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人道主义危机

一、伊拉克人道主义危机（论文文献综述）

王力^[1]（2021）在《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是美国杰出的外交政策研究者,他融合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与现实议题,搭建起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框架,本论文旨在对米德的学术思想加以阐述。美国的外交传统是米德学术研究的核心论题,通过对美国外交历史的爬梳,米德分析了影响美国外交传统的因素,并对美国权力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总结。他认为,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应当着眼于更为宏观的视角,注重其历史传承性。米德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单边主义/多边主义等二分法,创新性地提出了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四种美国外交传统,认为正是这四种主义通过相互作用形成有机组合和动态发展,共同决定了美国外交行为。在此基础上,米德对美国外交传统的“权力根源”进行了理论发掘,在硬权力和软权力之外,提出了“粘性权力”的概念,从而实现了对美国外交传统认识的理论升华。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而言,这与米德作为学者与智库专家的双重身份是分不开的,依照“四种主义”与“三种权力”框架,米德构建了一个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体系,丰富了学界解析历史、认知现实的理论工具。米德的思想成熟于21世纪初期,根据他的分析框架,本文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总统即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四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分析,认为米德的理论能够对历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合理的解析,为我们理解美国外交传统和21世纪美国外交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合理的视角。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对米德的学术经历、着述、观点特别是“四种主义”与“三种权力”框架体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米德认为,汉密尔顿主义的核心主张是“追求商业利益”,国家外交行为应该寻求有利于美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各种外部条件;威尔逊主义主张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美国式的民主和价值观,认为美国有义务作为“文明的灯塔”为世界各国指引发展方向;杰斐逊主义反对过多地国际介入,主张把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视为首要任务,是小政府主义的支持者;杰克逊主义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和民粹主义倾向,注重提高美国的军事实力。本章在分别阐述四种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他们发挥作用的时间和手段,并结合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变化侧重分析他们如何共同作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本章继而对米德权力形态理论进行介绍,米德将美国的权力形态分成锐性权力、粘性权力、甜性权力和支配权力:锐性权力是美国的军事实力,广义上指其显着的核优势、广泛的海外军事部署和庞大的军费开支所构成的综合实力;粘性权力是经济活动影响力的体现,是美国对其他经济体产生粘性吸附的作用;甜性权力是美国的理想、文化和价值观吸引力,和软权力的概念类似,是一种无形的感召力;支配权力是权力的合集,是前三种权力协同发挥作用时体现出的综合优势。如果说“四种主义”理论从历时性的角度分析了隐藏在美国外交史洪流中的四种意识主张,那么对美国权力形态的分析则从共时性的角度丰富了米德的理论,二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网络。这种坐标式的分析结构既充分尊重和考量了美国外交历史的延续和传承,又突出体现了美国历史上特别是二战以来的外交特征,在宏观上形成横纵相交的二维理论框架,有助于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梳理。论文的以下章节运用米德的思想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美国外交传统进行总结,分析了不同时期政府的政治倾向、外交风格和在任时期的外交活动,清晰地展示了四种主义对国家领导人及其外交政策的影响。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一战后至20世纪末的美国外交政策演变。一战后,美国进入福特主义经济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美国社会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同时在国际关系中,美国以世界大国的身份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四种主义开始面对国际关系中的复杂局面。随着二战中英国的衰落,美国在冷战后确立了世界霸主地位,美国资本主义过渡到后福特主义时代。在这一历史阶段,四种主义在不同时期所追求的美国权力类型不断变化,带来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不断发展。冷战结束后,粘性权力一度成为了美国主要追逐的权力类型,在克林顿政府期间,汉密尔顿主义成为了外交活动的主导思想。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小布什政府时期威尔逊主义的起落。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小布什具有威尔逊主义者的特征。“9·11事件”让小布什得到了杰克逊主义者的坚定支持,为威尔逊主义披上了强硬、现实的铠甲,然而随着反恐战争的升级,四种主义逐渐产生了分歧,小布什的大中东战略宣告失败。第四章解读了奥巴马政府期间杰斐逊主义的兴起。米德认为,奥巴马是典型的杰斐逊主义者,正如竞选演讲宣言一样,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进行战略收缩,运用巧实力对自身的外交主张进行调整,寻求各个派别之间的平衡,力图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然而杰斐逊主义者的政治主张经常被诟病过于温和或起效缓慢,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能从根本上满足美国民众的要求。第五章分析了特朗普政府期间杰克逊主义者的外交特点。美国国内经济产业结构失衡加剧、政治上的反精英情绪和社会文化价值中身份认同的缺失导致美国国内民粹主义兴起,特朗普趁机入主白宫,其支持者多为杰克逊主义者。强烈的本土主义倾向使得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着显着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特色,但杰克逊主义者本身并不具备系统的执政理念,也无法确立具有连续性的外交思想。第六章对米德的美国外交传统思想进行了评价。首先对21世纪四种主义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进行解读,并对它们可能进行的调整和融入策略进行分析,同时,根据米德的推断,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战略维度进行思考。面对自由资本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和美国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就业问题严重之间的矛盾,汉密尔顿主义者需要寻求一种资源合理配置的发展模式;威尔逊主义者在大中东战略之后逐渐式微,面对世界局势由美国独霸到一超多强的发展趋势,世界多极化日趋明显,国际组织的作用逐渐增强,威尔逊主义者需要对其价值观传播方式进行反思和改进。杰斐逊主义者能够调整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始终坚持“避免不必要的国际介入”的基本理念,以最低的成本融入国际社会,避免战争,优化配置有限资源等成为了杰斐逊主义者在新形势下的代表主张。杰克逊主义者虽然缺乏成熟的外交主张,但他们在美国普通选民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是维系其他三个主义的感情纽带和实力基础,将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如何认识当代国际局势和对自身国际角色、如何充分认识并坚持利用海权体系、如何在四个学派中做出合理的取舍和组合,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思考的战略维度。

