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股票市场的收入分配功能（论文文献综述）
郑凯[1]（2021）在《“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是整个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进行的一系列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与改革实践,都是在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演变而成的各种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模式,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和现实启示意义。在上世纪所有东欧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中,“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而且在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改革历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1968年春,在捷克斯洛伐克兴起的“布拉格之春”经济改革实践运动,是由当时担任捷共中央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的奥塔·锡克设计的“社会主义计划性市场经济理论”作为理论指导和实践方案,通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实行国民经济的宏观收入分配计划,希望改变国内经济萎靡、停滞不前的消极状态,试图彻底挣脱僵化的苏联模式中沉重的形式主义枷锁和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体制牢笼,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发展探寻另一条适合本国实际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由于理论本身的局限和客观条件的制约,以及国内外局势的不稳定等因素,这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极具影响力和突破性的经济改革实践,最终被苏联政府联合其他华约国家的军事武装力量彻底镇压和扼杀了,不得不以失败告终。尽管“布拉格之春”的失败已成历史,但是“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中蕴含的先进性思想和突破性进步也是不可抹去的事实。尤其是锡克主张的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制定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宏观收入分配计划,以及他着重强调的企业自主管理的独立性等核心内容,相比“兰格模式”和其他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和研究价值。实际上,究其根本原因来说,“锡克模式”的历史局限除了理论本身的不足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无法彻底摆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两极世界格局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各种束缚,即使仅仅是在经济领域的改革措施,都会由于苏联政府当局的极度敏感将其扭曲为政治变革的倾向,在这种政治高压下实现经济改革的创新突破几乎为不可能,只能更加放大和凸显出“锡克模式”潜在的乌托邦性质和理想主义色彩。本文通过对“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系统研究,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进程,试图为新时代下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进方向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远景目标所面临的改革发展难题,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发。具体来看,全文一共包含六个章节的内容。第1章是绪论部分,简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方法和思路、创新之处与不足。其中,着重从宏观角度介绍了国内外专家和学者对“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现状,因为大量阅读相关文献和着作,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论述来说是尤为关键的必要前提。第2章主要回顾了“锡克模式”形成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渊源。在阐述“锡克模式”产生的历史背景时,首先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状况作了简要概述,然后指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失败是促使国内经济亟需改革的主要原因,由此引出捷共进行“布拉格之春”经济改革运动的必要性和前因后果。在追溯“锡克模式”的思想渊源时,主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再生产理论和按劳分配理论,以及“兰格模式”中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社会主义中央计划模拟竞争市场和按劳分配为主体与社会分红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等内容进行详细分析。第3章则重点论述“锡克模式”的主要内容及本质特征。其中,主要内容包括:从生产和投资的信息化与利益化、反对垄断利润的剥削和制定自由竞争的价格三个方面论述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机制;从宏观平衡与微观平衡的区别、生产的可靠性预测和分配的约束性计划三个方面具体分析国民经济的宏观分配计划;从主要表现在生产和投资的决策权以及经营利润的支配权阐述社会主义企业的独立性。而本质特征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利益矛盾需要市场机制调节;计划、市场与工人自治相结合的“第三条道路”。第4章是通过对比分析的方法,辨析“兰格模式”与“锡克模式”之间的共性与不同,并进一步阐释“锡克模式”相对于“兰格模式”来说具备的进步与完善之处。其中,共性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公有制为前提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源的有效配置;改革措施的制定均涉及市场机制的作用问题。而不同之处则体现在:中央计划职能范畴的认识、市场价格形成的看法以及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作用范畴的观点上的不同。通过对比之后发现,“锡克模式”是对“兰格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与超越,主要体现在锡克不仅提倡“资本中立化”的劳动联合体和主张宏观分配计划下的市场机制,还主张应消除国家的绝对垄断来确保制定自由竞争的市场价格。第5章是客观地评析“锡克模式”所体现出的理论价值、时代进步性和历史局限性。首先,“锡克模式”的理论价值主要包括: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传统观点具有重要突破;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与道路。其次,“锡克模式”的时代进步意义在于:有利于革除苏联僵化模式的弊端;有助于摆脱经济危机的阴影;有益于实现激进式改革向渐进式改革的平稳过渡。第三,“锡克模式”的历史局限性则表现在:苏联模式主导下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与政治高压;忽略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与商品经济的实质关系;经济改革运动的发起条件和时机尚未成熟。第6章的内容意在总结“锡克模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发展的重要启示。首先,应注重权衡中央计划管理和市场机制作用的优势与弊端。不仅要严厉抵制政府权力绝对化、集中化和垄断化的腐败现象,进一步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还要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次,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开拓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必须加快建设更高标准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坚持和平与发展前提下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发展的独特优势。