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费改革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农村税费改革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问题及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郜清攀^[1]（2019）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农民群体的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升级。而当前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落后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却愈益无法满足农民群体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要。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农业农村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同时,也为当前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新目标、新要求,使人们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认识水平上升至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乡镇政府处于国家与农村社会交互作用的关键节点,是连接政府与农民的中枢和纽带。乡镇政府作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组织者、协调者和践行者,不仅负责各项具体农村公共服务政策的贯彻落实,而且决定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方向和总体水平。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对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乃至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现阶段,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服务内容结构性失衡、服务供需脱节以及服务效能滞后,成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实现农业农村全面振兴的制约因素。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从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意义出发,以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与其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之间的互动机理为依据,系统分析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现状及能力不足表现的考察,从不同视角探析了造成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加强基层政府改革的实践经验,以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目标要求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本文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对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等进行了阐释。第二部分为论文的主体部分,由五章内容构成。第一章,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理论成果,详细考察了政府、乡镇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等概念。基于乡村振兴的概念、内涵与基本要求,全面考察了新时代新矛盾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渊源、现实依据、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并从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分离理论、服务型政府理论以及治理和善治理论等多个角度阐释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从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以及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第二章,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分析。基于“要素构成—内部结构—外显结构”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从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两个维度系统考察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结构,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要素条件的检视,深入透析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与其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之间的互动机理。在此基础上,以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目标和理念为指导,从静态（结果）和动态（过程）两个维度设计了一套用以测量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三章,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运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基层群众的服务需求、满意度和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三个方面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在不同服务领域的具体表现进行系统考察。立足于实证分析的成果,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质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等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基于当前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困境,从政府职能定位、财权与事权关系、考评机制、供给方式、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系统阐释了造成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深层次原因。第四章,对国内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与经验启示的分析。