明确了研究的方向和要点,从官僚制的提出和不同研究视角探究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公共选择理论研究官僚制的优势所在,进一步,分析公共选择理论与官僚制的研究逻辑,明确公共选择理论产生背景和经济学方法研究官僚制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从而重点展开对安东尼·唐斯、戈登·塔洛克以及威廉姆·A·尼斯坎南三位代表学者研究成果的多角度论述,厘清主要观点和结论。最后根据以上分析,审视公共选择理论研究官僚制在方法上的优越性与局限性,认识理论研究对推动制度改革的几个重要方面,并且回归到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大理论价值上。

聂文琪^[2]（2021）在《政府采购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政府与市场的动态变化关系,始终伴随在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影响着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脉络。政府“看得见的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市场失灵问题,为规避市场失灵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然而另一方面政府的干预行为也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带来了新的挑战和考验。政府干预的步伐大步踏进,在治愈市场失灵的同时也极易触及市场公平竞争的底线,从而为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蒙上一层行政垄断的雾翳。而面对如何有效破除行政垄断这一难题,司法实践中始终难以亮出一份满分答卷。在我国现实语境下,“政府失灵”的困局、行政垄断的弊病、反垄断规制力量的薄弱相互交织,构成政府干预过程中无法忽视的问题。政府采购领域内,行政垄断作为破坏市场公平竞争规则的顽疾,始终难以得到有效根治,《反垄断法》的事后规制往往难以应对层出不穷的行政垄断行为,行政垄断事前规制体系的建立便愈显重要和紧迫。在此背景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这一制度性创新不仅为冲破行政垄断的束缚、融解地方保护的坚冰提供了可执行方案,而且为严格限制政府与市场的职能错位、推动“两只手”的动态平衡开拓了崭新路径。政府采购涉及资金多、规模较大、影响范围广,一直以来都是行政垄断的重灾区,亟待有效的管理与规制,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各个领域的实施过程中遭遇瓶颈,亟待寻求一个切入点与突破口,二者不谋而合。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政府采购领域的适用过程面临着多方困境与阻碍,直接限制了二者的有效融合与良性互动。该如何破除其进入政府采购领域的障碍,如何推进其在政府采购领域的有效实施,如何利用其规制政府采购领域难以根除的行政垄断行为,进而为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划定两相平衡的分界线,维持公平竞争、良性发展的市场环境与市场秩序,这些都是文章需要探讨并予以回答的问题。全文共分为四章,各章具体内容大致如下:第一章,研究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发展源流及其发展现状。首先,通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概念释义,阐释了该制度最大的特点在于其摆脱了事后审查的监管惯性,致力于向事先审查发力,其本质在于为规制行政权力反竞争行为拉起“第一道防线”。其次,结合可竞争市场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及寻租理论,阐明了该制度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最后,结合域外经验阐述了其域外表现形式即竞争评估机制的存在形式及发展状况,并论述了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反垄断法的制度雏形为起点,现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第二章,研究我国政府采购领域适用该项制度的逻辑理路。文章以“危害性——必要性”为主线,分析了政府采购领域实施该制度的原因。其一,文章阐述了政府采购领域作为行政垄断行为的重灾区,出现频率较高的限制竞争行为的类型,并从采购主体的身份矛盾、采购资金供给者和使用者的主体分离与监管机制的不健全三方面论证了政府采购领域限制竞争行为频发的多重原因,并分析了其对政策目标、地方经济及政府公信力所造成的巨大危害。其二,文章论证了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为政府采购领域适用此制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支撑,进而论证了该项制度在我国政府采购领域的实施不仅是弥补《反垄断法》规制路径乏力的重要举措,更是我国政府采购转型的必然选择,并对该项制度适用的关联性和合理性进行了分析。第三章,研究我国政府采购领域适用该项制度所面临的困境。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此领域的适用困境,根源于自身传统制度体系的缺陷。因此,文章系统审视该项制度的框架体系,从审查方式、审查程序、审查标准、例外规定、法律效力这五个方面论述了在政府采购领域实施该项制度所面对的困境及其具体表现形式。第四章,提出我国政府采购领域适用该项制度的完善建议。要进一步推进此制度的落地生根,必须打破现有发展困境,探究该项制度内部规则体系与外部配套机制的未来转向路径。文章以该制度现存困境为切入点,以政府采购领域的独特性与差异性为突破口,并结合《<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对症下药从审查方式、审查程序、审查标准、例外规定、法律规范五个方面为政府采购领域内该项制度的实施提出发展对策。

