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确理解现代教育技术的涵义（论文文献综述）
王慧[1]（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认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张伟伟[2]（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决策实践活动中创造和运用的方法系统。探究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升我们党执政能力和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从形成过程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具有深厚的生成根基,在文化滋养、理论积淀、实践基础和个人条件的综合作用下逐渐生成,是一种复合式创新的产物。从构成要素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以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为子方法而构成的方法系统。从构成机理来看,子方法与子方法相互联系、子方法与方法系统相互依存、方法系统与系统环境相互作用,使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成为有机联系的系统整体。从实践运用来看,子方法的基本要求、方法系统的一般程序、综合运用的总体原则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要求体系,价值前提、价值内容、价值实现、价值评价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价值体系。
高欣[3]（2021）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域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研究》文中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域中,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文化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理性思辨和价值观念,是我国的独特优势,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是坚定文化自信的精神基因,为此,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要不忘根基、薪火相传,又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这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应该并且必然担负的新的文化使命。正是基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科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可以说,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发展,也是用马克思主义引领我国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既有其必要性,又有其必然性,从坚定文化自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等方面看,“双创”是必须的、必要的;同时,“双创”也是中华文化“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和中华民族“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必然要求。当前,“双创”面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机遇、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机遇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全球文化交流互鉴的开放机遇等;当然,“双创”也会碰到中华传统文化自身历史局限的制约、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世界多元文化的碰撞等一系列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在“双创”过程中,必须坚持批判性与继承性、传统性与时代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人文性与科技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等原则,采取不同的方式做好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的“双创”;必须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机制、依靠人民的主体机制、齐心戮力的协调机制和实践创新的动力机制,通过做好国家顶层设计、融入日常社会生活、贯穿国民教育始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等,实现“双创”途径的多样化,切实增强其实效性;必须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规律性,严格遵循需求内驱律、实践推动律、挖掘保护律和融合创新律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随着“双创”的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日益凸显历史底蕴和悠久传统,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日益彰显文化根基和精神标识,必将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日益展现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冯雷[4]（2021）在《论法教义学的科学性》文中研究说明法教义学的科学性问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法哲学问题,围绕着“法教义学是不是科学”、“如果是,法教义学是什么样的科学”、“法教义学的科学性是什么”等问题,在不同的时代、地域和社会中,进行着旷日持久的争论。法教义学是一门关于法律解释（理解）与适用（为司法做准备）的实践学科。科学是一种高于常识与经验的“典范（高端）知识”,科学性是科学的本质属性。法教义学的学科性质与任务决定了科学性应当厘定在“客观性”、“可检验性”和“体系性”三个着力点上。科学性在“广义科学”和“狭义科学”（“自然科学”）两个领域存在差异,对科学性的理解应当突破狭义科学（自然科学）领域的限制,而进入到“广义科学”的领域之中,即一门学科只要具有典范（高端）知识的全部特征,就应当被称为科学。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都可以称为科学。法教义学的科学性问题贯穿了自19世纪以来近代、现当代法哲学、法学理论发展的全部历史,不同的科学立场（科学观）对法教义学科学性的认识存在着差别。总体上看,对“法教义学科学性”问题存在一个从“肯定”到“否定”,再到“重新肯定”的认识过程。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体系科学观”肯定了法教义学的科学性。深受“体系”科学观影响的“历史法学”与“概念法学”致力于法教义学概念化、逻辑化的体系构建,历史法学认为法教义学是一门“历史科学”,概念法学认为法教义学是一门“形式科学”,法学家耶林认为,科学必须存在于法教义学之中。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的“实证主义”哲学对科学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而形成的“实证科学观”对法教义学的科学性持否定态度。柏林检察官基尔希曼对法教义学的科学性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作为科学的法教义学是无价值的。持实证科学立场的“自由法学”（法社会学运动）认为法教义学不是一门科学,持逻辑实证主义立场的“纯粹法学”同样否定了法教义学的科学性。20世纪初期,反对实证主义的哲学思潮开始兴起,哲学开始了价值论的转向。在新康德主义等哲学思潮的影响下,“利益”和“价值”重新回到了科学的领域,利益法学认为法教义学是一门“应用科学”,新康德主义法学认为法教义学应当是一门“文化科学”。二战后,随着自然法的复兴,“价值”和“正义”认知的客观化、可普遍化使得“价值科学”登上历史舞台。在价值科学的视域下,“评价法学”认为法教义学是一门“价值评价”的科学。受“评价法学”的影响,当代法教义学在维护和扞卫实在法规范所建立的“法秩序”的前提下,已经具有了开放性、反思性与批判性,具有了科学的方法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学家拉伦茨充分肯定了法教义学的科学性:即作为科学的法教义学具有不可或缺性。当代持价值科学观的其他法理论也认同了法教义学的科学性:伽达默尔的“法律诠释学”理论、哈贝马斯的真理的“共识论”理论和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法教义学的科学性。尽管“体系科学”、“实证科学”与“价值科学”三种科学观对法教义学科学性的认识并不相同,但依据各自的科学立场,都具有合理性。可以说,三种科学观都描述了科学真理的一部分,体系科学观重视知识的形式,实证科学观重视知识的方法,而价值科学观重视知识的实质。因此,只有把三种科学观通过“正反合”辩证认识加以综合,才能完整地解释法教义学科学性的内涵。按照“广义科学”的标准,法教义学是一门科学。它的科学性具有三方面的涵义:即“客观性”、“可检验性”与“体系性”。具体而言,法教义学的“客观性”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维度来理解,其中,价值论维度的“共识性”是理解法教义学客观性的关键。由于法教义学知识缺少不证自明性,因而,必须通过“规范”、“论证”和“案例”的“检验”来获得知识的确定性（正确性）;受“体系性”等同于“科学性”的观念影响,法教义学不仅致力于构建“概念规范体系”（“外在体系”）,而且也重视构建“法律解释体系”与“价值判断体系”（“内在体系”）。总之,法教义学既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完全通过逻辑演绎和数学运算的方式来进行表达和规范,也不可能完全是法律人对法律“天马行空”的理解与法官“恣意任性”的言说。法教义学是关于法律理解与适用的实践科学,它因价值评价的“共识性”而具有“客观性”,因科学的方法论而获得了“可检验性”,因概念、规则和原则的融贯性与统一性而获得了“体系性”,因此,法教义学具有科学性。
