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医学科研成果的推广运用与知识产权保护（论文文献综述）
孟申思[1]（2021）在《高校技术转移本地实践破解转移障碍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认为自《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以来,国家与地方出台了大量法律法规与政策意见,意图助推成果转化,但实际效果难孚预期。其中,管理复杂性与政策变动频繁、资源供给不足与配置效率低下、商业逻辑与学术文化冲突等问题依然严重阻碍转化效率。表现在结果上就是转化规模与转化收益并未产生显着变化,科技成果转化中长期存在的固有矛盾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如何破解技术转移障碍,提高技术转移绩效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目前,部分高校建立了有利于成果转化的新制度与新组织,开展了多元化技术转移本地实践,破解了部分技术转移障碍,技术转移绩效明显提高。然而,这些尝试相对分散,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化与理论化探讨,深入探究技术转移本地实践的概念内涵、具体形式、作用机理与影响效果。本研究围绕“高校技术转移本地实践如何破解技术转移障碍,提升技术转移绩效?”这一问题,首先,根据理论发展脉络对高校技术转移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接着,选取四所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与组织建设成就突出的高校,采用多案例研究,回答高校如何响应国家政策,应对多重使命冲突,平衡科学研究与技术转移,实现稳健发展;然后,选择代表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最高水平的若干所高校,使用扎根研究方法,阐释我国技术转移本地实践的内涵并揭示本地实践破解转化障碍的作用机理;最后,通过研究假设推演,阐明技术转移本地实践提升转移绩效的过程机制,借助面向高校的大样本实证研究,检验“技术转移本地实践—障碍规避—技术转移绩效”的理论模型,揭示不同本地实践间的系统化关联,解释不同技术转移本地实践对绩效影响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本研究得到以下五个主要结论:（1）高校在制度安排上普遍采用同构策略,意在获取和维持合法性,实现组织稳健发展;在组织设计上采用异构策略,根据战略导向、历史沿革、资源禀赋,设计不同结构特征的技术转移生态系统,以协调高校的多重使命,服务高校战略发展;（2）内部管理简化是提升技术转移绩效的重要本地实践;（3）外部网络构建对提升技术转移绩效作用有限;（4）边界跨越是提升技术转移绩效的重要本地实践;（5）障碍规避在技术转移本地实践与技术转移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本研究主要贡献于以下三个方面:（1）立足政策响应,探究高校如何在制度与组织上响应“三权”下放的政策变革,拓展高校响应环境压力研究。（2）采用整体视角,剖析技术转移生态系统的构成主体与结构特征,丰富技术转移生态系统研究内容。（3）构建“技术转移本地实践—障碍规避—技术转移绩效”的理论模型,从微观层面剖析三者的因果联系并验证三种本地实践的作用效果,深化高校技术转移研究。
吴爽[2]（2021）在《网络时代科学活动的变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科学交流不断获得新的工具和平台,传统的科学活动正面临更开放的环境,并可能引发整个科学系统的变革。Science 2.0让个体研究走向在线协作,使成果交流变成互动探索,成果刊布也由纸媒传播走向即时在线,全面提升了科学交流的时效性和广泛性。科学活动因互联网的发展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变革,传统的科学运行机制也逐步面临新的挑战,包括:科学活动过程出现新变化、科学成果发布呈现新趋势、科学成果传播面临新问题,科学评价机制迎接新挑战。进入互联网时代,科研主体走向了多元化的线上研究模式。一方面,网络时代开创了基于大数据的协同研发的新模式。大小科学的在线重构使得知识和信息实现广泛的交融,网络所搭建的共建和共享平台不仅实现了大科学项目资源和平台的共享,同时,分散在各地的小科学实验装置和数据也被系统地集成和聚合。此外,专门的数字馆藏还有云存储的出现不仅有助于解决海量数据存储的新难题,云计算管理技术与深度学习相关软件的开发也为大数据的在线并行分析和智能处理提供了新路径。这一科研模式的转变促使在线协作成为常态,有利于在海量数据中发现和挖掘新的知识和规律,有利于科学研究从部分走向整体,同时加强了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另一方面,网络时代引领人类科学活动走向即时交流与全面协作的新时代。多元化的网络互动式平台将促使科学走向广泛而密集的合作,尤其是在线平台使众多学者的即时交互成为可能,这就意味着科学家可以通力合作,潜能得到最大的发挥,从而更高效地推动科学的进步。同时,在线科研的众包模式将最大化激发公众全面参与科研创新的热情。总之,网络实现人与人、人与信息、人与仪器的相互关联使科学活动走向全面开放与合作。在网络时代,科学成果发布平台的多样性和发布内容的丰富性逐渐推动学术出版走向开放、高质、高效,基于网络本体的成果发布方式将成为未来科学交流的核心。首先,网络预发布平台已在一些学科渐成新规,不仅对论文成果发表的时效性有质的提升,同时解决了纸质预印本的众多技术难题,对传统首发权的确认机制发起了挑战。其次,开放获取期刊打破了传统科技期刊的垄断僵局,将在实践模式和运营机制上推动出版体系的变革和重塑。社交网络平台的盛行和盗版网站的搅局更是扰乱了现有发表规则和格局,倒逼出版商积极适应开放获取的新形势。这些都将促成所有学术成果实现免费开放与共享,从而进一步突破传统交流体系的障碍。最后,网络技术的提升会促使科学交流体系的各个功能的在线重构,网络本体发布的新模式不仅意味着科研全程的在线呈现,人人皆可随时随地发表,同时,也要时时都能得到评论和反馈,又有精准、迅速的过滤机制和个性化的推荐服务。基于网络的发表模式和传播方式仍在摸索当中,但我们已经遇到了开放获取的路径偏差、优先权的判定疑难、评审机制的频频失效等难题。第一,开放获取在实践知识共享的理念过程中更着重于免费阅读文献导致其在制度设计、服务路径和运营模式方面都面临着困难,所以有必要重新审视科学出版体系的各个功能及其价值,包括:权威的筛选机制、持续的认证过程,和对读者提供个性化的搜索引擎服务,从而在技术变迁中实现这些功能和服务的优化升级,构筑更加合理、高效、健康的学术出版体系。第二,科学活动全面开放、即时共享,由此必将引发科学发现优先权和知识产权的一系列新问题。首先是优先权的判定将由以科研成果为主转向关注整个研究过程,随着科研主体的不断变化、科研过程的全面开放,优先权归属面临新的判定难题,需要重新考虑划分标准和判定规则;其次是优先权确认机制的变化,由于科研成果发布方式从传统媒介向在线网络转移,传统的以纸质媒介为主要依据的优先权确认机制亟待更新。第三,科学信息的自由发布和科研的全程在线必然导致现有过滤机制遭受全面危机。一方面,网络同行评审机制依然作为评判在线科研成果价值的主要手段,但要充分利用网络的即时性和有效性对其改造升级。另一方面,科学信息呈现多元化已经超过了传统过滤器的范围。实现信息流聚合和过滤的前提是面向整个科研流程的生态系统的构建,在此基础上,结合替代指标体系和定性化评论,从而提供个性化的搜索引擎服务,使得科学信息得到高效地利用。基于传统出版体系所构建的科学评价体系和奖励机制使科学难以实现媒体转换历史惯性的突破。传统学术评价体系依然局限在对论文的成果鉴定方面,不仅如此,正以一种扭曲的科研生态价值导向阻碍着科学朝向更开放、更多元的交流文化而发展。所以打造一个适应网络环境的评价体系势在必行。替代计量学旨在多元科学度量标准的开发和应用,不仅评价对象多元化,可以识别并衡量学术成果的新形式,同时影响力的范围也被拓展了,除了全面衡量学术影响力,还包括科学成果对整个社会影响的潜力。不过作为促进开放科学的关键因素,现阶段的发展依然还集中在论文级别的影响力的架构,并未真正开启向开放科学的过渡评价指标的构建,还需要以开放科学愿景和框架进行补充。随着替代指标的开发和成熟,势必就要改变激励结构,纠正失调的激励机制。通过全面地考虑研究人员的产出,我们将走向一个更有用和更灵活的学术交流系统,这也是未来科学活动走向更加开放、进行全程协作的基础。
李保平[3]（2020）在《中国履行《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名古屋议定书》关键问题研究》文中认为《生物多样性公约》于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并于1993年12月正式生效,是全球最重要的多边环境公约之一。《公约》确立了三大目标,即: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公平公正地分享因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名古屋议定书》是专门针对实现第三个目标而缔结的具体协议。《议定书》规定了利用方获取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应得到提供方的“事先知情同意”,并在“共同商定条件”下与提供方公平公正地分享因利用此等资源而产生的惠益。惠益可包括适当转让技术或提供资金等形式,亦应顾及遗传资源和生物技术的所有权问题。《名古屋议定书》生效后,各缔约方通过立法、行政或政策等措施积极履行公约义务。由于国情和体制的差异性,中国在履行《议定书》时遇到较多的“水土不服”问题,至今尚未建成有效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体系。本文通过系统梳理《议定书》条款,结合中国实际,识别出当前亟待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1）法律术语“土着和地方社区”在中国的理解和应用。（2）如何实施不同权属类型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3）中国如何协调与《议定书》相关国际文书的关系。解决好上述关键问题有利于我国的履约工作。本研究选取了湖南、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作为研究区域,通过民族生态学田野调查,运用多学科交叉、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等方法,比较研究了壮族、瑶族、毛南族等少数民族社区与“土着和地方社区”特征的异同,构建了“土着和地方社区”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湖南保靖黄金茶、广西桂林罗汉果等案例进行实地调研和专利审查,探讨了不同权属类型的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模式;通过对广西参与式玉米品种选育、瑶族传统医药知识等案例的实证研究,探讨了在履行《议定书》过程中如何协调与其他相关国际文书的关系,并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果如下:1、法律用语“土着和地方社区”在中国的理解与应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8（j）条提出了“土着和地方社区”的概念。《名古屋议定书》关于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很多核心条款都涉及到“土着和地方社区”,特别规定了使用方在获取“土着与地方社区”的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时,要征得“土着与地方社区”的“事先知情同意”,并与“土着与地方社区”公平分享惠益。因此,中国履行《名古屋议定书》必须首先要解决“土着和地方社区”的概念及在中国的适用范围。本文在词源和法律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提取了国际“土着和地方社区”的基本特征,研究了中国少数民族与“土着与地方社区”的特征异同,建立了“土着与地方社区”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社会、经济、文化和资源环境等4个一级指标,世居性、自我认同、自治权、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等11个二级评价指标及15个辅助量化指标。利用此评价体系与我国广西壮族（马山和那坡县）、瑶族（金秀县）和毛南族（环江县）的基本特征进行比较分析,发现由于广西各少数民族的发展现状差异较大,壮族除黑衣壮支系和地方社区,总体上已不具有“土着与地方社区”的特征,瑶族在地方社区水平上保持了“土着与地方社区”的特征,毛南族在社区水平上保持了“土着与地方社区”的基本特征。由此得出:在履行《名古屋议定书》而辨别少数民族是否具有“土着和地方社区”特征时,不能对整个民族而论,而应以具体的地方社区作为评估单元。这将为我国在履约过程中应对由“土着和地方社区”概念带来的难题,有效实施公约重要条款提供技术支撑。2、不同权属类型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名古屋议定书》规定了适用于获取与惠益分享的遗传资源应是此种资源的原产国或已履行公约而合法获取此种资源的国家,具体如何实施取决于原产国的法律规定。因此,需要进一步追溯和明确遗传资源的原始提供方,以确定遗传资源的权属主体,进而确保遗传资源的原产地提供方能够分享惠益。本研究在分析公约规定和我国相关法律文本的基础上,探讨了遗传资源的权属理论和实际权益应用等问题。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三种遗传资源的原产地类型,探讨了各类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应用模式:（1）原产地社区明确。在原产地社区可认定的情况下,可由该遗传资源的原产地社区代表直接与利用方进行获取与惠益分享的谈判。利用方在获取并利用该类型的遗传资源时,应事先征得社区及其代表的知情同意,然后双方在信息对等的前提下共同商定条件,通过合同或协议的形式分享因开发利用此种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2）原产地社区不能明确。在原产地范围较大（如超出乡域或县域）而不能确定遗传资源具体地方社区的情况下,可由遗传资源的原产地当地政府指定遗传资源主管部门（环保、农业、林业、中医药等）作为具体的权属主体代表履行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相关程序。利用方在获取并利用此类遗传资源时,应与地方主管部门在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的原则下公平惠益分享,惠益可用于辖区内该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3）遗传资源具有多个原产地。对于一种遗传资源在多个省份拥有原产地的情况,可由原产地的省级政府作为权属主体代表。涉及国外客体时可由国务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等）作为权属主体,直接履行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相关程序,惠益可作为生物多样性基金用于促进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3、不同权属类型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规定了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持有方应为维持传统生活方式的“土着和地方社区”。《名古屋议定书》要求土着与地方社区有效参与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过程,并确保“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原则的实施。我国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类型众多,权属复杂,在履行《名古屋议定书》时将面临严峻挑战。本研究旨在梳理传统知识的不同类型,在相应权属特征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公约的相关要求,研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传统知识的获取与益分享模式:（1）来自于土着和地方社区的传统知识。当获取的传统知识来自具有“土着和地方社区”特征的少数民族地方社区时,当地的少数民族社区应作为该类型传统知识的权属主体,对该类型的传统知识享有共同产权。利用方在获取并利用此类型的传统知识时,须在当地少数民族社区的有效参与下,遵循“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等原则和程序,与当地社区签订“获取与惠益分享”协议合同。（2）来自非土着和地方社区的传统知识。这类传统知识来自不具有“土着和地方社区”特征的地方社区,或者来自个人和家族,或者来自其他收集、保存和使用单位,其权属主体可以是个人、集体社区、单位机构或者国家。对于权属主体为个人、家族和地方社区的,可参照“土着和地方社区”的模式,与传统知识的实际持有人进行惠益分享;对于权属主体为单位机构、国家或者权属主体不能确定的,应由国家指定相应的权属组织代表行使获取与惠益分享的权利。（3）文献化的传统知识。这类传统知识在历史上由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如《本草纲目》等经典药方知识,多数已无法追溯来源及权属,成为国家瑰宝。