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关于受理代理人代为办理个人住房担保委托贷款问题的紧急通知（论文文献综述）
廖颖恺[1]（2020）在《我国台湾地区借名登记行为刑法规制研究》文中提出借名登记行为,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及实务认为系“当事人约定,一方（借名人）经他方（出名人）同意,就属于一方现在或将来之财产（借名财产）,以他方名义,登记为所有权人或其它权利人,但借名财产之实际管理、使用、收益与处分仍由一方自行为之的法律行为”,至于借名财产则包括土地、房屋、船舶、航空器、车辆、股票、存款账户、公司负责人等,此于刑事法律关系中亦多有援用。在民事法律关系中,通说认为借名登记行为性质上为劳务契约,法律效果应类推适用委任契约之规定。借名登记行为之发生,是基于当事人实际需要而创设,并经由实务不断累积之案件事实,逐渐发展而成的一种交易型态,早期学说及实务见解多以“脱法行为理论”与“是否具有正当理由之消极信托”作为借名登记行为是否有效之判断依据,近期学说及实务则变更见解,从个案中具体判断借名登记行为之内容,认为若无违反强制、禁止规定或公序良俗,且原因正当之前提下,依私法自治与契约自由原则,即赋予借名登记行为法律上效力。借名登记行为之效力,可区分为内部效力与外部效力。内部效力系指借名人与出名人间权利义务关系,亦即于借名关系存续期间,借名人负有将借名财产以出名人名义登记之义务;出名人则负有出借名义供借名人登记,并不得干涉借名人管理、使用、收益与处分借名财产,且于借名关系终止或消灭后,负有将登记名义返还之义务,若有违反,则借名人得请求出名人返还借名财产或损害赔偿。外部效力则指出名人将借名财产处分予第三人时之效力,最新实务见解基于登记名义具有公示力与公信力、保障第三人之信赖及维护交易安全而采有权处分说,即不论第三人是否恶意,均认为出名人之处分行为有效,此时,借名人仅得请求出名人损害赔偿。相较于借名登记行为在民事上系通过回复原状或金钱填补损害之方式,恢复私人间之权利义务关系,以保护民事法律关系中产生的价値或利益,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则较为广泛,亦即,借名登记行为若有侵害国家、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个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法律上利益者,刑法即介入施以刑罚。也就是说,纵使借名登记行为在民事上被赋予法律上效力,仍不得侵害刑事法律保护之利益。例如出名人未经借名人同意将借名财产移转登记予第三人,因民事上采有权处分说之结果,不论第三人是否恶意,均取得借名财产之所有权,且无庸负担民事责任;然而,在刑事上,第三人若属恶意,即明知借名财产实质所有权人为借名人时,第三人可能与违背任务之出名人成立背信罪之共同正犯,应负担刑事责任。由此可知,由于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性质不同,二者在成立标准上也有明显的差别,即便当事人之行为在民事上无庸负担民事责任,在刑事上仍可能因侵害刑法所保护之利益而受处罚,可见在刑法保护法益的角度上,对于当事人的权益保障似较为周全。近年来,因借名登记行为在民事上日益发展,行为人常自恃该行为为法律所允许,而滥用借名登记行为作为犯罪之手段,实务曾出现之犯罪包括侵害个人法益的背信罪、侵占罪、诈欺罪、侵害社会法益的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伪造文书罪、填载不实会计凭证罪、侵害国家法益的逃漏税捐罪、洗钱罪、诈术投标罪及借牌投标罪等,然借名登记行为不应在民事体制下毫无限制任其发展、更不应容任行为人利用借名登记行为作为犯罪工具,基于规范国民行为、维持社会秩序、保护法益、预防犯罪、保障自由人权之刑法机能,实有必要对于滥用借名登记行为予以刑法规制。由于借名登记行为盛行于华人地区,欧美国家并无整体刑事立法,于参酌、比较国内外立法规范时,仅临近韩国有不动产登记实名法及我国台湾地区各种法规,其他国家则系基于国际协议之要求,着重于规范洗钱行为的防治与处罚,例如日本犯罪收益移转防止法、德国刑法、美国众议院2019年企业透明度法案等。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对于借名登记行为发展类似,惟二者对于借名登记行为之态度却大相径庭,前者要求真实权利者须实名登记,明文禁止借名登记行为,若有违反则对借名人或出名人科以“名义信托罪”之处罚,后者则基于尊重私法自治及契约自由原则之思维,而宽认借名登记行为之效力,仅依滥用借名登记行为之样态来判断应成立何种犯罪。因此,通过各国（地区）立法规范之观察,参酌我国台湾地区法令实务的现状,应可成为我国大陆以刑法规制借名登记行为的借鉴。在滥用借名登记行为成立犯罪的刑法规制上,笔者见解认为,对于滥用借名登记行为实施犯罪者,应依照犯罪行为之样态（或类型）,参酌本文所提各该罪名成立之要件界限,科以所犯罪名的刑罚。例如,在出名人处分或拒绝返还借名财产可能成立背信罪之类型中,其要件界限应以出名人之行为有无影响借名人就借名财产管理、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稳固而定。其论理过程为,于“借名登记法律关系存续期间,为借名人持续担任借名财产之登记名义人,使借名人能管理、使用、收益、处分借名财产,并于借名登记契约终止或消灭时,确保借名人就借名财产管理、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稳固”,应属出名人为借名人处理事务之范围;若出名人于借名登记法律关系存续期间擅自处分借名财产,或于借名登记法律关系终止或消灭时,积极以实质权利人自居,拒绝返还借名财产,客观上已使“借名人就借名财产管理、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稳固”之事实产生变动,难认其无违背任务之行为,应成立背信罪嫌。滥用借名登记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后,仍有存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依法令之正当行为等阻却违法事由的可能,例如,借名人或出名人遇有借名财产遭受现在不法之侵害行为,得为避免自己或他人权利或利益受侵害,对于加害人为适当、必要之防卫行为。然而,须加以辨明者,若借名人与出名人就借名财产之买卖,系通谋虚伪意思表示,以假买卖之不实事项向地政机关申办登记,自不能主张系依法令之信托让与行为而阻却违法。至于业务上之正当行为、得被害人承诺与推定之承诺等,本文认为借名人或出名人并无可主张得该事由而阻却违法之情形。滥用借名登记行为之借名人或出名人应否负担刑事责任,以有无责任能力、是否欠缺不法意识、有无期待可能性加以判断。在责任能力部分,仍以年龄及精神状态为准。在欠缺不法意识部分,应依行为人标准观察,若无“有正当理由而无法避免”之情形,即不得主张欠缺不法意识而免除刑事责任。在期待可能性部分,应以借名人或出名人于实施行为时的客观现实状况,是否有不得不为之事实或规范等压迫情境与心理,有无当为、须为且无其它合法方式可为之情况作为参考基准,若无法期待借名人或出名人实施适法行为时,就不能对借名人或出名人行为加以非难,而无从要求行为人负担刑事责任。滥用借名登记行为,除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伪造私文书罪、填载不实会计凭证罪、逃漏税捐罪不处罚未遂犯外,其余各项犯罪,均有成立未遂犯之情形,至于滥用借名登记行为成立各种犯罪之共同正犯部分,原则上,仍应以行为人间是否有成立犯罪之犯意联络及行为分担予以判断,但仍应注意特别规定,例如税捐稽征法第43条系对于逃漏税捐之教唆或帮助行为特设之专条,为独立之处罚规定,故出名人担任公司名义负责人,使借名人得以利用该公司名义帮助他人逃漏税捐,借名人与出名人应构成帮助逃漏税捐罪之共同正犯。滥用借名登记行为仍有可能成立教唆或帮助犯,惟仍应依具体事实判断应否成立共同正犯。
段传龙[2]（2019）在《作为共治主体的行业协会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重要主体力量,是完善与保障我国社会领域建设的重要组织基础,因此提升我国社会组织的治理水平与能力将成为构建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突破口。但社会组织的类型纷繁复杂,各类组织的功能、性质与地位存在差异,对其很难在统一、概括的普遍性层面上开展细致性与深入性的研究。为了突出研究重点,本文选择行业协会这一社会组织的典型代表作为研究对象,力图对其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法治困境予以全面阐述,并尝试给出相应的制度解决对策。从整体来看,目前我国行业协会治理的制度环境仍然不够完善,行业协会治理的立法、执法与司法的实践监管水平仍待提高。行业协会在治理实践的过程当中不仅要接受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其同时也享有制定行业自治规范、开展行业管理以及惩治行业违法行为等多项公共管理权力,因而在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角色切换当中也随之产生了权力的不规范与权利的无保障等多种法律问题。当下我国针对行业协会的研究仍较多局限于政治学、历史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等领域,缺乏从法学尤其是行政法学的研究视角对其在成立、运行以及注销等各个实践治理环节所面临的法治困境进行一次全面地实证分析与总结,从而梳理出当下我国行业治理中所存在的真实法治问题。因此本文从规范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公法视角出发,以行业协会作为贯穿全文的研究对象,立足于考察和分析其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并在充分总结国内外行业协会治理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尝试提出行业治理制度改革的本土性回答,以期从法学层面为打造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做出应有的学术贡献。本文共计五章内容。第一章探讨了我国行业协会的法律性质、地位与职能。第一节从历史发展与演进的视角,对清末社会团体的产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行业协会的变迁两大方面进行了概括性的回顾,简要分析和总结了我国行业协会的独特发展历史及其功能定位,为后文展开奠定基础。第二节归纳了我国行业协会的独特法律性质,指出其“公”“私”兼具的法律属性。从“私”属性来讲,行业协会作为被治理的民事主体,是指具备法人条件,基于会员共同意愿,为公益目的或会员共同利益而成立的社会团体法人。而从“公”属性来讲,行业协会行使或参与行使着越来越多原本由行政机关享有的“公共行政事务”的管理权,并且此类权力与通常意义上的行政职权难以做出区分,其在行使上述法定管理权限之时明显具有“公”属性。第三节指出我国行业协会具有“准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而“准行政主体”的定位主要是指行业协会在社会治理的实践过程中既有作为“公”权力主体的行业治理者的一面,又有作为“私”权利主体的被治理者的一面,其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主体。第四节在对行业协会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行业章程以及北京、上海、南京等多个地区的行业协会开展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归纳出我国行业协会在实践中主要履行自律、服务、协调以及代表四大基本职能,并对其具体职能的运行状况作了详尽论述。第二章详尽梳理了我国行业协会作为被治理者在权利保障层面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第一节从立法层面切入,详尽分析了行业协会治理所涉及的包括基本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各地方行业协会专门立法等在内的现有法规政策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第二节从党的领导和政府执法的层面切入,以实践中行业协会的党建工作与行业主管部门的执法个案为考察对象,全面分析了我国行业协会的实践监管不足。第三节则从司法层面切入,以近十年行业协会同主管部门之间发生的行政诉讼判例为考察文本,详尽归纳了两主体之间诉讼纠纷的主要争议内容及相关规范困境。通过上述三个层面的详尽论述,本文力图全面呈现我国行业协会作为被治理者在外部治理领域的整体制度环境。第三章探讨了行业协会作为治理者在权力规范层面所存在的内部治理困境。延续第二章节的探讨思路,第一节同样先从“法规则”层面切入,归纳出包括行业专门立法、行业规章以及行业内部管理规则等内部治理依据中所存在的规则缺陷。而在第二、第三、第四节中,本文分别对行业内部治理中的主体、组织、行为、程序以及资产管理共五大方面存在的治理困境进行了详尽阐述,具体指出了行业协会存在内部机构设置不足、行业共谋行为、限制会员自由、破坏公平交易、限制中小型会员企业经营、监督程序缺失以及财政税收制度不健全等多个方面的治理实践困境。