第三,科学认识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要正确看待公平与效率之间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在共享发展理念的视角下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师俊国[2]（2021）在《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金融结构对收入分配差距的门限效应检验》文中研究说明基于2001～2019年31省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限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我国金融结构对收入分配差距的门限效应。研究发现:（1）信贷在金融系统中比重的增加能够显着缓解我国整体的收入分配差距,但对缓解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效果不显着;金融占比对基尼系数的影响为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正;房地产部门占比对基尼系数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但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显着的负向影响;（2）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金融占比和房地产部门占比对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逐渐由抑制转为加剧;（3）随着金融内部结构偏离最优金融内部结构程度的增加,信贷在金融系统中占比的增加对我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由加剧转为缩小;金融占比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逐步强化;房地产部门占比对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的效应逐渐削弱;（4）随着金融占比偏离最优金融占比程度的增加,信贷在金融系统中占比的增加对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逐步由缩小转为促进,再由促进转为缩小;金融占比缩小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效应逐步增强;房地产部门占比对整体收入分配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逐步由促进转为抑制;（5）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违背比较优势程度的增加,信贷在金融系统中占比的增加缩小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效应逐渐减弱。
陈弼文[3]（2021）在《共同富裕的内涵再思考及其货币政策环境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发展目标。准确理解共同富裕内涵的前提是准确把握“财富”这一范畴。根据独立性的不同,可对财富作出原生财富和次生财富这两种区分。其中:原生财富是指侧重于发挥使用价值的商品,属于生产力层面的范畴;次生财富则是价值流通和增殖的载体,其存在并不用于满足人的某项具体需要,属于生产关系层面的财富。共同富裕就是全体成员掌握的原生财富水平足够生活需要、并且人均享有一定次生财富的社会状态。原生财富和次生财富的不同性质,决定了其创造和分配机制的差异。原生财富创造必须经历产业资本循环;而次生财富凭借观念预期即可完成增殖,但是预期兑现必须要依赖产业资本循环的顺畅运转。市场经济体制下,原生财富的分配一般以次生财富的分配为前提;次生财富的分配则包含基础性分配和延伸性分配两个阶段。货币是一种典型的次生财富,其在两种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架起了货币政策影响于共同富裕的桥梁。从生产端来看,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营造适度货币环境和引导社会预期,调动社会在原生财富生产上的积极性,同时控制次生财富生成的规模和速率。分配端来看,货币政策可以以存量和流量调控为杠杆,提升实用财富分配效率,激发分配对于生产的促进作用。具体可从四方面着手营造有利于共同富裕的货币政策环境:一是以金融力量支持公有制经济改革发展;二是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发展;三是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四是控制通货膨胀程度。
张宇[4]（2021）在《私募基金投资理念极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私募基金在经历了爆发式增长后,目前整体增长趋势放缓,市场结构开始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资金不断向少数头部机构聚集,“头部效应”逐渐增强。中小机构的“量小”、“质低”、“投短”、“募难”等问题尤为突出,短期行为和投机主义盛行,导致长期资本形成的多层次有机生态缺失,无法对长期资本形成有效支持。在私募基金市场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的背景下,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私募基金投资理念是否也出现了极化,如果投资理念确实表现出极化特征,那么,极化形成的机制是什么?投资理念的极化对于私募基金市场的监管和基金内部治理意味着什么?极化研究源于对收入分布两极分化现象的研究。Esteban,J.&D.Ray（1994）和Foster,J.and M.C.Wolfson（1992）做出了先驱性贡献。Duclos,et al（2004）提出了基于“认同-疏离”框架的DER极化指数,为极化形成机制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Foster&Wolfson（2009）则从“增强扩散”（increased spread）和“增强两极性”（increased bipolarity）出发,强调收入分布中间人群向两端分化的思想,提出了衡量极化水平的Wolfson极化指数。现有的极化研究主要聚焦在收入分布领域,而在投资理念研究领域尚未发现相关文献。投资理念是基金管理人对投资市场性质的主观看法和信念,反映了基金管理者对市场的心理预期。投资理念具有隐性特征,隐含在投资策略或投资决策中。投资理念的不可观测性给投资理念极化的实证研究带来了巨大挑战。对投资理念进行定量分析,需要为投资理念寻找一个替代变量（Koedijk and lager,2007）。然而,并不是每个投资理念都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替代变量。不同的投资理念也并非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很难将一种投资理念的效应从另一种投资理念中分离出来。投资理念是决定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准则（Benjamin Graham,1934）,因此,对投资理念极化进行定量研究的一种可行方法是,假设投资理念隐含在投资策略和投资决策中,并通过投资组合的结构和特征反映出来。在此假设下,基于投资组合结构或特征的观察,逆向推测投资者的投资理念。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我们提出了一个有助于投资理念极化实证研究的投资理念极化分析框架。本文提出的投资理念分析框架可以表述为“投资理念→投资策略（投资组合）→投资回报”框架。该分析框架的意义在于:基于对投资组合的结构和特征观察,逆向推测投资者的投资理念,并在投资理念集B与投资组合特征集P之间建立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这样,就可以从投资组合特征集中为投资理念寻找合适的替代变量。在本文提出的投资理念极化分析框架下,我们把基金看成是一个投资组合,并将基金的收益波动率、最大回撤看成是管理人投资风险控制理念的两个不同的替代变量。另外,将基金寿命看成是基金管理人投资期限理念的替代变量。投资风险控制理念和投资期限理念构成了本文投资理念极化分析的基础。本文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规范分析主要用于对“投资理念-投资策略-投资回报”分析框架的阐述和解析。实证分析主要使用Foster&Wolfson（2009）提出的Wolfson极化指数和Duclos,et al（2004）提出的DER极化指数。极化形成机制分析主要依赖于DER极化指数的分解,将极化指数分解为投资理念的认同性和疏离性,并以此分析和解释投资理念极化的形成机制。数据来源: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取自好买基金网站。在剔除不完整数据的情况下,共抽15996只国内私募基金和2606只外资对冲基金作为样本,所有样本占全部基金数量的比例为30.7%。本文的研究不仅将极化研究从收入分布领域拓展到投资理念领域,也将投资理念研究从规范性研究拓展到实证研究。从实践层面来看,通过投资理念极化研究,可以考察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理念的极化状态、演变趋势、投资理念极化的形成机理,以及投资理念的影响因素,为证监部门有效管理私募基金提供重要的线索和决策依据。本文的主要创新点:1.理论创新点主要包括:（1）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投资理念分析框架,将隐含于投资策略的投资理念通过投资组合结构和特征表征出来。通过投资风险控制理念和投资期限理念的替代变量选择,实证研究了投资理念的极化程度、投资理念及其极化形成机制的动态演变,以及投资理念的影响因素,为证监部门有效管理私募基金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决策依据。