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人事与人才”

一、写给《人事与人才》（论文文献综述）

李敏^[1]（2021）在《“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末五子”是后七子派领袖王世贞命名的一个文学群体,成员包括赵用贤、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他们文学交游活动广泛,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辐射面广,影响者众。“末五子”处在七子派与公安派的过渡地带,在晚明文坛由复古向新变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对七子复古派的文论主张多有矫偏救弊之举,同时不断调和“师古”与“师心”的矛盾,发挥了扭转文学流弊的作用。他们坚守文学有益于世用的原则进行创作,与晚明作家宣传人性解放的文风有根本性的差别,起到了对晚明世风振起的作用。本论文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说明“末五子”命名的缘起及作为群体研究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探讨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意图及二者的依违离合。通过对“末五子”排序问题的分析,探讨王世贞的排名意图。第二章分析晚明文学思潮嬗变下,“末五子”的文学观念及其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纠偏和折衷。第三章讨论“末五子”对明代博学思潮的接受及推进,聚焦李维桢、胡应麟诗文创作的博学特性。第四章第一节讨论晚明儒释道思潮对“末五子”的影响,从李维桢《续藏书序》两个版本的文字差异入手,分析他对狂禅派代表李贽的真实态度;第二节着重阐述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屠隆与李贽的差异性特质,指出屠隆不属于狂禅派,从所掌握的材料出发,论证屠隆纵欲之说不成立,屠隆在生活上克欲寡欲,在作品中宣扬情欲的危害性,他是晚明世风的振起者。第三节重点讨论儒释道思想影响下的屠隆诗文创作。第五章分析在晚明复古文学思潮下,赵用贤、魏允中诗文创作中复古与新变的特点。第六章从文学交游的角度讨论胡应麟、屠隆、李维桢的文坛地位及影响。重点围绕他们的诗社活动、文坛盟主地位及对公安派、竟陵派的影响展开分析。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段红玉^[2]（2021）在《西塞罗与罗马共和末期的政治（公元前49年—前43年） ——以西塞罗书信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西塞罗所处的时代是罗马共和制度走向衰落的时代。这一衰落尤以公元前49年凯撒-庞培内战爆发后为剧。自彼时起至公元前43年,罗马政坛经历了凯撒专制、带有独裁性质的安东尼执政以及穆提那战争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作为上层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员,西塞罗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这些事件当中,并在他的书信中进行了相应的表达。这些传世书信,为研究西塞罗与罗马共和末期的政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也为研究罗马统治者之间的政治交往提供了重要信息来源。西塞罗的三部书信集,其抄本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流传过程。作为古代文本,西塞罗的书信遵循一定的书写格式,且经封存直至传递成功才能最终生成。在内容和类型的划分上,西塞罗的书信具有一定的规范。在语言风格上,西塞罗书信沿袭了口语的特色。罗马统治者之间的通信,并不是单纯的交际行为,通信联络归根结底是一种政治联系。在众多通信者中,西塞罗的挚友阿提库斯最为特殊。西塞罗与他的书信占据全部传世书信多达一半。这些书信真实地记录了西塞罗在历经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反应、情感以及评价。本研究以时间为序,采用史实梳理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即以西塞罗的书信为中心,解读从公元前49年-前43年之间西塞罗如何参与罗马政治。研究涵盖四个维度:一是西塞罗的政治思考与行动;二是西塞罗与罗马上层统治者的交往;三是书信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的研究;最后是西塞罗书信中的政治情感表达。研究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以西塞罗与凯撒-庞培内战为重点。研究认为,凯撒-庞培内战时期的西塞罗,不仅对于内战的性质具有清醒的认识,对于凯撒的独裁企图存在足够的警觉,而且对于庞培走向失败的原因有过深刻的分析。然而,裹挟在政治漩涡中的西塞罗即无力避免内战,也无法保持中立,只能依据形势变化做出艰难的抉择。即便如此,西塞罗不与凯撒为伍的政治信念始终明确。第二章事关西塞罗与凯撒独裁。凯撒独裁时期的西塞罗淡出了罗马政治的领导核心。西塞罗以学术研究替代政治参与。处于政治隐退状态的西塞罗并没有完全脱离政治生活。他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有限但是目的明确的政治活动。在目睹凯撒独裁政治愈演愈烈之后,西塞罗以发表演说辞的方式,与凯撒独裁公开决裂。第三章关注的是西塞罗与安东尼执政。“凯撒遇刺”将年度执政官安东尼推向罗马政治的最前沿。在安东尼执政期间,西塞罗首先着手应对“凯撒遇刺”,极力维护“自由派”刺杀者的利益,并寄希望于其恢复共和制度,然而这一希望很快落空。随着安东尼专制倾向的加剧,西塞罗对于安东尼的统治从私下的反对发展到公开的对抗。政坛新兴势力屋大维的出现,为西塞罗带来了政治希望,西塞罗支持屋大维反对安东尼。第四章是对西塞罗与穆提那战争的评述。穆提那战争的爆发为西塞罗翦除安东尼、恢复共和制度提供了契机。西塞罗成为元老院反对安东尼的政治领袖。不仅如此,西塞罗与穆提那周围的行省军事将领保持密切的通信往来,竭力鼓动他们军事打击安东尼。其中,西塞罗与山外高卢行省总督普兰库斯的通信,为探究罗马贵族面对危机时刻的政治协商提供了重要个案。