第五节则同样从司法层面切入,以近十年我国行业协会同其会员或利害关系人之间所发生的诉讼纠纷案例为文本材料,梳理归纳了行业协会内部治理纠纷中的实践争议内容及其存在的多种救济困境。第四章总结与反思了中外社会治理中的制度经验,以期对当下我国行业协会治理改革提供理论与经验支撑。第一节以我国古代的“公”“私”概念为载体,对春秋战国、宋、明以及清末民初等各个时期的公理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第二节则对民国时期社会部颁行的《社会法规汇编》三辑进行了全面梳理,归纳了民国初期、广州国民革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有关公民结社的立法和管理规定,并具体梳理了民国社会团体的法规范规定、民间组织的外部监管以及民间组织内部治理的制度规范三大问题。第三节总结了美国与欧洲在社会治理中所采用的第三部门理论,具体阐述了两地在第三部门理论领域的特征与差异,并对两地的第三部门理论在我国是否具有借鉴意义展开了相关反思,进而提出美国式的国家与社会平行、对立、冲突的组织机构设置与治理模式并不适宜我国本土治理,而欧洲模式则具有可借鉴之处。第四节讨论了我国社会治理中的历史治理经验与改革创新实践,总结了我国国家治理的历史模式、逻辑和经验,并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社会管理体制领域所作出的多项制度改革尝试与创新成果。第五章在对我国行业协会治理进行问题归纳与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行业协会治理的制度改革与发展路径。第一节论述了新时代我国国家公权与社会自治权的再定位问题。实践中,行业协会不论作为治理者还是被治理者,其前提都是自治权力（利）能被充分保障。此节再次回顾了我国国家公权强大而社会自治权缺失的历史背景,并对我国社会自治权的性质、来源、功能及其同国家公权的关系结构进行了再认知与再划分。第二节提出了我国行业协会内外治理的整体完善路径,具体从转变行业协会治理理念、健全行业协会专门立法、强化行业协会党组织建设、规范行业主管部门管理行为、优化行业内部人事管理以及完善行业协会资产管理共六大方面提出了多项具体建议。第三节从整体上梳理了行业协会、政府以及法院等多个行业治理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清晰呈现了上述主体在权力责任、权利义务之间协调、冲突与对立的不同面貌。第四节提出了我国行业协会治理的完善要准确规范和限缩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能权限,具体可从统一行业协会登记的审核依据和标准、改革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方式与重心、下放行业自治领域的管理职权、优化行业协会管理的程序规则以及全面构建行业主管部门的责任制度共五大方面具体着手。第五节重新界定了我国行业自治的权力内容与责任边界,具体提出了落实行业自治的审核许可权、完善行业规则与标准的制定权、推动行业维权职责的积极履行以及全面推进行业领域信息公开义务共四大方面的建议对策。第六节提出了要健全行业争议纠纷的救济规则体系,并具体从理清行业协会管理权力的法律性质、健全行业纠纷的内部救济机制以及完善行业协会纠纷的外部救济机制共三大方面提出了多项建议。
付立新[3]（2019）在《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研究》文中提出信托作为一种法律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生根中全球,我国于2001年正式颁布《信托法》,移植信托制度。但我国《信托法》在信托关系中的核心环节——受托人谨慎处理信托事务的义务上问题突出,仅有原则性、抽象的规定即“谨慎、有效管理”两个本身都需要进一步解释限定的注意义务标准。本文拟从功能主义、历史主义、制度体系论、制度演化论的角度剖析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规则,以法经济学、法社会学分析范式探究注意义务制度本身以及制度演化的深刻原因,以期构建符合我国经济、文化传统的制度体系,并对我国现行注意义务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第一章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的功能定位。注意义务制度的运行有其深刻的经济功能,即规避当事人双边逆向选择,并最小化信托交易过程中包括事前协议制定成本、事中规则适用、事后救济过错成本的交易成本。信托于近现代的发展亦经历了利益保护功能的重新定位,首先,在财产安全与财产效率这一对矛盾中,由财产安全保护功能向安全与效率的衡平发展。其次,在限制受托人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应实现信托财产的最大再生效率,应坚持受益人最大利益原则而非受益人唯一利益原则。信托制度以增加财产效益、减少利益冲突为目标,以强化有效管理理念、施加过失责任以及善意理念为路径选择。信托制度利益保护衡平功能于注意义务制度体现为同时以消极限制、积极促进方式赋予受托人必要范围自由裁量权、宽容理性行为所致损失的同时防止受托人懒惰不作为以及非理性决策,并以善意为前提,调和利益冲突。第二章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体系论。我国受托人注意制度体系可以不同逻辑主线展开,但在同一法律条文内应以一种逻辑区分。以受托人行为效果为标准可表述为不得偷懒的勤勉义务、积极作为的有效管理义务,此为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的原则性规定;以行为要求标准的义务可表述为亲自管理的注意义务、分别管理的注意义务、理性决策的注意义务,此亦为注意义务的具体应用领域;以理性行为要素为标准的义务体系可表述为注意、技能、谨慎小心,此亦为注意义务履行标准的判断标准。第三章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演化论。库恩范式理论认为规则中“反常现象”的累积定会导致“构造范式”甚至“社会学范式”的变化与更迭。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在自身实践中不断出现的“反常现象”对现行规则的突破冲击着受托人义务构造范式,促使其不断内部演化以适应、阐释、包容变化中的信托受托人义务。本章根据第二章体系论的逻辑对各要素的演进深入剖析。其中“以受托人行为目标为标准的义务体系”的演进本质上是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功能的演进,即由保护财产安全向效率、安全并重的利益保护衡平功能演进,此内容于第一章详细阐述,本章不再赘述。首先,注意义务于受托人行为要求亦即应用领域的演进如下:分别管理义务的演化包括混同管理绝对禁止向例外禁止的演进、分别管理方式由“物理”向“财务、组织意义”为主演进、受托人混同管理民事责任松动等;亲自管理义务中事务性代理原则禁止向例外禁止的演进、裁量权代理全面禁止向例外禁止的演进、受托人转委托责任的松动等;理性决策义务的演化主要表现为私益信托投资决策自由程度的扩大、公益信托近因原则的弹性化等。其次,注意义务制度于受托人行为理性判断过程中的演化包括谨慎小心要素中财产安全向与财产合理收益并重演进、技能要素中统一标准向专业受托人区分标准演进。最后本文总结了注意义务制度演化的一般规律:总趋势从调节性走向惩罚性再向调节性复归、制度规则从柔性向刚性转变后再从向柔性复归、制度内涵从分散性走向统一再向分散性复归、文本形式从不完备向完备演化后从封闭向开放型进化。第四章我国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构建的法社会学分析。信托制度随着社会因素中市场经济的空前发展、国家经济管理的创新、个人及自由主义凸显而不断调整自身,以期具有更强适应性与包容性。注意义务制度作为信托法律的重要规则,亦与我国社会的变化息息相关且良性互动。注意义务制度演进的社会因素主要体现为:管制理念的变化,即诚信义务本质上是国家强制对市场的限制;商业信托的兴起致使信托制度中投资促进因素、有效管理因素、当事人利用合同保护自身权益意识增加。商业信托兴起对注意义务规则的变造使分散投资理念应用使自由裁量权约束减少、注意义务履行评价中有效管理因素上升、义务规制模式由事前禁令向事后追责演化,我国法治环境的优化以及营商环境的优化亦对注意义务产生影响。第五章我国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立法修正。虽然注意义务的法律本质可表达为“积极义务”、“最大限度促进信托受益人利益的善意”、“受托人自由裁量权”,但以此三个定位作为立法着力点规制受托人注意义务存在逻辑上的困难与现实困境。首先,无法利用不可被当事人合意修改的强制性规范规制注意义务这一积极性作为义务;其次,“最大限度促进受益人利益的善意”这一定位中的善意本身亦是对注意义务制度所欲达到的理想模式下应然的描述,作为受托人注意义务的必要条件无法有效引导、规制实践中受托人具体管理行为,仍需要后续制度的补充;最后,准确划定受托人自由裁量权边界仍然面临协调积极赋予财产管理自由的裁量权与反面限制受托人自由裁量权,避免权力的滥用造成信托财产的损失的困境。我国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的完善应从立法理念修正、立法体系优化两个方面入手,构建符合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信托注意义务制度。我国立法理念存在偏重消极限制自由裁量权并施加沉重责任的倾向,与此同时我国现行注意义务制度体系存在注意义务制度行为规制逻辑混乱、注意义务制度适用领域模糊不清、注意义务履行判断标准笼统原则、注意义务制度责任体系沉重僵化等缺陷。因此我国受托人注意义务完善应坚持积极赋权的促进思维及消极限制思维并重的立法理念的同时,更应该树立权责统一的追责理念。注意义务体系完善应以“受托人行为”架构模式作为注意义务原则性规定、以“业务环节”架构模式作为注意义务具体应用领域、以“理性行为要素”架构模式作为义务履行判断标准、应以“弱化过失责任强化善意”架构模式作为追责理念。
王语奇[4]（2018）在《我国城镇住房公积金制度模式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住房作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对个人及其家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解决居民住房问题,满足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是我国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我国的住房制度改革已经进行多年,在住房保障方面取得了十分显着的效果。随着城镇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不断增加,住房保障制度供给的不足愈发显现。为了更好的满足城镇居民改善自身居住环境的要求,保证城镇中低收入人群的基本住房需求,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我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是在学习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由于我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建立是以各设区城市为单位,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历史条件各不相同,因此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我国城镇住房公积金制度逐渐形成目前这种多种制度安排并存的局面。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以北京为代表的由公积金中心负责全部业务的公积金中心主导模式、以上海为代表的委托银行完成全部业务的银行主导模式和以南京为代表的由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完成业务的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模式。通过对这三种制度安排的发展历史和运行特点的梳理和总结可以发现,三种制度安排间既有相同点又存在着差异性。由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可知,制度的运行是有成本的,只有能够实现成本收益最大化的制度模式才是最优选择。通过对公积金中心、受委托商业银行和普通缴存个人三个利益集团建立博弈模型,求解得到住房公积金制度博弈模型的均衡解,进而分析得到三者实现利益均衡时各自的成本收益情况。