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许伟[1]（2021）在《《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周易时论合编》一书,共二十三卷,是明代方孔炤在继承祖父《易蠡》、父亲《易意》思想的基础上,历二十五年时间几易其稿而成,方以智及其子侄、学生等也参与了此书的前后稿的合编。此书汇集了几百易学家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易学发展的盛况,是明代易学的鸿篇巨着,也展现了桐城方氏一在二中、寂历同时、兼容并包、集义大成的易学主张。此书不是一本易学资料的简单堆积,而是一本为解决社会问题、学术问题而贯通诸家思想的易学大作,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发展状况。之前,由于各种原因,此书一直没能被读者发现,而关于此书卷数、版本及书中征引哪些着作都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本文特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梳理。桐城方氏“节义、孝悌、忠贞”的家风、“明善、崇实、穷理”的家学,对方孔炤、方以智父子思想及其坚贞不屈、敢于担当精神品质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方孔炤父子以刚正不阿、正色凛然的品格,历经忧患却素位中节、卓然挺立的人生经历,有助于我们了解其思想形成及演变。桐城方氏易学,肇始于方学渐,其思想“揭性善以明宗,究良知而归实”,提出“至善之妙,不落有无”的观点,认为至善非空无一物,而是有客观之理蕴含其中。不落有无,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一种对有无的兼有、贯通,是一种思辨方法,更是一种包容、折中、会通、集大成的思想,这种方法为方氏后人所继承。桐城方氏易学,发展于方大镇,他传父性善之学,以“荷薪”名馆,取“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之意,其继述家学的宏愿被后代遵从。方孔炤庐墓期间继承其父“荷薪”之志,研读家传易学,作《时论》。方以智在庐墓合山期间,遵父命着手合编《时论》前后稿。方大镇反对“无善无恶”说、“执总恶别”说,研究《易》图、《易》理,贯通先后天关系,提出“因二贞一”“太极不落有无”“《易》贵时用”“下学上达”“先在后中,止有善用”等命题,对方孔炤、方以智影响很大,是方氏易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其“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是万古之时用”的观点,是方孔炤《时论》所要阐发的思想主旨。时用,意在强调具体事物的变化中有其本然的律动之理,人与自然、社会交接时需要时刻践行之,这也是一种“其要无咎”的主体自觉与价值选择。《时论》,更有对集义大成“孔子圣之时”的无限向往与责任期许,对符合宇宙律动之理的真理性认识的集大成和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也自然是题中之义。方孔炤转向象数易学,则得益于与黄道周西库论《易》,使他开始重视象数之价值,重视对宇宙万物及其律动之理的考察,并鼓励子孙辈学习象数易学。黄道周提出“学者动卑象数,故天道不着”“吾道最忌笼统,交盘不得”的观点,指出“四顾星河,烟云草木,都是性道,都是文章,至此便有要约”。方孔炤吸收了黄道周的独变、积变、独存、游魂的卦变思想,更发展出“推变”“贞悔变”“互换变”“伏变”“倚变”“叠变”等卦变方法。他与黄道周,皆刚正不阿,敢于与权贵作斗争,在危难时敢于挺立君子人格、勇于担当。道周“素位中行”的处事方式更让他深受感染,即“富贵、贫贱、患难、一毫着心,便是不素,便行不去”。他晚年更跳出易学图式的研究,探索物理之学,提出“即质知通”“至理藏于物理”等观点,更“通黄公之塞”,提出“虚空皆象数,象数即虚空”“公因、反因”的观点。王宣广泛研究物理、图书之学,师承方学渐,调和方大镇与吴观我论争,授学方以智,对方氏家学的传承和象数易学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桐城易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方孔炤“两间,物物皆河洛”“河洛,为一切生成之公证”“中五”说,主要受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影响,并令儿侄辈学习王宣的易象思想。虚舟提出“格致研极之精旨,皆具于《易》”的观点,指出只有符示宇宙律动的象数学才是真绝学,认为只有广泛研究象数物理才能避免了走向纯粹虚无,也避免了拘泥于小的视域,从而达到至虚、至实的合一。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主要分为几个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桐城研易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主要继承性善说,反对无善无恶说,吸收方学渐的“至善不落有无”思想、方大镇的“太极不落有无”思想,阐明其折中调和、归纳整理、集义大成的思维内涵,为其建构一在二中、寂历同时的思想提供了进路。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期方孔炤主要以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为主要目标,以儒学系统中有关道德性理学说的归纳为主,也可能涉及一些象数学内容,但对象数学、物理学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是1640年入狱西库期间,方孔炤受黄道周影响,开始对邵雍象数学产生兴趣,认识到人无论是经纬天地还是洒扫应对,都要涉及到自然象数问题。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肆赦之后,用两年时间,他又融会贯通扬雄、关朗、京房、邵雍等人思想,建立了一个博大的象数易学体系,并于1643年命儿侄等编录《图象几表》。桐城研易时期,是1644年9月后,方孔炤因在弘光政权受排挤、迫害,心灰意冷,归隐桐城白鹿山庄环中草堂,因筮得“潜龙勿用”,自号“潜老夫”,潜心研《易》。他耗费十二年时间,《时论》又三易其稿,并完成对《系传》的解读,“虚空皆象数”“公因反因”等命题,皆是方孔炤此时提出的。方以智参加《周易时论合编》的编订,主要在其父亲去世后,并对《图象几表》作了大量扩充,添加了文字注解,又阐发了很多易学图式,如《冒示》《密衍》《极倚》等。他为此书的编撰,花费了大量时间,书中有方以智1656、1657两年参与编撰的明确记载,大量的“智曰”“智按”可能就是这时期加入的。大约在1657年冬到1658年,方以智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再亲自编录,将工作交给方鸦立、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方中发及学生等。《周易时论合编》编录时,收录了大量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和《浮山文集后编》中的着作。《周易时论合编》中的很多思想,也出现在方以智的着作中。通过不同着作中关于相同或相似观点的整理,能更加了解其思想内涵,能够更加清晰的知道哪些观点是方以智提出的,哪些观点的提出则要溯源到其父方孔炤,甚至祖父方大镇、曾祖父方学渐。桐城方氏,方大镇首先阐述“天下随时”,主要是为了人们在与自然、社会交际时,能够不违背客观事物之理,而真正实现主客观相统一。随时,并不是说人可以任意妄为,而是应对客观世界过程中能时宜中节、唯变所适,既需要认清客观现实,又需要时刻检视个我的行为是否符合客观之理。方孔炤认为,古今圣贤没有相因袭而不变的,后世贤人只有在随时表法中随时拾薪,才能开创出未有之事业。他对前人的思想,既不是全盘肯定,又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批判的吸收人类的真理性认识,即“供薪举火,集义大成”。他溯源儒学系统中关于时的“时序”“时乘”“时义”“时行”“时中”“时用”“时习”等论述,体现了他对礼乐文化之维护与扞卫;阐明了因时制用、因时觉世、时义大成、治历明时、冬炼三时、善用惟时之大义,展示了其与客观律动之理偕行的自觉,实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经权合一的目标期许。方以智提出“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时,可以用来表述自然界四时更替、寒暑推移、物候变化、昼夜运转等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表述宇宙中万事万物有其本然秩序和运作之理,既包括自然之物理,也包括社会之宰理以及统贯万事万物的至理,更有人要时宜中节、因时制用、经世务实的价值导向。方孔炤与黄道周西库论《易》后,重视以象数征理,更以邵雍元会运世思想建构了其独特的“午会之时”的象数易学体系。《周易时论合编》凝结了桐城方氏几代人的心血,其对于小人道长的忧患,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他们借助“午会”思想,论证礼乐文化的合法性,以及维护礼乐文化的必要性,更是一种为万世考量的时义担当。