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地方自治思想探析

一、剖析蒋介石地方自治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察应坤^[1]（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提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张维达^[2]（2020）在《1944—1947年中国共产党省自治主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为保障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援引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主张国民政府实行省自治并力主其入宪。1946年1月政协决议确立省自治原则,在2月至4月的宪草审议活动中,中国共产党为维护省自治,与国民党、青年党展开激烈斗争。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制宪探索过程中,根据革命形势发展与时俱进,最终在1947年《后甘泉后期宪草初稿》中以民主集中制取代省自治作为处理央地关系的新原则。中国共产党的省自治主张,有力配合了其参加民主联合政府与各党派协商建国的革命政策,同时丰富完善了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对国民党制宪活动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于今日科学处理央地关系等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王龙^[3]（2020）在《西北干部训练团研究（1939-1945）》文中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为适应“抗战建国”和加强地方自治的需要,于1938年成立中央训练委员会,负责统一管理全国干部训练工作,并制定相关训练法规、政策,以规范各地干部训练,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干部训练体系。干部训练成为国民党加强党治和基层政权建设的主要途径之一。1939年2月,西北干部训练团正式设立,负责调训甘宁青等各省中级干部,并兼办甘肃省行政人员之训练。1941年改隶中央训练委员会,成为中央一级的干部训练机构。西北干部训练团的设立,以训练忠诚于国民党统治的干部人才,充实地方社会,改造地方基层政权为目的。在组织机构方面,西北干部训练团下设团长、团附、教育长、总务会长、教育委员会等机构,并附设特别党部,三青团甘肃支部西北干部训练团分团部、审计考核委员会、西北问题研究室、团刊编辑室、毕业生通讯处。学员招调程序较为严格,受训学员以甘肃省各基层行政干部为主。训练内容包括:精神与政治训练、军事训练、业务训练、训育实施等。训练教材由中央训练委员会统一编订,同时根据西北各地具体情形,编写地方性教材,以供学员学习。对学员进行日常教学与管理,包括学习进度安排、制定学习计划、成绩考核、日常训练等内容。对学员的考核以训练课程内容为主,学员训练结束后,统一分发至原单位或依据训练成绩予以擢降。1945年西北干部训练团停止办理,干部训练工作宣告结束。客观来讲,训练对于干部的行政素质有一定的提升,但成效并不明显。首先,训练的时间过短,基本行政知识、技能无法及时讲解。其次,地方派系势力对训练的阻挠,特别是宁夏、青海拒绝选送干部统一受训,反而利用干部训练来培植自己的势力。再次,训练经费不足,以致无法负担更多基层干部训练的任务。最后,训练体制存在弊端,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训练内容都过于繁杂。由于国民党权势的衰弱,内部矛盾的加剧,加之各地方实力派的暗中阻挠,国家权力无法延伸至基层,致使其地方治理难如人意。

