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欧盟亚洲政策的几点看法

一、关于欧盟对亚洲政策的几点看法（论文文献综述）

闫亚娟^[1]（2021）在《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自由贸易区迅速发展,形成了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为主体的三大区域板块,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苏联主要继承国,自独立以来就不断加强独联体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设,努力与独联体国家一道成为世界多极格局中的一极。经过多年的反复探索,2015年1月1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三国共同成立了欧亚经济联盟,随后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地区重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成果,最终目标是发展成为类似于欧盟的欧亚联盟。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之初正值俄罗斯遭遇美欧等西方国家经济制裁,加之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下跌,俄罗斯陷入经济危机。受俄罗斯影响,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经济也出现了不同程度下滑,欧亚经济联盟陷入发展困境。在此背景下,欧亚经济联盟提出对外建立自由贸易区,这是欧亚经济联盟各国自独立以来首次宣布同独联体以外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区建设,这不仅为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会,也为域外国家深度参与独联体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新契机。欧亚经济联盟是中国周边最具影响力的区域经济组织之一,是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深入分析欧亚经济联盟对外战略动向对中国深化对外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为研究对象,在明确独联体地区、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以自由贸易区理论、非传统收益理论、轮轴-辐条理论以及地缘政治经济理论为基础,从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背景与诉求、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思路、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实际进展入手,重点分析了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特征、主要影响以及面临的困境,对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未来走势进行了研判,在此基础上针对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提出了中国应采取的对策建议。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是在内部和外部环境都不甚乐观的情况下提出的,目标宏大。为使建设顺利进行,欧亚经济联盟规划了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具体推进思路。第一,以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为指导。新欧亚主义思想是21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要指导思想,它主张东西并重,强调重视欧洲同时,增加亚洲在对外合作中的比重。第二,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欧盟关系恶化,欧亚经济联盟向西发展受阻,在此背景下,欧亚经济联盟选择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作为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发展方向。第三,以中国、越南、印度、伊朗等为实施中的支点国家。中国和越南为俄罗斯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国,印度为俄罗斯的优先战略伙伴关系国,伊朗为俄罗斯的“特殊关系”国,欧亚经济联盟选取四国依次为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的支点国家,以点带面,进行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第四,以“5+1”为基本合作模式。“5”这里是指欧亚经济联盟五个成员国,分别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1”这里是指第三国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5+1”即为欧亚经济联盟+中国、欧亚经济联盟+越南等。第五,以市场、能源和技术合作为推进手段。欧亚经济联盟拥有巨大的潜在市场、丰富的能源储备以及先进的军工技术,借助巨大的潜在市场、开展能源外交和进行军事技术合作成为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手段。按照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路线图,2015年5月29日,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16年10月5日,《欧亚经济联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该协定是欧亚经济联盟对外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是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样板。2018年5月17日,欧亚经济联盟与伊朗签署临时自由贸易协定,2019年10月27日,《欧亚经济联盟-伊朗临时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之后,2019年10月1日及2019年10月25日,欧亚经济联盟又分别与新加坡和塞尔维亚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截止到2020年底,欧亚经济联盟对外已签署4个自由贸易协定。除此之外,欧亚经济联盟与印度、以色列、埃及等国也分别进行了多轮自由贸易谈判。