刘天庆^[3]（2021）在《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研究 ——以河南省Y县A事件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网络的快速发展,为社会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成为了社会舆情的载体与社会问题的放大镜,消息经由网络能够迅速的传达到各个地方,在短时间内发酵为网络舆情。尽管各级政府不断探寻解决路径,也取得些许成效,可是应该怎样捕捉舆情与把控动态,作出正确的决策,还需各级政府继续攻坚克难。本研究以河南省Y县A事件为例（A事件是指4名儿童被土方压埋身亡事件）,通过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以及问卷调研法对A事件进行深刻剖析,发现Y县政府在网络舆情应对策略上有得亦有失。其中成效举措方面,在事件产生后迅速作出通报反应;舆情危机初期一系列举措处置果断;危机后期强化有效措施,遂逐步解除危机。除此之外,思想上及能力上也存在多方面不足,有思想上的逃避、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舆情引导能力欠缺以及危机中的修复重建水平不高。通过运用公共危机管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议程设置理论等,从中找寻网络舆情的演变规律和有效的应对方法,并借鉴其他地区较好的应对经验,对地方政府在舆情管理中出现的经常性问题进行探讨,进一步提出了培养新时代网络舆情观、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做好网络舆论引导、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等策略建议。笔者在文章中以A事件中的负面网络舆情应对为研究重点。本文一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介绍相关概念和理论工具。概念包括地方政府、舆情及网络舆情的的概念界定。运用的理论工具有公共危机管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议程设置理论。第二章对Y县政府网信部门的职能、A事件网络舆情概况包括舆情热度、传播路径、情感分布、关注热点以及调研问卷做出梳理。第三章对A事件引发的四轮舆论风波进行详细分析。还分别详细介绍高潮引发点、媒体和网友的观点、政府采取的措施以及对政府举措进行了简短的评价。第四章剖析Y县应对A事件网络舆情策略的得失及原因。首先通过事实论证Y县存在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发布通报、初期一系列举措态度积极处置果断、后期强化措施舆情危机逐步解除的有效举措与存在的问题。再针对存在的问题分析导致其产生得原因。第五章借鉴深圳市“12·20”光明新区滑坡事故以及甘肃定西扶贫村现危房事件中当地政府应对策略较有效的经验。第六章中分析Y县政府应对中出现的问题原因,经过其他地区的经验借鉴,提出培养新时代网络舆情观、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做好网络舆论指导、营造风清气正网络环境等五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任翔^[4]（2020）在《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产品质量作为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元素,是社会关心、群众关注的热门话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与其相对应的产品质量监管也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产品质量监管涉及政府、企业、消费者、第三方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横跨公共管理、法律制度、标准计量、认证检测、社会伦理等多门类学科。但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或层面考量,产品质量都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监管。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步入新常态,我国现有的以行政监管为主的产品质量监管模式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质量需求与市场监管体系的改革要求还有不相适应的问题。这导致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控制不尽人意。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对产品质量监管过程中的法治化体系化研究,使产品质量监管领域的法制制度、监管模式从“源头立意”上就日渐式微,适应不了新形势新要求。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观念、结构、行为”三个维度,对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问题构建起新的分析路径,通过实证和比较研究对产品质量监管的法治目标、价值取向、法制结构、法治行为以及存在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路径的意见建议,从而有助于提高我国产品质量安全以及法治化进程。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介绍了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情况,以及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和创新之处。第一章围绕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的理论基础,分析了产品质量监管相关基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以及相关的学科理论学说,并在本章最后结合当代产品质量监管制度安排的实际,提出“观念—结构—行为”的分析范式,旨在对当代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的路径选择问题上作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第二章探讨了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框架。以结构性研究来指导行为的分析范式作为本章的研究主线,系统详细地论述了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的目标、动力、阻力和路径等四个方面。即根据对目标、动力、阻力和路径四个层面的探究,指出影响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过程中的关键动因及限制性因素,提出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路径选择呈现出观念上的渐进式、结构上的社会化、行为上的法治化的特点与趋势。第三章以产品质量监管制度的历史变迁为视角,首先从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间节点分别探讨了产品质量监管的法治困境以及法治发展,对产品质量法制演进沿革进行简要评述。在此基础上,从观念、结构、行为三个维度阐述了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成效。