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筑色彩与社会意识形态（论文文献综述）
刘家荭[1]（2021）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时代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但是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国家与国家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日益激烈。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这不仅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以及党执政根基的牢固与否,而且还关系着我国能否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尤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除绪论外主要分为三章来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进行阐述。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把握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对其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充分挖掘其理论精髓与当代价值。第一章,主要梳理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渊源、实践基础以及发展进程。马克思从特拉西“观念学”中受到启发,在对德国哲学的批判和参与各种实践活动的过程中逐渐构建起科学的意识形态思想。通过对马克思着作进行分析,把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发展过程梳理为四个阶段:初步探索阶段（1844年及之前）;基本形成阶段（1845年-1856年）;丰富完善阶段（1857年-1870年）;完整论述阶段（1871年-1895年）。第二章,主要对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观点进行了阐释,并从他的论述中归纳出其意识形态理论具有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功能。分别分析了作为“虚假观念”、“阶级统治维护思想”、“观念上层建筑”以及文化载体的意识形态的科学内涵,对意识形态的实践性、阶级性、批判性和革命性等特征进行了详细阐释,并分析了意识形态在不同领域发挥的不同功能。意识形态反映的是能被某个阶级的成员普遍认同的观念,而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理论,它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为无产阶级革命以及社会建设指明了出路。第三章,主要论述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价值。虽然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已经诞生了一个多世纪,但它对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当今社会中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它不仅让意识形态学说真正走向科学,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其他理论奠定了基础。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审视当代中国的发展,能够识别并清除各种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威胁的错误思潮,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指导,巩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理论基础。
胡杨[2]（2021）在《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文中提出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是育人主体根据社会发展需要,结合新时代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以红色文化资源为育人载体,依托相应的媒介,通过有效的育人途径使大学生在产生情感共鸣的过程中认知红色文化资源并积极内化红色精神和红色优良传统,继而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外化成高尚行为的有目的、有计划的育人实践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意义重大。从国家层面来讲,它有助于拓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维护党的执政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也有利于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弘扬,唤醒人民群众心中的“红色记忆”;从大学生层面来讲,它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助力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促进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近年来,红色文化资源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化,高校间也积极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育人实践并及时总结经验进行推广,取得了红色文化资源的认知率不断提高,部分校园的红色文化氛围渐显浓郁,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话语空间也更为宽广等可喜的成绩。但我们也应该敏锐地洞察到国外不良思潮、市场经济价值观念、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思想、新媒体中的不良言论等环体层面的宏观因素对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冲击,以及育人主体过分强调理论灌输,缺乏体验、感悟式的实践教育,脱离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开展育人实践等方法技术和育人主客体的个人原因等微观因素对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消解。宏观和微观因素合力造成了红色文化资源在育人过程中具实存在的利用主体、主题、方式、动力和评价层面的问题。它们都是高校进一步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育人实践的障碍。新时代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要想取得成效,避免陷入形式主义的怪圈,这就迫切需要建立起一套科学可行的育人评价体系,学理性地探讨高校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基本评价原则、评价指标、具体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的现实设立依据、开展评价工作的现实困境等范畴。只有适时精准地开展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评价工作,才能够及时观察和搜集育人过程中凸现出来的问题,为问题的解决提供靶向,助力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有效开展。行之有效的路径是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价值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要有效实现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价值,必须结合时代特征和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诉求加强红色文化资源在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中的有效运用,积极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营造和谐向上的校园文化环境,建构起良性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话语,拓宽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传播媒介,倡导大学生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自我教育,打造起“六位一体”的新型育人格局,助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提高。与此同时,建构和完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保障体系,有助于避免红色文化资源育人陷入低效、无效的境地,助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实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建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保障体系,必须促进基于有效实现育人价值的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设立起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专业指导机构,加强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人才队伍建设,健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制度保障,推动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多项协助,优化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宏观和微观环境。
彭路[3]（2021）在《社会意识形态视角下东西柏林居住区设计思想探究（1950S-1980S）》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结合建筑历史在宏观趋同设计层面的研究现状,探讨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会催生出差异性的设计思潮与范式的热议课题。论文择取被誉为“世界住宅设计之窗”的柏林为研究对象的地域范畴,分析东西柏林处于“分裂”与“冷战”转型期间,其各自城市居住区规划与建筑设计的差异性与趋同性,探讨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与地域性建筑历史发展的互为影响关系,绘制东西柏林城市居住区设计思想的发展图谱,同时研究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建筑历史学科的学习维度。论文选取东西柏林城市居住区设计思想演变的差异性与趋同性为研究对象,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视角切入,通过田野调查、图解分析、归纳总结、对比研究以及跨学科等研究方法,探讨社会意识形态与地域性建筑历史设计思潮发展的互为影响关系,并厘清其对居住区设计思想发展的具体制约过程与特征。论文研究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首先,社会意识形态与城市居住区设计的关联性分析:从东西柏林政治体制的宏观影响,意识形态的主导规划,社会问题的客观应对,及地域认同的回归四个层面展开研究;其次,东西柏林城市居住区发展概况的纵向比较研究:通过对柏林城市起源的梳理,明晰柏林城市居住区肌理的演变轨迹,并提炼50年代、60-70年代与80年代东西柏林居住区的核心设计指导思想,即分别为权力纪念的方向性空间规划、人居空间权利平等性问题及回归地域城市记忆的地域认同与归属;最后,东西柏林居住区的经典案例横向比较研究:通过图解深入剖析东西柏林经典居住区的指导思想与设计范式的差异性与共性,总结社会意识形态与其地域建筑历史思想发展的互为影响关系,并明确其影响机制、过程与特点。研究最后绘制了东西柏林转型期间其居住区规划思想与设计范式的历史演变图谱,明确了宏观趋同的建筑历史维度之下,不同社会意识形态对其地域建筑设计思想演变的差异性影响;进而提出社会意识形态对居住区规划设计的制约机制、制约过程与特点,明确居住区所承载的多重社会伦理等功能性意义,以此丰富与补充既有建筑历史学科的基础教学资料与研究成果;同时,也为具有相似政治体制更替的城市居住区的“存量”更新与设计提供一定的借鉴经验,推动了学科研究向更高层级的跃迁。