李宁^[3]（2020）在《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会医学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亡,历经近百年崎岖波折又波澜壮阔的历史。“齐鲁医学”曾经是中国教会医学的一张“名片”,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齐鲁医学”的发展历程几乎贯彻整个山东教会医学从起源到消亡的全部过程,代表着山东教会医学的最高水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北协和、南湘雅、西华西”等国内三大头牌医学齐名,并称为“东齐鲁”,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齐鲁医学”品牌由英美加中四国共同缔造和培育,其人员和经费至少由四个国家的十三个基督教组织供给,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医学机构之一,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对不同势力态度的矛盾性恰好为研究“齐鲁医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绝佳机会;三是“齐鲁医学”由教会医学向“人民医学”转型的过程异常复杂,经历了南迁福州、内部分裂、派系争斗、与美决裂、思想改造等多重洗礼,最终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完成蜕变与重生,其过程既具有全国教会医学转型的通性特征,又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对于整个教会医学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齐鲁医学”的转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势力的怂恿和西方差会的鼓动下,齐鲁医学院做出了南迁福州的决定,大部分医学教授和本科生由山东济南迁往福建福州,齐鲁医院和少部分师生继续留守济南。不久,医预科随文理学院南迁杭州。一时间国内出现三处齐大校区和两个领导核心,形成南北对峙。南迁不仅造成“齐鲁医学”的内部分裂和派系对立,更为后来被新政权认定为“落后”和“反动”埋下了伏笔。随着杭州和福州的相继解放,齐鲁医学院在南迁一年之后选择回迁济南,“齐鲁医学”在形式上实现了合体和统一,但是南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旧有矛盾的积累效应下被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校权之争。以吴克明为代表的亲国民党守旧势力与以杨德斋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新晋势力为获得学校控制权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新派势力在新政权的支持下两次挫败“倒杨”运动,赢得校权之争的胜利。随后,“齐鲁医学”开启了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在齐鲁医院建立第一支党小组,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积极向新政权靠拢。自1949年底收回校权到1952年院系调整,“齐鲁医学”随着齐鲁大学同步启动了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系统改革,开始了艰难而又深刻的历史转型。思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新政权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其他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针对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宗教氛围浓厚、“亲美”“崇美”思想严重、政治意识淡漠、片面强调专业技术等状况,新政权以齐大行政管理层和共产党工作小组为媒介,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开展爱国爱党教育、常规思政教育、亲苏学苏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齐鲁医学”广大师生和医护人员增加了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了解,提高了思想政治意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全面控诉美国侵略和爱国主义教育,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逐渐改造为反美仇美排美情绪,通过鼓励学生参军参干、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等实际行动与美国划清界限,将全体师生团结在爱党爱国拥军的旗帜下,为后来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同时,“齐鲁医学”其他方面的转型改革亦在同步进行。