张斯[5]（2021）在《建筑包容性策划研究》文中认为建筑策划是建筑设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随着建筑设计思想与工具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在包容性社会发展与包容性设计思潮的共同引领下,针对建筑领域中出现的对弱势群体关注不足和实践难以弥合认识的差距,亟需一种在包容理念注入下而形成的新的建筑设计理论,以对实践进行科学引导。本研究选取建筑设计的基本方法论——建筑策划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建筑策划包含以包容性价值为基础的策划内容,并对包容理念介入下形成的建筑包容性策划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根据建筑策划的基本原理,重新对社会包容理论、包容性规划理论、包容性设计理论、环境行为心理理论、建筑策划与设计理论进行整合思考,通过对各理论的核心内容与相互关系进行归纳,推理演绎出建筑包容性策划的理论与方法。本研究是基于包容理念对建筑策划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在建筑包容性策划理论研究部分,首先就包容性设计所表达的核心价值进行提炼,并与建筑环境结合,形成建筑包容性的核心概念。对建筑包容性进行深入剖析,建立起二元、多元、多维与相对的价值认知。将建筑包容性与建筑策划再次结合,形成以包容理论中最为核心的包容性价值为基础、以包容性问题、多样使用者、包容性建筑空间环境几方面区别于传统建筑策划的新的建筑策划理论。根据对建筑包容性的理论阐释,提出建筑包容性策划的涵义、要素、类型与目标,构建了建筑包容性策划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建筑包容性策划方法研究部分,首先探讨了价值、问题与策划程序建构的关系,提出基于包容性价值的问题搜寻过程。将建筑策划与设计的程序与剑桥包容性设计轮相结合,提出建筑包容性策划与设计的运作时序。再依据建筑包容性策划的原理,以挪威建筑包容性设计程序模型为原型,提出建筑包容性策划的程序、任务与构成框架。针对建筑包容性策划中环境解析、角色描述、问题搜寻等阶段,提出建筑环境信息获取、建筑使用者角色建立、“人-环境”系统中包容性问题研究、空间情境创构的策划方法,以此构建了由包容性问题发现、包容性问题研究至包容性问题解决的建筑包容性策划核心方法体系。本研究将包容性理论与建筑策划理论贯穿融合,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研究探索。首先,本研究构建了建筑包容性策划的研究框架,拓展了基于包容性的建筑策划新领域。论文从环境行为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出发,在“人-环境”系统视角下构建了面向建筑使用者与建筑环境包容关系的建筑包容性策划研究框架。论文将价值思辩作为建筑设计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提出了基于包容性价值的建筑策划新论题,并从其提出、原理、程序与方法几方面构建了相应研究框架,为建筑策划理论的创新研究提供参考。其次,本研究构建了建筑包容性策划的基本理论,提出了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建筑策划原理。论文将建筑包容性策划与传统建筑策划相对比,提出建筑包容性策划的涵义,即建筑包容性策划是一种以包容性价值为基础、以包容性问题为核心、以多样使用者为主导、以包容性空间环境策划为内容的建筑策划。论文基于建筑策划原理所包含的主要内容,提出建筑包容性策划的要素、类型与目标,实现了在当代人本设计思潮下对建筑策划基本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再次,本研究提出了建筑包容性策划的程序与应用方法,为建筑包容性策划提供了技术支撑。论文提出建筑包容性策划程序是基于包容性价值的问题搜寻过程,在传统建筑策划问题搜寻法的基础上,结合剑桥包容性设计轮、挪威建筑包容性设计过程等理论模型,提出建筑包容性策划的程序。论文在传统建筑策划方法基础上,融入基于共情的环境认知、体验与评估方法,基于人本设计的使用者角色描述方法,基于建筑师与使用者不同接触程度的包容性问题研究方法与基于软系统分析的空间情境创构方法,提出建筑包容性策划的应用方法。论文以案例研究为主要论证方法,选取若干居住建筑与公共建筑案例对论文提出的策划方法进行了应用阐释,并得出包容性环境设计导则为环境创构进行指导与建议,论证了建筑包容性策划理论与方法合理、有效,从方法层面为包容性环境的创构提供技术支持。
蔡其全[6]（2021）在《知识学习的发展功能及其局限研究》文中认为知识与发展的关系问题是教育学中的经典性、基础性、永恒性的问题,是教育研究者必须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在西方,从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的命题,到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都展现了人们对于知识发展功能的关切。在国内,主流的教学本质观认为,知识学习是学生发展的“基础”“中心”和“起点”。从国内外关于知识学习与人的发展关系的文献来看,人们总是从知识学习出发,或者仅仅在知识学习的范围内,理解和落实学生的发展问题。当然,仅仅将知识学习作为学生发展的起点、基础,或者主要途径,从逻辑上讲也是合理的。但是,教育是一项长期性的育人事业,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人们极易将主要的事情当作首要的事情,把首要的事情当作唯一的事情。很多人就将学生发展的“基础”和“起点”,当做是学生发展中“最重要”甚至“唯一”的东西。通常情况下,所谓知识是指人类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下的认识成果,也就是书本知识。现行学校教育当中的知识学习,主要是一种以书本知识为对象的学习。这种知识学习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过程中有着独特的功能,但也存在不可回避的局限。知识学习是学生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学生发展是知识学习的可能结果,而不是必然结果。在新时代,旨在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需要超越传统的知识授受的“大框架”,重新审视知识学习的发展功能及其局限。本研究综合运用思辨研究、历史研究和案例研究的方法,澄清了关于知识学习对于学生发展作用的三种误解,揭示和确认了知识学习存在的发展功能及其局限。最终,基于知识学习的发展功能及其局限,提出了相应的教育改革思路。本研究的具体内容分六部分七个章节展开论述。第一部分（绪论）阐述了该选题的背景、意义与研究思路。首先,从知识教学与学生发展的“矛盾”,知识学习的发展性限度,学生素养的培育,人何以发展四个方面概括了本研究的缘起。然后,通过梳理与评析国内外关于知识学习的功能与局限,知识学习的功能与局限,学生发展的内容与机制的研究成果,进而明确了推进本研究的可能方向,也明晰了本研究的意义、思路与方法。第二部分（第一章）厘清了本研究中的知识与知识学习的涵义。关于知识与知识学习的涵义的理解不一,是造成人们对知识学习的发展功能与局限产生误解的根源之一。因此,我们首先从学科立场与知识类型的角度界说了本研究中的知识涵义,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其次,总结出当前关于知识学习的两种理解,然后基于对这两种理解的综述,确立了本研究中知识学习的概念范畴。本文中知识学习指是一种以书本知识为对象的学习活动,而不是以获得知识为目的或手段的学习活动。第三部分（第二章）考察了国内外关于知识学习与人的发展关系的主要认识和观点。在西方,古代教育的认识当中暗含着“知识等于发展”的信念;近代教育阶段,出现了儿童中心与知识中心的“博弈”;现代教育阶段,学生全面发展在理论上得到无比重视,但在实践中知识却占据着核心地位。在国内,从民国初期,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学界关于知识学习与人的发展关系的认识与西方类似。从国内外的认识来看,关于知识学习对于学生发展作用主要存在三种误解:将知识掌握本身等同于学生发展;在知识学习范围内理解和落实学生发展;将认知发展的规律泛化为全面发展的规律。第四部分（第三章）探讨了学生发展的取向与机制。学生“发展什么”与“怎么发展”的问题,是影响学生学习过程的重要因素,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学什么”与“如何学”等问题的回答。因此,我们首先澄清了学生发展概念的实质,将发展概念与人的素质结构关联起来。其次,梳理了我国教育在学生发展取向上的几种类型,并指出当前教育价值取向归于学生全面发展的事实。最后,探讨了学生素质发展的机制。本章对于学生全面发展取向与素质发展机制的探讨,为后文分析知识学习的发展功能与局限提供了的理论基础。第五部分（第四、五章）分析了知识学习的发展功能与发展局限,该部分是全文核心部分。第四章基于对“知识学习具有发展功能”的思想前提的考察,重新确立了知识学习发展功能的分析框架:一是不同的知识学习内容与方式具有不同的发展功能,二是知识学习对不同素养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功能。归纳出知识学习对于全面发展的功能:知识学习奠定全面发展的认知基础,知识学习为全面发展提供间接经验的指导,知识学习是促成知识学习主体的基本途径。最后,通过对优秀学生发展过程的案例分析确认了知识学习的发展功能。第五章首先从知识学习对全面发展取向的悖离,素质发展机制的僭越,语言文字的符号特性,以及知识中心的教育传承四个方面,论证了知识学习为何具有发展局限。然后,揭示了知识学习对于学习本义的违背、对于学习对象的窄化、对于学习过程的简化,以及知识学习可能存在的其他“教育风险”。最后,通过对知识学习导向下的学生发展现状分析、中西方课堂教学的差异比较、典型“发展”案例的剖析等实证方法,对知识学习的发展局限进行了确认。第六部分（第六章）澄明了知识学习在教育中的定位问题。知识学习在教学中的地位是由知识学习在教学中的必要性,知识学习在学习活动中的特殊性,知识学习促进学生发展的可能性决定的。正确把握知识学习在教学中的地位,发挥知识学习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中的作用,需要明确知识选择的功能依据,促进多维学习的融合互动,从知识中心转向学习中心。基于对知识学习的发展功能及其局限的认识,学校教育改革需要在观念层面树立正确的知识观与学习观;在实践层面提升教育的全面发展功能。
石莹[7]（2020）在《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文中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青年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大学生的道德水准和精神风貌在很大程度上折射着整个民族的文明素养。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引导大学生将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和积极的道德实践相结合,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也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更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优秀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流,以伦理为核心,体现出浓厚的道德意蕴。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来看,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是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识”的典型代表之一,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根”和“魂”的地位和价值。因此,充分挖掘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理想蕴含的具有时代价值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推动新时代大学道德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研究回顾是任何一项新的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总结了目前学界关于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与大学道德教育方面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并分析了既有研究尚待推进甚至突破的薄弱环节,为进一步研究探讨作了理论准备。在系统梳理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从上古三代至春秋战国历史演进的基础上,理清了“君子”内涵由“有位者”向“有德者”转变的思想发展脉络,展现了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的概貌。