姚琼瑶^[2]（2021）在《土耳其“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内涵、目标与前景》文中认为中东变局发生以来,土耳其"积极进取"的外交舞台主要在以中东地区为核心的周边地区,集中表现为人道主义援助和军事打击为主的硬实力对抗。在国内政治竞争日趋激烈和2023年即将迎来建国一百周年的时代背景下,"积极进取"周边外交的主要目标是对内确保埃尔多安政权的稳定及其连任,对外努力使土耳其由传统的"桥梁国家"上升为全球国家,并争当逊尼派伊斯兰国家的领袖。实践中,"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遭遇来自国内外的普遍质疑与严厉批评。未来,"积极进取"之周边外交既要面对新冠疫情冲击下土耳其经济的持续衰退、威权主义带来的政治危机和库尔德问题等内部困境,又要面临来自周边地区动荡、域外大国的制约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敌视等外部压力。

谭松^[3]（2021）在《德国海外军事参与研究 ——以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例》文中认为

魏冰^[4]（2021）在《美国北约盟友在海外军事行动中的行为选择》文中指出冷战结束后,美国通过组建"联合阵线"的形式发动过多次海外军事行动,但作为美国的核心盟友,北约国家的参与情况却存在巨大差异。本文认为,对地区和全球地位的追求是北约国家参与"联合阵线"的决定性因素,其中全球地位包括国际声誉和盟友地位;国内政治因素则会对其作用过程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限制政府调配资源的能力。在利比亚战争中,法国在地区地位和国际声誉的驱动下积极参与行动,并做出重要贡献;德国作为法国的竞争对手,在联合行动有助于扩大法国在北非和欧盟影响力而无助于自身地位提升的情况下,结合国内民众反对军事干涉的态度,最终选择不参与;土耳其则在安全威胁较弱的情况下,基于地区地位、国际声誉和盟友地位的考虑选择参与行动,但民众的反对态度使其仅做出弱贡献。英国和意大利等国的行为选择也与本文的预期相符。