他们对火的重视,凸显了其对礼乐文化的坚定,有让人们清晰认识世界律动之理、向明而治的希冀。他们认为,纷繁芜杂的世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事物对立的两端有其相互转化、相互贯通处,通过对世界万事万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建构了一个寂历同时、以立统泯、《易》贯费隐的时用哲学体系。王畿的“无善无恶”说,过分强调先天之体,致使中下根之人尚未开悟良知的情况下,又没有后天诚意、戒慎之功,而陷入个我的肆无忌惮,对社会秩序破坏极大。方孔炤通过寂然在历然中、大一在大二中、无极在有极中、绝待在对待中、先天在后天中、公因在反因中等命题,建构了一个贯通先天与后天、形而上与形而下、体与用、有与无、知与行、一与多的哲学体系,既重视对宇宙中具体事物及其过程性的考察,又于过程中实现对其终极本体的贯通。他通过对先后天关系的探讨,提出“先天不能不后天”“止尽后天即是先天”,重视宇宙有机体中的个体性及其过程性价值,为“为善去恶”的道德修养论、“即质知通”的认识论、经世致用实践论提供了理论支撑。本文通过易学图式、贞悔卦变思想,阐释了交轮几、公因反因、统辨相一等,阐释了方氏“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易学主张。方孔炤通过对“周易”字义的解释,指出易是大一、是贯通于至变过程中的真阳,离二无一,舍一亦无二,建立了一个“寂历同时”“体用一源”“不落有无”“用即其体”的哲学体系。方氏认为,《易》能融合理气象数、贯通费隐为一体,是法天道设政教、各正性命之书,阐明了宇宙万事万物中有其律动之理,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方法论的启迪。方氏认为宇宙万事万物可以通过卦爻象数展现其运动规律,人可以通过卦爻、蓍策的推衍来认识万物律动之理,人类一切认识皆可以归结为“极数知来”的大蓍占,对于我们通过具体事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而发现其固有规律有启发意义。《周易》是圣人仰观俯察、极深研几而得到的智慧,是一部探讨宇宙律动变化之书,是让人与时偕行、各正性命之书。人们对卦变及其易学图式的重视,实际上是探讨其背后所表法的宇宙动变规律,而不是机械、僵化地把图式看做静止的图片,而不懂其背后的旨归和精蕴。方孔炤反对把“虚空”解释成空无一物,认为“虚空”不是否定万事万物的抽象范畴,不是排除万物的独立空间,不是孤悬于外的独立化境,而是万事万物充塞其中、通贯古今、律动不息的宇宙时空,更有充塞于宇宙空间中实物、实事中的客观之理律动不已。他以“虚空皆象数”“理寓象数”的命题,反对了王畿的“四无”说,重视了世界的多样性和过程性价值,并且于现实世界中发现了其本有的律动之理,认为客观事物变化之理不孤悬于事物变化过程之外,而是存在于事物变化过程中的固有联系,实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在现实世界的贯通。《周易》之象数、卦爻,是古之圣贤对客观世界之律动的真理性认识。“象数即虚空”命题,阐明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尊重与探索,也阐明了主客体相统一之应然目标。他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皆是象,不仅包括自然物象,如日月山川、草木鱼虫之物象,也包括社会之象,如日用饮食、伦理纲常、礼仪规矩之象,甚至包括意象、言象、像象、数象、内象、外象,又有费象、隐象,但无非是阴阳二象。方孔炤认为,学易者须明易学图式背后所符示和表法的宇宙律动之理,而不是泥于易学图式不明其背后蕴含的微言大义,应重视对宇宙间万事万物之理的考察。他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包括自然界之物理、人伦社会之宰理,甚至包括宇宙中“费隐弥纶”的至理。《河》《洛》象数,符示了宇宙的律动,是宇宙间一切生成之公证,对万事万物之律动无所不备。方孔炤认为,虚空皆象数,象数中有所以然之理,人们可以即“睹闻”睹“不睹闻”,即通过有形有象之象数,认识隐藏在象数之中的所以然之理。方氏易学中的“象数”有两层内涵:一是大宇宙有机体的律动之实存,并通过宇宙万物鲜活的律动展现表法出来。二是圣贤通过对客观宇宙之理的认识,所摹略和符示出的客观世界之运动规律的象数图式。《易》之卦爻、图式,符示了宇宙之变动规律,是宇宙的律动之理的反映和符示。“象数征理”的观点,并不是要求我们只学习易学图式,而忽视具体事物律动之理。人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可以“下学上达”“即费知隐”“即质知通”。其“五行尊火”“文即质”“藏罕于雅”等命题,阐明了人要重视真理性认识,明确其是主体对宇宙客观律动之理的开显,并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其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以获得更高达认识。方氏主张“藏悟于学”,认识到胶柱于文章训诂之学有不能会通之弊,但是偏于空理则有空疏之弊,但空疏之弊甚于胶柱,强调于藏顿于渐、下学即上达,以解决二者的贯通问题。他强调了事物之间的关连,提出“因物转物”的观点,重视世界的客观性和事物律动之理,对于一味玩弄灵明心性、意念自守的心学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他既反对踞荒高而独尊,又反对胶训诂、膏词章,主张通过征质物理贯通全费全隐之物,真正建立一个“一多相贯、博约同时”的哲学体系。王畿“四无说”对于接引上根之人有重要价值,但对于中下根之普通百姓、甚至部分学者来说,难以领会其精髓,反而成为恣情纵欲之口实。至善,不仅是一种道德本体,更是人对自然、社会规律的掌握和善用,使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行动中的动而不失其正。贞一,是肯定宇宙万事万物变化过程中固有的律动之理,也是方氏一门坚贞不屈的道德品质与节操。方氏认识到人类社会的活动中有很多是不合客观之理的,只有通过理其情,才能让人为了更好的实现主客体的统一,不仅是在社会伦理道德领域,也是人面对对整个宇宙时所要解决的问题。戒惧,在《易》《中庸》中多有出现,不是对主体的限制与恐惧,而是为了实现实现主客体统一,保证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能时宜中节的一种必然要求。各正性命,实际上是人自觉的处理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指导原则和价值目标。方孔炤认为,圣人作《易》、制礼,皆是通过仰观俯察探究天地之理而得,尊重宇宙律动的客观性是必然要求,人若能以圣贤所开显的智慧为指导,在具体活动中能够做到时宜中节,必然取得活动才成功,若忽视客观世界的律动之理,必将受规律的惩罚。方氏甚至提出“六经皆礼、皆《易》”的观点,皆是看到了圣贤对宇宙客观性及其律动之理的尊重。方氏乘一贯、集大成的时论易学,提出了许多有创建性的观点,建构了象数与义理兼顾、理学与心学融合、古今中西会通的宏大体系,促进了宋明易学和哲学的发展。
党斌[2]（2020）在《朝鲜半岛代表性汉文地理文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朝鲜半岛是汉文化圈的重要区域,也是当今域外汉籍的集中存藏地之一。汉文地理文献是朝鲜半岛历史文献中的一种,同时也是当今域外汉籍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域外汉籍成为学界研究热点,朝鲜半岛所存各类汉籍也随着学术研究和交流的深入,逐渐为中国学者所了解。不过,从目前研究情况来看,国内学者关于朝鲜半岛汉文地理文献的了解和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研究对象和利用史料集中于《三国史记》《高丽史》等正史地理志。从汉文化圈视角入手,系统考察、研究朝鲜半岛汉文地理文献的历史发展轨迹,对推进中国史学史、古代边疆史、东北亚国家关系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拓展域外汉籍研究视野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地理文献传入朝鲜半岛,对其汉文地理文献的出现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朝鲜半岛汉文地理文献在高丽、朝鲜王朝时期不断发展,先后出现了以《三国史记·地理志》《高丽史·地理志》等为代表的正史地理志,以《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大东地志》《择里志》等为代表的各级地方志,以《增补文献备考·舆地考》为代表的政书地理志等,类型丰富而完备,数量多达千余种。文章以汉文化圈为总体背景,以朝鲜半岛汉文地理文献为研究对象,一方面考察中国历代地理典籍向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在其影响下朝鲜半岛汉文地理文献的出现,朝鲜半岛历史时期汉文文献的发展、演变过程。以汉文地理文献为基础史料,探讨中国行政区划建置对朝鲜半岛的影响,以及统一新罗、高丽、朝鲜王朝等不同时期地方行政区划变化和发展历程。另一方面通过纵向和横向对比,分析朝鲜半岛历代汉文地理文献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和特征,同一时期不同类型之间的关联和差别,结合其他史料分析其文献史料价值。