阐释了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的人文性、实践性、普遍性以及内在超越性等特征,同时认为这些本质特征,既是我们对君子人格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着力点,又是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榫接点。其次,本文解答了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融入什么的现实问题。就必要性而言,君子人格思想彰显的“文化化人”、“文化育德”的优良传统,对于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破解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当下困境,坚定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等意义重大;就可能性来看,君子人格思想蕴含了可资借鉴转化的时代价值,其关于道德教育的育人目标、教育模式与价值导向,与当前大学生道德教育理论深化与实践创新的要求存在不同程度的契合性,这些都为两者的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融入什么而言,本文指出应在内容层面和实践层面做好两者的对接会通。君子人格思想蕴含的道德条目,是个体修养身心的道德目标、构建理想社会关系的价值标尺和涵养家国情怀的精神源泉,这些德育内容有助于涵养大学生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同时,君子人格思想蕴含的德育方法,体现了道德教化和自我修身的统一,君子人格的修养方式蕴含了道德教育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重要启示,对此做好实践融入,有助于提升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实效性。最后,本文明确了如何融入的问题,提出了当前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应当秉持的基本原则、构建了融入的具体途径。研究认为,应在尊重君子人格思想历史传统和开掘君子人格思想当代价值的基础上,从方向性、时代性和科学性的基本原则出发,确保融入过程坚持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方向、彰显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符合道德教育的基本规律。在融入的实施路径上,本文将高校道德教育的现实目标和大学生道德发展的自身需要相结合,以激发大学生的道德主体性为落脚点,从主渠道融入、创设良好德育环境以及激励大学生争做“时代新人”等方面,提出了大学生道德教育的路径。总之,本文从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和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命题出发,落实于先秦儒家君子人格与大学生道德教育这一具体论题,对推动蕴含中国智慧的大学生道德教育理论和符合时代要求的大学生道德教育实践的创新发展而言,是一次必要且有益的尝试。
史红霞[8]（2020）在《化学教师特定主题的学科教学知识（TSPCK）测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社会的发展关键在于教育,教育的发展关键在于教师。教师专业知识是教师发展的重要内容,而教师PCK是教师专业知识的核心,开展PCK测评是了解教师PCK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必然需求。本研究基于特定主题,开发特定主题学科教学知识（TSPCK）的测评工具,旨在全面、科学地测评教师的TSPCK,为教师教育课程提供实证依据,从而有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论文共包括八章。第一章首先阐述了研究背景,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研究的意义进行了论述;然后提出了研究问题和具体的研究任务,明确了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梳理了国内外有关教师PCK的研究。首先从PCK涵义、PCK要素研究、PCK现状研究三个方面对国外教师PCK研究进行了综述;然后用知识图谱分析法对国内教师PCK研究成果和热点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当前国内对教师PCK测评方面研究相对较少,更缺少对教师TSPCK的测评研究。第三章对国际典型的教师PCK测评工具进行分析。首先详细介绍了六种目前国外使用的教师PCK测评工具;然后从PCK评价框架、测查问卷、评定方法等几方面分析六种测评工具的特点,并提出对教师TSPCK测评的启示。第四章建构教师TSPCK测评框架。首先从教师PCK层级模型引出TSPCK,并阐述教师TSPCK的特征,建构教师TSPCK要素框架;在此基础上,结合Park提出的五要素模型和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分析、抽取、归纳教师TSPCK观测点;最后通过访谈调查对观测点进行修正,形成教师TSPCK测评框架,该框架由主题教学目标、主题内容相关知识、学生对主题内容理解的知识、主题教学策略知识、主题学习评价知识五个要素构成,每个要素又有1-5个不等的观测点,总共12个观测点。第五章开发教师TSPCK测评工具。测评工具包括测查问卷和评价标准两部分,首先根据教师TSPCK测评框架开发了TSPCK测查问卷;然后,综合分析国外教师PCK测评中的评价方法和我国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标准,确定了TSPCK的评价标准;最后通过访谈调查对测查问卷和评价标准进行修正,形成教师TSPCK测评工具,其中测查问卷由个人信息调查和12个开放式问题构成,评价标准使用等级赋分法,每个观测点均有四个等级,且确定了等级表现描述,方便研究者制定具体主题的赋分标准并使用。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是初中化学教师溶解度、高中化学教师化学平衡TSPCK的测评。首先明确课程标准、考试说明中对溶解度、化学平衡主题的要求,分析了学生在溶解度、化学平衡主题中的迷思概念,在此基础上确定溶解度、化学平衡主题的知识点;然后分别对初中、高中化学教师进行测查,并对测查结果的信效度进行了检验。测评结果显示:（1）教师溶解度、化学平衡TSPCK整体表现呈正态分布,而在TSPCK的五个要素中,学生知识最难,内容知识、评价知识、策略知识次之,目标知识最容易;（2）不同性别、不同学校、不同职称背景下,教师TSPCK表现有差异;（3）教师溶解度、化学平衡TSPCK各要素中各个题目的作答所处的等级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各个知识点中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4）提取了教师溶解度、化学平衡TSPCK优质表现,建立化学教师溶解度TSPCK和化学平衡TSPCK知识库。第八章是研究结论、启示及展望。本研究建构了教师TSPCK测评框架,开发了教师TSPCK测评工具,并用此工具对初中化学教师溶解度、高中化学教师化学平衡TSPCK进行了测查。研究的过程和结果启示我们,教师PCK测评需要基于特定主题,教师TSPCK发展与教龄增长成正比;要加强教师对主题内容知识、对学生关于主题内容理解的知识的认识,促进教学评一体化;要建立信息化“合作研究共同体”,利用网络资源研究不同主题的教师TSPCK,以及教师TSPCK的发展过程和机制。教师TSPCK测评是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必然需求,本研究构建了教师TSPCK测评框架,开发了适用于不同学科主题的教师TSPCK测评工具,并通过对初中化学教师溶解度、高中化学教师化学平衡TSPCK的测查,揭示了中学化学教师TSPCK发展现状及表现,确定了这两个主题的优质TSPCK,研究成果丰富了教师PCK理论,对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于跃[9]（2019）在《中国智慧政府的价值目标追求及其实现研究》文中提出美国IBM公司于2010年提出智慧城市愿景并将之推向世界。很多国家相继展开智慧城市实践,并以此推动智慧社会乃至智慧国家建设,使得智慧类实践热潮空前炙热,智慧化建设需求日益攀升。当城市、社会和国家治理由智能化转向智慧化,必然要求它们的管理者——政府所提供的管理、决策和服务也能从智能化提升至智慧化,由此引发的对政府具有高度智能和更多智慧的需求,必然要求电子政府由智能政府向智慧政府转型,同时要求其电子政务由智能政务向智慧政务转化。因之,智慧政府建构成为电子政府适应智慧化建设需求、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智慧政府基于电子政府已有成果建设,实践才刚刚起步,成果也只是初步的。在建的智慧政府和智慧政务成果是否名副其实?应该如何评判它们是否符合“智慧”的原则要求?未来的智慧政府及其政务系统建设和发展到底应往哪儿去、该怎样走?这些都取决于人们能否对智能与智慧、智能政府与智慧政府做出正确理解和合理区分。为正确理解智慧政府,明确智慧政府的衡量标准和表征标识,第一章从语义、哲学、科学、技术等维度辨析“智能”与“智慧”的区别与关联,从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中析取智慧元素,在归纳已有的智慧政府概念的要点的基础上,厘定智慧政府的基本涵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以满足公众需求和解决社会复杂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以政府职能清单为基本构架,以智慧决策为核心,利用信息技术和政府内外部合作共建具有高度智能和更多智慧的政务系统,从而主动精准、优质高效地推送令公众满意甚至超出公众期望的政务服务的一种新的政府形态。还在分析智慧政府的特质的基础上提出智慧政府的属性主要表现为智能性与智慧性、集聚性与延展性、可能性与可行性、继承性与批判性、自主性与规范性的统一,以此为确定智慧政府的评判原则提供初步素材,为摆正智能政府与智慧政府的关系与界线提供考据。之后,探究智能政府和智慧政府为何区分及以何区分,指出二者区别不在于比对它们的智能高低,而在于运行中注入、融汇、融会智慧的多少和程度,应以此促进两者相互转化,而相互转化的关键在于人类智慧的持续融入。智慧政府唯有依靠人民的智慧这一根本性的要素,才能追求智慧,进而更多地具有智慧,更好地应用智慧,从而推动电子政府向智慧政府晋阶。关于电子政府应该以智慧政府为发展方向的观念已经达成基本共识,很多国家已将智慧政府写入国家电子政府规划或专门制定的智慧政府规划,并已开始付诸行动。各国筹划的或在建的智慧政府的目标规划各有不同,并不一定符合本文提出的智慧政府的衡量标准和表征标识。但是,即使是在信息技术领先国家也很少有电子政府能够达到基本符合智慧政府的衡量标准和表征标识的情况下,各国的智慧政务建设在它们的目标规划的引导下也有不同程度的进展,说明各国有关电子政府和智慧政府的建设规划中所设计的目标的确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至少,它们在努力建设智慧政府并将之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这一行动本身的宝贵之处就在于:原则性地给出了电子政府应“往哪儿去”的答案。在智慧政府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现实情况下,借助智能技术、机器和系统支撑智慧政府具备高度智能固然重要,令智慧政府至少具有与其智能程度相匹配的“智慧”更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各国政府高度重视智慧政府建设并纷纷从国家战略高度对其目标做出规划的原因或初衷。第二章从明确中国政府和社会的价值追求入手,考查国外电子政府和智慧政府规划中设计的目标及其启示和借鉴,在明确中国智慧政府的价值目标选择原则的基础上,确立了中国智慧政府的价值目标取向,包括:开放透明的治理环境、共商共议的合作氛围、共建共享的基础资源、精准高效的政务服务、平等包容的伙伴关系。