（2）将极化研究从收入分布领域引入投资理念领域,拓展了极化研究领域。实证研究表明,Duclos,et al（2004）提出的DER极化理论,同样适用于投资理念极化研究。本文的实证研究验证了DER极化理论。2.实证创新点: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中国私募基金结构性分化背后隐含的投资理念的极化程度,以及投资理念极化的形成机制。在此基础上,从投资理念视角,对如何完善私募基金市场管理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不足与尚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1）本文在投资理念分析框架下,仅研究了“收益波动率”风险控制理念、“最大回撤”风险控制理念和“投资期限”控制理念的极化问题,其他投资理念并未涉及。（2）由于缺乏私募股权基金的系统性统计资料,本文所使用的样本仅包含私募证券基金（对冲基金）,而不包含私募股权基金样本。（3）私募基金投资理念是一个很宽泛的领域,如何将投资理念的极化测度范围进一步拓宽,是今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张璐帆[5]（2021）在《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 ——以西部地区为例》文中提出随着我国脱贫攻坚任务的顺利完成,我国取得了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胜利。但是,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才是我国今后需要奋斗的新方向和新目标。普惠金融具有普及性、可得性、便捷性、包容性等特点,为我国取得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而西部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研究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宝贵经验将为我国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提供有力的支持。为了深入研究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总结出国内外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内在联系、普惠金融减贫机制和减贫效应等方面搭建出理论基础。其次,本文以西部地区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10-2019年10年相关数据作为数据来源,将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为普惠金融服务深度、普惠金融服务广度和普惠金融服务效率三个维度,然后运用熵权TOPSIS法分别计算出普惠金融发展各维度综合指数。最后,本文引入两个中介变量:即居民收入增长和居民收入分配,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别测算出普惠金融发展各维度对贫困减缓的综合效应和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服务深度、普惠金融服务广度和普惠金融服务效率综合指数均呈逐年上升趋势,且普惠金融服务深度和普惠金融服务效率综合指数随着地区贫困程度的加深而增加,而普惠金融服务广度综合指数则与之呈相反的关系;普惠金融服务深度、普惠金融服务广度和普惠金融服务效率对贫困减缓都具有正相关作用;居民收入增长和居民收入分配对贫困减缓均产生中介效应,且居民收入分配对贫困减缓的中介效应高于居民收入增长对贫困减缓的中介效应。为了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本文基于相关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提出以下建议:首先,提高贫困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加快普惠金融相关知识普及,促进相关政策落实;其次,提高普惠金融在贫困治理中的应用水平,加快普惠金融与贫困减缓工作的融合发展;最后,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优化居民收入分配结构,更好发挥居民收入水平和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在普惠金融减贫中的中介效应。
张燕[6]（2020）在《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机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力资本在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探索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成为研究的重中之重。目前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人力资本进行了较丰富的研究,通过梳理已有研发发现,不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的分析都采用较为单一的视角或指标度量人力资本,探索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或企业绩效的影响,且并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结论。本文从人力资本成本、人力资本攀比心理和人力资本结构三个角度,遵循“外部因素——内在因素——表现形式”的思路,系统地从企业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研究人力资本创造价值的能力。本文采用的样本为1999～2019年沪深两市A股的公司,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数理分析、实证检验以及跨学科研究法等多种方法,形成的主要结论如下:基于人力资本成本视角,将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引入生产函数中,发现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影响企业产出。实证检验发现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呈上升趋势,人力资本创造价值受成本机制和激励机制共同影响,当前主要是成本机制占据主导地位,随着人力资本成本占比的进一步上升,激励机制会发挥主导地位,即人力资本成本占比与企业绩效之间呈非线性,但目前主要表现为负关系。基于攀比心理出发,将人力资本努力程度引入生产函数中,发现人力资本努力程度受同行业企业平均薪酬的影响,攀比心理作用下人力资本对企业产出的影响呈非线性。对企业所有员工而言,攀比心理越小越有利人力资本发挥积极的价值创造功能,攀比心理在影响人力资本创造价值方面具有门槛效应;相比于管理层,普通员工攀比心理对人力资本创造价值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着;普通员工和管理层攀比心理的异同性也会影响其人力资本价值创造能力的发挥。基于人力资本结构视角发现人力资本结构提升有助于提高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地位。实证研究中通过构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和相对同行业人力资本结构指数,证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过程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且这种关系与企业性质无关,相对于同行业企业,人力资本结构水平越高人力资本越能够发挥积极的价值创造能力。攀比心理视角下人力资本对股票收益的影响非常有限;由于人力资本调整成本的存在使得人力资本数量变化与股票收益负相关;人力资本结构是影响股票收益的风险因子,但不是定价因子;人力资本成本占比是影响股票收益的定价因子,加入人力资本成本占比风险因子的定价模型比三因子和五因子的定价效率更高。具体而言,通过回归分析和投资组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证明人力资本成本占比具有正的股票收益预测能力;借助三因子和五因子通过Fama-Mac Beth回归证明人力资本成本占比是影响股票收益的风险因子,且人力资本成本占比风险因子相对Fama-French的五因子不是冗余因子;最后通过GRS检验发现包含人力资本成本占比风险因子的模型能够更有效的解释股票收益。本文通过数理推导和实证检验探索了人力资本对企业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的不同影响,以环环相扣的方法,从“人力资本成本——人力资本攀比心理——人力资本结构”三个角度系统的剖析了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机理,为人力资本创造价值提供了增量贡献、丰富了人力资本经济后果领域的相关研究。探索了人力资本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丰富了股票收益影响因子方面的文献,从人力资本视角为资产定价领域做了增量工作。本文聚焦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得到一些具有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的结论和观点,对公司薪酬制定、人员管理、国家颁布政策等具有指导意义。
