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五子（鼠）年（闰年）

一、公元2008年 戊子〔鼠〕年(闰)（论文文献综述）

孔令通^[1]（2021）在《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文中提出《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等传世文献中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汉代职官的设置情况,同时,在玺印、封泥、简牍等出土文献中亦存在着大量的汉代职官材料,这些内容对於研究汉代职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广泛搜1整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职官材料,与《百官表》进行比照,并讨论相关问题。论文分爲上下编:上编爲研究篇。绪论介绍了出土文献中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分爲五节,将出土文献中所见高祖至吕后时期、文景时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的职官与《百官表》进行了对比,并总结了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之中央职官。经过对比发现《百官表》所述职官体系至文景时才开始颇具雏形,至西汉中期方形成,而西汉晚期是“省减”期,注重机构的裁撤与省并。第二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分爲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侯国及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三节。汉承秦制,但其实刘邦称帝前後都部分继承了楚制,因此这一部分着重追溯职官至战国时期,并对其职能进行概括总结。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侯国即已存在侯家吏和上属於中央的两套行政系统。第三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分二节:第一节爲郡职官,第二节爲县职官。重点梳理了西汉早期和西汉中晚期的郡县属吏,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郡守以军事职能爲主,属吏设置相对简单。西汉中晚期,郡属吏设置增多。且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亦存在汉廷所辖职官与少数民族职官两套行政系统。第四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本章分爲工矿商业类、军事类、农林水利类、畜牧类、仓储类五节,对西汉时期的盐铁官、都水官、工官等秩比县令长的职官进行了考察。下编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编,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集成五个表格,分别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王国、郡、县、侯国职官表,其中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分爲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和未见於《百官表》职官两个表格。

刘波^[2]（2021）在《明清藩封体制视角下的朝鲜王朝国家机构》文中研究指明百年来,中外学界对朝鲜国家机构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学界前贤考察议政府和备边司等机关的职能与沿革运作,又阐述朝鲜政治体制与中国典制之间存在关联,但并未从整体上考察这些机构的组织方式和权力运行的基本特征,且选择的对象仅局限在各职事机关。此外,研究者往往将朝鲜国家机关的研究局限在政治制度史框架内,未曾放置于更宏大的明清时代中朝政治秩序结构内进行探讨。本文旨在梳理朝鲜政治组织架构和权力支配结构的总体面貌,并以“藩封体制”视角审视中朝政治秩序对朝鲜国家机构建置和权力运行产生的影响。学界通常以“华夷秩序”“朝贡关系”“朝贡体制”“朝贡贸易关系”或“朝贡贸易体制”等作为诠释明清时代对外交往性质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明清中国与朝鲜关系的不同侧面,固然有其学术价值,然惜在过分强调的是明清中朝关系框架下的行为活动,既未指明朝贡行为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也未界定朝贡主体的范围界限,因而使用模糊的或统摄性的概念去考察中朝关系的基本属性时,反而会冲淡所得结论的严谨性,甚至会将明清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混为一谈。