从其现有实践看,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表现出了如下四个特征:第一,在地域范围上以亚洲国家为主;第二,在谈判对象上优先选择盟友及战略伙伴国;第三,在协议内容上采取灵活的自由化标准;第四,在建设目标上兼顾传统与非传统收益。经过多年努力,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对独联体地区、欧洲地区、亚洲地区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至今已有5年多的时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一系列困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联盟各成员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目标不一致延缓了谈判进程;第二,联盟各国产业结构畸形与贸易结构单一影响贸易伙伴国的选择范围;第三,联盟对外贸易伙伴国整体贸易规模偏小制约了经济收益;第四,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压力挤压了发展空间。未来欧亚经济联盟依然会把小型贸易伙伴作为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点对象,同时逐步推进与东盟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并最终实现与欧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欧亚经济联盟现已与中国签署经贸合作协定,但距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双方自由贸易区建设还存在很大障碍。为此,中国可以借鉴欧亚经济联盟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功经验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李颖婷^[2]（2021）在《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 ——基于贸易计价视角》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但是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使用水平较低,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存在明显的不匹配。在此背景下,中国是否能够借助于贸易体量优势,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值得研究的话题。本文以贸易计价为切入点,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为落脚点,针对亚洲价值链遵循的定价范式框架,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的影响进行深度剖析,旨在回答“人民币是否能够在亚洲区域内的贸易计价中发挥作用”这一问题。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首先研究贸易计价的机制,并构建两国小型开放经济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检验在各种定价范式框架下,冲击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其次,本文基于亚洲价值链的结构特征,就人民币作为亚洲区域内的贸易计价货币这一论点,提出两点推论。一是从总量层面看,如果人民币在亚洲地区履行贸易计价货币的职能,那么亚洲各国货币与人民币具有较强的汇率联动性并且汇率变动的方向符合亚洲价值链的特征。二是从具体影响层面看,如果人民币能够在亚洲地区起到贸易计价的作用,那么亚洲区域内贸易符合以出口国本币计价（PCP）与以进口国本币计价（LCP）相结合的定价范式。最后,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上述两点推论。一是基于汇率的高频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分析和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讨论亚洲地区的汇率特征,以检验第一点推论。二是基于贸易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等计量方法,研究人民币、美元与亚洲各国本币的汇率传递和贸易的汇率弹性,以检验第二点推论。本文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是本文通过典型事实分析,讨论亚洲价值链的结构,发现中国是亚洲价值链的枢纽、亚洲各国的中间品出口目的国、以及美国在亚洲地区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并且亚洲各国货币与人民币存在较强的联动性。二是基于亚洲价值链的结构,亚洲各国从中国的进口贸易和向中国的出口贸易分别遵循PCP与LCP定价范式框架。这表明人民币在亚洲地区起到贸易计价的作用,并且在亚洲各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亚洲各国的企业承担了更高的汇率变动风险。三是美元汇率变动会显着影响亚洲各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但是回归系数的方向不符合以美元计价的主导货币定价范式（DCP）的理论框架。该结果很可能是因为美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需求端位置,进而美元汇率变动从需求侧影响亚洲的区域内贸易。四是相较于其他产品,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于最终品和简单价值链中的贸易品的影响更强。随着亚洲价值链的复杂程度提升,增加我国与亚洲各国的最终品贸易往来,是巩固人民币作为亚洲地区计价货币职能的可行方法。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拓宽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视角,并将亚洲价值链的结构纳入分析框架。从研究视角看,现有文献主要检验了人民币作为锚定货币的作用,本文以贸易计价为研究视角,讨论从贸易渠道提升人民币在亚洲地区影响力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从理论假设条件看,本文放松了贸易仅符合单一定价范式的假设,并且在传统的PCP和LCP定价范式的基础上,加入了DCP定价范式,研究亚洲区域内贸易符合的定价范式框架。从实证模型看,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将亚洲价值链的结构特征加入分析框架,并区分了贸易产品类别与行业,更加详细地检验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的影响。