无论是中国地理文献向朝鲜半岛的传播,还是朝鲜半岛汉文地理文献的出现和发展,均与汉文化圈的形成和演变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朝鲜半岛是汉文化圈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与中国历代王朝频繁往来和交流。朝鲜半岛汉文地理文献作为重要的史料,在记录朝鲜半岛古代历史、地理沿革的同时,有大量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记载。这些史料与中国历代文献记载相互结合,对于中国历代疆域形成和变化、中国古代典籍在东亚地区的传播和影响、古代中国与周边区域封贡关系的发展、东北亚古代史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国行政区划设置对周边国家地区的影响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同时,对于分析当今中国、韩国、朝鲜、日本等国家关系及东北亚局势的演变问题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汉文化圈以中国为中心,在地理范围上包括东亚、东南亚的广阔区域,其形成和演变与古代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的历史发展和往来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除朝鲜半岛之外,中国地理文献也流传至汉文化圈范围内的其他区域,对这些区域内汉文地理文献的出现和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关于汉文地理文献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中国和朝鲜半岛,而是涉及整个汉文化圈广阔地域内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演进课题。跨越国家、地理的界限,从汉文化圈视阈出发,有助于深入分析和充分发掘汉文地理文献的文献价值。
王晓燕[3]（2020）在《红色经典《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修辞重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红色经典《战斗的青春》自1958年出版,其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历经作家雪克四次修改,为当代文学史留下五个版本,呈现了数十万字的异文语料,这是珍贵的文献资源。现有研究有很多重要的成果,绪论第一节分类描述了此类研究的价值。但与本文考察对象直接相关的版本研究存在待开发空间:其一,从版本研究的共同要求观察,《战斗的青春》同类研究的版本意识相对匮乏、版本指向比较模糊、版本依据时见错漏。其二,从红色经典版本变动的区别特征观察,《战斗的青春》同类研究相对忽略了政治修辞>艺术修辞的文献事实。本文拟对同类研究的不足做一些尝试性的探讨,以《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为研究对象,采取线性对比的方式,依次将1958版/1960版、1960版/1961版、1961版/1962版、1962版/1978版进行对比,穷尽性地统计版本变动内容。依据后版相对于前版“重构了什么——怎样重构——为什么重构”的逻辑路径,立足五个版本的精细对勘,将其置于广义修辞学“两个主体（表达者—接受者）、三个层面（话语建构—文本建构—人的精神建构）”的理论框架,考察《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的修辞重构特点、修辞成因及话语生态。以小说标题“战斗”关联的战争叙事、“青春”关涉的性爱叙事,以及统摄两者的阶级叙事为关注点,聚焦阶级叙事、战争叙事、性爱叙事等不同版本变动主题,参照版本增扩、删减、置换和增删置换的复合形态,分析版本变动篇幅、变动趋势、修改意图等因素。研究发现:增扩主要分布在阶级叙事和战争叙事的修辞重构中,部分分散于性爱叙事的修辞重构;置换和删减在阶级、战争和性爱叙事的重构中分布相对平均;增删置换的复合形态相对集中在战争叙事中正反群像的形象重构以及性爱叙事中的角色位移和修辞重构。研究认为:《战斗的青春》版本修改本质上是特定意识形态规约下对前版本的一种修辞重构,是一个故事的不同讲法,重构了不同的文本呈现形式,隐含着人的存在方式的修辞信息。据此勾勒相应的叙事变动路径,综合语义分析和修辞考察,分析作家个人讲故事的方式和接受群体听故事的审美期待之间的缝隙,比如受接受者的阅读取向影响,不同版本中许凤三姐妹经历了[+牺牲]→[-牺牲]→[+牺牲]的修辞重构,这里有作家主动或被动的自我调适,个人与时代的互动、及其契合主流意识形态和文艺体制的修辞加工,从中挖掘文学想象和政治想象复杂纠葛中的历史文化信息,尝试将无序分布于不同版本的碎片信息转化为有序的再阐释资源。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战斗的青春》不同版本的修辞重构可能有同质性大于异质性的总体倾向,革命的纯粹性可能部分地遮盖人的复杂性,但那是时代需要的精神能量,是影响同时代人并激发后人追溯的红色基因。当年艺术之“我”融会于政治之“我”的文学生产和产品再加工,仍是考察红色经典版本重构待开发的话语场。希望本文区别于现有研究的分析,能够为修辞学—文学研究互相拓展跨界学术生产、构建更为开放的学科形象和学科生态,探索一种可能性。
刘珊[4]（2020）在《责任政府视角下中国电视问政研究》文中认为责任政府是一种理想的政府形态,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诉求。责任政府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又是一种对政府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责任政府的建构包含理念建构、能力建构和制度建构,在制度建构方面,责任监督和问责机制是确保政府积极履行责任的重要保障。作为“政府—媒体—民众”三方直接互动沟通、交流平台,电视问政已然成为中国不可忽视的政治传播现象。电视问政起源于上世纪末开创的广播问政,并在发展过程中演变出基于地方治理、民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交流宣导型、沟通协商型、监督问责型三类电视问政节目,其中监督问责型电视问政节目作为行政问责和社会监督的创新形式,在我国各省（市）形成了广泛、持续的公众参与和舆论监督氛围。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对国内电视问政的发展基础、发展历程及发展现状进行回顾,通过对全国各省（市）电视问政进行逐一检索和梳理,对我国电视问政整体概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对监督问责型、沟通协商型、交流宣导型电视问政进行典型案例分析。基于责任政府视角对电视问政成效、现存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并基于当前时代背景对电视问政的完善提出建议。
朱洪斌[5]（2020）在《中国史学史经典范式的传承、演变及创新——重读刘节先生《中国史学史稿》》文中提出历史学科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对本学科的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史的回顾与反思。中国史学史学科是在近代中国史学学科化进程中形成的,史学史学科的特点具有在历史研究各个领域的研究状况与具体成果基础上进行总结、批评、评估、展望的基本特征,那么对史学史学科自身的回顾与反思便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整个历史学科的研究状况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中,因历史研究的变化发展而随时生成史学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不断调整史学史研究的学科结构、及时更新史学史的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是史学史研究增续其学科能量、维持其学术峰值的基本保证。同样,回顾与研究中国史学史学科从其产生建立之时至今是怎样追踪古今史学研究趋势与特点、如何不断完善史学史学科自身的过程,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学术意义。应《河北学刊》之邀,我主持了这组中国史学史研究专题,参与讨论的各篇论文都是在深入发掘材料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再审视,各位作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形成与建立阶段的发展特点作了深入讨论,不仅进一步充实了相关研究,而且也提出了一些与以往看法不尽相同的新见。真诚希望本组专题论文能够对中国史学史研究有所裨益。