最后,从前面一般性的制度构建层面的梳理上升到法治理念层面,重点探讨了当下我国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的存在问题。第四章主要讨论对境外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的借鉴。文中采取“总-分”的思路,先将境外国家的产品质量监管模式分为产品主导型监管和消费者主导型监管两种类型,并借助“观念—结构—行为”的分析范式,对每种类型下的监管理念、法制结构和监管行为进行梳理分析。随后,具体分析各国产品质量监管特点及主要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对我国产品质量监管的启示。第五章结合前文的分析提出进一步改善和加强我国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路径的措施的建议。包括在法治观念方面,要树立正确的产品质量监管价值取向,将意识形态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行政本位”向市场经济下的“尊重市场规律”转变;在法制结构方面,要深化产品质量监管体制改革,要构建科学规范的多方参与制度体系,要加强各方主体间的联系与互动,要建立监管法制影响评估分析;在法治行为方面,要强化行政监管部门的行政检查方式,要细化消费者监管权利义务,要加强企业主体责任,要发挥多元社会主体监管优势,要提高信息传递质量。最后,本文虽然围绕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这一特定背景,尝试通过构建“观念—结构—行为”分析范式,并依据此范式从目标、动力、阻力和路径选择等层面系统剖析重构当下我国产品质量监管的法治理论和整体体系框架。然而,这一尝试是否能够涵盖并较为信服地解释当下中国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所面临的难题与困境,仍需要进一步探讨。同时,最后一章结合实务给出的针对性意见建议,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观念—结构—行为”分析范式的可行性,但这一分析范式是否具有可迁移性并运用于其他领域如食品安全、环境保护、信息公开的法治化分析,还需要更充分细致的论证探讨。限于个人能力和时间精力,所有上述问题的解决寄望将来能有更多的学者共同努力。

任永亮^[5]（2020）在《家世国难与留学经历 ——陈寅恪文化史观的发轫》文中研究说明陈寅恪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历史学家,但他的历史观却倍受争议。笔者经过研究发现,将陈寅恪的历史观界定为文化史观既与陈寅恪的生平所历相合,又符合陈寅恪着述所彰显的基本立场。为了对陈寅恪的文化史观进行正本清源,本文运用社会史、哲学史、学术史等研究方法,通过对陈寅恪的着述与他的家世遗风、近代遭遇、留学经历的对应式研究,比较全面地揭示了陈寅恪文化史观的历史基础和思想资源。除“绪论”和“结论”,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重点阐明陈寅恪文化史观的内涵。为了避免概念的混用和逻辑的混乱,本章首先对“历史”、“历史观”、“文化”和“文化史观”等相关术语进行了诠释和界定。其次,为了整体把握陈寅恪文化史观的精神和基础,对陈寅恪的生平状况和史学地位进行了相关的探究。最后,论文以陈寅恪的着述为基石,通过分析、批判学界对陈寅恪史观的论辩,阐明陈寅恪文化史观的内涵。第二章,主要通过义门陈氏和义宁陈氏的家风传承、晚清危局中义宁父子的遭遇,探究陈寅恪文化史观产生的家世因素与国难因素。从义门陈氏到义宁陈氏,这个家族养成了以孝治家、勤奋重学、德化乡里、兼济天下的家风,这对陈寅恪重视家族文化传承、强调道德人性塑造、突出纲常礼仪作用的观念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其次,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的刺激以及义宁父子的担当精神,使陈寅恪较早地意识到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迫切性。而义宁父子在近代国难中倡导的崇文重教、重视传统以及借鉴西学基础上的渐进改良主张,也深深地影响了陈寅恪。第三章,重点通过陈寅恪留学日本弘文学院、陈寅恪与日本学界的关系来发掘陈寅恪文化史观的发轫之所在。当西方学界占据东方学和汉学研究鳌头的时候,日本以文明开化观念、中世变革论等形成了与西方汉学、东方学的抗衡,陈寅恪试图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为中国文化寻求一席之地。我们无法直接推测陈寅恪的“中体西用”论是否受到日本“和魂汉才”论或“和魂洋才”论的影响,但国人“群驱东邻受国史”的刺激以及他本人的留日经历对其追求独立和自由、强调文化民族主义的理念明显起了推动作用。第四章,重点探讨哈佛大学的精英文化传统、兰曼的新古典主义文献学思想、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对陈寅恪文化史观的发轫之功。陈寅恪初游欧洲大陆时,其所经历的两件事对他的文化史观的发轫有一定的影响。一是就读苏黎世大学时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原文,二是就读巴黎大学时有过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思考。第二次去欧美留学的时候,他首先选择了哈佛大学。哈佛大学的文化传统深深刻在了青年陈寅恪的心中。陈寅恪当时所修课程主要分两类:古典语言学和欧美历史学。兰曼是陈寅恪在哈佛时期最主要的导师。他强调对古典精神的发掘以及从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会通的视角看待历史和语言的演变,这些无疑都对陈寅恪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特别发现了维拉莫维兹的《古典学的历史》对于陈寅恪和兰曼的意义。另一位对陈寅恪影响较大的哈佛导师是白璧德。陈寅恪的一生,其治学与处世均遵循一种白璧德式的平衡与人文原则。同时,陈寅恪推崇小乘佛教的主张明显受到白璧德的影响。第五章,从德国的历史与文化、柏林大学的理念、陈寅恪就读柏林大学时期的专业与导师三个方面阐明陈寅恪文化史观的发轫之所在。陈寅恪先后两次留学于德国柏林大学,加上选修过德国的历史和文化,这使得他在历史观方面深受德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德国当时盛行的自然科学、哲学、神学以及史学思潮等都对陈寅恪产生了影响。柏林大学的创建,是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物,洪堡的“语言是民族精神的显现”的观念极大地影响了柏林大学哲学和语言学的立场。吕德斯的古典语言学的历史化导向研究,是洪堡语言哲学的发展。在导师吕德斯等人的指导下,陈寅恪重点攻读以梵语为中心的东方语言学,取得了显着成绩。陈寅恪反对神秘主义、追求科学实证、坚守独立精神、强调人文道德的精神品质明显留有吕德斯的印记。