王琳华^[3]（2020）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促进亚洲生产网络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生产要素在国家间的流动加快,推动了全球生产网络的构建与发展。当前,亚洲生产网络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分散化生产和垂直专业化的发展推动了亚洲国家（地区）参与同一生产链条的不同环节,加深了各国参与亚洲生产网络建设的程度。本文通过分析亚洲生产网络的三个指标:零部件依存度指数、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衡量亚洲生产网络的发展现状。通过分析发现亚洲国家（地区）参与亚洲生产网络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边缘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发展不均衡。本文基于中心-外围理论,阐述了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促进亚洲生产网络发展的理论机制。通过集聚效应,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建设促进廊内生产网络的发展,进而通过辐射效应,以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发展带动亚洲生产网络的整体发展。研究结果表明,互联互通建设、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建立境外合作区能够促进亚洲生产网络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率的提高,国家间产能合作通过技术溢出等效应能够推动亚洲各个国家或地区积极参与生产网络建设,促进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的提高。

李波^[4]（2020）在《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在治理主体、谈判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已经日益完善,尤其是2015年《巴黎协定》的通过使得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中国对于《巴黎协定》的通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式微。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全球事务参与的深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者”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这引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思考,在过往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中,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角色是怎样发生转变的?影响这一转变的因素是什么?在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通过引进角色理论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力求搭建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更为准确地分析中国的角色。基于角色理论的视角,可以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过程分为拒绝角色、承认角色和接受角色,并通过三个变量来分析造成不同阶段角色的原因,分别是国家的利益认知,国家的身份认知和国际体系因素,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单独或共同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是摆脱贫困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刚刚起步的全球气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仅仅停留在科学研究层面,面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利益需求,国家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去参与气候治理,而仅仅将其作为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一阶段正值美苏两强争霸阶段,中国作为后起者认识到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才能取得发展,在党的十三大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被正式提出,随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加深,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也明确了此时自己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和平的发展者”。此时的国际环境也较为复杂,日本经济崛起和亚洲“四小龙”腾飞,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愿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中国希望通过气候治理这一平台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而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好的发展机遇,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能源环境。这三方面因素造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被动的参与,表现为拒绝角色。1995-2005年,中国逐渐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因素范围,此时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为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质量,但本质上来说,这一阶段追求经济发展质量还是服务于发展速度这一目标。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想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担当作用,这些因素明确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国际体系方面,面对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开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善生态状况,并且科学评估中国的环境问题所带给外部的影响。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开始出现缺失,这也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减排压力,给中国经济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条件,中国和欧盟提升了在气候变化中的合作水平,加强了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这一时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应用成本较高,因此中国还是倾向于采用煤炭和天然气作为替代,这就使得中国参与气候治理表现出两面性。这三个因素使得中国对于气候治理的参与相对于前一个阶段不再消极,但整体呈现出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表现为承认角色。2006到2015年阶段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经过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到“十五”规划末期中国还未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源消耗和高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要利益认知。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提升推动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逐步加强,尤其是中国成功的抵御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进一步强化。在国际上与中国一起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了新兴国家群体,新兴国家群体为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原先由欧美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而这一时期,全球石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煤炭消费的增长也十分有限,新能源的使用量开始出现较大增长,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能源结构开始向绿色能源方向发展,这也影响了中国的气候治理参与。因此,基于中国对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认知和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以及受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油价大幅度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影响,中国在这一阶段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表现为对角色的接受,开始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巴黎协定》开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降低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性,提高了各国的履约积极性。但美国的退出和欧盟影响力的式微又给“后巴黎”时代蒙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角色开始逐渐突出。而促成中国成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角色的,包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利益认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以及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此时又恰逢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这与气候治理存在天然的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理念支撑,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积极提供国际气候公共产品,践行“引领者”这一角色。基于上述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首先,中国的自身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是决定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最根本因素,而将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区别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形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区别于建构主义“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构”,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国家在面对利益时的主观认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所搭建的全球气候治理平台,中国更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和身份出发,基于自身的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增强适应自身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终更有效和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变化,是世界权力格局转变的一种表征,也是中国逐步崛起的过程。这明确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形成的基本机制,也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参与气候外交。