当国外利用方获取并利用此类传统知识时,国家可指定相关主管部门（如中医药管理局等）作为权属主体实施“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制度条款,并对国外使用的情况进行追踪和监管,将应得惠益用于对中医药传统知识等的保护和传承。4、协调相关公约之间的关系除了《名古屋议定书》,其他一些国际文书也涉及到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在这些公约或协定中,有些与《议定书》的原则相一致,有些与《议定书》并不完全一致。中国是这些公约和协定的缔约方（少量为观察员）,并由国内不同的政府部门牵头履行。然而,在各自履行相关国际公约和协定时,部门政策和相关行动可能会出现不协调的情况,这将影响国际义务的履行,并有损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此,本研究梳理了主要相关国际公约或协定的目标和要点内容,以案例研究的方式分析了“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冲突及协同增效途径。如以广西参与式玉米育种为案例,探讨了新品种保护制度中产权主体分配存在的弊端,针对植物新品种制度中的社区主体产权失衡,提出了产权主体重构的建议;以广西瑶族传统医药知识保护为例,分析了现代知识产权体系对传统知识保护的局限性,提出构建传统知识的特殊保护制度等建议。并以履行相关国际公约和协定时出现的问题,提出履约的协同增效模式和建议。综上,本文运用生态学、民族学及法学等多学科交叉方法,针对中国在履约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研究。首次构建了适合国际概念和中国国情的“土着和地方社区”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以少数民族具体社区作为“土着与地方社区”的评估单元,有效避免了以单一民族作为评估单元造成的履约困难,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实际应用价值,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实施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创造了条件,也为国家能够全面有效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提供了技术支撑。此外,本文提出的遗传资源信息权、实物财产权等遗传资源权属理论,不同类型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模式可为国家和地方生物多样性立法、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
陈茫[4]（2021）在《面向高校科研创新的图书馆智能服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国家创新体系中高校科研创新地位举足轻重,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高校科研创新过程变得更具复杂性和时效性,科研人员对于科研所需的知识需求也日益强烈,而从图书馆获取所需的科研知识资源和专业的科研服务支持,是实现科研创新的有效手段与重要途径之一。当前,智能服务的需求和情境正成形成,并将成为未来发展的新方向。面向高校科研创新,目前国内外一些着名的高校图书馆正开展智能服务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应用;然而,在图书馆智能服务的开展过程中,却存在着服务联系松散、服务推进缓慢、服务效果不佳等诸多问题。那么,面向高校科研创新的图书馆智能服务过程具体是什么,是什么推动着图书馆智能服务的有序推进?有哪些关键影响因素,相关影响因素之间如何相互作用?能否对其过程进行有效的模拟仿真?这些研究问题亟待深入的展开研究。本文围绕图书馆智能服务展开相关理论研究,对于完善图书馆知识服务理论,提升图书馆智能服务效果,促进高校科研创新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首先,运用多案例研究的分析方法,构建了面向高校科研创新图书馆智能服务过程机理模型,从人的智力支持、智能服务技术支持、知识交互等方面,揭示了图书馆智能服务各要素间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该图书馆智能服务过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过程中有其核心的服务需求与服务内容,并构建了该图书馆智能服务过程机理模型;其中,人的智力支持、智能服务技术支持、知识交互等方面各要素间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性和规律性,且彼此关联和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该服务的有序进行。其次,运用扎根理论的质性分析方法,构建了该图书馆智能服务的关键影响因素模型,识别并揭示了该图书馆智能服务的关键因素构成与作用路径。研究发现:通过深度访谈分析共获得27个概念范畴,并汇总形成了知识服务资源、科研服务参与、智能服务感知、科研服务需求、服务应用动机、智能技术体验、服务科研效果等主范畴;其中,智能服务感知和智能技术体验等是新变量。该模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识别为后续实证分析奠定理论基础。接下来,运用结构方程的定量分析方法,基于上文识别的关键影响因素,构建了相关的研究假设与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并揭示了各关键影响因素对于服务科研效果的作用影响。研究发现:知识服务资源、科研服务参与、智能服务感知、科研服务需求、服务应用动机、智能技术体验等,对服务科研效果存在显着正向影响;而服务应用动机和智能技术体验等是重要的中介变量。该模型的实证分析为揭示关键影响因素的复杂作用关系提供了证据支持。最后,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模拟仿真方法,构建了面向高校科研创新的图书馆智能服务过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刻画和揭示了该服务系统内部的动态结构、运行趋势与反馈回路等。研究发现:该服务系统有其特有的系统构成、系统特性、建模目的、模型边界和因果反馈回路等;在服务开展初期,服务主体位于较高的知识位势,利用智能服务技术支持提升服务科研效果;而服务主体的知识存量、科研人员的知识存量、智能服务技术支持等是系统运行的关键变量。本论文探究了面向高校科研创新的图书馆智能服务这一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的新课题。揭示了面向高校科研创新的图书馆智能服务过程机理;构建了面向高校科研创新的图书馆智能服务关键影响因素模型,识别、揭示并验证了各关键影响因素对服务科研效果的作用影响;构建了面向高校科研创新的图书馆智能服务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了面向高校科研创新的图书馆智能服务过程中知识交互,为图书馆智能服务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借鉴。
王俊霞[5]（2020）在《中美技术创新扩散因素比较及效应测度研究》文中认为作为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科技、文化、金融、军事等领域均独占鳌头。美国经济的遥遥领先,在很大程度取决于技术的领先地位。美国不仅重视科学技术发明和创新,而且拥有最健全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科学技术促进了美国制造业的发展,而制造业的发展促进了科技成果向生产领域的转移,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高效率的技术创新扩散的过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突飞猛进,已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二位。同时,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快速推进,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加强,正处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阶段。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与美国等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特别是我国技术创新与生产之间的衔接紧密程度还远远不足,先进技术在技术创新的源头与接收地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传播存在瓶颈,阻碍了技术创新的扩散,而这也是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在此背景下,通过借鉴美国的技术创新扩散状况,对中美技术创新扩散进行对比,分析我国技术创新扩散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对于我国提升技术创新扩散成效,促使科技与生产紧密衔接,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在对技术创新扩散理论及扩散机制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构建了技术创新扩散的测度模型及指标体系,就中美技术创新扩散模式、影响因素、扩散效应进行了系统比较;采用主成分回归方法对比研究了中美技术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就中美技术创新扩散效应进行了研究;最后结合研究结论,就促进我国技术创新扩散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论文共由8章构成,主要研究内容如下:一是系统梳理了技术创新扩散理论及扩散机制。在对国内外有关技术创新扩散的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论文的研究概念进行了界定;构建了包括扩散源、扩散途径、扩散接受地以及扩散环境等四个组成部分的扩散系统,深入剖析了以人、物、资本、网络、中介机构等为载体的多种扩散途径;对技术创新扩散效应进行了界定,并归纳了影响创新扩散的环境因素。本部分内容是论文研究的基础理论部分,为后文实证分析与测度提供理论基础。二是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就中美技术创新扩散的模式、影响因素和成效进行了系统的对比分析。分别以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及美国的大学、联邦实验室等为代表,分析中美两国技术创新扩散模式的不同特点,并归纳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从政策环境、资源保障、中介服务等方面,探讨了影响中美两国技术创新扩散的不同因素;从专利申请量、科技成果转让、科技期刊论文等角度,比较分析了中美两国技术创新扩散的成效。本部分的分析,有助于掌握中美两国在创新整体环境方面的全貌。三是采用主成分回归方法,就中美技术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本部分构建了包括创新投入、科技成果、科技中介、信息技术服务、政策支持等5个方面12个指标的指标体系,分别从中国、美国及中美对比等三个角度,就技术创新扩散的不同因素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根据实证结果,探讨分析了导致同类因素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四是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就中美之间主要是美国向中国的技术创新扩散效应进行了测度。本部分选取了贸易与投资、中美差距、经济环境、科技环境、吸收能力、基础设施、政府政策等7个潜变量共18个观测变量作为自变量,采用经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内生潜变量,基于22个省份11年的面板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研究。在选取指标时,特意考虑了美国与我国22个省份的进口贸易额、出口贸易额、FDI、经济差距、技术差距等5个能够反映美国向中国技术扩散的指标。具体模型上则分别构造了单项因果关系的递归模型、存在间接反馈关系的非递归模型进行研究。本部分的研究,深入研究与剖析了美国向中国进行技术创新扩散效应,为最终提出有针对性政策建议提供基础。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研究视角的创新。对中美之间的技术扩散现有研究关注较少,本文从中美比较的视角,研究中国和美国的技术创新扩散。并收集全国22个省份与美国进出口贸易和来自美国的FDI的数据,再综合考虑影响技术创新扩散的其他因素,以表示技术进步率的全要素生产率为因变量,测度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创新扩散的效应。（2）研究方法的创新。现有的国际技术扩散的研究多建立计量模型,本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划分为递归模型和非递归模型,对于美国向中国的技术创新扩散进行测度,对模型中各个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路径分析,拓展了结构方程模型的应用领域。（3）影响因素的考虑更为综合和全面。在主成分回归分析部分,构造了包括5个方面共12个指标所构成的指标体系;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部分,基于中国作为扩散接受方的视角,构造包括7个外生潜变量,18个观测变量的自变量指标体系,研究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创新扩散效应。（4）本研究对中美技术创新扩散的研究更为系统。本文对中美的技术创新扩散从多角度进行了系统研究,首先,是基于国家层面通过对中国和美国扩散因素、成效以及模式的比较分析,总结两国技术创新扩散的优势和劣势,以发现中国在技术创新扩散方面的不足;其次,是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中美技术扩散的效应进行测度。
李凤营[6]（2020）在《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绩点管理模式改进研究 ——以B大学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引领和重要动力。地方高校在普通本科高校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科研绩点制管理模式因其较强的可操作性和能够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科研环境,受到地方高校的普遍认可,在地方高校中得到了广泛使用,在科研管理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因过分量化导致了不利于科研团队的形成、科研功利化、违背科研规律等现象的产生。这就亟需建立一种新型科研管理模式来适应地方高校科研工作的发展。为了使本文的研究建立在牢固的根基上,本文对所涉及的地方高校、高校科研、高校科研质量、高校科研质量管理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分析了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的主旨、结构、功能等,提出了以五大理念为导向,坚持以人为本,以全面质量管理为工具,建立了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体系。并针对上述管理理念,提出了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创新思路,分析了科研绩点的内涵与特点、科研绩点与科研工作量的关系等内容。为了掌握获得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的现实情况,本文采取案例研究的方式,通过对B大学绩点制科研管理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索地方高校绩点制科研管理改革的可能方向。首先以B大学为个案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分析了地方高校B大学科研质量管理历程的基础上,概括了B大学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的实施宗旨、实施过程、保障措施,并结合B大学部分院系的调研,利用科研成果数据对比了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实施前后的效果,对B大学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实施进行了灰色关联分析,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发现了B大学绩点制管理科研模式实施后的成效,发现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很大程度上提升了B大学的科研质量,整体上说是科研质量管理的可行方向。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影响高校科研管理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当前绩点制科研管理模式做出改进。基于这一定位,本文通过编制、发放、回收问卷等程序,按照从宏观影响因素、微观影响因素、环境影响因素对问卷结果进行了统计,通过对统计结果的分析进一步探寻B大学实施绩点制科研管理存在的问题,集中表现为重数量轻质量、不利于科研团队形成、违背科研规律、科研全过程管理不到位、科研环境不理想、科研与人才培养脱节、不能持续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等,为改进绩点制科研管理模式提供了方向。本文提出建立科研绩点银行制管理模式以解决地方高校实施绩点制科研管理存在的上述问题,相应地对科研质量管理的绩点银行制模式的生成、科研质量管理的绩点银行制理论模型和科研绩点银行模式的组织结构进行了论述后,具体对操作层面内容进行探讨。包括科研绩点认定方法的有效改进、建立科研绩点银行的运行机制、科研绩点银行环境的保障三个方面内容。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共同建立了科研绩点银行制科研管理模式。