总之,本文通过以上研究,不仅澄清了陈寅恪文化史观产生的历史基础与思想资源,而且进一步阐明了陈寅恪文化史观的精神内涵。这一研究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林明灯^[6]（2020）在《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指出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曾经是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特有的经济现象,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也以其为研究对象,成果丰富且已形成较为完善理论体系。然而近十年,中国OFDI呈几何式增长,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逆势上扬,并于2016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企“走出去”发展轨迹,无法用传统OFDI理论中利益最大化解释: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趋势下,中企留在国内深耕发展才是合理选择,加之中企整体呈现国际化经验匮乏,自主品牌与技术拥有度较低等特征。传统理论无法从微观视域对中企OFDI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国内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优越,企业开展跨境投资无“后顾之忧”,无需考虑制度成本与政府寻租,母国制度可视为基本“背景”,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制度建设滞后,政府干预较高,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企OFDI收益更多体现宏观经济利益,而企业微观利益是被兼顾的,其OFDI行为势必受区域制度政策、地方政府治理、国际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核心问题:国际投资领域中,母国制度包含哪些维度?它们间关系是什么?是否都能显着影响企业OFDI?母国制度能否与经典OFDI理论中的资源观、区位观相结合?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区域间制度体系演化差异大,地方政府调控力度高、范围广,涉外（投资）协议种类多、缔约频繁的特点,区域制度质量和企业OFDI选择是否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梳理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有效评估母国制度影响中企OFDI的有效性。（2）以新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为基础,解析母国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框架结构,并在修订OLI范式基础上构建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3）以2003-2015年上市企业OFDI决策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实证检验母国制度对中企国际化选择的直接影响与调节效应。（4）为中国政府提升区域OFDI水平提供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线索,本文得出结论可归纳为下:（1）母国制度分为国内层面（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国际层面（涉外制度）,共三个维度。国内层面:税制结构优化、信贷制度改革、技术市场成熟、知识产权完善,政府干预降低,补助补贴增多、审批效能提升,腐败活动减少,都能激励中企境外投资,呈现对OFDI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物权保护力度提升,契约机制有效实施,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公共品高质量供给,反而会抑制中企“走出去”,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国际层面: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与双边投资协议多以资本流入国身份签订,中企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得到缔约国高标准待遇,因而两类协议无法促使中企OFDI,甚至避免双重征税制度更多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与之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投资保护与投资激励态度更为积极、开放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条款更具操作性,激励中企到缔约国投资作用效果更佳。（2）母国制度也能以企业所有权优势（或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媒介,间接影响企业OFDI选择。国内层面:物权制度、契约制度、信贷制度、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以及政府干涉降低,补贴规模增大,寻租行为减少,都能赋予创新型中企更高水平的技术所有权优势,呈现母国制度“强化”技术所有权优势特征;而企业承担税率降低,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研发投入较多企业倾向留在国内发展,呈现母国制度“弱化”创新型企业OFDI意愿特征。国际层面:涉外制度能优化东道国较低的法治质量与营商环境（如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东道国沉重的税收负担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中资流入的抑制作用（如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到制度区位优势缺失的缔约国OFDI,呈现涉外制度“强化”东道国区位优势特征。