基于比较研究的视角,结合国内外不同地区的实践,详细探讨了国内一些乡镇政府在公共服务集约化、市场化、民主化、信息化等多个方面的改革实践,以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为例,从政府向市场放权、政府之间放权、政府向社会放权三个维度,系统考察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服务市场化、分权化、社会化改革等领域的实践创新。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上述实践在政府组织机构改革、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政府间权责划分以及社会组织培养等方面对现阶段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启示。第五章,以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发展理念为指导,明确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目标要求和基本原则,进而从乡镇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人才队伍建设、服务供给机制、服务供给模式等多个层面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出针对性措施。第三部分是结论部分,从整体上对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概况、总结及展望。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可分为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内部结构是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本身所凭借的权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要素。外显结构表现为两个方面:从服务结果来看,包括乡镇政府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社会保障服务能力、文化教育服务能力、生态环境服务能力、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和公共安全服务能力。从服务过程来看,包括乡镇政府的民意聚合与甄别能力、资源获取与配置能力、公共决策和执行能力、监督问责与评估能力、民意诉求回应能力。第二,影响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包括体制性要素、制度性要素、主体性要素、策略性要素四个方面。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形成就是通过乡镇政府的体制性要素、制度性要素、主体性要素以及策略性要素的有机结合和共同作用,将政府潜在的权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各种资源转化为政府各种外显公共服务能力的过程。第三,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现状的分析可知:从服务内容来看,首先,医疗卫生条件、养老保障服务、公共卫生安全以及污水治理属于基层群众最关心同时也是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差的领域;其次,道路交通、基础教育、合作医疗保险属于基层群众比较关心,同时也是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强的领域;再次,在水电气供给、社会治安、生产安全、贫困救助、农田水利、垃圾处理、自然灾害防治等领域,基层群众的需求不显着,但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良好;最后,在法律援助、失业救济、公共文化、环境绿化等领域,基层群众的需求不显着,同时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差。从服务过程来看,乡镇政府在民意聚合与甄别、公共决策与执行、监督问责与评估、对民意诉求的回应等方面的能力表现尽管较为平衡,但普遍偏低,在资源获取与配置方面的能力存在明显不足。第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具体表现在:一是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规模不足,二是服务内容存在着结构性失衡,三是乡镇政府对公共服务职能的认识模糊清晰,四是服务供给脱离农村基层社会的实际需要,五是乡镇政府应对基层群众服务需求升级的能力不足。究其原因,制约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体制性因素包括乡镇政府发展定位不明确、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制度性因素主要表现为绩效考核与评估机制不健全;主体性因素主要是指乡镇政府服务人员的结构不合理以及整体素质和能力的欠缺;策略性因素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垄断公共服务供给,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单一。第五,针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路径,应当以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为目标要求,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促进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为基本原则,逐步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具体而言,一是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二是完善以服务为导向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三是加强乡镇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四是建立群众广泛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五是探索多元主体协同的服务供给模式。

张文雄^[2]（2016）在《宁夏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和稳定器,教育始终发挥着社会资源再分配的作用。义务教育是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基石,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从当前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现状看,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制约农村义务教育的重要问题。对于地处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以下简称为“宁夏”）而言,农村地区尤其是南部山区存在许多适龄儿童无法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情况,农村义务教育事业发展更是困难重重。关于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研究虽然成果颇丰,但大多研究较为宏观,对于局部的、微观层面的研究,尤其是涉及宁夏这样的贫困落后地区教育投入问题的研究较少。