舒茜[7]（2020）在《中药标准化的问题与对策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健康理念的传播,人们由以前追求温饱的生活理念转换为追求健康高品质的生活理念,中国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对健康生活理念的追求更为迫切。世界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如空气污染、水污染、生态环境恶化、传染性疾病高发等问题,人们对健康需求加大,而中药具有使用方便、预防保健的特点,因此,中药成为人们追求健康保健的首选产品,中药产品的需求量大大增加。据统计,全球有超过80%的人口使用过中药。这股热潮给中药行业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亟需中药标准来保障中药产品的质量,为中药行业持续发展保驾护航。中药是我们优秀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积淀了丰富多彩的学术内涵,形成了独特的东方医学体系。纵观中医药的发展史,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到现在的《中国药典》、《药品管理法》,自始至终都蕴含着标准化思想。中药标准化有利于提高中药学术水平,推动中药继承创新,保持中药特色优势,规范中药管理,保障中药服务质量安全,促进中药走向世界,在中药事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中药国际化、现代化的实现必然离不开中药标准化的实现。从第一版《中国药典》颁布开始,我国的中药行业更加规范化,出口销量迅速增加,但是我国现行的中药标准化体系不够完善,存在多头管理和人才队伍质量不高等问题,已严重制约了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发展,完善中药标准化迫在眉睫。本文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和数据,运用统计分析法和对比研究法,分析了中药标准化的发展背景和现状,认为我国在政策方面加强了对中药标准化工作的重视,在标准制定修改方面,不断对中药标准进行完善,在中药国际标准化方面,积极参与中药国际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同时也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标准管理不协调,标准推广和应用不充分;二是标准交叉重复,标龄老化,更新周期时间长;三是标准研究乏力,专业性人才匮乏;四是中药标准西化严重,标准制定对中医药指导理论认识不足;五是中药标准体系不健全,中药质量标准不完善;六是缺乏国际认可的中药标准,与国际市场脱节;七是中药标准化与知识产权保护的产生冲突。通过对国内中药标准化体系和欧盟、美国的植物药标准化体系进行介绍,发现我国在植物药质量标准、注册标准等方面与国际上存在差别,分析发达国家中药标准化建设经验,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借鉴欧盟和美国植物药标准制定和实施经验,完善我国中药标准;二是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强国家层面的对话与合作;三是积极参与中药国际标准制定活动,努力与国际标准接轨;四是发挥中药企业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的作用,提高企业参与度;五是研究中药产品海外注册政策,提高中药产品海外注册能力,以此寻求对我国中药标准制定和相关制度完善的经验。对于完善我国中药标准化工作的思考,笔者提出要立足于国内中药标准化和监管现状,通过介绍天士力集团国际化和同仁堂集团知识产权保护的成功经验,建议企业方面应加强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科研成果向标准转化地能力;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提高中药质量标准;以市场需求为中心,打造知名品牌;政府方面应明确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中药标准与相关制度的衔接,给与政策支持和法律保护,同时加强管理和监督,积极宣传和推广;最后提出中药标准化要与知识产权协同发展。
姚科敏[8]（2020）在《习近平科技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习近平科技观,对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研究,为实现新时代科技融合发展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提供理论指导,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正确处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世界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综合法、系统研究法,在界定习近平科技观含义的基础上,探讨和论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主要内容,研究和阐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界定和探讨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是研究习近平科技观的一项奠基工作。习近平科技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科技全球治理观等方面。从思想渊源看,习近平科技观既吸取了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古今科技思想中有益的成分,做到了中西结合、古今贯通,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思想渊源。从理论基础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为习近平科技观提供了科学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科技观形成于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知识的持续积累大大推动了全球财富的增长、颠覆性科技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范式、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愈加凸显的国际背景下,形成于中国科技事业迅速崛起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的国内背景下。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萌芽阶段（1969年—1982年）、初步形成阶段（1982年—1993年）、形成轮廓阶段（1993年—2012年）和丰富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习近平科技观具有创新性、人民性、时代性、前瞻性、开放性、保障性等基本特征。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和科技全球治理观。其中,科技创新观是核心,科技体制改革观是动力,科技战略观是统领,科技人才观是关键,科技伦理观是保障,科技全球治理观是条件,上述六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逻辑整体。习近平科技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在于:习近平科技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其现实意义在于:习近平科技观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姚程[9]（2020）在《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问题研究 ——基于制度与科技创新关系的视角》文中提出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在实现科技创新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部分领域开始领跑的历史性跨越。在为取得巨大成绩而欣喜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目前在科技创新能力与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探寻问题产生的根源无疑是提高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与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关键所在。创新型人才是科技创新活动的能动主体,创新型人才所投入的人力资本即本文所论的创新型人力资本,显然是科技创新活动中的核心要素,而科技经费、科技设备等物质资本则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物质基础。考察中国科技创新的现状,科技人力资源与经费投入已分别排名世界第一、第二位,可以说中国在科技创新中投入了大量的创新型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但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却仍然存在不小差距。导致这种背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科技经费投入不合理、使用效率有待提高,等等。不过,基于创新型人力资本是科技创新活动中的核心要素,最关键的原因还需从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方面去分析。创新型人力资本使用效率的影响因素,当然需要结合主客观两方面去探讨,但主客观因素结合的最终反映,则是创新者从事创新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创新者从事创新活动的行为选择,毋庸置疑受到制度的制约。从产权制度看,中国对于科技创新的成果保护,已经形成了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系列制度,如专利法、商标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等等,但是对于科技创新活动主体即创新型人才的人力资本产权却迄今都未立法予以明确。虽然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通过人才流动、人才激励等方面的改革,破除原有的体制机制障碍,科技人才拥有其自身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产权已然得到默认,他们也可以自主创业或自主选择就业单位,即原则上享有自身人力资本的使用权、转让权。并且,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收益权原则上也依法得到保护。然而,由于缺失健全完善的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方面难免存在体制机制障碍,也因此影响到中国科技领域创新活动的效率和持久性。若进一步从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的特点看,由智力、知识决定的科技创新主导生产力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创新型人才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加之各国科技竞争中的成败得失都与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息息相关,因而促进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需求必须包括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有鉴于此,对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问题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理论界不容回避的责任,故笔者选择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问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期望能对此问题的研究略尽绵薄之力。本文总共分为十章,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导论。说明研究背景、提出研究问题并阐明所研究问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梳理与评述相关研究的现状,论述本文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二章,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阐述本文的相关理论基础:制度、产权、人力资本以及创新理论;界定本文的核心概念:制度、科技创新、人力资本产权;构建以提出问题——明确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一般理论分析——联系中国实际的分析——解决问题为分析路径的研究框架。第三章,对制度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一般理论分析。首先,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制度、科技创新的所属范畴;其次,分析制度对科技创新的作用;再次,分析科技创新对制度的作用;最后,考察科技创新领域制度安排的非平衡性。第四章,分析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依据与原因。首先,分别从哲学与经济学视角为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进行理论溯源;其次,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原因,并说明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协同作用。第五章,人力资本产权及其实现内涵。首先,对人力资本产权的本质、内容、属性、功能进行一般性探讨;其次,分析人力资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实现的内涵。第六章,基于中国实际来分析科技创新与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内在关系。首先,通过现阶段中国科技创新活动的总体情况与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分析中国科技创新的现状;其次,围绕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来分析中国现阶段科技创新领域存在的问题;最后,分析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中国现实,揭示其与科技创新绩效的内在关联。第七章,分析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改革方向与绩效。