由于人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和资产专用性等因素增加了交易活动的复杂性,进而会对制度交易成本的大小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为了保证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住房公积金制度安排的最优选择应当既能够最大程度的降低影响因素引起的交易成本的增加,又能够实现公积金制度收益的最大化。对于住房公积金制度来说,其福利属性要求公积金制度的收益是实现住房保障目标,能够最大程度的实现住房保障目标的制度安排的收益是最大的。公积金制度的成本则是指为保证公积金制度顺利运行所要付出的建立成本、运营成本等的总和,制度设计的越合理,公积金制度的成本越小。在这个评价标准下,通过分析人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和资产专用性三个因素对住房公积金制度模式选择的影响以及不同制度模式中公积金中心、受托银行和缴存个人三个参与主体的成本收益情况,得出公积金中心主导模式、银行主导模式和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模式的成本收益情况,进而找出我国城镇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最优选择应当是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的制度模式。通过学习和借鉴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德国封闭式住房储蓄制度、日本住宅金融公库制度和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制度的经验,找出我国现有公积金中心主导模式和银行主导模式在交易成本控制上的问题,分析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模式中如何实现交易成本控制和收益最大化。进而得出外部环境的限制、各地方制定政策时背离了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保障目标以及公积金资金管理和风险防控不到位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使得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的制度模式始终未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因此,在现实客观条件的限制下,只有重新对公积金中心和银行两个参与主体的职能进行明确和区分,才可能实现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制度模式的目的。由于制度变迁具有长期性和曲折性,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模式的实现可以分为两个步骤。在短期内,通过严格审核公积金制度的参与对象、坚持差异化公积金政策和合理利用公积金增值收益对现有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模式进行改进。在长期内,通过建立独立的政策性住房金融银行、建立完善的风险分担机制、健全政策性住房金融法律制度和协调商业性住房金融体系逐步实现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模式在全国的推广。
许昌市人民政府[5]（2018）在《许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市政府部门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文中研究表明许政[2018]29号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城区管委会,市人民政府各部门: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7]46号）、《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8]28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省政府部门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
黄莎[6]（2016）在《北京住房公积金运行管理研究》文中认为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经过20多年的发展,对加快城镇住房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促进效果。尽管改革一直在进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房屋价格却在持续升高,人们对高企的房价望而生畏,对住房公积金制度也产生了质疑,住房公积金制度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北京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以来,无论是缴存金额还是缴存人数,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值。截至2015年年底北京住房公积金实缴职工651.58万人,缴存1297.39亿元,但北京住房公积金运行管理仍存在一些问题。本文首先对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包括住房公积金的定义、特征、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定义以及住房公积金相关理论分析;其次概括了北京住房公积金现状、分析北京住房公积金运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的原因;最后结合新加坡和上海先进经验对改进北京住房公积金运行管理提出建议。本文把互助理论、公平理论等与住房公积金运行管理结合,并分析北京住房公积金在管理与运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及对策,用以完善北京公积金管理、提高资金筹集能力、提高办事效率以及提升监管力度。吸收国内外的住房保障制度的经验,进一步改善北京住房公积金运行管理现状,使住房公积金在人民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黄斌[7]（2016）在《P2P网贷法律问题研究—兼论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的法律问题》文中研究说明P2P网贷是互联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普惠金融的要求,既为投资者提供了投资产品,更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的重要来源。我国从国外引入P2P网贷后,短短几年内出现了爆发式增长,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P2P网贷市场,无论是网贷机构及交易量均为世界第一,P2P网贷已作为我国传统金融模式的重要补充。但与此同时,P2P网贷自诞生之初即创新和争议并行,相当一段时期内存在着“三无”现象,即无准入门槛、无行业标准、无机构监管,实践中国内各网贷平台运营也存在良莠不齐的状况。近年来,各地P2P网贷平台轮番上演倒闭潮、出现跑路、恶意携款逃跑等现象,还有不少网贷平台运营模式存在非法集资的嫌疑。这些问题的出现导致投资者权益受到损害,影响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在此背景下,近年来,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正规金融机构开始涉足P2P网贷市场,参与P2P业务并发挥“稳定器”作用。商业银行介入P2P网贷市场不仅扩大了自身的收益来源,而且对稳定网贷市场秩序和保障投资者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P2P网贷的基本民事法律关系及相应的民事责任如何?如何看待和解释当前P2P网贷实践中的特殊交易架构安排?如何在P2P网贷中做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如何完善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则?与此同时,针对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的现象,应注意哪些法律问题和如何做好风险防范?有诸多问题都需要进行研究和探讨。针对这些问题,笔者综合结合了民商法学、金融监管、P2P网贷实践以及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实践等多方面的知识,对P2P网贷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与分析。本文的内容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对P2P网贷的发展以及商业银行参与P2P的状况进行了法律检视。首先,分析了国内外P2P网贷发展状况和法律规制状况。一是回顾了国内外P2P网贷发展情况,二是以英国、美国、中国为代表比较了当前国内外P2P网贷的法律规制情况并比较评析其特点及检视其优劣势。总体上,相比较英美等国,我国P2P网贷法律规制滞后性较为突出,但正处于逐渐完善过程中。其次,在概览性地介绍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的情况基础上,分析和探讨了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的必要性和法律上的可行性。再次,在对比分析当前P2P网贷的四种主要运营模式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当前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业务的六种主要业务模式,并从法律角度对相关模式的特点和优劣势进行了比较、检视和探讨。第二部分对P2P网贷主要民事法律关系进行了分析。首先,本文指出网贷的主要法律关系以“居间+民间借贷”为核心,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网贷居间区别于传统居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指出网贷居间人除需履行传统居间人的忠实报告义务、勤勉义务以及负担居间活动费用的义务外,还需承担有别于传统居间人的法律义务,即高于传统居间忠实报告义务的信息披露义务和风险提示义务、高于传统居间的勤勉义务,还需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包括网贷平台系统、客户资金、客户信息安全保障）。随后,分析了网贷居间人违反这些义务而需承担的相应民事责任。最后,当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时,如对其推出的P2P产品与商业银行理财产生混淆,将产生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文从法律角度将P2P网贷居间与商业银行理财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二者在法律性质、民事权利和义务、民事责任、适用监管法规等方面都存在差别,商业银行应在上述法律区别基础上完善管理、业务架构和法律文件。第三部分对P2P网贷新型运营模式下的民商法问题进行了探讨,涉及票据质押贷模式、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模式和见证模式。当前部分P2P网贷新型运营模式缺乏明确的民商法依据,尚存在一定效力争议,在本章笔者对于三种典型的新型模式进行了研究分析,其中前两种为P2P平台普遍适用的模式,第三种为商业银行参与P2P的特殊模式。首先,对票据质押贷模式进行了研究分析。分析了该模式下主要法律关系及合同架构安排。并针对在该模式下票据质押的相关问题（包括缺乏背书的票据质押、票据质权共享安排及票据质权代理安排的有效性）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票据质押缺乏背书并不应一概否认其质押效力。针对票据法与物权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票据质押规定存在差异,笔者提出对于票据质押应区分为票据法上的质押和物权法上的质押的“两分法”,对于票据法上的质押,应以“质押背书”为生效要件,而对于物权法上的质押,以“质押合同+交付”为生效要件。物权法上的票据质押和票据法上的票据质押在权利证明方式、实现质权的方式、对抗第三人的效果、票据抗辩效果、有无权利担保效力、再背书限制及效力等方面存在法律上的差异,市场主体在了解两者法律差异的情况下可做出理性选择。