姚峰^[5]（2021）在《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评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何评价和考量国际战略的成败是战略研究的一大重点问题,也是研究难点所在。一般来说,判断国际战略的成败有很多标准。本文认为,战略成功与否是以能否实现战略目标为标准。那么,如何评估和考量战略目标的实现程度和进展情况是战略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战略管理过程中众多环节里的重要一环。本文综合国际战略学和管理学有关理论和研究方法,从战略管理角度切入,建立国际战略评估的基本分析框架,并围绕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评估实践进行深入剖析。本文以战略管理为核心,把战略规划、战略实施、战略评估有机结合起来,并对战略目标、战略资源、战略手段、战略绩效等元素进行综合分析,确定具体实用并可操作衡量的战略评估工具,对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成效开展评估。第一章是本文理论部分,明确把国际战略评估作为战略执行层面,提出基于战略的绩效评估方法,并构建了“战略——绩效”评估模式。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评估主要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部门整体战略层面的评估,第二层次是围绕国际战略开展所实施的具体项目评估。第二章介绍第一层次国务院整体战略评估,按照“战略——绩效”评估模式,从美国国务院战略规划入手,确定国务院国际战略各层级战略目标,并将战略目标转为绩效目标,对绩效目标开展绩效评估以确定战略目标实现情况。第三章是介绍第二层次具体项目评估,项目评估是部门整体战略评估的基础和关键,从项目设计和绩效管理两个方面来规划和实施项目管理基本流程,并对项目评估主要类型和有关做法进行全面分析。在前两章分析国际战略评估具体做法基础上,第四章重点分析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评估的法律体系、制度保障、机制运行等内容,并充分运用评估产生的结果。第五章以美国对外援助作为案例研究对象,进行全面梳理分析,并检验“战略——绩效”评估模式实际效用,认为开展战略评估对美国对外援助战略具有积极作用和深刻影响。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评估已形成一整套成熟完善且行之有效的基于战略的评估机制、制度和做法,取得了良好成效。当然,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评估也存在不足和面临挑战,在学习借鉴其评估做法基础上,不断推进我国国际战略评估研究和实践,进而为中国国际战略发展作出贡献。

刘丹璐^[6]（2021）在《释意理论指导下的《第八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模拟交传翻译报告》文中提出口译是各国文化交流的必要桥梁,世界与区域安全的助力。本次口译实践的翻译方式为交替传译,并以翻译理论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释意理论”为指导理论。在本次交传实践中,作者选取由俄罗斯国防部主办的2019年第八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ⅧМосковскаяконференцияпо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безопасности》视频材料作为模拟材料,以“释意理论”为指导理论,研究“释意理论”在俄汉交传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作者在分析了初译录音内容后,进行了再译,在译后通过对比初译、再译录音内容,回溯模拟交传过程,总结出“释意理论”在交传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具体方法、翻译技巧、特殊表述、固定表达,以期丰富“释意理论”在不同领域的研究,总结重点词汇、重要结构与特殊表述,扩充语料库。本论文对译前准备的各部分进行了详细说明,其中包括搜集会议背景,熟悉相关信息,整理专业术语等。对翻译实践中的具体案例进行了分析,以“释意理论”的三角模型为基础,针对源语听辨理解、核心信息提取的具体使用方法,提炼出笔记法运用、核心信息提取的相关方法,总结出听辨、转换过程中的方法与规律。作者在译后对此次翻译实践中出现的漏译、误译问题进行了整理与分析,找出了相应的改进策略,并总结了本次实践的心得体会和启示,以期对今后此类会议主题的研究提供借鉴。