黎少敏^[4]（2020）在《《建设研究》杂志及其作者群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在新桂系的带领下致力于各项建设工作,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诸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受到国内外的关注,被誉为“模范省”。但建设工作要继续发展,还需要更多的专家人才。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得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险境。随着广州、武汉的相继沦陷,使得中国形势愈加岌岌可危。在举国救亡图存之际,亦身负重责,除了前线战场厮杀外,继续广西的建设工作亦是救国之道。新桂系领导人李宗仁、白崇禧北上抗战,黄旭初留守广西。为防止蒋介石借抗日战争之际渗透入广西,广西建设研究会和《建设研究》成立与创刊。《建设研究》是广西建设研究会的会刊,于1939年在桂林发行,到1944年停刊,创办时间达5年,是广西建设研究会发行时间最长、内容最为丰富、存世时间最久的定期刊物。该刊最初为月刊,从1943年第九卷第1期开始改为季刊,共发表10卷53期947篇文章,其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研究广西省及全国政治、经济、文化诸部门之建设问题,以供各界人士之参考为主旨,即以研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建设内容为主,为综合性期刊。但由于广西建设研究会是桂系在抗战时期为了反蒋、维护自身统治而延揽各方人才建立的兼具学术性、政治性为一体的组织,因此,作为新桂系喉舌的《建设研究》也富有政治色彩。为《建设研究》撰稿的个人作者达229位,主要来自桂系领导层、广西地方官员、外省来桂专家学者这三个群体。这些作者基本都是来自各个领域,如政界、金融界、教育界、地质学界、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和佼佼者。此外,他们还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抗日战争爆发、民族救亡图存之时,在“建设广西,抗战建国”旗帜下,汇聚到《建设研究》这个平台中。表面上,《建设研究》仅是一本刊物,但事实上它是一个活跃的文化场域,被包含在桂系、中共、国民党、民主人士、进步人士力量的博弈之中。桂系借这一平台来联系中共和民主、进步力量以防蒋及宣传自己的主张,以便维护自己的半独立地位,中共为建立巩固抗战文化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派出积极分子参与各种活动,民主人士、进步人士为建设广西、抗战建国也将其作为文化据点。这些力量的博弈随着抗战的形势变化而变化,都投射在《建设研究》期刊之中。相应地,《建设研究》的创刊与出版发行也深受时局与博弈力量的影响。因此,研究《建设研究》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抗战时期广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建设和抗战建国的情况,考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个特殊环境下的运行情况以及国民党核心集团与桂系、共产党在广西的政治关系。但学界目前对于《建设研究》的专门研究还相对薄弱,且主要是进行概括性的简要介绍,尚无系统深入探讨或全面论述的学术成果。因此,笔者尝试以《建设研究》的办刊情况作为一个切入点,梳理该刊的文章内容等,展开初步研究。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旨趣以及相关的研究现状及成果。第二部分主要是从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建设与抗战爆发的大背景来考察《建设研究》的创刊,简要剖析创办该刊的机构——广西建设研究会。第三部分基于对《建设研究》中的《会务报告》、《编后语》以及文章等内容进行梳理、整合后,详细介绍了该刊的概貌、经费、发行销售等情况,并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统计分析该刊的栏目设置、发文量等,以便读者对《建设研究》的整体面貌有一个较为清晰、全面的印象。第四部分首先根据职业身份将《建设研究》作者群分为桂系核心领层、广西地方官员和外省来桂专家学者三类,再通过对各个作者群体代表人物及其文章的分析和介绍,总结出刊物的特点为包容性、精英性、务实性。第五部分首先根据政治立场将《建设研究》作者群分为桂系、民主人士、进步人士、中共四类,再通过对各个作者群体典型人物与《建设研究》的互动探究他们所代表的群体的撰稿目的,并反映桂系、中共、国民党、民主人士、进步人士等各股政治力量都同时作用于《建设研究》的办刊活动中,互相博弈的情形,考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个特殊环境下的运行情况以及国民党与桂系、共产党在广西的政治关系。最后的结论部分,阐述《建设研究》停刊的原因,及论述《建设研究》的可取之处与局限之处。

张春辉^[5]（2020）在《民国时期黔系军阀研究（1912-1935）》文中认为贵州地处西南,历史上游离于中央政治之外。民国以降,军阀割据,南北对峙,双方均想将西南军阀拉入己方阵营。西南军阀中滇、川系实力最强,黔系实力较弱,南北双方企图从黔系入手在西南地区打开一个缺口,贵州遂成为南北争斗的一个缩影。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挑拨黔系军阀最终以剿匪为名入主贵州。本文力图从军事角度入手,论述黔系军阀产生的原因以及各军事将领之间的争斗,进而分析其对贵州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贵州军阀形成原因纷繁复杂,清末举办团练导致地方势力膨胀;编练新军促使贵州军事集团初步形成;科举制的废除使传统社会进阶之路堵塞,原处于政治边缘的军人社会地位迅速提高;人民生存环境的恶化推动了从军热潮,种种因素都在客观上推动了贵州军阀的形成。民国时期各军事将领之间的斗争反映出南北势力在贵州地区的角逐,贵州军阀的向心积淀与离心倾向是由于军阀自身的封建性以及心中的民族主义所驱使的矛盾运动。军阀统治下的贵州各军事将领利用民主政体谋夺军政大权,造成地方主义猖撅,严重阻碍贵州政治现代化进程;巨额税收均被用于扩充军队以及个人享用,从而无法转化为社会财富以供经济建设;军队缺乏纪律,兵匪不分、兵匪勾结,成为危害贵州社会的一个“毒瘤”;在全国现代化浪潮裹挟下,黔系军阀不得不顺势作出有利于贵州教育、交通通讯等事业发展的行为,但是其积极建设毕竟是有限的。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探讨黔军与贵州社会的关系,了解军阀体制下贵州现代化历程的曲折发展。