此外,对于票据质押贷模式下网贷中常见的票据质权共享安排及票据质权代理安排,笔者经分析认为,尽管该种模式尚无明文法律规定,但应在“物权法定缓和”趋势的背景下认可相关安排的法律效力,以保障互联网交易参与方的权益和促进相关交易的实现。其次,对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模式进行了分析。分析了该模式下主要法律关系及合同架构安排。并针对该模式下特定资产收益权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特定资产收益权的法律性质可采“将来债权说”,同时特定收益权具有约定权利（而非法定权利）、债权性、相对性、确定性、从属性等法律特点,应尊重相关当事方的意思自治,认可其转让的法律效力,但也应认识到由于该种模式缺乏独立性,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等方面的法律局限性,并做好风险控制安排。最后,笔者对商业银行见证模式进行了分析,该种模式是当前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的重要模式。本文分析了该模式下主要法律关系及合同架构安排。结合相关司法判例分析了见证人的法律责任,并比较分析了该模式下商业银行作为见证人与居间人承担的法律责任的区别,总体上认为网贷见证人的民事法律责任弱于网贷居间人,部分商业银行在选择以见证人身份介入网贷业务在民事法律责任上的考虑具有合理的法理基础。但见证在P2P交易中参与程度较为间接、民事责任相对较轻并不意味着见证不承担法律责任。在未尽职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作为见证人仍可能对相关方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第四部分研究了P2P网贷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首先,论证了P2P网贷中的金融消费者范围的几个重点问题,包括认为网贷投资行为依法可纳入“金融消费范围”,个人投资者和消费信贷个人借款人均应认定为金融消费者,但应将单位投资人和单位借款人、经营性信贷个人借款人排除出金融消费者范围。同时,在P2P网贷领域不宜将投资者区分为一般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并将专业投资者排除出P2P金融消费者范围。其次,以网贷投资者为重点、兼顾网贷借款人的角度分析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点内容,网贷投资者和网贷借款人共有的权益包括信息安全权、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主要侧重于网贷投资者享有的权益则包括资金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受教育权。在P2P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应以投资者权益保护为核心,兼顾借款人权益保护。再次,分析P2P网贷领域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包括现有法律制度的保障不足、债权保障和维权风险、知情权受损风险、身份信息安全风险以及资金安全性风险等。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从构建事前预防机制、完善事中保障规范,以及加强事后维权机制三大方面十一个具体方面提出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措施,包括完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规范、整合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建立合格投资者制度、加强投资者教育、完善个人信息安全监管规范、加强信息披露监管要求、完善网贷信用体系建设、引入推介“适当性原则”、投资“犹豫期”机制、建立网贷保障基金、建立多层次事后纠纷解决机制等。最后,分析了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应特别注意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主要提出商业银行应审慎安排客户信息使用和转移、合理规制格式条款、做好与商业银行理财和代销产品的风险隔离、设置合规的增信措施等。第五部分系统分析了P2P网贷平台经营的主要法律风险和防范。分别分析了一般网贷平台以及商业银行参与P2P所面临的法律风险与防范。本文主要结合民商法理论、P2P和商业银行实务以及相应案例,逐一提示法律风险,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对应的法律风险防范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针对一般网贷平台：一是业务模式不当可能涉嫌非法集资风险,相应提出合理设计业务架构和业务模式以避免非法集资风险；二是电子合同签署方式有效性和举证的法律风险,相应提出规范电子签名形式,引入第三方服务机构以提高电子合同证据采信度等管理措施；三是民间融资安排不规范所导致的法律风险,相应提出规范民间融资方式,确保网贷合同效力；四是如法律架构或权责安排不当,可能导致失权或担责的风险,相应提出妥善安排网贷平台权责的措施。针对商业银行开展P2P业务：一是超经营范围经营和新业务行政许可导致的风险,相应提出尽量基于已有经营范围开展业务,并做好监管沟通；二是“刚性兑付”风险和风险转移问题,相应提出既有效保障投资人权益,又避免P2P风险向商业银行表内传递的措施；三是P2P网贷资金存管风险,相应提出明确界定存管责任,建立合作P2P平台准入筛选机制等措施；四是洗钱风险,相应提出加强客户身份识别等反洗钱措施；第六部分提出网贷立法及监管规则完善建议。总体上,本文提出对P2P网贷要把握好“金融创新与法律规制”的关系,秉持“支持和规范平衡、促进和监管并重”的监管立法原则,在此基础上,从三方面提出完善立法和监管规则的完善建议。首先,提出修订相关配套民商事法律规范,完善P2P网贷业务运行的民商事法律规则的建议。旨在通过完善民商事法律规范认可一些新型交易模式的法律效力,以满足市场参与主体的“意思自治”,以促成交易的实现,并保障市场参与者的权利。包括：一是完善居间合同法律规定,明确居间人法律责任；二是调整电子签名及电子证据的相关监管法规要求,从法律层面更有利于促成电子合同的效力；三是以适当形式对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效力予以认可；四是明确代理质押以及共享质权的法律效力；五是修订票据法律及监管规则,强化票据无因性,为融资性票据留下一定空间,同时采纳“物权法下的票据质押”与“票据法下的票据质押”的“两分法”,并明确两者在法律上的差异,为实践中缺乏背书票据质押的法律效力提供依据。其次,就建立及完善P2P业务的普通适性监管法规体系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鉴于近期P2P网贷风险事件高发态势,本文建议采取“宽严相济、适度从紧”的监管立法尺度。包括：一是理顺中央监管与地方监管的关系,调整当前的“双负责制”为“以银监监管为主,以地方政府监管为辅”的监管机制,消除“行为监管”和“机构监管”职责边界不清问题;二是完善对P2P网贷的准入管理,调整当前的“备案管理”原则为“牌照管理”,加强事前准入审批,并提出资本金标准等准入要求；三是实施“实质重于形式”的穿透式监管,从机构端、产品端、行为端加强监管,限制规避监管行为；四是建立P2P网贷反洗钱监管原则；五是完善P2P网贷平台退出机制,建立“生前遗嘱”机制,并完善破产隔离法律规定。再次,提出了关于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的法律法规及监管规范安排建议。在支持商业银行适度参与P2P网贷活动的同时,增强法律规制和风险防范,促成P2P网贷和传统商业银行相互之间风险隔离,并行不悖地健康发展。包括：一是适当调整商业银行投资的限制性规定,适当拓宽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二是处理好“平等性和差异性”关系,制订适合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的经营规则；三是提高商业银行参与互联网金融创新的监管容忍度,适当放宽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的行政许可；四是金融监管机构需加强对商业银行系P2P的监管监测,避免出现“表表外”业务风险向表内业务的风险传递而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五是加强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协作等。
张剑[8]（2016）在《工程分包限制规则研究 ——以《合同法》第272条第2款和第3款为中心》文中认为一方面,我国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工程分包严格限制。另一方面,转包、违法分包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转包、违法分包已成为我国建设工程领域普遍存在的潜规则,被称为“万恶之源”,几乎所有的工程质量和安全事故原因最后都归结为转包或违法分包的错,工程分包因此成了替罪羊,成了众矢之的。鉴于此,本论文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些分包限制规则是否科学合理?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违法现象的普遍存在,是否有不合时宜的制度本身的因素?本论文从立法论的角度,以《合同法》第272条第2款和第3款的分包限制规定为研究对象,结合《建筑法》、《招标投标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从法律关系的客体、主体、内容和法律后果等方面,从比较法的视角找出中外制度差异,然后对这些差异进行利弊分析,从而得出本论文的中心论点,即转包、违法分包的泛滥,从制度层面来说,是由于我国分包限制规则不完全正当合理,部分与国际惯例脱节,没有反映生产力发展和工程承包的客观规律,某种程度上部分反映了工程分包的客观规律与不合时宜的制度束缚的矛盾和冲撞,所以建议实定法放松对工程分包的限制,在修法之前建议实务中缓和转包、违法分包的私法后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对我国《合同法》第272条第2款和第3款的修法建议。目前国内对工程分包的研究,主要是立足于现行法律法规,并结合实务,从法解释论角度展开的,从立法论角度对我国违法分包的界定的科学合理性缺乏论证,没有考虑违法分包的界定是否适应工程发包模式与管理的多样化发展,没有考虑分包制度是否与国际接轨,没有考虑是否有滞后的法律制度本身造成违法分包的因素。对工程分包限制规则的法学系统研究文献还未见到。国外对分包的限制规则在成文法上较少,一般存在于合同范本的标准条款中,是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而且实践中对分包限制条款引起的争议或纠纷较少,没有成为分包合同的热点。所以国外对违法分包或分包限制规则专题研究较少,部分文献涉及到转包、分包范围、再分包和分包须经发包人同意等问题的介绍,但研究不够深入。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的研究文献,从比较法、法经济学、规范目的和法的价值角度,对工程分包限制规则进行理论专题研究的还未见到。本论文不包括绪论共六章,第一章是关于工程分包的概念和基本理论；第二、三、四章分别从法律关系的客体即工程分包范围、主体即分包人资质和内容即权利义务关系三方面论述了我国现行实定法分包限制规则的不合理；第五章是关于违反分包限制规则的民事法律后果,第六章是结论和对我国《合同法》第272条第2款和第3款的修法建议。具体如下：第一章作为本论文的逻辑起点,界定了工程分包的概念,阐述了工程分包的经济实质和法律本质。从经济角度来说,工程分包是企业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是现代工程承包发展和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的必然选择；从法律性质上来说,应视为第三人代为履行。第二章从工程分包的客体角度,分析了现行实定法分包范围限制规则的不合理,重点分析了转包、主体结构分包和扩大劳务分包。这一章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现行实定法对分包范围的限制不合理,工程发包模式决定了分包的最大可能范围；（2）分包范围是双方意思自治的范畴；（3）工程承包并不要求亲自施工,承包人的职责实质在于对工程的管理、协调、集成和监督；（4）转包并非合同转让；我国实定法对转包的界定和打击过宽,应禁止无价值增值的转包,解禁肢解分包,区分转包和正常分包的关键在于承包人是否实际承担了项目管理职责；解禁肢解分包不会造成工程质量安全隐患。