在教学育人方面,齐鲁医学院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招生对象、招生名额、入学资格、培养目标、学制学时、教学课程等方面进行深刻改革,不断满足新中国对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在社会服务方面,齐鲁医院主动参与灾区医疗救灾、疫病防治服务、公共卫生教育,将发挥专业优势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齐鲁医学院及齐鲁医院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中外教会拨款的传统方式,积极争取新政府的资助,通过有条件地接受捐赠、开展资产清查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多种途径拓展筹资渠道,最终与外国教会彻底割裂经济联系,完全实现了经济自立。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既体现了新政权和新执政党对“齐鲁医学”提出的外在要求,也体现了“齐鲁医学”人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调适和努力。1952年10月,齐鲁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走向消解,包括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在内的原有组织被撤并重组,随之而来的是“齐鲁医学”在性质内涵和组织属性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齐鲁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医学院,附属齐鲁医院则成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齐鲁医学”从此涅盘重生,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齐鲁医学”在名称、性质和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其优秀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人文根脉得以传承和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当今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齐鲁医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教会医学与山东地方社会的互动史,二者互相影响、相互形塑而又彼此同化、趋于融合。“齐鲁医学”在西方传统与中国文化之间、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外国资源和本土力量之间、现代化转型与传统惯性之间不断寻求某种平衡,并以彻底本土化、中国化的结局完成转型使命。

李莉^[4]（2020）在《宋季科举社会视角下的姚勉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宋季科举社会下,状元姚勉拥有贫士、举子、官员、里居士人与科举士大夫五个不同层面的身份类型,它们各自展现了宋季科举社会与文学创作的不同内容。贫士是姚勉的基础身份,科举对其谋生取径、婚姻影响重大,是其摆脱贫士身份的途径。举子身份与其科场经历对应。姚勉经历了漫长的及第过程,此间对与科举相关的信仰或迷信活动,赴考旅费的取得,中举后的及第恩荣都有记录。二者是后三种身份及其创作形成的基础。官员身份经由科举及第取得。这种身份形态的姚勉留下了朝堂应制的公共写作与官场交际的私人写作。朝堂应制重在政治表达,科举出身、怀抱经国之志的官员姚勉自殿试《癸丑廷对》始,一直贯彻“立中道”、“奖直言”即用人听言的政治主张,并努力抓住各种机会向理宗传达,在日后的封事与轮对奏劄中,限于文体、基于时况场合,展现出不同的写作特点与立说策略。官场社交的私人写作包括官场交游的书信启劄与词作两类。书信启劄适用的交际场合与对象各有不同,写作形态也各有差异。其中奉上的启文、劄子、书信写作中,均包含不同程度的劝谏色彩,也体现了姚勉试图通过官场交际实现政治理想的诉求。词作受官场生活影响也呈现出强烈的社交特征,虽有阿谀之嫌、程式化创作之弊,但词境也因寄送对象为官员而阔大不少。里居士人是姚勉在里居乡邦期间的身份呈现。姚勉因科举、朝堂经历在乡邦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地方官保持亲密交往,也因此获得了不少创作契机。其一方面可借为乡邦或乡邦士人所作公共建筑题记、组织题序、佛庙疏语、祭祀祝文等具有强烈公共宣传性质的作品,参与地方文化的建构。另一方面也可凭私家建筑题文、墓志铭等私人请托之作引导乡邦士风。同时,科举、官场经历也极大地影响了姚勉里居期间的个人心态。一方面令其退避,另一方面又因边患背景下家国之思熔铸一炉而不得不面对朝堂。其中的出处矛盾在其随心自适的仕隐观中得到统一。科举士大夫身份在姚勉凭借科举从贫士到举子、官员转化的过程中生成。此间,由于备考必要的游学、坎坷的取解与仕途造成的屡次往返,其与广大的江湖士人群体多有接触,诗文创作也呈现出特殊的风貌与价值。