首先,分别从创新型人力资本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实现的视角对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改革方向进行分析;其次,分析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深化改革的绩效。第八章,美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经验及其启示。评述美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实践与经验,得出美国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第九章,提高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程度的思路与建议。在给出提高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程度思路的基础上,提出提高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程度的相关政策建议。第十章,给出研究结论和研究展望。通过研究,本文获得如下主要结论:（一）制度与科技创新之间存在内生动态关系。制度与科技创新关系的实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在科技创新领域内的表现,制度通过规范与约束功能、激励功能、调节功能三方面作用于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对制度的产生、变迁、消亡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制度必须随着科技创新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革以适应科技创新发展的新要求,如此才能对科技创新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二）人力资本作为财产权对象是一个符合理论和现实的命题。马克思、卢梭、康德等哲学家的财产权利理论能为人力资本产权的合理性提供哲学依据,而斯密、凡勃伦等经济学家的经济学思想与理论能为人力资本产权的合理性提供经济学依据。而人力资本凝结了人类的劳动,且具有生产性、稀缺性、异质性与创造性,以及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时代需要等,使得人力资本不仅作为重要的经济资源而且作为财产而客观存在。并且,人力资本产权与知识产权有着显着的不同,人力资本产权涉及了科技创新投入产出的整个链条,与科技创新有着更为全面的密切关系,因此有必要建立健全完善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三）人力资本产权是包含所有权、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在内的权利束,具有排他性、自由支配性、可转让性和可分割性等产权的一般属性,以及所有权不可转让、使用权不可能完全转让、权能的可控性、专用性等人力资本产权特有的产权属性。人力资本产权可以通过规范与约束功能、稳定预期功能、激励功能、资源配置功能等作用于经济活动,而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对经济行为的选择取决于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程度。人力资本产权实现包括人力资本所有权、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的实现,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程度与人力资本使用效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提高人力资本使用效率的关键就在提高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程度。（四）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不断完善了科技体制与国家创新体系,科技创新水平实现了显着地提升,不少领域的科技创新水平进入了世界前列。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科技创新能力、科技成果转化与科技人才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很大原因在于缺乏健全完善的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影响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程度,从而抑制了创新型人力资本在科技创新活动中配置、使用的效率。（五）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有利于科技创新绩效的提高。尽管中国尚未明确提出健全完善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来促进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但近年来中国在人才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措施都已经无形中指向了促进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通过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程度的提高,中国科研人员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提高了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进而促进了专利产出数量、专利与论文质量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程度的提升。进一步深化改革需要明确提出健全完善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的目标,以为中国的科技创新以及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实现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1）论文明确提出了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命题,不仅通过对哲学、经济学两大学科若干经典文献的梳理,为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理论依据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学术思想溯源,而且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了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原因,指出正是由于人力资本凝结了人类的劳动,且具有生产性、稀缺性、异质性与创造性,以及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时代需要,才使得人力资本不仅作为资源存在而且成为一种财产存在;而社会需要健全完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来规范人们之间的有关行为和调节人力资本权益关系,激励人们对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本从事生产活动,使人力资本的使用实现最佳效益,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其重要作用。（2）论文指出科技创新作为投入产出过程,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共同作用于科技创新,而人是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离开了人的能动性,科技创新无从谈起。但国际上有公认的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科技创新成果,以及物权法等来保护物质资本的权益,却对科技人才的人力资本产权缺乏完善的制度保护,现实中各国的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程度不一,原因正在于此。（3）论文分析了现阶段中国科技创新领域存在的问题,并明确提出从科技人才人力资本使用效率的角度来看,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健全完善的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从而导致创新型人力资本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实现程度的不足,并导致了创新型人力资本在科技创新中配置和使用的低效率。（4）论文对近年来中国有关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制度与政策进行了分析,以阐明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改革方向,并就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改革业已取得的成效:中国科技创新的绩效提升予以分析,进一步为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寻求了论据支撑。
张海龙[10]（2019）在《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对策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实现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我国在“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中,都明确的提出了要加快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并在“十三五”期间,确立了实现建立较为完整的生物医药创新体系的目标。目前关于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大多数学者对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路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诱导;市场集中度;产业集聚;产、学、研相结合发展模式等方面,忽略了产业发展的创新环境以及构建创新体系等关键问题,尚未在理论上找到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根本路径及对策。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第一,以监管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主要内容,阐明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创新保障体系的重要意义。第二,提出以政府为主导,构建医、产、学、研一体化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体系。在重视企业和科研机构建立良好机制的基础上,强调政府和医疗机构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行业监督,医疗机构作为生物医药的临床试验基地以及生物医药产品的主要消费市场,政府和医疗机构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本文在阅读中外文献基础上,对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现状和问题进行研究,明确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案例与实证分析,深入挖掘影响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及保障基础。在此基础上探索了以政府为主导,构建医、产、学、研一体化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对策。主要内容由以下七部分组成:第一,在理论上明确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基本内涵及主要目标。本文以供给侧改革理论、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创新理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实行供给侧改革的背景、内涵及意义,分析了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西方供给理论的发展,包括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和供给管理理论;在产业结构优化理论中,重点阐述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问题;在创新理论中,对技术创新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的本质问题进行了探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理论中,主要论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领域和发展趋势。其次,分析供给侧改革理论、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创新理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理论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之间的联系。第二,通过中外对比分析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现状及问题。首先,对生物医药产业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对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及特征进行介绍,重点分析了生物医药产业的特殊性,研究了我国各地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情况,与国外生物医药产业进行对比分析;最后,从政府政策、医疗机构、企业和科研四个方面,总结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第三,对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从政府、医疗机构、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方面分析影响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基于政府的角度,从监管制度、药品定价、伦理审查和知识产权四个方面,分析政府政策对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基于医疗机构的角度,从临床试验资源有限性、数据造假、机构定位不明确三个方面,分析医药机构对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基于企业的角度,从生物医药企业集中度和原始创新、产学研联盟三个方面,分析企业对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基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角度,从综合性高素质人才不足、科研成果转化率低,对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第四,对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从政府、医疗机构、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四个影响因素出发,运用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从政府政策的角度,主要选取利税、科研活动经费筹措额中政府投入资金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主要指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利税对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大。从医疗机构的角度出发,选取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主要分析变量,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对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影响显着。