（3）从“两个统筹”到“三个统筹”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国内层面,制度环境作为母国制度最为稳定的制度内核,其本身是静态框架,需要政府构建与之适应的执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文考察国内制度的十二个子制度对微观特征异质企业OFDI影响差异,可以帮助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如何利用中企在OFDI决策上表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精准激励目标企业“走出去”;国际层面,既需要中国研究借鉴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国内制度,为中企培育“走出去”能力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也要求政府调整国内制度政策工具,配合涉外（投资）制度体系效率效能发挥,以争取国际投资领域更大的制度性权力。本文考察中企至签订不同涉外（投资）制度的缔约国OFDI呈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所得结论能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程中更好实现“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母国制度视角对OFDI研究,建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OFDI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二,本文将母国制度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OL优势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理论。第三,本文的研究对将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条路径着手,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变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任恒^[7]（2019）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公共事物的治理难题,自古以来既已困扰着人类社会。传统集体行动理论预言,除非借助政府管制或产权私有的解决方案,否则理性个体将由于无法改变相应的制度安排,致使集体合作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之中。有鉴于上述政策方案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灵问题,美国当代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基于扎实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主要以规模较小的公共池塘资源为研究对象,专注于考察不同制度安排将如何增进或阻碍个体之间的合作机制,并从中发现人类社群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奥斯特罗姆还针对制度安排影响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绩效的内在机制予以细致阐述,将影响个体选择的内外部变量纳入综合分析范畴,继而扬弃了政府管制与产权私有的传统解决方案,并另辟蹊径地提出资源占用者自主治理的“第三条道路”,构建出一套自主治理的制度分析框架,为解决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及超越集体行动困境开辟出全新路径。基于此,本文尝试将奥斯特罗姆有关资源占用者们可借助自主组织开展自主治理活动的理论主张,凝练为自主组织的自主治理思想。概言之,本文以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思想为研究对象,围绕学界有关公共事物治理、集体行动问题与社会制度分析的系列成果,对所涉人物观点进行综合梳理与对比研究。具体而言,本文主要依据奥斯特罗姆逾五十载的学术生涯中有关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的探索历程,对她关于人类社群能够借助自主组织进行自主治理的丰富思想予以细致研究,旨在完整地呈现奥氏学术思想中的核心内容、结构要素及其发展历程。与此同时,本文遵循生成背景、应用场域、构建逻辑、分析特色与价值审视的研究进路,尝试对这一思想进行系统性、全方位的剖析工作,力图把握奥氏该项研究的衍生脉络、逻辑结构与理论贡献等关键内容,以积累个体之间展开自主合作与治理机制的相关理论知识,为公共资源的治理实践提供了独特的理论借鉴。

李鑫涛^[8]（2019）在《环境问题政治成本：演化传播、量化测度和控制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环境安全事件与环保维权冲突频发。多元复杂的环境问题和政府传统的治理模式使我国在环境治理方面的社会稳定、政府公信力、公众满意度不断遭受质疑和冲击,甚至演化为重大群体性事件,导致大量政治资源损耗,形成新的地方性发展危机。这种政治资源的损耗对各利益群体造成政治影响和政治结果后便形成了环境问题政治成本,而政治成本的过度消耗会危及政府的合法性和政治的安全稳定。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然而,目前国内学界对于环境治理成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成本方面,对于政治成本的研究较为匮乏。因此,如何在新时代环境治理中科学地控制政治成本消耗是政府必须认真面对和妥善解决的重大课题,更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本文以环境问题政治成本为研究对象,在探讨其内涵、重要性和产生原因基础上,通过建立整体性理论模型,考察了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演化机理,构建了环境问题政治成本指标体系,并在使用该指标体系对制环境问题政治成本进行测度后,提出了控制流程和规制策略。这对于拓宽环境问题的研究视角,提升政府环境治理效率,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破解地方性危机和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主要工作和结论如下:（1）构建了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理论决策框架。通过文献研究法和演绎归纳法界定了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概念、特征和重要性,并结合国内环境相关案例,对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产生原因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上结合治理理论、复杂系统理论、成本—效用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风险社会理论,从公共危机学、环境政治学、政府经济学、社会风险学等学科视角出发,将具有情境特征的政治成本消耗现象映射到各治理主体“结构—行为”的特定场域中,创新性地构建出“结构—情境—行为”这一整体性决策分析框架。