（5）我国《建筑法》参照了日本、韩国的建筑法律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有关规定,但两大法系包括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鲜有禁止肢解分包、主体结构分包和扩大劳务分包的规定或实践,这些限制规则不符合工程承包客观规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难以实现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的立法目的,立法应允许肢解分包、主体结构分包和扩大劳务分包。第三章从主体分包人资质的角度,论述了资质限制规则的不合理。这一章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资质许可的法律性质是行政许可,属于公法范畴,不宜在合同法中规定,建议修法时将其回归公法定位；（2）我国的资质许可制度混淆了许可制与注册制的区别,建议将许可与注册分开,将资质许可范围限制在工程质量和安全必要性的范围内,尽量减少对市场自由的行政干预,同时加强注册管理；（3）我国的资质许可标准太高,不利于工程分包市场和建筑业的健康发展,建议降低企业资产标准,许可标准不宜要求工人数量和技术装备；（4）劳务分包的本质是工程分包,应适用工程分包的一般规则,域外没有针对工程劳务的许可或注册,实践证明,现行的劳务分包制度为违法分包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既造成法律自身的不和谐,也加剧了工程乱象,所以建议取消劳务资质。（5）限制资质许可范围,降低资质标准,取消劳务资质,不会降低工程质量和加剧工程乱象。总之,尽量减少行政许可对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限制,降低从业门槛,鼓励万众创业,鼓励小微企业参与分包。第四章分析了分包权利义务的限制规则。这一章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承包人应就分包工程向发包人承担单点责任,但对于指定分包,承包人应仅负指导、协调和监督的委托代理责任,而不应对指定分包工程象自主分包一样完全负责,发包人应对自己选择和决定指定分包人的错误或不当行为负责,以此限制指定分包；由于合同的相对性,发包人与分包人之间没有合同关系,原则上分包人对发包人不直接承担责任。所以,分包人就分包工程与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并不妥当,建议在坚持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前提下,只有在承包人破产或承包合同被终止,或者以发包人承担承包人义务包括向分包人支付未付款项为条件,分包合同中承包人的权利义务可以概括转移于发包人,此种条件下分包人方对发包人直接承担责任。取消连带责任,既兼顾了分包人利益,也有利于保护发包人利益。（2）合同法第272条第2款规定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分包,但未规定对发包人同意权的限制,是立法漏洞,易造成发包人同意权的滥用,产生不适当的结果。因此建议,授权当事人在招标文件或合同中约定须经发包人同意的分包部分；对于承包人的拟选分包人报批,发包人应在合理期限内作出“同意”；发包人反对承包人的拟选分包人,应书面说明“合理理由”；如果发包人对拟用分包人的报批无故拖延或不正当反对,应给予承包人相应延期或赔偿损失。（3）再分包是行业国际惯例,是生产力和分包市场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提升工程承包和项目管理水平的需要,再分包不会损害工程质量安全,不会加剧工程乱象,建议修法鼓励和允许再分包。第五章关于违反分包限制规则的民事法律后果。我国理论与实务普遍将我国《合同法》第272条第2款和第3款的分包限制规则作为效力性强制规范援引,导致实务中大量施工分包合同被认定无效。这一章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合同无效无助于改善工程质量和安全,不利于保护发包人利益,损害了法的公平价值和合同自由,不符合工程的客观规律和我国国情,认可合同效力不会纵容转包或违法分包行为,所以,在法律修改之前,建议实务中应对违反分包限制规则的民事法律后果予以缓和,即不否定转包或违法分包合同的效力,在不影响公法责任后果的前提下,由无过错方根据保护自己利益的需要选择救济方式,例如终止转包或违法分包合同,要求过错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等。第六章在概括以上各章结论的基础上,最后得出本论文的中心论点,即我国分包限制规则不完全正当合理,建议实定法放松对工程分包的限制,修法之前实务中应缓和转包、违法分包的私法后果；最后落脚于对《合同法》第272条第2款和第3款的分包限制规则的不足和漏洞提出立法建议：建设工程合同当事人双方可以约定必须经发包人同意方可分包的工作,约定之外的工作或未约定的,承包人可以自主分包。必须经发包人同意方可分包的,发包人不应不合理地拒绝。承包人对分包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发包人承担全部责任,但对于发包人指定的分包人,承包人仅承担指导、协调和监督的委托代理责任。发包人与分包人之间没有合同关系,除非特定条件下经发包人要求,分包合同可以概括转移于发包人,分包人方对发包人直接承担责任。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一并转包给第三人。除非另有约定,在承包人对分包工程承担管理义务的条件下,可以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拆分后分包给不同的第三人。分包人经承包人和发包人同意,可以将其承揽的工程再分包,但承包人或发包人不应不合理地拒绝。最后,对这一问题进行展望,认为一步到位彻底放开阻力较大,应先从容易的入手,进行试点修法,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修改全国性法律；放松对分包的限制不会造成质量和安全隐患,实践证明,通过严格限制分包,并不能实现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立法目的。项目质量安全问题是由于个人责任无法落实造成的,所以保证质量安全需要改革我国工程师的执业体制和分配制度,加强个人和企业的诚信公开制度,特别是执业黑名单制度,建立和完善个人职业保险制度,同时需要一系列配套制度进行体系化建设,例如质量和安全方面的技术法规,企业质量安全保证体系建设,工程师执业机制建设,监理机制,包括审图、质量安全监测、咨询评价等社会独立第三方专业保证机制,覆盖设计、施工、保修和职业责任的全面保险机制,质量安全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政府监督管理机制等,以上制度均属公法范畴,远远超出了本论文的研究范围。
武汉市人民政府[9]（2016）在《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和规范市级权力清单的通知》文中研究指明武汉市人民政府文件武政规〔2015〕19号各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为深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大力推动简政放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5〕2 1号）、《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在全省推行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通知》(鄂办发〔2015〕23
吴晓艳[10]（2015）在《论按揭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纠纷的司法处理》文中认为商品房按揭自香港引入我国大陆地区后,根据大陆商品房市场的特点和法律法规的不同进行了适应性变化,并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中国大陆特点的商品房按揭制度。商品房按揭法律关系由买卖关系、借贷关系和担保关系构成,其中买卖关系是基础。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解除,必然对商品房按揭中的其他法律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为妥善处理按揭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明确了按揭银行在按揭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纠纷中的第三人诉讼地位,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与抵押贷款合同纠纷应当合并审理及裁判规则,但是忽略了住房公积金贷款下的商品房按揭纠纷中,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诉讼地位;同时,合并审理的规定及裁判规则也严重脱离司法实践,造成法律适用的混乱。本文共五个部分,约1.8万字:第一部分从按揭的词源含义和按揭进入我国大陆地区的发展过程入手,总结分析出大陆地区的商品房按揭是由商品房开发商、按揭银行、商品房买受人共同参与的融资购房方式,商品房按揭法律关系是由买卖关系、借贷关系和担保关系构成的法律关系复合体。第二部分分析论证商品房买卖合同和抵押贷款合同不构成主从合同关系,而是构成关联合同关系,任一合同解除并不必然导致另一合同终止,而是应从该合同本身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终止情形和关联合同形成的整体经济目的是否实现两个方面判断。第三部分分析案例中的两个焦点问题,得出结论认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不宜由法院主动追加为按揭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纠纷的第三人;仅解除按揭商品房买卖合同案件的司法裁判应当根据商品房是否已进行抵押登记或抵押权预告登记作不同处理,登记前全额返还购房款给商品房买受人,登记后则仅返还首付款和实际已偿还的贷款。第四部分分析论证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和抵押贷款合同纠纷合并审理的规定及裁判规则,严重背离商品房按揭市场的规律,缺乏生存空间,且欠缺实体法基础,造成法律适用的混乱。第五部分总结提出完善建议,分析论证应当将商品房按揭作为有名合同在《合同法》分则中进行规定,完善关联合同理论在商品房按揭制度中的运用,引入抗辩权延伸,完善按揭银行与商品房开发商之间的合同约定,实行购房贷款分期发放、提高保证金比例,降低贷款风险。由于时间和个人能力的局限,本文难免有疏漏之处,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笔者将会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二、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关于受理代理人代为办理个人住房担保委托贷款问题的紧急通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关于受理代理人代为办理个人住房担保委托贷款问题的紧急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台湾地区借名登记行为刑法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之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架构 |
| 五、本研究之意义与价值 |
| 第一章 借名登记行为的民法、刑法视角考察 |
| 第一节 借名登记行为的一般描述 |
| 一、借名登记行为的意义与要件 |
| 二、借名登记行为之历史沿革 |
| 三、借名登记行为的当代展开 |
| 四、借名登记行为的性质与效力 |
| 第二节 借名登记行为在民法与刑法上的意义考察 |
| 一、民、刑事规范对象、保护法益、违法责任之区别 |
| 二、借名登记行为在民、刑事保护范围、违法责任之差异性 |
| 第三节 滥用借名登记行为刑法规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一、滥用借名登记行为刑法规制的前提:刑法机能与目的 |
| 二、滥用借名登记行为的现状及危害 |
| 三、滥用借名登记行为刑法规制的国内外立法规范 |
| 四、滥用借名登记行为刑法规制的原则 |
| 第二章 滥用借名登记行为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类型 |
| 第一节 背信罪 |
| 一、相关案例 |
| 二、界限 |
| 第二节 侵占罪 |
| 一、相关案例 |
| 二、界限 |
| 第三节 诈欺罪 |
| 一、相关案例 |
| 二、界限 |
| 第四节 与我国大陆地区法制之比较 |