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分析企业不同生产要素投入对生物医药产出的影响,主要从土地、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四个方面的投入,得出R&D经费内部支出和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对生物医药制造业产出的影响较大,企业数量和技术创新投入对生物医药制造业产出的影响相对较小。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角度,选取有效发明专利数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主要指标,在生物医药成果转化阶段,有效专利数量对新产品销售收入起到促进的作用,并且影响程度呈现递增的趋势。第五,国外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模式及案例分析。主要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出发,对美国、日本和印度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模式进行分析,发现美国、日本和印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出台不同的产业政策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选取美国辉瑞制药、日本武田制药和印度百康三家公司作为案例进行剖析,探寻三家典型生物医药企业在产业政策引导下企业的发展路径。美国辉瑞制药、日本武田制药前期重视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大量资金,纷纷推出了“重磅炸弹”级别的新药,帮助其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在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主要通过海内外并购等手段获取新产品的专利权,同时也拓宽了自身的销售渠道,形成了研发、生产和销售完整的产业链。印度百康前期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仿制药的研发和生产,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和研发能力的增强开始转向对创新药品的研发。分析美国、日本和印度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经验对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借鉴意义。首先,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完善相关产业政策。例如知识产权体系和监管制度的建设。其次,从企业的角度出发,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与印度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要提高对生物医药产品研发的重视,强调技术创新的作用。第六,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创新保障体系。强调构建产业保障体系的必要性,搭建了保障体系的整体构架,以监管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主要内容,重点阐述保障体系的构建思路。从监管体系方面,研究了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监管现状和主要缺陷,提出了构建生物医药监管体系的重要意义。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方面,对国内外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进行了研究,分析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了完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议。第七,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医、产、学、研创新体系。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医、产、学、研创新体系的总构想,并提出以政府为主导的医产学研技术创新、政策创新和市场创新体系具体内容。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医、产、学、研创新体系,需要以政府为核心,从医、产、学、研四个着眼点出发,以技术创新、政策创新和市场创新为三条路径,以融资、研发、临床试验和投入市场为四个切入点,深入分析问题所在,系统提出解决方案。
二、医学科研成果的推广运用与知识产权保护（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医学科研成果的推广运用与知识产权保护（论文提纲范文）
（1）高校技术转移本地实践破解转移障碍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框架 |
| 1.3.1 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章节安排 |
| 1.4 可能的贡献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高校技术转移 |
| 2.1.1 高校技术转移定义 |
| 2.1.2 高校技术转移形式 |
| 2.1.3 高校技术转移模型 |
| 2.1.4 高校技术转移前因 |
| 2.2 技术转移本地实践 |
| 2.2.1 技术转移本地实践定义 |
| 2.2.2 技术转移本地实践形式 |
| 2.2.3 技术转移本地实践重要性 |
| 2.3 制度安排 |
| 2.3.1 所有权 |
| 2.3.2 收益权 |
| 2.3.3 处置权 |
| 2.3.4 其他制度安排 |
| 2.4 技术转移生态系统 |
| 2.4.1 技术转移组织 |
| 2.4.2 技术转移组织结构 |
| 2.4.3 技术转移组织与技术转移绩效 |
| 2.5 研究述评 |
| 3 制度安排与技术转移生态系统研究:探索性多案例 |
| 3.1 文献回顾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案例选择 |
| 3.2.2 数据收集 |
| 3.2.3 案例分析 |
| 3.3 案例描述 |
| 3.3.1 清华大学 |
| 3.3.2 浙江大学 |
| 3.3.3 同济大学 |
| 3.3.4 上海交通大学 |
| 3.4 案例发现 |
| 3.4.1 制度安排上的同构设计 |
| 3.4.2 生态系统上的异构表现 |
| 3.5 结论与讨论 |
| 4 技术转移本地实践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基于扎根理论 |
| 4.1 文献回顾 |
| 4.1.1 技术转移生态系统 |
| 4.1.2 技术转移本地实践 |
| 4.1.3 技术转移障碍 |
| 4.2 研究方法 |
| 4.2.1 案例选择 |
| 4.2.2 数据收集 |
| 4.3 案例发现 |
| 4.4 案例讨论 |
| 4.5 结论与启示 |
| 5 技术转移本地实践与绩效研究:障碍规避的中介作用 |
| 5.1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
| 5.1.1 内部管理简化与技术转移绩效 |
| 5.1.2 外部网络构建与技术转移绩效 |
| 5.1.3 边界跨越与技术转移绩效 |
| 5.1.4 障碍规避的中介作用 |
| 5.2 研究设计与变量测量 |
| 5.2.1 问卷设计 |
| 5.2.2 变量测量 |
| 5.2.3 小样本测试 |
| 5.3 样本描述与假设检验 |
| 5.3.1 样本数据 |
| 5.3.2 信度与效度检验 |
| 5.3.3 实证检验 |
| 5.4 研究发现与结论讨论 |
| 5.4.1 结论与讨论 |
| 5.4.2 贡献与启示 |
| 5.5 本章小结 |
| 6 总结、建议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理论贡献与政策建议 |
| 6.2.1 理论贡献 |
| 6.2.2 政策建议 |
| 6.3 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
| 6.3.1 研究不足 |
| 6.3.2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政策法规 |
| 附录2 访谈提纲 |
| 附录3 机构小传 |
| 附录4 调查问卷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2）网络时代科学活动的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及研究问题 |
| 1.2.1 网络时代科学活动整体的变革 |
| 1.2.2 网络时代科研模式的变革 |
| 1.2.3 网络时代基于大数据科研方式的变革 |
| 1.2.4 网络时代出版模式趋势分析 |
| 1.2.5 开放共享背景下科学活动面临系列问题 |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可能的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从Science 1.0到Science 2.0 |
| 2.1 小科学与大科学 |
| 2.1.1 从小科学时代到大科学时代 |
| 2.1.2 科学发展对信息载体需求的变化 |
| 2.2 信息载体变革与Science 2.0的提出 |
| 2.2.1 纸媒到Web 2.0: 载体发展过程存在阶段性质变 |
| 2.2.2 载体的质变对科学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 |
| 2.2.3 网络逐渐已经成为科学活动的主流载体 |
| 2.3 Science 2.0时代科学活动新特征 |
| 2.3.1 使个体研究走向在线协作 |
| 2.3.2 使成果交流走向全程探索 |
| 2.3.3 由纸媒传播走向即时在线 |
| 2.4 小结 |
| 第3章 网络时代科学活动过程的新变化 |
| 3.1 网络时代科研主体的新变化 |
| 3.1.1 独立主体内涵的丰富 |
| 3.1.2 不同主体联系的增强 |
| 3.1.3 协作主体交流的拓展 |
| 3.1.4 创造主体格局的突破 |
| 3.2 网络时代数据处理的新演化 |
| 3.2.1 数据采集走向自动化 |
| 3.2.2 数据存取实现即时化 |
| 3.2.3 数据分析呈现协同化 |
| 3.2.4 数据处理尝试智能化 |
| 3.3 小结 |
| 第4章 网络时代科学成果发布的新趋向 |
| 4.1 科学成果发布的新舞台:网络预发布平台的建立与推广 |
| 4.1.1 纸媒预发表的瓶颈 |
| 4.1.2 网络预发布平台的建立——以物理学arXiv为例 |
| 4.1.3 网络预发布平台的推广——以PeerJ Preprints和bioRxiv为例 |
| 4.1.4 网络预发布平台与期刊共存 |
| 4.2 科学成果发布的新途径: 开放获取期刊的出现和发展 |
| 4.2.1 开放获取期刊旨在打破访问权限 |
| 4.2.2 开放获取期刊的发展步履维艰 |
| 4.2.3 开放获取期刊是新希望还是乌托邦? |
| 4.2.4 开放获取期刊的未来: 资本和价值的共生 |
| 4.3 科学成果发布的新模式: 基于网络本体成果发布的探索 |
| 4.3.1 去中心化: 人人皆可随时发表 |
| 4.3.2 去期刊化: 随时随地皆可发表 |
| 4.3.3 未来: 一条微博可能就是你的学术成果 |
| 4.3.4 科学评价和认可机制的再造 |
| 4.4 小结 |
| 第5章 网络时代科学成果传播的新问题 |
| 5.1 开放获取的功与过 |
| 5.1.1 需与传统商业期刊出版体系相抗衡 |
| 5.1.2 在与资本不断斡旋中出现偏差 |
| 5.1.3 在对传统功能地解构中不断重构 |
| 5.2 传播方式的“是”与“非” |
| 5.2.1 在网上分享自己的论文也算侵权? |
| 5.2.2 Sci-Hub存在本身就是价值 |
| 5.2.3 出版商的权利比分享研究的利益更重要? |
| 5.3 谁来确认优先权 |
| 5.3.1 科研主体多元化所导致的优先权归属难题 |
| 5.3.2 科研过程开放化所造成的优先权判定疑难 |
| 5.3.3 信息载体的升级导致科学创意及成果发布方式的变化 |
| 5.3.4 成果发布渠道的多样化导致优先权确认机制的变化 |
| 5.4 在线科学信息价值的判定疑难 |
| 5.4.1 传统同行评审机制频繁失效导致判定失真 |
| 5.4.2 传播方式多样化导致依据出版的评判标准失效 |
| 5.4.3 传播内容多样性亟待建立新的过滤机制 |
| 5.4.4 网络时代的过滤机制由谁重构: 从同行评审走向全面过滤 |
| 5.5 小结 |
| 第6章 网络时代科学评价机制的新挑战 |
| 6.1 默顿理想的背离 |
| 6.1.1 “普遍主义”遭破坏 |
| 6.1.2 “公有性”被侵犯 |
| 6.1.3 “无私利性”的缺失 |
| 6.2 科学计量评价的新机遇: 替代计量学 |
| 6.2.1 矫正传统评价机制带来的“马太效应” |
| 6.2.2 推动论文评价指标走向“多元即时透明” |
| 6.2.3 构建面向科研全程的个人学术影响力评价体系 |
| 6.3 科学奖励机制的新内容: 基于科研产品的全面认定 |
| 6.3.1 从科研成果走向科研产品 |
| 6.3.2 最大限度地激发集体在科研全程地全面合作 |
| 6.3.3 从个体成果认定到产品认证集成 |
| 6.4 小结 |
| 第7章 网络时代科学活动的变革与应对 |
| 7.1 科学活动在线化与科学协作创新的演变 |
| 7.2 成果发布网络化与在线交流系统的构建 |
| 7.3 信息动态交互与优先权和过滤机制的再造 |
| 7.4 评价方式变化与科学社会运行机制的调整 |
| 7.5 在危机与变革中走向科学活动新常态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3）中国履行《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名古屋议定书》关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概念术语及适用范围 |
| 1.2.2 有关产权理论的评析 |
| 1.2.3 《名古屋议定书》与相关国际文书的关系 |
| 1.2.4 尚未解决的一些关键问题 |
| 1.3 选题目的、意义 |
| 第二章 研究目标、内容和方法 |
| 2.1 研究目标 |
| 2.2 研究内容 |
| 2.2.1 中国履行《名古屋议定书》的主要问题梳理 |
| 2.2.2 “土着和地方社区”的概念理解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2.2.3 遗传资源、传统知识的权属与“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实施 |
| 2.2.4 相关国际文书与《名古屋议定书》的协调关系 |
| 2.3 研究方法 |
| 2.3.1 文献研究 |
| 2.3.2 专家咨询 |
| 2.3.3 实证研究 |
| 2.3.4 数理统计分析 |
| 2.4 研究选点和时间安排 |
| 2.4.1 研究区域 |
| 2.4.2 选点原因 |
| 2.4.3 时间安排 |
| 2.5 研究技术路线 |
| 第三章 中国实施《名古屋议定书》的主要问题梳理 |
| 3.1 《名古屋议定书》的产生背景及谈判的焦点问题 |
| 3.1.1 《名古屋议定书》的产生背景 |
| 3.1.2 《名古屋议定书》谈判的焦点 |
| 3.2 《名古屋议定书》主要条款的梳理 |
| 3.3 中国实施《名古屋议定书》待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 |
| 3.3.1 法律术语“土着和地方社区”在中国的理解和应用 |
| 3.3.2 遗传资源、传统知识的权属和“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实施 |
| 3.3.3 相关国际文书与《名古屋议定书》的协调关系 |
| 第四章 “土着与地方社区”的理解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土着和地方社区”概念的理解 |
| 4.2.1 “土着和地方社区”的词源分析 |
| 4.2.2 国际组织和不同公约对“土着与地方社区”的理解 |
| 4.2.3 中国对“土着”和“少数民族”的理解 |
| 4.2.4 研究假设 |
| 4.3 “土着与地方社区”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3.1 “土着和地方社区”特征指标的筛选与评价 |
| 4.3.2 “少数民族社区”与“土着与地方社区”的特征比较研究 |
| 4.3.3 “土着与地方社区”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3.4 评价指标体系的有效性和验证性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遗传资源、传统知识的权属及“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实施 |
| 5.1 要点概述 |
| 5.1.1 《公约》关于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权属的规定 |