（2）探讨了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演化传播机理。在决策分析框架下将环境问题政治成本嵌入到环境治理系统中,采用演化博弈模型探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媒体）、公众等治理主体之间的策略行为选择,分析了在不同阶段中各治理主体的均衡策略。之后,创新性地应用小信号模型在抗干扰模式下仿真分析出各个阶段不同均衡策略下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演化传播情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行为策略和涌现特征对政治成本演化系统影响最为明显;在负效应下政府的政治资源消耗增加不利于政治成本的控制,会使治理系统更加不稳定;各阶段涉及的治理主体只有相互合作,才能获得“共赢”等等。（3）确立了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指标体系并进行了量化测度分析。依据决策分析框架,以“T市R钢铁厂发电项目抗议事件”为研究背景,通过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和扎根理论分析,考察环境问题政治成本在实际情况下的产生过程和演化传播,初步得出其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运用文献法和案例法对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初始指标体系进行完善,并采用专家调查法对指标进行筛选,最终完成对环境问题政治成本指标体系的科学化构建;在使用超效率SBM模型对T市的环境效率进行了评价后,基于G1法/熵值法组合赋权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创新性地测度出T市R钢铁厂发电项目抗议事件在各个阶段中的政治成本。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行为失范导致环境问题政治成本消耗在各个阶段持续扩大;群众行为性政治成本以及其所包含的5项四级指标在所有指标中权重占比最大等等。（4）设计了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控制流程并提出了规制对策建议。将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置于T市R钢铁厂发电项目抗议事件中的“情境阶段”,结合演化博弈模型和小信号抗干扰模型,通过参数输入和计算编程处理,对其演化态势进行监测和调试分析,并据此创新性地设计出环境问题政治成本控制的决策操作流程。研究发现,通过该操作流程得出的测度结果与实际事件演化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政府部门可将环境问题政治成本作为一种观测变量,依据指标体系和操作流程对当前环境问题中的政治成本消耗进行有效感知和预警,以便及时出台和采取治理政策,控制政治成本的消耗。同时综合之前的分析,提出调整环境问题治理决策系统和成本观、优化和创新政府环境治理的体制机制、提升公职人员的治理能力和环境素养、强化政府社会风险意识和舆情应对能力、重视与非政府组织的良性互动和合作、积极营建官民互信机制和协商民主机制等六个方面规制措施来控制环境问题政治成本,以期能够为政府科学地、全面地、系统地控制环境问题政治成本提供长期、合理、有效的策略和方案。

吴德祖^[9]（2017）在《民国《经济建设季刊》（1942-1945）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时期由中国经济建设协会主编的《经济建设季刊》,是抗日战争后期民国经济学界较为权威的一份经济研究期刊。这份刊物以季刊的形式,自1942年7月开始创刊,抗战胜利的1945年停刊,共3卷12期,每期内容包括中国经济建设协会会员及面向社会征集的论文、经济资料、西方经济学说介绍、书评、统计资料,以及当时重要的参考文献。以中国经济建设协会会员为主的作者中,既有当时大后方着名的经济学人,也有供职于国民政府经济部、交通部、资源委员会、中央设计局、水利委员会等国民政府的高官要员。刊物办刊宗旨明确,即在抗战期间,为抗战胜利后国家着手建设进行经济思想、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上的准备。本文以《经济建设季刊》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期刊创办的情况及所涉及的内容,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进而以此为出发,梳理民国后期国民政府经济领域的官员和学者的主要思考脉络和政策主张,并对其中具有启发性的观点进行评述。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将史料与经济学研究方法相结合,力图全面系统地考察期刊的学术贡献、历史影响和现实启示。论文共分九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角度、研究目的、研究背景、文献综述、基本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从宏观角度梳理和介绍了《经济建设季刊》的基本概况。经济建设协会于1939年4月在香港成立,1941年迁至重庆。协会成立期间,时任协会常任理事的沈怡认为有必要对战后建设问题进行提早准备,而这一想法得到了宋子文及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支持,《经济建设季刊》在此思考背景下创刊。期刊自1942年7月至1945年中,每季度发行一期,共三卷12期。《经济建设季刊》作者群普遍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超过一半有留学欧美日本的经历;作者在当时中国经济建设各领域具有较高社会地位,或为国民政府行政院、资源委员会、经济部、交通部、水利部等经济部门的要员,或为中央大学、南开大学等知名学府的教授。论文的第三至八章,分别对《经济建设季刊》涉及的各专题、各领域内容进行分析,以期全面展示期刊的学术贡献和经济思想。第三章介绍《经济建设季刊》关于经济理论问题的探讨,包括对于自由经济、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的利弊权衡与选择;国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的侧重于优劣分析;战争背景下关于国防经济、区域经济等问题的讨论;以及期刊对国外经济建设理论和重要文献的译介情况。第四章介绍《经济建设季刊》关于交通建设问题的探讨。其中最大篇幅集中于关于铁路建设的讨论,包括对当时中国铁路建设基本情况和弊端的分析,战后铁路建设政策应遵循的基本原则,铁路建设中最为关键的资本问题,以及铁路的建设与管理问题。