鉴于“朝贡关系”“朝贡贸易关系”等概念削弱了明清中国和朝鲜王朝关系性质的独特性,故本文提出和采用藩封体制概念。本文认为,明清中国与朝鲜通过政治和军事活动确立了君臣名分,二者共同构筑了较为稳定的带有权力秩序性质的藩封体制。在此种政治体制框架下,朝鲜遵循以明清中国为权威中心的政治秩序,有藩屏天子和事大中国之任,而明清中国视朝鲜为藩属国,积极履行“字小”和怀柔远人之责。本文运用藩封体制视角对朝鲜国家机构进行系统考察后,认为朝鲜不在明清中国管辖的行政范围内,可以“自为声教”,其国的政治制度建设与运作却深受藩封体制下“上国”典制文化的影响,权力结构间也渗透着藩封体制的政治秩序。朝鲜国王的统治名义主要通过明清皇帝颁赐王爵、赐金印、赐舆服和赐谥号等途径获取,其又充分利用在藩封体制攫取的名分,以诸侯名义确立多项礼制法规,由此确立域内的统治合法性。王储权力与王权强弱紧密相关,国王通过请求明清皇帝册封王储爵位、自行制定和颁布王储的礼仪制度等方式,确立王储在藩封体制权力秩序中的礼制名分,以提高和强化王储在境内的权威。国王和王储以下的诸司百官并不受爵于明清皇帝,国家庶务和官员任免自理,这使得朝鲜政治制度建设和运作具有较高的自主性,但诸司百官的设置与权力运作保持本国“土俗”特征之余,作为国王的“陪臣”,也深受藩封体制的影响。朝鲜政务统领机关经历了都评议使司—议政府—备边司的转变。都评议使司被改置成议政府,是李芳远在藩封体制恢复后,为进一步伸张王权,仿照明朝废黜宰相之法对国政运营格局进行改制的结果。16世纪中叶,明朝和朝鲜同时陷入“南倭北虏”困境。在藩封体制边疆危机背景下,议政府署理和审议国政形同虚设,而备边司作为临时统筹边地军务的机关崛起,并最终在“壬辰倭乱”后确立统领国政之权。朝鲜中央政务执行机关围绕“六曹”展开,即“六曹”及分率的各属司具体执行庶务,承政院等阙内机关协助国王掌控和调整“六曹”施政,监察和谏诤机关纠察“六曹”政务过失,军政分离的军事机关独立于“六曹”之外,宗亲府等机关优礼宗亲勋贵,汉城府专管王京事务。“壬辰倭乱”后添设“六曹”行政体系之外收支“大同法”米谷的宣惠厅等机关,但目的是解决此前六曹分理政事时权力运行不畅和效率低下的困境。以上机关的总体布局,是太宗至成宗时期君主加强集权的产物,同时也是朝鲜认同和效仿明朝制度,进而改造国初承袭高丽旧制的结果。朱元璋赐朝鲜国号,郑道传等人把明朝与朝鲜比作成周与箕子,这造就了朝鲜君臣模仿周代六官和明代六部之制编纂国家政典,并按“六典”体例运营国政的政治思维。朝鲜地方政务分理机关分作行政和司法机关、军事机关和土官衙。它们的职能是为国王代行守土,在朝鲜制定的在藩封体制官爵序列中有其名分,但因处于外方而不直接参与事大活动,受藩封体制的直接影响要弱得多。朝鲜国家机构的体系布局固然与王权伸张或收缩、权力支配结构、政务运作方式等因素相关,但它亦受藩封体制的影响而进行调整,且权力支配结构间渗透着藩封体制的层级性政治秩序。明清中国并不直接干涉域外藩国政治体制的建设和运作,这使得朝鲜设计、组织和变革国家机构时具有较高的自主性。通过梳理,朝鲜国家机构的变革损益与周边局势的变动存在密切关联,权力结构总体呈现出完整的金字塔式特点,但其组织方式过于繁冗,政务运作不时出现“统而失序”,而且还存在两班职官阶层固化和“贵族政治”等基本特征。

王慧明^[3]（2021）在《明代募兵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募兵制是以有偿方式召集自愿者参加军队的军事制度。募兵入伍前是有一定人身自由的人群,入伍后与国家的人身关系呈现不同的形态,有人身控制的强化,也有人身控制松弛的雇佣关系,表现为不同的管理和有偿方式。本文以明代募兵制为研究对象,考察明代军事动员从卫所制的强制动员到募兵制的自愿动员的发生发展,召募对象的身份地位,募兵入伍后的管理、有偿方式及体现人身关系,进一步分析对军事、财政等方面影响和反映的社会变迁。明代募兵制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明英宗即位初的宣德十年（1435）募兵榜谕到嘉靖十三年（1534）募兵被编入卫所,此后至明亡为第二个时期。第一期募兵制的发生与部分军事物资的市场化动员几近同时,招募对象有军户中具有相对自由空间的卫所舍余、免差徭而从军的民户人丁、接受军队再控制的流民等。舍余即武官户下舍人和军户下余丁的统称。募兵的规模在土木之变后扩大,募集士兵因明蒙对峙而服役长期化,召募民壮、舍余和北边召募土兵等募兵名目陆续展开。带管于卫所的募兵、州县召募的民壮在管理方式和粮饷结构上类同于卫所正军,仍是兵农合一的原则,除了本身从军及从行粮到如卫所正军一样行月兼支的经济报酬外,其家庭在享有丁粮优免权利同时也负有户丁帮贴乃至世袭替补的义务。卫所制随着募兵制的发展也采用召募方式补充操军、屯军的缺额。所以此时募兵与国家的人身关系呈现强控制的形态而非雇佣关系,也就难免在推行日久后出现类似卫所废弛的弊病。将该期的募兵制与同期的卫所舍余差操制度化、民壮从自愿应募到以里甲为单位的强制佥派结合起来,就是军事动员向卫所军户内剩余人口及州县各种户籍的扩展。该阶段募兵制在军事上对外巩固了北边防线,对内稳定了社会秩序;在财政上主要是节省了客兵远戍的军费;在兵制上使卫所制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弹性,缓解了废弛的速度,召募土着为兵被奉为圭臬并延续以后的募兵制中。