钱美玲[4]（2021）在《意识形态安全的传播维护路径研究》文中提出安全是指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它是一事物得以存续与发展的基本前提。意识形态安全,简言之,就是指主流意识形态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安全并不意味着没有外部性的威胁与挑战,而是要求安全主体有足够的能力抵御外部威胁,以免受威胁给自身存在与发展带来的颠覆性冲击。因此,安全的客观存在状态实际上是一个需要积极建设的主观创造过程,社会领域不存在任何一劳永逸的绝对安全主体。同样,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而言,只有不断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才能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社会功能,才能获得广泛而持久的社会认同,才能巩固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元主导地位,也才能有足够的能力去维系其安全的持续存在状态。质言之,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就是在自觉而有效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强大功能的社会实践过程。对于正处于新时代历史方位的当代中国而言,夯实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建设都离不开主流意识形态各项功能的充分发挥,离不开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切实保障。因此,深化意识形态安全研究就成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一项重大而紧迫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意识形态安全的主体实际指向一定社会中占据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保障机制可以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逻辑中获取。从完整的过程逻辑厘析,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包括生产、传播和认同三个基本环节,其中生产是前提和基础,传播是关键和中介,认同是目的和结果,传播作为主流意识建设过程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对于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主流意识形态最终能否获取广泛的社会认同进而发挥其应有的强大功能,不仅仅在于主流意识形态本身所蕴含的理论权威性,还要取决于主流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卓有成效的传播实践活动为社会成员所接收认知、内化信仰并自觉践行。反之,倘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定位不当、特性不彰、效果不佳,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本身纵使具有先进性,主流意识形态也难以获得广泛而持久的社会认同,主流意识形态功能也无法顺利发挥,意识形态安全也就难以得到切实保障和继续推进。因此,传播实践活动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主流意识形态获取广泛认同进而发挥强大功能的必由之路,这就决定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属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保障机制范畴。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一定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一定社会建制趋向解体。在当前人类社会仍处于阶级社会的历史大逻辑中,能够带来如此颠覆性影响的意识形态只能是主导一定社会发展方向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全新历史方位中,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关系到治国安邦、民族团结、人民美好生活的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需要系统而深刻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本研究跳出从外部环境变化分析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路径依赖,并且以唯物辩证法的内外因原理为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具体运用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专门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视域阐明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理论、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安全的演进脉络、总结古今中外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历程中的正反经验、审视我国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际遇、探究我国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路径。本研究认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和关键环节,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定位不当或者效果不彰都有可能诱发严重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亦可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层面查摆出内在风险诱因。因此,新时代需要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优化发展来推进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有效维护:一要加强队伍建设,增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感召力;二要优化内容结构,把牢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权威性;三要依托媒体融合,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影响力;四要关照受众差异,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针对性。
刘洋[5]（2021）在《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科技改变人类,科技改变世界,科技塑造未来。自20世纪起,人类真正踏入了科技时代,科技的磅礴之力在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得以显露。这是科技发展的辉煌成就,但与此同时也给人类及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值得深入思考并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们特别关注科学技术,尤其是科学技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运用。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秉承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传统,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科学技术思想。具体而言,本论文主要探究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本论文阐述了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问题。在时代背景问题上,论文从科技、经济、政治、文化四个方面分析研究了马尔库塞所处时代的主要特征,勾勒出时代的轮廓。在理论渊源问题上,马尔库塞从马克思、海德格尔、马克思·韦伯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等多位思想家的思想中汲取养分,或继承发展、或批判摒弃,最终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科学技术思想。第二,论文重点分析了马尔库塞的科技异化思想。首先,在科技异化的具体表现上,马尔库塞提出了着名的“单向度”思想,认为发达工业社会的一切真实被和平、舒适、富足的虚假外表所掩盖,技术无形中消弭了社会的一切矛盾,使人成为现存制度的顺从者。整个社会呈现出经济、政治、文化以及语言领域的一体化,成为单向度的社会;生活于其中的人则因否定和批判能力的丧失以及超越能力的丧失而成为单向度的人。其次,马尔库塞揭示了发达工业社会科技异化的根源在于技术理性。科技的飞速发展为追求效率最大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与工具,同时也为技术理性取代批判理性提供了温床,技术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进而成为新的控制形式。最后,马尔库塞提出了消除科技异化的途径,赋予技术发展新的希望。一方面,马尔库塞认为可以通过创造与现有科学技术本质不同的新技术与新科学来改变科技奴役人、控制人的现状。另一方面,马尔库塞提出了“革命新理论”,认为可以通过革命建立一个真正与人相称的新社会,从而开启人类全新的生活方式。科技异化思想是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表征着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的突出理论贡献。马尔库塞对解决科技异化问题的途径进行了积极的探究,但终因缺乏现实基础以及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而陷入了“乌托邦”。第三,论文深入研究了马尔库塞的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首先,论文梳理了意识形态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概要阐述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在此基础上揭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内在关联的历史发展脉络。其次,马尔库塞以其独特的思维构建了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其一对科技中立论的批判是其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的基础。其二,科技意识形态化是科技异化的最高表现形式。在马尔库塞看来,科技的意识形态化表征着科技异化已经上升到政治高度,并且科技异化的程度与意识形态主宰地位的增强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其三,在马尔库塞看来,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途径大致有三种,即技术合理性证实制度合理性;技术理性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剥削与压迫;技术管理代替了政治统治。其四,马尔库塞对“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基本压抑”和“额外压抑”两组概念进行了区分,由此揭示了科技意识形态对人的思想意识和心理操控。最后,论文将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化思想进行了比较评析,挖掘二人思想中的一致性和分歧。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拓宽了意识形态批判的视野。但是,马尔库塞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直接等同,既夸大了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忽略了意识形态对现实的反作用;并且其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也没有能够触及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第四,论文对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的生态学意蕴进行了探究。首先,本文阐释了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的自然观前提。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自然界和人的异化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异化。人类疯狂的破坏和盘剥大自然,使自然界丧失了独立的“主体”地位。马尔库塞从对“劳动”概念的解释,对“自然是人的工具”的解释,对“历史是人的真正自然史”的解释三个方面阐述了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观点。在此基础上,马尔库塞提出了其自然观的核心内容——自然解放论。自然解放的宗旨是要解除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关系,使二者关系回归和谐与安宁。而且自然解放具有“两重性”,既要解放属人的自然,又要解放人类的外部生存世界——自然界,要把人和自然都从技术的统治和控制中解放出来。其次,在自然观的基础上,马尔库塞构建了自己的技术生态思想。马尔库塞分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表现及其实质,最终提出通过建立人道化的技术世界来解决这一难题。在马尔库塞看来,尽管技术理性导致了人与社会的单向度化,但技术依然具有解放的潜能,人类需要人道化的技术来释放技术的解放潜能。人道化的技术是将理性与艺术相融合的后技术理性所引领的更高发展阶段的新技术,是可以促进技术同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新技术。最后,马尔库塞的自然观与技术生态思想启示人类发展能够处理好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关系,兼顾技术发展与人文关怀,并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形成重大影响。但很遗憾因缺乏实践基础而流于空想,也没有能够触及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深刻批判,同样具有一定的思想局限性。第五,论文探究了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启示问题。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本文以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为视角,立足于中国发展现状,批判性分析了中国科技发展对人性的压抑与扭曲的一面及其违背伦理规约的一面;同时批判性的反思中国社会呈现出的单向度化趋势,探寻国人丧失批判性、否定性的表现等等问题,深刻思考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对我国现实问题的警示和启迪意义,赋予本文一定的实践价值。作为一位时刻处于矛盾而困惑的思想状态中的思想家,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思想既表达了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失望与痛恨,也呈现出对未来人的自由和社会解放的希望和憧憬,这体现了马尔库塞“悲观但不绝望”的“辩证法”。