胡云莉^[5]（2020）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文中指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如何才能确立最行之有效的外交战略是每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代永恒的命题。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以来,世界局势更是呈现出完全不同以往的新特征,国际政治经济学正是在这种趋势下应运而生。分析国家地区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因素复杂,牵涉广泛,然而“执一而应万,握要而治祥”,其中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则是其中的“一”与“要”。经济外交在国家整体外交战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投资外交作为经济外交的重要分支,受到的关注日益增加。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方法,分析了这一经济手段对国家间双边关系、区域政治、全球政治的影响;同时,对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进行了梳理,以此展现出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经互动。文章的主体论述可分为四点:一、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不是单纯的跨国公司追逐经济利益,而是源于国家利益,服务于国家利益;二、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经济与外交双重属性,只有从政经互动角度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和运用投资外交手段;三、伴随中国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全面进入新阶段;四、依托“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以对外直接投资为突破,通过投资外交带动经济外交,进而推动全面外交,服务于国家的整体政治经济战略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来讲,绪论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提出研究问题。首先,明确并梳理的几个重要概念: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外交与投资外交、国家利益等。然后,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详细全面的文献综述。发现迄今绝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用分析。虽然也有部分学者对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也大多局限于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或者母国的政治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手段之一的经济外交逐渐在国家的外交战略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探究如何能够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外交效应,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很重要却一直被忽略的一大领域。由此提出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确定研究方法,并分析了本文研究的局限。第一章从现实与理论梳理出发,全面详细地对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及理论进行了阐述。第二章通过阐述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经济效应;同时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带来的政治效应,以及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第三章运用案例分析法,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政治经济学考察,展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发挥的政治效用。第四章分析梳理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分析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以及当前面临的新挑战。第五章结合现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及我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尤其是“一带一路”视野下,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新时期经济外交。结论部分总结回顾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对新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给出了政策建议,并探讨了今后的研究方向。通过本文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在当今世界经济外交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为此,中国政府应该更加及时地做出政策指导,并制定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有力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灵活调控投资区位与产业布局,使对外直接投资在服务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从而推进新时期大国外交开创新局面。

王璐瑶^[6]（2020）在《德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知和政策反应》文中提出

常婷婷^[7]（2020）在《新世纪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研究》文中指出东南亚是日本国家战略布局和实施的关键地区之一,其在日本对外政策构想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且被长期高度重视。由此,东南亚地区被日本视为战略“后院”。二战后,日本凭借“赔偿即投资”的理念、“雁阵”发展模式等政策举措,一跃实现了本国经济的复兴和起飞,继而为其追求“政治大国”目标、寻求安保领域新突破等,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可以说,东南亚地区在日本国家战略布局和实施中的特殊地位,使其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占有不容小觑的战略位置。冷战结束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接连打击,日本经济社会发展饱受冲击,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有所折损。新世纪以来尤其是“9·11事件”后,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变化趋于微妙和复杂。加之域内外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美国加速回归亚太地区的战略举动、周边国家的群体性发展态势,使日本在周边地区及全球事务处理上的主导权和影响力相对缩小,其海外利益维护领域的挑战性随之增多、压力有所增大。这一点,在东南亚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在东南亚地区,日本的海外利益可以划分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和文化利益。总体来看,日本在该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且呈“同心圆”式排布,大致经历了经济上的“一枝独秀”、经济政治的“并驾齐驱”、经济政治安全“三足鼎立”的发展过程。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经营初期,其以经济赔偿交涉为中心、经济援助为途径,进而形成“赔偿—援助—投资”相循环的发展体系。伴随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关系的加强和深化,双方互动扩大到政治合作领域。以“福田主义”（1976）为标志,坚持平等发展与合作立场,通过参与地区事务、扩大本国的政治存在、坚定东南亚地区在日本战略发展中的能动作用,成为日本长期奉行的政策路线方针,使得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更趋广泛和全面,随之而来的海外利益维护需求也不断增多。新世纪以来,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更趋复杂、全面和多样,其以日美同盟为基轴、法律和制度为基础、开发合作为辅助、安全保障为拓展、夯实民意为后备的多领域共同协作政策方针,得以明确和被清晰地贯彻下来。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呈现三大特点:在地区主导权上“从追随转向引领”,在经济合作上“由低调转向主动”,在重点领域上“从经济转向安全”。日本在该地区的长期投入,使其拥有众多的双边或区域性制度合作平台、成熟的政府开发援助体系、域内较好的民意基础等优势资源。不过,由于日本经济发展驱动力不足、海外安保维护受限较多,加之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和强化、中国影响力的增强、印度的“战略东进”政策、澳大利亚的“北上”策略、东南亚地缘安全与投资环境的波动等因素的复合影响,使其新时期实施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受到不少限制。日美同盟对日本战略独立性的长期牵制作用,也使日本“分而治之”的地区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东盟一体性,由此增加了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实施的难度和不确定性。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及模式,对新时期中国维护和增进海外利益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近年来,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落实,中国海外利益拓展和维护进入新阶段。中国在推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进程中,要优先确保“五通”的高质量建设和高水准落实,要战略规划和构建制度基准、权力外溢、软实力支撑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