第二个时期随着嘉靖中期“北虏南倭”的新变化使明军作战编制由卫所制向常备营兵制普遍化发展,兵农分离的士兵数量增加、范围扩大,募兵制逐渐摆脱上一时期的兵农合一的管理方式。召募对象主要是民户人丁和摆脱政府控制的流民,前者随着明中后期赋役改革尤其是一条鞭法的施行,来自国家的人身控制趋于松弛,具有一定的职业选择权;后者也不再如前一时期以人身与土地结合的再控制为目标。除了军事资源调节部分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外,朝廷为解决人身控制较强的士兵雇佣他人顶替不能保证军队战斗力及浪费财政资源的问题进一步扩大募兵制。从抗倭战争开始,召募、管理、作战视粮饷厚薄为准,入伍后以雇佣关系为主的募兵从东南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区。卫所内的募军与世袭的祖军相区别,仅是本身从军,因老疾而退出,以名籍、粮饷、人身为序,不同程度地处于卫所管理之下,而雇佣关系更强的就是全然脱离卫所而仅受营兵制管理的募兵。后期募兵赋税优免只及本身,家庭既无丁粮优免也无户丁帮贴,军饷结构上包括本身的军饷及经济上惠及家庭的安家银、内顾银。将帅家丁是募兵制的一种特殊形态,因九边军官阶层在边疆地区的土地市场化经营而产生,与将领的人身关系从附庸关系为主向雇佣关系为主发展,即先与军官结成支配关系,再由军官与朝廷交换政治、经济利益,成为以朝廷为单独买方的雇佣兵队。需要强调的是,两个时期的募兵制不是后期取代前期的关系,而是因时因地制宜地施行。不同于第一阶段募兵对财政的节省,第二阶段募兵从嘉靖中期到隆庆时期的“覆定军制”,除了数量有限的军事家丁双粮和南兵厚饷外,军饷并未超过卫所正军,财政支出扩大的原因是军数的增长和兵农分离后常备士兵的增多。万历中期以后,经制募兵和战时临时募兵数量增加和自援朝战争开始的、明清战争继续扩大范围的单兵厚饷造成了明末财政的急剧扩张。对于包括募兵在内的军费扩张,在中央引发了以户部和兵部之间为主的部门矛盾并延及边镇或前线军事负责部门,在地方上引发了因户籍人口减少导致的赋役完纳问题和军费导致的百姓负担加重及地区分配不均等等矛盾。至万历中期,包括卫所募军、经制募兵、临时募兵、在营家丁形式的个体雇佣兵和将帅家丁式的雇佣兵队的多样化雇佣关系的募兵制体系形成了。但是募兵的训练、解散、安置、预备役、军事领导权力分配却并未系统地建立起来,个体募兵为经济利益自愿应募,但在入伍后却有极大的趋利性,表现为军饷上的逃薄就厚,军事任务上的趋利避害,以致朝廷因逃亡过甚而只求数量充足。尽管明末募兵的数量占比已经超过1/2,但却没有带来军队战斗力的增强。明代后期形成了以军事家丁为核心、普通营兵为外围的军队结构,这个趋利性的结构压倒了戚继光所代表的强调军队团结协作的军队结构,再加上军官阶层沿袭自卫所制的腐败愈发严重,不仅军事改革被打断,反而在调募这种军队集结方式共同作用下,在明清交替时将明王朝推向了灭亡的深渊。

刘晓慧^[4]（2021）在《郭正域年谱》文中研究指明郭正域（1554-1612）,字美命,号明龙,湖广江夏人。明代文学家、政治家。万历十一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先後任官右中允、左谕德、右庶子、南京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等。万历三十一年,辞官归家。明万历中後期,“矿税”、党争、宗藩等政治社会问题不断。郭正域既是宗人与藩王之争的宗藩案件——“楚宗案”的主要受理人,又是朝臣之间互相倾轧案件——“妖书案”的受害者。因此,学界研究明代宗藩问题、明代中後期党争问题都绕不开郭正域。但是,目前学界关於郭正域方面的研究,就年谱而言,尽有一篇年谱简编,缺少一部详尽地反映郭正域一生事迹的年谱。论文通过1录郭正域的传记资料,整理和考证郭正域文集,参阅同一时代人物的年谱、文集等,完成郭正域年谱书写。论文分凡例、年谱正文、交游考和附录四部分。交游考部分是涉及郭正域与其同乡、同年以及在湖广做官的官员之间的交往,是对年谱正文的补充。附录部分包含家族世系表、传记资料、着述考、散佚诗文四部分。通过本谱的书写,呈现郭正域的人生经历、政治选择以及个人交往,反映万历中後期的政治生态和社会风貌。

李敏^[5]（2021）在《“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末五子”是后七子派领袖王世贞命名的一个文学群体,成员包括赵用贤、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他们文学交游活动广泛,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辐射面广,影响者众。“末五子”处在七子派与公安派的过渡地带,在晚明文坛由复古向新变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对七子复古派的文论主张多有矫偏救弊之举,同时不断调和“师古”与“师心”的矛盾,发挥了扭转文学流弊的作用。他们坚守文学有益于世用的原则进行创作,与晚明作家宣传人性解放的文风有根本性的差别,起到了对晚明世风振起的作用。