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的不足和局限性不可否认,但是,马尔库塞用批判和审视的眼光发现现实问题的严峻性,并努力为了改变现状而进行奋斗,这种批判精神永不过时,因为没有批判精神就没有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周坤[6]（2021）在《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西方的政治哲学传统中,意识形态是一个与人的理性本质紧密相关的重要问题。西方政治哲学以“应然性”和“正当性”的尺度来反思共同体的构成方式及其内在价值,并在真理与意见、理论与实践、个人与社会的张力中,赋予意识形态以极其复杂的政治哲学内涵。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了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这场变革以批判资本主义、反思现代性和承诺全人类解放为旗帜,将现代意识形态问题带入一个全新的思想界面,并赋予意识形态以全新的政治哲学理解。但是,以往人们更为关注的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认识论内涵以及后期从意识形态分析中引出的政治论断,极少专门凸显马克思理解意识形态问题的政治哲学维度。因此,本文将以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进一步敞开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在马克思看来,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解应当置于社会历史的语境中进行考察。无论是古典政治哲学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本体论追问,还是启蒙哲学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认识论反思,亦或是德国古典哲学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创造性综合,都只是在建构一种化解个人与社会矛盾关系的超验性政治理念,却没能赋予社会正义发展的理想以社会历史的根基,从而遮蔽了社会权力结构对人的深层压迫。马克思在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政治省思中深刻洞悉到,“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所有关于意识形态的揭示,都必须在现实的物质生活关系中寻求密钥。具体来说,马克思以“虚假意识”、“观念的上层建筑”和“阶级意识”三种阐释,赋予了意识形态概念以“否定性”、“一般性”和“建构性”的三维内涵,并以实践为原则将意识形态问题从观念领域重新拉回到现实世界,在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的辩证关系中,实现了形上性与现实性、批判性与建构性、政治性与科学性等多重理论特质的张力互构。在新世界观的基础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展现了极为鲜明的政治诉求。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考量,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少数人的统治。资产阶级为了满足自身的自私需要与特殊利益,就必然会在对政治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中,以虚假性和欺骗性作为先决条件。所以马克思提出,关于意识形态的批判决不能局限于对抽象观念本身的批判,而是要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内部,揭示“观念的抽象统治”背后的社会经济关系,进而凸显资本主义对现代工人阶级的压迫和思想控制。基于此,重新唤醒无产阶级的解放使命,就需要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自在层面提升到自为和自觉的层面,使无产阶级转变为实现人类解放的实践主体,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在当代语境中,雷蒙·阿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和拉克劳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质疑和责难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试图改造、修正或颠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但从总体来看,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解读,或是随着阶级斗争主题的淡化,侧重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学术理解,缺乏实践革命意义上的应有关注,从而表现出一定的保守主义倾向,或是以固化的和静态的批判视角进行分析,亦或是依旧没能摆脱传统的二元论思维模式,由此造成了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整体理解的缺失。进言之,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误读和否定,不仅无法说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本身已经过时,反而恰恰证明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在当代社会中的强大生命力。面对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曲解和挑战,我们不仅要从整体意义上重新阐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更要在具体的意识形态建设中推进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实践化、时代化和中国化进程,以客观生成的历史事实作出回应并彰显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品质。为此,我们必须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根据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在当代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特征,将意识形态对经济、政治、文化的渗透,意识形态的日常化和智能化等最新发展趋向揭示出来,一方面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另一方面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和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形态建设提供思想准备。唯有如此,才能彰显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政治意义。
王哲[7]（2021）在《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样态及存在状态,是对其外在形象的描述与内在根据的揭示,是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本质的统一。形态研究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有着重要而现实的理论和实践根据,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这一学科基础性、前提性问题的再认与反思,是一个学科“自我发现”的范畴。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既是对学科基础理论中一个重要但被遮蔽领域的探索与开拓,同时该问题也具有元理论性质,涉及到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本质、起源等问题的反思和批判,进而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走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创新和深化产生影响。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形态这一核心问题,论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概念及其研究必须以一定的理论为基础和遵循。基于词源学方法对中西方语境下“形态”一词基本含义的考察,可知形态不仅是关于对象外在样态的描绘,而且是内部结构与存在状态的表征,是事物现象与本质的统一;借鉴、归纳既有其他学科形态学理论,可知形态学是对对象形态进行系统性、学理性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基于特定视角进行分析性结构考察与综合性历史考察是形态学研究的基本特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形态概念的出场语境和基本含义特别是社会形态理论为研究范例,为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提供了借鉴,即善于把握对象内核本质、分析功能要素与结构表征、注重发展性过程性研究,把握好具体与抽象、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概念界定,并引入视域概念,明确研究者的视域与研究对象的形态呈现具有内在统一性。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具有多维性、层次性、关联性等特征,同时与思想政治教育现象、本质、模式等概念既相互关联而又彼此区分。第二章,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问题的出场语境与研究逻辑。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问题研究的出场语境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丰富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深入研究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逻辑理路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该方法内含从具体到抽象的前提规定,从一个简单的抽象规定性出发,在历史与逻辑的互释生成中使对象“在思维的行程中具体地再现”。基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理路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具有过程和维度的双重契合性。这一逻辑理路的具体展开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逻辑架构,包括研究思路与叙述思路两个层面,是对论文结构与体系安排的主张与澄明。理论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是研究的逻辑起点,其依据在于划定研究边界、体现研究对象的基本矛盾和要素方面。第三章,结构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指在特定社会结构中具体教育实践活动的意义上来分解研究和系统解构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总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构形态包括渗透在其他社会要素或活动中的潜隐形态以及以相对独立面貌呈现的显形态;后者按照由表及里的顺序,可分为要素构成、运作实现、内核本质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直观的现象层面,主要包括人的要素——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物的要素——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等方面;第二层次是要素间相互关联作用即运行层次,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时空场域（主要指具体的微观空间）,目标依据、过程环节等方面;第三层次是深层的内在核心,主张基于社会关系与秩序的建构和维系来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这三个层次相对应,思想政治教育可划分为构件形态、运作形态、内核形态三种形态。构件形态可从主导性内容、教育方法、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等方面进一步加以划分;运作形态基于具体的空间环境、不同的目标导向、实现的方式依托、整体的过程环节等角度来区分;本质形态则依据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划分为若干亚形态。第四章,历史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指在宏观历史过程中作为人类社会一般文化现象意义上把握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从本体存在的角度考察其产生发展、过程状态与演进规律。通常来说,阶级社会是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基本场域,阶级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属性,思想政治教育阶级形态是主张统治阶级利益与诉求、维系阶级统治的一种思想上层建筑。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视域看,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有其消亡的时刻;与之相应,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建构和维系方式,与阶级社会相适应的阶级形态也只是其宏大过程中的一种形式,由此生发出思想政治教育存在非阶级形态的逻辑推论,主要包括原始社会原发-形成中形态与共产主义社会自觉-本真两大形态,这二者是从存在论角度对阶级形态何以可能与终极走向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在人类社会整体视域观照下,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形态的完整序列呈现出一定的演进规律,主要表现为边界扩展、聚合统一、否定回归等;从更为深层的角度讲,这些规律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熔铸于并伴随人类自我超越自我确证的解放历程,是人自身本质力量的充分彰显和集中体现。第五章,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问题归依与价值旨趣。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问题研究的落脚点与目的所在。就理论本身而言,对该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本质等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实现“思维抽象”向“思维具体”的第一次跃升;从现实指向来看,在“思维具体”的基础上从理论回归现实,对当代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加以考量是思维行程的第二次跃升。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方位及特征,当下我国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处于一种过渡形态,对这种过渡形态的研究分析有助于实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守正创新。守正创新意味着扬弃,意味着继承、批判与发展,在描述现状、分析问题和原因的基础上,探寻改进方向、谋划策略与方式,从而探索尝试构建出精准思政、日常思政、嵌入-融合思政、“非常态”思政等符合时代特征与发展趋向的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