黄薇[6]（2018）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古代青铜器是享誉世界的文物,自史前时代诞生,到战国末年,至少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有关青铜器的研究自北宋金石学始,也有一千年的历史。面对不断涌现的青铜器发现资料和研究成果,需要我们整理归纳,考镜源流,阐述近千年来青铜器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特征。本文采用时间分期的方式,尝试综合分析每一时期青铜器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共分为五期。第一期是萌芽期,谈宋代以前的青铜器研究。宋代之前的人们认为发现铜器是一种祥瑞之事,并且已经开始对铜器年代进行初步判断,研究成果大多零星记载于文献中。第二期是雏形期,谈宋代到清代的青铜器研究。宋代学者的最大的贡献是确立了青铜器研究的着录形式与研究体例,对铜器进行了初步的定名与分类,开创了青铜器研究的最初研究范式,为后世树立了典范。清代学者将青铜器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纠正了宋人在定名与分类等方面的一些问题,且研究者众,着述丰富。本期重要特点是重视铭文研究,并取得较高的成绩。第三期是蜕变期,谈民国时期的青铜器研究。随着民国时期铜器标准器断代法的提出,考古层位学与类型学的运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开始科学化,铜器的定名和分类研究进一步明晰,青铜器研究已开始脱离金石学的窠臼。第四期是融合期,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此时青铜器研究已经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体系进一步完善,专题研究成果显着,并关注青铜器的起源问题,研究类别也扩展到兵器、工具、农具等。第五期是成熟期,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本文成稿时。此时青铜器综合研究的方法已成为学界共识,“多因素综合分析断代法”得以熟练运用,通过青铜器分期分区系研究,已基本构建起中国的青铜文化谱系,并深入研究青铜器与中国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的关系。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史的发展有三个值得注意的动因。首先是物质方面的原因。1925年7月,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大学（当时叫清华学校）演讲时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①。正是由于青铜器的不断发现,尤其是经考古发掘的青铜器的问世,促进了青铜器研究这门分支学科的新生。萌芽期、雏形期的青铜器都是偶然零星发现,非特意寻找。蜕变期之后,有了科学考古发掘,青铜器出土有了地层学做参照,类型学做基础,拓展了青铜器整体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其次是学术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考古学的介入。在西方考古学传入后,地层学、类型学的应用,使得青铜器研究产生了巨大的蜕变,真正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从此青铜器研究在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等方面都焕然一新。研究目的,由雏形期之前的补史正经、考礼问道,变为蜕变期之后,通过青铜器遗物以及相关遗址等,来考察当时的人类社会生活。在萌芽期和雏形期,研究对象局限于偶然得到零散青铜器。蜕变期的研究对象是传世青铜器与新出土无地层关系的青铜器群。而到了融合期、成熟期,研究对象是所有出土的与传世的青铜器,包括青铜车马器、工农具等。研究内容也扩展为“三大层面六大线条”:即考古与历史层面、艺术层面、科技层面;形制、纹饰、铭文、分期、地域、铸造六大线条。青铜器研究方法由浅到深,从粗到细,由单件器物的研究到器群的研究,再提升到研究青铜器的背后族群、文化等深层次问题。青铜器研究形成了将历史文献与出土发现相结合,重视考古学角度的考察,并进行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基本成熟的研究范式。再次是研究群体的变化。萌芽期与雏形期时,研究群体是以单纯的古文字学家、经学家、金石学家组成。而蜕变期之后的研究群体发生了变化,大体分为两大群体。一是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如王国维、容庚、郭沫若、唐兰、陈梦家、李学勤等先生。二是考古学家,如李济、郭宝钧、邹衡等先生。同时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研究者参与。以上两大研究群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携手共进,共同开创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新时代。最后,有几点说明,本文中青铜器研究包括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农具等,未包括铜钱、铜镜等类别。又因关于金文、铭文的研究已有专论,故文中在此方面不做过多介绍。由于时间关系及本人能力所限,文中未对铜器铸造等科技方面以及海外铜器研究情况做深入考察,希望日后有机会补充完善。
向丽君[7]（2018）在《清乾隆时期志怪小说中的妖怪形象研究》文中提出妖怪,俨然已成为古今中外亘古不变的信念与津津乐道的话题。无论是万物有灵论,还是灵魂不灭等观念,都体现出人类对精灵、妖怪的崇拜和信仰。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里,这种观念和现象更是绵延悠长,熠熠生辉。除了口耳相传的精怪故事以外,更有不计其数的志怪小说。清乾隆时期,是志怪小说继汉魏六朝以来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一时间,文人们追溯魏晋六朝时期志人志怪小说之源,蔚成风气,涌现出的志怪小说不计其数。文章拟从《夜谭随录》《子不语》《续子不语》《萤窗异草》《谐铎》《听雨轩笔记》《耳食录》《耳食录续编》《六合内外琐言》《小豆棚》等十部清代乾隆时期成书且有明显妖怪形象的代表性志怪小说进行研究,以求尽可能穷尽其中的妖怪类型,并分析其特点和文化意蕴。文章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对课题的选题缘由及意义、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与创新点进行说明;第二部分,考述清乾隆时期成书的十部志怪小说,对“妖怪”进行定义并与鬼神进行区别;第三部分,对清乾隆时期志怪小说中的主要妖怪类型分析,大体可分为动物类、植物类、非生物类等;第四部分,对乾隆时期志怪小说中妖怪形象的突出特点加以阐释,分为种类繁多、神通广大;趋于现实,个性突出;知书达理、以德为先;物性突出、三性合一等四个方面;第五部分,探究乾隆时期志怪小说中妖怪形象的文化意蕴,分别为民俗意蕴、宗教意蕴、审美意蕴;第六部分,结语。将乾隆时期各志怪小说中的妖怪形象进行各方面的分析探究后,得出结论:乾隆时期志怪小说中的妖怪有着自身的独特气质和内涵,存在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吴星,蒋晴云,杨继成[8]（2018）在《河北省高校学术期刊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模式研究》文中认为在媒体融合国家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和数字出版"十三五"发展规划等推动引导下,我国媒体融合发展大步伐迈进,成效突出。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传播的重要阵地,新媒体的跨越式发展推动了学术期刊传播路径的变革。基于河北省高校期刊新媒体发展的调查情况,文章从内容生产和传播发行两方面总结河北省学术期刊与新媒体融合的现状及问题,并提出差异化选择、合作化运营、"线上+线下"服务和协同创新人才的融合模式,以期突破河北省内学术期刊传播的困局,为高校期刊的数字化发展提供新思路。
邓雷[9]（2017）在《简本《水浒传》版本研究》文中提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呼吁简本《水浒传》研究以来,迄今已有三十余年,然而关于简本《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依然很少,不少简本《水浒传》未得到相应的关注,更不必说对简本《水浒传》版本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在将京本忠义传、种德书堂本、插增本、评林本、英雄谱本、二刻英雄谱本、刘兴我本、藜光堂本、慕尼黑本、李渔序本、十卷本、汉宋奇书本、征四寇本、百二十四回本、八卷本、三十卷本等十六种简本基本收集齐全的情况下,对诸简本进行系统划分,诸如刘兴我本、藜光堂本、慕尼黑本、李渔序本属于嵌图本系统,十卷本、汉宋奇书本、征四寇本属于嵌图本后续本系统,基本以系统为单位,以系统底本的刊刻时间为轴,对诸种简本逐一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坚持点面结合的原则,不仅对单一的简本《水浒传》版本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同时与其他的版本进行比对,力求将其置于整个《水浒传》版本链条中进行研究。通过细致的文字校勘、精确的数据分析以及详尽的文本比对等方法,对诸简本的版本系统进行判别,梳理版本源流,归纳版本特征。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其一,对之前不少未受关注的简本《水浒传》进行了研究。如慕尼黑本、李渔序本、十卷本、汉宋奇书本、征四寇本、百二十四回本等。其二,对所有的《水浒传》简本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其三,使用传统文字比勘法的同时,还使用了数据统计分析法。