本文基于公共物品理论、教育财政均衡理论、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城乡二元理论等理论,使用宁夏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省级时间序列数据和区县级面板数据,运用文献资料法、定量分析方法、问卷调查法、比较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宁夏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支出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主要得到如下结论。第一,本文利用宁夏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财政投入的省级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了宁夏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支出的现状。本文发现:宁夏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但事业性投入则呈现下降趋势;对教育经费支出而言,宁夏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实际支出和预算内支出总额也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其中,事业型经费支出占比波动上升,基建和专项支出占比波动下降。第二,本文通过对宁夏农村各区县普通小学和普通初中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和生均预算内教育公用经费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相关系数和弹性系数的测算,发现宁夏农村义务教育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并不满足财富中立和财政中立,且宁夏农村义务教育生均经费支出对地方财富水平和财政能力的依赖程度非常高。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无论是生均预算内教育公用经费还是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宁夏农村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的财富不中立的程度要远远高于财政不中立的程度。第三,本文基于县级层面数据,使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和系统广义矩占计方法的估计结果表明,宁夏农村普通小学和普通初中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和生均预算内教育公用经费,均不满足财富中立和财政中立,且宁夏农村普通小学和普通初中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财富不中立的程度要明显高于财政不中立的程度。地方政府财政自给的程度越高,政府汲取财政收入的能力越强,义务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水平越高。此外,财政转移支付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对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水平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专项转移支付占财政转移支付的比重对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水平并不存在显着的影响。最后,本文指出宁夏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其一是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滞后且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占教育经费总投入的比重偏低甚至出现下降;其二是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区域内部差距十分明显,城乡差异依然显着,同其他发达地区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差距逐渐拉大;其三是义务教育财政投入对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水平的依赖程度过高;其四是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促进功能并未有效发挥。基于以上研究,文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将宁夏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主体从区县级上移至省级,充分发挥省级政府对宁夏农村义务教育的统筹作用,不断加大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对贫困落后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二是在城乡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推动和落实“义务教育经费可携带”,建立“钱随人走”的经费保障机制;三是加快建立、完善的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宁夏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提高宁夏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比重;四是健全宁夏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长效机制,用规范的教育财政制度保障宁夏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

汪传艳^[3]（2014）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政府财政责任不明确、农民义务教育负担过重等问题是长期困扰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难题。2005年,我国颁布了《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从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教科书费、补助贫困寄宿生生活费、提高公用经费保障水平、建立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及巩固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等几方面入手,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此次改革对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以城镇化发展为背景,立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发展的现实需要,通过大规模问卷调研和访谈,探讨了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改革工作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剖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新机制改革工作的建议。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理顺了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投入责任关系,保证了农村中小学校日常运转、减轻了农村家庭经济负担、确保了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然而,此项改革还存在诸多问题,这其中既有改革过程中操作不规范的问题,也有机制设计不合理的问题。