| 第三章 滥用借名登记行为的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类型 |
| 第一节 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 |
| 一、相关案例 |
| 二、界限 |
| 第二节 伪造私文书罪 |
| 一、相关案例 |
| 二、界限 |
| 第三节 商业会计法填制不实会计凭证罪 |
| 一、相关案例 |
| 二、界限 |
| 第四节 与我国大陆地区法制之比较 |
| 第四章 滥用借名登记行为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类型 |
| 第一节 税捐稽征法逃漏税捐罪 |
| 一、相关案例 |
| 二、界限 |
| 第二节 洗钱防制法上之洗钱罪 |
| 一、相关案例 |
| 二、界限 |
| 第三节 政府采购法上之诈欺围标罪及借牌投标罪 |
| 一、相关案例 |
| 二、界限 |
| 第四节 与我国大陆地区法制之比较 |
| 第五章 滥用借名登记行为之刑法抗辩事由 |
| 第一节 违法阻却事由 |
| 一、正当防卫 |
| 二、紧急避险 |
| 三、依法令的行为 |
| 四、正当业务行为 |
| 五、得被害人承诺与推定之承诺 |
| 第二节 责任阻却事由 |
| 一、无责任能力 |
| 二、欠缺不法意识 |
| 三、欠缺期待可能性 |
| 第六章 滥用借名登记行为成立犯罪的未完成阶段与参与形态 |
| 第一节 滥用借名登记行为成立犯罪的未完成阶段 |
| 一、预备 |
| 二、未遂 |
| 第二节 滥用借名登记行为成立犯罪的参与形态 |
| 一、共同正犯 |
| 二、教唆犯 |
| 三、帮助犯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2）作为共治主体的行业协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我国行业协会的法律性质、地位与职能 |
| 第一节 行业协会的历史发展及演变 |
| 一、清末时期社会团体的产生 |
| 二、新中国成立后行业协会的发展 |
| 第二节 “公”与“私”兼具的法律属性 |
| 第三节 “准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 |
| 一、作为“公”权力主体的行业治理者 |
| 二、作为“私”权利主体的行业被治理者 |
| 第四节 自律、服务、协调与代表的四大基本职能 |
| 第二章 作为被治理者的行业协会:外部治理困境 |
| 第一节 外部治理的法规政策领域 |
| 一、党对行业协会的领导与管理 |
| 二、行政业务主管部门的前置审核 |
| 三、行政登记管理机关的登记审批 |
| 四、社会团体的资金财税规定 |
| 五、社会团体的处罚罚则 |
| 第二节 党和政府的实践管理领域 |
| 一、行业协会党建工作的困境与挑战 |
| 二、政府部门执法领域的规范性考察 |
| 第三节 行业协会与主管部门间的诉讼纠纷考察 |
| 一、外部行政诉讼纠纷的实践争议内容 |
| 二、外部行政诉讼纠纷的困境与反思 |
| 第三章 作为治理者的行业协会:内部治理困境 |
| 第一节 内部治理的整体规范环境 |
| 一、外部法律法规的不当限制 |
| 二、内部治理规范的内容缺失 |
| 第二节 行业协会内部治理的主体与组织缺陷 |
| 一、人员的引进与管理缺失 |
| 二、组织机构设置不够健全 |
| 第三节 内部治理的不正当行为 |
| 一、行业共谋的不当行为 |
| 二、利用先发优势限制会员自由 |
| 三、破坏公平交易的信息与机会行为 |
| 四、限制中小型会员企业正常经营行为 |
| 第四节 内部治理的程序运行及资产管理缺陷 |
| 第五节 内部治理的纠纷解决机制不全 |
| 一、内部治理纠纷的实践争议内容 |
| 二、内部治理纠纷救济的困境与反思 |
| 第四章 中外社会治理经验与当前行业协会治理改革 |
| 第一节 古代公理思想的梳理与归纳 |
| 一、春秋战国的“公”“私”之源 |
| 二、宋、明两代的“公”与“私” |
| 三、清末民初的“公”“私”裂变 |
| 四、中西“公”“私”理念的特征与差异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公民结社的制度经验与借鉴 |
| 一、社会团体管理的规范性考察 |
| 二、民间组织的外部监管 |
| 三、民间组织内部治理的制度规范 |
| 第三节 欧美社会治理中的国家、社会与第三部门 |
| 一、美国第三部门理论的特征 |
| 二、欧洲第三部门理论的特点 |
| 三、欧美第三部门理论的反思与启示 |
| 第四节 我国社会治理中的历史经验与改革创新 |
| 一、国家治理的逻辑与经验 |
| 二、社会管理体制的实践改革 |
| 第五章 行业协会治理的制度改革与发展路径 |
| 第一节 新时代国家公权与社会自治权再定位 |
| 一、国家公权强大、社会自治权缺失的历史再审视 |
| 二、我国社会自治权的性质、来源与功能再认知 |
| 三、我国社会自治权与国家公权的关系结构再划分 |
| 第二节 共治前提下的行业协会内外治理完善 |
| 一、转变行业协会治理理念 |
| 二、健全行业协会专门立法 |
| 三、强化行业协会党组织建设 |
| 四、规范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行为 |
| 五、优化行业内部人事管理 |
| 六、完善行业协会的资产管理 |
| 第三节 政府、法院与行业协会等多主体间的法律关系辨析 |
| 一、行业主管部门同行业协会的法律关系 |
| 二、行业主管部门与法院间的法律关系 |
| 三、行业协会与法院间的法律关系 |
| 四、行业协会同非行业会员间的法律关系 |
| 第四节 准确规范与限缩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能权限 |
| 一、统一行业协会登记的审核依据和标准 |
| 二、改革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方式与重心 |
| 三、下放行业自治领域的管理职权 |
| 四、优化行业协会管理的程序规则 |
| 五、全面构建行业主管部门的责任制度体系 |
| 第五节 理清行业自治的权力内容与权责边界 |
| 一、落实行业资质的审核许可权 |
| 二、完善行业规则与标准的制定权 |
| 三、推动行业维权职责的积极履行 |
| 四、全面推进行业领域的信息公开 |
| 第六节 健全行业协会侵权的救济规则体系 |
| 一、行业协会管理权力的法律性质定位 |
| 二、健全行业协会纠纷的内部救济机制 |
| 三、行业协会纠纷的外部救济机制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3）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的功能定位 |
| 第一节 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功能的经济分析 |
| 一、代理成本理论视阙下的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 |
| 二、注意义务制度可规避信托中双边逆向选择风险 |
| 三、注意义务制度最小化信托交易过程中交易成本 |
| 第二节 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利益保护的衡平功能 |
| 一、信托关系中利益保护目标的多重内涵 |
| 二、信托关系中利益保护目标实现的路径 |
| 三、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利益保护的衡平 |
| 第二章 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的体系架构 |
| 第一节 原则规定：以受托人行为目标为标准的义务体系 |
| 一、勤勉义务 |
| 二、有效管理义务 |
| 第二节 应用领域：以受托人行为要求为标准的义务体系 |
| 一、分别管理的注意义务 |
| 二、亲自管理的注意义务 |
| 三、理性决策的注意义务 |
| 第三节 履行标准：以受托人理性行为要素为标准的义务体系 |
| 一、注意 |
| 二、技能 |
| 三、谨慎小心 |
| 第三章 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的嬗变 |
| 第一节 注意义务制度于应用领域适用过程中的演进 |
| 一、分别管理义务的演进 |
| 二、亲自管理义务的演进 |
| 三、理性决策义务的演进 |
| 第二节 注意义务制度于行为理性判断过程中的演进 |
| 一、技能要素中统一标准向专业受托人区分标准演进 |
| 二、谨慎小心要素中财产安全向与财产合理收益并重演进 |
| 第三节 注意义务制度演化的一般规律 |
| 一、总趋势从调节性走向惩罚性再向调节性复归 |
| 二、制度规则从柔性向刚性转变后再从向柔性复归 |
| 三、制度内涵从分散性走向统一再向分散性复归 |
| 四、文本形式从不完备向完备演化后从封闭向开放型进化 |
| 第四章 我国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构建社会基础 |
| 第一节 注意义务制度构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
| 一、法律制度与社会互动的一般理论 |
| 二、信托制度构建中的社会因素 |
| 第二节 我国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运行环境 |
| 一、政府监管理念演进对市场经济的影响 |
| 二、商事信托兴起对传统信托制度的厘革 |
| 第三节 制度运行环境变化对我国注意义务制度影响 |
| 一、政府监管理念对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理念的变造 |
| 二、商业信托兴起对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规则的变造 |
| 第五章 我国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立法修正 |
| 第一节 注意义务的法律本质与规制困境 |
| 一、私法内以强制性规范规制积极义务存在逻辑难题 |
| 二、私法内以“善意”规制注意义务是必要而并非充分条件 |
| 三、私法内设置边界量化受托人自由裁量权存在现实难题 |
| 第二节 现行注意义务制度立法缺陷 |
| 一、现行注意义务制度立法理念的偏差 |
| 二、现行注意义务制度立法体系的缺陷 |
| 第三节 我国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完善 |
| 一、注意义务制度立法理念的修正 |
| 二、注意义务制度立法体系的优化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我国城镇住房公积金制度模式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 |
| 1.2 选题的意义 |
| 1.3 文献的回顾与评论 |
| 1.3.1 国外文献的回顾与评论 |
| 1.3.2 国内文献的回顾与评论 |
| 1.4 本文的结构 |
| 1.5 研究方法及创新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我国城镇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基本理论 |
| 2.1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概念与特点 |
| 2.1.1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概念 |
| 2.1.2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特点 |
| 2.2 住房公积金制度模式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交易成本理论 |
| 2.2.2 委托代理关系理论 |
| 2.2.3 制度变迁理论 |
| 2.2.4 博弈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城镇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三种制度安排 |
| 3.1 我国城镇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概述 |
| 3.1.1 我国城镇住房公积金的运行概况 |
| 3.1.2 住房公积金的资金风险与抵押担保 |
| 3.1.3 住房公积金资金的保值增值 |
| 3.2 公积金中心主导模式——以北京为例 |
| 3.2.1 北京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发展历史 |
| 3.2.2 公积金中心主导模式的归集业务 |
| 3.2.3 公积金中心主导模式的贷款业务 |
| 3.2.4 公积金中心主导模式的会计核算体系 |
| 3.3 银行主导模式——以上海为例 |
| 3.3.1 上海住房公积金的发展历史 |
| 3.3.2 银行主导模式的归集业务 |
| 3.3.3 银行主导模式的贷款业务 |
| 3.3.4 银行主导模式的会计核算体系 |
| 3.4 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模式——以南京为例 |