张杰,金岳[7]（2020）在《中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战略：重大价值、理论基础与实施途径》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消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重要,这就意味着内需市场规模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能力,愈发成为决定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形成的基础条件。打造国民收入可持续增长动力机制,则是推动内需市场规模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和深入分析供给侧—需求侧的共生关系及相互决定关系理论,以及国民收入分配体制中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机制及相互关系理论。通过系统性分析可得出,现阶段中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战略的可行途径及其突出障碍。从国民初次分配机制的角度来看,合理地发挥促进各部门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共同可持续提升的基础作用,加快促进生产率和工资收入协同增长机制的形成。从国民再次分配机制的角度来看,加快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新型企业制度以及金融制度,将之作为"拓宽最为广泛的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的重要渠道机制。最为重要的是,要切实落实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战略,在国民初次分配机制和再次分配机制中,均需要政府和市场功能有机结合式的干预和融合发展途径。
李安安[8]（2019）在《逻辑与进路:金融法如何实现收入分配正义》文中指出收入分配是一个涉及制度变革、利益调整与结构变化的重大民生问题,金融法在破解收入分配难题方面的功用不可或缺。金融机构的不合理布局、金融工具的不恰当配置与金融市场的不均衡构造是收入分配难题生成的重要原因;金融权力的异化与滥用、金融权利的贫困与金融能力的孱弱、金融利益表达与博弈机制的扭曲则是收入分配改革困局的金融法实质。实行收入分配正义的金融法变革,需要控制金融权力,对弱势群体进行金融赋权和金融赋能,打破金融抑制和金融排斥的制度束缚,走向金融深化和金融包容。
蔡栋添[9]（2019）在《金融监管强度对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研究 ——基于跨国面板数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次贷危机之后,金融监管的重要性获得了普遍的关注和研究。但是在危机的背景下,金融监管的受益者究竟是谁也引发了疑问。政府机构对于金融市场的监管究竟是出于公众利益的考虑?亦或者是在利益集团影响下的结果?金融监管的强度提升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对一国金融监管强度做出数值上的衡量,并尽可能地包含金融监管的各个方面的信息。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对金融监管对收入分配间的影响进行度量。本文根据这样的思路,收集了46个涵盖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以及发展阶段的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及地区在2005-2013年间18个相关指标的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18个相关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得到各国各年度的金融监管指数和相应的排名。对各国金融监管的水平和相应的构成进行分析。在主成分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标准化的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运用个体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对相关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通过数据分析,并结合相关的金融监管理论。本文发现,在全样本范围内,金融监管的强度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并不稳定,无法对两者关系下定论。而在发达国家或地区样本之中,金融监管对收入分配产生了明显的负面效应,金融监管强度的上升会扩大收入分配的差距。在发展中国家样本中,金融监管在不考虑资本存量和就业的情况下,对收入分配有显着的优化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在引入更多的控制变量后并不稳定。在考虑采用替代性因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两者的关系并没有发生显着的改变。基于以上的统计结果,结合我国金融监管水平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及地区发展的历史经验,本文提出了包括提升监管水平,推动监管改革等措施在内的政策建议。
黄桂兰[10]（2016）在《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效应与改革升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认为“分配问题是一个比资源配置更难处理的问题,预算政策的决定中,分配问题是一个主要的（往往是唯一主要的）长期争论焦点。尤其在决定税收与转移支付政策时,对分配问题的考虑往往起着决定作用”。按照世界银行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划分标准,2011年我国就已经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是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与OECD35个成员国相比,处于“收入不平等金字塔”接近塔尖处。对于凸显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多次研究部署相应对策以缓解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出“更好地发挥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控作用,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个人所得税被赋予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重任,是由于个人所得税不仅收入来源稳定,而且拥有累进性税率结构、费用扣除等众多调节手段,可以随着经济波动而影响、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对经济的波动和收入的不平等起到自动调节的作用,故有“自动稳定器”的美誉。然而,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实际角色却是“效率功能突出,公平功能丧失”,个人所得税虽然已经成为我国第五大税种,但是税收规模仍不能支撑公平功能的有效发挥,究其原因,除了以累退性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外,不利的税收征管、分类计征模式消弱了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效应。不利的税收征管和分类计征模式对公平功能的损害程度是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依据。因此,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借鉴文献研究,运用国内较少使用的洛伦茨曲线拟合法作为基础量测方程,结合指标测量法、计量模型,辅助matlab7.0、origin7.5和eviews7.0等统计工具,按照“税前收入不平等的数量程度（逻辑起点）→个人所得税的税制要素设计是否具有公平性（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特征）→个人所得税的“公平”力度有多大（效应的检验）→影响公平力度的因素贡献排序（税收规模的决定性贡献）→挖掘决定性因素的效应潜力（税收流失的效应损失）→计征模式改变是否具有增强效应的能力（中美对比）→提升效应应具备的税制特色（由实证结论提出措施建议）”的研究思路,对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并相应提出个人所得税改革升级的政策建议和分步实施设想。通过研究,本文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我国城镇居民税前收入快速增长,虽然工资性收入份额缓慢下降,但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收入结构基本不变,经营性收入份额快速增加,财产性收入有所增长,转移性收入稳步增加。与之相伴的是各阶层收入差距迅速扩大。无论是各收入阶层内部还是高低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呈现先迅速扩大后缓慢下降的“倒u型”趋势,其中2005年为“倒u型”顶。随后,收入不平等的趋势得到缓解,但程度有限。