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新机制改革保障范围不全。新机制改革保障范围主要包括四项内容,许多需要正常开支的项目如代课教师工资、后勤人员工资、中心校运转资金、配套设施建设资金、债务偿还及学校维稳费用等项目都未被考虑在政策范围内,导致农村中小学校公用经费不足或造成违规列支行为。（2）公用经费拨付方式不合理。我国按照学生生均人数单一的拨款方式对学校规模、学校类型、地域类型及教育政策、教育目标等影响学校发展的内在因素及外在因素考虑不够,客观上造成部分地区、部分学校公用经费不足。其中,农村小规模学校、寄宿制学校及高寒地区学校最为严重。（3）公用经费拨付总额不足。总体上看,公用经费拨付额度仅能维持最基本的运转需要。公用经费不足的具体体现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高寒地区主要体现为取暖费不足；中部地区主要体现为日常运转资金不足；东部地区主要体现为接收农民工随迁子女资金不足。（4）贫困寄宿生补助政策的实施存在地区差异,补助比例、受惠群体范围及补助方式均存在不合理之处：补助比例过大或过小,不能适应实际需求；部分群体因政策因素被排除在外；一次性发放现金的方式造成资金利用低效。（5）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呈现出“中部塌陷”格局。较之其他地区,中部地区的县级财政在各项目的责任分担上均承担了更多的投入责任,但经济发展水平及中央政府资助力度均赶不上其他地区,从而使得中部地区的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落后。（6）政府间的财政责任划分不合理。对具体项目而言,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对“分项目”的责任划分存在错位现象,将占义务教育经费大头的教师工资交由县级财政负担；而将不易核定、需要因校制宜的校舍维修改造资金交由省级财政负担。这种责任划分方式导致教师工资保障机制及校舍维修改造机制成为新机制改革成效最低的两项内容。（7）“问题导向型”改革方式对社会时代背景考虑不够。“问题导向型”改革方式拘泥于解决过去体制下存在的问题,缺少对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及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的考虑。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农村学校布局及农村学生上学方式、就学地点都有了较大变化,新机制改革执行“城市”、“农村”两种不同的标准,使得部分农村学校、部分农村学生无法分享改革利益。通过上述研究,研究者认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改革应立足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发展的实际需要、立足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建立科学、合理的拨款方式,进一步理顺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将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维持运转的正常开支项目全部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内。

马佳^[4]（2013）在《农村税费改革对我国乡村治理影响研究》文中认为税收是国家为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根据法定的标准和程序,参与国民收入分配,依法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而农业税收,顾名思义,是指专门面向农业生产和农民而征收的税负。在实践中,这部分税负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直接或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税收,包括农业税及附加、牧业税以及农业特产税；二是我们通常所称的各类非税负担,具体包括村提留、乡统筹、农村教育集资、农村“两工”（劳动积累工及义务工）以及行政事业性收费和事实上存在的“三乱”（乱收费、乱集资和乱罚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三乱”与上述提到的“三提五统”以及“两工”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并不是符合政策规定的合法负担,而是部分基层政府依靠滥用强制力而获得的一种收入,尽管存在不合法,“三乱”却占到了农民负担的10.2%——12.2%之间。因此,在研究中不可忽视。本文正是以上述基本概念为研究基础,以2002年以来,全国范围内开始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直到2006年全国免征农业税并为巩固税改成果进一步开展农村综合改革工作这一事实为研究内容,具体考察、分析农村税费改革及后续相关改革工作对我国广大农村,尤其是对以山西省和顺县为代表的典型山区贫困县（财政上主要依靠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农业税占全县的预算收入比例高；自然资源匮乏；缺乏有效的经营性收入）的政策效果如何,实际执行力如何,在实践执行中是否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阻碍,以及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对我们今后的工作又有怎样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方远^[5]（2013）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变革路径考察 ——以制度变迁理论为研究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农村社会发展状况,农业生产经营水平,农民生活质量等一直是国家关心的重大问题。正因为如此,党和政府所治理农村的基本政策发生了几次重大的变化,农村改革时有发生。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大地上先后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农村综合改革,以及新时期农村综合改革。这些改革并不都是有效的,有些带有“运动”性质的变革甚至阻碍了农村的进步,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都改变了农村的生产经营制度进而使得农村的基本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变迁。因此,本文以制度变迁理论为研究视角,将建国后农村所经历的变革路径纳入制度变迁理论的考察框架。尤其是对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大地所发生的三次重大改革进行了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着重从制度变迁的动因、制度变迁的过程特征、主体特征、方式特征等方面对农村改革的变革路径做了具体解剖,并客观地分析了每一次改革的制度变迁视角下的成效与不足。最后,通过对我国农村改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性分析,得出几十年来我国农村几次重大变革的总体特点及发展趋势,并提出了未来新时期农村综合改革制度变迁的展望和理论建议。