本论文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说明“末五子”命名的缘起及作为群体研究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探讨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意图及二者的依违离合。通过对“末五子”排序问题的分析,探讨王世贞的排名意图。第二章分析晚明文学思潮嬗变下,“末五子”的文学观念及其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纠偏和折衷。第三章讨论“末五子”对明代博学思潮的接受及推进,聚焦李维桢、胡应麟诗文创作的博学特性。第四章第一节讨论晚明儒释道思潮对“末五子”的影响,从李维桢《续藏书序》两个版本的文字差异入手,分析他对狂禅派代表李贽的真实态度;第二节着重阐述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屠隆与李贽的差异性特质,指出屠隆不属于狂禅派,从所掌握的材料出发,论证屠隆纵欲之说不成立,屠隆在生活上克欲寡欲,在作品中宣扬情欲的危害性,他是晚明世风的振起者。第三节重点讨论儒释道思想影响下的屠隆诗文创作。第五章分析在晚明复古文学思潮下,赵用贤、魏允中诗文创作中复古与新变的特点。第六章从文学交游的角度讨论胡应麟、屠隆、李维桢的文坛地位及影响。重点围绕他们的诗社活动、文坛盟主地位及对公安派、竟陵派的影响展开分析。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赵月^[6]（2020）在《咫村词社考论》文中研究指明清词素称中兴。一则清代词人、词作、词谱、词话之多,远迈前代,不可胜计;二则社圑星集、流派纷呈,有蓬勃发展之势。咫村词社是晚清重要的词社之一,由王鹏运组织并成立於北京,在其领导下,有着相似的政治倾向和词学主张的社员聚集在一起,往来唱和,相交匪浅。其中,词社虽以“咫村”命名,但社集地点并不止於咫村,亦有王鹏运四印斋、裴维俊复斋、张仲炘宅、华辉宅等。关於咫村词社的研究虽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但均是零星琐碎的介绍,并不系统全面。就目前来看,仍存在唱和起止时间不明确、历次社集缺乏细致的考证、对社集情况缺乏整体认识等诸多问题。有鉴於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爬罗剔抉,参核大量原始文献,对咫村词社的成立背景、时间、原因、社员入社时间、社员交游情况、社集情况,包括社集时间、地点、人员、主题、用韵等情况作系统地考证,剔除淆杂,补苴罅漏,以期为全面认识和评价咫村词社提供微不足道的参考。文章首先对咫村词社的成立背景作了系统地梳理,在此基础上,从外部因素及内部因素两个角度出发,分析咫村词社成立的原因。其後通过考证指出,词社当成立於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一改光绪二十二年（1896）旧说,并指出词社当结束於是年秋冬之际,创作时间较为集中。文章首次对社集成员的入社时间进行考订,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考证社集成员的交游情况,尽可能地还原社集成员论交往还的始末。通过考证发现成员间包含师友、同乡、同僚、亲家、同年等不同关系,且部分成员在参与咫村词社唱和之前亦曾同时参与过其他词社的唱和活动,皆为咫村词社的成立打下基础。此後,文章对咫村词社的具体唱和情况进行考述,包括对历次社集唱和的考辨、唱和作品艺术风貌的分析。笔者广泛搜求,爬梳文献,首次从诸家别集和相关文献史料中辑得历次社集之作共158首,其中存目词37首,从中即可概见当年唱和盛况。其後,文章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社会文化背景,从题材、意象选择及语言风格三个角度出发总结词社创作的艺术特点。最後,文章总结了咫村词社的词学史地位和意义,指出其在补充修正常派後期词学理论、引导革新近世词坛创作风尚、为临桂词派的形成导夫先路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简端列有附录,包括社员参与社集唱和存目表、社集之作辑录、社集成员交游系年三个部分,亦可为咫村词社及同时期相关词社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文献史料参考。