此外,本章还介绍了期刊对航运、公路及驿运建设的讨论,对电信和邮政事业建设的讨论,关于交通器材的制造等问题。第五章介绍《经济建设季刊》关于农业水利问题的探讨。本章首先介绍了当时学界政界普遍形成的关于加强农业建设并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总体目标,包括农业建设与工业建设的关系、如何推动农业工业化和土地国有、提出产销合作社的构想等。二是关于土地与人口问题的讨论,包括中国人多地少、负载过重和可耕地缺乏的基本国情。三是关于土地政策和农业政策的讨论。四是关于水利建设的思考与探讨。第六章介绍《经济建设季刊》关于工业及矿业建设问题的探讨。包括中国工矿业基础薄弱的现状和原因分析,对实现国家工业化目标的追求,以及工业建设中国家政府的重要作用、工业发展中“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集权主义的理论辨析、工矿业建设资金的来源与筹措,工矿业建设的产业布局和区域分布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本章还对期刊中涉及工矿业各个领域的建设,如水力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钢铁工业、电器工业的建设与规划等内容,进行了梳理分析。第七章介绍《经济建设季刊》关于对外经济关系的探讨。主要包括外资利用和国际贸易政策两个方面。在外资利用方面,主要涉及经济建设中中国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如何更好地吸引外资从国际资本市场流入中国,对战前国外对华投资的历史、投资领域的分析研究,利用外资应遵循的主要原则,以及吸纳外资的渠道和方式。在国际贸易政策方面,主要涉及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和基本特征,西方国家关于对外贸易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中国关税与贸易政策,以及促进对外贸易的思考与建议。第八章介绍《经济建设季刊》关于币制金融问题的探讨。主要涉及国民政府管理金融银行业的演进与发展历史,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建设的建议,国民政府币制和货币建设,战后货币金融问题的国际背景,以及战后法币制度发展的思考与建议。除此外,这一章节还就如何保持货币稳定、关于货币本位问题、建立健全金融体系、战后过渡期货币金融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梳理总结。第九章为论文的结语部分,在前几章的基础上,笔者对《经济建设季刊》的学术贡献、积极影响、现实启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同时也指出了《经济建设季刊》存在的局限和不足,以使读者对于这份刊物有更加全面客观准确的了解。

李子伦^[10]（2015）在《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总结人类千年发展史和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成败教训,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眼前：以工业革命为发端的产业结构升级历程既是启动经济增长的变革性动力,也是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力量。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性时期,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增速换挡,前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的严峻挑战,唯有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为突破口,从供给端发力,在维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以升级版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增长内涵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因此,一个重要的战略性问题应运而生,即应当如何定位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政府职能,以现代化的经济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助推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本文以奥地利学派市场过程理论、市场失灵理论和国家理论为研究基础,以知识分立和政府有限理性为假设前提,在探明产业结构升级科学内涵的基础上,综合权衡市场效率、市场失灵问题和政府失灵问题,勾勒出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定位的新蓝图。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本质内涵是人的劳动行为不断搜寻、组合并批量复制类似信息群以及不同种类信息群,通过实现信息群结构关系的不断变迁而满足或更好满足人的需要及其组合的过程。信息分散的现实条件决定了以探索并发现默会知识的自发性市场秩序较面对信息不完全和有限理性约束的政府的比较优势。加之政府行为的自身利益偏好属性,在以弥补市场失灵为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介入的限制框架基础上,实现从强制干预型政府向增进扩展市场型政府的让渡必然成为构建现代经济治理格局的主体逻辑。第1章论证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价值,在回顾评价了目前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干预思想的两大主要理论基础即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和市场失灵理论之后,从政治、经济和社会角度出发,研究了政府从强制干预型向增进扩展市场型的转变在由单极独揽到多极共治的权力解构和各级公共权力相对化已成定局的当今中国基本国情下的重要意义。本章还系统回顾了涉及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多学派在内的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第2章从哲学、心理学和行为学入手,通过劳动价值论和主观价值论对立与统一的分析,认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即是以搜寻、组合并批量复制信息组合为本质的劳动过程在总量和结构层面的扩张。