张见童^[7]（2021）在《全球治理视角下的约旦叙利亚难民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今天,难民问题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自2011年叙利亚难民危机爆发以来,超过660万叙利亚人逃往他国,其中有560万人在叙利亚周边邻国避难。约旦作为叙利亚的邻国接纳了大量难民,成为土耳其和黎巴嫩之后第三大叙利亚难民接收国和世界上难民人数占总人口比例第二高的国家。难民的大规模涌入对约旦社会造成了负面冲击,超出了约旦的收容能力,国际社会也意识到约旦政府独木难支,因此国际社会各行为体通过不同方式参与治理,主体的多元成为约旦境内叙利亚难民治理的显着特征。本文以叙利亚难民危机外溢至约旦为背景,以政治学治理理论的治理要素为分析框架,以约旦境内的叙利亚难民、开展难民治理的各行为体及其机制为研究对象,探讨这一治理过程中的模式运作和治理效果情况。具体研究思路为:在介绍约旦难民接收经验和原因的基础上,梳理约旦政府、联合国难民署和非政府组织的治理目标、治理活动和治理计划,具体分析叙利亚难民在约旦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并从治理主体和客体角度出发对治理的效果进行评析,进而得出导致约旦难民治理不充分的障碍性因素,为今后的全球难民治理提供参考。本文由以下五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阐明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并作了评述,介绍了本文的理论指导和分析框架,阐明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最后对研究的创新点和难点作了总结。第一章分析约旦叙利亚难民治理的背景:从约旦接收伊拉克难民、巴勒斯坦难民的历史经验和叙利亚难民危机的爆发和外溢切入,结合约旦接收叙利亚难民的原因展示其难民接受政策的阶段变化。第二章分析约旦叙利亚难民的治理模式:以约旦政府、联合国难民署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等治理主体作为分析对象,研究其职能及彼此间的互动关系;以难民的入境与认定、生存与发展需求为对象进行治理客体分析;以国家、区域和全球三个层面的治理计划及其在约旦的应用为对象进行治理机制分析。第三章分析约旦叙利亚难民的治理效果:以约旦政府的治理计划JRP计划为例,进行治理主体计划的执行情况分析,以难民的住房、医疗、教育和住房需求为抓手进行治理客体的达成情况分析。对于其中出现的治理困难和不足,从国家、区域和全球三个层级的治理出发进行分析,归纳出约旦难民治理的障碍性因素。结语部分对本文的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难民治理发展前景作一定展望。本文认为,从构成条件看,约旦叙利亚难民治理已经达到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并且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都形成了一定的治理机制,尤其是将短期人道主义救助转向长期难民发展帮助的思路具有开创性。但是,由于治理主体和客体的治理预期与现实的治理效果之间存在差距,约旦难民治理仍面临诸多障碍性因素,主要包括约旦国家治理能力不足、中东地区区域治理水平落后以及全球治理缺乏权威。包括叙利亚难民在内的难民问题已成为影响约旦未来局势发展的关键因素,其治理难度远超约旦一国的能力范围,只有国际社会各主体共同努力,持续并加大对约旦的帮助,才能提高难民治理效果。从根本上解决叙利亚难民危机,需要进行国际协调,通过和平方式恢复叙利亚局势,为叙利亚难民的回归创造条件。