李超^[7]（2020）在《法律视域下的宋代医药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在宋朝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推动下,医药的法律与制度获得了全面发展。立法规制之下,形成了涵盖医者、医院与药品管理领域的完整制度。病者有其医,医者有其责,制药有其规。良性的医药秩序,是确保两宋时期三百余年间,医患关系总体平稳的重要原因。总体上讲,区别于以往以专题或个案的研究方法,全文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了宋代通过立法手段,全面架构起医药管理秩序。医者、病者、医院、药商、药局等这些主体在宋代医药法律体系中遵循着各自的规范,有序运行。文章改变以往单纯从社会史、医药史的路径去解读宋代医药问题的研究方法,而是另辟蹊径从法经济学角度去观察、分析宋代的医药法律体系的积极效益与有限性价值。宋代通过法律构建了官府医者自中央到地方的准入体系,设置了对官府医者的遴选、考核、职责等具体制度。对官府医者而言,宋政府体制内的法律管控是官府医者行医合法性的保障,同时也是对其身份、地位的确认。宋政府通过法律建立了对编外医者的管控,强调其工作职责,工作流程,确立了宋代对执行公务职吏的“参公式”管理范式。宋政府通过法律设置了民间草泽医者、女性医者、僧道医者执医的合法性,并确认了国家对医术卓越者的赏识和任用,从而对民间向医风气的形成起到导向性的作用。法律管控下的宋代医者,各司其职,各守其责,形成了宋代相对平稳的医疗秩序。在宋代法律的引导下,民间渐渐形成了民风向医的风气,民众逐渐形成了对医者的信赖,促进了宋代独特的医患关系的形成。但是,在这种法律体制管控之下,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官府医者的公益属性、市场属性被淡化,甚至抹杀;医而入仕的法律政策,的确起到了引导社会向医的主流风气,但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些士人投机钻营的契机;法律政策的不稳定,不连贯性,导致巫医坑害民众性命、钱财的事例不可能穷尽。宋代设置了自上而下的医疗机构体系,既有医疗管理机构,又有医学教育机构;既有综合性医院,亦有专科性医院;既有宫廷医院,亦有普通平民医院;既有地方医院,亦有军队专科医院;此外,更是设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官办药局。在宋代医疗体系的建构中,体现出政府的官方主导格局。在国家“信用背书”的前提下,宋代的医疗体系初步具有了实现“效率医疗”的基础性条件。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宋代的医药机构在制度落实中,的确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因制度缺乏整体性、延续性的必要设计,影响了医药机构发展的规模性、整体性格局。宋代对药材市场进行管控,从对药材市场“准入”关口严格把关,进而对药材税收进行调控,干预药材的对外贸易,打击假伪药材的泛滥。在确立国家对药材市场的主导管理的同时,客观上的确对药品质量的整体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宋代药业法律制度在落实中,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以至于宋代药材走私现象、药材作伪现象并未禁绝。整体上看,在医药法律的调整下,宋代的医疗领域表现出崇尚医学、责任政府、社会福利以及政府理性等特点。宋代的医药在获得国家高度认可的同时,亦获得了医药法律的有利支撑,从而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格局。

高赟^[8]（2020）在《北周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北周文学为研究对象,旨在整体、系统论述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文学,还原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北周文学,呈现一个清晰的北周文坛,显示北周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文学价值,改变人们对北周文学的认识。北周文学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学快速、密切大融合的成果,在中国文学发展中起着枢纽作用。北周文学因时代、地域、民族、文学演进规律呈现独特的阶段性文学特点。全文除绪论、结论、附录外,分上下编,共八章。上编五章整体、系统论述北周文学的繁荣、文学成果、文学特点,展现它的枢纽作用。下编三章重点研究北周文学独特的、最重要的作家。上编第一章宏观整体鸟瞰北周文学,从北周文学家、北周文学作品、北周文学活动三个方面论证北周文学的繁荣。第二章重点研究对当时和后世影响较大的周文帝宇文泰发起的西魏文体文风改革,论述西魏时期文学作品和西魏对北周文学的贡献。第三章从北周时期政治、文化、社会环境和北周文学的关系论述北周时期的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与北周文学的繁荣密切相关,起着促进作用。北周文、明、武三帝收集和整理中原典籍对华夏文化的绵延不断作出重大贡献。第四章通过北周时期两个文坛和民间文学的文学作品全面系统论述北周文学的繁荣、南北文学融合的文学成果、文学特色。第五章从出土西魏北周墓志视角考察这段时期墓志的演进和文学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北周文学的文学水平。下编第一章整体论述北周宇文氏文学作品,充分展现北周宇文氏对中国文学的贡献。