何杰^[6]（2013）在《新世纪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执行考察 ——以江苏省L县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农村义务教育是我国国民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对提高我国农村人口素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长期存在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体制,导致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与城市义务教育之间产生极大的差距,农村义务教育成为我国义务教育发展中的“短板”。因而,在新世纪,对农村义务教育实施支持性教育政策,以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状况,已经成为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民生工程”。本文从政策执行的视角,对新世纪以来江苏省L县实施的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执行进行考察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当前支持性教育政策的特征和县域执行的路径进行反思与分析,并就支持性教育政策的有效执行提出建议。因而本研究在理论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实践上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本论文共七章。除第一章导论部分外,其余六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是对新世纪我国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政策的产生与行动以及个案县L县的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政策执行的总体性研究。第二章运用政策的“多源流理论”对支持性教育政策的产生背景和动因进行分析与揭示,并对国家和江苏省自新世纪以来实施的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进行梳理,同时分析这些支持性教育政策执行所取得的总体成效。第三章是对研究个案县江苏省L县的总体性描述。通过对江苏省L县的社会经济发展、教育变迁以及教育的现状描述,为支持性教育政策在L县的执行寻求历史和现实的土壤。同时对L县当前的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行动与成效进行整体考察。第二部分包括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在这三章里,笔者从政策执行的视角,结合问卷调查和访谈的资料,依次对L县的支教政策、支持农村留守儿童发展政策、支持农村义务教育现代化政策的执行及其取得的积极成效、政策执行中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产生政策执行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在第四章里,L县的支教政策执行出现支教动机异化、支教缺乏针对性、支教管理上的“真空”、人情在支教考核中的渗透等问题,研究者认为其在于支教政策执行中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农村学校在支教政策中的“失语”、支教执行评价主体单一、支持政策能力有限等原因所致。在第五章里,L县在支持农村留守儿童发展政策执行中之所以出现政策执行主体转移、对学校能力的过分依赖和对教育资源的分割利用等三个问题,研究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把政策的目标群体真正置于关爱支持的“中心地位”。在第六章里,通过对政策链条上的县政府、教育局、镇政府、学校的政策执行考察,研究者认为需要关注政策县域执行过程中因县域内的“非话语权力”而导致的政策执行权力重构和关系运作现象。第三部分为第七章。本部分研究是对前面研究的反思与建议。首先,研究者总结了支持性教育政策特征,研究者认为,支持性教育政策作为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性政策,其政策特征体现在政策理念从促进义务教育的平等走向均衡、中央和省级政府逐渐成为政策的责任主体、政府财政成为执行的经费投入主体、政策调整对象逐渐多元化、城市教育对农村教育的政策支持力度明显加大等五个方面。其次,研究者对支持性教育政策县域执行的行政驱动和民间驱动这两种典型的政策执行路径进行反思,分析了这两种政策执行模式的利弊。最后,研究者对支持性教育政策县域的有效执行提出建议,研究者认为,支持性教育政策县域的有效执行,不仅需要构建支持性教育政策县域执行的整合推进模式,而且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强化支持性教育政策执行自由裁量权的伦理控制、完善支持性教育政策的县域运行机制、改善支持性教育政策的县域执行环境。

徐福伟^[7]（2012）在《我国乡镇公共财政困境成因分析与对策建议》文中研究说明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刚性支出增长较快、机构膨胀及人员增加过快、财政体制不健全等诸多原因,我国部分乡镇公共财政处境较为困难,这已成为现行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中突出的问题。自分税制体制改革以来,国家集中财力,为实施宏观调控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央与省的财政体制亦日趋完善。但从乡镇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的现实运转情况看,仍存在着不少不足。随着“三提五统”,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及附加等农村税费的取消改革政策的推行,乡镇公共财政减收很大,收入与支出矛盾日益突出,各种问题逐渐显现。因此,怎么缓解我国乡镇公共财政困难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事宜。随着我国陆续出台一系列具有保障性和激励性的政策,对于缓解当前乡镇公共财政困难状况起到了一定的带动作用。同时,县域经济不断发展,各地乡镇公共财政不断扩大收支规模,乡镇公共财政总体竞争力力不断提高。但乡镇公共财政困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基层财政减收增支因素逐渐诸多,加剧了我国部分经济落后县乡及乡镇公共财政困难。本文采用理论研究和探讨与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课题进行研究与论证,以我国部分省份及基层地方为调研点,从公共财政基本理论的分析研究入手,开始界定公共财政收支范围,同时,运用制度经济学与财政学的理论和实际案例及具体数据进行全面论述。在调研和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各地财政困难情况,进行较为具体的分析研究,从缓解和解决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下乡镇公共财政困难这一视角对此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后农业时代,我国部分乡镇公共财政现状、困境表现及负面影响、乡镇财政困境成因、缓解和解决困难的对策建议。自税费改革后,乡镇的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深层次问题依然没有很好的解决,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社会事业发展投入不足,不合理收费现象依然存在,农民负担反弹的隐患远未消除等。同时,改革的实施还诱发出一些急需解决的新问题,如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体制的配套改革艰难,农村基层组织运行困难,乡村债务问题日益突显等等。本文以现行经济体制下的乡镇公共财政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对新形势下乡镇基层组织运行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予以分析研究,并有的放矢地提出应对之策。笔者认为解决乡镇财政困境必须从创新体制、发展经济内源动力、完善转移支付、消除债务等方面考虑。