主要目的是明确中国智慧政府的发展方向,带领各级政府和全体人民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从而做到不仅力促智慧政府追求智慧,还能够更多地具有智慧和更好地应用智慧。针对智慧政府的智能化和智慧化需求,着眼于建构具有更高定位——“以人民为中心”和更智安排——“数据驱动、精准对接的智能型政务系统与数据管理、信息管理、知识管理及更多智慧的相互融合”的智慧政府,第三章探讨智慧政府的生成和演进的逻辑规律,寻求智能生成和智慧演进所需依靠的资源要素和支持智慧政府具有智慧的逻辑模型,旨在获取使智慧政府具有高度智能和更多智慧的应然建构。采取的技术路线是:首先厘清智慧政府的生成逻辑,探寻智慧政府的机器或系统的“智能”究竟应该依靠哪些资源要素来生成,即解决“智能化从哪里来”的问题,提出应以数据资源为核心,借助数据、信息和知识等资源要素的递进关系逐步生成智能;其次研究智慧政府的“智慧”可以依靠哪些知识要素、采取怎样的逻辑进路来实现由“智能”向“智慧”的演进,即解决“智慧化往哪里去”的问题,提出可以将人类生成智慧的资源要素作为智慧政府的智慧生成需要依靠的基本要素,通过具体运用相关的管理理论和方法、技术手段和工具以及其他智慧元素,实现逐层管理资源、持续融入智慧、递进实现晋阶的效果,旨在为维持智慧政府生存和发展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供模式和方法。一些公共管理学者主张采取将人工智能向政府不断渗入的模式建构智慧政府。本文主张与之相向而行,即智慧政府通过将人的智慧嵌入政务系统之中使之事实上具有智能,再借助政务系统应用中的人机交互环节,将智信人的智慧持续注入系统之中,经由政务系统对其智慧进行融汇,继而再由智信人完成融会的工作,使得政务系统因为融入智慧而具有智慧,实现智慧的动态建构,推进智慧政府由智能向智慧晋阶。已有的电子政府和智慧城市实践为智慧政府建设积累了实践基础和有益经验。对于建立在电子政府和智慧城市已有成果之上的智慧政府而言,其研究重点显然不在技术基础、管理基础和体制机制上,凡此种种固然重要,但这却是电子政府分内应该解决或早该解决的问题。智慧政府所应具有的“智慧”之处,才是它更应该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基于此,第四章主要探索如何借助政务系统的智能以及社会公众的智慧实现以智慧武装智慧政府头脑的目的,并探讨了如何为之提供可能与可行的思想条件和实施路径。具体地讲,就是从智慧政府应用智慧的需求出发,首先,提出要进行主体间性思想建设、包容性文化建设、伦理道德教育、思维观念转变和知识能力培养等思想条件建设,借以提高智慧政府的软实力;其次,从完善顶层设计和行动计划、建设基础资源和政务系统以及改善内外部合作伙伴关系等路径提出智慧政府应用智慧的实践条件,以便为智慧政府硬实力建设提供解决方案,最终实现智慧政府的价值目标。
耿凡[10]（2019）在《马克思狭义社会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们通常从广义角度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思想,它体现了从整体上考察社会的宏观视野,毫无疑问是须要继承和坚持的。但是,当我们继承这一理论,并利用其内在逻辑来考察马克思的社会思想时,发现马克思还在狭义上使用“社会”概念。换言之,在他那里还存在与广义解读不同的狭义社会思想。具体而言,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人类社会”、“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都可以从狭义上得到理解,由此构成马克思的狭义社会思想。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存在可以从狭义方面进行理解的“市民社会”概念。市民社会被马克思规定为“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上“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从横向结构上说,它是从经济交往或生产关系角度被理解的,因此仅仅包含经济关系的涵义而不包含上层建筑的内容。从纵向序列来看,它涵盖了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及在它之前出现的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而并不包含未来理想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形式。因此,市民社会在横向结构上只涉及社会的经济关系,而在纵向序列上又只包含整个历史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意义上说,市民社会是一种狭义社会。在马克思那里,“人类社会”概念可以从狭义上去理解。在早期文本中,马克思用人类社会概念表达未来理想社会的涵义,它可以看做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概念的早期表达。此时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理解为通往理想人类社会的现实运动,而非理想的社会形式本身。马克思在成熟时期开始使用共产主义社会概念代替狭义人类社会概念表达未来理想社会的涵义,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对狭义人类社会概念的使用。这是因为二者都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论依据,同时,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现实运动尚未完成,共产主义社会概念的涵义也处于不断生成的过程之中。马克思的狭义社会思想,也可以从他的“社会关系”概念得到理解。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等同于生产关系概念的社会关系概念,有时他甚至直接将二者等同于“社会”。从横向结构看,这个构成特定含义的“社会”、等同于生产关系的社会关系,并不包括国家和意识形态。从纵向序列看,这个社会关系由于存在于整个历史之中,因而是广义的。但是,不能由此认为社会关系是一种通常理解的广义社会,因为它在横向结构中具有狭义社会性质。因此,社会关系也是一种狭义社会。在马克思的着作中,还存在一种等同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社会形态”概念。也就是说,他所说的“社会形态”可以从“经济的社会形态”角度进行理解。因此,在横向结构中,社会形态具备狭义社会的性质,它是从生产方式和交往方面被界定的;在纵向序列中,社会形态等同于整个历史过程,因此具备广义社会的特点。由于社会形态在横向结构中的狭义社会性质,它相较于一般意义上的广义社会而言仍然是狭义的。因此,社会形态是一种狭义社会。马克思的狭义社会思想是对人类历史的具体描述。马克思在前期着作中将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的集合看做历史。而在后期着作中,马克思从社会形态和社会关系角度理解历史,将历史理解为社会结构与社会历史进程的统一。因此,马克思对历史的描述方式经历了一次转换,换言之,他将前期的市民社会和人类社会思想整合进后期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关系思想之中。从横向结构来说,社会形态表现为社会关系,它展示出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之间的形成的复杂结构,也就将市民社会和人类社会中生产关系的简单结构纳入自身之中。从纵向序列来说,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可以看做在保留未来理想的人类社会的同时,进一步将市民社会划分为亚细亚社会、古希腊罗马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四种形式的结果。但此时马克思并未完全放弃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的人类解放史的价值论维度,而是将它内化到社会形态思想之中。马克思的狭义社会思想与人们通常理解的广义社会思想不存在本质上的矛盾。第一,马克思狭义社会思想与对马克思社会思想的广义理解之间具有相互统一的关系。当人们把视角瞄准国家和意识形态时,就会偏向于从广义上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思想。但是,如果侧重于从社会经济的结构及其历史来阅读马克思的着作,就会容易发现马克思社会思想的狭义方面。更进一步来说,马克思狭义社会思想与对马克思社会思想的广义理解都承认经济社会的基础地位,因此可以将前者理解为对马克思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的一种指认,将后者看做生长在狭义社会基地上的丰富结构。第二,对马克思的“人类社会”的狭义和广义理解之间具有内在一致的关系。如果从实现了解放的“社会的人类”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的人类社会概念,它会呈现出狭义社会的特点。如果从与动物相区别的现实的“人类”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的人类社会概念,它会呈现出广义社会的特点。马克思狭义社会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方面,它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注重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的基本精神,是对马克思社会思想的广义解读的有力补充;另一方面,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从狭义社会角度形成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狭义社会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全面理解。对马克思狭义社会思想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社会思想,缓解对马克思社会思想狭义与广义理解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它对我们推进理论宣传大众化,践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正确理解现代教育技术的涵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正确理解现代教育技术的涵义（论文提纲范文）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的评析 |
| 三、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贡献与不足 |
| (一)可能的贡献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认识前提 |
| 一、观念概念的界定 |
| (一)观念概念的语义分析 |
| (二)观念概念的多学科视角分析 |
| (三)观念概念的相似术语辨析 |
| 二、观念分析的维度 |
| (一)观念的结构要素与承载者 |
| (二)观念的呈现机制 |
| (三)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 |
| 第二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历史脉络 |
| 一、政治学中的观念研究传统 |
| (一)传统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总体概况 |
| (二)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
| 二、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衰落 |
| (一)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局限 |