在各阶层中以最低与最高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最为突出,从1994年的3.94倍扩大到2012年的7.59倍;低收入阶层内部的收入差距明显大于高收入阶层内部。第二,个人所得税是否具有再分配功能,是由其税制特点决定的。“税制是累进的”是个人所得税具有再分配功能的必要条件。从各收入阶层承担的税负看,个人所得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支付能力”原则,低收入者承担较少的税负或不承担税负,高收入者承担较多的税负;从税制要素看,累进性税率结构设置使得个人所得税（以工薪所得为主）具有较高的累进性,但是“过高的税率结构、不合理的级距、过多的级次”加上“无差别”的费用扣除制度,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累进性。随着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的增长,再分配效应re值呈现“先缓慢增长,再快速增长,后波动略微上升”的趋势,但绝对值仍然较低（re（1995）=0.00012）;re（2011）=0.00338)。第三,较高的税制累进性却没有支撑起有效的再分配效应,究其原因是个人所得税的税收规模较低,仅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分配差距,运用var模型和方差分解对各因素的贡献程度进行量化发现,税收规模或平均税率是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的决定性因素,而累进性是次要因素。第四,税收规模的贡献度为挖掘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的潜力提供了空间。税收征管不利造成的税收流失规模是实际征收规模的近2倍（2011年,按各阶层适用税率计算）,税收流失造成了三分之一的理论个人所得税效应损失（2011,loss（re%）=33.46%）。实际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年均值为0.00178,理论效应为0.00295,效应损失为0.00116,管控税收流失的最好结果就是使税收再分配效应在现有水平上提升1倍,使税后基尼系数再下降0.00116。第五,税收征管方式的完善为再分配效应的潜力挖掘提供了空间,除此之外,分类计征模式和综合计征模式带来的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的差距不容忽视。与美国模式相比,2011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累进性是美国的近2倍,但是平均税率是美国的四分之一,税收规模和再分配效应仅是美国的十分之一左右（gap（k）=0.628,gap（averagerate）=3.57,gap（tax）=11.12,gap（re）=7.86）。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将税前基尼系数降低了0.04224,而中国只降低了0.0054（税基为扣除转移收入后的应税收入）。从效应分解看,美国的平均税率和累进性对re的影响都是正向的,平均税率的贡献为0.06305,是累进性的23倍。中国平均税率对re的影响也是正向的,但平均税率的贡献仅为0.0047,相当于美国累进性的贡献率。这一数据不仅支持了税收规模（平均税率）是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的决定因素,而且不同的计征方式具有不同的再分配效果。第六,由于可供研究的微观数据止步于2011年,而2011年却是我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大幅提高的改革节点,个人所得税是否具有累进性（费用扣除标准的提高损害了累进性）是再分配功能继续有效发挥的前提,运用宏观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了有意义的结论,2011—2014年,个人所得税发挥了“公平”再分配的作用,但是数量程度不确定。除此之外,我国整体税制呈现累退性,而且累退性不断加强,这是由累退性的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决定的,流转税中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是累退的,营业税是累进的,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的。第七,经过实证推导,论证了税收规模是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的决定因素,而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和计征模式的改变又是提高税收规模的突破口。从税目安排、扩大税基、费用扣除制度设置、纳税人身份选择、优化税率结构等要素设计,全面规划了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计征模式;在已具备或将具备的税收征管条件下,提出了可供实施的分步改革设想。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1.研究视角的创新以往国内研究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时过多的关注累进性及其分解,这是因为只有当税制是累进的,税收才具有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功能。累进性税制条件下,平均税率是个人所得税公平功能实现的决定性因素,但是现有研究没有对平均税率及其分解的再分配效应贡献分析,这是一种研究视角的创新。2.研究方法的创新一是,首次将拟合函数运用到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的研究中,提高了研究的精确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数据样本点不足造成的测量误差。二是,运用并未广泛使用的kp指数法,更新了我国个人所得税累进性的动态趋势,弥补了我国微观数据缺失造成的不足。三是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比较不同计征模式国家间的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的数量差异,为决策者提供了税制改革的方向。3.研究内容的扩展一是,通过模型测度了影响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内在因素的贡献程度和方向,用数量形式确定了税收规模的“决定性”地位,扩展了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的研究。二是,在消化吸收升级税收收入能力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构造理论再分配效应模型,测算出个人再分配效应损失,填补了我国个人所得税效应损失研究的空白,为决策者提供了挖掘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的空间。三是,针对个人所得税计征模式改革的难易程度,提出了改革升级的分步实施设想,为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的同时,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确定了方向。如个人所得税再分配的理论研究,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的地区和国家间横向比较,KP指数法的国际检验,改革升级的政策效果模拟等。
二、论股票市场的收入分配功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股票市场的收入分配功能（论文提纲范文）
（1）“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锡克模式”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渊源 |
| 2.1 “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
| 2.1.1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状况 |
| 2.1.2 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失败促使国内经济亟需改革 |
| 2.1.3 “布拉格之春”经济改革运动的前因后果 |
| 2.2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影响 |
| 2.2.1 价格理论 |
| 2.2.2 再生产理论 |
| 2.2.3 按劳分配理论 |
| 2.3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借鉴 |
| 2.3.1 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发展模式 |
| 2.3.2 社会主义中央计划模拟竞争市场的经济模式 |
| 2.3.3 按劳分配为主体与社会分红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 |
| 第3章 “锡克模式”的主要内容及本质特征 |
| 3.1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机制 |
| 3.1.1 生产和投资的信息化与利益化 |
| 3.1.2 反对垄断利润的剥削 |
| 3.1.3 制定自由竞争的价格 |
| 3.2 国民经济的宏观分配计划 |
| 3.2.1 宏观平衡与微观平衡的区别 |
| 3.2.2 生产的可靠性预测 |
| 3.2.3 分配的约束性计划 |
| 3.3 社会主义企业的独立性 |
| 3.3.1 生产和投资的决策权 |
| 3.3.2 经营利润的支配权 |