刘秀珍^[5]（2019）在《多元与新变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多元文化语境的发展赋予了文学创作较为包容的论述空间。在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刻影响与全球化时代消费浪潮的冲击下,和社会及个人联系最为紧密的散文创作出现了异于前代的较大变化与革新。散文创作主体性意识日益凸显,主题与题材趋向多元化,在散文艺术的经营上也呈现了鲜明的创新姿态。台湾散文近三十年的发展既展现了作为文学创作最大宗的散文如何被商品化浪潮裹挟并消费化的历程,也在代际更替中反映了创作主体既呼应传统、又努力开辟新的艺术表现路径的尝试。本论文一方面力图概括其近三十年台湾散文在社会及文学思潮变化影响下的主要特征及变迁走向,另一面则选择代表性作品与创作现象展开论述,以点面结合的方式组构全文框架,企望形成具有史论意义的研究结论。本论文分五章展开论述。绪论部分回顾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现状,厘清研究对象的概念及研究内容和思路。第一章“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生成场域”从“后解严时代的多元文化语境”“本土化运动下的文化建构”“消费文化机制与散文生产”三方面来分析90年代以来散文的生成语境,着眼于占据主流话语地位的文化与文学思潮影响辨析,梳理散文创作的外部环境特征。第二章“散文主体精神的多维呈现”则力图提炼90年代至今台湾散文创作彰显的主体精神特质与个性风貌,从女性主体性构建、边缘族群主体建构、乡土意识及原乡情怀等方面来探析散文创作主体的文化心理与文化选择,追索贯穿文本的主体精神,缀连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创作的多元文化性格构图。第三章“散文主题的多元取向”梳理90年代以来散文创作主题与题材的多样化特征,选取有代表性的散文创作现象加以解读,凸显散文创作进程中的继承与革新,并以“都市散文”“家族散文”“怀旧散文”为重点展开讨论。第四章主要论述散文的艺术新变。第一节讨论散文文体意识的“出位”与虚构议题,梳理台湾文坛有关散文文体内涵、散文跨界、散文虚构的主要观点,评述散文出位现象及由于散文虚构产生的论争,并就文学奖对散文创作的影响进行辨析;第二节则以作品为例,讨论散文艺术革新的具体表现,包括散文创作的“出位”现象分析、散文意象的刻意经营以及散文情感叙述方式对传统的颠覆。第三节将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空间书写置于后现代主义视野加以讨论,以凸显后现代文化思潮对散文创作的影响。第五章则撷取了部分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以加强前述论证,以个案呈现散文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脉络与流变轨迹。结语部分总结了台湾散文的发展阶段与创作队伍的代际构成,立足散文创作内外视角评述了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创作的整体特征及文学史价值,肯定其对散文艺术创新的探索,并提出对台湾散文创作未来走向的思考,认为台湾散文未来在注重个体生命意义探究的同时,创作主体需要更深层次的自省与积淀,重建人文关怀及坚守理想主义的立场,应当纳入更广泛的现实社会关怀。

魏丽君^[6]（2019）在《陈澧及其文学创作研究》文中认为陈澧是我国晚清时期岭南地区着名的文学家。他的文学作品反映了晚清时期岭南地区的社会现实,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对晚清岭南文学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文学作品具有很强的文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然而,受到一些历史性和地域性等客观因素的影响,陈澧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其诗歌和散文作品,还没有受到学术界的充分关注。本文主要从陈澧生活的时代背景和陈澧诗歌、散文作品出发,结合学术界各位前辈的研究成果,对陈澧的生平经历、诗歌和散文作品的创作做了系统全面的研究。论文主要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概述了陈澧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并说明了论文的选题缘由和研究价值。第一章主要从岭南文化的背景出发,阐述陈澧文学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他的学术成就与岭南文化的关系。第二章则是从陈澧的生平、交游和着述三个方面,对陈澧的一生做了全面详实的探究。陈澧一生仕途坎坷,六次会试不第之后绝意仕途,此后专注教书育人。在交游方面有张维屏、阮元、桂文耀等作家。其一生着述颇丰,大约有着作120余种。第三章主要论述陈澧的文学思想,其中包括他的诗学思想、词学观和散文理论。第四章阐述陈澧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陈澧诗歌内容中有体现时事,关注民生的作品,如《大水叹》《炮子谣》等,这类作品最能够突出反映陈澧诗歌中慷慨激昂的艺术风格。第五章集中论析了陈澧的《忆江南馆词》,词中的内容多为感叹时艰。第六章论述陈澧散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内容多反映兵燹之痛和科考之思,艺术特色方面多有复古的价值取向。最后总结了陈澧散文的文化与学术价值。