刘靖^[8]（2010）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政府保障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对策研究》文中提出当前,在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着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的重要发展时期,农村的和谐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稳定,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对农村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为农民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新农村建设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建立覆盖广大农村、惠及七亿农民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系,甚至可以说新农村建设的过程就是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与完善的过程。尤其是面临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有效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是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农村安全稳定、提高农民生产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所以从政府管理角度研究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对策的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对现有国内外文献资料的认真梳理,诠释了农村公共物品的含义与特征,界定了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标准;通过纵向的分析考证,理清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对策的历史演进;通过大量的数据积累,分析了我国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对策的成就与不足;通过对政府现行供给制度、供给职能、供给模式、供给机制等的深入分析,探寻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对策缺失的根源;最后,运用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与研究成果,提出了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政府保障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对策建议——“统筹发展、分权改革、多元供给、供需平衡、效能升级”,主要包括:统筹城乡发展,建立城乡均衡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转变政府职能缺位现象,理顺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转变政府单一供给渠道,建立多元化的供给模式;转变“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建立农民的需求表达机制;转变涉农资金管理混乱状况,提高涉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黄丽华^[9]（2008）在《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文中认为有关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研究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现实课题。之所以有如此判断,一方面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公共产品就严重缺失,另一方面它也与目前受到社会普遍关注的三农、民生等热点问题密切相关。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宏观指导,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激励理论等分析工具对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尽可能客观地描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轨迹,剖析了制度变迁的诱因、各个时期供给制度的主要特征、绩效以及存在的弊端。并在描述、归纳了瑞典等国家有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经验的基础上,针对目前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从供给主体、筹资机制、激励机制、公共选择机制等几大侧面,由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由正式制度到非正式制度,为今后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制度安排提出了系列操作性较强的对策与建议。

郭相宏^[10]（2008）在《失范与重构 ——转型期乡村关系法治化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中的“乡村关系”也可以表述为“乡—村关系”或“乡、村关系”,就是指乡镇一级基层政权和村级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这种用法也是学界的惯例,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乡村”。“乡”即乡镇一级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村”即以村民委员会为代表,行使自治权。乡村关系体现的是“乡政”与“村治”之间的关系,就其实质而言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府和农民的关系。在基层管理体制中,代表国家行使行政管理权的乡镇政府和代表村民行使自治权的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是实现乡村治理的最重要的因素。乡、村两级组织是实现国家意志和保障农民利益的节点,乡村关系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晴雨表。本文结合作者的实地调查,并借鉴他人的相关研究资料,选择村民自治背景下乡村关系的失范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同时,将范围限定在农业型乡镇政权和农业型村级组织之间的乡村关系,这类乡（镇）、村是全国乡（镇）、村的主体部分,并且乡（镇）、村之间关系复杂,矛盾冲突多,是实现农村政治现代化的难点所在。乡村关系的失范涉及诸多因素,本文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做一个全景式的描述与分析。