刘培[8]（2020）在《基于大数据的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信息技术、互联网与计算机等技术建构的网络空间成为与现实社会空间并存的第二空间。但网络空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技术发展中不断演进的。随着大数据技术在互联网领域应用的广泛推进,借助于大数据可以量化一切的强大计算能力,网络空间确已进入到一个高度依赖数据和算法的阶段,形成了新型的“大数据-网络空间”。“大数据-网络空间”是在大数据技术深度介入下形成、以数据生态为核心、以算法为主导的、虚实深度交融的网络空间。它不仅是世界的数据化再现,而且是大数据算法与人的意向性协同敞开的网络空间。作为大数据技术形塑的空间,“大数据-网络空间”不是固态的、稳定的、不可更改的,而是可以被技术发展与各类媒体、政党、国家等主体意愿建造、编制和构筑,即“大数据-网络空间”具有可塑造性。“大数据-网络空间”作为各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的传播载体和场域,同样也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大数据-网络空间”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带来了受众、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与传播效果的可量化与可计算,实现了精准化和个性化传播。另一方面,“大数据-网络空间”亦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挑战,主要包括:大数据技术理性张扬下传播者经验的下降与自身的隐匿、数据化传播受众画像的失真、假新闻深度转向与传播生态的后真相化、资本逻辑与算法逻辑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逻辑的干扰。面对这些挑战,已有相关研究往往集中在大数据技术薄弱、西方的数据霸权和意识形态渗透方式的多样化等方面进行探讨,而忽视了“大数据-网络空间”自身的可塑造性。“大数据-网络空间”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关系不仅仅是大数据以工具性载体助推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大数据-网络空间”是被技术和各种意识形态共同塑造与建构的。由此,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必然要求塑造“大数据-网络空间”,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能力。如何塑造“大数据-网络空间”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能力成为一个重要问题。首先,要规避算法主导的传播方式,建构基于传播者与受众能动性的个性化传播,从而积极地影响、修正甚至改变算法推荐主导的传播内容,以塑造主流意识形态在“大数据-网络空间”的核心地位。其次,以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从而建构“主流价值算法”。主流价值算法通过纠正流量至上的价值导向以消解各种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空间的挤压,从根本上塑造一个正能量的“大数据-网络空间”。再次,展开数据素养和政治素养的双维教育。通过数据素养教育提升传播者和传播受众的数据素养,同时强化大数据技术人员的意识形态教育。最后,推动大数据检测技术与平台监管齐头并进。积极研发大数据检测技术,以检测、识别和过滤虚假信息。且按照精细化、区别化的原则进行分类分级地监管各类传播媒体与平台,健全法律与行业规范的双重规制,从而有力推进“大数据-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唐旭梅[9]（2020）在《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范畴及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意识形态”的出现备受争议,不同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经历着不同色彩的跨度性发展,列宁提出“科学的意识形态”范畴,顺应了俄国国内实际需要,巩固了苏维埃政权。本文旨在以“科学的意识形态”范畴为核心轴,从其渊源、要义、特点及功能等方面进行历史性地学术梳理,明确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的具体影响,与马克思意识形态范畴的一脉相承性,以此坚守思想防线,牢固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本文主要分四章对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范畴进行探析。第一章主要梳理“意识形态”范畴的产生及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范畴的理解,从而为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范畴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是本文的重点章,立足“意识形态”范畴的发展基础,阐释“科学的意识形态”范畴要义。对“科学的意识形态”范畴提出的历史背景、科学内涵及其本质进行梳理,进一步阐释“科学的意识形态”范畴对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范畴的继承和发展。第三章论述了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范畴的特点及功能,实现了对“科学的意识形态”范畴多向度阐释,挖掘其多维功能对苏维埃政权巩固的重要价值。第四章论述了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范畴的历史地位及影响。通过阐释“科学的意识形态”范畴的历史地位,指出其对部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分析学派、结构主义等关于意识形态范畴的理解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发展。总体而言,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范畴化解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同具体实践之间的矛盾,推动着“意识形态”范畴的演变及发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意识形态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核心范畴。
李成[10]（2020）在《论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文中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文化的重要作用开始日益凸显。一方面,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资料越来越丰富的同时,也对文化生活提出更高的需求;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扩大,不同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态开始传入中国并对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就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现状而言,呈现出不同文化形态相互交织的生态境遇。多元文化并存固然有助于提升文化资源的多样性,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化生态的发展存在不利影响。作为“生命线”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文化所提供的“场域”中进行活动,文化生态发生转换必然会给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因此本研究从文化生态的概念等基本理论入手,以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为主要研究内容,最终研究落脚点回归到新时代文化生态优化的应然期许。作为一个“舶来品”,文化生态在进入中国以来先后发生两次重大的语境转换和语义迁移,进而形成不同的概念表述。本研究对文化生态的概念理解主要基于系统论的观点,即将文化生态视为一个生态系统,一个反映内部文化结构以及外部文化关系的有机系统。作为一个人工系统,文化生态在内容上指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认知,具有要素的多样性、关系的复杂性、结构的层次性以及系统的开放性等显着特征。在实践中,文化生态既构成人类实践活动的外部条件,也彰显着人的主体性发挥程度,还是衡量文化安全的重要因子。在文化生态形成发展的历程中,建立在实践活动上的经济基础是决定性的因素,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历史传统等也对文化生态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文化生态是否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之所在。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本研究主要是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文化性的存在。文化生态是反映内部文化结构以及外部文化关系的生态系统,如果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看成是一种文化性存在,那么这一问题便迎刃而解。在具体的展开中,主要从文化属性、文化使命、文化能力、文化精神以及文化形象五个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做一种文化的认识。解决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为一种文化性存在的理论假设之后,本研究主要从内容、中介以及过程三个方面来详细阐发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影响,笔者主要从知识、思想、精神以及信仰四个层面予以展开,其中知识是教育人的内容资源,思想是引导人的内容资源,精神是鼓舞人的内容资源,信仰是铸就人的内容资源;在论述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中介的影响时,突出强调对作为环境中介的社会心理、作为沟通中介的语言符号以及作为生活中介的日常生活等三个中介要素的影响;在分析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影响中,主要侧重确定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环境、制约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过程三个方面的内容。作为反映内部文化结构以及外部文化关系的一个有机系统,理想状态下的文化生态应该是内部的结构平衡与外部的关系和谐。就内部结构而言,要实现主导文化与非主导文化、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文化时间与文化空间之间的动态平衡;在外部关系上,要保持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相关外部因素的和谐统一。对文化生态的优化和建设,从根本上讲应该从人类实践活动入手,但是本研究主要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来考量新时代文化生态建设的相关问题,因此在具体建设内容上主要聚焦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以及批判引领多元社会思潮等内容。就当前中国文化生态存在的现实问题而言,主要表现为:在文化主体上,部分文化主体出现身份迷失;在文化内容上,文化内容同质性倾向突出;在文化形式上,文化资源的多样性进一步降低;在文化结构上,主导文化的解释力有待加强。因此在实践中,新时代文化生态的建设和优化,应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实践基础;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价值导向;以发展文化产业、文化事业为重要抓手;以文化价值认同为重要目的。