| (二)新理论范式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观念研究在衰落时期的进展 |
| 三、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复兴 |
| (一)观念研究复兴的驱动因素 |
| (二)观念研究复兴的多重表现 |
| 第三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大流派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第四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取向:建构制度主义 |
| 一、建构制度主义的生成逻辑 |
| (一)建构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的分析基础 |
| (一)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双重性 |
| (二)不确定性 |
| (三)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 |
| (四)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 |
| 三、建构制度主义的多重取向 |
| (一)观念制度主义 |
| (二)话语制度主义 |
| (三)修辞制度主义 |
| (四)沟通制度主义 |
| 第五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发展反思 |
| 一、观念转向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 |
| (一)各流派理论张力的缓和 |
| (二)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 |
| 二、观念转向对现实政治世界的反思 |
| (一)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审视 |
| (二)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 |
| 1.2.3 有待拓展之处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
| 1.3.2 现代决策理论 |
| 1.3.3 现代思维科学和现代系统论 |
| 1.3.4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
| 1.4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概念缘起和生成根基 |
| 2.1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概念缘起 |
| 2.1.1 方法、思维和决策 |
| 2.1.2 决策思维方法 |
| 2.1.3 新时代 |
| 2.1.4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 |
| 2.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生成根基 |
| 2.2.1 文化滋养 |
| 2.2.2 理论积淀 |
| 2.2.3 实践基础 |
| 2.2.4 个人条件 |
| 3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构成要素 |
| 3.1 战略思维方法 |
| 3.1.1 战略思维方法是战略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1.2 何谓战略思维方法 |
| 3.1.3 战略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2 创新思维方法 |
| 3.2.1 创新思维方法是非常规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2.2 何谓创新思维方法 |
| 3.2.3 创新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3 辩证思维方法 |
| 3.3.1 辩证思维方法是科学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3.2 何谓辩证思维方法 |
| 3.3.3 辩证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4 法治思维方法 |
| 3.4.1 法治思维是依法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4.2 何谓法治思维方法 |
| 3.4.3 法治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5 底线思维方法 |
| 3.5.1 底线思维方法是风险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5.2 何谓底线思维方法 |
| 3.5.3 底线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4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构成机理 |
| 4.1 子方法与子方法的相互联系 |
| 4.1.1 哲学基础: 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原理 |
| 4.1.2 现实依据: 决策活动类型的统一性 |
| 4.1.3 具体内容: 通过不同中介实现联系 |
| 4.1.4 模型呈现: 直观把握联系方式和内容 |
| 4.2 子方法与方法系统的相互依存 |
| 4.2.1 子方法制约着方法系统 |
| 4.2.2 方法系统主导着子方法 |
| 4.3 方法系统与系统环境的相互作用 |
| 4.3.1 方法系统的环境 |
| 4.3.2 相互作用的条件与中介 |
| 4.3.3 系统环境影响着方法系统 |
| 4.3.4 方法系统改变着系统环境 |
| 4.3.5 方法系统的演化 |
| 5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实践运用 |
| 5.1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5.1.1 分析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依据 |
| 5.1.2 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体系 |
| 5.1.3 谋划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措施 |
| 5.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要求 |
| 5.2.1 运用子方法的基本要求 |
| 5.2.2 运用方法系统的一般程序 |
| 5.2.3 坚持综合运用的总体原则 |
| 5.3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价值 |
| 5.3.1 价值前提:具有价值的必要条件 |
| 5.3.2 价值内容:对不同主体的具体价值 |
| 5.3.3 价值实现: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有力武器 |
| 5.3.4 价值评价:方法系统不是万能的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域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选题背景、依据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依据 |
| (三)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析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内在联系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双创”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发展脉络、构成系统、突出特色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问题的提出 |
| (三)“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语义分析 |
| (四)“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辩证关系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
|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及其发展历程、基本特征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继承发展 |
|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践行过程 |
| 第二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必要性 |
| (一)坚定文化自信必须“双创” |
| (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双创” |
| (三)提升文化软实力必须“双创” |
| (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双创” |
| (五)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必须“双创”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必然性 |
| (一)它是中华文化“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的必然要求 |
| (二)它是中华民族“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必然要求 |
| 第三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面临的机遇与问题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面临的机遇 |
| (一)历史机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
| (二)实践机遇: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
| (三)开放机遇: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全球文化交流互鉴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面临的问题 |
| (一)自身历史局限的制约 |
| (二)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 |
| (三)世界多元文化的碰撞 |
| 第四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原则与内容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基本原则 |
| (一)批判性与继承性相结合的原则 |
| (二)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原则 |
| (三)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原则 |
| (四)人文性与科技性相结合的原则 |
| (五)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原则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主要内容 |