结语部分归纳总结出了陈澧在晚清岭南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杨逸^[7]（2019）在《杨效春乡农生活教育研究》文中指出民国时期,社会问题错综复杂。一批知识分子以再造乡村为突破口,寻找救国之路。乡村教育家杨效春一面吸纳了陶行知、梁漱溟的乡教、乡建思想,一面以“英雄式的忍耐主义”固守本心。他在晓庄、邹平、黄麓等地进行了长时间的教育实践,从中总结出了一套以改造乡民生活为核心的乡村教育与建设理论,即为乡农生活教育法。杨效春认为培养出能够“推动社会,组织乡村”的生活教育工作者是乡农生活教育开展的基础。横向地看,乡农生活教育是建立在农村生活教育网上。纵向地看,乡农生活教育通过“以生教生”、“用众教众”的“导生制”形式对乡民予以生活指导,以应对乡村教育资源的紧张。乡农生活教育以“全人”塑造与“和合”构建为目标,采用多种教育途径同时开展活动。“全人”塑造以“养生致富”和“求智学好”为重点。健康教育在传播近代科学的同时,组织卫生社团,进行运动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医疗服务,改善了乡民的体质与健康状况。生计教育不仅提高了粮食生产能力,也在乡村组织起了行而有效的经济合作形式,用科学的方法帮助乡民走出经济的困境。文化、精神教育在为民众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升品德素养和爱国精神上发挥了作用,以图帮助乡民实现“全人”化。“和合”构建则主要以乡村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以“教学做合一”为理念,或以身作则、或采用休闲教育、公民教育等方式,教导乡民们为人处世、合作合群、适应环境的方法,在和合氛围中帮助乡民重建乡村。乡农生活教育源自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但又在其基础上有一定的创新;它受到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影响,但又与其在本质上有所区别。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受教地区百姓的生活观念与乡村的社会风貌,体现了社会教育的力量。乡农生活教育法过于脆弱,并不具备实用性和通用性,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乡村问题,但它是符合社会进步潮流的现代乡村改造,对新时代农村建设也有历史借鉴意义。

周兴^[8]（2019）在《明代广东儒学史研究》文中指出明代以前,两广地区一直是中国较为落后的地区,儒学的传播也较为薄弱。然而,从明代开始,广东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在思想界也同时出现了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儒家学者群体。明代广东儒学的兴盛与广东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复杂的内在关系。儒学以“仁道”作为学术的追求目标,实现“仁道”的主要途径是礼的践履。宋明儒学尤其如此,其表现在道学成为宋明儒学的主流,它延续了宋、元、明三个朝代,长达七百余年。仅从延续时间之长,就可看到道学在中国历史上所具备的强劲生命力。与宋明全国儒学的总体状况一样,明代广东儒学也以道学为主流、实学为支流。本文重点考察广东各派儒家学者的思想理论及其格君、泽民的经世实践,探讨儒学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历史作用。第一章简述明代之前广东内部经济、文化格局的变化。两汉、六朝时期,粤西和粤北因地处岭南联系中原的主要交通线,成为广东经济的重心;隋唐时期,由于主要交通线转移到粤北,粤西衰落;宋元时期,粤中、粤东和海南地区得到大规模开发,广东经济重心完成了由内地山区向沿海地区的转移。广东内部文化中心的变迁亦大体同步,两汉时期粤西成为儒学中心,六朝、隋唐时期佛教、道教兴盛于粤中、粤北。两宋时期儒学主要在粤中、粤东和海南传播,为明代儒学在这三个地区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叙述明初统治者的文教政策及明代前期广东儒学的初步兴起。明朝建立后,统治者非常重视儒学教育,广东各地普遍设立学校,为广东儒家学者群体的出现准备了必要条件。虽然明初逐步确立起朱学的统治地位,但明初思想家注重在心上做工夫,潜藏着心学的发展方向。明代前期,广东学者丘濬和陈献章突破了朱学,其中丘濬不再做“明道”的理论工作而着力于“行道”实践,丘濬格君及推行礼教的实践表明他实际上转向了实学。陈献章则提出“静中养出端倪”的学术宗旨,着重体悟“仁”的内涵,其弟子林光和张诩进一步发展了白沙心学的内在一面,但两人之学都很快沉寂。白沙学派对出处的态度表明,白沙心学难以将仁道落实于经世实践。第三章阐述甘泉学派如何将心学的理念落实于经世实践。湛若水提出“随处体认天理”的宗旨,改造程朱的“敬”作为其修养工夫,并通过“心事合一”的理论将“敬”落实于“事”,从而将仁道落实到经世实践。湛若水通过格君和宗族建设的实践,要求将“敬”的工夫贯彻到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湛若水弟子庞嵩和唐伯元都企图克服王学的空虚,庞嵩以甘泉心学兼融王学,而唐伯元则以甘泉心学批判王学。从陈献章到湛若水,心学呈现出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第四章叙述广东王学的理论及礼教实践。王阳明先后提出“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等宗旨,其学在理论上实现了明道与行道的合一,对仁道的理论探讨提升了一个层次。广东的王门后学以方献夫、薛侃和杨起元最为显着。方献夫提出“知本”作为学术宗旨,然而在其理论结构中不重视“事”的一面。