二、建筑色彩与社会意识形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建筑色彩与社会意识形态（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及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重点、难点、创新及不足之处 |
| 一、研究重、难点 |
| 二、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渊源 |
| 一、受特拉西“观念学”的启发 |
| 二、对康德“先验意识”的批判 |
| 三、对黑格尔“教化”“异化”思想的扬弃 |
| 四、对费尔巴哈宗教异化思想的超越 |
| 第二节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形成的实践基础 |
| 一、 《莱茵报》之前的批判活动 |
| 二、 《莱茵报》时期的批判活动 |
| 三、流寓巴黎期间参与的政治活动 |
| 第三节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进程 |
| 一、思想萌芽阶段 |
| 二、基本形成阶段 |
| 三、丰富完善阶段 |
| 四、深化拓展阶段 |
| 第二章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理论阐释、基本特征及主要功能 |
| 第一节 意识形态的理论阐释 |
| 一、作为“虚假观念”的意识形态 |
| 二、作为“阶级统治维护思想”的意识形态 |
| 三、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 |
| 四、作为文化载体的意识形态 |
| 第二节 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 |
| 一、实践性 |
| 二、阶级性 |
| 三、批判性 |
| 四、革命性 |
| 第三节 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 |
| 一、能动调节社会经济活动 |
| 二、服务统治阶级政治需要 |
| 三、引领社会价值方向 |
| 四、凝聚社会共识 |
| 第三章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理论地位及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理论地位 |
| 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
| 三、为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 |
| 第二节 当代价值 |
| 一、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
| 二、为批判当今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潮提供了有力武器 |
| 三、为强化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绝对领导指明了方向 |
| 四、为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提供了指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位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2）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一、选题依据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相关研究概述 |
| 二、国外相关研究概述 |
| 三、对学术界已有相关研究的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的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高校育人与红色文化资源 |
| 第一节 红色文化资源概述 |
| 一、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与类型 |
| 二、红色文化资源的特征与价值 |
| 三、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
| 第二节 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概述 |
| 一、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内涵廓定 |
| 二、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构成要素 |
| 三、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特征阐释 |
| 四、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有效性 |
| 第三节 红色文化资源运用于高校育人的时代价值 |
| 一、红色文化资源是实现立德树人任务的宝贵资源 |
| 二、红色文化资源是高校形成办学特色的重要素材 |
| 三、红色文化资源是高校培养时代新人的精神养分 |
| 四、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是实现资源传承的重要途径 |
| 第二章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依据 |
| 第一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理论依据 |
| 一、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理论基础 |
| 二、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理论借鉴 |
| 第二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现实依据 |
| 一、充实高校育人内容的现实需要 |
| 二、拓宽高校育人方式的客观要求 |
| 三、营造良好育人环境的重要依托 |
| 四、提升高校育人价值的优秀载体 |
| 第三章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调查分析 |
| 第一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调查 |
| 一、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现状调查 |
| 二、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现状分析与评介 |
| 第二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成效 |
| 一、大学生对红色文化资源认同感提升 |
| 二、部分高校红色文化育人氛围渐显浓郁 |
| 三、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育人的空间得到拓展 |
| 第四章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存在的问题 |
| 一、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主体问题 |
| 二、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主题问题 |
| 三、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方式问题 |
| 四、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动力问题 |
| 五、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评价问题 |
| 第二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问题的宏观原因阐释 |
| 二、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问题的微观原因辨析 |
| 第五章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原则和评价 |
| 第一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基本原则 |
| 一、共建共享:形成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及育人的合力 |
| 二、实事求是:还原红色史实的同时注重因材施教 |
| 三、以生为本:关照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诉求 |
| 四、知行合一: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适时衔接 |
| 五、灵活多样:线下教育与线上教育的同步开展 |
| 第二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评价 |
| 一、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评价原则 |
| 二、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评价指标 |
| 三、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评价方法 |
| 四、高校设立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评价的依据 |
| 第六章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有效路径及保障体系建构 |
| 第一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有效路径 |
| 一、理性升华:红色文化资源在理论教学中的有效运用 |
| 二、情感激发:红色文化资源在实践教学中的有效运用 |
| 三、氛围营造:红色文化资源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有效运用 |
| 四、话语更新:红色文化资源在育人话语建构中的有效运用 |
| 五、新型平台:红色文化资源在育人传播媒介中的有效运用 |
| 六、自主探究:培育大学生自主学习红色文化资源的能力 |
| 第二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保障体系建构 |
| 一、促进基于有效实现育人价值的红色文化资源开发 |
| 二、设立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专业指导机构 |
| 三、加强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人才队伍建设 |
| 四、健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制度保障 |
| 五、推动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多项协助 |
| 六、优化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环境 |
| 结语 |
| 一、深化红色文化资源的基础理论研究 |
| 二、形成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合力 |
| 三、建构红色文化资源与其他文化资源的“和合共生” |
| 四、推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价值的有效利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调查问卷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3）社会意识形态视角下东西柏林居住区设计思想探究（1950S-1980S）（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与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与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与现状 |
| 1.3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及相关界定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概念界定 |
| 1.4.3 研究范畴 |
| 1.5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5.1 田野调查 |
| 1.5.2 图解分析 |
| 1.5.3 归纳总结 |
| 1.5.4 对比研究 |
| 1.5.5 跨学科研究 |
| 1.6 创新点 |
| 1.7 研究框架 |
| 2 东西柏林社会意识形态与居住区设计的关联性 |
| 2.1 社会意识形态对城市规划建设的影响 |
| 2.1.1 政治事件的宏观影响 |
| 2.1.2 意识形态的形式呈现 |
| 2.1.3 社会问题的客观应对 |
| 2.1.4 地域认同的主观回归 |
| 2.2 社会客观问题对城市居住区设计的影响 |
| 2.2.1 政治权力空间与城市居住区规划 |
| 2.2.2 居民空间权利与居住空间设计 |
| 2.2.3 城市历史文脉与旧居住街区修缮 |
| 2.3 建筑设计思想对居住区设计创作的影响 |
| 2.3.1 包豪斯学派与城市福利住宅 |
| 2.3.2 功能主义思潮与大板装配住宅 |
| 2.3.3 IBA国际展览与开放性多元住宅 |
| 2.4 小结 |
| 3 东西柏林近代城市居住区设计发展概述 |
| 3.1 柏林城市文脉的居住区溯源(1300S-1800S) |
| 3.2 工业化时期和古典主义(1800-1862) |
| 3.3 战后居住区现代化尝试(1862-1914) |
| 3.3.1 扩张前期 |
| 3.3.2 扩张后期 |
| 3.4 东西柏林居住区建设的新方向(1914-1949) |
| 3.4.1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福利住宅 |
| 3.4.2 纳粹统治时期的新居住区建设 |
| 3.4.3 战后修复重建的既有居住街区 |
| 3.5 东西柏林近代居住区多元化设计 |
| 3.5.1 权力纪念性空间与居住区规划设计(1950S) |
| 3.5.2 人居空间问题与居住区空间设计(1960S-1970S) |
| 3.5.3 地域认同反思与居住区改造修缮(1980S) |
| 3.6 小结 |
| 4 东西柏林近代城市居住区经典案例对比研究 |
| 4.1 权力纪念空间与居住区指向性规划设计(1950S) |
| 4.1.1 主要设计思想及代表建筑师 |
| 4.1.2 指向性与自由式规划 |
| 4.1.3 纪念性与简洁式立面 |
| 4.1.4 密集型与开放式空间 |
| 4.1.5 材料建构及其他 |
| 4.2 人居空间优化与居住区开放性空间设计(1960S-1970S) |
| 4.2.1 重建型与修缮型街区更新 |
| 4.2.2 外向型与内向型规划设计 |