王海涛^[8]（2021）在《德国北约政策研究（1990-2020年）》文中提出本文从建构主义理论出发,以建构力量理论为主线,以功能制度主义作为分析工具,结合分析德国安全政策最常见的文明力量理论,对德国的北约政策进行综合性分析。德国北约政策作为其安全政策的支柱,决策过程首先受到相关国内行政主体的影响,包括政策决策机构,例如国防部、外交部、总理府、议会和宪法法院,以及各党派不同安全理念的影响。德国北约政策的决策过程还受到国内舆论的影响。从双边关系角度,对德国北约政策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德美和德俄关系,另外德国与法国、东南欧国家的关系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力。在国际秩序格局层面上,德国北约政策以北约的战略变化为导向,而南斯拉夫危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乌克兰危机和新冠疫情都对北约的战略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北约从冷战后的集体防御战略转向全球化战略,又因乌克兰危机重新回归战略防御的发展过程中,德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另外,作为德国安全政策的另一根支柱——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与德国的北约政策之间有着重要的互动,而且欧洲防务独立化的发展趋势会从根本上影响德国的北约政策。本文在内容上首先介绍了北约的建立和发展,随后将统一后德国的北约政策以乌克兰危机为分水岭划分成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从重新统一/冷战结束到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是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事件期间;最后是2017年到2020年。本文接下来介绍了欧盟独立外交与防务政策,重点是分析其与德国北约政策的关系,尤其是德国在“永久结构性合作”中所起的领导作用。文章最后对德国的北约政策进行了总结,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本文在结构上分析了德国的北约政策随着北约战略转型而产生的变化。其中德国在北约第一次东扩和乌克兰危机过程中扮演了领导角色,充分利用其政治影响力达到德国北约政策的目标,同时德国逐渐突破宪法对国防军海外派兵的限制,为德国的军事行动争取了更多的政治空间;其次分析了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对德国北约政策的影响。随着英国脱欧,德法成为欧盟独立防务力量建设的中坚,由于经济压力,法国更多地依赖德国,但德国受到国内“军事克制文化”的影响,民众对于提高军费支出始终持怀疑态度,极大限制了德国建构意愿的施展;再次是德国北约政策的前景。从德国国防军改革、德国外交策略从“建构力量”回归“务实主义”的转变以及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等角度对德国北约政策的发展趋势作出判断。论文主要分析线索是德国随着其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在北约框架下展现出越来越高的建构意愿,而其政策的制定、相关政治家的表述,尤其是德国北约政策的实施过程成建构力量理论分析的主要范围。建构主义理论,特别是功能制度主义提供的德国对北约资源、政策结果和联盟伙伴的影响力分析视角也是本文主要的分析角度。通过分析发现:1、德国随着统一后军事安全环境的变化和在北约地位的逐步提高,尤其是为适应北约战略的调整,也对自己的北约政策进行了不断的调整,其核心出发点是在北约框架下不断提高政治地位并维护安全利益,其中涉及到对国防军的使用问题上,德国北约政策的决策者还受到党派利益以及民意的影响（文明力量）。德国北约政策在发展过程中的一条比较明显的线索就是从“被动”到“主动”（建构力量）;2、德国从1990年代开始在北约对前华约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开放上扮演了领导角色。欧安组织扩大、北约联系国概念以及欧盟和西欧联盟的接近和扩大战略都是这一方针的有效成果。其中在北约两轮东扩过程中德国的建构意愿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在第二轮东扩中没有扮演领导角色,德国还是积极支持扩大进程,同时避免出现安全政治的“灰色地带”或与俄关系产生无法修复的裂痕;3、德国的建构意愿随着军事参与度而逐步提升。随着宪法法院裁决允许域外派兵,德国在北约行动中的军事作用逐步提升,话语权随之提高,德国军官首次担任多国部队最高指挥官,施罗德也首次在北约军事行动中威胁使用否决权;4、德国在危机治理和危机后重建的政治维度上一如既往的表现出高度建构意愿,主动提出倡议,并对纯军事手段态度消极。同时,德国还根据不同的决策内容表现出差异化建构意愿,并主动对政治维度的贡献积极担当领导责任;5、在如何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问题上,德国面临较大的内政压力,原因包括德国一直以来的防扩散政策和“军事保守文化”社会根基,这与美国的军事优先理论背道而驰。随着德国所承担的国际安全责任增加,其话语权也随之提高。德国尤其是在政治手段上积极建构,利用联盟资源提高德国影响力（功能制度主义）;6、德国在乌克兰危机治理过程中创造的“诺曼底格式”通过德法合作代表欧盟进行了正式和非正式双重机制下的斡旋,激活了欧安组织的危机管理机制,利用其合法性和规范上的权威性为德国施展建构意愿夯实了基础,也尽可能的争取了政治谈判的空间,有利的建构了谈判进程。与伊核谈判和利比亚危机期不同的是德国此次的建构意愿得到西方盟友,尤其是美国的认同。总之,以2014年的慕尼黑共识和2016年发布的《德国国防白皮书》为标志,德国形成了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的新战略。其中体现出德国北约政策的核心特点是从德国的实力地位和地缘位置（来自中间的领导）出发,扮演国际事务“领导角色”（建构力量）,主动通过合作等和平方式发挥其建构力和影响力（功能制度主义）,以贯彻其“嵌入式崛起”理念所奉行的奉行规范、规则和价值基础上的多边主义（建构主义）外交原则。德国积极利用北约框架施展其影响力,限制以美国为首“鹰派”的“强权政治”,利用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维护欧洲安全稳定。在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背景下,德国积极推动欧盟独立防务建设,通过与盟友的联合行动平衡军事和民事手段。然而德国军事能力的提升和建构意愿的施展受到了“克制文化”（文明力量）的深刻影响,导致德国很难具备与自身政治地位相匹配的军事能力,而疫情影响更让德国在军费支出方面所作的努力举步维艰。拜登上台使欧洲盟友看到“西方回归”的希望,因此德国防长提出增加军费开支以显示团结美国和维系北约的决心。特朗普不仅分裂了跨大西洋关系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也将欧洲的国防一体化视为对美国的挑战。拜登初步的外交框架显示务实的外交政策有助于美国回归西方并修复跨大西洋裂痕,加强北约存在以应对全球威胁。欧盟在2020年11月30日提交的与美国促进全球化边变革议程中提出了从全面共同利益出发维护与美国的关系。德国总统在国防军成立65周年纪念日上也提到美国对于维护欧洲团结的重要性。因此,德国防长认为应该克服疫情困难,维持乃至提高德国军费开支水平。而德国务实政策引发了盟友,尤其是法国对于德国在拜登上台后搁置欧洲独立防务力量建设的担心。这也体现出德国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尤其是欧盟理事会主席国这一身份,推行自己务实政策的意愿,与法国的“脱钩”的激进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德法之间的共识是欧洲团结的重要一环,而德国政治精英已经认识到拜登不会将战略重点从亚太转回欧洲,德国会继续推进务实的外交政策。同时,拜登还会继续向德国施加压力增加军费开支,这与美国的执政党无关。虽然德国防长的表态只能反应德国北约政策的部分变化,但默克尔奠定的更加务实和“网络化”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基础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德国的北约政策。