| 3.4 “锡克模式”的本质特征 |
| 3.4.1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利益矛盾需要市场机制调节 |
| 3.4.2 计划、市场与工人自治相结合的“第三条道路” |
| 第4章 “锡克模式”与“兰格模式”的对比分析 |
| 4.1 “锡克模式”与“兰格模式”的共性 |
| 4.1.1 以公有制为前提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
| 4.1.2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源的有效配置 |
| 4.1.3 改革措施的制定均涉及市场机制的作用问题 |
| 4.2 “锡克模式”与“兰格模式”的不同 |
| 4.2.1 中央计划职能范畴的认识不同 |
| 4.2.2 市场价格形成的看法不同 |
| 4.2.3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作用范畴的观点不同 |
| 4.3 “锡克模式”是对“兰格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与超越 |
| 4.3.1 提倡“资本中立化”的劳动联合体 |
| 4.3.2 主张宏观分配计划下的市场机制 |
| 4.3.3 制定自由竞争的市场价格应消除国家的绝对垄断 |
| 第5章 “锡克模式”的思想评析 |
| 5.1 “锡克模式”的理论价值 |
| 5.1.1 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
| 5.1.2 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传统观点具有重要突破 |
| 5.1.3 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与道路 |
| 5.2 “锡克模式”的时代进步性 |
| 5.2.1 有利于革除苏联僵化模式的弊端 |
| 5.2.2 有助于摆脱经济危机的阴影 |
| 5.2.3 有益于实现激进式改革向渐进式改革的平稳过渡 |
| 5.3 “锡克模式”的历史局限性 |
| 5.3.1 苏联模式主导下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与政治高压 |
| 5.3.2 忽略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与商品经济的实质关系 |
| 5.3.3 经济改革运动的发起条件和时机尚未成熟 |
| 第6章 “锡克模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启示 |
| 6.1 注重权衡中央计划管理和市场机制作用的优势与弊端 |
| 6.1.1 严厉抵制政府权力的绝对化、集中化和垄断化 |
| 6.1.2 进一步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
| 6.1.3 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 6.2 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开拓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 |
| 6.2.1 加快建设更高标准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
| 6.2.2 坚持和平与发展前提下的世界经济一体化 |
| 6.2.3 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发展的独特优势 |
| 6.3 科学认识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
| 6.3.1 正确看待公平与效率之间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 |
| 6.3.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同富裕的目标 |
| 6.3.3 在共享发展理念的视角下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金融结构对收入分配差距的门限效应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 言 |
|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介绍 |
| (一)被解释变量 |
| (二)解释变量 |
| 1.金融内部结构(finstr) |
| 2.金融占比(fintogdp) |
| 3.房地产市场(house) |
| (三)控制变量 |
| 三、计量模型 |
| 四、计量结果与实证分析 |
| (一)金融结构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
| (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金融结构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
| (三)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同匹配条件下金融结构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
| (四)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匹配条件下金融结构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
| 五、结 论 |
（3）共同富裕的内涵再思考及其货币政策环境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重难点与创新点 |
| 1.3.1 重难点 |
| 1.3.2 创新点 |
| 2 再思考的理论来源:一个文献评述 |
| 2.1 共同富裕思想 |
| 2.1.1 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相关表述 |
| 2.1.2 当代共同富裕理论的研究进展 |
| 2.1.3 共同富裕理论既有研究之局限 |
| 2.2 马克思货币理论 |
| 2.2.1 经济运行层面的货币供求理论 |
| 2.2.2 社会关系层面的货币批判理论 |
| 2.2.3 两个层面货币理论之间的联系 |
| 2.3 货币政策有效性 |
| 3 财富与共同富裕:分析框架的构建 |
| 3.1 财富范畴的再认识 |
| 3.1.1 使用价值:财富的本质 |
| 3.1.2 价值:以货币为起点形式的财富延伸 |
| 3.1.3 原生财富与次生财富的概念生成 |
| 3.2 财富创造:共同富裕得以实现的首要基础 |
| 3.2.1 原生财富创造:从个别资本运动到社会总资本运动 |
| 3.2.2 次生财富创造:观念作用下的财富迭代生成机制 |
| 3.2.3 共同富裕社会构建中应遵循的财富创造原则 |
| 3.3 财富分配:共同富裕赖以实现的必要保障 |
| 3.3.1 原生财富与次生财富分配的基本形式 |
| 3.3.2 原生财富与次生财富分配的性质及关系 |
| 3.3.3 共同富裕社会构建中应遵循的财富分配原则 |
| 4 共同富裕的货币政策助力何以能:作用机理的阐释 |
| 4.1 货币运动:从两种财富的创造和分配过程来看 |
| 4.1.1 在原生财富创造和分配中发挥的作用 |
| 4.1.2 在次生财富创造和分配中发挥的作用 |
| 4.2 基于货币运动的货币政策共同富裕效应阐释 |
| 4.3 两种财富观下构建共同富裕社会的货币政策启示 |
| 5 共同富裕的货币政策环境检视:实证考察 |
| 5.1 新世纪以来我国货币政策精神概览 |
| 5.2 货币政策共同富裕效应的考察指标构建 |
| 5.2.1 对公有经济的支持力度 |
| 5.2.2 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
| 5.2.3 对金融泡沫的防范力度 |
| 5.2.4 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力度 |
| 5.3 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共同富裕效应的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4）私募基金投资理念极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思路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 |
| 1.4.2 实证分析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私募基金投资理念极化的相关理论 |
| 2.1 投资理念与投资策略 |
| 2.1.1 投资理念内涵及其决定因素 |
| 2.1.2 投资理念与投资策略关系 |
| 2.1.3 投资理念分歧:有效市场假说与行为金融学 |
| 2.1.4 投资理念极化 |
| 2.2 私募基金特征与分类 |
| 2.2.1 私募基金的主要特征 |
| 2.2.2 私募基金分类与市场规模 |
| 2.3 信息披露与基金数据库 |
| 2.3.1 私募基金的信息披露方式 |
| 2.3.2 私募基金数据库 |
| 2.3.3 基金消亡的原因解释 |
| 2.4 私募基金投资策略及其分类 |
| 2.4.1 主动投资与被动投资 |
| 2.4.2 投资策略分类 |
| 第3章 投资理念极化测度方法 |
| 3.1 投资理念极化分析框架与受限的属性集 |
| 3.1.1 投资理念极化分析框架 |
| 3.1.2 投资理念受限的属性集 |
| 3.2 投资理念极化及其形成机制分解 |
| 3.2.1 极化的内涵及主要特征 |
| 3.2.2 极化形成机制要素与极化偏序 |
| 3.2.3 投资理念极化的形成机制分析方法 |
| 3.3 极化的测度方法 |
| 3.3.1 ER极化指数 |