| 4.2.3 功能性与人性化空间组织 |
| 4.2.4 大板式与协作式建造范式 |
| 4.3 地域文脉认同与居住区“点带面式”修缮激活(1980S) |
| 4.3.1 东西柏林城市居住区建设发展 |
| 4.3.2 修建并行与谨慎修缮的建造范式 |
| 4.3.3 外向街道与内向庭院的空间激活 |
| 4.3.4 新旧置换与批判重建的形式设计 |
| 4.3.5 预制面板与粉刷饰面的立面更新 |
| 4.4 小结 |
| 5 社会意识形态对东西柏林城市居住区的制约关系 |
| 5.1 社会意识形态对居住区设计的制约机制 |
| 5.1.1 社会意识形态主导居住区设计 |
| 5.1.2 居住区伦理功能呈现意识形态特征 |
| 5.2 社会意识形态对居住区设计的制约过程 |
| 5.2.1 意识形态主导居住区的方向性规划 |
| 5.2.2 社会问题催发居住区的人性化设计 |
| 5.2.3 地域认同反思居住区的伦理功能 |
| 5.3 社会意识形态对居住区设计的制约特点 |
| 5.4 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 |
| 6.3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建筑室内体验空间图表 |
| 附录2:案例遴选图表 |
| 附录3:图录及表录 |
| 致谢 |
（4）意识形态安全的传播维护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之处与难点 |
| 2 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理论解析 |
| 2.1 意识形态安全内涵和基本特征 |
| 2.2 意识形态安全的综合影响因素 |
| 2.3 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保障机制 |
| 3 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变迁与意识形态安全演进 |
| 3.1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革故鼎新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确立 |
| 3.2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曲折发展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异化歧路 |
| 3.3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变革转型与意识形态安全的理性调适 |
| 3.4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守正创新与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推进 |
| 4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价值确证、发展态势和风险剖析 |
| 4.1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价值确证 |
| 4.2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发展态势 |
| 4.3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剖析 |
| 5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历程中的经验借鉴 |
| 5.1 中国古代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启示 |
| 5.2 苏联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崩塌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归因 |
| 5.3 西方国家推进意识形态安全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举措 |
| 6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优化: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路径 |
| 6.1 加强队伍建设,增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感召力 |
| 6.2 优化内容结构,把牢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权威性 |
| 6.3 依托媒体融合,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影响力 |
| 6.4 关照受众差异,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针对性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渊源 |
| 2.1 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科技时代的来临与科技负面影响的加深 |
| 2.1.2 经济的飞速发展与经济对科技发展依赖性的增强 |
| 2.1.3 两次世界大战与战后的政治民主化趋势 |
| 2.1.4 批判意识的兴起与文化工业的诞生 |
| 2.2 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
| 2.2.1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
| 2.2.2 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 |
| 2.2.3 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概念的理论区分 |
| 2.2.4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启蒙批判思想 |
| 第3章 马尔库塞科技异化批判思想 |
| 3.1 科技异化的表现 |
| 3.1.1 虚假背后的真实 |
| 3.1.2 单向度社会的出现 |
| 3.1.3 单向度人的生成 |
| 3.2 科技异化产生的根源——技术理性 |
| 3.2.1 马尔库塞的理性观 |
| 3.2.2 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 |
| 3.2.3 极权主义的技术合理性 |
| 3.3 消除科技异化的途径 |
| 3.3.1 新技术与新科学之熵 |
| 3.3.2 革命新理论的实践运用 |
| 3.4 马尔库塞科技异化批判思想评析 |
| 3.4.1 马尔库塞科技异化批判思想的理论价值 |
| 3.4.2 马尔库塞科技异化批判思想的局限性 |
| 第4章 马尔库塞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 |
| 4.1 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 |
| 4.1.1 意识形态概念的产生与发展 |
| 4.1.2 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 |
| 4.1.3 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 |
| 4.2 马尔库塞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的建构 |
| 4.2.1 马尔库塞对技术中立论的批判 |
| 4.2.2 科技意识形态化是科技异化的最高表现形式 |
| 4.2.3 科技意识形态化的途径 |
| 4.2.4 科技意识形态对人的操控 |
| 4.3 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比较评析 |
| 4.3.1 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的一致性 |
| 4.3.2 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的主要分歧 |
| 4.4 马尔库塞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评析 |
| 4.4.1 马尔库塞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的理论价值 |
| 4.4.2 马尔库塞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的局限性 |
| 第5章 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的生态学意蕴 |
| 5.1 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的自然观前提 |
| 5.1.1 马尔库塞自然观的形成基础 |
| 5.1.2 人与自然的关系 |
| 5.1.3 马尔库塞自然观的核心内容——自然解放论 |
| 5.2 马尔库塞的技术生态思想 |
| 5.2.1 问题的提出—生态危机理论 |
| 5.2.2 问题的解决—人道化的技术世界 |
| 5.3 马尔库塞自然观与技术生态思想评析 |
| 5.3.1 马尔库塞自然观与技术生态思想的理论价值 |
| 5.3.2 马尔库塞自然观与技术生态思想的局限性 |
| 第6章 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的启示 |
| 6.1 树立完整理性的科技观 |
| 6.1.1 正确的科技观 |
| 6.1.2 和谐的自然观 |
| 6.1.3 理性的消费观 |
| 6.2 重视科技的人文与伦理内涵 |
| 6.2.1 科技发展应倾注更多的“人文关怀” |
| 6.2.2 科技发展须加强科技伦理的规约 |
| 6.3 塑造和培养否定性思维 |
| 6.3.1 否定性思维与人的全面发展 |
| 6.3.2 “否定性”丧失的现状分析 |
| 6.3.3 积极培养否定性思维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二、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本文的基本思路、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渊源与政治哲学视域的开启 |
| 一、政治哲学:透视意识形态问题的新视角 |
| (一)何谓政治哲学 |
| (二)意识形态问题与政治哲学的内在关联 |
| (三)马克思理解意识形态问题的政治哲学视域 |
| 二、古典政治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本体论追问 |
| (一)真理与意见:意识形态问题的政治原象 |
| (二)意识形态问题在中世纪时期的宗教化发展 |
| 三、新领域的诞生:启蒙理性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形上塑造 |
| (一)意识形态何以成为一种假相或偏见 |
| (二)作为独立的观念科学:意识形态的正式登场 |
| (三)卢梭的启蒙批判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谱写 |
| 四、德国观念哲学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抽象理解 |
| (一)黑格尔的“意识”概念与精神现象学分析 |
| (二)费尔巴哈对宗教意识形态的反思与批判 |
| 第二章 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革命性变革 |
| 一、马克思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政治哲学省思 |
| (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 |
|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对意识形态理论基础的改写 |
| (三)《共产党宣言》:“同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 |
| (四)《资本论》中的意识形态观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批判 |
| 二、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变革与新世界观的内在关联 |
| (一)“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变革的基础原则 |
| (二)意识形态批判是新世界观生成的思想前提 |
| (三)新世界观是意识形态变革的理论成果 |
| 三、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三维界定 |
| (一)虚假意识:照相机喻证法的隐微教诲 |
| (二)一般社会意识形式之上的“观念的上层建筑” |
| (三)观念的重构与“阶级意识”的建立 |
| 四、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特质及其辩证张力 |
| (一)形上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
| (二)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统一 |
| (三)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
| 五、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根本原则与基本功能 |
| (一)基于历史事实的实践原则 |
| (二)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解释功能 |
| (三)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理论辩护功能 |
| (四)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社会思想整合功能 |
| 第三章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政治哲学诉求 |
| 一、戳穿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幻象 |
| (一)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属性与现代政治批判 |
| (二)资本主义经济的二律背反: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对立 |
|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 |
| 二、确立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自觉的阶级意识 |