王晶^[8]（2019）在《指数评价基础上亚洲双边投资协定（BITs）的异质性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亚洲是“一带一路”的起点和核心地区,因而中国与亚洲各国经济合作的顺利开展以及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度推进是“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成功的根基。国际直接投资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重要手段之一,而双边投资协定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最重要因素,因此研究亚洲区域内国际投资协定的效应问题对推动亚洲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进而对深化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首先从双边投资协定的起源与发展、双边投资协定的重要发展阶段与特点、双边投资协定的发展趋势三个角度详细描述了世界双边投资协定的演化历程与发展趋势,然后针对亚洲国家的实际情况和自身特点,从亚洲国家签订BIT的历史进程、亚洲国家签订BIT的动因与推动力、亚洲不同国家签订BIT的比较、亚洲国家之间BIT具体条款的变化等四个部分对亚洲双边投资协定的演变进程和发展状况做了典型而充分的分析。以上述研究为认识基础,本文将双边投资协定的内容细化为13个具体条款并据此建立了BIT指数评价方法,然后对亚洲区域内432个（有效283个）BIT原文、欧洲区域内481个（有效261个）BIT原文进行了指数评价和比较分析,并以此作为实证研究的核心变量和直接数据。同时本文针对亚洲区域内BIT和欧洲区域内BIT的评价得分,运用聚类分析、判别分析和项目反应理论等多个统计方法对亚洲区域内BIT和欧洲区域内BIT进行了比较描述和分析,由此显示了亚洲不同国家签订的BIT之间以及亚洲与欧洲分别签订的BIT之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基于BIT与FDI具有非线性关系的思想构建了计量模型,据此分别对亚洲和欧洲区域内的两组样本做了计量研究,并分别对两个区域内的国别样本做了计量研究。实证研究结果显示:BIT对FDI的效应具有稳定的非线性特征,即随着BIT标准的提高BIT对FDI流动的促进作用加大但边际作用递减,超过临界点后BIT标准继续提高将会对FDI流动出现抑制效应,这种关系在二维图中表现为倒U型曲线;将BIT的13个主要条款的指数分别放入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投资促进与准入、资产转移等8个条款的回归结果（包括系数的正负号与显着性）与BIT总指数的回归结果一致,说明这些条款在BIT的效应中具有明显贡献;亚洲样本中变量BIT和BIT2的系数绝对值都明显小于欧洲样本中变量BIT和BIT2的系数绝对值,说明亚洲BIT标准的提高对FDI的效应明显小于欧洲BIT标准提高对FDI的效应;经过进一步计算发现,亚洲样本的BIT临界值较低而欧洲样本的BIT临界值较高,结合BIT评价中亚洲BIT标准高于欧洲BIT标准的结论,由此引申出一个“高标准BIT具有低效应、低标准BIT具有高效应”的悖论,对此本文从签订BIT的背景和国内制度环境差异等角度给予了解释。最后,本文在前述全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推动亚洲区域内国际直接投资流动、深化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视角,提出了促进亚洲区域内双边投资协定建设、提升亚洲区域内双边投资协定效应的建议。