在嘉靖初,方献夫将心学思想运用于“大礼议”的政治斗争,以礼制合于人情作为理论根据。薛侃以“格物”为其学的核心,但强化了王学本体中的虚的一面,晚年的“格物”更走向了空虚。薛侃发展了王阳明的《南赣乡约》作为落实仁道的主要途径。杨起元着重阐述“赤子之心”的内涵,并以“赤子之心”来落实孝弟慈等道德价值,但在理论上消解了儒家道德修养的工夫。第五章论述明代广东朱子学者的思想及其推进朱熹礼教的主要途径。其中,霍韬以“居处恭”发挥朱学持敬修养的工夫,并通过礼落实于“事”。他在“大礼议”中坚持宗法秩序作为礼的根本,同时致力于宗族的制度化建设。黄佐以“博文约礼”为宗旨,其推行礼教的方式主要是乡约的制度设计。霍韬、黄佐分别将朱熹《家礼》、《增补吕氏乡约》的原则以社会制度的形式落实于社会生活,这是他们对朱熹礼教的推进。第六章叙述明代中后期广东实学的理论及经世实践。陈建维护朱学而驳斥心学,但放弃探讨本体问题而偏向于研究国家的现实问题,转向了实学的经世方案。海瑞以心学为根基而以实学为归宿,其“养气”论塑造出其刚毅的道德人格,“万物一体”之说培养了他对社会大众的责任心,其“行道”的主要途径是社会经济改革。叶春及虽然继承了甘泉心学,但其学术的重点转向了推行社会经济改革,并且以推行乡约的形式落实仁道。总体上看,实学与道学有着紧密联系,在“明道”的层面接受道学的解释而不再作理论上的探讨,而将学术重心转向“行道”,但不以推行道德价值的礼教为主,而致力于探讨实际的政治、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明末清初,广东儒者基本坚持以文经世的实学路线。第七章讨论明代广东儒学的特征,附带述及明代广东儒学的历史影响。就明代广东的儒家学者群体而论,道学在基层社会推行礼教的成就更突出,而实学则在格君的政治实践中更成功。道学以推行礼教作为“行道”的主要方式,其礼教以心性修养工夫为根基,以宗族和乡约为主要形式,将儒家的价值理念落实于社会生活,为民众奠定安身立命之基,塑造民众的人格,在提高民众素质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发展,这在粤中、粤东表现得很突出。实学也重视社会建设,但侧重以礼仪制度来管理社会,礼教难以深入推行,社会不能持续发展,在海南可见到这一点。同时,礼教的推行不仅实现了广东与全国在社会风俗上的统一,而且儒家的文化价值系统主导着社会生活。广东学者与外省学者共同缔造了明代的心学思潮,从而在深层的思想文化层面融入中央王朝。明代广东儒学的成就在清代仍发挥着重大影响,主要表现是康有为对心学的继承。康有为将心学的理念推向制度化,晚年以孔子之教为“国魂”并提升至国教的地位,作为救国的根本途径。本文的结论是,明代广东儒学在改造广东地方社会的过程中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其中礼教起着关键的作用。礼教是儒学的精华,礼教构建的文化价值系统为广东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这是儒家仁道落实于社会的结果。道学充分地发挥了儒家礼教的精蕴。道学以礼教落实儒家的道德价值,塑造了民众的人格,重建了社会结构,从而实现了对人自身和社会的改造。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儒学的理论创新不可或缺,如何将儒学的价值理念加以解释,以适应文化各异的各地民众的需要,这就需要学者吸取本地思想资源,在这方面道学显然具有优势。明代前期,陈献章过于吸收佛教、道家的理论,在开创心学的同时,又使儒学的道德价值出现偏颇。明代中期,以湛若水为代表的心学家对白沙心学进行了纠偏,将儒学的道德价值贯彻于经世实践之中,其表现是在礼教中将“敬”的工夫落实在社会生活中。与此同时,外来的王学与甘泉心学的作用是相同的。以霍韬、黄佐为代表的广东理学家则将道德价值以制度化的形式落实于社会生活。明代中后期,由于国家政治、经济危机逐渐加深,社会矛盾逐步激化,实学逐渐兴起,儒学逐步向近代转型。从明代广东儒学的总体情况看,道学在以礼教改造社会、提升人的综合素质等方面体现了强大的能力,这既是明代广东儒学兴盛与社会发展基本同步的原因,也是道学作为宋明儒学主流的原因。

沈云迪^[9]（2017）在《上海地区明代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从探寻上海文脉的角度出发,在作家基础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学生态研究的视角,将上海地区明代文学置诸文化视野下进行研究,注重探析作为文学板块的上海地区在明代近三百年历史图景中,创作群体及网络风貌、文学的时空环境对区域文学的影响以及上海地区明代文学性格的独特形式。本论文描述了明代近三百年间上海地区文学场域的生态概貌,对上海地区文学由寂寞走向繁荣、由全国文学的边缘逐步走向中心的曲折过程做了揭示。除去《绪论》,本文正文三编共分为十章。上编为上海地区明代作家群落概貌,共四章。第一章至第四章根据上海地区明代作家群落的发展脉络,分为洪武至成化时的孕育期、弘治至嘉靖时的发展期和隆万至崇祯时的繁盛期。对近200位不同时期的上海地区作家及其在区域内的创作活动网络进行了梳理,尤其是对核心作家周边凝聚的创作群落进行了探析。即重视主流作家又重视非主流作家,尤其是对区域文学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作家,从重视创作成果的代表性、丰富性变为注意创作的实际过程和基础状态,突出地方文学群体的特点,中下层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对文学创作的作用,以及地域文化生态和自然环境对作家的影响。中编为上海地区明代文学发展动因研究,共两章。第五章、第六章分别从政治经济、人文传统、教育等等角度切入。探讨多层面文化因素所构成的动态系统对上海地区明代文学生态所产生的的影响。下编为上海地区明代文学特征研究,共四章。第七章至第十章探讨了上海地区明代作家在文学观念和审美追求上的共性特征。文本于经、关乎政的正统文学观念在上海地区明代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从明初王彝到明末黄淳耀等上海地区作家都有深刻的体现。在强调“文以范古为美”的同时,上海地区的作家群体又有“情以独至为真”的追求。本文在论述中尤其注重本土作家及其作品在本土的影响。本文在正文以外,还编有附录《上海地区明代作家大事年表》,附录是本文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研究上海地区明代文学生态的重要资料。