| (一)在事实性与建构性之间:“无产阶级”的出现 |
| (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实践主体 |
| (三)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整体性、实践性与超越性品质 |
| 三、实现“人的自由解放” |
| (一)生产正义的厘定与无产阶级政治身份的明证 |
| (二)从虚假共同体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 |
| (三)共产主义运动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塑 |
| 第四章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思想效应及其反思 |
| 一、雷蒙·阿隆:“意识形态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鸦片” |
| (一)雷蒙·阿隆对“共产主义”观念的曲解 |
| (二)雷蒙·阿隆对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的消极态度 |
| 二、马尔库塞:技术革命与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重塑 |
| (一)科学的意识与意识的科学—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 |
| (二)单向度社会批判 |
| (三)马尔库塞超越单向度社会的方法及其内在局限 |
| 三、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 |
| (一)哈贝马斯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责难 |
| (二)“重构”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
| 四、拉克劳:走出意识形态的还原论困境 |
| (一)基于阶级立场的质疑与非难 |
| (二)在历史错位与理论危机之间:拉克劳对阶级主体的否定与“发现” |
| (三)话语政治对阶级意识形态的挑战 |
| 五、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反观西方学者的思想主张 |
| (一)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
| (二)一种批判的视角: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在局限及其反思 |
| 第五章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政治意义 |
| 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意识形态发展的新趋向 |
| (一)意识形态对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多重渗透 |
| (二)意识形态的日常化趋向 |
| (三)意识形态的智能化趋向 |
| 二、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当代使命 |
| (一)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 |
| (二)强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支撑 |
| 三、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意义 |
| (一)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
| (二)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人民立场 |
| (三)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和方法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形态和形态学 |
| (一)形态概念内涵及辨析 |
| (二)形态学理论及方法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形态 |
| (一)马克思主义形态概念的出场语境和基本含义 |
| (二)研究范例: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 |
| (三)马克思主义形态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借鉴和启示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及其研究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内涵与特征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 |
| (三)相关概念辨析 |
| 第二章 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问题的出场语境与研究逻辑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问题的出场语境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丰富发展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及学科建设的内在要求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逻辑理路 |
| (一)“从抽象到具体”逻辑理路的基本规定 |
| (二)“从抽象到具体”逻辑理路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适用性 |
| (三)“从抽象到具体”逻辑理路在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中的呈现——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逻辑架构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逻辑起点 |
| (一)凝结为理论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概念 |
| (二)以思想政治教育概念为逻辑起点的依据 |
| 第三章 结构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 |
|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定位与潜隐形态 |
| (一)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社会定位 |
| (二)渗透在其他社会要素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潜隐形态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构成要素与构件形态 |
| (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构成 |
| (二)基于要素的思想政治教育构件形态 |
|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动态运行与运作形态 |
| (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运行和实现 |
| (二)贯穿于整体环节的思想政治教育运作形态 |
|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内核形态 |
| (一)始基于社会关系和秩序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 |
| (二)反映本质关系的思想政治教育内核形态 |
| 第四章 历史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 |
| 一、阶级社会基本场域与思想政治教育阶级形态 |
| (一)阶级社会是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基本时空场域 |
| (二)思想政治教育阶级形态的历史呈现 |
| 二、人类历史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逻辑论证 |
| (一)思想政治教育阶级形态的前提追问与时空扩展 |
| (二)原始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推论 |
| (三)共产主义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推论 |
| (四)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形态的完整序列 |
| 三、人类历史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演进规律 |
| (一)边界扩展、否定回归与聚合统一 |
| (二)熔铸于人类自我超越、自我确证的解放历程中 |
| 第五章 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问题归依与价值旨趣 |
| 一、理论反思:形态问题与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
| (一)形态研究是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重要理论工具 |
| (二)形态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本质的再认识 |
| (三)理论形态向实践形态的回归和跃升 |
| 二、现实观照: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态定位 |
| (一)当代中国发展的时空方位和特征 |
| (二)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渡形态 |
| 三、形态研究视域下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守正创新 |
| (一)发展现状、问题及原因 |
| (二)改进方略、原则及路径 |
| (三)新形态的探索、尝试与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基于大数据的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缘由与研究价值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与文献评析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与难点 |
| 2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与网络空间的内在关联 |
| 2.1 意识形态概念的演变 |
| 2.2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的变迁 |
| 2.3 网络空间及其可塑性 |
| 2.4 网络空间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在关联维度 |
| 3 大数据技术对网络空间的形塑 |
| 3.1 大数据技术:网络空间变革的技术基础 |
| 3.2 大数据技术的生产力属性与功能 |
| 3.3 “大数据-网络空间”的界定 |
| 3.4 “大数据-网络空间”的本质 |
| 3.5 “大数据-网络空间”的主要特征 |
| 4 “大数据-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
| 4.1 “大数据-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机遇 |
| 4.2 技术理性的张扬与传播者的遮蔽 |
| 4.3 数据化受众画像的失真 |
| 4.4 假新闻扰乱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环境 |
| 4.5 政治逻辑、算法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博弈 |
| 5 掌握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动权:提升塑造“大数据-网络空间”的能力 |
| 5.1 建构基于传播者与受众能动性的个性化传播 |
| 5.2 设计主流价值算法 |
| 5.3 展开数据素养与政治素养双维度教育 |
| 5.4 大数据检测技术与监管齐头并进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范畴及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研究意义 |
| 1. 理论意义 |
| 2. 现实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 国内研究现状 |
| 2. 国外研究现状 |
| 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 研究方法 |
| 2. 创新点 |
| 一、 意识形态范畴的产生及历史演变 |
| （一） “意识形态”范畴的产生 |
| 1. 从“感觉主义”到“观念科学” |
| 2. 从“观念科学”到“虚假意识” |
| （二）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范畴的理解及把握 |
| 1. “德意志意识形态” |
| 2. 观念的上层建筑 |
| 3.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
| 二、 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范畴要义 |
| （一） 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范畴提出的历史背景 |
| 1. 批判俄国国内各种错误思潮的需要 |
| 2. 承续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的需要 |
| 3. 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需要 |
| （二） 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范畴内涵 |
| 1. “科学的意识形态”的中性内涵 |
| 2. 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党性”内涵 |
| 3. 对意识形态的“辩证法+历史观”的上层建筑认识 |