本文把乡村关系放在中国宏观制度环境中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从国家法的立场阐述村民自治背景下的乡村关系,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之中考察乡村关系的失范。在结构安排上,全文除引论和结论外,其余五章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在第一章“国家法秩序中的乡村关系”中,首先梳理了自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大致经过的三个阶段,即乡政权制时期（1949-1958年）、人民公社时期（1958-1983年）和乡政村治（1983年至今）时期。第一阶段奠定了乡村关系的基本结构,是一种乡、村政权“共治”结构的发展。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实现了国家对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及其他一切领域的控制,农民失去了经济自主权而依附于农村集体,农村集体组织进一步成了依附于国家的一级单位,从而保证了国家对农村的资源汲取。直至今天,人民公社体制的影响仍然存在。乡政村治模式就是“乡镇政权+村委会制”。乡镇是国家的基层政权机关,乡镇以下的村庄,依法设立村民委员会。1982年宪法确认村委会是农村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1987年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明确规定了村民委员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是被指导和指导的关系,而不是行政隶属关系。这就用法律划定了二者的界限。村委会成员由村民选举产生,由村民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定、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来自主管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其他组织和政府无权干涉。村民自治凭借国家法的认可和支持而得以推广,却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乡村关系的失范表明,国家法遭遇到“法律不能”的困境。第二章至第四章构成第二大部分,抓住乡村关系中至关重要的政治因素（乡村关系的行政化）、经济因素（土地权利）和制度变革因素（税费改革）对乡村关系的失范进行深入剖析。第二章“乡村关系的行政化”揭示了乡村关系行政化的典型表现及其原因。行政化奠定了乡村关系的基本格局,也是乡村关系失范的突出表现。直接干预选举、实行村财乡管是乡镇控制村委会的人事任免权和财务管理权的举措;对村委会、村干部制定各种目标和任务、进行各种考核和考察以及派驻“包村干部”等措施将村委会的利益和乡镇利益捆绑在一起,村委会很难实现自我管理,村民也难以做到民主监督。于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乡村关系的规定便遭到破坏,弱化了乡村的新型指导关系,强化了传统的领导关系,不符合村民自治的基本精神。乡村关系的行政化是国家“压力型体制”作用的结果:上级总是想办法将压力传递到下一级,乡镇政府无可遁逃地承担起完成上级任务的角色。在失衡的国家城乡发展政策支配之下,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的基本格局仍未得到根本改观,农业依然在为城市和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提供廉价农产品和原料。乡镇政府作为国家从村庄汲取资源的工具,既要完成国家任务,又要满足自己财政支出的需要,解决财政困难,还要维护乡镇滋生的自我利益等等,都促使其加强了对村委会和农民的控制。第三章“土地权利:在国家与农民之间”主要通过土地权利来探讨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土地征用极大地扭曲了乡村关系,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越了乡村关系的范围。现行法律规定: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最为密切,而他们却不能拥有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制度和《土地承包经营法》只是赋予农民对土地有限的使用权,而处分权属于土地主管部门。这种所有权、使用权和处分权“三权分立”的土地权利格局加强了国家所有权的优越地位,削弱了农民的土地权利,农民对于土地征用只能被动接受,而且得不到法律的有效补偿。同时,它为各种名目的税费征收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不仅如此,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在现实中无法解决究竟谁是所有人的问题。依据有关法律及实践,四个主体（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集体）都能够享有土地所有权,也有四个主体（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村内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小组）享有土地承包经营中的发包权。权利主体的混乱不利于对土地和农民土地权利的保护。国家法对土地所有人、发包人和使用人处分土地的任何行为都做出了严格限制,而对于国家征用土地却极少限制。《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现行立法对征收农民集体的土地具有明显的国家强制特征。征用农民集体土地完全是国家单方面的意志,农民集体无权亦无力与国家进行谈判,国家法律没有给农民集体留下丝毫余地。什么是公共利益,国家为了哪些公共利益就可以征用土地?对这些基本问题,法律规定付之阙如。现行法律对于土地征用的补偿,只是限于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以及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等,而土地所有权作为土地权利的核心权利却得不到国家法的补偿。这是明显不合理的。通过土地征用可以看到国家多重身份的冲突:规则的制定者（立法者）和执行者（执法者）、交易的一方当事人、纠纷的裁判者、部门利益的追逐者……使得国家对于征地这一行为享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且不说有些政府超越权限的行为,仅就已有的法律规定而言,国家对土地拥有的绝对优势地位就足以使农民土地权利处于弱小而保护不力的境地。如此一来,土地成了人人都想吃的“唐僧肉”,国家、各级政府及村委会都想从中捞取好处,于是农民眼中的“卖地”现象就愈演愈烈,农民土地权利受到的侵害就越来越大。充分说明,不受限制的权力会越来越膨胀,将权利的空间蚕食鲸吞。要保障农民权利,土地问题是核心。土地权利得不到保障,就无法改变乡村关系失范的局面。第四章“税费改革后的乡村关系”叙述了中央政府实行税费改革之后,乡村两级陷入财政危机,由此反思农民负担沉重的体制性原因。在传统社会,赋敛的征收是社会治理的秘诀。古代的很多税制改革或者变法乃至近代的国家政权建设,都与赋敛的需要相联系。人民公社体制成功地满足了国家向农民征收税费的需要,为国家的经济建设积累了原始资本。时至今日,这一功能依然为乡镇政权所继承。村民自治遭遇困境的主要原因是乡镇政府要维持支配性的乡村关系,其根本目的是把村级组织继续作为自己下属的一级行政组织,依靠村级组织来完成税费的收取、贯彻自己的意图、完成各种指令性任务。村民自治形式化跟农民负担问题化几乎是同步发生的,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结构性关联。它们都是基于向农民征税、收费的需要而竭力维持支配性乡村关系的两种表现。