苏超[10]（2014）在《“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下简称“文化共享工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项文化惠民项目,旨在利用现代先进的技术手段,将中华优秀文化资源传递到全国的每个角落,重点解决偏远地区广大群众看书难、看电影难的问题,缩小城乡之间、人与人之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存在的“信息鸿沟”。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至今已跨越12年,然公众对于文化共享工程的认识却存在严重不足,此外,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过程是怎样的?效果如何?其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症结有哪些?其如何才能持续发展下去?本研究通过海量的文献材料系统分析、网上资源统计分析、访谈等方法对文化共享工程进行研究以期解决上述问题,进而实现文化共享工程广泛服务民众的目标。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从以下八个方面入手：（1）采用深度阅读并按照关键词、主题进行归类的方法对国内外374篇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分析；（2）通过对文化共享工程241期工作简报、4000余条主要新闻材料、国家历年来关于文化建设方面的政策文件、山东省十余个市县服务点和国家中心部分工作人员访谈资料的分析,对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过程进行梳理与分析；（3）采用统计、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国家数字文化网、31个省级分中心文化共享工程网站资源、中国国民休闲小康指数、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中国广播电视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等数据资料的挖掘分析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效果；（4）以“心声·音频馆”与“上图讲座”两种资源的网上收听次数／观看次数为数据基础,分析公众对这两类资源的偏好程度；（5）在前面几项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访谈,分析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6）对国外相似项目进行分析；（7）进行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8）构建文化共享工程评估指标体系。经过对以上内容的研究与分析,本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关于文化共享工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8个方面,分别是立足国家层面与基层的整体性研究,立足省级视角、市县视角、农村视角的实践研究,针对技术、培训、绩效评估、资源建设、版权问题等的专题研究。（2）文化共享工程的建设过程依据“建设”与“应用”的比重分为初步探索、普遍发展、巩固提升三个阶段；文化共享工程相关利益群体主要由提供决策与保障群体、实施监管群体、合作参与群体、用户群体构成；文化共享工程服务基层的方式主要通过两条支路完成。（3）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效果体现在三个层面,宏观层面表现为对消弭社会信息鸿沟的贡献,中观层面表现为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贡献,微观层面主要变现为对国家公共数字资源的充实与对国民生活质量提升的贡献。（4）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主要包含制度、资源建设、队伍建设等三个维度。（5）本研究针对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结合相关理论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求,借鉴国外相似项目,对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做出如下战略设计：一是资源设计达到标准统一,二是通过制定完善的制度体系使制度设计达到系统全面；三是充分利用新技术的发展开发适应的技术平台,以及搭建多元的、人性的、环保的服务终端；四是通过多元的文化教育活动与多举措的文化共享工程宣传推广进行服务设计,实现“服务到人”的目标。（6）在文化共享工程顶层设计与已有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建设、利用、效果三个一级指标的文化共享工程评估指标体系。本研究的主要创新在于：第一,国内首次对文化共享工程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与分析,有关见解对文化共享工程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第二,论文采用“四象限图”分析公众对文化共享工程文化信息资源的偏好程度,对相关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二、《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和学术史回顾 |
| (一) 《周易时论合编》研究现状 |
| (二) 方以智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学术创新与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周易时论合编》作者及征引书目 |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语境 |
| 一、政治背景 |
| 二、思想语境 |
| 三、自然科学状况 |
| 第二节 方孔炤、方以智与方氏家风 |
| 一、桐城方氏家风 |
| 二、方孔炤: 《时论》之创立者 |
| 三、方以智: 《时论》之完成者 |
| 第三节 《周易时论合编》版本、征引文献 |
| 一、《周易时论合编》卷数 |
| 二、《周易时论合编》版本 |
| 三、《周易时论合编》征引着作 |
| 第二章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过程 |
| 第一节 《时论》之思想渊源 |
| 一、方学渐“性善”哲学:至善不落有无 |
| 二、方大镇的“《易》贵时用”思想 |
| 三、黄道周象数易学 |
| 四、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 |
| 第二节 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 |
| 一、会通家传易学时期 |
| 二、会通象数易学时期 |
| 三、桐城研《易》时期 |
| 第三节 方以智编定《周易时论合编》 |
| 一、方以智等编撰《周易时论合编》 |
| 二、《周易时论合编》征引方以智着作 |
| 三、《周易时论合编》与方以智的思想关联 |
| 第三章 “时论”之义理阐释: 善用惟时,时义大成 |
| 第一节 “时论”之义涵 |
| 一、随时拾薪,以供薪举火 |
| 二、圣人因天用天、因时觉世 |
| 三、天下随时,有开必先 |
| 四、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 |
| 第二节 “时”之儒学发微 |
| 一、时之儒学溯源 |
| 二、时序: 雨旸燠寒风来备 |
| 三、时乘: 统御同时 |
| 四、时义: 藏密于前用 |
| 第三节 “时”之经世义涵阐发 |
| 一、时行: 入民善动 |
| 二、时中: 乘时中节 |
| 三、时用: 因时制用 |
| 第四节 环中寂历,善用惟时 |
| 一、治历明时,随时而息 |
| 二、四分用三,冬炼三时 |
| 三、《易》贵善用,善用惟时 |
| 第四章 “时论”之象数阐释:午会之时,乘一贯也 |
| 第一节 “午会之时”的内涵 |
| 一、“午会之时”提出的历史语境 |
| 二、午会之姤: 一阴滋生,小人道长 |