魏永艳^[9]（2019）在《东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构想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地处东亚地区,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成员,东亚地区的安全与繁荣与中国休戚相关,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依托。探索东亚安全共同体蓝图不仅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利益需要,也是践行习近平主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需要。“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国外交蓝图对21世纪中国国家繁荣与稳定,实现两个百年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区域安全宏观建构的重要转向,强化东亚安全共同体之中国构想的学术研究,对于思考将东亚经济共同体迈向东亚安全共同体的路径和可行性,破解东亚安全困境,具有重要学术价值。21世纪初,东亚区域力量多极化发展的趋势较为明显,区域秩序与区域安全框架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区域内生的共同体秩序与域外同盟秩序形成对比,区域秩序的多元化建构正在形成。以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理论与东亚区域安全一体化进程相结合,中国提出了符合自身利益与区域共同发展需求的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建构设想。中国应以建构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作为破解东亚安全困局的现实选择。本文对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概念、特征、理念、目标及功能进行了多维探索,试图为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搭建结构性框架。在对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区域资源依托和制约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可行性路径。东盟共同体建设为东亚区域秩序的建构开启了全新的视角,东亚力量多元化和利益多样化的区域现实在安全共同体的秩序框架内能够实现平等协商与合作共赢,以期实现东亚走出“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与“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叠加的安全困局。建设东亚安全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为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实现路径。在日韩对东亚区域安全建设助力有限的现实情况下,中国与东盟成为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核心驱动力。中国与东盟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正在实施,争取打造成为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区域典范。2018年《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的公布,共同推进区域一体化的目标已经非常明显。在东亚安全共同体建构的路径选择上,以中国+东盟为核心驱动力,遵循中国+东盟+X的扩展模式,实现中国+东盟+蒙俄与中国+东盟+朝韩的两翼合围,在可以推进的领域进行共同安全利益的务实合作,重拾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优势空间。传统的观点认为10+3（中日韩）是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核心国家,其中10+2（中韩）的阻力略小,如果日本加入东亚安全共同体变得遥遥无期,10+3（中俄韩）也可以成为东亚安全共同体核心国家的替代选项。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是一项长期的战略规划,国际格局风云变幻,针对客观时局的变化,审时度势,合理布局,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构设想还是可以预期的。只有实现东亚区域安全的总体建构才能最终实现区域的繁荣与稳定。