吴辰^[10]（2016）在《195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生态研究 ——以作家书信日记为视角》文中认为本文在大量考证史料的基础上,着重对于那些曾经不常被研究者们关注的日记、书信以及作者对于文本的修改等偏重于个人视野的材料进行爬梳,以整体观察的方式重新审视1950年代中国大陆（1949—1959）的文学生态,并致力于建立一种对于这一时期文学生态的微景观本文拟从个人化视野出发,来考察和还原195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生态,对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长期存在着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的文学解读方式进行必要的补充和纠正。本文尽力使所用材料回归历史现场,摒除那种带有“后见之明”的预设,将视角从人周围的环境转向环境中的人,从群体转向个体;解释历史变化的方式从直线式的单因素因果关系转向互为联系的多重因果关系。这种阐释历史的方式比起之前粗线条的史实勾勒更能反映出个人在历史之中的意义,也更能反映出个人生活轨迹中一些具有机能性的事件。在文学研究中,这种改变体现为开始对经常使用的以面向公众的“作品”为研究主体的研究方式进行反思,转而从一系列个人化史料出发,以之为研究主体,并结合文学作品,讨论文学现象与个人心路历程之间存在的张力,在这块相对陌生的领域中,努力探寻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研究个人化视野中的195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生态,可以对原有的研究成果进行补充,从另一个视角去观照195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和知识分子,回到他们自己的语境,去理解他们对新生共和国的关切与热爱。另外,本次研究也是对“现代中国文学史观”的一次实践,“现代中国文学史观”是一种立足于现代民族国家,致力于建立一种沟通现代、当代两个领域的大的文学史观,本文在论证过程中也证实了这种文学史观在组织材料与论证文学史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时的可行性与先进性,同时,这种文学史观也是本文在论述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本文是由绪论、余论以及正文五章构成,其要点归纳如下:绪论部分:本部分主要对前人关于195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以及日记、书信等个人化材料的综述,以及对于论文中所涉及的一些基本范畴的界定,以了解论文选题领域的基本动态。第一章主要以一种整体的角度来描绘1950年代中国大陆个人视野中文学生态,这种对于这一时期文学生态的系统性的考察是必要的,这有助于在研究过程中对195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生态做出整体的把握。但是这种梳理不能仅仅是历时性的,历时性考察背后的时代断裂感在研究中往往会成为不能很好切入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因,所以,在一种历时性的线索的勾勒过程中所更需要把握的是历时背后一种共时性的情绪以及这种情绪随着时间的前进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从而研究在个人化视野中,对于文学生态的一种总体认知。这一部分以历时为经线,以共时为纬线从个人视野的角度回首1950年代中国大陆的十年,来描绘出个人视野下对于195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生态的整体印象。第二章主要论述195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中大环境对于文学生态的影响。在文学生态的形成中,大的环境是一种具有先决性质的因素,它可以被看做是文学生态所赖以生存的“空气”,在这种“空气”中,文学生态中的一切主体才可以形成,并形成种种关系,在这种关系的网络中,文学生态里的种种现象才能得以展现。这一部分试图从作家个人化视野中与大环境的关系入手,着重考察作家在适应新的文化政治环境过程中的契合与冲突,被弘扬或者被遮蔽,以及在新的环境中文化资源以一种新的理念重新整合的过程中对于作家个人的影响,从而在个人化语境中探索作家与时代文化政治环境的关系。第三章主要论述的是在新中国1950年代中国大陆,生产制约机制对于文学生态的影响。显然,这种影响是极其明显的,但是,个人与这套机制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那种完全的上行下效或反映式的关系,个人在这套生产制约机制的形成中所表现出的种种富有机能性的行为,是这一时期文学生态中张力的重要来源。