| 5.1.2 中国实施公约有关规定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2 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的权属理论问题研究 |
| 5.2.1 遗传资源的“信息权”和“实物财产权” |
| 5.2.2 不同类型相关传统知识的权属划分 |
| 5.3 不同权属类型的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模式研究 |
| 5.3.1 原产地社区可确定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模式 |
| 5.3.2 原产地社区不确定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模式 |
| 5.3.3 多个原产地情况下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模式 |
| 5.3.4 小结 |
| 5.4 不同权属类型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 |
| 5.4.1 “土着和地方社区”持有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 |
| 5.4.2 非“土着和地方社区”持有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 |
| 5.4.3 文献化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 |
| 5.4.4 小结 |
| 第六章 相关国际协定与《名古屋议定书》的协调关系 |
| 6.1 《名古屋议定书》与相关国际文书的关系 |
| 6.1.1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中的获取与惠益分享 |
| 6.1.2 《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与《名古屋议定书》的关系 |
| 6.1.3 TRIPS与《名古屋议定书》的冲突关系及其协调 |
| 6.1.4 WIPO及相关公约对传统知识的保护 |
| 6.2 中国履行相关公约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
| 6.2.1 社区在传统品种保育和新品种选育中的权利 |
| 6.2.2 现代知识产权体系对我国传统知识的保护 |
| 6.3 不同国际规则下我国实施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几点建议 |
| 6.3.1 协调粮食与农业遗传资源相关公约的关系 |
| 6.3.2 制衡新品种产权保护制度中的农民权 |
| 6.3.3 构建特殊保护制度,保障少数民族社区的权益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中国履行《名古屋议定书》关键问题的识别 |
| 7.1.2 “土着与地方社区”在中国的理解及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7.1.3 关于我国遗传资源的权属理论的提出 |
| 7.1.4 遗传资源不同原始提供方类型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模式 |
| 7.1.5 协调不同公约关系,促进《名古屋议定书》在中国的实施 |
| 7.2 主要建议 |
| 7.2.1 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体系的构建 |
| 7.2.2 发挥民族地区制度先行的试点示范作用 |
| 7.2.3 加强对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与惠益分享的宣传教育 |
| 7.3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7.3.1 研究方法 |
| 7.3.2 理论概念 |
| 7.3.3 研究成果应用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ABS相关英文缩略词 |
| 附录2 少数民族社区自我认同的问卷设计 |
| 附录3 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的民族生态学调查提纲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面向高校科研创新的图书馆智能服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评述 |
| 1.3.1 基于知识图谱的研究现状分析 |
| 1.3.2 高校科研创新的研究综述 |
| 1.3.3 图书馆智能服务的研究综述 |
| 1.3.4 面向科研创新的图书馆服务研究综述 |
| 1.3.5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论文结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知识服务理论 |
| 2.1.2 复杂系统理论 |
| 2.1.3 系统动力学理论 |
| 2.2 高校科研创新概念及内涵 |
| 2.3 智能服务情境概念及内涵 |
| 2.4 图书馆智能服务概念及内涵 |
| 2.5 本文研究的整体逻辑与框架 |
| 2.5.1 研究的整体框架 |
| 2.5.2 研究的子框架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面向高校科研创新的图书馆智能服务过程及机理分析 |
| 3.1 智能服务过程的分析框架 |
| 3.2 智能服务的过程阶段分析 |
| 3.2.1 智能服务创建阶段 |
| 3.2.2 智能服务实施阶段 |
| 3.2.3 智能服务收尾阶段 |
| 3.2.4 智能服务归档阶段 |
| 3.3 智能服务过程机理的多案例研究 |
| 3.3.1 机理分析步骤 |
| 3.3.2 案例研究设计 |
| 3.3.3 案例简要介绍 |
| 3.3.4 过程机理分析 |
| 3.3.5 案例研究结论 |
| 3.4 管理启示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面向高校科研创新的图书馆智能服务关键因素识别 |
| 4.1 扎根理论方法及流程 |
| 4.1.1 扎根理论方法 |
| 4.1.2 具体操作流程 |
| 4.2 访谈设计与资料收集 |
| 4.2.1 样本对象的选择 |
| 4.2.2 研究问题的设计 |
| 4.2.3 访谈资料的处理 |
| 4.3 扎根编码与范畴提炼 |
| 4.3.1 编码有效性 |
| 4.3.2 开放式编码 |
| 4.3.3 主轴编码 |
| 4.3.4 选择性编码 |
| 4.3.5 理论饱和度检验 |
| 4.4 模型阐释与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面向高校科研创新的图书馆智能服务影响因素实证 |
| 5.1 研究假设与实证模型 |
| 5.1.1 知识服务资源的影响 |
| 5.1.2 科研服务参与的影响 |
| 5.1.3 智能服务感知的影响 |
| 5.1.4 科研服务需求的影响 |
| 5.1.5 服务应用动机的影响 |
| 5.1.6 智能技术体验的影响 |
| 5.1.7 研究假设与概念模型 |
| 5.2 调查问卷与实证方法 |
| 5.2.1 调研目的与调查对象 |
| 5.2.2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
| 5.2.3 调查问卷的变量测量 |
| 5.2.4 结构方程模型及流程 |
| 5.3 实证研究的数据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量表的信度 |
| 5.3.3 量表的效度 |
| 5.4 假设验证与模型拟合 |
| 5.4.1 研究假设检验验证 |
| 5.4.2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 |
| 5.4.3 研究结果实证分析 |
| 5.5 管理启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面向高校科研创新的图书馆智能服务系统动力学仿真 |
| 6.1 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原理及应用 |
| 6.1.1 模型应用原理 |
| 6.1.2 模型构建步骤 |
| 6.1.3 模型应用意义 |
| 6.2 系统分析 |
| 6.2.1 系统分析与构成 |
| 6.2.2 系统建模的目的 |
| 6.2.3 系统模型的边界 |
| 6.3 系统建模 |
| 6.3.1 系统边界的限定 |
| 6.3.2 因果关系与反馈 |
| 6.3.3 模型的系统流图 |
| 6.3.4 系统动力学方程 |
| 6.3.5 初始参数的设置 |
| 6.3.6 模型有效性检验 |
| 6.4 系统模型仿真与结果应用讨论 |
| 6.4.1 运行趋势及应用 |
| 6.4.2 关键变量及应用 |
| 6.4.3 主导回路及应用 |
| 6.5 管理启示 |
| 6.6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面向高校科研创新的图书馆智能服务调查问卷 |
| 附录2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中美技术创新扩散因素比较及效应测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状况综述 |
| 1.2.1 由创新、技术创新到技术创新扩散 |
| 1.2.2 技术创新扩散的理论及发展 |
| 1.2.3 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4 技术创新扩散维度研究 |
| 1.2.5 国际技术创新扩散问题 |
| 1.2.6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技术路线图与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技术创新扩散机理研究 |
| 2.1 研究概念的界定 |
| 2.1.1 创新与技术创新 |
| 2.1.2 技术创新扩散与扩散效应 |
| 2.1.3 技术创新扩散与技术扩散 |
| 2.1.4 技术创新扩散与技术转移 |
| 2.1.5 国际技术创新扩散 |
| 2.2 技术创新扩散系统的构成 |
| 2.3 技术创新扩散的主体 |
| 2.3.1 扩散源分析 |
| 2.3.2 接收方分析 |
| 2.4 技术创新扩散途径 |
| 2.4.1 以人为载体的扩散 |
| 2.4.2 以物为载体的扩散 |
| 2.4.3 以资本为载体的扩散 |
| 2.4.4 以网络媒介为载体的扩散 |
| 2.4.5 以中介机构为载体的扩散 |
| 2.5 技术创新扩散的效应 |
| 2.5.1 技术创新扩散效应的表现 |
| 2.5.2 技术创新扩散效应分类 |
| 2.5.3 技术创新扩散效应分析 |
| 2.6 技术创新扩散的环境因素 |
| 2.6.1 宏观经济因素 |
| 2.6.2 创新的技术环境 |
| 2.6.3 政府创新政策 |
| 第三章 技术创新扩散模型与测度方法 |
| 3.1 技术创新扩散的经典模型 |
| 3.1.1 S曲线扩散模型及其扩展模型 |
| 3.1.2 引力模型 |
| 3.1.3 最大熵模型 |
| 3.1.4 时间和空间结合模型 |
| 3.2 技术创新扩散的测度 |
| 3.2.1 技术创新扩散水平的测度 |
| 3.2.2 技术创新扩散效应的测度 |
| 3.3 本文拟采用的扩散模型及指标体系 |
| 3.3.1 模型的确定 |
| 3.3.2 测度指标体系 |
| 第四章 中美技术创新扩散模式比较分析 |
| 4.1 美国的技术创新扩散模式 |
| 4.1.1 美国大学的技术扩散模式 |
| 4.1.2 美国联邦实验室技术扩散模式 |
| 4.1.3 美国国家技术转移中心(NTTC)的技术扩散模式 |
| 4.2 中国技术创新扩散模式 |
| 4.2.1 中国大学的技术创新扩散模式 |
| 4.2.2 科研院所的技术创新扩散模式 |
| 4.3 中美技术创新扩散模式的比较 |
| 4.3.1 美国技术创新扩散模式的特点 |
| 4.3.2 中国技术创新扩散模式的特点 |
| 4.3.3 美国技术扩散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五章 中美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和成效的统计分析 |
| 5.1 中国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和成效分析 |
| 5.1.1 中国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分析 |
| 5.1.2 中国技术创新扩散成效分析 |
| 5.2 美国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和成效分析 |
| 5.2.1 美国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分析 |
| 5.2.2 美国技术创新扩散的成效分析 |
| 5.3 中美技术创新影响因素和成效的对比分析 |
| 5.3.1 中国技术创新环境改善较快,美国环境更加完善 |
| 5.3.2 从数据来看,中国技术创新扩散成效明显 |
| 5.3.3 美国技术扩散体制完善,扩散成效稳中有升 |
| 5.3.4 美国的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扩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 5.3.5 美国在R&D人员和成果方面拥有更大的优势 |
| 第六章 基于主成分回归的中美技术创新扩散因素分析 |
| 6.1 主成分回归 |
| 6.1.1 主成分分析的基本理论 |
| 6.1.2 主成分回归 |
| 6.2 基于主成分回归的中国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分析 |
| 6.2.1 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的建立 |
| 6.2.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6.2.3 主成分回归的结果 |
| 6.3 基于主成分回归的美国技术创新扩散因素分析 |
| 6.3.1 指标体系的建立 |
| 6.3.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6.3.3 主成分回归的结果 |
| 6.4 中美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 |
| 6.4.1 基于2005-2017 年数据的中国技术创新扩散主成分回归分析 |
| 6.4.2 中美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对比分析 |
| 6.4.3 中美两国对比分析结果原因解析 |
| 第七章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中美技术创新扩散效应的测度 |
| 7.1 中美技术创新扩散的可能性理论分析 |
| 7.1.1 技术差距理论 |
| 7.1.2 中美技术扩散可能性分析 |
| 7.2 模型设计与指标体系构建 |
| 7.2.1 结构方程模型的基本原理 |
| 7.2.2 指标体系的建立 |
| 7.3 模型1:单项因果关系的递归模型 |
| 7.3.1 研究假设 |
| 7.3.2 模型的构建 |
| 7.3.3 数据分析 |
| 7.3.4 全要素生产的测算 |
| 7.3.5 模型的检验 |
| 7.3.6 结构方程模型的PLS结果分析 |
| 7.4 模型2:存在间接反馈关系的非递归模型 |
| 7.4.1 模型的构建 |
| 7.4.2 模型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
| 7.4.3 模型的实证结果 |
| 第八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中美两国技术创新扩散环境和态势有差异,但有趋同趋势 |
| 8.1.2 美国企业在技术创新扩散中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
| 8.1.3 分散型科技管理体制是技术扩散高效率的重要原因之一 |
| 8.1.4 社会资金投入在技术创新扩散中更具配置作用 |
| 8.1.5 中国技术创新活跃,部分科技成果技术含量低,扩散困难 |
| 8.1.6 中国技术创新扩散体系有待完善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充分利用现有科技管理体制的优势,优化技术扩散环境 |
| 8.2.2 优化技术扩散环境 |
| 8.2.3 政府应成为技术扩散的重要推动者 |
| 8.2.4 加强对于公共科研机构技术转移的绩效考核机制 |
| 8.2.5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6）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绩点管理模式改进研究 ——以B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地方高校科研管理质量亟待提升 |
| (二)地方高校科研绩点管理模式需要改进和完善 |
| (三)地方高校科研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双重体会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概念界定 |