杨思机^[6]（2020）在《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关于内蒙古民族自治问题的争论探析》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近代少数民族自治制度探索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历史进程,基本宗旨是通过确立王朝帝制部落自治转变为民族国家政区治理的具体形式,重塑单一制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从抗战胜利至制宪国大期间,国民政府、知识界、行省当局和蒙古族精英就内蒙古自治问题展开了反复争论,形成了盟旗等于省县的蒙汉联合自治、分省蒙旗自治、脱省联盟自治和废省联盟自治四种代表性主张,焦点是盟的行政定位问题,表面上是蒙汉民族矛盾,本质上是民族自治和地方自治两种理念的对立和融通。国民党虽然把握了内蒙古地区是各民族杂居共有而不是一民族独有、自治是各民族联合自治而不是一民族独治的现实性,但不能突破行省的制度局限,无法协调"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结果加速蒙古族精英的离心倾向。战后国统区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争论,客观上为中共建立内蒙古自治区,施行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蒙汉联合自治提供了重要参考,体现了自治和统一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

罗玮珣^[7]（2020）在《抗战时期桂林报纸时论中的“抗战建国”主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加紧了侵略中国的脚步,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国民党逐渐放弃了“攘外安内”的政策,接受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与共产党达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国民党为了应付抗战的需要,于1938年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纲领》以三民主义作为核心思想,内容包括总则、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运、教育7个方面,体现了国民党争取抗战胜利、建设三民主义国家的目标。桂林在抗战时期一度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得益于国民党中央派系和新桂系的政治势力斗争,桂林拥有其他国统区无法比拟的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加上新闻通讯社、印刷业等物质方面的发展,吸引了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前往桂林从事新闻活动,他们为桂林报界营造出抗日救亡的先进思想环境,促进了桂林报界的蓬勃发展。桂林报界在抗战期间遵循《抗战建国纲领》的精神,创办了一批为宣传《纲领》而生的报刊,同时,地方性综合舆论机器对于“抗战建国”也给予了密切的关注以及多角度的报道,完成了对于《纲领》的宣传。桂林的报纸出版众多,出版的报刊影响力巨大,其中《广西日报》和《扫荡报》作为代表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系和中央派系的报纸,在抗战期间通过报纸时论对“抗战建国”运动中的各个问题进行思考,成为了“抗战建国”思想的宣传渠道和话语载体。两份报纸在《抗战建国纲领》的指引下,批判破坏抗战的汉奸群体,号召民众进行抗战动员,呼吁战时社会节约。他们基于舆论的责任以及报人的自觉,围绕“抗战建国”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探讨:对肃清贪污、战时民主政治建设、宪政实施等政治建设问题有着不同程度和不同视角的思考,为战时民主改革、政治建设提供了方向;对西南经济建设、战时工业建设、广西经济建设等经济建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为战时社会经济稳定提供了思路;对战时教育制度、国民中学制度等教育建设问题进行系统的阐述,为战时教育发展和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并对国防科学、国防文化等国防建设问题进行了探究。最终形成了桂林报刊时论对于“抗战建国”的主张。《广西日报》和《扫荡报》体现了两份代表国民党政治利益的报纸,通过“抗战建国”的主张,完成了国民党政治舆论宣传的任务,但由于两份报纸代表的国民党派系不同,《广西日报》和《扫荡报》对于“抗战建国”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扫荡报》的主张更贴合《纲领》的要求规定,《广西日报》则将“抗战建国”的思想运用在广西建设的问题上,留下了带有广西地方性色彩的“抗战建国”主张。但两份报纸都对于抗战时期的社会产生了舆论影响力,对于坚定抗战信心、激励民众抗战产生重要的影响,推动了桂林的抗战和地方建设的工作,为“抗战建国”运动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孙延青^[8]（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王大涛^[9]（2019）在《民国时期陕西保甲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保甲制度作为中国历史上长期推行的一项基层统治制度,它的“管教养卫”四项基本职能对中国基层社会的统治发挥过重要作用。陕西省在民国时期从1933年正式在全省推行保甲制度,至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政权的败退,共计16年,可以将陕西省推行保甲分为初步全面推行保甲,再到整理保甲,最后完善保甲的三个阶段,通过以上几个阶段的推行,陕西省所推行的保甲制度相较于全国其他省份所推行的保甲制度是相对完善的,基本上也达到了国民政府推行保甲的目的。本文以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陕西推行保甲制度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了陕西省推行保甲制度的历史过程,陕西保甲的主要内容,陕西保甲制度运行中存在管理问题和保甲制度所取得的成效以及存在的不足等几个方面的内容。陕西省根据国民政府的政令推行保甲,又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法令去推行保甲制度,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办理和整理保甲,陕西省办理保甲在许多方面基本上达到了办理保甲的预期效果,如在编组保甲组织,清查户口,设立保学教育等方面,对于提高民众的凝聚力,知识文化水平等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陕西省保甲制度在运行中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是地方保甲人员基本上被本地土豪劣绅所控制,地方保甲机构成为压制民众的工具,陕西省政府也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试图通过考核,奖惩等手段去解决问题,但是结果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因此也引起了民众的普遍不满,这也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失去人心,败退台湾的一个重要原因。