第二章综合研究王褒及其文学作品。本文考证王褒生年是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卒年是周武帝建德五年（576）。梁宫体诗是一种新体诗,诗人运用这种诗体可以创作任何题材的诗歌。王褒是梁宫体诗的代表诗人。王褒北朝大部分五言诗歌反映他因羁旅异国的现实而引发内心深处的亡国之悲、羁旅之痛、思乡之切、生命之短的各种复杂的沉重心情,呈现“悲”“沉郁”的特色和风格。王褒以边塞乐府诗为代表的诗歌带有“建安风骨”的气息,但与“建安风骨”不同。王褒在创作乐府诗时很大程度上受到他创作宫体诗艺术技巧的影响。王褒五言八句、四句诗创作对唐律诗、绝句的形成作出不可忽视的贡献。王褒入北文章是中国南北朝后期南北文学相融合的成果。第三章综合研究庾信及其文学作品。本文考证庾信在北周任司水下大夫、弘农郡守、司宪中大夫、洛州刺史、司宗中大夫的任期和北周部分交游。庾信入北前十年心态复杂,最终由排斥到感恩、接受,再到主动亲和北周朝廷。庾信在入北前十年,或者说在入北的二十八年中,对故国的悲伤、对故国故土的思归和思念从没有停止过,贯穿始终。这种乡关之思以公元557年十月陈代梁为界显示出细微区别。之前是他对梁朝故国的思归与思念,之后是他对南方故土的思归与思念。《哀江南赋》作于公元557年十二月,主旨是哀梁朝。《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枯树赋》《小园赋》《伤心赋》《竹杖赋》《邛竹杖赋》展现庾信入北初期的生活经历和心态,极具文学价值。五言组诗《拟咏怀二十七首》《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展现庾信诗歌的文学魅力。庾信在北周创作的宫体艳情诗是他在梁朝创作的宫体艳情诗的基础上有所变化,显出新特点。《燕歌行》在王褒、庾信、高适手中继承并改变,最终使乐府旧题《燕歌行》的传统内容真正变成以边塞为内容的边塞乐府诗。《杨柳歌》是乐府诗,作于庾信入北初期,主旨是自悲身世。庾信创作的宫廷雅乐歌辞反映北周对中原儒家文化的崇拜。《道士步虚词十首》是庾信对道教步虚词的改造,文人步虚词成为表达个人情感的乐府诗体裁。庾信五言八句、四句诗歌创作对唐律诗和绝句的形成作出很大贡献,他创作出一首五言绝句。庾信入北前期部分诗赋文创作呈现“建安风骨”的风貌。《拟连珠》最大可能作于公元557年十月至十二月间,主旨是念王室、悲身世,它的创新表现在三个方面。庾信墓碑传文、墓志铭传文、墓碑志铭辞都各具文学特色。庾信丧母是在西魏,丧母守孝时间是公元555至557年。庾信在北朝真正的隐居时期是公元554至563年。《移虏留使文》非庾信作品。

李小庆^[9]（2019）在《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下河”是指淮扬运河以东、黄海以西、运盐河以北、废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域,在明清行政区划上隶属淮扬二府。明嘉靖中叶以后,下河地区经济整体趋于衰败,同时局部地带却保持着持续性商业繁兴,对此经济现象,学界尚乏系统考察。与以往基于环境、灾伤、漕运、盐业等视角的专题研究只是旁涉下河地区不同,本文以下河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地方社会与民生视角,正面考察该地水利、农业、商业、盐业及百姓生活情状等历史面相,清晰呈现地区经济面貌的具像图景与变迁轨迹,藉以提炼影响下河经济演变的诸种要素,追问形塑该地经济格局的根由。最后以下河为个案,试就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稍作申说。大致结论为:明中叶以来下河水利环境的恶化是国家政策逐步推演实践的结果。明代治黄以保运为先,造成淮河入海通路被侵占,遂使淮扬运道、祖陵与下河地区同罹水患。鉴于祖陵、运道对皇室与国计的特殊意义,下河被迫成为排泄区。清廷虽曾积极救治下河水利,却未能变更下河作为排泄区的角色设定,主要原因在于固守保运通漕政策,而缺乏稳定的资金投入能力及有效的统筹管理机制,则进一步削弱了下河水利的治理效能。由于水利环境难以根本改善,灾伤频发,使得作为下河主导产业与经济命脉的农业生产面临着巨大阻碍,具体表现在田地大量损毁、耕作效率低下、种植制度与节奏变动引发的产能减损、再投入能力弱化等多个层面。就农业收成评估,晚明多属欠年,清代黄河北徙前欠年亦占据近半光景,下河农业根基被彻底动摇。下河发达的内外交通网络,为商品流通与贸易开展提供了便捷条件,商业得以发展。但其发展也面临着运河商贸波动、商品附加值低、商品生产缺乏稳定性等限制性因素。尤其是生产稳定性的缺乏直接导致了下河商品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双重萎缩,商业发展只能更多地倚赖交通优势带来的规模性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形成的强劲消费。这不仅导致下河经济与商业活动空间龟缩一隅,也放大了商业发展的潜在风险。下河部分人口、土地资源被规定用作盐业生产,但在国家政策框架下,下河百姓却难以从盐业中获利。