| (一)地方高校 |
| (二)高校科研 |
| (三)高校科研质量 |
| (四)高校科研质量管理 |
| (五)科研绩点制 |
| (六)科研绩点银行制 |
| 五、创新之处 |
| (一)探索了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高校科研质量管理理论 |
| (二)改进了“科研绩点”的计算方法 |
| (三)建立“绩点银行制”的科研质量管理模式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高校科研质量管理文献计量分析 |
| 二、关于高校科研质量管理内涵与意义研究 |
| 三、关于高校科研质量管理体系研究 |
| 四、关于高校科研质量评价与管理研究 |
| 五、关于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文献研究 |
| 六、文献述评 |
| (一)关于高校科研管理内容及特征研究 |
| (二)关于高校科研质量管理研究 |
| (三)科研质量管理研究存在的问题 |
| 第二章 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理论基础 |
| 一、五大发展理念 |
| 二、人本管理理论 |
| 三、全面质量管理理论 |
| 第三章 地方高校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实施概况及进展 |
| 一、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的基本体系 |
| (一)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的主旨 |
| (二)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体系的结构 |
| (三)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体系的功能 |
| 二、地方高校B大学科研质量管理概述 |
| (一)B大学简介 |
| (二)B大学科研质量管理历程 |
| (三)B大学科研质量管理效果 |
| 三、地方高校B大学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目标设计 |
| (一)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概述 |
| (二)关于B大学对学术型教师的目标设计 |
| (三)关于B大学对教学单位的目标设计 |
| (四)关于B大学科研绩点的量化评价 |
| 四、地方高校B大学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氛围营造 |
| (一)精神层面加强统一思想 |
| (二)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 |
| 五、地方高校B大学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保障 |
| (一)激励措施 |
| (二)督促举措 |
| (三)保障制度 |
| 第四章 地方高校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实施过程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地方高校B大学科研质量现状调查设计 |
| (一)调查问卷编制 |
| (二)调查问卷发放 |
| (三)调查问卷回收分析 |
| 二、地方高校B大学科研质量存在的问题 |
| (一)重数量轻质量问题 |
| (二)不利于科研团队形成 |
| (三)存在违背科研规律的现象 |
| (四)科研全过程管理不到位 |
| (五)科研环境不理想 |
| (六)科研与人才培养脱节 |
| (七)不能持续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 |
| 三、地方高校B大学科研质量管理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
| (一)对科研质量的评价导向不科学 |
| (二)科研发展定位中功利化追求导向明显 |
| (三)高校三大职能之间未能协调发展 |
| (四)可持续发展和共享发展落实不到位 |
| (五)科研管理队伍专业化水平低 |
| 四、地方高校B大学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的实证分析 |
| (一)B大学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的灰色关联分析 |
| (二)B大学绩点制管理科研模式实施过程的归因分析 |
| 第五章 地方高校科研绩点银行制设计 |
| 一、科研质量管理的绩点银行制设计理念 |
| 二、科研质量管理的绩点银行制设计背景 |
| (一)科研绩点银行生成背景 |
| (二)科研绩点银行生成过程 |
| 三、科研质量管理的绩点银行制基本目标与存在优势 |
| (一)科研绩点银行制设计的主要目标 |
| (二)科研绩点银行制设计的优势分析 |
| 四、科研质量管理的绩点银行制过程设计 |
| (一)科研绩点银行运行机制设计 |
| (二)科研绩点银行管理功能设计 |
| 第六章 地方高校科研绩点银行制实施策略 |
| 一、明确科研绩点银行模式的绩点类型 |
| (一)显性科研绩点与隐性科研绩点 |
| (二)个人科研绩点与集体科研绩点 |
| (三)岗位科研绩点与自由科研绩点 |
| (四)普通科研绩点与奖励科研绩点 |
| (五)元科研绩点 |
| 二、建立科研绩点银行模式的绩点认定规则 |
| (一)科研工作业绩点认定原则 |
| (二)科研工作业绩点认定程序 |
| (三)科研工作业绩点的质量等级确定 |
| (四)科研工作业绩点的总量计算方法 |
| 三、科研绩点银行模式的组织结构 |
| (一)科研绩点银行管理委员会 |
| (二)科研绩点银行专家咨询委员会 |
| (三)科研绩点银行综合业务中心 |
| (四)科研绩点银行网络管理中心 |
| 四、实施科研绩点银行的运作管理 |
| (一)科研绩点银行帐户管理 |
| (二)科研绩点银行业务类型 |
| (三)科研绩点银行操作流程 |
| 五、支持科研绩点银行的环境保障 |
| (一)科研绩点银行模式的业务环境要求 |
| (二)科研绩点银行模式的管理环境支持 |
| (三)科研绩点银行模式的信息化环境支持 |
| 六、地方高校科研绩点制银行模式推广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调研问卷 |
| 附录二 :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灰色关联分析调查问卷 |
| 附录三 :绩点制管理科研模式实施过程的归因分析调查问卷 |
| 附录四 :科研工作业绩点制银行章程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7）中药标准化的问题与对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2.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2.1 研究内容 |
| 2.2 研究方法 |
| 3. 文献综述 |
| 3.1 国内关于中药标准化的研究 |
| 3.2 国外对于植物药标准的研究 |
| 4.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中药标准化的内涵和实施背景 |
| 1. 相关概念界定 |
| 1.1 药品、中药和植物药 |
| 1.2 药品标准和中药标准 |
| 1.3 中药标准与西药标准的区别 |
| 2. 中药标准化的内涵和特征 |
| 2.1 中药标准化的内涵 |
| 2.2 中药标准化的特征 |
| 3. 中药标准化的必要性分析 |
| 3.1 中药标准化推行的理由 |
| 3.2 中药标准化的意义 |
| 第三章 中药标准化的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
| 1. 我国中药标准体系的现状 |
| 1.1 在政策方面,中药标准化战略和规划加强了重视 |
| 1.2 在标准制修订方面,加快和完善了中药标准 |
| 1.3 积极推进中药标准的国际化 |
| 2. 中药标准化中面临的问题 |
| 2.1 标准管理不协调,标准推广和应用不充分 |
| 2.2 标准交叉重复,标龄老化,更新周期时间长 |
| 2.3 标准研究乏力,专业性人才匮乏 |
| 2.4 中药标准西化严重,标准制定对中医药指导理论认识不足 |
| 2.5 中药标准体系不健全,中药质量标准不完善 |
| 2.6 缺乏国际认可的中药标准,与国际市场脱节 |
| 2.7 中药标准化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冲突 |
| 第四章 国外药品标准化发展经验借鉴 |
| 1. 欧盟 |
| 1.1 植物药的监管机构 |
| 1.2 传统草药监管的法律体系 |
| 2. 美国 |
| 2.1 植物药与膳食补充剂的差异 |
| 2.2 植物药监管法律体系 |
| 3. 欧盟、美国植物药标准与我国的不同 |
| 4. 启示 |
| 4.1 借鉴欧盟和美国植物药标准制定和实施经验,完善我国中药标准 |
| 4.2 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强国家层面的对话与合作 |
| 4.3 积极参与中药国际标准制定活动,努力与国际标准接轨 |
| 4.4 发挥中药企业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的作用,提高企业参与度 |
| 4.5 研究中药产品海外注册政策,提高中药产品海外注册能力 |
| 第五章 完善中药标准化发展策略的思考 |
| 1. 提高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打造国际知名名牌 |
| 1.1 企业应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加大研发力度 |
| 1.2 企业应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提高中药质量标准 |
| 1.3 企业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打造知名品牌 |
| 1.4 企业注重知识产权保护 |
| 2. 明确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中药标准与相关制度的衔接 |
| 2.1 建立统一的中药标准管理机制,加强政策支持和法律保护 |
| 2.2 提高公民中药标准认识能力,积极推广和宣传中药标准 |
| 2.3 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中医认识论,促进中医药协同发展 |
| 2.4 加强中药基础标准研究,建立全过程控制的中药质量标准体系 |
| 2.5 完善人才队伍建设,加强人才培养 |
| 3. 中药标准化与知识产权战略的协同发展 |
| 3.1 中药标准与专利的协同发展 |
| 3.2 中药标准与商业秘密的协同发展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习近平科技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 |
| 2.1 习近平科技观的概念界定 |
| 2.1.1 科技的含义 |
| 2.1.2 科技观的含义 |
| 2.1.3 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 |
| 2.2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 |
| 2.2.1 中国古代科技思想 |
| 2.2.2 西方古今科技思想 |
| 2.3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 |
| 2.3.2 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 |
| 第3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 |
| 3.1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 |
| 3.1.1 萌芽阶段(1969 年-1982 年) |
| 3.1.2 初步形成阶段(1982 年-1993 年) |
| 3.1.3 形成轮廓阶段(1993 年-2012 年) |
| 3.1.4 丰富发展阶段(2012 年至今) |
| 3.2 习近平科技观的基本特征 |
| 3.2.1 创新性 |
| 3.2.2 人民性 |
| 3.2.3 时代性 |
| 3.2.4 前瞻性 |
| 3.2.5 开放性 |
| 3.2.6 保障性 |
| 第4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 |
| 4.1 科技创新观 |
| 4.1.1 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
| 4.1.2 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
| 4.1.3 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 |
| 4.2 科技体制改革观 |
| 4.2.1 推进政府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
| 4.2.2 深化基础科学研究体制改革 |
| 4.2.3 完善科技奖励制度 |
| 4.2.4 健全科技人才评价制度 |
| 4.3 科技战略观 |
| 4.3.1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
| 4.3.2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 4.3.3 优先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
| 4.4 科技人才观 |
| 4.4.1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 |
| 4.4.2 完善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 |
| 4.4.3 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
| 4.5 科技伦理观 |
| 4.5.1 使科技成果更充分地惠及人民群众 |
| 4.5.2 以绿色科技促进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 |
| 4.5.3 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
| 4.6 科技全球治理观 |
| 4.6.1 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 |
| 4.6.2 提高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
| 4.6.3 发挥科技创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
| 第5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5.1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 |
| 5.1.1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 |
| 5.1.2 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 |
| 5.1.3 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
| 5.1.4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 |
| 5.2 习近平科技观的现实意义 |
| 5.2.1 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 |
| 5.2.2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 |
| 5.2.3 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 |
| 5.2.4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 |
| 5.2.5 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问题研究 ——基于制度与科技创新关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相关文献综述 |
| 1.3.1 人力资本产权及其实现的研究 |
| 1.3.2 制度与科技创新关系的研究 |
| 1.3.3 简要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本文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 1.5.2 存在的不足 |
| 2.理论基础与论文分析框架 |
| 2.1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1 制度经济理论 |