赵晨至^[10]（2019）在《“战时首都”时期重庆都市设计的观念、理论与实践初探》文中认为1937年-1945年间,重庆从一个内陆省辖市一跃成为“战时首都”,这一时期战时重庆的城市建设活动,是榫接战前第一次建筑实践高潮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建筑自发延续的重要一环。对于这一时期重庆城市现代化进程来说,既有具体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更包括观念、理论以及管理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因此本文首先以“战时首都”时期都市设计的观念、理论与实践三个方面作为线索,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与一手史料的梳理,致力于还原“战时首都”重庆在这一时期都市设计的发展过程及其特征,并在其中找到推动重庆城市现代化背后的动力。其次,将研究置于更大的时空范围中,将都市设计战前的状况与战时的状况进行对比,展开对近代中国都市设计本体现代化的研究,厘清都市设计作为一门学科自身的转变。全文主体由三个部分,五个章节组成。第一部分是抗战爆发前全国层面都市设计发展历史过程的梳理;第二个部分是战前重庆都市设计状况与发展;第三部分则是“战时首都”时期重庆都市设计的发展与实践。其中第一部分独立为第二章,将我国近代都市设计放置于近代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大背景下梳理当时都市设计的发展状况与意义,并能更好的理解战前重庆都市设计的状况。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以观念、理论与实践三个切入点分别成章进行对比研究,第三章以观念为中心,分别论述战前与战时重庆都市设计观念及其转变与影响。第四章关注都市设计相关理论,包括具体都市设计知识与制度两个方面,梳理重庆近代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并对其中的问题进行分析。第五章从城市划界-空间格局建构-城市功能建设三个方面的转变以及战后编制的《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来梳理都市设计实践的变化及其问题。第六章为结论,首先将都市设计发展过程纳入整体现代化框架下进行分析,得出其转变过程;其次对重庆都市设计的特征与困境进行讨论,为理解都市设计、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的本质以及为未来重庆城市发展提供一个可能的方向。

二、剖析蒋介石地方自治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剖析蒋介石地方自治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2）1944—1947年中国共产党省自治主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西北干部训练团研究（1939-1945）（论文提纲范文）

（4）《建设研究》杂志及其作者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民国时期黔系军阀研究（1912-1935）（论文提纲范文）

（6）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关于内蒙古民族自治问题的争论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7）抗战时期桂林报纸时论中的“抗战建国”主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9）民国时期陕西保甲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战时首都”时期重庆都市设计的观念、理论与实践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四、剖析蒋介石地方自治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2]1944—1947年中国共产党省自治主张研究[J]. 张维达. 苏区研究, 2020(04)
• [3]西北干部训练团研究（1939-1945）[D]. 王龙.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4]《建设研究》杂志及其作者群体研究[D]. 黎少敏.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
• [5]民国时期黔系军阀研究（1912-1935）[D]. 张春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6]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关于内蒙古民族自治问题的争论探析[J]. 杨思机. 近代史研究, 2020(02)
• [7]抗战时期桂林报纸时论中的“抗战建国”主张研究[D]. 罗玮珣.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8]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9]民国时期陕西保甲制度研究[D]. 王大涛.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10]“战时首都”时期重庆都市设计的观念、理论与实践初探[D]. 赵晨至. 重庆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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