| 三、午会圣人,制度礼乐,以烹养万世 |
| 第二节 “午会之时”义涵发微 |
| 一、向明而治,继明照四方 |
| 二、阳统阴阳,居贤善俗 |
| 三、以立统泯,多识一贯 |
| 第三节 “乘一贯”思想的实现 |
| 一、寂历同时: 形上与形下的兼顾 |
| 二、顿渐同时: 先后天功夫的统一 |
| 三、《易》贯费隐: 交轮一贯的实现 |
| 第五章 “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本体论 |
| 第一节 寂历同时的理论建构 |
| 一、寂历同时: 寂然在历然中 |
| 二、一在二中: 大一在大二中 |
| 三、绝待在对待中 |
| 第二节 不落有无的太极观 |
| 一、“无极而太极”说 |
| 二、太极不落有无 |
| 三、至理藏于物理 |
| 四、全图皆太极 |
| 第三节 先天在后天中 |
| 一、先后天八卦图 |
| 二、先后并用,圣人随时发明 |
| 三、先天不能不后天 |
| 四、先在后中,止有善用 |
| 第四节 贞悔卦的交轮、统辨 |
| 一、公因在反因中 |
| 二、交轮几 |
| 三、统辨、互根说 |
| 第六章 “两间皆易”的易象观 |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之周易观 |
| 一、《周易》新诠 |
| 二、《易》合理气象数,为费隐一贯之书 |
| 三、蓍龟守《易》,藏大于小 |
| 第二节 “虚空皆象数” |
| 一、“四无”之弊 |
| 二、虚空皆象数 |
| 三、象数即虚空 |
| 第三节 河洛象数,为一切生成之公证 |
| 一、《图》《书》一也 |
| 二、图书一理,皆是易道 |
| 三、中五,用三藏一旋四 |
| 四、五合互藏说 |
| 第七章 “博约同时”的格物说 |
| 第一节 “下学即上达”格物说 |
| 一、藏悟于学,下学上达 |
| 二、以物观物,交格交贯 |
| 三、博约同时,一多相贯 |
| 第二节 即费知隐 |
| 一、即费知隐 |
| 二、即质知通 |
| 三、象数征理 |
| 第三节 “圣人体天宰天”的文明观 |
| 一、五行尊火 |
| 二、文即质 |
| 三、藏罕于雅 |
| 第八章 “顿渐同时”的功夫论 |
| 第一节 善体,在“遏恶扬善”之善用中 |
| 一、“四无”与“四有”之争 |
| 二、先后并建,顿渐同时 |
| 三、至善,在为善去恶中 |
| 四、贞一,以善天下之动 |
| 第二节 “戒惧”功夫论 |
| 一、理其情,而“情即性” |
| 二、戒惧即飞跃 |
| 三、《易》官天继善、各正性命 |
| 四、全《易》,无非教学,无非圣功 |
| 第三节 礼者,卫道之藩、居身之舆 |
| 一、礼者,天所秩而用于人 |
| 二、《易》《礼》不二 |
| 三、礼者,安上下、合外内 |
| 结语 |
| 一、《周易时论合编》之会通特色 |
| 二、乘一贯、集大成的目标 |
| 三、儒学立场和经世致用之指向 |
| 四、《周易时论合编》的易学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周易时论合编》藏本问题 |
| 附录二 周易时论合编之版式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朝鲜半岛代表性汉文地理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和视角: 汉文地理文献和汉文化圈 |
| 二、中国地理文献及其向朝鲜半岛的流传 |
| 三、朝鲜半岛汉文地理文献发展历程 |
| 四、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五、研究思路和意义 |
| 第一章 《三国史记》及其“地理志” |
| 第一节 金富轼家族与《三国史记》的编修 |
| 第二节 《三国史记》的成书和流传 |
| 第三节 《三国史记·地理志》文献征引及相关问题 |
| 第四节 《三国史记·地理志》所见地理沿革及相关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高丽史》及其“地理志” |
| 第一节 编年体《高丽史》的纂修 |
| 第二节 纪传体《高丽史》的成书 |
| 第三节 《高丽史·地理志》所见地理沿革及相关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朝鲜世宗实录》及其“地理志” |
| 第一节 《朝鲜王朝实录》纂修和流传 |
| 第二节 《朝鲜世宗实录》及其“志书” |
| 第三节 《世宗实录》与《高丽史》“地理志”文本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其他代表性汉文地理文献 |
| 第一节 《新增东国舆地胜览》 |
| 第二节 《择里志》 |
| 第三节 《增补文献备考·舆地考》 |
| 第四节 《大东地志》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韩国现存朝鲜半岛地方志简表 |
| 附录2: 文中表格索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3）红色经典《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修辞重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重要说明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战斗的青春》:文本和版本研究(1959—2020) |
| 一、文本研究 |
| 二、文本研究的一个特别类型:版本研究 |
| 第二节 现有研究的局限 |
| 一、文本研究不足 |
| 二、版本研究缺失 |
| 第三节 本文选题意义、拟探讨的问题、主要理论资源、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拟探讨的问题 |
| 三、主要理论资源 |
|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战斗的青春》版本状况和相关说明 |
| 第一节 雪克与《战斗的青春》及五个版本 |
| 一、雪克与《战斗的青春》创作和修改 |
| 二、《战斗的青春》版本依据和版本变动情况 |
| 第二节 本文写作的相关问题说明 |
| 一、版本变动数量统计规则和分类原则 |
| 二、本文写作的相关说明 |
| (一)关于词语变动、句子变动、段落变动的界限区分 |
| (二)关于“增扩”“置换”“删减”混杂出现的归类 |
| (三)正文自述系统和引述系统 |
| (四)脚注和引例标注说明 |
| (五)符号说明 |
| (六)繁简字说明 |
| 第二章 《战斗的青春》阶级叙事的修辞重构 |
| 第一节 重构更明确的阶级界限 |
| 一、增扩[+阶级出身] |
| 二、增扩[+阶级界限] |
| 第二节 重构更强化的阶级对立 |
| 一、置换[+隐忍 -抗争]→[-隐忍 +抗争] |
| 二、增扩和置换[+个人恩怨 -阶级仇恨]→[-个人恩怨 +阶级仇恨] |
| 第三节 重构阶级角色的话语空间 |
| 一、删减反面角色话语权 |
| 二、增扩阶级教谕话语 |
| 小结 |
| 第三章 《战斗的青春》战争叙事的修辞重构 |
| 第一节 英雄群像的修辞重构 |
| 一、置换和删减英雄群像主体[-次要人物 +主要人物 -领导个体+领导集体] |
| 二、增删置换英雄群像生理形象[+雄化+正向强化] |
| 三、增扩和置换英雄群像精神成长[+忠诚+善言+读书] |
| 四、增扩和删减英雄群像行为特征[+警觉+善战-负向] |
| 五、增扩和置换英雄群像人际关系[+亲情+互助+感召力] |
| 第二节 反面群像的修辞重构 |
| 一、增扩和置换反面群像形体样态[+动物化] |
| 二、增删置换反面群像生物本能[+攻击本能+食色本能] |
| 三、增扩和删减反面群像人际关系[+黑化] |
| 第三节 两个向度:重构文本修辞风格 |
| 一、置换和增扩[+乐观性] |
| 二、置换和删减[-悲剧性]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斗的青春》性爱叙事的修辞重构 |
| 第一节 修辞重构的性爱叙事:“不变”的规约和“变”的路径 |
| 一、性爱分配“不变”的规约:语义分析和修辞策略 |
| 二、性爱分配“变”的路径:语义分析和修辞重构 |
| 第二节 许凤—胡文玉:角色关系与角色位移 |
| 一、增扩许凤—革命者胡文玉[+革命]→[-性+爱] |
| 二、置换许凤—公开叛徒身份的胡文玉[-革命]→[-性+恨] |
| 三、增删置换许凤—未公开叛徒身份的胡文玉[-革命]→[-性-爱] |
| 四、增删置换的复合形态:角色位移与文本建构 |
| 五、参照对比:胡文玉—小鸾[+性-爱]程度浅→程度深 |
| 第三节 许凤—李铁:性爱克制与修辞重构 |
| 一、删减[-性爱之感] |
| 二、置换[+政治引导] |
| 三、参照对比:江丽—李铁[-性 +爱]→[-性 -爱] |
| 小结 |
| 结语 本文主要观点、创新点、主要不足 |
| 附录1 本文图表索引 |
| 附录2 版本比对汇总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责任政府视角下中国电视问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3 重难点及可能的创新点 |
| 1.4 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电视问政的国内外研究回顾 |
| 2.1.1 国内电视问政研究概况 |
| 2.1.2 电视问政的概念及类型 |
| 2.1.3 关于电视问政的作用及意义 |
| 2.1.4 关于电视问政的问题与展望 |