| 3.3.2 DER极化指数 |
| 3.3.3 Wolfson极化指数 |
| 第4章 投资理念极化测度与极化形成机制分析 |
| 4.1 数据来源及样本选取 |
| 4.1.1 私募基金数据库概况 |
| 4.1.2 样本选取 |
| 4.1.3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 投资理念极化测度及分析 |
| 4.2.1 收益波动率风险控制理念极化测度及分析 |
| 4.2.2 最大回撤风险控制理念极化测度及分析 |
| 4.2.3 投资期限理念极化测度与分析 |
| 4.3 DER 极化指数形成机制分析:认同性与疏离性 |
| 4.3.1 收益波动率风险控制理念极化形成机制 |
| 4.3.2 最大回撤风险控制理念极化形成机制 |
| 4.3.3 投资期限控制理念极化形成机制 |
| 4.4 小节 |
| 第5章 投资理念极化的动态演变及异质性分析 |
| 5.1 样本选取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1.1 样本选取 |
| 5.1.2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 投资理念极化及其形成机制的动态演变 |
| 5.2.1 动态演变时期的划分 |
| 5.2.2 基于收益波动率风险控制理念视角 |
| 5.2.3 基于最大回撤风险控制理念视角 |
| 5.2.4 基于投资期限理念视角 |
| 5.3 基于投资理念的中、外资私募基金集聚特征的异质性 |
| 5.3.1 基于“收益波动率”风险控制理念视角 |
| 5.3.2 基于“最大回撤”风险控制理念视角 |
| 5.3.3 基于“投资期限”控制理念视角 |
| 5.4 中外私募基金投资理念的异质性分析 |
| 5.4.1 收益波动率风险控制视角 |
| 5.4.2 最大回撤风险控制视角 |
| 5.4.3 投资期限控制视角 |
| 5.5 小节 |
| 第6章 投资理念极化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6.1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
| 6.2 数据来源及建模的可行性检验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建模的可行性检验 |
| 6.3 投资理念极化程度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6.3.1 模型估计 |
| 6.3.2 模型估计结果的解释 |
| 6.4 投资理念极化形成机制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6.4.1 认同性模型估计 |
| 6.4.2 认同性模型估计结果解释 |
| 6.4.3 疏离性模型估计 |
| 6.4.4 疏离性模型估计结果解释 |
| 6.5 小节 |
| 第7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一种新的分析框架:投资理念极化分析框架 |
| 7.1.2 投资理念极化测度 |
| 7.1.3 投资理念极化形成机制 |
| 7.1.4 投资理念极化的动态演变 |
| 7.1.5 中外私募基金投资理念的异质性 |
| 7.1.6 投资理念极化的影响因素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提高投资理念的透明度、增强自律意识和监管力度 |
| 7.2.2 将投资理念纳入信用信义评估体系 |
| 7.2.3 提高市场的准入门槛,增强信用意识,扶优限劣 |
| 7.2.4 防范投资理念过度极化所导致的系统性市场风险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 ——以西部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内在联系 |
| 1.2.2 普惠金融的减贫机制 |
| 1.2.3 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本文的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 2.1 普惠金融的概念 |
| 2.2 普惠金融的理论基础 |
| 2.2.1 金融发展理论 |
| 2.2.2 农村金融理论 |
| 2.2.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 研究假设 |
| 第三章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3.2 模型设定 |
| 3.2.1 普惠金融直接减贫效应模型 |
| 3.2.2 普惠金融间接减贫效应模型 |
| 第四章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4.1 描述性统计 |
| 4.2 普惠金融综合指标测算 |
| 4.2.1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 |
| 4.2.2 普惠金融发展指标体系描述性统计 |
| 4.2.3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
| 4.3 回归结果分析 |
| 4.3.1 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 |
| 4.3.2 普惠金融贫困减缓的中介效应 |
| 4.4 稳健型检验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1 人力资本 |
| 1.3.2 人力资本度量方法 |
| 1.3.3 企业价值 |
| 1.4 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思路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人力资本相关理论 |
| 2.1.2 锦标赛理论 |
| 2.1.3 社会比较理论 |
| 2.1.4 资产定价相关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宏观层面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 |
| 2.2.2 微观层面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 |
| 2.2.3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人力资本影响企业价值的理论分析 |
| 3.1 人力资本影响企业绩效 |
| 3.1.1 成本视角 |
| 3.1.2 攀比视角 |
| 3.1.3 特征视角 |
| 3.2 人力资本影响股票收益 |
| 3.2.1 调整成本视角 |
| 3.2.2 风险传播视角 |
| 3.3 影响机理 |
| 3.3.1 创新渠道 |
| 3.3.2 人才流动渠道 |
| 3.3.3 生产率渠道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4.1 假设提出 |
| 4.1.1 成本视角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4.1.2 攀比视角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4.1.3 特征视角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4.2 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择 |
| 4.2.2 研究设计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 |
| 4.3.2 成本视角实证结果 |
| 4.3.3 攀比视角实证结果 |
| 4.3.4 特征视角实证结果 |
| 4.3.5 拓展性分析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成本视角稳健性检验 |
| 4.4.2 攀比视角稳健性检验 |
| 4.4.3 特征视角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人力资本影响企业绩效机理分析 |
| 5.1 调节机理 |
| 5.1.1 外部环境调节 |
| 5.1.2 内部激励调节 |
| 5.1.3 高管自信调节 |
| 5.2 中介机理 |
| 5.2.1 创新渠道 |
| 5.2.2 人才流动渠道 |
| 5.2.3 生产率渠道 |
| 5.3 实证分析模型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外部环境 |
| 5.4.2 内部激励 |
| 5.4.3 高管自信 |
| 5.4.4 创新 |
| 5.4.5 人才流动 |
| 5.4.6 生产率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人力资本对股票收益的影响及机理 |
| 6.1 假设提出 |
| 6.1.1 信息传递渠道 |
| 6.1.2 调整成本渠道 |
| 6.1.3 风险传播渠道 |
| 6.2 实证分析模型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信息传递 |
| 6.3.2 调整成本 |
| 6.3.3 风险传播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与管理启示 |
| 7.2.1 政府颁布政策方面的建议 |
| 7.2.2 公司治理方面的建议 |
| 7.2.3 投资者投资方面的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中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战略：重大价值、理论基础与实施途径（论文提纲范文）
| 一、当前中国加快部署“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战略的重大时代价值 |