| 2.1.2 产权理论 |
| 2.1.3 人力资本理论 |
| 2.1.4 创新理论 |
| 2.2 核心概念与分析框架 |
| 2.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2.2 论文分析框架 |
| 3.制度与科技创新:一般理论分析 |
| 3.1 制度与科技创新的马克思主义视角 |
| 3.1.1 需要对经济关系进行规范 |
| 3.1.2 科技创新是一个生产力范畴 |
| 3.2 制度对科技创新的作用 |
| 3.2.1 制度在科技创新中的规范与约束功能 |
| 3.2.2 制度在科技创新中的激励功能 |
| 3.2.3 制度在科技创新中的调节功能 |
| 3.3 科技创新对制度的作用 |
| 3.3.1 科技创新对制度起源的作用 |
| 3.3.2 科技创新对制度变迁的作用 |
| 3.3.3 科技创新对制度消亡的作用 |
| 3.4 科技创新领域制度安排的非平衡性 |
| 3.4.1 科技创新要素的审视 |
| 3.4.2 科技创新领域的制度安排 |
| 4.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依据与原因 |
| 4.1 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依据 |
| 4.1.1 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哲学依据 |
| 4.1.2 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经济学依据 |
| 4.2 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原因 |
| 4.2.1 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经济学分析 |
| 4.2.2 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协同作用 |
| 5.人力资本产权及其实现的内涵 |
| 5.1 对人力资本产权的一般性探讨 |
| 5.1.1 人力资本产权:本质及其权利内容 |
| 5.1.2 人力资本产权的属性 |
| 5.1.3 人力资本产权的功能 |
| 5.2 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内涵 |
| 5.2.1 人力资本所有权的实现 |
| 5.2.2 人力资本使用权的实现 |
| 5.2.3 人力资本转让权的实现 |
| 5.2.4 人力资本收益权的实现 |
| 6.科技创新与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基于中国实际的分析 |
| 6.1 中国科技创新的现状 |
| 6.1.1 现阶段中国科技创新活动的总体情况 |
| 6.1.2 现阶段中国主要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
| 6.2 中国科技创新领域存在的问题 |
| 6.2.1 科技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 |
| 6.2.2 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
| 6.3 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及中国的现实 |
| 6.3.1 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多角度审视 |
| 6.3.2 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现实 |
| 6.3.3 中国科技创新领域存在问题的根源 |
| 7.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改革的方向与绩效 |
| 7.1 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改革方向 |
| 7.1.1 关于促进创新型人力资本使用权的改革 |
| 7.1.2 关于促进创新型人力资本转让权的改革 |
| 7.1.3 关于促进创新型人力资本收益权的改革 |
| 7.2 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深化改革的绩效 |
| 7.2.1 中国科技创新活动总体创新绩效的提升 |
| 7.2.2 中国各科技创新主体创新绩效的提升 |
| 8.美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经验及其启示 |
| 8.1 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美国的实践与经验 |
| 8.1.1 促进创新型人力资本使用权的实现 |
| 8.1.2 促进创新型人力资本转让权的实现 |
| 8.1.3 促进创新型人力资本收益权的实现 |
| 8.2 美国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 |
| 8.2.1 创新型人力资本使用权实现方面的启示 |
| 8.2.2 创新型人力资本转让权实现方面的启示 |
| 8.2.3 创新型人力资本收益权实现方面的启示 |
| 9.提高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程度的思路与建议 |
| 9.1 提高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程度的思路 |
| 9.2 相关政策建议 |
| 10.研究结论与展望 |
| 10.1 本文研究结论 |
| 10.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10）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中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及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供给侧改革理论 |
| 2.1.1 供给侧改革的内涵与特征 |
| 2.1.2 供给侧结构改革与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
| 2.2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2.1 产业结构合理化 |
| 2.2.2 产业结构高度化 |
| 2.2.3 产业结构优化与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
| 2.3 创新理论 |
| 2.3.1 技术创新理论 |
| 2.3.2 制度创新理论 |
| 2.3.3 创新理论与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
| 2.4 战略性新兴产业理论 |
| 2.4.1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及特征 |
| 2.4.2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领域 |
| 2.4.3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趋势 |
| 2.4.4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
| 第3章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 生物医药产业及特征分析 |
| 3.1.1 生物技术和生物医药 |
| 3.1.2 生物医药产业及其特征 |
| 3.1.3 生物医药产业的特殊性 |
| 3.2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 |
| 3.2.1 生物医药企业发展现状 |
| 3.2.2 生物医药产业各地区发展情况 |
| 3.2.3 国内外生物医药企业对比分析 |
| 3.2.4 生物医药产业与医药产业发展现状对比 |
| 3.3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问题分析 |
| 3.3.1 生物医药产业政策体系不完善 |
| 3.3.2 生物医药产业临床试验资源紧缺 |
| 3.3.3 生物医药企业发展竞争力不强 |
| 3.3.4 生物医药产业科学研究基础薄弱 |
| 第4章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1 政府制度影响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因素 |
| 4.1.1 政府监管制度 |
| 4.1.2 药品定价监管机制 |
| 4.1.3 伦理审查监管 |
| 4.1.4 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 |
| 4.2 医疗机构影响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因素 |
| 4.2.1 临床试验机构资源 |
| 4.2.2 临床试验数据 |
| 4.2.3 临床试验机构 |
| 4.3 企业影响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因素 |
| 4.3.1 生物医药产业集中度 |
| 4.3.2 企业原始创新动力 |
| 4.4 高校和科研机构影响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因素 |
| 4.4.1 综合型高素质人才 |
| 4.4.2 生物医药科研成果转化率 |
| 4.4.3 生物医药产学研联盟 |
| 第5章 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5.1 政府因素对生物医药产出的影响 |
| 5.1.1 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
| 5.1.2 实证研究 |
| 5.1.3 实证结果分析 |
| 5.2 医疗因素对生物医药产出的影响 |
| 5.2.1 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
| 5.2.2 实证研究 |
| 5.2.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企业各生产要素投入对生物医药产出的影响 |
| 5.3.1 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
| 5.3.2 实证研究 |
| 5.3.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科研因素对生物医药产出的影响 |
| 5.4.1 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
| 5.4.2 实证研究 |
| 5.4.3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6章 国外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案例分析 |
| 6.1 美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
| 6.1.1 美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6.1.2 美国生物医药企业的成功案例——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
| 6.2 日本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
| 6.2.1 日本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6.2.2 日本生物医药企业的成功案例——武田制药有限公司 |
| 6.3 印度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
| 6.3.1 印度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6.3.2 印度生物医药企业的成功案例——百康公司 |
| 6.4 美、日、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
| 6.4.1 政策引导生物医药企业发展 |
| 6.4.2 完善生物医药成果转化制度 |
| 6.4.3 生物仿制技术产业化带动技术创新 |
| 6.4.4 建设生物医药技术研发信息化网络平台 |
| 第7章 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保障体系 |
| 7.1 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监管体系 |
| 7.1.1 我国药品监督制度 |
| 7.1.2 我国药品监督体系的缺陷 |
| 7.1.3 生物医药监管体系构建 |
| 7.2 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知识产权体系 |
| 7.2.1 国内外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 |
| 7.2.2 我国目前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现状及问题 |
| 7.2.3 完善生物医药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
| 第8章 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体系 |
| 8.1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医、产、学、研创新体系框架 |
| 8.2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医产学研技术创新体系 |
| 8.2.1 创立生物技术创新服务联盟 |
| 8.2.2 打造国际生物医药技术创新研发平台 |
| 8.2.3 提高生物医药产业从业人员薪资待遇 |
| 8.2.4 提高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水平 |
| 8.3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医产学研政策创新体系 |
| 8.3.1 完善生物医药技术发展的行政审批制度 |
| 8.3.2 构建完善的投融资平台 |
| 8.3.3 构建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 |
| 8.3.4 完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
| 8.3.5 打破传统的产业集群壁垒 |
| 8.4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医产学研市场创新体系 |
| 8.4.1 准确把握市场需求 |
| 8.4.2 促进生物医药产品市场化 |
| 8.4.3 完善生物医药产业激励机制 |
| 8.4.4 重点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四、医学科研成果的推广运用与知识产权保护（论文参考文献）
- [1]高校技术转移本地实践破解转移障碍的作用机制研究[D]. 孟申思. 浙江大学, 2021(01)
- [2]网络时代科学活动的变革研究[D]. 吴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9)
- [3]中国履行《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名古屋议定书》关键问题研究[D]. 李保平.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3)
- [4]面向高校科研创新的图书馆智能服务研究[D]. 陈茫.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1(02)
- [5]中美技术创新扩散因素比较及效应测度研究[D]. 王俊霞. 河北大学, 2020(09)
- [6]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绩点管理模式改进研究 ——以B大学为例[D]. 李凤营.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7]中药标准化的问题与对策分析[D]. 舒茜.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20(12)
- [8]习近平科技观研究[D]. 姚科敏.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9]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问题研究 ——基于制度与科技创新关系的视角[D]. 姚程.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10]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对策研究[D]. 张海龙. 吉林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