| (一)器物文化的“双创” |
| (二)制度文化的“双创” |
| (三)道德行为文化的“双创” |
| (四)人文精神文化的“双创” |
| 第五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遵循的规律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规律的学理分析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规律的内涵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规律的特征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规律的内容分析 |
| (一)需求内驱律 |
| (二)实践推动律 |
| (三)挖掘保护律 |
| (四)融合创新律 |
| 第六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机制与途径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机制 |
| (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机制 |
| (二)依靠人民的主体机制 |
| (三)齐心勠力的协调机制 |
| (四)实践创新的动力机制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实践途径 |
| (一)做好国家顶层设计 |
| (二)融入日常社会生活 |
| (三)贯穿国民教育始终 |
| (四)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
| (五)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 |
| 第七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价值及新时代发展趋势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价值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理论价值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实践价值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发展趋势 |
| (一)将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日益凸显历史底蕴和悠久传统 |
| (二)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日益彰显文化根基和精神标识 |
| (三)将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日益展现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4）论法教义学的科学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1 研究背景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进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进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法教义学科学性的规范意旨 |
| 2.1 法教义学概念的界定 |
| 2.1.1 法教义学的涵义:作为法律解释与适用的实践学科 |
| 2.1.2 法教义学的边界 |
| 2.1.3 法教义学的任务与功能 |
| 2.2 科学性概念之厘定 |
| 2.2.1 科学性的载体:作为典范知识的科学 |
| 2.2.2 科学性的涵义:科学的本质属性 |
| 2.2.3 科学性的两个领域:“广义科学”与“狭义科学” |
| 2.3 法教义学科学性命题的意涵 |
| 2.3.1 作为“科学范式”的法教义学的科学性 |
| 2.3.2 作为“广义科学”的法教义学的科学性 |
| 第3章 法教义学的科学性:体系科学视域下的肯定 |
| 3.1 历史法学对法教义学科学性的承认 |
| 3.1.1 法教义学是一门历史科学 |
| 3.1.2 法教义学作为历史科学的科学性 |
| 3.1.3 法教义学作为历史科学的方法论 |
| 3.1.4 本节小结 |
| 3.2 概念法学对法教义学科学性的确信 |
| 3.2.1 法教义学是一门形式科学 |
| 3.2.2 法教义学作为形式科学的科学性 |
| 3.2.3 法教义学作为形式科学的方法论 |
| 3.2.4 本节小结 |
| 3.3 耶林对法教义学科学性的认可 |
| 3.3.1 反思实证主义需要科学的法教义学 |
| 3.3.2 社会现实需要科学的法教义学 |
| 3.3.3 科学的法学需要科学的法教义学 |
| 3.3.4 本节小结 |
| 第4章 法教义学的科学性:实证科学视域下的否定 |
| 4.1 基尔希曼对法教义学科学性主张的批判 |
| 4.1.1 实在法的变动性与主观性 |
| 4.1.2 实在法桎梏了法教义学 |
| 4.1.3 法教义学摧毁了实在法 |
| 4.1.4 本节小结 |
| 4.2 自由法学对法教义学科学性的质疑 |
| 4.2.1 法教义学不符合实证主义的科学标准 |
| 4.2.2 “书本上的法”脱离现实 |
| 4.2.3 作为实践学科的法教义学只是技艺 |
| 4.2.4 本节小结 |
| 4.3 纯粹法学对法教义学科学性的否认 |
| 4.3.1 法教义学不是科学 |
| 4.3.2 纯粹法学的法科学理论 |
| 4.3.3 纯粹法学对法教义学科学性认识的启示 |
| 第5章 法教义学的科学性:价值科学视域下的重新肯定 |
| 5.1 利益法学对法教义学科学性的尊重 |
| 5.1.1 法教义学是一门应用科学 |
| 5.1.2 法教义学作为应用科学的科学性 |
| 5.1.3 法教义学作为应用科学的方法论 |
| 5.1.4 本节小结 |
| 5.2 新康德主义法学对法教义学科学性的辩护 |
| 5.2.1 法教义学是一门文化科学 |
| 5.2.2 法教义学作为文化科学的科学性 |
| 5.2.3 法教义学作为文化科学的方法论 |
| 5.2.4 本节小结 |
| 5.3 评价法学对法教义学科学性的肯认 |
| 5.3.1 法教义学是一门(价值)评价的科学 |
| 5.3.2 法教义学作为(价值)评价科学的科学性 |
| 5.3.3 法教义学作为(价值)评价科学的方法论 |
| 5.3.4 本节小结 |
| 5.4 拉伦茨对基尔希曼“批判”的批判 |
| 5.4.1 法律解释需要科学的方法 |
| 5.4.2 法律“续造”与体系化需要科学的方法 |
| 5.4.3 规范社会生活需要科学的法教义学 |
| 5.4.4 本节小结 |
| 5.5 其他法理论对法教义学科学性的认同 |
| 5.5.1 法教义学科学性的认同:法律诠释学理论 |
| 5.5.2 法教义学科学性的认同:法律真理的“共识论” |
| 5.5.3 法教义学科学性的认同:法律论证理论 |
| 第6章 法教义学科学性的再认识 |
| 6.1 法教义学科学性的内涵之一:客观性 |
| 6.1.1 法教义学本体论维度的客观性 |
| 6.1.2 法教义学认识论维度的客观性 |
| 6.1.3 法教义学价值论维度的客观性 |
| 6.2 法教义学科学性的内涵之二:可检验性 |
| 6.2.1 规范的可检验性 |
| 6.2.2 论证的可检验性 |
| 6.2.3 案例的可检验性 |
| 6.3 法教义学科学性的内涵之三:体系性 |
| 6.3.1 概念规范的体系性 |
| 6.3.2 法律解释的体系性 |
| 6.3.3 价值判断的体系性 |
| 6.4 法教义学科学性的内在逻辑 |
| 6.4.1 客观性表征法教义学科学性的目的 |
| 6.4.2 可检验性表征法教义学科学性的方法 |
| 6.4.3 体系性表征法教义学科学性的路径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建筑包容性策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 |
| 1.2.1 建筑策划的研究 |
| 1.2.2 包容性策划与设计的研究 |
| 1.2.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简析 |
| 1.3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1.3.1 社会包容理论 |
| 1.3.2 包容性规划理论 |
| 1.3.3 包容性设计理论 |
| 1.3.4 环境行为心理理论 |
| 1.3.5 建筑策划与设计理论 |
| 1.4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建筑包容性策划的提出 |
| 2.1 包容性设计价值及辨析 |
| 2.1.1 包容性设计的雏形:无障碍与通用设计 |
| 2.1.2 包容性设计的价值原则 |
| 2.1.3 包容性设计价值的辨析 |
| 2.2 建筑包容性的价值认知论 |
| 2.2.1 建筑包容性的概念 |
| 2.2.2 建筑包容性的二元论 |
| 2.2.3 建筑包容性的多元论 |
| 2.2.4 建筑包容性的多维论 |
| 2.2.5 建筑包容性的相对论 |
| 2.3 建筑包容性策划的涵义 |
| 2.3.1 以包容性价值为基础的建筑策划 |
| 2.3.2 以包容性问题为核心的建筑策划 |
| 2.3.3 以多样使用者为主导的建筑策划 |
| 2.3.4 以包容性空间环境策划为内容的建筑策划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建筑包容性策划的原理 |
| 3.1 建筑包容性策划与建筑策划的关系 |
| 3.1.1 理论层面的关系 |
| 3.1.2 操作层面的关系 |
| 3.2 建筑包容性策划的要素 |
| 3.2.1 多方参与的策划主体 |
| 3.2.2 空间层化的策划客体 |
| 3.2.3 关注弱势的策划受体 |
| 3.2.4 直观易读的策划载体 |
| 3.3 建筑包容性策划的类型 |
| 3.3.1 根据建筑使用者类型划分 |
| 3.3.2 根据建筑类型划分 |
| 3.3.3 根据建筑使用者与建筑类型划分 |
| 3.4 建筑包容性策划的目标层次 |
| 3.4.1 保障环境正义 |
| 3.4.2 引导健康生活 |
| 3.4.3 促进社会交往 |
| 3.4.4 提高生活幸福感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建筑包容性策划的程序 |
| 4.1 建筑包容性策划的程序建构基础 |
| 4.1.1 价值在程序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
| 4.1.2 基于包容性价值的问题领域 |
| 4.1.3 基于包容性价值的问题搜寻过程 |
| 4.2 建筑包容性策划的程序建构 |
| 4.2.1 建筑包容性策划与设计的整合 |
| 4.2.2 建筑包容性策划的程序、任务与构成框架 |
| 4.3 建筑包容性策划的程序解析 |
| 4.3.1 环境解析·初识建筑环境 |
| 4.3.2 角色描述·拓展服务对象 |
| 4.3.3 问题搜寻·探索空间情境 |
| 4.4 建筑包容性策划的程序特点 |
| 4.4.1 包容性价值融入与多利益主体认同 |
| 4.4.2 建筑师共情体验与多样使用者参与 |
| 4.4.3 问题具体性陈述与多维度情境演绎 |
| 4.4.4 策略建筑化转译与多学科技术融合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建筑包容性策划的方法 |
| 5.1 建筑包容性策划方法概述 |
| 5.1.1 在场与不在场兼顾的调查方法 |
| 5.1.2 小数据为主大数据为辅的分析方法 |
| 5.1.3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 5.2 建筑环境信息获取方法 |
| 5.2.1 建筑环境认知 |
| 5.2.2 建筑环境体验 |
| 5.2.3 建筑环境评估 |
| 5.3 建筑使用者角色建立方法 |
| 5.3.1 建筑包容性策划的包容性立方体构建 |
| 5.3.2 建筑包容性策划的OGVPT模型生成 |
| 5.3.3 建筑使用者角色描述 |
| 5.4 “人-环境”系统中包容性问题研究方法 |
| 5.4.1 低度接触式研究方法 |