| 3.4.1 南京住房公积金的发展历史 |
| 3.4.2 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模式的公积金归集业务 |
| 3.4.3 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模式的公积金贷款业务 |
| 3.4.4 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模式下的会计核算体系 |
| 3.5 住房公积金制度中的资金监管与资产管理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住房公积金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 |
| 4.1 住房公积金制度安排的参与主体 |
| 4.1.1 住房公积金制度安排的评价标准 |
| 4.1.2 住房公积金制度安排的参与主体 |
| 4.2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博弈模型 |
| 4.2.1 住房公积金制度博弈模型的要素确定 |
| 4.2.2 公积金中心与商业银行间的利益博弈模型 |
| 4.2.3 公积金中心与缴存个人间的利益博弈模型 |
| 4.2.4 商业银行与缴存个人间的利益博弈模型 |
| 4.3 住房公积金制度博弈模型的均衡解 |
| 4.3.1 混合战略纳什均衡解 |
| 4.3.2 利益博弈的均衡分析 |
| 4.4 住房公积金制度安排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 |
| 4.4.1 人的有限理性对住房公积金制度安排选择的影响 |
| 4.4.2 机会主义行为对住房公积金制度安排选择的影响 |
| 4.4.3 资产专用性对住房公积金制度安排选择的影响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分析 |
| 5.1 公积金中心主导模式的成本收益分析 |
| 5.1.1 公积金中心主导模式中中心主体的成本收益分析 |
| 5.1.2 公积金中心主导模式中银行主体的成本收益分析 |
| 5.1.3 公积金中心主导模式中个人主体的成本收益分析 |
| 5.2 银行主导模式的成本收益分析 |
| 5.2.1 银行主导模式中中心主体的成本收益分析 |
| 5.2.2 银行主导模式中银行主体的成本收益分析 |
| 5.2.3 银行主导模式中个人主体的成本收益分析 |
| 5.3 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模式的成本收益分析 |
| 5.3.1 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模式中中心主体的成本收益分析 |
| 5.3.2 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模式中银行主体的成本收益分析 |
| 5.3.3 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模式中个人主体的成本收益分析 |
| 5.4 三种住房公积金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比较 |
| 5.4.1 三种住房公积金制度安排的成本比较 |
| 5.4.2 三种住房公积金制度安排的收益比较 |
| 5.5 公积金中心主导模式和银行主导模式的缺陷 |
| 5.6 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模式推广面临的阻碍 |
| 5.6.1 住房公积金制度外部环境差异巨大 |
| 5.6.2 住房公积金制度目标定位模糊 |
| 5.6.3 住房公积金资金管理和风险防控不到位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外住房保障金融制度的借鉴 |
| 6.1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 |
| 6.1.1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的发展历程和主要内容 |
| 6.1.2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的特点和主要功用 |
| 6.2 德国封闭式住房储蓄制度 |
| 6.2.1 德国住房储蓄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
| 6.2.2 德国住房储蓄制度的特点 |
| 6.3 日本住宅金融公库制度 |
| 6.3.1 日本住房金融公库制度的发展历程和主要内容 |
| 6.3.2 日本住房保障制度的特色 |
| 6.4 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制度 |
| 6.4.1 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模式 |
| 6.4.2 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制度的特点 |
| 6.5 国外住房保障制度的借鉴 |
| 6.5.1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的经验 |
| 6.5.2 德国住房储蓄制度的启示 |
| 6.5.3 日本住宅金融公库制度的借鉴意义 |
| 6.5.4 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制度的借鉴意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我国城镇住房公积金制度安排的选择 |
| 7.1 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模式的实现思路 |
| 7.1.1 实现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制度安排的前提条件 |
| 7.1.2 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模式中不同主体的职能划分 |
| 7.2 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模式中中心行政管理职能的实现 |
| 7.2.1 公积金中心行政管理职能的目标 |
| 7.2.2 公积金中心行政管理职能的主要内容 |
| 7.2.3 公积金中心行政管理职能的法律监督机制 |
| 7.3 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模式中银行金融性职能的实现 |
| 7.3.1 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模式中银行金融性职能的分类 |
| 7.3.2 短期内现有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模式的改进 |
| 7.3.3 长期内开放型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模式的发展方向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6）北京住房公积金运行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第2章 住房公积金理论 |
| 2.1 住房公积金 |
| 2.1.1 住房公积金的含义 |
| 2.1.2 住房公积金的特征 |
| 2.2 住房公积金制度 |
| 2.2.1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定义 |
| 2.2.2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发展历程 |
| 2.3 住房公积金运行管理 |
| 2.4 住房公积金相关理论分析 |
| 2.4.1 互助理论 |
| 2.4.2 公平理论 |
| 2.4.3 委托代理理论 |
| 2.4.4 基金理论 |
| 第3章 北京住房公积金现状、运行管理问题及原因分析 |
| 3.1 北京住房公积金现状 |
| 3.1.1 北京住房公积金整体概况 |
| 3.1.2 北京住房公积金运行管理现状 |
| 3.2 北京住房公积金运行管理问题分析 |
| 3.2.1 监管不足导致覆盖面及缴存差距问题 |
| 3.2.2 公积金增值收益低 |
| 3.2.3 办事效率低 |
| 3.2.4 运行决策机制不畅 |
| 3.3 北京住房公积金运行管理问题原因分析 |
| 3.3.1 立法及行政执法力度不够 |
| 3.3.2 监管力度不足 |
| 3.3.3 缺乏专业的资金运营机制 |
| 3.3.4 管理成本高 |
| 3.3.5 机构设置分散 |
| 3.3.6 公示力度不够,便民服务不到位 |
| 3.3.7 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
| 第4章 国内外公积金制度管理经验 |
| 4.1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 |
| 4.1.1 新加坡公积金制度概述 |
| 4.1.2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运营特点 |
| 4.2 上海公积金管理 |
| 4.2.1 上海公积金建立与发展 |
| 4.2.2 上海住房公积金运营特点 |
| 4.3 对北京住房公积金的启示 |
| 4.3.1 公积金涵盖范围广 |
| 4.3.2 多元化投资的渠道促进公积金保值增值 |
| 4.3.3 多个服务平台提高业务办理效率 |
| 4.3.4 公积金制度法制化 |
| 4.3.5 良好的监管机制 |
| 第5章 北京住房公积金运行管理完善建议 |
| 5.1 加强监管 |
| 5.1.1 完善立法,加大执法力度 |
| 5.1.2 加大监管力度 |
| 5.2 重视住房公积金的保值增值 |
| 5.2.1 提高资金运作效益 |
| 5.2.2 降低管理成本 |
| 5.2.3 降低资金管理及运作风险 |
| 5.3 提高办事效率 |
| 5.3.1 整合资源,推行“互联网+”服务模式 |
| 5.3.2 加强政务公开,深化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 |
| 5.3.3 提高服务人员专业素质 |
| 5.4 改进运行决策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P2P网贷法律问题研究—兼论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的法律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本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P2P网贷发展状况及其法律检视 |
| 1.1 国内外P2P网贷发展及法律规制状况检视 |
| 1.1.1 国内外P2P网贷开展的情况 |
| 1.1.2 当前国内外P2P网贷法律规制状况检视 |
| 1.2 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的现状及评析 |
| 1.2.1 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现状 |
| 1.2.2 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
| 1.3 P2P网贷主要运营模式和商业银行参与P2P主要模式的法律评析 |
| 1.3.1 当前P2P网贷的主要运营模式及评析 |
| 1.3.2 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的业务模式及评析 |
| 2 P2P网贷主要法律关系辨析 |
| 2.1 P2P网贷法律关系之核心：“居间+民间借贷” |
| 2.1.1 P2P网贷中介与相关方构成居间合同关系 |
| 2.1.2 P2P网贷投资人与交易相对方之间构成民间借贷或债权/收益权转让合同关系 |
| 2.2 P2P网贷居间与传统居间的比较 |
| 2.2.1 网贷居间的特点 |
| 2.2.2 网贷居间人的义务 |
| 2.2.3 网贷居间人的民事责任 |
| 2.3 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与商业银行理财的差异 |
| 2.3.1 法律性质 |
| 2.3.2 民事权利和义务 |
| 2.3.3 民事责任 |
| 2.3.4 适用监管规则 |
| 3 P2P网贷新型运营模式中典型民商法问题 |
| 3.1 P2P票据质押贷模式下票据质押 |
| 3.1.1 P2P票据质押贷模式简述 |
| 3.1.2 票据质押缺乏背书的问题 |
| 3.1.3 票据质权共享及票据质权代理的法律效力 |
| 3.2 特定资产受益权转让 |
| 3.2.1 资产收益权转让模式简述 |
| 3.2.2 P2P网贷特定资产收益权的产生 |