无论是“食盐”还是“肩挑背负”政策,皆属蝇头微利;盐商通过善举将部分盐利分润于下河,但却不构成对下河经济的有效“反哺”;下河百姓以及外来人群的勾连贩私,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秩序的稳定。从付出与回报角度考量,盐业并不因下河“所有”而构成天然的优势发展资源。资源对于资源所在地的意义主要取决于国家对资源的利用与分配机制。由明入清,下河百姓承担的赋、役负担皆有所减轻。依托于宽广的水面,以及河工、盐业、漕运释放出来的工作机遇,失地百姓尚有多种谋生途径可供选择,但大多数生活贫苦。国家的蠲赈举措虽能缓解灾伤引发的民生伤害,却无力兜底因政策性致灾造成的民生窘境,亦无法扭转下河整体衰败、贫困的命运。下河士绅曾力图改变地方的生存窘境。在水利方面,他们虽明了致灾缘由并有所申说,但却深知事涉国计,并未对国家泄水行为本身进行强烈抗拒,终难达成整体改善水利的目标。赋税减免的努力成效则基本取决于国家财力是否许可。可见下河士绅面对水利环境恶化及由此引发的地方窘境及衰变命运,实属无能为力。整体而言,环境、国策与地方士绅构成了理解下河经济演变的要素。环境是下河经济演变的基础。该地交通、稻作、盐业等优势皆基于环境生成,这既构成了下河经济演变的底色,也成为国家与下河发生关联的背景条件。下河因运道、盐业与国家经济密切关联,成为国家财赋的核心承载区域,这让下河经济演变在环境禀赋之外,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下河因保运政策被迫成为泄水区,农业因之衰败,地区经济失去了自主造血的能力。基于漕运政策带来的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带动了商业的勃兴,但同时泄水也让下河失去了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难以充分利用交通优势构筑起广泛的商品交流,商业繁兴局促一隅。最终,基于国家政策形成的局部商业繁荣与政策性泄水引发的下河农业衰败交织共存,构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两层皮现象。下河被规定为盐业生产提供资源,但却被排斥在盐利分配格局之外,纯然成为盐课提取地。而维护运道及驿递供给则给下河百姓带来了极大负担。另一方面,国家治水形成的间歇性水文环境改善、漕盐运带来的谋生机会以及国家的积极蠲赈举措,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农业衰败引发的生存危机,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但国家政策造成的消极恶果与积极成效不可等量齐观,毕竟在国家政策的作用下,下河百姓陷于普遍贫困,地区经济也因此衰败沦落。国家的积极作为只是履行维系地方秩序、保障民生最低生存底线的职责,而非助力地方摆脱贫困状态。下河士绅试图改善地方生存窘态,然收效甚微,根本无力左右该地的经济面貌与发展态势。对明清下河经济而言,国家政策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下河的历史演变,构成了帝制时代基于国家政策与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变迁的典型个案。这提示区域经济受制于国家大的经济结构,多扮演国家既定性经济角色,本身并不具备脱离国家而独立演进的能力与途径,所以区域史研究需放置于全国性经济结构中进行审视,充分考量“国家”要素。下河士绅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有限,并未表现出对地方的支配性影响,下河因此绝非“士绅社会”。如此,在对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关系解读时,既不可强行谋求统一的解释模式,也不可将单一区域模式推演、默认成全国模式。至于何为帝制后期地方社会的支配力量,可能还需更多的个案呈现,方能周至论说。

魏宁楠^[10]（2019）在《明代福州林浦林氏家族与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代林浦林氏家族以“七科八进士,三代五尚书”蜚声遐迩,是福州府重要的科举与文学家族。该家族兴起于明永乐年间,经林元美、林瀚、林庭?、林庭机、林燫、林烃等,家族声望达到鼎盛。入清之后,林氏科第香火不绝,只是在仕宦上早已不复往日的辉煌。本文以明代林浦林氏家族与文学为研究对象,旨在勾勒还原明代林氏家族的历史地位以及探讨明代林氏家族成员的诗文创作成就。明代林氏家族的核心人物是林瀚,其奠定了林氏经史传家的文化传统,经其子孙世代相继,形成较为稳定的家族文化传统。林瀚治《春秋》,林氏子孙也大多治《春秋》经。林瀚入翰林院编修国史,其子孙林庭机、林燫踵武其后,也相继进入翰林院。在子孙婚配问题上,林瀚拒绝豪贵之家,以科举门第作为首要因素,确立了林氏选择姻亲的标准。在诗文创作上,林瀚温柔敦厚的文学观以及清新自然的诗学风尚也对林氏子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文学家族,有明一代,林氏代不乏人,能诗文者甚众。林瀚是林氏第一位走向全国的作家。成、弘年间,他与李东阳、吴宽、程敏政等翰林院作家往来密切。