| 5.4.2 中度接触式研究方法 |
| 5.4.3 高度接触式研究方法 |
| 5.5 空间情境创构方法 |
| 5.5.1 使用者旅程法 |
| 5.5.2 切片叙事法 |
| 5.5.3 综合创构法 |
| 5.6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知识学习的发展功能及其局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现实回应:知识教学与学生发展的“矛盾” |
| (二) 理论省察:知识学习的发展性限度 |
| (三) 时代诉求:学生素养的培育 |
| (四) 个人旨趣:人何以发展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关于知识学习与人的发展关系 |
| (二) 关于知识学习的功能与局限 |
| (三) 关于学生发展的内容与机制 |
| (四) 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实践价值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知识与知识学习 |
| 一、知识界说 |
| (一) 知识的立场与类型 |
| (二) 知识的相关概念 |
| (三) 本文中的知识 |
| 二、知识学习的涵义 |
| (一) 知识学习的两种理解 |
| (二) 知识学习的涵义界定 |
| (三) 知识学习的概念辨析 |
| 第二章 知识学习与人的发展关系的历史考察 |
| 一、西方对知识学习与人的发展关系的认识 |
| (一) 古代教育中的认识 |
| (二) 近代教育中的认识 |
| (三) 现代教育中的认识 |
| 二、国内对知识学习与人的发展关系的理解 |
| (一) 民国初期:“死读书”与“学做合一 |
| (二) 建国之后:“知识至上”与“开门办学”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学习的超越 |
| 三、关于知识学习对于学生发展作用的三种误解 |
| (一) 将知识掌握本身等同于学生发展 |
| (二) 在知识学习范围内理解和落实学生发展 |
| (三) 将认知发展的规律泛化为全面发展的规律 |
| 第三章 学生发展的取向与机制 |
| 一、学生发展的实质 |
| (一) 发展概念述评 |
| (二) 学生发展的实质 |
| 二、学生发展的取向 |
| (一) 知识取向与发展取向 |
| (二) 学生发展的取向类型 |
| (三) 学生的全面发展取向 |
| 三、学生发展的机制 |
| (一) 发展的本能与可能 |
| (二) 学生发展的机制 |
| 第四章 知识学习的发展功能 |
| 一、知识学习发展功能的立论基础 |
| (一)知识学习的双重功能 |
| (二) 为什么知识学习具有发展功能 |
| 二、知识学习与素质发展的结构剖析 |
| (一) 知识学习发展功能的分析框架 |
| (二) 知识学习内容与方式的发展功能 |
| (三) 知识学习对不同素质的发展功能 |
| 三、知识学习在全面发展中的功能表现 |
| (一) 知识学习奠定学生全面发展的认知基础 |
| (二) 知识学习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间接经验的指导 |
| (三) 知识学习是促成知识学习主体的基本途径 |
| (四) “优秀学生”的成长透视:知识学习全面发展功能的案例剖析 |
| 第五章 知识学习的发展局限 |
| 一、理论分析:知识学习为何具有发展局限 |
| (一) 全面发展取向的背离 |
| (二) 素质发展机制的僭越 |
| (三) 语言文字的符号特性 |
| (四) 知识中心的教育传承 |
| 二、现实表征:知识学习具有哪些发展局限 |
| (一) 坍缩学习的本义 |
| (二) 窄化学习的对象 |
| (三) 简化学习的过程 |
| (四) 知识学习的可能风险 |
| 三、实证分析:知识学习发展局限的确认 |
| (一) 知识学习导向下的学生发展现状 |
| (二) 中西方学生发展状况与课堂教学的比较 |
| (三) 典型的“发展”案例 |
| 第六章 知识学习在教育中的定位 |
| 一、知识学习在教学中的地位 |
| (一) 知识学习在教学中的必要性 |
| (二) 知识学习在学习活动中的特殊性 |
| (三) 知识学习促进学生发展的可能性 |
| 二、如何发挥知识学习在学生全面发展中的作用 |
| (一) 明确知识选择的功能依据 |
| (二) 促进多维学习的融合互动 |
| (三) 从知识中心转向学习中心 |
| 三、基于知识学习发展功能与局限的教改启示 |
| (一) 观念转变:更新知识观与学习观 |
| (二) 实践变革:提升教育的全面发展功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既有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重难点及创新性 |
| 1.4.1 研究的重难点 |
| 1.4.2 研究的创新性 |
| 1.5 核心概念界定 |
| 1.5.1 道德 |
| 1.5.2 道德教育 |
| 1.5.3 君子人格 |
| 第2章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的演进及特征 |
| 2.1 历史演进 |
| 2.1.1 上古三代君子观念的萌芽 |
| 2.1.2 春秋孔子对君子概念的确立 |
| 2.1.3 战国孟子、荀子对君子观念的发展 |
| 2.2 基本特征 |
| 2.2.1 人文性 |
| 2.2.2 实践性 |
| 2.2.3 普遍性 |
| 2.2.4 内在超越性 |
| 第3章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 3.1 融入的必要性 |
| 3.1.1 有助于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
| 3.1.2 有助于化解当前大学生道德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 |
| 3.2 融入的可能性 |
| 3.2.1 君子人格思想与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基本目标相连通 |
| 3.2.2 君子人格思想与大学生道德教育的育人理念相契合 |
| 3.2.3 君子人格思想蕴含了可资借鉴转化的时代价值 |
| 第4章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内容 |
| 4.1 君子人格思想蕴含的道德内容 |
| 4.1.1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个体道德 |
| 4.1.2 和而不同,立己达人的社会关系 |
| 4.1.3 治平天下,仁民爱民的家国情怀 |
| 4.2 德育内容融入 |
| 4.2.1 和合之美与大学生社会公德涵养 |
| 4.2.2 敬业乐群与大学生职业道德完善 |
| 4.2.3 孝悌为本与大学生家庭美德教育 |
| 4.2.4 仁礼存心与大学生个人品德提升 |
| 第5章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方法 |
| 5.1 君子人格思想蕴含的道德教育方法 |
| 5.1.1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修养的道德教化法 |
| 5.1.2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修养的自我修身法 |
| 5.2 德育方法融入 |
| 5.2.1 立德树人,明确大学生道德教育的首要地位 |
| 5.2.2 克己内省,强调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内化过程 |
| 5.2.3 言传身教,重视大学生道德教育的示范引导 |
| 5.2.4 知行合一,夯实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实践基础 |
| 第6章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原则和路径 |
| 6.1 基本原则 |
| 6.1.1 方向性原则,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方向 |
| 6.1.2 时代性原则,推动君子人格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 6.1.3 科学性原则,遵循道德教育的基本规律 |
| 6.2 实施路径 |
| 6.2.1 融入育人主渠道,发挥课程德育主阵地作用 |
| 6.2.2 构建立体化传承体系,创设良好德育环境 |
| 6.2.3 推动道德主体性生成,塑造时代“新君子”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论文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8）化学教师特定主题的学科教学知识（TSPCK）测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问题和任务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国内外教师PCK研究现状 |
| 第一节 国外教师PCK研究现状 |
| 一、教师PCK的涵义研究 |
| 二、教师PCK的要素研究 |
| 三、教师PCK现状研究 |
| 四、国外教师PCK研究小结 |
| 第二节 国内教师PCK研究现状 |
| 一、国内教师PCK文献信息计量分析研究 |
| 二、国内教师PCK研究结果和热点分析 |
| 三、国内教师PCK研究小结 |
| 第三节 小结与启示 |
| 第三章 国际典型教师PCK测评工具分析 |
| 第一节 国际典型教师PCK测评工具特点 |
| 一、Loughran团队开发的CoRe工具 |
| 二、Park团队开发的Park工具 |
| 三、TEDS-M开发的MPCK测评工具 |
| 四、Erickson学院开发的PCK测评工具 |
| 五、Mavhunga团队开发的TSPCK测评工具 |
| 六、Aydeniz团队开发的STSPCK测评工具 |
| 第二节 教师TSPCK测评工具开发的启示 |
| 一、依据教师PCK要素理论确立PCK测评框架 |
| 二、基于特定主题测评教师PCK |
| 三、使用多样化的调查工具测查教师PCK表现 |
| 四、使用多元化的评价标准评定教师PCK发展 |
| 五、结合本土实际应用已有PCK测评工具 |
| 第四章 教师TSPCK测评框架的构建 |
| 第一节 教师TSPCK概念和理论框架 |
| 一、教师TSPCK |
| 二、教师TSPCK的特征 |
| 二、教师TSPCK的要素 |
| 第二节 教师TSPCK观测点的确定 |
| 一、确定教师TSPCK观测点的过程 |
| 二、教师TSPCK观测点的内容 |
| 第三节 教师TSPCK观测点的修正 |
| 一、研究方案 |
| 二、修正结果 |
| 第四节 教师TSPCK测评框架 |
| 第五章 教师TSPCK测评工具的开发 |
| 第一节 教师TSPCK测查问卷的开发 |
| 一、测量方法的选择 |
| 二、测查形式的选择 |
| 三、测查项目的设置 |
| 第二节 教师TSPCK评价标准的开发 |
| 一、评价方法的选择 |
| 二、观测点等级表现描述 |
| 三、确定数据分析方法 |
| 第三节 教师TSPCK测评工具的修正 |
| 一、访谈过程 |
| 二、修正结果 |
| 第四节 教师TSPCK测评工具的特点 |
| 一、教师TSPCK测评工具的构成 |
| 二、教师TSPCK测评工具的特点 |
| 第六章 初中化学教师溶解度TSPCK测评 |
| 第一节 初中化学溶解度知识内容分析 |
| 一、课标对溶解度主题知识的要求 |
| 二、历年中考科目说明对溶解度的要求 |
| 三、溶解度主题的迷思概念 |
| 四、溶解度主题中的知识点 |
| 第二节 初中化学教师溶解度TSPCK测评过程 |
| 一、测查对象 |
| 二、测查项目和实施 |
| 三、评分标准 |
| 四、测查的信效度检验 |
| 第三节 初中化学教师溶解度TSPCK现状分析 |
| 一、初中教师溶解度TSPCK整体表现分析 |
| 二、不同背景教师溶解度TSPCK表现结果与分析 |
| 三、化学教师溶解度主题TSPCK各题目、各知识点具体表现分析 |
| 四、初中化学教师关于溶解度主题TSPCK优质表现 |
| 第七章 高中化学教师化学平衡TSPCK测评 |
| 第一节 高中化学教师化学平衡知识内容分析 |
| 一、课程标准对化学平衡主题的要求 |
| 二、历年高考大纲对化学平衡主题的要求 |
| 三、化学平衡主题的迷思概念 |