于水镜^[10]（2019）在《新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嬗变 ——基于对《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五个版本的研究》文中提出苏联解体后,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俄罗斯如今已成为世界有影响力的大国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外交政策不断调整,对国家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俄外交政策的纲领性文件——《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以下简称《构想》）是研究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它全面地介绍了俄罗斯领导人对世界发展的观点及其对外政策主张,集中阐述了俄外交活动的主要原则和优先方向。迄今为止,俄罗斯共出台过五个版本的《构想》,分别是在1993年、2000年、2008年、2013年和2016年。本论文的研究以时间为线索,从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算起,到2018年5月6日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结束止。论文以五个版本的《构想》文本为基础,围绕其出台背景、主要内容,从文本的变化及特点入手,同时结合俄罗斯的外交实践与某些重大俄国内、国际事件,展开对俄罗斯外交政策发展的探索。本文由序言、四章和结论组成。序言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意义,与论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的写作思路和结构。第一章以1993年版《构想》为基础分析叶利钦时期外交政策的发展历程,这期间俄外交经历了一开始的“一边倒”的亲西方阶段、温和保守主义阶段以及后来的全方位对外政策。在这一时期,如何在虚弱的国力基础上维持国际地位,为国家发展营造有利的外部条件,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但国内政治、经济的种种困难又使得俄外交实践常常力不从心。1993年4月出台的首版《构想》,明确了俄罗斯对本国世界大国的定位,强调维护自身利益,与西方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同时对独联体、亚太国家开始予以关注。但是,包括叶利钦在内的主要外交决策者并没有放弃对西方的幻想,《构想》也带有明显的亲西方色彩。1996年普里马科夫出任俄外长后,俄罗斯对外政策进入全方位外交阶段。在“多极化”思想的指导下,俄罗斯外交更加多样化,对于地区及国际事务态度更加积极且具有独立性,与西方出现的分歧逐渐增多。总体来看,本阶段俄罗斯外交受限于国家实力的衰弱,《构想》中提出的诸多目标未能得以实现。第二章通过对2000年版《构想》的研究,探索普京前两个总统任期俄外交政策的调整及其特点。普京执政的八年,是俄罗斯全面发展、走向复兴的八年。稳定国内局势,发展民族经济、恢复综合国力是俄罗斯在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任务。2000年出台的《构想》提出俄罗斯外交政策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原则,为国家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优先方向。《构想》中继承了叶利钦时期对国家的基本定位——积极谋取世界大国的地位。在此基础上,俄罗斯积极倡导构建世界新秩序,加强对国际安全问题的关注,并且开始注重本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塑造国家形象。本阶段俄罗斯外交以平衡性为主要特点,具有灵活、务实的风格。第三章则是结合2008年版《构想》,分析“梅普组合”时期俄外交政策。本阶段,俄罗斯外交政策强势特征凸显,这一点在梅德韦杰夫上台后颁布的2008年版《构想》中就已经充分体现。一方面,俄罗斯在经历连续、快速发展的几年后,国家实力增强,大国自信日益彰显;另一方面,俄罗斯已经不再满足于影响国际政治,而是进一步谋求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本阶段俄罗斯国家发展的重点依然是经济,因此不论与西方国家斗争还是合作,出发点都是为本国经济的振兴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在《构想》中就已经强调俄不会使自己“陷入消耗性的对抗中,不会破坏经济和内部发展去进行新的军备竞赛。第四章重点研究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也就是其第三个总统任期内的俄外交政策,本阶段共出台了两版《构想》,分别是在2013年和2016年。就在2013年版《构想》出台仅一年后,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令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大幅度滑坡,双方开始长期的制裁战。受此影响,俄罗斯在2016年11月30日出台新版《构想》,调整外交政策。在《构想》中,俄罗斯对国家目标的定位进行了调整,国家目标有所收缩。俄不再强调国家竞争力,转而更加注重世界秩序的公平性,并对恐怖主义问题关注度提高。对于西方,俄罗斯并没有放弃合作的意愿,同时,俄更加注重发展东方外交,包括对同中国的合作表现得也更加积极,首次在《构想》中将中俄关系作为单独一部分进行论述。结论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通过对俄罗斯近三十年的外交政策嬗变进行研究,可以看到其对外政策的强势特征日益凸显,对欧洲文明的认同日趋清晰,逐渐加强了文化因素在外交中的作用。同时,也能够把握俄外交政策的发展脉络:以谋求大国地位为主线,以建立“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统一经济、人文空间”为重要战略目标,以稳定性和延续性为外交政策的发展趋势。俄罗斯的发展之路也对我们起到借鉴意义,即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互惠共赢的外交政策经济发展与内政的稳定是外交政策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

二、关于欧盟对亚洲政策的几点看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欧盟对亚洲政策的几点看法（论文提纲范文）

（1）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 ——基于贸易计价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促进亚洲生产网络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7）新世纪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指数评价基础上亚洲双边投资协定（BITs）的异质性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东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构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新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嬗变 ——基于对《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五个版本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欧盟对亚洲政策的几点看法（论文参考文献）

• [1]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D]. 闫亚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2]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 ——基于贸易计价视角[D]. 李颖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12)
• [3]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促进亚洲生产网络发展研究[D]. 王琳华.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6)
• [4]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李波. 山东大学, 2020(02)
• [5]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D]. 胡云莉. 外交学院, 2020(08)
• [6]德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知和政策反应[D]. 王璐瑶. 国防科技大学, 2020
• [7]新世纪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研究[D]. 常婷婷. 吉林大学, 2020(08)
• [8]指数评价基础上亚洲双边投资协定（BITs）的异质性与效应研究[D]. 王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
• [9]东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构想研究[D]. 魏永艳. 吉林大学, 2019(10)
• [10]新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嬗变 ——基于对《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五个版本的研究[D]. 于水镜.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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