| 2.1.5 国外关于政治类电视节目的研究 |
| 2.2 关于责任政府的国内外研究回顾 |
| 2.2.1 国内责任政府研究概况 |
| 2.2.2 关于责任政府的概念界定 |
| 2.2.3 关于责任政府的基本内涵 |
| 2.2.4 关于责任政府的建构路径 |
| 2.3 文献评述 |
| 3 中国电视问政发展概况 |
| 3.1 电视问政发展基础 |
| 3.1.1 中国责任政府建设 |
| 3.1.2 责任政府制度体系 |
| 3.1.3 广播问政实践探索基础 |
| 3.2 电视问政发展阶段 |
| 3.2.1 初创期(2000—2009年) |
| 3.2.2 发展期(2010年—2015年) |
| 3.2.3 繁荣期(2016年至今) |
| 3.3 电视问政发展现状 |
| 3.3.1 各省市电视问政开办概况 |
| 3.3.2 电视问政周期及持续性 |
| 3.3.3 主办单位及问政对象 |
| 3.4 电视问政类型概况 |
| 3.4.1 监督问责型电视问政——以山东省《问政山东》为例 |
| 3.4.2 沟通协商型电视问政——以杭州市《我们圆桌会》为例 |
| 3.4.3 交流宣导型电视问政——以景洪市《电视问政》、香港《议事论事》为例 |
| 3.5 电视问政对责任政府建设的积极意义 |
| 3.5.1 明确政府权责职能 |
| 3.5.2 拓展政民直接沟通 |
| 3.5.3 提升政府治理效能 |
| 3.5.4 强化公众参与监督 |
| 4 责任政府视角下电视问政现存问题及改进建议 |
| 4.1 电视问政现存问题 |
| 4.1.1 电视问政类型单一 |
| 4.1.2 问政对象存在局限性 |
| 4.1.3 问政主体参与性较低 |
| 4.1.4 问政议题缺乏及时回应性 |
| 4.1.5 问政缺乏制度化建构 |
| 4.2 时代背景下电视问政功能定位 |
| 4.2.1 政民间理性沟通对话平台 |
| 4.2.2 地方治理多元主体互动平台 |
| 4.2.3 内外部监督问责联动平台 |
| 4.3 电视问政完善方向与实现路径 |
| 4.3.1 明确电视问政定位,丰富问政形式 |
| 4.3.2 拓展问政客体范围,分层设置议题 |
| 4.3.3 联动全媒体问政,完善公众参与 |
| 4.3.4 推进制度建构,实现问政长效化 |
| 5 结语 |
| 5.1 研究总结 |
| 5.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表1 国内部分省(市)代表性广播问政节目摘录 |
| 表2 全国各省(市)电视问政一览表 |
（6）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二章 两宋以前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三章 宋代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着录体例的形成与确立 |
| 二、在定名与分类方面的贡献 |
| 三、以铭文为中心的断代研究 |
| 第四章 元明时期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五章 清代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清代前期 |
| 二、清代中期 |
| 三、清代后期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着录书籍大量问世 |
| 二、书籍质量的提高 |
| 三、着录体例的进一步完善 |
| 四、定名与分类取得新成就 |
| 五、研究方法取得一定进步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金石与史学研究者 |
| 二、受西方考古学影响的学者 |
| 三、外国学者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二重证据法”的提出 |
| 二、分期断代标准的创立 |
| 三、分国别研究的提出 |
| 四、类型学方法的初步运用 |
| 五、定名与分类研究的进展 |
| 六、综合性研究着作的出版 |
| 七、开始关注冶铸技术 |
| 第七章 20世纪50～70年代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古文字与史学研究者 |
| 二、考古学者 |
| 三、外国学者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青铜器研究已成为考古学的分支 |
| 二、关注青铜器的起源问题 |
| 三、断代研究进一步科学化 |
| 四、类别研究有了新进展 |
| 五、研究青铜器与文明的关系 |
| 六、其他专题研究蓬勃开展 |
| 第八章 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一、中原地区 |
| 二、西部地区 |
| 三、南方地区 |
| 四、北方地区 |
| 五、东部地区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各考古文博单位 |
| 二、高校研究群体 |
| 三、外国学者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综合研究已成共识 |
| 二、分期断代研究方法更加缜密 |
| 三、分区系研究取得进步 |
| 四、类别研究更加细致而系统 |
| 五、工艺与铸造的研究蓬勃开展 |
| 六、青铜器与古代文明研究成果丰硕 |
| 第九章 青铜器研究的分期与基本特征 |
| 第一节 青铜器研究史的分期 |
| 一、萌芽期 |
| 二、雏形期 |
| 三、蜕变期 |
| 四、融合期 |
| 五、成熟期 |
| 第二节 青铜器研究的基本特征 |
| 一、研究对象的变化 |
| 二、研究群体的转变 |
| 三、研究方法的转变 |
| 四、青铜器的研究范式形成 |
| 余论 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对考古学、历史学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7）清乾隆时期志怪小说中的妖怪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清乾隆时期志怪小说考述及妖怪定义 |
| 一、清乾隆时期志怪小说考述 |
| 二、妖怪的定义及妖怪观念的形成 |
| (一)妖、怪及妖怪的定义 |
| (二)妖怪观念的形成及与鬼神的区别 |
| 第二章 清乾隆时期志怪小说中的主要妖怪类型分析 |
| 一、动物类妖怪 |
| (一)狐狸 |
| (二)猿猴灵长类 |
| (三)禽鸟类 |
| 二、植物类妖怪 |
| (一)花妖 |
| (二)树妖 |
| 三、非生物类妖怪 |
| (一)有形的怪 |
| (二)无形的怪 |
| 第三章 清乾隆时期志怪小说中妖怪形象特点探析 |
| 一、种类繁多、神通广大 |
| 二、趋于现实、个性突出 |
| 三、知书达礼、以德为先 |
| 四、物性突出、三性合一 |
| 第四章 清乾隆时期志怪小说中妖怪形象的文化意蕴 |
| 一、民俗意蕴 |
| (一)祭祀 |
| (二)婚俗 |
| (三)巫术 |
| 二、宗教意蕴 |
| (一)佛教意蕴 |
| (二)道教意蕴 |
| 三、审美意蕴 |
| (一)和谐的美 |
| (二)不和谐的丑 |
| (三)妖怪形象的审美愉悦功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河北省高校学术期刊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媒体融合的研究文献概述 |
| 二、河北省高校学术期刊与新媒体融合现状 |
| 1. 内容生产方面 |
| 基于学术期刊 |
| (2) 内容+服务 |
| 2. 传播发行方面 |
| 三、媒体融合下河北省高校学术期刊发展模式 |
| 1. 差异化选择模式 |
| 2. 合作化运营模式 |
| 3.“线上+线下”服务模式 |
| 4. 协同创新人才模式 |
（9）简本《水浒传》版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百年《水浒传》版本研究述略 |
| 第一章 简本《水浒传》祖本探考 |
| 前言 材料的择取 |
| 第一节 祖本引首诗与回末诗的问题 |
| 第二节 祖本分回的问题 |
| 第三节 祖本回数的问题 |
| 第四节 祖本分卷以及卷数的问题 |
| 第五节 简本祖本与繁本关系的问题 |
| 第六节 祖本第九回的问题 |
| 第七节 从引首诗看简本祖本田王故事的品质 |
| 第二章 《京本忠义传》的研究与思考 |
| 第一节 前人关于《京本忠义传》的研究 |
| 第二节 《京本忠义传》研究中的歧路与困惑 |
| 第三节 《京本忠义传》研究中的版本启示 |
| 第三章 种德书堂本《水浒传》研究 |
| 第一节 种德书堂本《水浒传》的概况 |
| 第二节 种德书堂本与容与堂本比对研究 |
| 第三节 种德书堂本中的田王故事 |
| 第四章 插增本《水浒传》研究 |
| 第一节 插增本《水浒传》的概况 |
| 第二节 插增本与种德书堂本、评林本卷数、回数、回目比对 |
| 第三节 插增本与种德书堂本、评林本插图、插图标目比对 |
| 第四节 插增本与种德书堂本、评林本正文比对 |
| 第五章 评林本《水浒传》研究 |
| 第一节 评林本《水浒传》的概况 |
| 第二节 轮王寺本与内阁文库本研究 |
| 第三节 评林本中的余呈问题 |
| 第四节 评林本的编辑问题 |
| 第六章 英雄谱本《水浒传》研究 |
| 第一节 英雄谱本《水浒传》的概况与辨疑 |
| 第二节 刘世德先生关于初刻、二刻英雄谱本的研究以及补遗 |
| 第三节 钟伯敬本与英雄谱本研究 |