| 3.2.3 特定资产收益权的发展及法律依据 |
| 3.2.4 特定资产收益权的法律性质 |
| 3.2.5 特定资产收益权的法律特点 |
| 3.2.6 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的法律效力 |
| 3.2.7 特定资产收益国权转让的法律缺陷及弥补 |
| 3.3 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特殊模式—网贷见证 |
| 3.3.1 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见证模式简述 |
| 3.3.2 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见证原因分析 |
| 3.3.3 见证在实务中的运用及其法律性质 |
| 3.3.4 商业银行见证的民事责任 |
| 3.3.5 P2P网贷中商业银行见证与居间的法律差异 |
| 4 P2P网贷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
| 4.1 P2P网贷金融消费者界定 |
| 4.1.1 P2P网贷是否存在金融消费者 |
| 4.1.2 P2P网贷单位投资者是否属于金融消费者 |
| 4.1.3 P2P网贷个人投资者是否属于金融消费者 |
| 4.1.4 P2P网贷专业投资者是否属于金融消费者 |
| 4.1.5 P2P网贷个人融资方是否属于金融消费者 |
| 4.2 P2P网贷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点内容 |
| 4.2.1 网贷投资者和网贷借款者均享有的权益 |
| 4.2.2 主要为网贷投资者享有的权益 |
| 4.3 当前P2P网贷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
| 4.3.1 法律保障不足 |
| 4.3.2 债权保障和维权问题 |
| 4.3.3 知情权受损及信息不对称 |
| 4.3.4 身份信息泄露问题 |
| 4.3.5 资金安全性问题 |
| 4.4 加强P2P网贷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措施 |
| 4.4.1 构建事前预防机制 |
| 4.4.2 完善事中保障规范 |
| 4.4.3 加强事后维权机制 |
| 4.5 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应注意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 |
| 4.5.1 审慎处理客户信息使用和转移 |
| 4.5.2 合理规制格式条款 |
| 4.5.3 妥善安排与银行产品风险隔离 |
| 4.5.4 适当设置合规增信措施 |
| 5 P2P网贷平台经营的主要法律风险及防范 |
| 5.1 一般网贷平台经营的主要法律风险及防范 |
| 5.1.1 非法集资风险及防范 |
| 5.1.2 电子合同有效性风险及防范 |
| 5.1.3 民间融资法律风险及防范 |
| 5.1.4 交易架构安排风险及防范 |
| 5.2 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的特别法律风险及防范 |
| 5.2.1 新业务许可风险及防范 |
| 5.2.2 “刚性兑付”及交叉传递风险及防范 |
| 5.2.3 网贷资金存管风险及防范 |
| 5.2.4 洗钱风险及防范 |
| 6 P2P网贷立法及监管完善建议 |
| 6.1 完善P2P网贷运行民商事法律规则 |
| 6.1.1 完善网贷民间法律规范 |
| 6.1.2 调整电子签名及电子证据相关法律规范 |
| 6.1.3 明确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法律效力 |
| 6.1.4 确认代理抵/质押及共享抵押/质权法律效力 |
| 6.1.5 修订网贷票据业务相关法律规范 |
| 6.2 完善P2P网贷的普适性监管法规体系 |
| 6.2.1 理顺中央监管与地方监管关系 |
| 6.2.2 加强P2P网贷平台准入管理 |
| 6.2.3 实施“实质重于形式”的穿透式监管 |
| 6.2.4 建立P2P网贷反洗钱监管规则 |
| 6.2.5 完善P2P网贷平台退出机制 |
| 6.3 完善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的法律规范 |
| 6.3.1 适当调整商业银行投资限制性规定 |
| 6.3.2 制订适合商业银行的P2P网贷经营规则 |
| 6.3.3 提高商业银行参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容忍度 |
| 6.3.4 强化商业银行系P2P网贷监管监测 |
| 6.3.5 加强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协作 |
| 结束语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8）工程分包限制规则研究 ——以《合同法》第272条第2款和第3款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对象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创新之处 |
| 四、研究方法和思路 |
| 第一章 工程分包的理论诠释 |
| 第一节 工程分包的界定 |
| 一、不同文献对工程分包的理解 |
| 二、工程分包的外延 |
| 三、工程分包的内涵 |
| 四、本文对工程分包的界定 |
| 第二节 工程分包产生与发展的客观规律 |
| 一、工程分包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
| 二、工程分包是由建筑业的客观规律决定的 |
| 第三节 工程分包的法律性质 |
| 一、第三人代为履行说 |
| 二、并存的债务承担说 |
| 三、特殊性质说 |
| 四、委托代理说 |
| 五、从属的法律关系说 |
| 六、第三人代为履行说较为妥当 |
| 第二章 工程分包范围-客体的限制规则 |
| 第一节 工程发包模式与分包范围的关系 |
| 一、传统发包模式中承包人的功能定位 |
| 二、设计-建造一体化模式中承包人的功能定位 |
| 三、设计-管理模式中承包人的功能定位 |
| 四、CM承包人的功能定位 |
| 五、PPP模式中承包人的功能定位 |
| 六、工程发包模式决定了分包的最大可能范围 |
| 第二节 工程分包范围 |
| 一、承包人的本质任务在于管理 |
| 二、分包范围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 |
| 第三节 工程转包 |
| 一、我国对工程转包的界定 |
| 二、限制无价值增值的转包 |
| 三、我国转包界定过宽 |
| 四、解禁肢解分包不会造成工程质量安全隐患 |
| 五、缩小转包概念的立法建议 |
| 第四节 主体结构能否分包 |
| 一、梳理我国禁止主体结构分包的规定 |
| 二、我国禁止主体结构分包的政策考量与评价 |
| 三、我国立法应解禁主体结构分包 |
| 第五节 扩大劳务分包是否正当 |
| 一、我国对劳务分包的界定 |
| 二、劳务分包是工程分包 |
| 三、扩大劳务分包应予鼓励 |
| 第三章 分包人的资质-主体资格的限制规则 |
| 第一节 我国工程资质的本质与特点 |
| 第二节 注册制与许可制 |
| 一、注册制 |
| 二、许可制 |
| 三、注册与许可并行 |
| 第三节 差异分析与政策选择 |
| 一、应将许可与注册分开 |
| 二、许可标准不宜要求工人数量 |
| 三、应降低资质许可标准 |
| 四、建议取消劳务资质 |
| 第四章 分包权利义务的限制规则 |
| 第一节 承包人与分包人的连带责任 |
| 一、合同的相对性 |
| 二、承包人就分包工程对发包人负单点责任 |
| 三、承包人不应就指定分包工程对发包人负连带责任 |
| 四、分包人对发包人不应负连带责任 |
| 五、立法建议 |
| 第二节 对承包人分包权的限制 |
| 一、承包人的分包权与发包人的同意权日趋平衡 |
| 二、对我国相关规定的分析评价 |
| 三、立法建议 |
| 第三节 对分包人再分包权的限制 |
| 一、再分包是行业国际惯例 |
| 二、我国禁止再分包的逻辑分析 |
| 三、再分包合法化刻不容缓 |
| 第五章 违反分包限制规则的民事法律后果 |
| 第一节 比较法考察 |
| 一、英美法系的违约主义 |
| 二、大陆法系的强制规范理论 |
| 三、趋势分析与启示 |
| 第二节 对我国反分包限制规定的民事法律后果的宏观思考 |
| 一、合同无效无助于改善工程质量和安全 |
| 二、合同无效不利于保护发包人利益 |
| 三、合同无效损害法的公平价值和合同自由 |
| 四、合同无效不符合工程的客观规律和我国国情 |
| 五、认可合同效力不会纵容转包或违法分包行为 |
| 第三节 对我国违反分包限制规定的民事法律后果的具体分析 |
| 一、违反资质规范不宜认定合同无效 |
| 二、转包合同不宜认定无效 |
| 三、分包未经发包人同意不应导致合同无效 |
| 四、其他分包限制规定亦不应影响合同效力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结论 |
| 一、我国实定法应放松对工程分包的限制 |
| 二、实务中应缓和转包、违法分包的私法后果 |
| 三、对《合同法》第272条第2款和第3款的修法建议 |
| 第二节 展望 |
| 一、如何实施 |
| 二、如何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10）论按揭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纠纷的司法处理（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Abstract 引言 案情介绍及诉争焦点 一、商品房按揭概述 （一）中国大陆的商品房按揭 （二）商品房按揭法律关系剖析 二、商品房按揭法律关系结构分析 （一）商品房买卖合同和抵押贷款合同不是主从合同 （二）商品房买卖合同和抵押贷款合同构成关联合同 （三）商品房买卖合同和抵押贷款合同效力影响解析 三、关于案件争议焦点问题的法律分析 （一）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不应由法院主动追加为第三人 （二）按揭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 四、我国商品房按揭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脱离司法实际，法律规定或成摆设 （二）实体法基础模糊，主体权利义务混乱 五、建议 （一）将商品房按揭作为有名合同进行立法规范 （二）引入抗辩权延伸完善商品房按揭法律规定 （三）完善按揭银行与商品房开发商的合同约定 参考文献 致谢 附件 |
| 1:一审民事判决书 附件 |
| 2:二审民事判决书 |
四、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关于受理代理人代为办理个人住房担保委托贷款问题的紧急通知（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台湾地区借名登记行为刑法规制研究[D]. 廖颖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8)
- [2]作为共治主体的行业协会发展研究[D]. 段传龙.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1)
- [3]信托受托人注意义务制度研究[D]. 付立新.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4]我国城镇住房公积金制度模式的比较研究[D]. 王语奇.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8(03)
- [5]许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市政府部门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J]. 许昌市人民政府. 许昌市人民政府公报, 2018(06)
- [6]北京住房公积金运行管理研究[D]. 黄莎. 北京理工大学, 2016(03)
- [7]P2P网贷法律问题研究—兼论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的法律问题[D]. 黄斌. 武汉大学, 2016(01)
- [8]工程分包限制规则研究 ——以《合同法》第272条第2款和第3款为中心[D]. 张剑. 武汉大学, 2016(01)
- [9]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和规范市级权力清单的通知[J]. 武汉市人民政府. 武汉市人民政府公报, 2016(04)
- [10]论按揭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纠纷的司法处理[D]. 吴晓艳. 西南政法大学, 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