| 二、重新认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战略的理论基础与新特征 |
| （一）供给侧-需求侧的共生关系及相互决定关系理论的极端重要性 |
| （二）国民收入分配体制中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机制的相互关系发生本质性变化 |
| （三）中国特色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理论和实践的演进逻辑 |
| 三、现阶段中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战略的可行途径与突出障碍 |
| （一）现阶段中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战略的可行途径 |
| （二）现阶段中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战略的突出障碍与挑战风险 |
| 四、改革突破口与具体政策建议 |
（8）逻辑与进路:金融法如何实现收入分配正义（论文提纲范文）
| 一、逻辑求证:收入分配难题生成的金融法诱因 |
| (一) 金融机构的不合理布局 |
| (二) 金融工具的不恰当配置 |
| (三) 金融市场的不均衡构造 |
| 二、法理探微:收入分配改革困局的金融法实质 |
| (一) 金融权力的异化与滥用 |
| (二) 金融权利的贫困与金融能力的孱弱 |
| (三) 金融利益表达与博弈机制的扭曲 |
| 三、路径选择:实行收入分配正义的金融法变革 |
| (一) 顶层设计 |
| 1. 控权 |
| 2. 赋权 |
| 3. 赋能 |
| (二) 制度回应 |
| 1. 从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深化 |
| 2. 从金融排斥走向金融包容 |
| 四、结语 |
（9）金融监管强度对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研究 ——基于跨国面板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论文研究框架 |
| 1.4 论文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论文创新之处 |
| 1.4.2 论文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金融监管提升公共利益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 |
| 2.1.1 基于公共利益的假说 |
| 2.1.2 公共利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机理 |
| 2.1.3 次贷危机后金融监管理论的改变和补充 |
| 2.2 金融监管倾向集团利益扩大收入分配差距 |
| 2.2.1 基于集团利益的假说 |
| 2.2.2 集团利益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机理 |
| 2.3 金融监管影响收入分配的两种作用的角力 |
| 2.3.1 发展初期的角力 |
| 2.3.2 发展较高时期的角力 |
| 第3章 金融监管强度的测度和评价 |
| 3.1 .金融监管测度的指标选取 |
| 3.1.1 指标选取的依据 |
| 3.1.2 指标的种类及基本信息 |
| 3.2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金融监管指数计算 |
| 3.2.1 实证方法的选取及相应介绍 |
| 3.2.2 金融监管指数计算过程及结果 |
| 第4章 金融监管强度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1 数据及使用模型的介绍 |
| 4.1.1 数据来源及概况 |
| 4.1.2 回归模型介绍 |
| 4.2 模型的建立和回归 |
| 4.2.1 基本回归 |
| 4.2.2 区分国家及地区发展程度的回归 |
| 4.2.3 对结果的进一步阐述和稳健性检验 |
| 第5章 结论及展望 |
| 5.1 主要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3 相关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效应与改革升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税收再分配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税收再分配的作用机理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税前收入不平等的检验 |
| 第一节 税前收入水平的动态趋势 |
| 第二节 税前收入不平等的测度与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发达国家税前收入不平等的演进历程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个人所得税与再分配：事实与特征 |
| 第一节 个人所得税法的发展进程与收入分配 |
| 第二节 个人所得税的运行描述 |
| 第三节 个人所得税税制特点与收入再分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的检验 |
| 第一节 税收再分配效应的测度 |
| 第二节 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的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税收累进性的测度 |
| 第四节 个人所得税累进性的实证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KP指数的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分析——兼论税制公平性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 |
| 第二节 模型构建与公平性假设 |
| 第三节 变量定义及数据选取 |
| 第四节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因素分解的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分析——税收规模的决定性贡献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
| 第二节 变量定义与基础数据选取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于理论税收规模的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分析——税收流失的效应损失 |
| 第一节 理论模型的推导与构建 |
| 第二节 变量定义与基础数据选取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基于不同计征模式的中美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差异分析 |
| 第一节 差异模型的构建 |
| 第二节 变量定义与基础数据统计口径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基于提升再分配效应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升级研究 |
| 第一节 对综合与分类相结合计征方式的认识 |
| 第二节 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设计 |
| 第三节 税收征管水平的升级 |
| 第四节 改革升级的分步实施设想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论股票市场的收入分配功能（论文参考文献）
- [1]“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D]. 郑凯. 吉林大学, 2021(01)
- [2]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金融结构对收入分配差距的门限效应检验[J]. 师俊国. 经济问题探索, 2021(08)
- [3]共同富裕的内涵再思考及其货币政策环境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D]. 陈弼文. 浙江大学, 2021(01)
- [4]私募基金投资理念极化问题研究[D]. 张宇. 辽宁大学, 2021(02)
- [5]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 ——以西部地区为例[D]. 张璐帆. 兰州大学, 2021(02)
- [6]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机理研究[D]. 张燕. 山西大学, 2020(03)
- [7]中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战略：重大价值、理论基础与实施途径[J]. 张杰,金岳. 学术月刊, 2020(10)
- [8]逻辑与进路:金融法如何实现收入分配正义[J]. 李安安. 法商研究, 2019(04)
- [9]金融监管强度对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研究 ——基于跨国面板数据[D]. 蔡栋添. 华侨大学, 2019(01)
- [10]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效应与改革升级研究[D]. 黄桂兰. 中央财经大学, 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