| 四、化学平衡主题中的知识点 |
| 第二节 高中化学教师化学平衡TSPCK测评过程 |
| 一、测查对象 |
| 二、测查项目和实施 |
| 三、评分标准 |
| 四、测查的信效度检验 |
| 第三节 高中化学教师化学平衡TSPCK现状分析 |
| 一、高中化学教师化学平衡TSPCK整体表现分析 |
| 二、不同背景教师化学平衡主题TSPCK表现结果与分析 |
| 三、高中化学教师化学平衡主题各题目、各知识点TSPCK具体表现分析 |
| 四、高中化学教师关于化学平衡主题TSPCK优质表现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教师TSPCK测评框架 |
| 二、教师TSPCK测评工具 |
| 三、教师溶解度、化学平衡TSPCK表现 |
| 第二节 研究启示 |
| 一、对教师PCK测评的启示 |
| 二、对教师PCK发展的启示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一、建立信息化“合作研究共同体”,利用网络资源研究教师TSPCK |
| 二、继续研究不同主题的教师TSPCK |
| 三、进一步研究教师TSPCK发展过程和机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中国智慧政府的价值目标追求及其实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文献回顾与研究述评 |
| (一)智慧政府的相关概念谱系 |
| (二)智慧政府的前提条件准备 |
| (三)智慧政府的基本策略安排 |
| (四)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分析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资源 |
| 一、核心概念 |
| (一)“智能”与“智慧”辨析 |
| (二)智慧政府的基本涵义 |
| (三)智慧政府的特质和属性 |
| 二、智能政府与智慧政府区分 |
| (一)智能政府和智慧政府为何区分 |
| (二)智能政府和智慧政府以何区分 |
| 三、理论资源 |
| (一)合作治理理论 |
| (二)数据管理理论 |
| (三)信息管理理论 |
| (四)知识管理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智慧政府的价值目标考量 |
| 一、中国政府和社会的价值追求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 |
| (二)政府治理的价值取向 |
| (三)社会公众的现实诉求 |
| 二、国外电子政府和智慧政府的目标规划及其启示借鉴 |
| (一)国外电子政府的目标规划及其启示借鉴 |
| (二)国外智慧政府的目标规划及其启示借鉴 |
| 三、中国智慧政府的价值目标取向 |
| (一)开放透明的治理环境 |
| (二)共商共议的合作氛围 |
| (三)共建共享的基础资源 |
| (四)精准高效的政务服务 |
| (五)平等包容的伙伴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智慧政府建构的逻辑进路和支持模型 |
| 一、智慧政府建构的逻辑进路 |
| (一)智慧政府的生成逻辑 |
| (二)智慧政府的演进逻辑 |
| 二、智慧政府建构的支持模型 |
| (一)智慧政府的数据管理模型 |
| (二)智慧政府的信息管理模型 |
| (三)智慧政府的知识管理模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智慧政府建构的思想条件和实施路径 |
| 一、智慧政府建构的思想条件 |
| (一)主体间性思想建设 |
| (二)包容性文化建设 |
| (三)伦理道德教育 |
| (四)思维观念转变和知识能力培养 |
| 二、智慧政府建构的实施路径 |
| (一)完善顶层设计和行动计划 |
| (二)优化基础资源和政务系统 |
| (三)改善内外部合作伙伴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他科研成果 |
| 附件 数据管理的关键技术集 |
| 后记 |
（10）马克思狭义社会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对马克思狭义社会思想的相关解读 |
| 1.2.2 对马克思社会思想的广义解读 |
| 1.2.3 对马克思国家和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解 |
| 1.2.4 对国内外研究的评价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理论创新 |
| 第2章 马克思的社会思想:从广义理解到狭义理解 |
| 2.1 对马克思社会思想的广义解读 |
| 2.1.1 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集合体 |
| 2.1.2 社会:社会有机体 |
| 2.2 对马克思社会思想的狭义理解 |
| 2.2.1 横向结构与纵向序列:考察马克思狭义社会思想的双重维度 |
| 2.2.2 马克思的四种狭义社会思想 |
| 2.2.3 狭义社会思想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的大致呈现 |
| 第3章 马克思的狭义“市民社会”思想 |
| 3.1 “市民社会”定义揭示狭义社会思想 |
| 3.1.1 作为交往形式总和的“市民社会”是狭义社会 |
| 3.1.2 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市民社会”是狭义社会 |
| 3.2 市民社会的狭义社会性质溯源 |
| 3.2.1 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区分 |
| 3.2.2 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扬弃 |
| 3.3 人的存在与本质的对立证明了市民社会的狭义性质 |
| 3.3.1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三重规定的经济关系视域 |
| 3.3.2 市民社会是人的存在与本质对立的狭义社会 |
| 第4章 马克思的狭义“人类社会”思想 |
| 4.1 对马克思人类社会思想的广义解读 |
| 4.1.1 人类社会包括人类历史上所有社会形态 |
| 4.1.2 广义解读中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 |
| 4.2 狭义人类社会思想在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的具体呈现 |
| 4.2.1 《巴黎手稿》中的狭义人类社会思想 |
| 4.2.2 《提纲》中的狭义人类社会思想 |
| 4.3 概念表达的精确化:从“人类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 |
| 4.3.1 狭义人类社会思想在马克思成熟思想中的表达 |
| 4.3.2 《序言》对早期狭义人类社会思想的保留 |
| 4.3.3 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狭义人类社会思想的价值论依据 |
| 第5章 马克思的狭义“社会关系”思想 |
| 5.1 社会关系是狭义社会 |
| 5.1.1 社会关系就是生产关系 |
| 5.1.2 生产的广义与狭义:广义和狭义生产关系的依据 |
| 5.2 社会关系的内在结构 |
| 5.2.1 社会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 |
| 5.2.2 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 |
| 5.2.3 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分析 |
| 5.3 社会关系内在结构的原初勾勒 |
| 5.3.1 社会生产的四重原初规定 |
| 5.3.2 生产-交往:社会关系的原初结构 |
| 第6章 马克思的狭义“社会形态”思想 |
| 6.1 对马克思社会形态思想的广义解读 |
| 6.1.1 社会形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 |
| 6.1.2 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一般规律及多样性 |
| 6.2 以交往为划分依据的社会形态 |
| 6.2.1 直接性文本分析 |
| 6.2.2 宏观背景分析 |
| 6.2.3 微观背景分析 |
| 6.3 以生产方式为划分依据的社会形态 |
| 6.3.1 传统分析方法无法得出社会形态的狭义社会性质 |
| 6.3.2 对以生产方式为划分依据的社会形态的文本阐释 |
| 6.3.3 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 |
| 6.3.4 两种狭义社会形态概念之间的相互补充关系 |
| 6.4 评社会形态的“三形态”论与“五形态”论之争 |
| 6.4.1 “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的基本观点 |
| 6.4.2 “三形态”论与“五形态”论的理论难点 |
| 第7章 马克思狭义社会思想的总体审视 |
| 7.1 狭义社会内部的关系及狭义社会与广义社会的关系 |
| 7.1.1 “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
| 7.1.2 “社会关系”与“社会形态”的关系 |
| 7.1.3 四种狭义社会概念之间的关系 |
| 7.1.4 对马克思社会思想狭义与广义理解的关系 |
| 7.2 狭义社会思想的理论价值 |
| 7.2.1 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的有力突显 |
| 7.2.2 对广义社会思想的有力补充 |
| 7.3 狭义社会思想与当代中国 |
| 7.3.1 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相互统一 |
| 7.3.2 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狭义社会思想相互补充 |
| 7.3.3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相互印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正确理解现代教育技术的涵义（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2]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D]. 张伟伟. 北京科技大学, 2021(11)
- [3]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域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研究[D]. 高欣.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4]论法教义学的科学性[D]. 冯雷. 辽宁大学, 2021(02)
- [5]建筑包容性策划研究[D]. 张斯.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1(02)
- [6]知识学习的发展功能及其局限研究[D]. 蔡其全.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7]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D]. 石莹.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8]化学教师特定主题的学科教学知识（TSPCK）测评研究[D]. 史红霞.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9]中国智慧政府的价值目标追求及其实现研究[D]. 于跃. 吉林大学, 2019(02)
- [10]马克思狭义社会思想研究[D]. 耿凡. 湖南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