| （三） 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范畴的本质 |
| 1. “科学的意识形态”范畴是无产阶级利益的集中反映 |
| 2. “科学的意识形态”范畴是无产阶级政治意识的集中概括 |
| 3. “科学的意识形态”范畴是对社会形态的逻辑反映 |
| （四） 对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范畴的继承与发展 |
| 1. 对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范畴的继承 |
| 2. 对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范畴的发展 |
| 三、 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范畴的特点及功能 |
| （一） 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范畴的特点 |
| 1. 政治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
| 2. 继承性与建构性的融合 |
| 3. 客观性和多元性的统一 |
| 4. 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
| （二） 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范畴的功能维度 |
| 1. 理论指向功能 |
| 2. 凝聚共识功能 |
| 3. 价值导向功能 |
| 4. 调节矛盾功能 |
| 四、 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范畴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
| （一） 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范畴的历史地位 |
| 1. 促进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 |
| 2. 弥合了“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的矛盾 |
| 3. 实现了意识形态理论实践化 |
| （二）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的影响 |
| 1. 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的影响 |
| 2. 对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影响 |
| 3. 对精神分析学派“心理意识形态”的影响 |
| 4. 对结构主义意识形态范畴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10）论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概念辨析 |
| 一、文化生态、文化系统、文化生态系统 |
| 二、文化生态、文化环境、文化生态环境 |
| 三、文化生态与文化形态 |
| 四、文化生态与生态文化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重难点 |
|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文化生态的基础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文化生态的内容结构 |
| 一、宏观结构:人与自然的关系 |
| 二、中观结构:人与社会的关系 |
| 三、微观结构:人与人、自我的关系 |
| 第二节 文化生态的特征阐释 |
| 一、要素的多样性 |
| 二、关系的复杂性 |
| 三、结构的层次性 |
| 四、系统的开放性 |
| 第三节 文化生态的价值指向 |
| 一、文化生态构成人类实践活动的外部条件 |
| 二、文化生态彰显着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 |
| 三、文化生态是衡量文化安全的重要因子 |
| 第四节 文化生态的影响因素 |
| 一、经济基础对文化生态的影响作用 |
| 二、政治制度对文化生态的影响作用 |
| 三、意识形态对文化生态的影响作用 |
| 四、历史传统对文化生态的影响作用 |
| 第二章 文化生态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属性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文化属性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文化属性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文化属性 |
| 四、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文化属性 |
| 五、思想政治教育“人”的文化属性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使命 |
|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传承使命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创新使命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能力 |
|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选择能力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传播能力 |
|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解释能力 |
|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批判能力 |
| 五、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创新能力 |
| 第四节 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精神 |
| 一、文化精神与精神文化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精神 |
| 第五节 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形象 |
| 一、形象概念、形象特征以及文化形象 |
| 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形象的生成脉络 |
| 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形象的建构目标 |
| 第三章 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影响 |
| 第一节 知识—教育人的内容资源 |
| 一、知识的一般性考察 |
| 二、作为文化生态“产品”的知识 |
| 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知识 |
| 四、两种类型知识的双向互动 |
| 第二节 思想—引导人的内容资源 |
| 一、思想的两种理解方式 |
| 二、思维方式与思想成果 |
| 三、“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
| 第三节 精神—鼓舞人的内容资源 |
| 一、民族精神 |
| 二、时代精神 |
| 三、人文精神 |
| 四、科学精神 |
| 第四节 信仰—铸就人的内容资源 |
| 一、信仰的形成与发展 |
| 二、信仰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
| 三、信仰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张力 |
| 第四章 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中介的影响 |
| 第一节 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中介的影响 |
| 一、社会心理的概念特征 |
| 二、社会心理的主要内容 |
| 三、社会心理的影响机制 |
| 第二节 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交流中介的影响 |
| 一、语言:人的存在形态 |
| 二、语言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
| 三、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三种形态 |
| 四、从语言到话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关键环节 |
| 第三节 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活中介的影响 |
| 一、日常生活:文化、思想与人的互动场域 |
| 二、日常思维: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起点 |
| 三、思维飞跃:从日常思维到非日常思维 |
| 第五章 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影响 |
| 第一节 确定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 |
| 一、先在结构的抽象理解及其具体来源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先在结构的内容 |
| 三、先在结构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
| 第二节 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环境 |
|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环境 |
| 二、文化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互影响 |
| 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运作机理 |
| 第三节 制约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运行 |
| 一、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内化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外化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内化 |
| 四、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外化 |
| 第六章 思想政治教育优化文化生态的实然探索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优化文化生态的目标追求 |
| 一、外部之间的关系和谐 |
| 二、内部之间的结构平衡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优化文化生态的内容指向 |
| 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 |
| 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三、坚持文化自觉、践行文化自信 |
| 四、批判和引领多元的社会思潮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优化文化生态的现实困境 |
| 一、在文化主体上,部分文化主体身份迷失 |
| 二、在文化内容上,文化内容同质倾向突出 |
| 三、在文化形式上,文化资源的多样性降低 |
| 四、在文化结构上,主导文化的解释力下降 |
| 第四节 思想政治教育优化文化生态的路径依托 |
| 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实践基础 |
| 二、以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为价值导向 |
| 三、以发展文化产业、文化事业为重要抓手 |
| 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认同为目的 |
| 结束语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智慧指向 |
| 参考文献 |
| 学习经历和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建筑色彩与社会意识形态（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刘家荭.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2]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D]. 胡杨.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3]社会意识形态视角下东西柏林居住区设计思想探究（1950S-1980S）[D]. 彭路.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4]意识形态安全的传播维护路径研究[D]. 钱美玲. 中国矿业大学, 2021(02)
- [5]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研究[D]. 刘洋. 吉林大学, 2021(12)
- [6]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D]. 周坤.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7]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D]. 王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8]基于大数据的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研究[D]. 刘培.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9]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范畴及影响研究[D]. 唐旭梅. 贵州师范大学, 2020(12)
- [10]论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D]. 李成.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