刘辰,马晓霖^[9]（2020）在《土耳其叙北安全区政策的动因与走向分析》文中认为2020年3月,土耳其军队与叙利亚和俄罗斯联合武装在叙北伊德利卜省等地爆发新一轮冲突,尽管之后俄土达成停火协议,并开展联合巡逻,但武装冲突仍持续不断,使叙利亚安全形势呈现恶化态势,导致围绕该地区的域内外各方博弈进一步升级。在土耳其的中东战略中,叙利亚北部地区一直是其南下谋求地缘政治利益的战略要地,长期以来是其实现扩张领土、遏制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联合美国对抗苏联、打击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力、构建地区霸权等目标的主要依托。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土耳其的叙北战略进一步深化,推动叙北安全区建立,力图使之成为土耳其遏制库尔德力量、维护自身安全并同域内外各方进行利益博弈和权力竞争的依托。而安全区缺乏长效安全机制、无法有效解决难民问题、定位与性质模糊等问题及其服务于土耳其构建地区霸权的本质,则为叙利亚危机的和平解决增添了不确定性。

邱昌情^[10]（2020）在《印度对人道主义干预的态度和立场》文中研究说明人道主义干预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争论的焦点议题之一;对这一议题的态度可在一个侧面反映出不同国家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近年来,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大幅提升,印度在国际舞台上日趋活跃,并开始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国际人道主义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和建设性力量。印度在人道主义干预问题上倡导维护主权原则、不干涉内政和联合国的权威,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维持和平、促进人权行动,反对西方国家动辄使用武力强制性干涉一国内部的人道主义危机。但从外交实践来看,印度为了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在南亚地区的绝对主导地位,对南亚国家事务一直有着较强的干预传统。印度对人道主义干预的态度和立场是由印度的国际秩序观、现实利益诉求以及国家实力综合决定的,充分体现了印度的国际人权观及对自身国际角色的定位。

二、伊拉克人道主义危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伊拉克人道主义危机（论文提纲范文）

（1）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土耳其“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内涵、目标与前景（论文提纲范文）

（4）美国北约盟友在海外军事行动中的行为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5）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释意理论指导下的《第八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模拟交传翻译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7）全球治理视角下的约旦叙利亚难民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德国北约政策研究（1990-2020年）（论文提纲范文）

（9）土耳其叙北安全区政策的动因与走向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0）印度对人道主义干预的态度和立场（论文提纲范文）

四、伊拉克人道主义危机（论文参考文献）

• [1]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D]. 王力. 吉林大学, 2021(01)
• [2]土耳其“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内涵、目标与前景[J]. 姚琼瑶.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21(04)
• [3]德国海外军事参与研究 ——以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例[D]. 谭松. 西北大学, 2021
• [4]美国北约盟友在海外军事行动中的行为选择[J]. 魏冰. 欧洲研究, 2021(03)
• [5]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评估研究[D]. 姚峰. 外交学院, 2021(11)
• [6]释意理论指导下的《第八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模拟交传翻译报告[D]. 刘丹璐.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7]全球治理视角下的约旦叙利亚难民治理研究[D]. 张见童.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0)
• [8]德国北约政策研究（1990-2020年）[D]. 王海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9]土耳其叙北安全区政策的动因与走向分析[J]. 刘辰,马晓霖.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20(06)
• [10]印度对人道主义干预的态度和立场[J]. 邱昌情.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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