本部分试图通过对于个人化视野中的文学生产制约机制的研究,来探索这套生产制约机制是如何在个人身上起作用的,以及这套机制背后的权力话语对文学生产的主体有着怎样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第四章主要是从“人”的角度出发,来考察作家在从事文学生产的过程中所面对的种种人事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对作家及其创作的影响,同时这些影响也改变着195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生态。文学生态本身就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中最微观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195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生态中作家与团体,作家与亲友以及作家与其他人构成了一层层丰富的关系,种种关系相互交织,使195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生态呈现出其独特的面貌。文学生态究其实质,是一种由不同关系组成的关系网络,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这一关系网络表层中最细微的部分。第五章主要是论述1950年代中国大陆国内外的一些重大政治社会事件对于作家的影响,人的生活不可能脱离社会,社会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于作家以及文学生态的影响都是巨大的,通过对于个人视野中1950年代中国大陆国内外重大事件的研究,来从一个更广阔的领域来探寻现代民族国家对于个人以及文学生态的整体影响。本选题在论述过程中注意对于个人视野以及个人化材料的综合运用,以及在主体意义上确立这些材料的地位:这些材料常常散见于各类研究之中,或是作为佐证来分析文学文本,通过对于这些材料的综合运用,本选题旨在还原一种文本生成的语境。另外,本选题试图对一种书写文学史尤其是195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生态的思路进行尝试,从“历史中活动的人”过渡为“人的历史”并与现有的经典表述可以互为补充,能够对现有的文学史表述做一些有益的帮助。

二、写给《人事与人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写给《人事与人才》（论文提纲范文）

（1）“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西塞罗与罗马共和末期的政治（公元前49年—前43年） ——以西塞罗书信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3）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4）宋季科举社会视角下的姚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多元与新变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陈澧及其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杨效春乡农生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明代广东儒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上海地区明代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195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生态研究 ——以作家书信日记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四、写给《人事与人才》（论文参考文献）

• [1]“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D]. 李敏. 兰州大学, 2021(09)
• [2]西塞罗与罗马共和末期的政治（公元前49年—前43年） ——以西塞罗书信为中心[D]. 段红玉.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D]. 李宁. 山东大学, 2020(06)
• [4]宋季科举社会视角下的姚勉研究[D]. 李莉.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5]多元与新变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D]. 刘秀珍.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
• [6]陈澧及其文学创作研究[D]. 魏丽君.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7)
• [7]杨效春乡农生活教育研究[D]. 杨逸. 苏州大学, 2019(04)
• [8]明代广东儒学史研究[D]. 周兴. 西南大学, 2019(01)
• [9]上海地区明代文学研究[D]. 沈云迪.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10]195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生态研究 ——以作家书信日记为视角[D]. 吴辰. 山东师范大学, 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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