林瀚的诗文台阁特征明显,其诗歌风格雍容典雅,平正纡徐,其古文崇理尚雅,尊经重道。拨开林瀚馆阁词臣的身份,林瀚也是一位性格豪放洒脱的诗人。林瀚推崇李白的诗歌,擅长七律,其诗歌“豪壮”与“清新”并存。除此之外,林瀚也是制义文大家,他的制义文注意谋篇布局,文章波澜曲折。在句式上喜用长句、整句,风格沉稳庄重。正、嘉之际,郑善夫在闽中执牛耳,林瀚之孙林炫追随其后,是福州府重要的作家。隆、万之交,林庭机、林燫是福州府作家的代表人物。林庭机的诗歌按照创作时间的先后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阶段性特征比较明显。艺术风格大抵从清幽秀雅转向清新高远,又从清新高远转向悠远淡泊。庭机的古文关注军政要事,不仅内容富有史料价值,而且叙事有条不紊,论述谨严。林燫崇尚复古,诗歌取材范围上溯汉魏六朝,下至盛唐。其诗歌关注时政,针砭时弊,有诗史之称。林燫的山水田园诗以清新淡远见长。在句式上,林燫受到翰林宗陶之风的影响,多效法陶诗朴拙的句法,风格平易自然。其七古学习李白歌行的句法和气势,风格豪迈雄壮。林燫的古文创作尤为突出,大多谈论国家财政与军务边防,文章气魄与格局比较大。从艺术层面看,林燫延续了翰林作家学习欧文的传统,其古文学习欧文委婉纡徐的特点,风格典雅温婉,雍容不迫。万历中期,林烃与胡应麟、叶向高等名流频繁往来。林氏诗歌传至林烃也达到极盛,其诗博采众长,诸体皆备,艺术特色最为多元。四库馆臣认为林烃的诗集《覆瓿草》步趋后七子,旧调居多,新意殊少。结合胡应麟、叶向高、曹学佺三人对林烃诗歌的评价,以及林烃诗论中的闽地特色,可以发现,四库馆臣的这种评价是有失公允的。大体说来,林烃的五古情思细腻,七古豪宕纵横,五言排律富丽舂容,五律含蓄隽永,七律温厚和平,绝句清新俊逸。古文方面,主要论述与矿税弊政紧密相关的奏疏文,这些奏疏文体现了林烃作为儒家士大夫的政治担当与家国情怀。闽县林氏之盛在明代屡屡为人所称道,不仅见正史之《明史》,也见之笔记《万历野获编》。纵是文坛巨擘,也不忘为林氏添上一笔。王世贞《皇明盛事述》将林浦林氏选入“门宗仕宦”,与灵宝许氏、鄞县镜川杨氏等家族相并列。晚明邵捷春辑《闽省贤书》,更是将林浦林氏列为闽省第一世家,相比其它夸大的记载,这种评价是比较客观和恰当的。

二、公元2008年 戊子〔鼠〕年(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公元2008年 戊子〔鼠〕年(闰)（论文提纲范文）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明清藩封体制视角下的朝鲜王朝国家机构（论文提纲范文）

（3）明代募兵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郭正域年谱（论文提纲范文）

（5）“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咫村词社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7）法律视域下的宋代医药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北周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明代福州林浦林氏家族与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公元2008年 戊子〔鼠〕年(闰)（论文参考文献）

•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D]. 孔令通. 吉林大学, 2021(01)
• [2]明清藩封体制视角下的朝鲜王朝国家机构[D]. 刘波.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明代募兵制研究[D]. 王慧明.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郭正域年谱[D]. 刘晓慧. 兰州大学, 2021(02)
• [5]“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D]. 李敏. 兰州大学, 2021(09)
• [6]咫村词社考论[D]. 赵月.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7]法律视域下的宋代医药问题研究[D]. 李超. 河北大学, 2020(03)
• [8]北周文学研究[D]. 高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1)
• [9]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D]. 李小庆.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10]明代福州林浦林氏家族与文学研究[D]. 魏宁楠.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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