从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脉络的总结可以提炼出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两种方式即产业内升级和产业间升级,前者包括既存有效信息复制速率提高和不完全一致信息组合的复制,后者指新信息组合的复制。从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增长理论出发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动力是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精神。本章还构建了包括科技创新能力、人力资本水平和节能环保能力在内的具有公共品属性和外部性的产业结构升级能力概念,它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能力基础。第3章从对市场过程理论的分析得出市场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职能确立应当以弥补市场失灵为原则,具体表现在保护产权、管理并协调市场信息传递和维护市场组织效率三点旨在维护市场机制的职能和加强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一点旨在弥补市场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的职能。第4章以建国以来的美国、 “二战”后的日本和结构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过渡时期的拉美地区为比较对象,通过对美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的借鉴性回顾,对日本战后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和对拉美地区不同国家政府职能分化所展现的不同产业结构升级绩效诠释了以维护市场为首要责任,以加强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为重要职能的政府职能选择原则,并系统探讨了产业政策的效率问题。第5章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政府职能变迁历程进行了总结性回顾。第6章建立产业结构升级能力指标考核体系,并实证检验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的效率。第7章为我国准确界定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政府职能提供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主要贡献有：（1）完善产业结构升级理论体系,探究产业结构升级的本质内涵。（2）构建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理论框架。（3）比较分析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的国际实践经验与教训。（4）尝试构建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和指标体系,实证检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绩效。（5）给出了完善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的政策建议。

二、政府的理性与理性的政府——关于《政府经济学》一书的评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政府的理性与理性的政府——关于《政府经济学》一书的评介（论文提纲范文）

（1）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的官僚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政府采购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研究 ——以河南省Y县A事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家世国难与留学经历 ——陈寅恪文化史观的发轫（论文提纲范文）

（6）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7）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环境问题政治成本：演化传播、量化测度和控制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民国《经济建设季刊》（1942-1945）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四、政府的理性与理性的政府——关于《政府经济学》一书的评介（论文参考文献）

• [1]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的官僚制研究[D]. 荆慧敏.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2]政府采购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研究[D]. 聂文琪. 兰州大学, 2021(12)
• [3]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研究 ——以河南省Y县A事件为例[D]. 刘天庆.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4]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研究[D]. 任翔.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5)
• [5]家世国难与留学经历 ——陈寅恪文化史观的发轫[D]. 任永亮. 西北大学, 2020
• [6]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林明灯. 苏州大学, 2020(06)
• [7]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研究[D]. 任恒. 吉林大学, 2019(02)
• [8]环境问题政治成本：演化传播、量化测度和控制策略研究[D]. 李鑫涛. 天津大学, 2019(01)
• [9]民国《经济建设季刊》（1942-1945）研究[D]. 吴德祖. 武汉大学, 2017(06)
• [10]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选择[D]. 李子伦.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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