中央政府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巩固政权合法性,从2000年开始进行税费改革,从2006年取消农业税,乡村关系因之进入到“后税费时代”。然而,这种“并税除费”决不是治本之策,若无其他改革配合,对其“治标”效果也不能期望太高,要以历史上历次税费改革都绕不开的“黄宗羲定律”为鉴。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加剧了乡、村两级的财政危机,而危机则为乡村关系的根本性转型提供了条件。同时,乡镇政府向农民征收税费的“目标考核”压力也大为缓解,乡村治理工作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使乡村关系的变革和发展面临着新的历史契机。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跟进,单兵突进式的税费改革在并未完全解决农民负担问题时,却有可能正在造成新的治理资源的缺失。作为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三章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运用一系列鲜活的事例、枯燥的数字和冷峻的法条来剖析乡村关系的失范。通过对土地权利和税费征收的分析,丰富了对失范的理解和适用。既存在违反规范的“违法的”失范行为,也存在符合规范的“合法的”失范行为。失范并不意味着完全违背既有的规范,亦不是无法可依、无规可循;更严重的失范行为是在既有规范的前提下进行的,而这些规范往往具有“合法”的身份。尽管国家、基层政府和农民都有失范行为,而前两者有国家法和国家强制力的支持而具有合法性,农民虽具有道义的正当性却无力与之抗衡,各项权利难以获得制度化的表达和保障。评价失范不能仅以国家法作为标准,而应以公平正义为依据。国家的失范（在本文中突出地体现为乡镇政府的失范行为）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农民的失范行为大多是在国家力量挤压之下的被动反应。乡村关系的失范凸显出国家权力对农民权利的制度性挤压,不合理的国家体制已经成为转型期体制改革的主要对象。这也是贯穿全文的一个基本思想。第五章“法治化的秩序重建”是本文的第三部分。解决失范问题的前提是有规范可循,秩序重建需要以公平、正义、人权等具有普世意义的基本价值为取向的规范。这样,体制改革就提上了日程,也只有体制改革才能真正破解乡村关系的困局,进而解决转型时期的三农问题。有了良好体制保障的法治才会实现“良法之治”。三个方面的体制改革分别以平等、自由、权利为目标:这就是拆除“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制度壁垒以实现城乡平等,其主要内容是取消对农民的差别待遇,要实现城乡在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平等。同时,改革乡镇公共管理体制、把农民从对国家的身份依附中解放出来,使农民获得自由。这就需要撤销乡镇政府,建立农会组织,让农民拥有安排生产、自主经营的自由。此外,推动土地制度改革、恢复耕者有其田的传统,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财产权利是其他权利的基础,以保障财产权为核心,进而保障农民的各项权利,实现农民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是土地所有权的宪政意义,也是在农村重建法治化新秩序的起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实质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乡村关系的失范就是国家权力侵犯农民权利的外在表现。限制政府、保障民权乃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理念,也正是法治的内在要求。只有法治政府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欲达此目的,就必须建立以实现平等、自由,保障权利为目的、以公平正义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新秩序。这一自然演进和理性自觉的过程,也就是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

二、农村税费改革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问题及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村税费改革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问题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宁夏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农村税费改革对我国乡村治理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农村改革的变革路径考察 ——以制度变迁理论为研究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6）新世纪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执行考察 ——以江苏省L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我国乡镇公共财政困境成因分析与对策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8）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政府保障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10）失范与重构 ——转型期乡村关系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农村税费改革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问题及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D]. 郜清攀.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2]宁夏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研究[D]. 张文雄. 北京林业大学, 2016(04)
• [3]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研究[D]. 汪传艳.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7)
• [4]农村税费改革对我国乡村治理影响研究[D]. 马佳. 山西大学, 2013(02)
• [5]中国农村改革的变革路径考察 ——以制度变迁理论为研究视角[D]. 方远. 华中师范大学, 2013(S2)
• [6]新世纪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执行考察 ——以江苏省L县为例[D]. 何杰. 南京师范大学, 2013(01)
• [7]我国乡镇公共财政困境成因分析与对策建议[D]. 徐福伟. 东北农业大学, 2012(03)
• [8]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政府保障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对策研究[D]. 刘靖. 吉林大学, 2010(08)
• [9]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D]. 黄丽华. 吉林大学, 2008(12)
• [10]失范与重构 ——转型期乡村关系法治化研究[D]. 郭相宏. 西南政法大学, 2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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