| 第四节 评林本与英雄谱本研究 |
| 第七章 嵌图本《水浒传》研究 |
| 第一节 嵌图本《水浒传》的概况与辨识 |
| 第二节 嵌图本《水浒传》四种的研究 |
| 第三节 嵌图本与种德书堂本、插增本、评林本的研究 |
| 第四节 嵌图本与其后续本的研究 |
| 第八章 八卷本与百二十四回本《水浒传》研究 |
| 第一节 八卷本与百二十四回本《水浒传》的概况 |
| 第二节 陈枚与《水浒传》 |
| 第三节 八卷本与百二十四回本《水浒传》回目研究 |
| 第四节 八卷本与百二十四回本《水浒传》正文研究 |
| 第九章 三十卷本《水浒传》研究 |
| 第一节 三十卷本《水浒传》的概况与辨识 |
| 第二节 三十卷本《水浒传》图像与标目研究 |
| 第三节 三十卷本《水浒传》正文研究 |
| 结语 |
| 附录 |
| 一、简本《水浒传》版本知见录 |
| 二、百年《水浒传》版本研究论文辑录 |
| 主要参考书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后记 |
（10）“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附图清单 |
| 附表清单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设定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主要概念界定 |
| 一、数字鸿沟 |
| 二、文化信息资源 |
| 三、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
| 四、可持续发展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与思路 |
| 第五节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研究相关理论与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研究相关理论 |
| 一、知识沟理论 |
| 二、文化权利 |
| 三、文化传播 |
| 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五、公共物品理论 |
| 六、贫困文化理论 |
| 第二节 我国文化共享工程研究文献回顾 |
| 一、文化共享工程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 |
| 二、文化共享工程研究文献的评价分析 |
| 第三章 实施文化共享工程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文化共享工程实施的背景 |
| 一、全球信息化给文化建设带来挑战 |
| 二、国家对文化建设日益重视 |
| 第二节 实施文化共享工程的缘由 |
| 一、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的需要 |
| 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
| 三、弘扬中国优秀文化的需要 |
| 第四章 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过程 |
| 第一节 初步探索阶段：十五时期 |
| 一、建立试点 |
| 二、启动应用 |
| 三、全国推广 |
| 四、初步探索阶段工程建设小结 |
| 第二节 普遍发展阶段：十一五时期 |
| 一、开展文化共享工程试点工作 |
| 二、与相关项目合作共建 |
| 三、文化共享工程“进村入户” |
| 四、县级数字图书馆推广计划 |
| 五、普遍发展阶段工程建设小结 |
| 第三节 巩固提升阶段：十二五时期 |
| 一、继续推进服务网络的全覆盖 |
| 二、服务新思路：拓展与深化 |
| 三、统筹数字资源建设 |
| 四、打造技术支撑平台 |
| 五、巩固提升阶段工程建设小结 |
| 第四节 对文化共享工程建设过程的系统分析 |
| 一、建设流程 |
| 二、国家政策影响及作用 |
| 三、相关利益群体分析 |
| 四、资源构成分析 |
| 五、服务方式分析 |
| 第五章 文化共享工程建设效果与分析 |
| 第一节 宏观层面：消弭社会信息鸿沟 |
| 一、计算机设备增加助力“信息鸿沟”的消弭 |
| 二、计算机技能培训助力“信息鸿沟”的消弭 |
| 第二节 中观层面：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 一、推动公共图书馆的现代化发展 |
| 二、促进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的层级建设 |
| 第三节 微观层面：充实文化资源,提升国民生活质量 |
| 一、充实国家公共数字文化资源 |
| 二、助力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
| 第四节 公众对文化共享工程数字文化资源的偏好分析 |
| 一、以“心声·音频馆”为例 |
| 二、以“上图讲座”为例 |
| 第六章 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 |
| 第一节 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 |
| 一、从文献梳理中发现问题 |
| 二、从建设过程与效果中分析问题 |
| 三、从访谈资料中挖掘问题 |
| 四、影响因素的确定 |
| 第二节 国外相似项目介绍及分析 |
| 一、美国：“美国记忆”(American Memory) |
| 二、韩国：“信息网络村”(Information Network Village,INVIL) |
| 三、南非：“数字之门”(Digital Doorway) |
| 四、印度：“墙上之窗——学习站”(HiWEL-Learning Stations) |
| 五、日本：“无处不在网络计划”(U-Japan) |
| 六、英国：“文化在线”(Culture on Line) |
| 第三节 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顶层设计 |
| 一、设计导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 |
| 二、设计主题：突出“标准、规范、反馈、社会化” |
| 三、资源设计：标准统一 |
| 四、制度设计：系统全面 |
| 五、技术设计：拓展利用 |
| 六、服务设计：进村入户到人 |
| 第四节 文化共享工程未来发展实践指导 |
| 一、指导原则：依据顶层设计与相关建设规划 |
| 二、以技术支撑平台为基础,构建层级分布式互联网网站群 |
| 三、以“服务年”为契机,实现数字文化活动的品牌化建设 |
| 四、以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建设为重点,完善资源基础库 |
| 五、以人才建设为中心,推动全民信息素养教育与工作队伍培训 |
| 第五节 构建文化共享工程效果评估指标体系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附录A 文化共享工程建设问题汇总——96篇研究文献梳理 |
| 附录B 国家数字文化网——专题资源库 |
| 附录C 心声·音频馆资源 |
| 附录D 上海图书馆讲座回顾(2002年-2013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D]. 许伟. 山东大学, 2021(12)
- [2]朝鲜半岛代表性汉文地理文献研究[D]. 党斌.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3]红色经典《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修辞重构研究[D]. 王晓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4]责任政府视角下中国电视问政研究[D]. 刘珊. 浙江大学, 2020(01)
- [5]中国史学史经典范式的传承、演变及创新——重读刘节先生《中国史学史稿》[J]. 朱洪斌. 河北学刊, 2020(01)
- [6]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D]. 黄薇.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7]清乾隆时期志怪小说中的妖怪形象研究[D]. 向丽君.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8(07)
- [8]河北省高校学术期刊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模式研究[J]. 吴星,蒋晴云,杨继成. 出版广角, 2018(07)
- [9]简本《水浒传》版本研究[D]. 邓雷.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5)
- [10]“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D]. 苏超. 南开大学, 2014(07)
标签：方以智论文;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论文; 宇宙起源论文; 战斗的青春论文; 文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